陆河河田镇外国语学校:[野史乱弹]明朝的藩王（连载）

一 世系表
　　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推翻了元朝的统治，建立了明王朝，为了加强对各地人民的统治，有力地监督地方官吏效忠于朝廷，同时防止发生争权夺位的争斗，维系并巩固朱家王朝的统治，朱元璋推行分封制，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 朱元璋从洪武三年至洪武十八年（公元1370—1385年），先后分封诸子为王，分镇各地，使皇权不陷于孤立。朱元璋有子女42人，其中皇子26人，除长子朱标被立为皇太子、皇二十六子朱楠出生刚满月就殇亡外，其余24人均封为亲王（一字王）。其中皇八子朱梓，洪武三年封潭王。十八年就藩长沙。朱梓“英敏好学”，善作文章。在长沙时，他常召集王府儒臣饮酒赋诗，亲自评品其高下。他温文儒雅，“有恩于民”。其时，朱元璋大兴党狱，法网森严。，谭王妃的父亲都督於显，哥哥宁夏指挥於琥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坐胡惟庸案被杀，朱梓惶恐不安。朱元璋派了使者安慰，并召他进宫，朱梓非常害怕，就和王妃於氏一道自焚而死，没有儿子，撤消了封地。朱元璋的儿子们大多数不是野心勃勃便是残暴荒淫，好不容易有这麽一个温文儒雅，安分守己的，却不得其死。很多后人都为他抱屈，如永乐，洪熙，宣德三朝元老名臣夏元吉，公安派的创始人袁家三兄弟中的老三袁中道都写有悼念的诗篇。皇九子朱杞，洪武三年受封赵王，第二年去世，年仅三岁。
　　朱元璋考虑随着子孙繁衍，可能会名字重复，于是亲自为子孙们制定了取名命字的原则和方法。他为有后代的23个儿子，从孙子辈算起各拟定了20个字的后代世系，每个字为一世。几子孙初生，由宗人府依据世次顺序取双名，双名中的前一个字即太祖所取，后个字则必须是一个以五行做偏旁的字，五行则以“火、土、金、水、木”为顺序，“火”为朱元璋孙子辈命名所用偏旁，以下依此类推。在朱元璋为23房子孙所取派语分别是：
　　太子房：允文遵祖训，钦武大君胜，顺道宜逢吉，师良善用晟。
　　秦王房：尚志公诚秉，惟怀敬谊存，辅嗣资廉直，匡时永信惇。
　　晋王房：济美锺奇表，知新慎敏求，审心咸景慕，述学继前修。
　　燕王房：高瞻祁见祐，厚载翊常由，慈和怡伯仲，简靖迪先猷。
　　周王房：有子同安睦，勤朝在肃恭，绍伦敷惠润，昭格广登庸。
　　楚王房：孟季均荣显，英华蕴盛容，宏才升博衍，茂士立全功。
　　齐王房：贤能长可庆，睿智实堪宗，养性期渊雅，寅思复会通。
　　鲁王房：肇泰阳当健，观颐寿以弘，振举希兼达，康庄遇本宁。
　　蜀王房：悦友申宾让，承宣奉至平，懋进深滋益，端居务穆清。
　　湘王房：久镇开方岳，扬威谨礼仪，刚毅循超卓，权衡素自持。
　　代王房：逊仕成聪俊，充廷鼐鼎彝，传贻连秀郁，炳燿壮洪基。
　　肃王房：瞻禄贡真弼，缙绅识烈忠，曦晖跻当运，凯谏处恒隆。
　　辽王房：贵豪恩宠致，宪术俨尊儒，云仍祺保合，操翰丽龙舆。
　　庆王房：秩邃寘台鼒，倪伸帅倬奇，适完因巨衎，骘眷发需毗。
　　宁王房：磐奠觐宸拱，多谋统议中，总添支庶阔，作哲向亲衷。
　　岷王房：徽音膺彦誉，定幹企禋雍，崇礼原谘访，宽镕喜贲从。
　　谷王房：赋质僖雄敞，丛兴阐福昌，笃谐恂怿豫，扩霁昱祯祥。
　　韩王房：冲范徵偕旭，融谟朗璟逵，亶韶愉灏慥，令绪价蕃维。
　　沈王房：佶幼诠勋胤，恬珵效回瑝，湜源諲晳暐，圭璧澈澄昂。
　　安王房：斐序斌廷赏，凝覃浚祉襄，恢严颛辑矩，缜密廓程纲。
　　唐王房：琼芝弥宇宙，硕器聿琳琚，启龄蒙颂体，嘉历协铭图。
　　郢王房：伟闻参望奭，箴诲洎皋夔，麒麟馀积兆，奎颖晔璇玑。
　　伊王房：颙勉諟訏典，褒珂采凤琛，应畴颁胄选，昆玉冠泉金。
　　朱元璋长兄朱兴隆的儿子朱文正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立有大功。后来因为居功自傲，并且有谋叛的嫌疑，被朱元璋贬废，郁郁而终，留下一个年仅四岁的儿子朱守谦。洪武三年朱元璋封九个年龄较大的儿子位亲王时，同时封十岁的侄孙朱守谦为靖江王。二字王是郡王，比亲王低一级，但靖江王比较特殊，位置介于亲王和一般郡王之间，朱元璋也为朱守谦的子孙取了派语 ：赞佐相规约，经邦任履亨，若依纯一行，远得袭芳名。
　　根据这个世系表，容易查得某个明朝的皇族属于哪一房，是第几代。清初曾经据此追杀过大量明朝的皇族，特别是最后几个皇帝的后代（近支子孙）。雍正年间进行大赦，朱元璋的后裔才安定下来。现在甚至还可以依据这个世系表验证某一朱姓人是否朱元璋的后代。清初四大画僧中有两个是明朝的宗室皇族。其中八大山人朱耷，又号雪个，明宗室，谱名统(上林下金)。从他的名字第一个字为统字，第二个子带金字旁查世系表可以知道他是第一代宁王的八世孙即朱元璋的九世孙。石涛，又号大涤子，名若极，小名阿长。查世系表正是第一代靖江王朱守谦的十一世孙，他的父亲是亨字辈的末代靖江王朱亨嘉。在石涛作品上，常盖有「靖江後人」白文方印，或「赞之十世孙阿长」朱文长方印，以怀念他的十世祖第二代靖江王朱赞仪。因为赞仪恭慎好学，永乐元年才能恢复朱守谦因触犯《祖训录》，亲近小人，毒害百姓等先后两次被废的郡王爵位，并得以之国桂林，从此家族在桂林定居下来。
　　据说朱镕基也是朱元璋的后裔，从世系表中可以查到岷王房20字种第17字正是镕字，按五行排列，这一代子孙名字的第三个字应该是土字旁，因此朱镕基很可能真的是朱元璋第十八子岷王朱楩十七世孙。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生于洪武十一年（1378年），可推知岷王朱楩应该生于1380年左右。考虑到古人多子多孙，长子和幼子可以相差很大岁数，如太子朱标和他的最小弟弟伊王朱檥就相差三十来岁，朱镕基生于1928年和朱楩相差550年，十七代也完全是可能的。如果有双名朱姓的男子，你的或者你的父，祖辈，或者从家普查的上代姓名中间的字和上面某个20字派语最后几个字中某一个相符，第三个字的偏旁又和上述五行排序相符，大概可以肯定你是朱元璋的子孙。 二．分封制度

　　明朝设有宗人府，专门管理皇族本家宗室事宜。又有专门记载皇族宗室繁衍传递和生死娶葬的谱牒，叫做玉牒。玉牒每十年一修，由翰林院的官员专司其职，定期公布。
　　明朝宗室分为亲王、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奉国中尉8等。皇子封亲王，亲王封号用一个字的古国名或地名，如“秦”、“晋”、“荆”等。授金册金宝，每年的俸禄为一万石。王府设置以长史为首的官属，冠冕服饰，车旗仪仗，官邸府第仅比皇帝低一等。公侯大臣拜谒亲王要伏地拜谒，不能平起平坐。一般配属一支编制三千人的护卫队，作为亲王的警卫，多的配备三支这样的护卫队，称为赐三护卫，人数达到九千以至一万人（明史记载为多者至万九千人，到底理解为一万九千人，还是九千至一万人，未见前人明确说明，在下根据三护卫的说法，即使加上增配的军官和后勤人员也不应该超过一万人）。这些军人的军籍直接隶属于兵部，不归王府所在地的都督府管，这些部队是警卫王府的武警部队，不是正规军，而且这种部队的配备和战斗力远比正规部队差，实际上是保安队伍。不过最早朱元璋是分封熟悉军事的皇子在北方的军事要地，都可以干预军务，习惯上叫做“塞王”。封在太原的晋王和封在北京燕王，皆受命指挥边防大军，筑城屯田，大将军冯胜及傅友德，都曾受其节制，军中大事，二王可以直接奏闻。诸子中最有才能的宁王成人之后封在燕晋之间，更向北突出喜峰口附近的大宁，他的三护卫和配备的军官都是精锐之师，还可以指挥人数达八万之多的部队，和燕晋二王共同防御北边元朝残余势力。晋王死在朱元璋之前，宁王被朱棣剥夺了军事指挥权，移封到南昌，此后再也没有可以带兵的王爷了。
　　亲王嫡长子年至10岁立为王世子，授金册金印，如果世子先于亲王去世，则嫡长孙为世孙，世子，世孙冠服等制度同一品官，他们是亲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亲王的其他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的银册银宝，封为郡王。郡王封号用州县地名或古地名，一般为2个字，如“新平”、“广昌”、“乐安”等。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等制度同二品官。他们都是郡王位号的合法继承人。郡王的其他诸子封为镇国将军，郡王之孙封为辅国将军，郡王之曾孙封为奉国将军，郡王四世孙封为镇国中尉，郡王五世孙封为辅国中尉，郡王六世孙以下皆封为奉国中尉，世袭封号。这些宗亲子弟出生时须向专门掌管皇室宗族事务的宗人府请名，年长再请婚，食俸终生，死后复由朝廷祭葬。制度规定，宗室禄给标准，亲王禄米10000石，郡王2000石，镇国将军1000石，辅国将军800石，奉国将军600石，镇国中尉400石，辅国中尉300石，奉国中尉200石。公主及驸马2000石，郡主以下逐级递减。列爵封藩制度作为巩固朱家王朝统治一系列重大措施之一，在明代相沿无改，致使明宗藩世代蕃衍，朱氏子孙遍及全国。
　　为了维护皇室内部的秩序，朱元璋以祖训的形式严格规定了嫡庶长幼的继承顺序。所以朱棣攻下南京以后，朱允炆放火烧了皇宫不知所终，朱棣一口咬定朱允炆自焚而死，经过一番假惺惺痛哭流涕的表演后才登上皇位。毕竟还放心不下，郑和七次下西洋还有一个秘密任务就是到海外搜寻朱允炆的下落。朱棣的嫡长子朱高炽比较懦弱，人很胖，又有足疾，行动不便，朱棣一直不喜欢他，南下靖难和几次北征都是带着他的亲弟弟朱高煦。朱高煦也确实有几分军事才能，所以朱棣曾私底下答应传位给朱高煦。但是，最终还是朱高炽继承了皇位，除了朱高炽也有才干，靖难之役开始的时候带一万军队抵御李景隆的五十万大军的围城，硬是守住了北京；为人宽厚仁和，善于凝聚人心；朱棣特别喜欢他的儿子朱瞻基（就是后来的明宣宗）这些原因之外，朱棣怕违背祖训也是一个重要原因。首辅杨廷和选择朱厚熜继承皇位也是因为朱厚熜的父亲是明孝宗朱佑樘的大弟弟。后来引发的‘大礼议’，朱厚熜认为自己是继承祖父明宪宗朱见深的皇统（故称之为继统派），和朱佑樘无关，而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之所以敢和皇帝争论，也是因为根据祖训朱厚熜是作为朱佑樘的嗣子继承皇位的（故称之为继嗣派）。明神宗朱翊钧宠爱郑贵妃，很想把皇位传给她的儿子朱常洵，但是朱常洵有个哥哥朱常洛，尽管两人都是庶出，还是有长幼之分。朱翊钧一直不肯立太子，大臣们化了十几年工夫，首辅从申时行到沈一贯换了好几任才把朱常洛的太子名分确定下来。郑贵妃还不死心，让朱常洵呆在北京不走，首辅叶向高软硬兼施，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坚持把朱常洵弄到洛阳就藩。朱由检吊死景山以后，群臣都知道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不成器，但是按长幼的顺序只能拥立他为皇帝。南京陷落，唐王朱聿键，鲁王朱翊还都只敢称监国，不敢称帝是因为他们都是远支的宗室，只有桂王朱由榔是当时朱翊钧唯一活着的孙子，才有资格称帝。末代靖江王朱亨嘉不是朱元璋的子孙，也自称监国，就被瞿式耜抓起来，投入大狱幽死。皇帝的继承如此，亲王以下各级爵位的继承也是如此，后面将给出一个例子。
　　朱元璋在大封王子的同时，也采取措施提防藩王割据而威胁中央集权，所以虽然诸王分封各地，拥有王爵的称号，但是在藩府之外，没有封地和臣民，不得干预地方事务，即所谓“惟列爵而不临民，分藩而不锡土”。为了防止亲王和朝臣勾结，还规定亲王每三年才能到北京朝见一次。平时只能在藩府附近活动，外出要记录备案，不得离开藩府远游。配备给藩王官属中的长史之类主要官员，还负有监督藩王的任务，要定期汇报王爷们的表现。所以藩王们实际上只能关起门来称大王，出了府门就不能随心所欲地作威作福了。
　　由于朱元璋规定宗室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做官，也不得经商赚取钱财，他们生活来源就是上面所述的按不同爵位享受的多寡不一的年俸。亲王郡王们的日子当然好过，皇帝还赏赐给他们庄田。庄田制度是明朝的一项弊政，下面另行介绍这件事情。但是远支疏族的宗室因为失去谋生手段，就难以维持和皇族相应的体面生活。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不得参加科举考试的禁令被解除了，天启二年开始为宗室专门举行会试，叫做宗科。

　　三．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

　　 朱棣夺取皇位之后，为了防止以后其他藩王效尤，不仅剥夺亲王的军事指挥权，找借口减少亲王们的护卫，进一步限制藩王在王府之外的行动。对于违法的藩王予以申饬，严重违法又不听话的就废去王爵的位号，禁锢高墙，即软禁在位于凤阳的皇家禁闭所内。例如封在大同的代王朱桂，性情残暴，多行不法，在建文帝的时候就以罪废为庶人，直到朱棣永乐元年正月恢复爵位回到原来的封地。但是他恶习不改，朱棣在十一月赐玺书，训斥他说：“听说弟弟，纵容手下杀人取财，封地的老百姓甚苦，已经有好几个人告发上诉了，你怎麽不吸取建文时的教训呢？”接着命令有关部门，从现在起王府不得擅自役军民、敛财物，在听到有不法行为就严加处置。不久又有人告发朱桂，朱棣就公告列出他的三十二条罪状，召入朝，不至。再召，至中途，革去其三护卫以及缩减其官属。从此亲王们逐渐失去他们在朱元璋时代的权势，由屏藩王室的实力型贵族转化成为了寄生型贵族。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起兵夺位失败后，这种局面被进一步确立下来。
　　整个明王朝一代，朱元璋的子孙们封为亲王的83人，除了年幼殇亡未能确定封地共在全国各地建立了五十个亲王府。封为郡王至奉国中尉的，则多得不可胜数。有明一代，在这五十个藩王府系中，除去无子除封，因罪夺爵者外，均延续至明朝灭亡。两百多年间，共册封亲王289位、靖江王11位。其中8位未就藩即薨逝，10位因罪被废，24位至明亡时的末王或被起义军所害、或不知所终，未能按明代亲王规制修建陵寝。还有一位兴献王，因为儿子朱厚熜入继大统，陵寝升格为皇陵。其余246位亲王、10位靖江王均建有各自的陵寝。现在只有位于桂林的靖江王墓10座保存比较完好。
　　由于有优越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又不能参政带兵，整日无所事事，明朝的皇子王孙们，往往广娶妃嫔妻妾，繁育出众多的龙子龙孙。整个明朝时期，皇族宗室人口的再生产，表现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特点。如太祖朱元璋生育了26个儿子，其中23个儿子有后，仁宗朱高炽生了10个儿子，英宗朱祁镇有9个儿子，宪宗朱见深有14个儿子，世宗朱厚熜、神宗朱翊钧也各有8个儿子。晋王朱?的庶四子庆成王朱济炫一支，更为天下之最。朱济炫嫡孙第三代庆成王钟镒妃妾24人，共生44个儿子，加上女儿多达100多人。朱钟镒的孙子多达163个，其中，仅长子也即第四代庆成王朱奇浈所生，便多达70个嘉靖初年兵部尚书王琼还特地把这件事报告给朝廷，并被记入明史。朱钟镒的曾孙，更多达510个，这大概是古今中外繁衍最快的家族。据当时著名文人，后七子的首领之一王世贞（1526-1590）《皇明盛事》记载，还有一位庆成王生的儿子更多达100人，除长子世袭封王外，其余99人都封镇国将军。每次家族聚会，同父兄弟之间竟不能尽识。 如此高的出生率，使得明朝宗室的人口成几何级数不断增加、膨胀。
　　据史籍记载，明朝洪武年间（1368--1398年），明宗室人口才58人。到了永乐年间（1403--1424年），30年左右增加1倍，达到127人。而在嘉靖八年（1529年），玉牒中所载的宗室人口达8203人，100年间增加6倍。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又增加约1.5倍，达17661人。嘉靖年间，仅河南地区便有亲王5人，郡王80人，将军、中尉、郡主、县主、县君等共1890人，为天下之最。仅过16年隆庆三年（1569年）见存的亲王、郡王、将军、中尉以及未名未封者，共计二万八千四百九十一人，这还不包括皇族中的女性公主、郡主、县主等等。再过26年，到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157000余人。估计再过半个世纪后明亡的时候，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20万人，正如王世贞的《皇明盛事》中所说的是“千古所未有也”。
　　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光是按照前面说的标准发放禄米就使国家财政难以负担。比如这个朱奇浈，自己的郡王年俸是2000石，七十个儿子都拿镇国将军的年俸1000石，女儿县主和孙子辅国将军的年俸800石，国家每年支付给这一家子的禄米就超过十万石。，明王朝的皇族宗室成员，成为一种特权阶层和寄生阶层。这些龙子皇孙们，大都不劳而获，过着纵情声色犬马的生活。除个别优秀者对国家民族和世界文化的进步作出过特殊贡献外（下面将专门介绍），大都是一些只吃喝玩乐和没有出息的人。这样一个庞大的寄生集团对于当时社会所构成的压力之大，是不难想见的，而在这样一个庞大的贵族集团内部，也必然会出现分化，同样都是太祖的子孙，景况却大不相同了。势力较大的亲王、郡王享受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支系较远的宗室则不得不过着平民般的生活。尤其到明朝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些破落宗室所能够保持的政治地位，已成一纸空文，他们如果无法改变自身的经济地位，便只能像平民一样去谋求生路。于是宗室的地位发生了新的危机。
　　庞大的宗室，耗费了不知多少国家财富、民脂民膏，特别是明中后期，巨额的宗禄开支使人人的赋役负担日益繁重，也造成明王朝严重的财政危机。如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全国税粮总收入为2285万石，而各王府的岁禄开支就达853万石，占全国税粮总收入的37%，供养皇室成员的开支超过了全部官吏俸禄的总和。王府多的地方负担更重，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山西各粮仓存粮共152万石，而该省的皇亲年俸的总数却是213万石。万历十九年（1591年），山西临汾全年税收的最大开支是支付亲王和皇室宗亲的俸禄（占税粮的48.5％和税银的39.2％），其次才是军饷（占税粮的37.1％和税银的36.2％）。因此，日益膨胀的皇族宗室人口和负担，明王朝始终没能很好解决，供养皇室成员成为国家经费中的最大开支，这是明朝中晚期最严重的问题之一。因为分封制度，是朱元璋定下来的万世不易的祖训，谁也不敢去动它。可以说，朱元璋当初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相反，宗室问题变成了导致明王朝朱氏天下衰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良好的愿望往往在残酷的现实中破灭，现代社会也有类似的情况，当然性质可能不同，或者完全不同。奉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北欧诸国理想的福利社会，近年来由于入不敷出遭遇很大困难，虽然这并不是像明朝那样的结构性问题，经过政策调整应当可以走出困境。
　　没有控制宗室人口，使得社会负担过重是明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对于现今的人类，同样面临着把人口控制在自然资源能够负担的限制之内，这需要人类全体都有此共识才行。若某些族群不认可，将会导致严重后果。我国在世界上执行最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实际上是在还上世纪五十年代鼓励生育的旧账，有识之士呼吁十年之内要逐渐放开独生子女政策，以避免劳动力不继之忧，可是只要看看媒体报道的困难家庭很多是多子女（两个以上，在下见到最多的是七个）家庭，使人不能不感到沮丧。美国某些族裔，充分‘利用’美国的福利政策，工作不如生育，人口繁衍远远高于其他族裔，不仅对政治产生影响，更要命的是严重威胁全国的社会保险体系。某些宗教鼓励一夫多妻多子女，近年来迅速在世界各地扩张势力，使人感到严重的不安。

　　四．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一）

　　元末天下大乱，人口急剧减少，大量土地抛荒，于是明朝初年就有了大量的官田，即把土地授予已在从事耕作的农户，每年国家收取税粮。甚至还有一部分土地被当作永不纳税的私田赐给农民。明初天下初定，朱元璋赏赐勋臣、公侯、丞相大量庄田，多者有一百顷，宗室赐田更多，按照洪武间的定制，郡王诸子也有定额赐田：“郡王诸子年及十五，每位拨给赐田六十顷，以为永业，并除租税。诸子所生之子，唯世守永业。”，因为洪武年间宗室最多只到郡王这一代，所以定额赐田也只规定到郡王诸子为止。而赐给亲王的庄田可达一千顷之多。不过在明英宗之前庄田问题还不很突出，一来宗室人口还不多，二来总人口也不很多，土地资源较富裕，三来朱元璋大杀功臣，赐出的庄田又被没收为官田。明英宗之后问题开始严重起来了，甚至连宦官也开始接受赐田，庄田制度的弊病越来越明显。除去赐田外，诸王勋戚们还通过奏讨、侵夺和投充等形式，取得更多的官民田地，连有权势的太监也抢夺老百姓的产业，占为庄田。
　　后来，皇帝也把官田变为私产。天顺三年（1461年）司礼监曹吉祥和养子曹钦发动叛乱，被镇压下去后，没收了他的庄田，作为官田。宪宗即位就用这些土地建立皇庄。当时给事中齐庄就说：“天子以四海为家，何必置立庄田，与贫民较利?”朱见深对这种正确意见不予理睬。到弘治二年，根据户部尚书李敏所奏，京畿皇庄有五处，一万二千八百顷，贤明如孝宗也没有想去解决这问题。皇庄之制的极度膨胀是在正德年间（1506—1521），武宗朱厚照即位刚满月就在京畿增建了七处皇庄，后来更是各地建皇庄，总数达到三百多处，仅在京畿之内，其皇庄就占地37595顷。上行下效，诸王勋戚也乘机扩大自己的庄田，侵占了大量民田。因为土地资源的枯竭，犯罪而被没收的勋戚大臣的庄田有限，朱厚照即位以后，这一没收政策也被广泛运用于一般平民的土地。这种做法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用16世纪中原及南方富户的庄园堡垒来证明，皇帝正开始失去强夺乡绅土地的能力或愿望。
　　直到武宗去世，朱厚熜以外藩入继大统，在从湖北到北京路途的三十七天中，首辅杨廷和利用这个权力真空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消了皇庄，改为官田，所收租米纳入国家财政，并退还许多土地给百姓。朱厚熜即位后被杨廷和说服，认可了这些措施，取消了朱厚照增设的皇庄，在京畿之内将26693顷土地退还给私人或官府，皇庄的规模回到正德朝以前的情况。他的儿子朱载垕对诸王勋戚的庄田实行了类似汉武帝的推恩制，每继承一次就减少一些庄田，减到二百顷为止，并且要受赐者向国家财政缴农业税，不缴税则没收庄田，这样问题才稍微得以缓解。
　　可惜好景不长，就在嘉靖四十年（1561年），景王朱载圳就藩，要求多给庄田。在明朝初年，亲王初年俸外，酌量给一些草场牧地，其中有以荒地河滩请求多给的，最多不到一千顷，而且户部（财政部）大臣有权上奏驳回，不完全听从其请求。就在百余年前，朱见深始建皇庄的时候，还有言官出来反对。到了这个时候，亲王占有大量土地作为庄田已经不是新鲜事了，再加上景王的封地德安（现属江西九江），当时‘楚地旷，多闲田’，所以户部讨论后就同意景王的请求，皇帝也批准了，开了很坏的先例。不仅如此，荆州的沙市不在景王的申请范围之内，景府派了太监去收租，知府徐学谟坚决不给，又在汉阳的刘家塥收取柴火税，推官吴宗周坚持反对，徐，吴二人都受到处分。当地其他土田湖陂被侵夺了数万顷，朱载圳飞扬跋扈可见一斑。四年以后朱载圳死了，朱厚熜对首辅徐阶说：“这个儿子一直图谋夺取太子的地位，现在总算死了。”（朱厚熜虽然没有立太子，按照长幼的次序应该是哥哥裕王朱载垕继位）。朱载圳没有儿子，死后妃妾都回到北京的府邸居住，封地被撤除，庄田重新收回为官田。
　　穆宗朱载垕的第四子朱翊镠是神宗朱翊钧的同母弟弟，四岁就被封为潞王，万历十七年（1589年）就藩河南卫辉。开始朱翊镠因为是皇帝的同母弟弟就住在北京的府邸，他的王店、王庄遍布畿内。就藩以后，统统还给官方，财迷的万历派了太监接管，于是就变成了皇店、皇庄。皇族不仅占有庄田，并且开始把手伸到商业领域。朱翊镠就藩，认为经济损失太大，要求当皇帝的哥哥弥补。先是要多给赡田（赡养家口的庄田），他看中了从前景王的庄田共计四万顷，反正这本来就是亲王的庄田，户部就同意了，皇帝当然批准。朱翊镠觉得还是亏了，再要求把国家专营的食盐分给他一些，由他自西淮、河东运盐行销取利。明朝的盐法是这样的：沿海产盐人家称为“灶户”，政府自灶户收买的盐称为官盐。招商运销有特定的地界和数目，这类商人称为“引商”，运销的地界称为“引界”。 “引”有两种意思，可以解释为“运销官盐的许可证”， 亦可以解释为“盐的重量计算单位”，一“引”为四百斤。盐的收买方法是：各盐场定出每年生产的数目，由公家收买，称为“正盐”，支给工本。正盐每引四百斤，支给米一石。洪武十七年以后，改米给钞，两淮两浙每引两千五百文钱，其余各处两千。官盐的运销，招商承办，以引为单位，每引纳米若干，收米入仓后，发给盐引，注明数量、取盐地点、运销区域。贩卖完毕，五日内应将盐引缴销，以防一引两用。在正盐中又分“官盐”与“客盐”两种：运至官仓，以供政府正用的，称为官盐；由引商凭引支取，合法运销的，称为客盐。此外便都是私盐。客商贩盐，盐不离引；否则亦作私盐论，处罚甚重，贩卖者处绞刑，买私盐食用的，罪减一等，也要充军。明初定制，以盐课收入充当边境军饷及水旱饥馑救灾之用，因此潞王这一项请求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对于国计民生和边防军饷的影响，后果极其严重。迫于太后和皇帝的压力，户部不得不同意。明史上还说对于潞王的要求‘无不应者’。

　　五．还有更严重的问题（二）

　　由景王始作俑，到潞王成惯例，从万历朝开始亲王们求请索取胃口越来越大，朱翊钧更是亲自带头，把朝廷的财政搞得一塌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朱翊钧的宠儿福王朱常洵。福王的封地在洛阳，起造邸第，花了二十八万两银子，是常规的十倍。廷臣请王就藩，而神宗和郑贵妃一直把爱子留在身边不放。到了万历四十年（1613年），福王已二十七岁，首辅叶向高上疏力争，神宗总算答应第二年春天举行。到时候却又失信了，万历四十一年正月，礼部奏请东宫开讲、福王就国，神宗不报。四月间兵部尚书王象乾复行奏请，神宗的答复是：“亲王就藩按祖制是在春天，今年已经过期了。等明年春天再举行吧。”这算是比较充分的理由，但也到了拖无可拖的地步。于是福王提出要求，也是条件，请拨巨额庄田。福王引景王和潞王为例，要四万顷庄田。这时候和二十多年前潞王就藩的情况已经大大不同，国家没有多余的官田了。叶向高据理力争，说：“各省的田地，大的郡府才有四万亩，少的郡府只有一二万亩。从太祖开始以来，封国不少，如果每个亲王都割一大郡的田地，天下田土已经割完了，非但老百姓没有田，连朝廷也没有田了。”又说：“如果田亩够了才能成行，则要等到那一天就藩?圣旨说明年春天就藩，也是必须做到的！福王奏称祖制，祖训中有吗?会典中有吗?历朝的功令中有吗?.....自古亲王开国承家，必须循理安分才能够长久。郑庄公的母亲武姜爱小儿子太叔段，为他请求大的食邑；汉景帝的母亲窦太后也爱小儿子梁孝王，要景帝封以大国，结果都还未传给下一代就败亡了。”引用郑庄公、汉景帝时代的故事，所说的话非常深切，很有警示的意思。
　　叶向高这些言论使郑贵妃很不高兴，据《表忠记》载，她派太监去看叶向高说：“先生全力为东宫太子着想，请分一些恩惠照顾福王吧。”叶向高正色答道：“这正是老臣全心全意为福王考虑。趁现在皇帝宠爱眷恋的时候启行，宫中如山之积的珠宝财物，随心所欲地要求资赠，所得可以比正常的多好几倍。倘若时势改变，只能得到常规的东西，额外丝毫难得。况且历年来因为福王迟迟没有就藩，大臣言官对此有很多意见，人言可畏啊！福王一旦就藩，所有误解都得以冰释，福王更能够得贤明的声誉。老臣怎麽没有为福王周到细致地考虑呢?”这番话软中有硬，实际上是提出警告，要福王知趣，皇帝已经五十多岁，年纪不小了，万一宫中“出大事”， 皇太子即位，那时会发生怎么样的事就很难说了。太监回到宫里，据实回报郑贵妃。郑贵妃深感叶向高说的是老实话，决定遣爱子就国，但仍旧提出很苛刻的条件：第一，庄田四万顷减半，仍须两万顷，中州腴土不足，取山东、湖广的良田凑足。第二，籍没张居正的财业，尚存官的拨归福府。第三，从扬州到安徽太平，沿江各种杂税拨归福府。第四，四川盐井的一部分收益划归福府。第五，请淮盐一千三百引。
　　以上五项，以最后一项影响最为严重。福王所得的盐引，自然照官盐算，每引四百斤，合计便有五十二万斤。事实上远不止此数，《明史》中就说“中使至淮、扬支盐，乾没要求輙数倍。”。除这一对国家财政的直接影响外，更严重的是破坏了“开中法”。边境军粮，如由内地运去，费用甚巨，明朝官营食盐有一个“开中法”，叫贩盐的商人在边境粮仓缴粮，给予盐引，赴指定地区运销，则公私两便，所以说“有明盐法，莫善于开中”。 明朝产盐的主要地区有六，运销的地区有明确的规定，洛阳一带行销河东即山西的解盐 。而福王的盐是两淮的盐，因为淮盐品质最好，盐价较贵。福王把淮盐运了来，在洛阳开盐店，为了让老百姓只买他的盐，奏准洛阳改食淮盐，而淮盐只有“福记”的盐店才有。这一来解盐就少了个大市场。既无销路，自然没有人愿意到只给解盐盐引的边境粮仓缴粮，边饷随之支绌。于是户部和兵部奏请将福王府的盐改由河东支给，希望打开解盐滞销的局面，同时请求福王府不可与民争利。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两个字：“不报”即不予理睬。
　　第一项条件也非常扰民。因为河南的良田不足两万顷，要在山东、湖北另外再找田补充，这下又给那两省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福王府的“伴读”、“承奉”等官，驿骑四出，所至骚动。照会典所载，王府的赐田仍由原来的佃户耕种，每亩征银三分，作为租税，这原是古代封建“衣租公税”之制，历代奉行不改。但是福王却要自己管业，自己派出人去清丈、划界，借故断人家田地的水道、挖人家的坟墓，借以敲诈勒索，地方官纷纷奏陈，一概得不到解决。这样闹了有半年才大致定局，湖广的田不足，又减一千顷，福王实得庄田一万九千顷。正史及野史记载了福王就藩前后神宗和郑贵妃对爱子的难舍难分的情形。郑贵妃还想留福王不遣，找到一个理由，说留他过了太后万寿再走。李太后不领她的情说：“你要留福王为我拜生日，我的小儿子潞王是不是也可以叫他入朝呢?”郑贵妃无话可说。根据朱元璋立下的规矩，福王只能三年一朝，父母惜别爱子，彼此又为此后的会少离多不知哭了多少场。直到崇祯朝，白头宫女为思宗及田妃话万历旧事，说福王已经出宫，神宗及郑贵妃难以割舍，三次召还，每次都要留好几天才让他回洛阳去。朱翊钧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怠工皇帝，亲政三十八年有二十几年不上朝，不要说一般大臣，就是首辅要见他一面汇报工作，也很困难。而福王留京的王府官员，特准持有通行证通过中左门出入宫廷，如果有所陈述要见皇帝，早上报上去，晚上就可批准。 因为有这样的特权，在万历朝走福王的门路是最靠得住的。
　　为了使皇帝和郑贵妃放心，也为了让福王安心，叶向高动足了脑筋。亲王就藩向太子辞行，照规矩，太子坐受四拜；而福王就藩，太子常洛特别客气，起立辞谢，受了两拜，又执手送至宫门，殷殷话别。太子这样做法是受了叶向高的教导，目的是要争取郑贵妃的好感，使太子能够处于比较安全的地位。果然，太子这番友爱，神宗和郑贵妃都非常高兴，而且也颇感意外，想不到太子居然丝毫不念旧恶。
　　福王在洛阳的生活极其奢华，整天在府中饮酒作乐，他还喜欢嫖娼，并为此挥霍了30余万两。为了满足其贪欲，他手下的宦官继续肆意掠夺土地，并用天下最残酷的手段管理这些掠夺来的庄田。陕西高迎祥、李自成揭竿起义的时候，河南遭遇大旱和蝗灾，达到人吃人的地步，大量福王庄田的佃户饿死在洛阳郊外。河南百姓纷纷传言：“先帝耗尽天下财力养肥了福王”。当时，一支明军奉命渡洛河增援正与农民军作战的部队，军中有人大声喊道：“王府有金银百万，却叫我们受饥挨饿，死在农民军的手中。”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当时正在洛阳家中居住，听到以后非常害怕，以其中利害关系告诉福王，要他注意这情况，行为收敛一点，朱常洵却毫不在意，依然故我。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李自成攻河南，洛阳城内的守军响应农民军，李自成的军队攻入洛阳，福王府被放火烧了三天。李自成杀福王，饮其血，并令将士分食其肉。福王的家人几乎全部被杀，只有王妃和王子朱由崧设法逃过黄河，幸免于难。1643年崇祯皇帝让朱由崧袭福王爵。这位第二代福王，据说同他的父亲一样沉溺于酒色，在生活上荒淫无耻，在政治上是个白痴，被后来史家称为“愔弱”的典型。当崇祯死讯传到南京的南明政府时，他的坏名声甚至使他险些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而且弘光政权这麽快就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确实是由于他的愔弱。也许一开始就由桂王朱由榔来当南明朝廷的皇帝，后来的情况会好一些，毕竟朱由榔在困难得多的条件下，坚持了长达十六年的抗清复明活动。但是朱由榔的父亲朱常瀛是朱常洵的弟弟，按长幼的顺序只能朱由崧在先，历史就是这样爱作弄人。
　　瑞王朱常浩是神宗第五子。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立太子，同一天封福、瑞、惠、桂四王。朱常浩年纪到二十五岁还没有选婚。群臣纷纷上奏章建议皇帝快点儿完成王子的婚事，朱翊钧都不予理睬，同时几乎每天都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为婚费，拿了十八万两银子藏在宫中，还说这点钱连准备冠服都不够。天启七年瑞王就藩汉中，赐庄田三万顷。福王就藩，内廷积蓄都用空了，太监藉口诸王要行成人礼和结婚，向户部索取国库中的钱以充实宫中，所需动辄数十万两银子，还要相应的珠宝，一直弄到国库空虚，户部没办法给为止。惠王朱常润和弟弟桂王朱常瀛年龄二十了，都没有选婚。到后来兵荒马乱，才马马虎虎成礼。朱翊钧这些做法使明朝经济加速崩溃，所以说明亡于万历，一点也不错。
　　明朝后期的皇帝逐渐将剥夺目标转向了更容易对付的小土地所有者。到17世纪初，诸王的地产已十分庞大。1605年，四川巡抚报告说，该省可耕地的70％掌握在诸王和豪绅手中手中，20％为军屯土地，平民百姓耕种的土地只有10％。据万历时的资料记载，不算皇庄，仅属于皇室诸王等宗室田庄的土地就达到7268691亩（接近484580顷）。耕种皇族和勋贵田庄的农民是：（1）皇上赏赐的佃户——即原来在赐给贵族或诸王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夫。（2）其耕地被侵夺，并且非正式地沦为新田主永久佃户的农夫。（3）投身贵族寻求保护的依附农民。（4）受雇为贵族耕作的佃户。（5）以契约形式依附于贵族并常充当武装部曲的农夫。在农业社会中，失去土地的农民是社会最不稳定的因素，而诸王无止境地扩充庄田，是农民失地的重要原因。虽然在明朝的中晚期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一些农民成为矿工或织工，但是大多数沦为无业流民，失地的农民最后推翻了明王朝。由此可见，上述明朝宗室的作为是导致明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就是到了已经出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近代中国社会，农民的失地也是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耕者有其地’一直是被近代中国政治家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毛泽东和蒋介石不约而同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先后在大陆和台湾实行土地改革。虽然一个是采用强行剥夺的暴力方式，一个是采用政府赎买的和平方式，但都是要达到耕者有其地的目的。即使现在中国社会已经远远不是农业社会，中央政府仍然很重视这个问题，要求各地一定要妥善安排由于经济建设需要而失地的农民的生活，但有些地方还是出现了矛盾激化的情况，其原因就是当地干部漠视失地农民的生计。
　　 六 叛乱的藩王（一）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汉化不深的元朝，皇族乱国的事情不多。比较严重的有西汉景帝时的七国之乱和西晋惠帝时的八王之乱，前者被中央政权镇压下去，后者则导致西晋政权的灭亡。这是因为儒家（严格地说应该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的伦理道德标准统治着人们的思想意识，规范了人们的社会行为。按道理经过宋朝理学家的强化，皇族乱国的事情应该不会在明朝出现，然而，恰恰是明朝是历朝中叛乱的藩王最多的一个朝代。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朱棣开了先例，而且得到成功，于是就有不少跃跃欲试的后来人。其实还有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原因：朱元璋的祖训。朱元璋的祖训言明：「朝无正臣，內有奸逆」，诸王得以举卫兵而入京，清君側而勤王。朱棣的靖难之师，就是指齐（泰）黄（子澄）为奸佞，打着‘清君側’的旗号。根据‘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说法，攻入南京，建文自焚以后朱棣就不再被认为是叛乱的藩王，而是继承了朱元璋的皇统，这里也就不把朱棣包括进去，虽然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叛乱的藩王。
　　 朱棣娶开国元勋徐达的长女为妻，后来朱棣当了皇帝，徐氏就成为皇后。朱棣夫妻十分恩爱，永乐六年（1408年）七月徐后死后朱棣不再立皇后，只是把来自苏州，事奉徐皇后甚为恭谨的王氏在永乐七年（1409年）冊封為贵妃（昭献贵妃），主持后宫事务。贵妃十分贤德，成祖很是敬重她的为人，据说早死的朱高爔就是她所生。朱棣晚年脾气较大，常常发火，贵妃曲为调护，太子、诸王、公主和其他的人都十分依赖她。朱棣的四个儿子，除了很小就死了的朱高爔，三个大儿子都是徐后所生：老大朱高炽，老二朱高煦，老三朱高燧。朱元璋十分喜欢老大，有一次把几个藩王的世子召到南京，让他们分头检阅部队，结果朱高炽回来最晚，朱元璋问他为什麽回来这样晚？朱高炽回答说，因为天气寒冷，先让部队吃饭，然后才开始检阅，所以晚了，朱元璋高兴得直夸奖朱高炽懂得体恤部下。而朱高煦性情凶悍，朱元璋组织孙子们在南京学习，朱高煦不肯学习，言行举止十分轻佻，让朱元璋很厌恶，总说这个孙子将來要惹事的。朱元璋死，朱允炆即位，朱棣为了表示自己没有异志，把三个儿子都送到南京。他们的大舅徐辉祖对建文帝忠心耿耿，建议把三个外甥扣为人质，特别要提防老二，这孩子是个无赖，非常顽劣。顺便说一下，他们的小舅徐增寿全心全意支持大姐夫，靖难时给通风报信，最后死在建文帝的剑下，所以朱棣当了皇帝以后，就追封为定国公。看在妻子面上对大舅子则网开一面，保留其魏国公爵位，软禁在府邸至死。这样整个明朝中山王徐达的后人就有两个国公的爵位，不知二进宫中的徐延昭是哪一房的，呵呵。后来朱高煦偷了大舅的好马，径自渡江飞驰逃回燕京，在途中动辄就杀吏员和百姓，到了涿州，还杀死驿站的驿丞。这样一来朝臣们纷纷指责燕王，要求严惩。朱允炆此时正准备削藩，削藩并没有错，但是步骤错了。他是柿子拣软的捏，把周王、代王、谷王、岷王等五六个亲王废为庶人，削了宁王等人的护卫，偏偏放过实力最强的燕王，而且还怕刺激燕王，不仅没有处置朱高煦，反而把朱高炽和朱高燧都放回燕京。这可能还有一个原因，既然最彪悍也是朱棣最喜欢和最看重的朱高煦逃回去了，留着另外两个也没用，况且朱允炆和朱高炽由于性格和爱好接近，从小就是堂兄弟中私人关系最好的一个。事实上朱高炽当了皇帝以后，执政风格几乎和朱允炆完全一样，甚至更仁慈一些，所以庙号仁宗。
　　 朱高煦不像哥哥肥胖臃肿，身高七尺多，力气很大，而且矫健轻巧，善于骑射，更奇怪的是据《明史》记载两腋若龙鳞者数片。朱高煦最對朱棣的胃口，认为儿子中他最像自己，朱高煦也以此自负。所以朱棣在密謀起兵的时候，最早是和道衍和尚（姚广孝），朱高煦两

　　个人商量的，道衍和尚是他的主要策划人，朱高煦是他的主要助手。起兵后朱高炽留守燕京，而朱高煦则是靖难军的先锋。《明史》中关于靖难之役记载十分混乱，这里看看《诸王传》记载的朱高煦的表现。在河北白沟河之战，朱棣几乎被政府军的大将瞿能刺中，朱高煦率领数千精锐的骑兵，前往决战，在阵上杀了瞿能父子。接着朱棣在山东东昌府大败，靖难军的主将张玉战死，朱棣单身败逃，朱高煦刚好带部队赶到，击退政府军，救了朱棣一命。燕兵打到长江边，徐辉祖率政府军在浦口阻击，大败燕兵。朱高煦带领外族雇佣骑兵来接应，朱棣大喜，说：“我已经精疲力尽了，儿子，你快鼓起勇气再战吧！”高煦率兵奋战，终于击退政府军。朱棣好几次转危为安，最后取得成功，朱高煦出力最多。当时朱棣很感动，对他说︰“你的哥哥虽然是世子，但体弱多病，小子，你好好干哪！”暗示有可能传位给他。朱高煦是军中数一数二的猛将，威望很高，淇国公丘福等高级将领都拥护他，因此就恃功骄恣，作了许多不法的事情。
　　朱棣即位以後，任命朱高煦带兵前往开平（河北和辽宁交界的边防要地）守备边疆。当时朝廷讨论建储问题，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和朱高煦要好，经常称赞高煦靖难之役功劳最大，高煦要求兌現承諾。朱棣也觉得高煦勇猛干练，酷肖自己，有心废立，但又怕徐皇后和大臣们阻拦，一直犹豫不決。朱棣征求大臣、亲信们的意見，多数是贊同朱高炽，不贊成朱高煦的，其中包括朱棣最信任的大臣道衍和尚。征询兵部尙书金忠的意見，金忠连连说不可，並援引古今废长立幼所造成的禍端说服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终于立朱高炽为太子，建储问题暂告一段落。朱高炽被立为太子，除了朱高炽生性仁厚、端重，举止言行沉靜有法度，得到大多数朝臣拥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原因。虽然朱棣一直不喜欢儿子朱高炽，却十分喜欢儿媳妇张氏。朱棣夫妇在內苑举行宴会，张氏亲自下廚服侍。朱棣很高兴，对皇后说：“媳妇很贤德，以后我们的家事要多多依靠她。”。建文元年，张氏生长子朱瞻基，分娩前夕，朱棣夢見朱元璋授予他一柄白色的玉圭，鎸有“传之子孫永世其昌”八個字。滿月时，亲手抱着孙儿，说这孩子英气滿面，是承继大统的英明君主。这个孩子也确实争气，聪明好学，十分机灵。朱棣曾经叫朱高炽父子和朱高煦等人拜谒孝陵。朱高炽身体肥胖，腿脚又有毛病，两个太监扶着走还经常差一点跌跤。朱高煦在后面就说：“前人跌跤，后人警惕。”当时朱瞻基已经被立为皇太孙，接着就说：“后面还有人更要警惕。”高煦回头看了他一眼，大惊失色。
　　朱棣始终不满意朱高炽，但每当与大臣们说到东宮的不是，大臣们总是为太子说话，说太子英明贤德，是守成的君主。几次在大臣面前表露要废太子的意思时，他的第一秘书，明朝大才子解缙（明朝两大才子，另一个是杨廷和的儿子，正德六年的状元，三国演义卷首词《临江仙》的作者杨慎）就说“且不论皇太子，难道陛下不顾及好孙儿么？”解缙还写了一首诗︰虎为百兽尊，谁敢触其怒，唯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顾。隆平侯张信是朱棣的救命恩人，朱棣叫他“ 恩张”，朱棣问他能不能換太子，张信说這是天理人伦，能随便改吗？气得朱棣一剑砍掉张信兩门牙。再加上喜欢儿媳和孙子，执掌六宮的王贵妃受已故徐皇后遺命，始终保护太子，朱棣暂时不谈易储的事情了。
　　立朱高炽为太子的同时，封朱高煦为汉王，朱高燧为赵王。朱高煦的封地在云南，直到明朝中叶云南还是半开化的边远荒凉的地方。嘉靖初年杨慎因为大礼仪得罪了朱厚熜，被流放的地方就是云南，据说杨慎去了以后，对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创和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他和诸葛亮是最为云南人纪念的两位古人。封到这样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朱高煦当然非常不满意，发牢骚说：“我有什麽罪？为什麽把我排斥到万里之外的边荒地区。”坚决不肯去。当时京城还在南京，他就跟从朱棣去巡视北京，并且竭力请求和他的儿子回南京居住。当时朱棣已由迁都北京的念头，为此要把蒙古人的势力赶得离北京更远，所以也有了北征的打算。

　　因为朱高煦是一员猛将，北征时需要他，再加上本来就喜欢他，就同意朱高煦及其儿子们留在南京。朱高煦又请求得到最精锐的一支御林军---天策卫作为自己的护卫部队，后来找机会增加了两支护卫部队，达到三护卫。他经常说李世民是李渊的第二个儿子，在建立唐朝的征战中功劳最大，他也是朱棣的次子，在靖难之以中功劳也最大，他就是当代的李世民，越来越无法无天。每次跟从北征的时候，在朱棣身边经常说太子的坏话，朱高燧也在一边推波助澜。直到永乐十三年（1415年）为止，朱高炽虽然当上了太子，日子并不好过，经受了朱高煦策划的多次打击。　　 七 叛乱的藩王（二）

　　朱高煦以京城为基地，开始谋划针对朱高炽的阴谋。他广收朝中大臣为爪牙，四处打探消息，企图抓住机会给太子以致命打击。朱高煦深通权术之道，他明白，要想打倒太子，必须先除去他身边的人，而太子党中最显眼的解缙就成了他首要打击的对象。在朱高煦的策划下，外加解缙本人不知收敛，永乐五年（1407年），解缙被贬到广西当副省长。三年后他出差到京城，私自去看望太子，朱高煦抓住这个机会向朱棣报告，结果被投入大狱，再过五年锦衣卫的头子纪纲领受朱棣的旨意，灌醉了他，让他冻死在雪地。这是第一次打击。自永乐七年后，由于朱棣要外出征讨蒙古，便经常安排太子监国（代理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精于权术的朱高煦终于等到了一个最佳的进攻机会。他利用朱棣多疑的弱点花重金收买了朱棣身边的很多近臣侍卫，并让这些人不断地说太子的坏话，朱高煦相信，所有关于太子急于登基，抢班夺权的传闻都会在朱棣的心中引发一颗颗定时炸弹。在身边人的蛊惑下，不容权力有失的朱棣果然开始怀疑一向老实的太子的用心。永乐十年（1412）九月，朱棣北巡回京，对太子搞了一次突然袭击，审查了其监国期间的各项工作，严厉训斥了太子，更改了太子颁布的多项政令。朱棣的这种没事找事的找茬行为让大臣们十分不满，他们纷纷上书，其中言辞最激烈的是大理寺丞耿通，他直言太子没有错，不应该更改。朱棣就杀了耿通，并抓了一大批太子身边的官员。后来在杨士奇的努力下，朱棣总算相信朱高熾并没有要抢班夺权，放过了他。这是第二次打击。没过多久，永乐永乐十二年（1414）九月，朱棣北巡归来，当时太子及其下属官员奉命留守南京，闻听这个消息，立刻派人准备迎接，但迎接时由于准备不足，有所延误，朱棣大发雷霆，把朱高炽狠狠骂了一顿。在朱高煦的推波助澜下，本来小事一桩，却成了对皇帝的有意怠慢。太子受到严厉斥责的同时，太子党的主要官员如学士黄淮、洗马杨溥等人都被抓了起来，关进了监狱，直到朱棣死后才被朱高炽放出来。在朱高煦的精心组织策划和挑拨下，朱棣的怒火越烧越旺，太子党几乎被一网打尽。朱棣已经认定太子党那帮人都想着自己早死，然后拥立太子博一个功名，他对太子的失望情绪也达到了顶点，太子的地位岌岌可危。又是杨士奇。朱棣问他：“太子为何违反礼仪迟缓接驾，是否怀有贰心？”杨士奇答道：“太子对您一直尊敬孝顺，这次的事情是我们臣下没有做好准备工作，罪责在我们，与太子无关。”朱棣终于释然了。
　　就在这件事过去不久，朱高煦主动向朱棣要求增加自己的护卫，这引起了朱棣的警觉，渐渐对日益嚣张的朱高煦感到厌恶。永乐十三年（1415）五月，朱棣决定改封朱高煦去青州。青州位于山东中部偏东，离南京和北京都不算太远，比云南好多了。朱高煦又不想去，朱棣开始怀疑朱高煦有不良意图了，赐敕说：“既然受封，就应该就藩，岂可一直住在京城的府邸！上一次以云南太远为借口不去，这一次封在青州，又托故想留在京城，看样子不是真情实意，这个去青州不可以推辞了。”然而，朱高煦千方百计拖延。私自从各卫选精兵，又私自招募士兵三千人，不隶属兵部，放纵这些兵抢劫掠夺。兵马指挥徐野驴抓了一些犯法的士兵法办。高煦发怒，手拿铁瓜击杀野驴，其他军官都不敢吱声。还僭用皇帝的乘舆器物。在北征的朱棣听了非常生气，永乐十四年（1416年）十月回到南京，知道了他横行不法的几十件事情，狠狠地责骂他，褫夺了冠服，囚禁在西华门内，准备把他废为庶人。朱高炽痛哭流涕极力挽救，朱棣怒气稍平，只削去两护卫，杀了他左右几个亲信。第二年三月改封乐安州，督促他即日起行。乐安州在现在的山東廣饒县，位于山东省中部偏北，东营市南部。朱棣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自己的这个儿子将来不会老实，于是在封地时，便已做好了打算。乐安州离北京很近，离南京较远，将朱高煦调离他的老巢，安置在天子眼皮底下，将来就算要打，朝发夕至，很快就能解决，不能不说是一招好棋，比他老爹朱元璋强多了。
　　朱高煦到了乐安，怨气冲天，积极准备叛乱。朱高炽几次写信给他，告诫他要奉公守法，都不予理睬。朱棣在世的时候，毕竟还有所顾忌，不敢轻举妄动。 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朱棣第五次北征，阿鲁台闻风而逃，班师时得病，到榆木川去世，杨荣等大臣秘不发丧，照样每天伺奉饮食，杨荣自己则星夜赶回北京秘密安排朱高炽登基接位。朱高煦的儿子朱瞻圻在北京，刺探朝廷事务飞驰汇报，一昼夜多达六七次。高煦每天派人潜伏京师，希望发生变故。仁宗知道了，反而对他更加好。去信召他到北京，把他的年俸增加到二万石，并赐给他数以万计的银两，然后仍让他回到乐安州，封其长子为世子，其他儿子都为郡王。没有多久，仁宗去世，朱瞻基自南京回北京奔丧，朱高煦阴谋伏兵在半路刺杀他，亏得朱瞻基机灵，马不停蹄，昼夜飞奔，朱高煦仓卒中来不及准备。朱瞻基即位，赏赐朱高煦和朱高燧两个亲叔叔比其他王府更为丰厚。高煦经常有所求请，还假惺惺提了四条利国安民建议。朱瞻基就叫有关部门施行，并回信表示感谢。还因此对大臣们说：“祖父曾经告诉父亲说叔叔有异志，应该对他戒备。但是父亲对他很好，如今看他提的建议，果然是一片诚心，看起来已经洗心革面了。”对他的求请，总是予以满足，于是朱高煦日益肆无忌惮。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朱高煦造反了。先派他的亲信枚青等人秘密到京师联络靖难之役的老战友为内应，目标就是靖难中在东昌战死的大将张玉的儿子英国公张辅。张辅捆了枚青向朝廷报告。当时高煦已经约好山东都指挥靳荣等人，又把武器旗帜分给各卫所，夺取邻近郡县牲畜马匹。建立了五路兵马：指挥王斌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硃恒后军，儿子们各监一军，高煦自己带领中军。世子瞻坦留守在乐安城，指挥韦弘、韦兴，千户王玉、李智带领四支游动哨。部署已定，封王斌、硃恒等认为太师、都督、尚书等官。御史李濬因为守父丧在乐安家里住着，高煦招他一起干，李濬不从，变姓换名从小道奔京师报警。这时朱瞻基还不忍心派兵讨伐，只是派太监侯泰赐高煦书，劝他悬崖勒马。侯泰到了乐安，朱高煦摆出全副军马，南面而坐，大言不惭地说：“永乐年间相信谗言，削去我的护卫，把我赶到乐安这麽一个破地方。仁宗只是用金银财帛哄着我，我岂能窝窝囊囊地长期住在这里！你回去报告，快点儿把奸臣夏原吉等捆着送来，然后再慢慢讨论我的要求。”侯泰非常害怕，唯唯而已。回到京师，皇帝问他汉王讲了些什麽话，治兵如何，侯泰都不敢以实回答。
　　 当月，高煦派百户陈刚进京上疏，还送信给公侯大臣，内容大多是指斥朝廷的。朱瞻基叹息道：“汉王果然反了。”廷议派阳武侯薛禄带兵前往讨伐。大学士杨荣等劝朱瞻基亲征，朱瞻基觉得很对。张辅奏曰：“高煦向来色厉内荏，臣愿带兵二万，擒来献俘阙下。”朱瞻基说：“你的本领足以擒贼，但是我刚即位，不亲自去，不足以荡平叛乱。”于是离开京师御驾亲征。经过杨村的时候，朱瞻基在马上问跟从的大臣们：“你们猜猜高煦有怎样的作战计划？”有人说：“一定是先取济南为巢窟。”另一些人则说：“从前他不肯离开南京，现在一定会引兵南下。”朱瞻基说：“不对，济南虽近不容易攻，听到大军迅速赶到，也没时间打济南。护卫军的家都在乐安，一定会因为照顾家眷，不肯直接去南京。高煦表面上声势汹汹，内心实际害怕得很，遇到事情犹犹豫豫，不能做出决断。目前之所以敢于造反，是因为轻视我年轻刚当上皇帝，威望不高，不敢亲征。现在听到我来了，已经丧魂落魄，哪有胆量迎战？我们到了就可以把他擒住。”朱棣真有远见，好几次北征都把这个孙子带在身边，练历他的军事知识和才干，这一回可派上大用场了，朱瞻基的见识显然高出跟从的大臣们一大截。
　　高煦开始听到是薛禄带兵，高兴得高举双手叫好，以为很容易对付。等知道是朱瞻基亲征，开始害怕了。当时有人从乐安来归附，朱瞻基重赏他，让他回去告诉高煦手下放下武器。同时带信给高煦说：“汉初赵王张敖失国，开始于贯高的策划；淮南王刘长被诛，是因为伍被出的坏主意。现在大军压境，叔叔把出谋划策的人送出来，我不计较叔叔的过失，如从前一样对待。不然，或一战成擒，或有人以王为奇货，缚之来献，叔叔将后悔不及啊。”前锋到乐安，高煦约天亮决战。朱瞻基命令大军赶往乐安城下，四面包围起来，驻跸在乐安城北门外。叛乱者依托城墙死守，神机营发射鸟铳，声震如雷。将领们请求立即攻城，朱瞻基不许。再三谕告高煦，都没有答复。这时候城里有许多人想抓高煦献给皇帝，高煦非常害怕，秘密派人到皇帝行营，请求给一夜时间诀别老婆儿子，就出来认罪。朱瞻基答应了，于是朱高煦连夜把造反的文件，书信，武器统统烧光。第二天朱瞻基移师到乐安城南门外。高煦即将出城，王斌等人竭力阻止说：“宁可战死，也不愿意被人抓去。”高煦骗王斌等人，重新回到王宫，然后偷偷地从小路出去见朱瞻基。群臣请按叛国罪处死，朱瞻基不同意，只是把群臣弹劾高煦的奏章给他看，高煦顿首服罪说：“臣罪该万死，任凭陛下处置。”朱瞻基命令高煦写信把儿子们都召过来，对参加叛乱的胁从者不问，只是把骨干分子全部抓起来。命令薛禄和尚书张本镇守乐安，安抚百姓，把乐安州改叫武定州，就班师回朝。废高煦父子为庶人，在皇城西安门内造一栋房子软禁起来。王斌等人以及发现天津、青州、沧州、山西等地的都督指挥相约举城响应者都诛杀，共六百四十余人。长史李默因为曾经劝谏过高煦免死，流放到张家口北面为民，这样处理的有七百二十人。还有一千五百余人判处死刑赦免后谪戍边地。最后朱瞻基写了一篇《东征记》作为总结。
　　宣德八年（1433年）朱瞻基去禁闭所看望朱高煦，朱高煦竟趁他不注意，伸腿使了个绊子把朱瞻基绊倒，侍卫们马上扶起皇帝，按住朱高煦，朱高煦却高兴得哈哈大笑。这回朱瞻基真的气极了，命令侍卫搬来屋旁三百多斤重的铜钟，把朱高煦扣在里面。五十多岁的朱高煦力气很大，居然能顶起铜钟走。朱瞻基叫侍卫再压上重物，架起炭火烤死朱高煦，并杀了他所有的儿子。　　 八 叛乱的藩王（三）

　　朱高燧在永乐二年（1404年）封为赵王后就受命守在北京，以圣旨告诉有关部门，政务都要先向他报告，然后施行。把精锐的常山卫派给他做护卫。过年的时候到京师朝拜朱棣，回去的时候太子总是送到长江边的驿站。高燧恃宠，做了不少不法的事情，还和高煦勾结起来陷害太子。永乐七年（1409年），朱棣知道了高燧的横行不法的事情，非常生气，杀了他的长史顾晟，褫夺了他的亲王冠服，因为太子求情，才没有进一步处理。选择国子司业（国立最高学府副长官）做他的长史，严加管束，高燧的行为才稍微好一点。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五月，朱棣病了，护卫指挥孟贤等勾结钦天监官王射成和内侍杨庆养子造假圣旨，阴谋给朱棣投毒，等朱棣一死就下假圣旨，废太子，立赵王。总旗王瑜的亲家高以正为孟贤等人出谋划策，同时把阴谋告诉了王瑜。王瑜报警，立即逮捕孟贤，搜出假圣旨。朱棣对高燧说：“是你干的吗？”高燧害怕得连话都说不出来，还是太子伸援手，竭力为之排解说：“这是下面的人干的，高燧一定没有参与。”从此高燧开始收敛。明史上是这样记载的，根据朱高燧的一贯表现，事实真相如何就很难说了。
　　 仁宗即位，加汉、赵二王年俸到二万石。第二年朱高燧就藩河南彰德，同时辞掉常山左右二护卫。宣宗即位，赐田园八十顷。朱瞻基擒高煦回来到单桥的时候，尚书陈山迎驾说：“众所周知赵王与高煦共同谋逆已经很久了，现在应该移兵到彰德擒赵王。否则赵王由于自己感到不安全，很可能也会造反，那时候再去镇压功半事倍。”陈山又邀尚书蹇义、夏原吉共同请求讨伐。朱瞻基一时决定不了，只有大学士杨士奇认为不可以这样做，他是宣德朝实际上的首辅，说话很有份量。于是朱瞻基说：“先帝对二位叔叔非常友爱。汉王自绝于天，我不敢赦免他。赵王要造反没有明显的证据，我不忍违背先帝厚爱兄弟的一贯想法。”高煦押回京师，招供了曾经派人与赵王通谋。户部主事李仪请求削去他的护卫，镇守乐安回来的尚书张本也这样说，朱瞻基不听，说的人越来越多。第二年，朱瞻基把高煦的供词和群臣的奏章派驸马都尉广平侯袁容拿去给高燧看。高燧怕极了，请求归还剩下的常山中护卫，仪仗保安部队和一些军马。朱瞻基收了常山中护卫，仍给他保安部队，朱高燧和他的子孙总算保住了藩王的地位，直到明亡。从此亲王就藩再也不把精锐部队作为护卫赐给他们，对各地藩王控制更为严厉了。
　　 朱寘鐇是第一代庆王的曾孙，祖父秩炵封安化王。父邃墁又是庶子降袭为镇国将军，到了朱寘鐇运气好起来了，第三代安化王的堂兄死后没有儿子，就以朱寘鐇袭王爵。明朝在宁夏实行军政合一的地方管理形式，不设府县，只设军卫，是一种特殊的举措。洪武九年（1376年）设立宁夏卫。建文间（1399～1402年）朝廷委派挂“征西将军” 印的总兵镇守，同城亦驻宁夏巡抚。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又封皇十六子朱旃（加木旁）为庆王，负责镇守宁夏边镇， 庆王府和各郡王府都建在镇城银川。宁夏地区在管理方面比较特殊：银川虽非省级布政使司衙门驻地（省会），但又派巡抚、总兵和亲王同镇，显然宁夏享有准省级的待遇。所以在地方行政上归陕西布政使司管辖（如六盘山地区的州县），而在军事上则又归陕西都指挥使司节制（如北部黄灌区的卫所屯守地方），是一种二元体制。朱寘鐇是个十分狂妄的人，底下的人投其所好，大拍马屁。先是找了一个算命先生，说他有大贵之相，再勾结跳大神的巫师王九儿，暗地里调教好鹦鹉妄言祸福，于是飘飘然的朱寘鐇就觉得自己真有九五之尊的福分。按照明朝的制度，藩王和封地的军政官员等不允许有公事以外的交往，但是朱寘鐇却和宁夏卫的指挥周昂，千户何锦、丁广，宁夏卫卫立学校的生员孙景文、孟彬、史连等人来往非常密切，形成了以朱寘鐇为首有文有武的阴谋集团。
　　正德五年（1510年），武宗皇帝派遣大理少卿（最高法院副院长）周东去丈量宁夏卫官兵的屯田数量。周东秉承刘瑾少报数量以少给屯田官兵支付报酬的意思，把五十亩作为一顷上报。同时却又按亩来敛银作为向刘瑾贿赂用，敲诈勒索十分惨酷，屯田官兵都很愤怒。而巡抚都御史安惟学好几次当众脱裤子打屁股污辱将士的妻子，将士们恨之入骨。朱寘鐇知道了大家的怨恨情绪，就叫孙景文出面请军官们喝酒，在酒席上用话语刺激他们，于是军官们大多愿意听从朱寘鐇。同时又叫人结交平虏城的戍将和平日关系相当好的张钦等人。刚好这时边境上发来警报，参将仇钺、副总兵杨英带兵离开银川，到边境上防御去了。宁夏卫的总兵官姜汉挑选了六十名精壮军士作为卫兵，让周昂带领。于是朱寘鐇就和周昂、何锦商量好，四月五日，由朱寘鐇设宴，邀请巡抚和镇台衙门的主官到安化王府赴宴，史惟学和周东没有来。何锦和周昂率领卫兵直接冲进去，在酒席座上杀了姜汉及监军的太监李增、邓广，然后分别派遣士兵到办公场所杀了史惟学、周东以及都指挥杨忠。接着焚烧官府，释放囚犯，把黄河渡船统统撤到西岸，截断摆渡的可能。派人招降杨英和仇钺，杨英和仇钺假装都同意。杨英率领部分部队退守王宏堡，众心遑遑部队溃散了，杨英只好退奔灵州(今宁夏灵武)。仇钺带领另一部分部队回到宁夏卫，朱寘鐇夺了他的部队，出钱犒赏将士。封何锦为大将军，周昂、丁广为副将军，张钦为先锋，魏镇、杨泰等为总兵都护。叫孙景文以讨伐刘瑾为名义作檄文，再来一次‘清君侧’。
　　 陕西总兵官曹雄听到宁夏兵变，派指挥黄正驻守灵州，命令杨英带领灵州兵防守黄河。都指挥韩斌、总兵官侯勋、参将时源各自带兵会合。杨英秘密派管家告诉仇钺作为内应，命令史墉泅渡过黄河夺取河西岸的船只，扎大营在河东，烧了大、小二坝草场的军草。朱寘鐇开始害怕了，命令何锦等出城抵御，只留周昂独自守城。派使者召仇钺，仇钺称病，周昂去探望他，没防备被仇钺刺死。仇钺命令亲兵飞驰到安化王府，击杀孙景文、史连等十余人，擒获朱寘鐇，迎接杨英率兵入城。朱寘鐇造反只有十八天就被擒住，接着先后抓获何锦、丁广、孟彬和张钦等人，械送伏诛。朱寘鐇赐死，诸子弟皆论死。
　　 第一代宁王朱权是朱元璋十七子，靖难之役后被朱棣从大宁移封到南昌，正统十八年（1448年）薨，谥献，就是著名的宁献王，下面将有他的介绍。世子盘烒先于朱权死去，追谥惠王，由孙子靖王奠培接位。弘治四年（1491年）靖王死后，他的儿子靖王觐钧继承。弘治十年（1497年）靖王死了，世子先死而无嗣，按照继位顺序由庶子上高王宸濠入嗣。朱宸濠善于装出一付文质彬彬，礼贤下士的样子，来掩饰自己。算命先生李自然、李日芳给他看相，说他有和普通人不一般的面相，又说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朱宸濠非常高兴。朱宸濠经常刺探朝廷中的事情，听到指责朝政的言论和对朝廷不利的事情就很喜欢。如果有人说皇帝圣明，朝廷治国有方，就很生气。朱厚照一直没有儿子，大臣们几次请求过继宗室的儿子。朱宸濠是远支的宗室，就深深结交皇帝的左右亲信，在皇帝面前为他说好话。开始的时候朱宸濠贿赂刘瑾，恢复了先世被削夺的护卫。刘瑾伏诛之后，廷议仍然削夺他的护卫。等到陆完当兵部尚书，朱宸濠勾结了朱厚照宠幸的佞臣钱宁（和江彬一起是刘瑾败后，唆使朱厚照干坏事的两个罪魁祸首，后因和江彬争权夺利失败被杀）、臧贤在朝廷里为他做主，想上奏再恢复护卫，大学士费宏（成化二十三年的状元，嘉靖初年继杨廷和为首辅，是个正人君子）坚决认为不可以，这几个佞臣乘费宏主持会试离朝阅卷的机会，通过太监领皇帝直接颁发的圣旨批准了朱宸濠的请求。从此朱宸濠越发胆大妄为，擅自杀了都指挥戴宣，逼走布政使（省长）郑岳和监察御史范辂，幽禁了知府郑献和宋以方。强制拆毁王府附近全部平民的庐舍，扩充王府以收留盗匪，通过向老百姓放高利贷强夺田宅子女，利用盗匪在江湖上杀人劫财，无恶不作，有关部门不敢过问。每天和退休的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人图谋不轨。按察副使（省高等法院副院长）胡世宁请朝廷及早处置他。朱宸濠接连上奏，反诬胡世宁有罪，胡世宁被流放，从此再也没有敢说话的人了。
　　 正德十二年（1517年），王府的典仪阎顺和内官陈宣、刘良偷偷跑到京师向朝廷报警，在钱宁、臧贤等人的包庇之下，对此不闻不问。朱宸濠怀疑问题出在王府的承奉周仪身上，就杀了周仪全家以及王府的典仗查武等几百个人。巡抚都御史孙燧把这件事向上报告，信使在中途被朱宸濠所豢养的江湖盗匪截住，信件送不出去。宸濠又贿赂钱宁，求取皇帝直接颁发的圣旨，让他的儿子在皇帝的宗庙（太庙）管理香烛。钱宁对皇帝讲，要用特种颜色的龙笺赐给圣旨。特种颜色的龙笺是赐给监国用的书笺，朱宸濠大喜，排列全副仪仗接受祝贺。接着又指示南昌的生员、父老上奏朝廷，说宁王又孝顺又勤勉。当时江彬和钱宁之间的矛盾激化，太监张忠依附江彬，想打倒钱宁、臧贤，抓住机会问皇帝：“钱宁、臧贤极力称赞宁王，陛下以为怎样？”朱厚照说：“推荐文武百官，可以让他们担任重要职务。推荐藩王不知道是为了什麽？”张忠就说：“臧贤称宁王孝是讽刺陛下不孝，称宁王勤是讽刺陛下不勤啊！”朱厚照说：“对，是这麽回事。”于是下诏，驱逐宁王府的人，不许他们留在京师。这个时候朱宸濠与李士实、刘养正日夜谋划，派遣手下卢孔章等人分布在水陆要道，建立快速情报网，千里之外的情报，十天之内就可往返。形迹已经非常明显了，朝野都知道宁王必反。巡抚都御史孙燧七次上奏章报告，都被朱宸濠截获送不出去，而朝廷中有权的奸臣们接受了朱宸濠的金钱贿赂，隐瞒了他的事情不让皇帝知道。
　　 正德十四年（1519年），御史萧淮上疏罗列了朱宸濠的罪行，说若不早日制止，将来后果不堪设想。奏疏送达内阁，首辅杨廷和说要像宣宗处置赵王的事情那样（见上文），派勋戚大臣宣告谕旨，叫宁王改过自新。于是朱厚照就派驸马都尉崔元、都御史颜颐寿、太监赖义持谕旨前往南昌，并收宁王的护卫，同时命令朱宸濠归还所夺的官田和民田。朱宸濠听说崔元等要来南昌，就设下计策，以自己的生日为名义，宴请在南昌所有的重要官员。官员们到王府赴宴庆祝王爷生辰，朱宸濠派士兵包围了宴会厅，称奉太后密旨，遵祖训令起兵入朝清君侧。孙燧及按察副使许逵坚决反对，捆出去斩了。御史王金，主事马思聪、金山，参议黄宏、许效廉，布政使胡廉，参政陈杲、刘棐，佥事赖凤，指挥许金、白昂等人都被抓起来投入狱中。参政王纶、季斅，佥事潘鹏、师夔，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副使唐锦等人跟从叛乱。以李士实、刘养正为左、右丞相，王纶为兵部尚书，集结号称十万军队。命令王府的承奉涂钦与所豢养的盗匪闵念四等人进攻并占领了九江、南康。发布檄文指斥朝廷。七月初一，朱宸濠出江西，留其党羽宜春王朱拱条（加木字旁）、内官万锐等守城，自己带领水军沿江而下，攻安庆。
　　 汀赣巡抚佥都御史王守仁听到叛乱的消息，就和吉安知府伍文定等传檄属下的各郡县的地方部队集结。命令奉新知县刘守绪消灭叛军在坟厂的伏兵，七月初七直攻南昌。七月初十攻入南昌城，擒住朱拱条（加木旁）、万锐等人，留在南昌的宁王部分家属自焚死。宸濠正攻不下安庆时听到南昌属首，大为恐慌，解安庆围回师南昌。王守仁半路上阻击宸濠的部队。七月十四日，两军相遇于黄家渡，宸濠的部队乘顺风顺水进攻，气势非常骄横。伍文定和指挥余恩假装败退，引诱叛军拉长队伍，前后不能相互照应。知府邢珣、徐琏、戴德孺从后快速进攻，伍文定回头攻击，叛军溃败，斩死和溺死的数以万计。又另外派知府陈槐、林瑊、曾玙、周朝佐收复九江、南康。第二日再战，官兵快要顶不住了，伍文定带领士兵拼死战斗，杀死叛军二千余名，宸濠退守樵舍。再过一天，官军用火攻，宸濠大败，他的妃嫔都投水自杀，共烧死溺死叛军三万余人。宸濠及其世子、郡王、女婿以及李士实、刘养正、涂钦、王纶等人统统就擒。朱宸濠从举行生日宴会开始叛乱到就擒共四十三天。
　　 当朱厚照知道朱宸濠造反，就下诏暴其罪，告宗庙，废为庶人。逮捕尚书陆完，佞臣钱宁、臧贤等，抄没其家产。江彬、张忠怂恿朱厚照亲征，到良乡，王守仁的捷报至，请求中止亲征，以节省财力，守仁已械送宸濠等，取道浙江北上。朱厚照不听，反而命令王守仁停下来，朱厚照继续‘亲征’。到了南京，派许泰、硃晖及太监张永、张忠以搜捕余党名义要进入已经安定的江西，老百姓不胜其扰。这时王守仁到杭州，遇到张永，以俘虏都交付给他，请他送到行在，功劳也归他，只是请他们不要再进入江西。于是命令王守仁回江西。正德十五年（1520年）十二月，朱厚照在南京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后回銮，到通州杀了朱宸濠等人。　　　　 九 有作为的藩王（一）

　　 第一代周王朱橚是朱元璋的第五个儿子，朱棣的亲弟弟。约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生，明洪熙元年(1425年)卒于河南开封。是一位植物学家和方剂学家。洪武三年(1370年)，封为吴王。洪武十一年(1378年)改封为周王，十四年(1381)就藩开封，以北宋的故宫作为王府。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朱橚私自离开开封来凤阳，朱元璋很生气，准备把他流放到云南，未成行，改变了主意，命令他住在京师，开封的周王府的事务由世子朱有炖管理。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十二月下旨允许他回开封。建文二年（1399年），因为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弟，对他十分怀疑和忌惮。朱橚也好几次有异常举动，长史王翰劝阻不听，就假装发疯离职去了。这些情况被朱橚的次子汝南王有动（加火旁）举报（这家伙和朱元璋老三晋王朱?的次子平阳王济熿，上面说过老四燕王朱棣的次子高煦是朱元璋最不喜欢的三个顽劣的孙子，而且碰巧都是次子），建文帝派大将李景隆以出守边防为名义，路过开封时突然包围王宫，抓了朱橚，把他流放到云南蒙化，由黔宁王沐英之子西平侯沐晟（永乐年间征南，论功封黔国公，正統四年（1439）死於出征回师途中，赠定远王，从此沐家以黔国公镇守云南，直到金庸小说《鹿鼎记》中的黔国公沐天波）管束。将他的儿子们迁徙到别处，后来又把他召回京师软禁起来。
　　朱棣攻入南京，就恢复了他的爵位，并加年俸五千石，永乐元年（1403年）正月又下旨让他回到原来的封地。朱橚为人好学，喜读书，能填词赋诗，又写得一手好字，曾根据元朝宫中遗事，写有《元宫词》100章，是搞文艺的好手。回到开封以后，就组织了一个歌舞团到京师，献上九章之歌和八佾之舞，歌颂朱棣。第二年九月来京师朝见朱棣，又献上传说中的瑞兽驺虞。百官纷纷上奏章，写颂词，说是朱棣的仁慈感动了上天，降下吉祥的动物（实际上朱棣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皇帝之一）。其中包括三杨中的杨士奇和杨荣，特别是后来成为文坛领袖的杨士奇还连写了两篇（见杨士奇《东里集》卷续四四‘驺虞颂’ 和卷续五四‘驺虞诗’）。驺虞是有“虎躯獅首，体魄伟岸”，“白毛黑纹，尾巴修长”，“性格溫驯，仪态优雅”，“动作敏捷，奔跑如飞”等四方面特征的动物。据考证应该是猫科动物“猎豹”的变异个体，毛色有“白化”倾向的“王猎豹”。这种可说是极其“珍稀”的动物个体，现今只有在南亚或非洲大陆可发现它的踪迹。几千年前它也曾在中原大地存在过，诗经中就有写驺虞的（见《诗经。召南。驺虞》），到了明初中国已经非常罕见了。大概像今天的华南虎，周正龙弄了一张照片，许多人就纷纷指责是假的。朱橚献的是活的个体，没人指责他造假。后来在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和宣德四年（1429年）三月又有两次献驺虞的行动，总算朱棣和朱瞻基头脑清醒，没接受朝臣的祝贺，以后就再也没有献驺虞的了。千错万错，马屁不错，果然朱棣龙颜大悦，赏赐给朱橚非常丰厚。
　　朱橚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到开封以后，执行恢复农业生产的经济政策，兴修水利，减租减税，发放种子，做了一些有益于生产发展的事。开封在黄河边上，黄河河床高于两旁的土地，靠河堤挡黄河之水，一旦决堤，就没人欣赏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了，而是有灭顶之灾，赶紧逃命。朱棣十分同情弟弟的处境，准备把他改封到洛阳。朱橚说我到了开封，已经
　　治理过河堤，现在河堤相当坚固，洪水来了不会出问题，不需要搬迁王府，以免劳民伤财，于是朱棣让朱橚继续留在开封。永乐十四年（1416年）朱橚上疏推辞了所赐的在开封城内收税的权利。朱橚也是够倒霉的，安逸了没几年，永乐十八年（1420年）十月又有人告发朱橚要造反。按照朱橚的一贯表现，在下以为没有这种可能，偏偏朱棣考察下来，认为举报有一定依据。第二年二月把朱橚召到京师，把举报材料给朱橚看，朱橚也不申辩，马上低头认罪。朱棣看着可怜，也就不再追问，这件事情总算过去了。朱橚回到开封，思前想后，朱棣已经收回好几个亲王的护卫，而自己还有三护卫，莫非问题出在这里？于是马上上表献还三护卫。仁宗即位，把他的年俸加到二万石。同年（1425年）去世，享年65岁，谥为定，史称周定王。
　　 青年时期朱橚就对医药很有兴趣，认为医药可以救死扶伤。延年益寿。他先是组织一些学者编撰《保生余录》方书两卷。随后有一段时间被流放到云南，使他对民间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当地居民生活环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医少药的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以待罪之身组织手下的良医李佰等编写了方便实用的《袖珍方》一书。《袖珍方》全书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还是周王府自己创造的。这部著作编著严谨，“因疾授方，对方以授药”。总结历代医家用方经验，“条方类别，详切明备”，便于应用。《袖珍方》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余次，可见受医家重视的程度。它的发行，对我国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底，朱橚回到开封就着手方剂学巨著《普剂方》的编著工作。他深知编著方书对于民众的重要意义和迫切性，并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在开封组织了一批学有专长的学者，如刘醇、滕硕、李恒、瞿佑等，作为研究工作的骨干，集中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画工和其他方面的辅助人员，组成一个集体。经过十几年努力，大约在永乐十年（1412年）左右，由他亲自订定，滕硕和刘醇协助编写的《普剂方》编成。《普济方》是被认为“采摭繁富，编次详析，自古经方更无赅备于是者”(见清纪昀《四库全书提要》)的巨著。全书共168卷。其中有方脉总论、运气、脏腑、身形、诸疾、妇入、婴儿、针灸、本草共100余门，计1960论，2175类，61739个药方，239图。对于所述病症均有论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献，为后代学者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
　　朱橚大量收集各种图书资料，打下了“开封周邸图书甲他藩”的坚实基础。又设立了专门的植物园，种植从民间调查得知的各种野生可食植物，进行观察实验。不难看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被流放期间，也从未间断有关方剂学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
　　朱橚组织和参与编写的科技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该书在永乐四年(1406)编成出版。如果说《普济方》重在整理综合前人的成就，则《救荒本草》是开拓了植物学的新领域。在我国封建社会各朝各代，大体上都是赋税繁重，灾害频繁，劳动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树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压迫极其严重，到明初战乱刚停时，人民尚未得到休养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为常事。劳动人民在长期食用野生植物的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性的知识，急待加以总结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国自古药食同源，本草学的发展也为对野生植物的认识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资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围的学者们，正是以这些知识为基础进行《救荒本草》的编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资源调查性质，其编缀仅以食用植物为限，这一点又与传统本草有所区别。可以说，《救荒本草》作为一种记载食用野生植物的专著。是从传统本草学中分化出来的产物，同时也是我国本草学从药物学向应用植物学发展的一个标志。
　　 《救荒本草》全书两卷，共记述植物414种，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书中所没有记载过的。与传统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来自直接的观察，不作繁琐的考证，只用简洁通俗的语言将植物形态等表述出来。描述一种植物，即附一插图，图文配合相当紧凑。就形式而言，很有区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部书的图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准确、真实。所以无论是从普及植物学知识，还是便利民众寻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作者有实验植物园，可以随时对植物进行细致的观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征。如花基数、叶脉、花序等。此外还使用了一些易为学者和民众接受，能够简洁、确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征的植物学术语。对植物学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于开创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例如在这本书中，朱橚记载了一些新颖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于经典本草书中豆可以解毒的说法，他想出用豆叶与有毒植物商陆同蒸以消其毒性的制备法。在讲述白屈菜的食用时，他别出心裁地设计了用细土与煮熟的植物体同浸，然后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质。有人认为近代植物化学领域中吸附分离法的应用，可能始于《救荒本草》。这部书在明代翻刻了几次，还有不少文人学者纷起仿效，形成了一个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学派。本草学家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不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还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进方法。著名科学家徐光启编撰《农政全书》时把《救荒本草》全文收载。清代重要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中“草木典”的许多图文也引自《救荒本草》。清代吴其濬在撰写《植物名实图考》这部重要的植物学著作时，不但效法朱橚通过实际调查和收集实物的方法来取得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图文。朱橚的著作对我国明清时代的学术界，确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救荒本草》这部著作以自己出色的植物学成就，赢得了世界声誉。从十七世纪初开始，《救荒本草》在日本广为流传，引起了当时日本学者的巨大兴趣，不仅研究文献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一些类似的著作。1881年，俄国植物学家E．贝勒(Bretschneider，l833—1901) 在《中国植物志》 (Batanicum Sinicum)一书中，曾对其中的176种植物进行学名鉴定，并认为其中的木刻图早于西方近70年。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W．T．施温高(Swingle)认为《救荒本草》是世界上已知最早并仍然是当时最好的研究救荒食用植物的专著。他还认为中国人对救荒植物的关注，促成了中国今天拥有大量的栽培植物，它的数量很可能是欧洲的l0倍和美国的20倍。到了40年代，英国药物学家伊博恩(B．E．Read，l887—1949)对书中的植物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写了一部题为《＜救荒本草＞中所列的饥荒食物》(Famine food listed in the Chiu Huang Pen Ts’ao)的专著。 列出了书中358种植物的汉名、已知学名、英文名称、化学成分和在其他国家食用的情况。美国植物学家H．S．里德(Reed)在《植物学简史》(A short history of the plant sciences)中指出，朱橚的书是中国早期植物学一部杰出的著作，是东方植物认识和驯化史上一个重要的知识来源。美国科学史家G．萨顿(Sarton，1884一l956)在《科学史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一书中，对朱橚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朱橚是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他的植物园是中世纪的杰出成就，他的《救荒本草》可能是中世纪最卓越的本草书。 英国的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认为，朱橚等人的工作是中国人在人道主义方面的一个很大贡献。朱橚既是一个伟大的开拓者，也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　　 十 有作为的藩王（二）

　　周藩朱橚家族也是明朝众多藩王中繁衍最快、人丁最盛的家族之一，晋藩和周藩是明代宗室人口最多的两支世系。历代周王，子孙众多，如上面的周定王有十四个儿子，后面的第三代周简王有十三个儿子，第五代周懿王有八个儿子，第六代周惠王有二十五个儿子。从明初到明穆宗隆庆（1567--1572年）初年，周定王朱橚的子孙在200年后发展到4000余人，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则更发展到32897人。其繁殖之迅速，可说是空前绝后的。 不过与晋藩家族不同的是，明代的周藩家族，是宗室中比较优秀的一支。这支宗室，整体文化素质较高，自朱橚以来，家传学问，书香永继，并产生了一大批学者、文人。如第二代周王朱有炖，博学精思，擅长书法，写有《东书堂帖》行世，是明初较著名的书法家。他的八弟，第一代镇平王朱有爌也是个勤奋好学、多才多艺的人，对诗歌、书画、骑射、毡鞠，无一不精。著有《道统论》数万言，又采自夏商以来至元朝太子一百多人，著《贤王传》。第六任周惠王朱同镳的第十三子博平王朱安戍（加氵旁），好学，广邀学者与之游，是当时宗室中最有名气的一个，曾辑著《贻后示》、《养正录》等书。
　　朱橚后人中最杰出的是镇国中尉朱睦挈（加木旁）。朱睦挈（加木旁）（公元1517--1586年），字灌甫，号西亭，是周王朱橚六世孙，镇平王朱有爌五世孙。第一代镇平王朱有爌共生八子，除长子朱子堠世袭镇平郡王外，其他七个儿子都封为镇国将军，分别叫一镇国、二镇国至七镇国。其中，第七镇国将军即是朱睦挈（加木旁）的曾祖父。七镇之子朱子辖（车改金旁）（公元1478--1534年），号豫斋，封辅国将军，好读史书，常与学士们交游，夫人贾氏，生子朱公河。朱公河，字应清，封奉国将军，为人喜诗书，文雅谦约，孝敬沉慧；生子即朱睦挈（加木旁）。史称朱睦挈（加木旁）自幼聪慧过人，受大学者，‘前七子’代表人物李梦阳赏识。年仅20岁，便通《五经》，尤其精于《易》、《春秋》。生平酷爱搜求古籍图书。当年明朝藏书之富，首推江都葛氏、章丘李氏，后都被朱睦挈（加木旁）倾资购得。他因此建万卷堂，一时学者名流云集于此，倡和讲学。人们把他比作汉代的刘向，尊称为西亭先生。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他因学识渊博，被推举为周藩王府宗正，执教于宗学，死后被提升两级追赐为辅国将军。他的著作有《五经稽疑》、《授经图传》、《韵谱》、《明帝世表》、《周国世系表》、《建文逊国褒忠录》、《河南通志》、《开封郡志》等多种。
　　第一代蜀王朱椿是朱元璋的第十一个儿子，洪武五年(1372年)生，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卒于四川成都。洪武十八年（1385年）朱元璋让他到凤阳居住。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就藩成都。朱椿是个好脾气的人，十分孝顺，待人友好，容貌和举止都很文雅，又很好学，博览群书，朱元璋曾经叫他“蜀秀才”，是他比较喜爱的儿子。在凤阳的时候仅是个十几岁的少年，就专门布置了一间书房，请当时著名学者李叔荆、苏伯衡来凤阳一起研究文史。到了四川以后，聘请道德文章堪称明代第一的方孝孺（就是后来被朱棣诛十族的那一位）当他的世子的老师，并在方孝孺的住所题了一块匾额：“正学”，来教育蜀人向其学习。朱椿还亲自到成都府的府学访问和讲课，了解到府学里的老师生活贫困，就用自己的年俸分一些补助他们，每月一石，并作为一项制度要后代遵守。长史陈南宾年纪较大，就打造了一辆舒适的车子给他代步。听到浙江义乌的王绅贤德而有学问，就把他聘来待为上宾。王绅的父亲王祎死在云南，王绅要到云南迎遗骸归葬义乌，朱椿就送给他往返的路费。
　　 当时许多亲王都有守备边防的任务，纷纷就借训练士兵的机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只有朱椿以礼教守西部边陲，军事上完全按照国家制度办，不去增强私人武装。境外少数民族武装入侵，烧了黑崖关。朱椿就向朝廷请兵，派遣成都的都指挥瞿能（就是后来靖难之役中在河北白沟河差一点刺中朱棣的将军）随朝廷大将凉国公蓝玉出大渡河合围攻击之。从此少数民族折服，不再入境烧杀抢掠。前代四川混乱，都是因为内地不法之徒勾结少数民族的败类
　　为患；或者是某些政府部门私自购买甚至强行索取少数民族的物品作为贡品开启争端。朱椿请求按王府规定以蜀锦香扇之类作为通常的贡物，其他东西一律免予索取。四川人民由此安居乐业，日益富饶。四川二百年没有大的战乱，都是因为朱椿创始的办法好。
　　 朱棣即位，朱椿来京师朝拜，比其他诸藩加倍赏赐东西。朱椿的同母弟弟谷王朱橞，原先封在宣府（今河北宣化，古上谷，所以叫谷王），靖难时逃离封地到了南京，建文帝命他守金川门，他却开了城门迎接朱棣。朱棣十分感激他，把他移封到长沙。朱橞不领朱棣的情，在长沙横行不法，招兵买马积极准备造反，又以暗语写信给自己的亲哥哥，想勾结蜀王为奥援。朱椿回信痛加责备，朱橞不听。没多久朱椿有个儿子崇宁王朱悦燇，干了坏事逃到谷王朱橞那里，朱椿利用他欺骗大家说：“当年我开金川门，是为了放走建文帝，建文帝现在我王府中。我将为建文帝申张大义不日就要行动了。”蜀王知道了，紧急报警，朱棣说：“蜀王这一举动，就好比周公安定王室的用心。”立刻命令太监持圣旨命令朱橞把朱悦燇送回蜀，并且召朱橞入朝。朱橞到了以后，朱棣把蜀王报警的奏章给他看，朱橞伏地请死。众大臣在朝廷上弹劾朱橞说：“周公杀管叔鲜、蔡叔度，汉帝诛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都是大义灭亲，陛下放纵朱橞的话，会使江山不稳啊！”朱棣说：“朱橞是我的弟弟，我让兄弟们讨论如何处置。”永乐十五年（1417年）正月，周王朱橚、楚王朱桢、蜀王朱椿等分别上奏章发表意见：“朱橞违背祖训，图谋不轨，行迹已经非常明显，大逆不道，杀无赦。”朱棣说；“诸王群臣深明大义，国法如此，我也没办法。”于是朱橞和他的两个儿子都被废为庶人。后来朱椿入朝，朱棣赏赐了上万两金银和上万匹彩缎。永乐二十一年（1423年）薨，谥为献，史称蜀献王。
　　 世子悦熑先于朱椿亡故，孙靖王友堉嗣。在这之前，庶子华阳王悦爠阴谋夺嫡，朱椿发觉了，借他有其他过失，打了一百大板，还准备送到朝廷治罪。友堉极力为他求情，朱椿才放过他。朱椿死的时候，友堉还在京师，悦爠又偷了王府的钱，友堉回来也没有追究。悦爠反而诬告友堉诽谤怨恨朝廷。朱棣把朱友堉召到京师，在准备询问时朱棣去世了。朱高炽即位后发觉是诬告，就让友堉归藩，并处罚了朱悦爠。从蜀献王朱椿到他的五世孙蜀成王朱让栩一百五十多年共九个王，都奉公守法，好学能文。孝宗朱祐樘一直称赞蜀国的藩王很多都是贤王，并拿朱椿留下的蜀府家风规范让所有宗室在各府的家庭教育中效法。朱让栩更为贤明，举止儒雅，不近声色，创办义学，兴修水利，振灾恤荒。嘉靖十五年（1536年），巡抚都御史吴山、巡按御史金粲把朱让栩的事迹上报朝廷，世宗朱厚熜颁旨嘉奖，并为他立了一座“忠孝贤良”的牌坊。
　　朱权(1378—1448) 明代道教学者、戏曲理论家、剧作家、琴学大师、琴曲作家和演奏家。是朱元璋的十七子（史书上对于朱元璋儿子们排序从第九个儿子开始有两种不同说法，其实就是算不算三岁就死去的朱杞，本文计入朱杞，不然则往前挪一位），生于明洪武十一年（1378年）五月初一。明后宫皇后以下分别为贵妃、妃、嫔、贵人、美人等，朱权的母亲姓杨，地位很低，仅是个美人。朱权生下来就白皙而漂亮，自幼体貌魁伟，非常聪明，据说刚学会说话就自称大明奇士。同时又很好学，看了很多书，史称“诸书无所不窥”。人很机警又多才能，尤其喜欢道术，朱元璋曾经说：“我这个儿子有成仙的福分，志向很大。”由于朱权的天赋特别好，朱元璋最钟爱他，所以把他封在北方最重要的重镇大宁。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13岁的朱权被册封为宁王，封地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三月，未满16岁的朱权就藩大宁（今宁城县）。大宁府的治所位于今宁城县城西面的大明镇，长城以北，喜峰口外，古时候的会州所在地，东连辽左，西接宣府（辽左今辽宁辽阳，宣府今河北宣化都是明朝的军事重镇），是一个巨镇。南面从东向西分布着燕王（燕京）、谷王（宣府）、晋王（大同）三个藩王，其中燕王和晋王都是掌握兵权的“塞王”。宁王面临残元势力的最前线，配备的兵力最强：带兵八万，战车六千辆，所赐三护卫是明朝当时最骁勇善战的骑兵部队朵颜三卫。少年的朱权担任着驻守北部边陲的重任，可见朱元璋对他的重视和信任。在大宁，“每岁季秋，诸王相会，出塞捕虏，肃清沙漠。”参加了针对元蒙残余势力的由燕王朱棣率领的军事行动并以善谋著称，而且“俭约制国，辟圃种树，广令卫士疆理荒野，艺植土物之宜，国用饶裕。”努力开发大宁的经济。晋王和燕王分别是他的三哥和四哥，比他大二十来岁，可见他是一个少年英雄，一个优秀的军事家，因此很得朱元璋的赏识。
　　大宁的临政时期，朱权在军政之余主要研究历史，目的很明确：以史为鉴，提高自己的从政能力。朱权一生著述十分丰富，据他的九世孙朱统鑙所著的《朱氏八支宗谱•宁献王事实》记载“王著书百三十余种”，如今知道朱权著作存有书名的71种，其中存世近30种，史学类存目6篇存世3篇，都是他在移封南昌以前的著作。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18岁的朱权在大宁奉朱元璋之命撰写《通鉴博论》、《汉唐秘史》，总结帝王统治术的得失、教训。在这些著作中充满着浓强的“亲亲观念”。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开始写作的《隋唐得失论》明确指出，隋王朝灭亡的原因在于“建邦立国所重者，不于血属之亲，而属他人”。其在洪武三十年（1397年）已完成初稿的类书《原始秘书》中专设“君臣德政”一门，开列“尊亲亲”、“封亲藩”诸条，认为“武王大奉同姓以防异姓，而安国八百年之家国始也”。这些反映了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强烈支持朱元璋推行的分封制，即把皇子皇孙分封到各地做藩王，共同来“夹辅皇室”，所以对于建文帝的削藩政策持反对态度。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五月朱元璋病逝，帝位由太孙朱允炆继承，同年七月，建文帝开始逐步削藩：逮周王，废齐王、代王、岷王，以有人告发有造反嫌疑为理由召湘王至京师审问（结果湘王因害怕无法说清楚而自焚死），削弱燕王精锐兵力并派人监视。建文元年（1399年）七月，燕王朱棣斩杀朝廷所派的监视官员，以“逐奸臣”、“清君侧”为名，举兵反叛，号称“奉天靖难之师”。 于是，一场为争夺皇权而进行的相互残杀在叔侄、兄弟间发生。靖难之役历时三年有余，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靖难军队攻陷都城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朱棣取而代之做了皇帝。
　　在燕王靖难的过程中，朱权的态度是具有两面性的。一方面，出于对“亲亲”政策的坚决拥护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他反对削藩；另一方面，他并没有像朱棣那样的政治野心内心不想反叛朝廷，没有主动起兵相应燕王叛乱。但是由于宁藩所在位置的重要，加上兵马强壮，朱权人又能干，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保持中立是不可能的。这时朱允炆集团犯了一个大错误，那些坚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儒家传统的正人君子们一点也不懂权谋，不知道分化瓦解对手，各个击破，自以为正统的力量所向无敌。建文元年，因为削藩和朱棣的举兵，朝廷对所有的藩王都失去信任，唯恐朱权和朱棣联合起来，就派人召朱权到京师。朱权清楚的知道，到了京师不会有好结果的，抗命不去，结果被削去三护卫。宁王的态度对燕王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在北方有实力足以与燕王抗衡的只有宁王朱权。朱棣本是担忧朱权支持朝廷，当看到朱权抱观望的态度拒绝进京时，朱棣就开始一项巨大的阴谋行动。朱棣在开始起兵的时候曾对手下诸将说：“以前我巡视边防见到大宁的部队最为慓悍，如果能够取得大宁的精锐边骑助战，大事就可以成功。”
　　建文元年（1399年）九月，朝廷派江阴侯吴高攻永平，朱棣前往救援，吴高退去。朱棣就趁此机会带兵自刘家口从小路到大宁，假装是被朝廷逼得没办法来求救的。朱权邀请朱棣单骑进入大宁城，朱棣拉着朱权的手大哭，向朱权解释不得已起兵的缘故，请求朱权代他起草向朝廷谢罪的表章。住了几天关系越来越融洽，朱权虽然很能干，毕竟是一个正人君子不会耍阴谋诡计，对朱棣完全放松了警惕，一点儿也不作防备。朱棣带来的精兵埋伏在城外，他手下能说会道的谋士们分批进入城内，暗地里用重金收买了朵颜三卫的军官和士兵。做好这些工作之后，朱棣告辞了，蒙在鼓里的朱权送他到城外。在郊外告别宴会上朱棣埋伏的士兵绑架了朱权。朵颜三卫的大部分军官和士兵也跟着朱棣走了，企图阻挡的大宁守将硃鉴抵挡不住而战死。王府妃妾世子统统被绑架，朱棣经过松亭关回到北平，大宁城为之一空。到了北平朱棣假惺惺对朱权说，“我怕弟弟不肯帮我，只能出此下策强请弟弟，请你原谅。事情成功之后，和弟弟平分天下。”朱权投入燕军之后，经常为朱棣起草檄文，卖力地为朱棣出谋划策，帮助他夺得了江山。可是，朱棣做了皇帝后，竟然失言，不但没分给朱权一半天下，就连朱权请求改封到苏州或杭州也不答应。我们来看看朱棣的无赖嘴脸，朱权先请苏州，朱棣说：“苏州在京畿之内不合适”；再请钱塘，朱棣又说：“父亲曾打算封给五弟，总觉得不妥当，结果没给。无道的建文把钱塘封给他弟弟，结果不得好死，钱塘不是好地方。建宁、重庆、荆州、东昌都是好地方，任凭弟弟选择。”永乐元年（1403年）二月改封南昌，朱棣非常热情地亲自写诗送行，下旨把南昌布政司衙门按亲王王府规格改建给朱权。朱权毕竟是聪明人，至此已经充分认识朱棣的阴险面貌，行事十分小心不给朱棣留把柄。果然，没过多久就有人告发朱权有巫蛊诽谤之事，朱棣派人秘密侦查，始终找不到证据，事情就不了了之。从此以后朱权就更加韬晦，再也不涉足军政事务，把全部聪明才智放在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上，成为一个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直到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去世，总算平安无事度过余生。下面将介绍朱权在学术和文艺上的贡献。

十一 有作为的藩王（三）

　　在靖难的三年多时间中，朱权与朱棣是共苦的，但是靖难之后却并不能与朱棣同甘。正如查继佐《罪惟录》所云：“天下无不知借宁，无宁安得有燕？天下无不知绐宁，既有燕而遂无宁。”皇帝只有一个，朱棣做了皇帝，再也不提“中分天下”之事，虽然自知理亏；今非昔比，大势已去，朱权只好随遇而安，尽管他有足够的理由要求朱棣兑现当年的承诺。然而，由此不但造成了双方的隐性矛盾，而且在心理上形成了朱权的优势与朱棣的劣势。所以，在永乐元年重新分封的时候，朱棣出于南昌不远，监视方便，接受了请封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南昌的请求。到了朱棣的后人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时，由于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祖上朱棣与朱权的矛盾越来越被淡忘，因而对于朱权的态度也就越来越不恭了。于是，仁宗时朱权提出改换封地、乞赐庄田，宣宗时朱权质疑宗室定品级、请赐铁笛，等等，统统遭到批驳。
　　挟持、欺骗、猜忌所带来的种种屈辱，使朱权难以俯首帖耳地接受一切现实，特别在移居南昌后的初期更是如此，但又不便公开地张扬自己的不满。于是，他借题发挥地发泄自己的幽怨。在《活人心法》一书中，他开列了30味被他称之为“药”的东西诸如“行好事”、“莫欺心”、“守本分”、“莫嫉妒”、“清心”、“寡欲”等，并说明要想提高自己的修养，就必须将这些药“连渣不拘时候温服”；同时，他又为火气旺的人特制了名为“和气丸”的药，要求人们学会隐忍，因为“忍”是“心上有刃，君子以含容成德；爨下有火，小人以愤怒殒身”。这实际上是在以隐忍来宽慰自己，借以表达自己对朱棣的怨恨。
　　但是朱权不愧是一个聪明的优秀人才。他在政治上失意后，只好将自己深深掩藏起来，对一切政事讳莫如深。与此同时，长期以来对文化传播的一贯热衷，促使朱权将更多的精力投放到著书立说中去。此外，他笃信道教，专意于黄老之术，在炼丹术方面颇有成就。他又喜欢收藏并致力于刊印珍本秘籍，明初出版的文献，除私刊外，尚有宫廷的“内府本”和王府的藩本。其中宁藩本刻工工艺之精良，涉及领域之广泛，学术理论之深刻，可谓独步一时。这与朱权独特的处境、深刻的思想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密切相关，对明前期的文化发展贡献较大。朱权的个人命运在历史的巨大变故中沉浮，而不变的是他对文化事业的热切追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正是朱权的人生遭受了如此种种的打击，才激励他将学术生涯作为自己人生功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全力以赴地去实现。永乐元年（1403年）在南昌郊外筑精舍，终日鼓琴读书，与文学之士相往来，把他的才华改投入到文学上来。缘于对现实的怨望，朱权到了南昌以后不再研究历史，完全脱离政治。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崇道的，他子孙很多也是崇道的，最狂热的就数世宗朱厚熜。受朱元璋的影响，朱权在宫中就喜读道家书籍。改封南昌以后，就和江西龙虎山天师府的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友善，后来还拜之为师，研习道典，隐逸学道，托志冲举，弘扬道教义理。曾于西山缑岭(今属南昌市)创建道观，朱棣赐额“南极长生宫”。 南极长生宫，前有南极殿，左有泰元殿和冲霄楼，右有旋玑殿和凌江楼。宫前有醉仙亭和一对6.9米高的八棱形华表，上刻道家符篆，后毁于战事。现仅存高大华表两只，铸有文字，解放后经多次修复。 他的道教专著现存有《天皇至道太清玉册》八卷，成书于正统九年（1444年），收入《续道藏》。已散佚但书目尚存的有《庚辛玉册》、《钳锤》、《道德性命全集》、《阴符性命集解》、《命宗大乘五字诀》、《内丹节要》、《天地卦》、《北斗课》、《斗经》、《洞天秘典》、《净明奥论》、《吉星便览》和《黄庭经注解》十三种。从书目看内容除了涉及道教理论，如《黄庭经》为天师道传承的教本，朱权是当时的张天师的好朋友，在相互交流切磋中为该经典作了注解；还涉及炼丹、符箓、起卦、占卜等道教法术。
　　朱权在正统七年（1442年），即着手建造自己的生坟，所选的地点在梦山东边缑岭脚下，就在南极长生宫后面，今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县石埠乡柯里村（原璜源村西）约半公里处，朱权曾多次前往游览。朱权在正统十三年（1448年）薨，谥为献，史称宁献王。朱权墓在1962年11月发掘，是迄今已知的江西明代最大的地下墓葬，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墓前原有宫后墓室隐于山中。墓室系采用青砖砌成卷拱结构，全长31.7米，宽21.45米，高4.5米，分前室、次前室、中室和后室四部分。前室用自来石顶住，二门无自来石。中室之后，有券门通后室。后墙正中有一壁龛，两旁用红石作八棱柱，柱下有础，础上有正心坊，坊上有斗拱，以支持出檐。现又将墓前砖房和墓内陈列整修一新，对外开放。由于朱权晚年学道，随葬品不多。朱权尸体腐而未溃，道冠道袍入殓，口含一枚金钱，体压大小金钱两行，每行六枚。此外，墓中还出土金簪、玉帛、道冠、铜暖锅和锡制鎏金器皿等物，有些珍品已由故宫博物院收藏，余者藏江西省博物馆内。
　　朱权是一个很有成就的琴学大师，他的一生，对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现存有三部他关于古琴的著作：《神奇秘谱》、《太古遗音》和《琴阮启蒙》。《神奇秘谱》经朱权用十二年工夫屡加校正，以涵虛子的别号成书于洪熙元年（1425年），是现存最早的古琴谱之一，全书共分三卷分太古霞外二品分別十六調統六十一操（一说六十三曲）。上卷《太古神品》所收多为北宋以前名曲，如《广陵散》、《高山》、《流水》、《阳春》、《酒狂》、《小胡笳》等，保留了早期古琴传谱的原始风貌。中卷、下卷《霞外神品》所收均是历史悠久的古代古琴音乐作品，如《梅花三弄》、《长青》、《短青》、《白雪》、《雉朝飞》、《乌夜啼》、《昭君怨》、《大胡笳》、《离骚》等，其中还收录了大量的南宋时期浙派古琴名家作品，如《潇湘水云》、《樵歌》、《泛沧浪》等经典名曲，还有一首朱权自己创作的名曲《平沙落雁》（又名《秋鸿》）。《神奇秘谱》是中国古琴琴谱中刊行最早，收录古琴曲最多的琴谱之一，在后世刊行的多种琴谱中，大多从《神奇秘谱》中转录，给后世学习古琴、研究古琴提供了一部宝贵的不可多得的古琴资料。《太古遺音》二巻，是朱权以臞仙的别号（朱权像古代文人一样，为自己取了许多别号）编辑的琴诀修辑，由田芝翁分定为四十三則。《太古遺音》在明代共有同名的三部，最早的一部是当时著名的道学家（号龙阳子），洪武初年任太常协律郎，因其擅古琴，精音律，奉诏定雅乐的冷谦所著，大学士宋濂为之作序。稍晚就是朱权这部书。正德六年（1511年）谢琳刊行了另一部《太古遗音》，收录琴曲三十五首，均有歌词。在明代将许多琴曲填上歌词，或将一些经典古文谱成琴曲，也是明初、中期的一种琴风。谢琳《太古遗音》一书中的琴曲按顺序排列到宋代，也是后人研习古琴的宝贵资料。《琴阮启蒙》（又名《琴音註文》）二巻是朱权在冷谦著作基础上，根据琴曲谱调进一步阐释操琴指法、手诀、条则的著作。在此以前 冷谦著有《琴声十六法》，提出习琴准则归纳为十六个字，即：轻、松、脆、滑、高、洁、清、虚、幽、奇、古、淡、中、和、疾、徐。“十六法”的出现，是对古琴学的重要贡献，是对习琴者的修养与技巧提出的严格要求，对古琴美学和表演学所做的详细阐述。“十六法”一直被后世学琴者奉为习琴圭臬。
　　朱权还是一位制琴高手，明代的宁、衡、益、潞四位亲王都爱好古琴，他们所制作的古琴通称为明代四王琴。朱权亲制的“中和” 琴，是历史上有所记载的旷世宝琴飞瀑连珠，被称为明代第一琴。古琴飞瀑连珠为明代四王琴之首，传世宁王琴海内仅此一张，为宁王琴孤品。制琴人“云庵道人”也是朱权的别号，到现在已有500多年，因为朱权曾改“连珠”琴式而首创“飞瀑连珠”琴式，所以他把所制的琴命名为飞瀑连珠。1977年美国向宇宙发射的寻找外星人的宇宙飞船，就选有用中国古琴曲《流水》制成的金唱片，演奏用琴就是这张飞瀑连珠。
　　朱权是一个多产的诗人和杂剧作家。现在已知他的诗文集有：《宫词》、《赓和中峰诗韵》、《海琼玉蟾先生文集》、《采芝吟》、《四体宫词》、《回文诗》。海琼玉蟾先生也是他的别号，后三部已经佚失。杂剧已知有十二部：《私奔相如》、《独步大罗》、《瑶天笙鹤》、《白日飞升》、《辩三教》、《九合诸侯》、《豫章三害》、《肃清瀚海》、《堪妒妇》、《烟花判》、《杨娭复落娼》、《客窗夜话》，现存《私奔相如》和《独步大罗》两部。从剧本的名字来看涉及道教（《独步大罗》、《瑶天笙鹤》、《白日飞升》、《辩三教》）、历史（《九合诸侯》、《豫章三害》、《肃清瀚海》）、社会生活（《私奔相如》、《堪妒妇》、《烟花判》、《杨娭复落娼》）和其它（《客窗夜话》）诸多方面。此外，今存蟫隐庐刻本《凌刻臞仙琵琶记》，根据刊刻者凌濛初（就是明代著名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的二拍的作者）所撰《凡例》，也是朱权整理高则诚原著《琵琶记》的本子，臞仙是朱权的别号之一。
　　虽然不及他五哥周王朱橚那样专业，朱权对医药方剂一类也有研究，特别是对心理医学，从自己的切身体会作出阐述。这方面他的著作书目有：《活人心法》、《乾坤生意》、《救命索》、《寿域神方》和《臞仙修身秘诀》等，前三种原著犹存。因为他注重修心养性，经历了那麽巨大的打击之后，能自我治疗心灵创伤，所以能在明代活到七十多岁，十分不容易。他没有沉湎于酒色，而是对茶产生浓厚的兴趣，著有《茶谱》一书，在我国茶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位由权力高峰跌落、终于超凡脱俗的宁王，是茶文化的高士。他将饮茶经验和体会写成了一卷对中国茶文化颇有贡献的《茶谱》。《茶谱》开宗明义指出饮茶是为了修心养性：“予尝举白眼而望青天，汲清泉而烹活火。自谓与天语以扩心志之大，符水火以副内炼之功。得非游心于茶灶，又将有裨于修养之道矣”。与清茶相配，他要求茶客必须是清客：“凡鸾俦鹤侣，骚人羽客，皆能去绝尘境，栖神物外，不伍于世流，不污于时俗”， 和这样的人才能“清谈款话，探虚玄而参造化，清心神而出尘表”，抵达清茶清谈、饮谈相生的清境。
　　朱权主张的饮茶程序，摆脱了繁琐的旧习和皇家的富丽，连使用的茶具也比陆羽“二十四器”减少了许多，只保留必要的几件。他认为理想的品茶程序应该是这样的：先让一侍童摆设香案，安置茶炉，然后另一侍童取出茶具，用瓢汲清泉，碾茶末，烹沸汤，等汤如蟹眼时注于大茶瓯中，再等茶泡到最好时候，分注于小茶瓯中。这时主人起身，举瓯奉客，对他说：“为您一抒胸臆”；客人起身接过主人的敬茶，也举瓯说：“不这样无法消除我的孤闷” 。 然后各自坐下，饮完，侍童接瓯退下，于是主客之间谈话，礼陈再三，琴棋相娱。顺便说一句，朱权推崇的叶茶还是蒸青茶，到了明代中叶，炒青法成了主流，蒸青茶渐渐少见，这是后话。
　　朱权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其著述曲学理论著作《太和正音谱》。曲，作为一种文体包括散曲与剧曲。散曲又分为小令（又被称为乐府）和套曲；剧曲指杂剧之唱曲。元末明初盛极一时的杂剧创作走向寂寞，社会对曲的普遍歧视、曲体的品位不高以及曲作家的文化素质，三个因素造成了曲体艺术地位的整体低下。出于对曲体艺术的热爱和中国古代文士关注文化发展的传统精神的继承，为了改变曲体艺术的现状，朱权带着历史责任感撰述了《太和正音谱》。《太和正音谱》卷首有朱权自序，署“时岁龙集戊寅”，戊寅即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但是书中有不少的证据证明，书成于朱权改封南昌之后。
　　《太和正音谱》共有8个部分：第一部分“乐府体式”，阐述曲体的类型与体式；第二部分“古今英贤乐府格势”，描述元代曲家187人、明初曲家16人的曲作风格及其成就；第三部分“杂剧十二科”，将杂剧的题材内容分为十二类；第四部分“群英所编杂剧”，著录元代杂剧作家69人、明初杂剧作家8人以及元明无名氏和“娼妇”等所作杂剧，共计568本；第五部分“善歌之士”，记载元末明初非“娼妇”之属的歌唱家36人的姓名，其中对数人作了简略的介绍；第六部分“音律宫调”，介绍五音、六律六吕、六宫十一调的名称，解说五音的含义；第七部分“词林须知”，先论述曲唱的具体问题，诸如介绍“古帝王知音者”19人、“古之善歌者”5人，比较儒、道、僧三家之唱的区别，说明歌唱的若干技巧与六宫十一调的声情风格，后论述“杂剧”、“院本”、“戏文”三者的关系以及戏剧脚色的含义；第八部分“乐府”，先介绍335章乐府的牌名，次列335支作为格律规范的曲文例文。以上八个部分分作上下两卷，第一部分至第七部分以及第八部分曲谱黄钟、正宫、大石、小石各宫调所属牌调谱式为上卷；第八部分曲谱仙吕至般涉诸调谱式为下卷。
　　《太和正音谱》具有重要的曲学理论价值。首先，将杂剧、散曲作一体观，并突出对杂剧的研究，以提高杂剧的地位。元代文人视散曲的品位高于杂剧，而《太和正音谱》则把杂剧与散曲作分章并列的研究；《太和正音谱》“乐府335章”兼收散曲和剧曲，其“群英乐府格势”又收了只有杂剧而无散曲作品的作家，将剧曲纳入乐府，改变了“乐府”概念（乐府元人只指散曲特别指小令）的内涵。其次，用诗词的审美观念欣赏和评价这些“乐府”，以唤起人们对它的理解和热爱。《太和正音谱》“乐府体式”十五家从内容和风格的角度论曲，远祧刘勰的《文心雕龙》，近承严羽的《沧浪诗话》，以诗家法眼审视曲体艺术，以诗论的方法论曲。第三，钩稽相关的杂剧、散曲资料，叙说并研究其历史，增加人们对它的了
　　解。《太和正音谱》“群英所编杂剧”关于元杂剧作家作品的著录，“词林须知”关于“杂剧”、“院本”、“戏文”间之关系论述，以及关于杂剧各种脚色名目的含义、流变的介绍，等等，丰富了《录鬼簿》的内容，具有杂剧、散曲的重要史料意义。最后，朱权在《太和正音谱》中用大量的篇幅列举335章乐府的曲文例文，目的在于通过制定标准式的曲谱，将“乐府”格律化，以便推广、普及包括散曲和剧曲在内的曲体艺术。可见，《太和正音谱》的理论贡献集中表现为，努力将剧曲提升到散曲的水平，将“乐府”即曲提升到诗的地位，旨在彻底改变曲体低下的命运。
　　《太和正音谱》在曲谱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太和正音谱》实现了曲学理论的历史性跨越，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曲论著作，在曲谱的发展史上意义重大。它是现今所知的第一部规模完整的曲谱，以后的北曲曲谱和南曲曲谱都是在此基础上或受其启发而制定的。从北曲曲谱角度看，从《太和正音谱》开始北曲曲谱才有准绳，以后程明善《啸余谱》、张孟奇《北雅》和张文若《博山堂曲谱》都是互相抄袭，很少有独特的见解。从南曲曲谱来看，明嘉靖间蒋孝编的《南词旧谱》是第一部南曲曲谱，而且明显受到北曲曲谱《太和正音谱》的启发。
　　《太和正音谱》具有十分显著的应用价值。在明代特别是昆山腔出现以前，《太和正音谱》在作曲界得到了广泛的使用。王骥德《曲律自序》记载，“元周高安氏（即周德清，江西高安人）有《中原音韵》之创，明涵虚子（即朱权）有《太和词谱》之编。北士恃为指南，北词秉为令甲。”沈德符《顾曲杂言》说：“沈璟每作曲必遵《中原音韵》、《太和正音谱》书。”都说明《太和正音谱》在明代北曲创作中已经成为流行的工具书。
　　《太和正音谱》具有极其宝贵的文献价值。《太和正音谱》是较早的著录元明散曲、杂剧的文献版本之一，可以用它对一些散曲、杂剧的作品进行校勘、整理。当代曲学家严敦易说：“记录元人杂剧作者和作品的书，这两种（指《录鬼簿》和《太和正音谱》）算是最先、最完备、具有权威性，别无第三种可以比拟。”在元明人的曲学理论著作中，《太和正音谱》是与钟嗣成的《录鬼簿》、贾仲明的《录鬼簿续编》齐名的曲学文献。明清人的“曲话”和近人、今人的曲学研究中称引《太和正音谱》者比比皆是，在中国戏曲研究院所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丛书中，《太和正音谱》与《录鬼簿续编》因此而同被编在明代戏曲论著的榜首。  十二 淡泊名利的藩王，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一）

　　朱载堉（1536—1611年），字伯勤，号句曲山人，青年时自号狂生、山阳酒狂仙客。生于怀庆府河内县（今沁阳市），系朱元璋九世孙，仁宗朱高炽的第六代孙，郑藩王族嫡派子孙，明代著名的乐律学家、音乐家、乐器制造家、舞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历法学家，世界历史文化名人。朱载堉的科学贡献是巨大的，他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是明代科学和艺术上的一颗巨星，中外学者尊崇他为“东方文艺复兴式的圣人”。著名科学史家，英国的李约瑟称他是“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 。著名德国物理学家赫尔姆霍茨有一段关于朱载堉的话：“在中国人中，据说有一个王子叫载堉的，他在旧派音乐家的大反对中，倡导七声音阶。把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以及变调的方法，也是这个有天才和技巧的国家发明的。”在朱载堉的故乡中国，他的创造却被束之高阁。在沉睡了四百多年之后，尽管朱载堉被重新认识和研究，但他仍然躺在学者的书房里。不信，我们可以翻开任何一本历史教科书，无论是小学的或是中学的，很容易看到李时珍、宋应星、徐光启、徐霞客的成就，而却难发现朱载堉的名字。可以冒昧地问一声正在阅读本帖的朋友，在此之前，您听说过朱载堉这个名字吗？事实上无论是老、中、青、少年的中国人，很少有知道朱载堉这个名字的，正如李约瑟博士所说：“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讽刺”（《中国科学技术史》第四卷第一分册）。

　　

　　 郑藩开基始祖朱瞻埈，是明仁宗朱高炽的第二个儿子，建文初年，约1399至1400年间李贤妃所生，属庶出。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十月朱高炽继位后，他被封为郑亲王。郑藩在建国初期，地位很高，势力很大。史书记载，洪熙元年（1425年）朱高炽即位当年便死去，新君朱瞻基还在南京，第一代郑王朱瞻埈便受张太后（仁宗皇后）之命，与皇帝的亲弟弟，老五襄王朱瞻墡一同代理国家大事（监国）。1426年朱瞻基还即位后亲征乐安（今山东广饶县）时，他又受命留守京师。郑藩开始的封地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宣德四年（1429年）朱瞻埈就藩。但这位郑藩开基始祖性格暴戾，稍不如意，便动手打人，多次将人打死，王府官员数次向朝廷反映。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英宗朱祁镇把他召回京师，改迁到怀庆府（今河南省沁阳县），从此这支宗室便在怀庆定居下来。在京师严加管束，第二年才允许他之国，还派御史周瑛作为王府的长史，朱瞻埈从此稍微收敛了一些。他在位42年，于成化二年（1466年）去世，谥为靖，史称郑靖王。
　　 第二代的郑简王朱祁锳也是一个差劲的王爷。当他还是世子的时候，有一次襄王朱瞻墡入朝京师，途经新乡，祁锳没有经过批准就派王府长史前往迎接，违反了亲王之间不得私自来往的规定，英宗知道了很不高兴，写信狠狠地训斥了一番。待到当上了王爷，作了不少不法的事情，因为不喜欢王妃韩氏，连带对世子朱见滋也很薄情。长史江万程加以劝谏，反被他责辱，于是江万程向朝廷报告。英宗就派英国公张懋、太监王允中带了圣旨去责问，这才上书谢罪。祁锳有十个儿子，老大世子见滋，老二盟津王见濍，老三东垣王见氵贡。妃妾当中祁锳最宠爱见濍的母亲，见濍想利用这一点夺嫡，没有成功就偷了世子的金册跑了。祁锳一再向他追索，见濍由于怨恨不再露面，又在王府外面做了不少不法的事。祁锳上报宪宗朱见深，革去朱见濍的郡王爵位，废为庶人。朱祁锳在弘治八年（1495年）去世，这时候世子朱见滋因为母亲的原因，郁郁寡欢，已经死了，由他的儿子康王朱祐枔嗣位。正德二年（1507年）康王薨而无子，按长幼顺序应该轮到朱见濍的儿子朱祐橏嗣位，由于多年前朱见濍因罪被废去郡王爵位，因此朱祐橏就失去了嗣位的资格，于是由老三东垣王的儿子朱祐檡嗣位，是为懿王。嘉靖十六年（1537年）懿王薨。子恭王厚烷嗣。
　　郑恭王朱厚烷就是朱载堉的父亲，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年仅10岁的朱载堉封为世子， 成为郑王的继承人，两个弟弟分别封为德庆郡王和崇德郡王。朱厚烷生活朴素，为人刚直，《明史》本传中说他“自少至老，布衣蔬食”。朱厚烷既是一个笃信儒学、能书善文、折节下士的亲王，但又是一个为人过于严谨、泥古不化的迂夫子。他读古书之后，便学那读书人，将居室取了许多古代的名字，以示博学。改舍名叫“中和绎舍”，祭古伏羲、神农、黄帝；改堂名叫“原始之堂”；室名改叫“思城之室”。 朱厚烷爱好古典音乐，特别精通音律乐谱。这位迂夫子对当朝皇帝明世宗朱厚熜崇信道教、奢侈至极很是看不惯。当皇帝建坛斋蘸，各亲王都争着派使者晋京进香，大拍皇帝马屁时，唯独朱厚烷不仅不派人进香，相反还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连上《居敬》、《穷理》、《克己》、《存诚》四箴和《演连珠》十章等书，劝谏皇上斥神仙、罢土木，修德讲学。语言切直，触到了朱厚熜的痛处，朱厚熜大怒，把朱厚烷的使者投入监狱。被废为庶人的原盟津王朱见濍长子朱祐橏因为在这之前曾要求恢复郡王爵位，而怨恨朱厚烷不为他上奏朝廷，嘉靖二十九年（1450年）便趁机诬朱厚烷有40条谋反叛逆大罪。企图让朝廷剥夺朱厚烷的郑亲王爵号，自己取而代之。朝廷派了驸马和太监下去，经过一番调查勘实后，认为朱祐橏控告朱厚烷谋反不实是诬告，仍削爵庶人；但依然认定朱厚烷犯有煽惑群小、玩弄章句、规谏至尊之罪及“骄淫、欺慢、不臣、无亲”等罪，结果也被朝廷削除王爵，废为庶人，禁锢在安徽凤阳的皇家禁闭所内。
　　这一年朱载堉十五岁，他认为，父王并没有犯什么错误，既无大逆不道，也未贪赃枉法，只不过没有像其他藩王那样投皇帝的所好，而是上书规劝皇帝要修德讲学，不要大兴土木，更不要相信神仙。这是一名臣子应该做的事情，皇上怎么能轻信谗言将父王治罪呢？但是，身为皇室成员，朱载堉既痛恨又无法发泄，无奈之中他找到了这一个颇似现代“不抵抗主义”的法子：在朴实无华的郑王王宫前的空地上自己造了一间矮小的土屋，铺上稻草，穿着土布衣服（父子俩生活都很朴素，终身布衣蔬食）在里面居住，而且发誓父王一天不归，他一日不回宫。就这样，他在那间小土屋里一住就是19年，直至朱厚烷被赦返宫。（见《明史 诸王传》“世子载堉笃学有至性，痛父非罪见系，筑土室宫门外，席藁独处者十九年。厚烷还邸，始入宫。”）在这段漫长的独居生活中，朱载堉潜心攻 读，发愤著述。嘉靖三十九年（1560 年），他完成了第一部音乐学著述《瑟 谱》。在《瑟谱小序》中，他自称“狂生”，署名为“山阳酒狂仙客”。
　　 隆庆元年（1567年），明穆宗朱载垕即位后，正月里就给朱厚烷平反，并恢复他的亲王爵位，增禄四百石。四月，朱载堉也重新得到世子的称号。父子俩都对音律学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入的研究，都是大师级的水平，在创建十二律的过程中，朱载堉就深受他父亲的影响。朱厚烷对儿子说：“仲吕顺生黄钟，返本还元；黄钟逆生仲吕，循环无端。实无往而不返之理。笙琴互证，则知三分损益之法非精义也。”（《律吕精义•序》）朱厚烷坚信旋宫转调能够实现，同时又明确指出传统三分损益法不可取，这对朱载堉有很大启发。正是在他父亲及前人工作基础上，朱载堉最终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朱厚烷从凤阳回到怀庆郑王府后一直有病在身，不过父子二十多年共同切磋音乐理论，想必也是其乐融融。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年）朱厚烷去世，谥为恭，史称郑恭王。
　　朱载堉是郑世子，本来可以继承郑王的王位，但他上书皇帝，甘愿放弃。他说：“按照郑王府的世系长幼顺序，盟津王是哥哥，东垣王是弟弟。前盟津王见濍，现在已经赐谥和恢复爵位，我请求把郑王的亲王爵位归还给盟津王一系。”这时候的盟津王朱载玺就是当年诬告朱厚烷有叛逆罪，致使其在高墙内被禁锢 19 年之久的罪魁祸首朱祐橏的孙子。让爵一事在当时的社会中极为罕见，更不用说是最高的亲王爵位，而且是让给仇人的后代了。一个封建时代的王子，即使没有什么学术贡献，仅其让爵的风格也足令后人肃然起敬！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朱载堉的让爵并不是作秀，而是他对做王爷早已没有兴趣，却越发离不开对天文历法与音乐研究的缘故。朝廷开始没有同意他的让爵请求，批复说：“朱载堉虽然执意要让爵，但从他的祖父算起，继承郑王亲王爵位已经三代，表现都很良好，没有变更的理由。现在朱载堉已是郑王，今后还是应该由他的儿子朱翊锡嗣位。”从这时候起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朱载堉七次上疏，陈词非常恳切，执意让爵，第六次上疏以后甚至挂冠而去，跑到距沁阳十几公里的九峰山隐居起来，这一年他58岁。经十五年七疏之后，神宗朱翊钧才予以允准，“以祐橏之孙载玺嗣，而令载堉及翊锡以世子世孙禄终其身，子孙仍封东垣王”。他的行为在朝野之中引起了巨大震动，人们把他称为“天潢中之异人”（见《万历野获编•卷四》）。朱载堉让爵后，迁居到怀庆府城外九峰山居住，自称道人，仍“务益著书”。 仁者寿，他父亲活了74岁，而他则在万历 三十九年（1611 年）逝世，享年 76 岁，葬于九峰山之原，谥号端清，史称端清世子。墓前立的是一通无字碑，是为了避祸还是任人评说?不得而知。有意思的是恶人自有恶报，崇祯年间，朱载玺的儿子朱翊钟以罪赐死，国除。
　　仅凭让爵这一点，朱载堉足可以在历史上留下一笔，但让他名垂青史的不光是淡泊名利，更主要的是他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贡献。继嘉靖二十九年（1560年）完成《瑟谱》后，万历九年（1581年），他完成《律历融通》等书；万历十二年（1584年），又完成《律学新说》。万历二十三年，载堉“上历算岁差之法，及所著乐律书，考辨详确，识者称之。”（《明史•诸王列传》）这里提到的“乐律书”，即《律学新说》，而“历算岁差之法”则包括《律历融通》四卷、《圣寿万年历》二卷、《万年历备考》三卷、《音义》一卷。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载堉献其新近完成的《律吕精义》一书（包括内篇、外篇）。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著成《算学新书》；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上《操缦古乐谱》等著作。此外，尚有不明撰述年月的《乐学新说》、《灵星小舞谱》、《旋宫合乐谱》、《六代小舞谱》、《小舞乡乐谱》、《二佾缀兆图》、《嘉量算经》、《圆方句股图解》、《律吕质疑辨惑》等。上述著作，大部分都收入他的《乐律全书》中。朱载堉在万历二十三年至三十四年（1595—1606 年）间的 11 年中，在继续从事著作的同时，还致力于雕板、印刷、装订自己的著作。万历三十四 年（1606 年）7 月，《乐律全书》印刷告竣，朱载堉写了《进律书奏疏》， 将五部印成的《乐律全书》进呈朝廷。71岁的他终于完成了《乐律全书》这部凝聚自己毕生心血的科学巨著，并一次性向朝廷进献了《律历融通》、《圣寿万年历》和《万年历备考》3种10册，之后又献上了《律吕精义》、《律学新说》、《乐舞全谱》等11种。可惜在朝政腐败、内忧外患的晚明，朱载堉的著作未得皇帝批准，一直被封存于史馆，无人问津。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5-3　0:05:06　　十三。淡泊名利的藩王，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二）

　　本节介绍朱载堉在音乐理论和实践中的成就
　　在中国传统音乐理论遗产中，有一门科学，自公元前7世纪起便有人开始探究。其后2600余年，绵延不绝，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就是一度被学术界称为“绝学”的“律学”。 律学，也称音律学或乐律学，是一门研究乐音体系中音高体制及其数理逻辑关系的科学。它是音乐声学（音响学）、数学和音乐学互相渗透的一种交叉学科。在有关音高体制的研究与应用中，律学规律几乎无处不在。例如：旋律音程的结构与音准；调式与和声理论中的和谐原则；多声部纵向结合时的各种音程关系；旋宫转调；乐器制造及调律中的音准与音位的确定；重唱重奏、合唱合奏中的音准调节，都与律学有直接关系。因此，一部《廿四史》，除了《乐志》，每朝都立《律志》、《律书》及《律历志》之类的篇章，律学遗产之丰富，它在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地位，便可想而知了。律学和历法关系非常密切，古代律学家几乎都是历法的研究者，朱载堉就有一部书名为《律历融通》的著作，所以史书会把两者放在一起。
　　 从现代物理学观点看，律学是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研究发声体发音高低比率的规律和法则的一门学问。因为一个弦的振动发生声波，声波的频率由弦的长度决定，频率的高低就是我们听到声音的高低。如果弦长减少一半，频率就提高一倍，我们就听到比原来高八度的声音。在两个相隔八度的声音中，再插入四个频率逐渐增加的声音，就形成中式五声音阶；插入六个频率逐渐增加的声音，就形成西式七声音阶。所发出的声音叫做唱名，现代用的唱名分别用1、2、3、5、6和1、2、3、4、5、6、7来记；我国古代用宫、商、角、徵（念zhi第三声）、羽来记；工尺谱用上、尺、工、凡、六、五、乙等来记（工尺谱属于首调唱名法，唱名较多）。不同唱名的声音频率不同，所对应弦的长度也不同，于是研究发声体发音高低比率的规律和法则就转化为研究弦乐器弦的长短比率的规律和法则。
　　在朱载堉之前中国古代求音高的方法有两种：三分损益法和纯律。如中国古代乐器“埙”就是根据纯律确定各孔的音高，它的音阶中各音高的频率是按2：3或5：4来确定。从物理学角度看这样不同频率的声波可以形成“拍”，即能够谐振，有和声的效果，特别动听。但是中国古代纯律没有形成理论，凭经验定音高，所以这里不介绍了。
　　三分损益法最早见于《管子.地员》（《管子》一书据说是春秋时期的管仲所著），方法是唱名为宫的基弦的长度三分损一即三分之二得到唱名为徵的弦的长度，再以唱名为徵的弦的长度三分益一即三分之四得到唱名为商的弦的长度，再以唱名为商的弦的长度三分损一即三分之二得到唱名为羽的弦的长度，最后以唱名为羽的弦的长度三分益一即三分之四得到唱名为角的弦的长度。这样，如果基弦长度为81，则宫、商、角、徵、羽对应弦长分别为81、72、64、54、48。到了战国时期，继续使用三分损益法就得到了十二律，即十二种不同音高的的弦长，每个音高的位置叫做律位。仍以基弦长度81为例，弦长64三分损一得到弦长为42.6667的律位，继续三分益一得到弦长为56.8889的律位。此时若再三分损一得到的弦长将显著短于基弦的一半，也就是将会离开现在的八度区域，进入高八度的范围，所以要改为先三分益一再三分损一。在经过三次三分益一和两次三分损一就得到十二个律位，如果再进行一次三分损一，所得到的弦长将是39.549，非常接近基弦的一半40.5，也就是说已经到了现在的八度区域的边界，因此一个八度区域只能有十二个律位。总结一下三分损益包含两个含义，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根据某一特定的弦，去其1／3，即三分损一，可得出该弦音的上方五度音；将该弦增长1／3，即三分益一，可得出该弦音的下方四度音，将上述两种方法交替、连续使用，各音律得以生成。按三分损益法生律的次序 ， 求上方五度音之律 ， 古代称为“下生”；求下方四度之律，古代称为“上生”。从一律出发，下生5次，上生6次，便可得出十二律。
　　这十二个律的名称，战国时期并没有统一，“曾侯乙钟铭”用：宫﹑羽角﹑商﹑徵曾﹑角﹑羽曾﹑商角﹑徵﹑宫曾﹑羽﹑商曾﹑徵角12个音名作为律位名称。从《吕氏春秋•音律篇》开始中国古代文献中统一了律位名称，从低音到高音依次为黄钟、大吕、太簇、夹钟、姑洗、仲吕、蕤宾、林钟、南吕、夷则、无射、应钟。该书中说：“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在十二律位名称中，奇数的为阳统称为律，偶数的为阴统称为吕，合称律吕。
　　因为三分损益法这种生律的方法是一步步推算5度音，所以又叫“五度相生律”。比管子稍晚，希腊数学鼻祖毕达哥拉斯（约前580一前501）也以同样的方法推算出十二律。 三分损益法虽然推演出了十二律，但计算到最后一律时却有些误差，上面的例子中高八度的黄钟（律学上叫做清黄钟）弦长不是刚好40.5，因之逆向计算就得不到原来的律位，不能循环复生，无法自由地旋宫转调。它是一种不平均的十二律，各律之间含有大、小半音之别。因此，为了寻求一种可以自由地旋宫转调的平均律制，就成了两千多年来乐律学家们孜孜以求的理想。
　　 汉代著名律学家京房（前77一37）沿着五度相生的方法连续推算下去，至第53个律位时（这个律位的律名叫做色育），己基本还原到出发处的黄钟律位（欧洲在16世纪时也出现过53平均律）。 他最后算到60律，后世称“京房律”。他在运算过程中得到的许多律高，都可以在曾侯乙编钟所体现的“钟律”上予以印证。南朝的钱乐之、沈重在京房60律的基础上继续按三分损益法推演生律，直至更为周密的360律。他们把还生黄钟本律的音差数缩小到最少程度，从而为从其中选择十二平均律各音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但同时沿此途求解十二平均律的探索也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困境，因为实际应用中不可能在这麽多的律位上进行自由地旋宫转调。与钱、沈同时代的乐律学家何承天（370一447）大胆提出一种“新律”。他的做法是把第十二律不能还原所剩的误差数，分作十二份，每律增补一份，十二次相生后，正好回归黄钟律。仍以上面的例子说明，差数是0.55，除以12得到0.04583，然后分别在大吕、太簇、……应钟和清黄钟各律位的弦长加上0.04583x1、0.04583x2、…直到0.04583x11和0.04583x12，这样不能循环复生的问题是解决了，可惜他不是按频率比计算，而是依弦长计算，难题再度搁浅。后来刘焯（581一618）和王朴（905一959）也曾经进行过尝试，都没能解决问题。
　　朱载堉在父亲启发下，在总结前人乐律理论基础上，通过精密计算和科学实验，成功地发现十二律的音频是成等比数列规律，公比是2的12次方根1.059463，创建了十二平均律。在《律吕精义•内篇》卷一中，他对十二平均律做了描述： “盖十二律黄钟为始，应钟为终，终而复始，循环无端。……是故各律皆以黄钟……为实，皆以应钟倍数1.059463……为法除之，即得其次律也。”这段话译成白话文就是：十二律从黄钟开始到应钟结束，终而复始，可以一直循环下去，以黄钟为标准，依次除以应钟和清黄钟的频率比1.059463，就能得到对应的各律的频率。他把这个比值叫做“新法密率”，从而解决了十二律内自由旋宫转调的千古难题，实现了在他之前的二千余年以来律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十二平均律把一个八度音阶按频率分为成等比级数的十二个相等的半音，钢琴共有88个黑白键，每12个相邻的黑白键组成一个八度的音高，相邻的两个键（不管黑白）相差一个半音，相邻的两个键下琴弦的长度之比就是朱载堉的“新法密率”。以C调为例，西式七声音阶1，2；2，3；4，5；5，6；6，7都相差一个全音，两个白键中间都有一个黑键，而3，4；7，高八度的1只相差一个半音，两个白键中间没有黑键，黑白键的顺序就是这样排列的，所以朱载堉被誉为“钢琴理论的鼻祖”，现代乐器的制造都是用十二平均律来定音的。
　　 朱载堉创造了新法密率，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创造之上，他是为实践而进行理论研究的。他不仅是一个理论的大师，同时也是一个身体力行、亲身从事音乐实 践的大师。他是律学家，也是音乐家。旋宫法是“乐学”问题，是音乐基本理论问题，也是与音乐实践直接相关的一种应用理论。朱载堉最重要的音乐实践，就是恢复旋宫古法。旋宫，用现代概念说，就是调高的改变。按民间的一般说法，就是调门高低的变化，一段音乐，原 来是 C 调（以 C 调的1作宫音），又变到 G 调（改用 G 调的1作宫音）去演奏、演唱， 这就是旋宫。同一段音乐当中，前面是 C 调的，后面又变成别的调门，这也 是旋宫。先秦的古乐就是用旋宫法的。但自汉以来，旋宫法失传了。汉以后，律学研究中的许多创造，可以说是围绕着旋宫古法这个课题在那里发展的。朱载堉的新法密率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通用的平均律的调律法，真正彻底地从理论到实践解决了旋宫问题的，因为所得到的十二个半音是相等的。
　　 朱载堉恢复旋宫古法的科学根据就是他的平均律理论（新法密率）以及他自己设计制作、用形如芥子的标明“新率”发音位置的金属乐器“徵”，也就是他的新制律准。平均律不付诸旋宫实践时也不过是空论，朱载堉在旋宫实践上是用旋宫法拟造新谱，通过自制乐器、作曲、改编、演奏和教学、教唱活动，足踏实地作了艰辛的探索。他为旋宫实践写 了许多乐曲，采用了各种谱式：律吕字谱、宫商字谱、琴谱、瑟谱、工尺谱、 以至于总谱形式的“合乐谱”，数量之多，决不是浅尝辄止的做法。朱载堉自制的乐谱，有一部分是为“教学歌人”而用的。在音乐艺术实践活动中， 他也是一个很注意教学方法、善于运用直观教具的好教师。朱载堉创制了《旋宫谱六十调指法》和《旋宫琴谱》。这是朱载堉在自己的艺术活动中亲身实践了平均律的重大证据，也是朱载堉在艺术实践中对新法密率的检验。
　　　　在中国音乐史上，朱载堉如果不是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音乐教学法的人，也是其间的先行者之一。中世纪以前的音乐史中，即使如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那样重视礼乐传统，音乐的教学活动也是以“口传心授为特点的”，人存事兴，人亡事废，一切都维系于经验。所以， 汉代的制氏家族一遇变故，就造成中断先秦雅乐的结果；唐代宫廷乐工李郎子逃走，宫廷中的清乐立即失传。唐、宋间记谱法的发展已经提供了比较详细地记录音乐的可能性。但是历史仍然自有规律，音乐教学仍然不能像文字那样积累起循序渐进的书面教材。 朱载堉注意到了音乐教学法的系统化问题。他为音乐教学编写了大量的乐谱，至今还保存在《乐学新说》、《律吕精义》的《内篇》、《外篇》以 及四、五种以“乐谱”命名的著作之中。他对循序渐进的教学系统的主张集中在《律吕精义•外篇》与《操缦古乐谱》二书之中。
　　　　他把歌曲的教学提到了第一位。在《操缦古乐谱》的序中朱载堉特别强调了音乐应该以人声为主的思想，他说：“咏者声气之元，乐之本也”，并 对“学乐自赓歌始”作了专题论述，详细说明了如何逐句教唱的方法和步骤， 以及指导初学音乐者的办法等。
　　　　朱载堉还充分认识到乐器伴奏是唱歌教学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在《律吕精义 外篇》卷八中着重论述了“弦歌二者不可偏废”的命题，并且采且《夏训》、《商颂》、《南风之诗》等古歌词，编写了乐谱和乐队合乐谱，作为 “教学歌人”之用。他在《乐律全书》中多处强调了“操缦”的基本训练。 “操缦”就是弦乐器的定弦与弹奏，学习操缦，意在弦歌。把操缦作为准确的演唱方法。他多次地重复“论学歌诗六般乐器不可缺”的命题，也是这个意义。
　　自古以来的“口传心授”教学，即使采用了一定的乐谱，也都不用有量记谱法。今人见了古谱如此，误以为古乐都是一字一音。朱载堉论“弦歌”、 论“操缦”，大力批驳了这一谬误，力图在音乐教学中引进尽可能精密的、科学的有量记谱法。
　　 朱载堉作曲甚多，但大都为“教学歌人”而作，即练习曲之类的作品。他主要是以一个音乐学家而不是以作曲家闻名于世。作为一个深入艺术实践的音乐理论家，他却是一个能在 作曲问题上尊重艺术规律，摒弃种种教条束缚的人。古来论乐皆文人，而文人往往并不真正懂音乐。他们耻于下问，不肯向实践者请教，却要装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为实践者树立许多障碍和人为的规矩。明代虽也产生过不少大学问家，但也有不少这样的儒者，以致在学 术史上出现了尽人皆知的“明儒鄙陋”的情形。李文利、张敔、黄积庆都号称知乐。他们都宣称，在音列的使用中，变宫音（应钟）以上不许用高音，宫音（黄钟）以下不许用低音。朱载堉在理论上用律学的根据批驳了这种谬论，又在实践有“引太常乐谱为证”说明这种规定是不符合实际的。李文察自己作曲的《青宫乐章》，用五声音阶配五字句，机械地采用同一个曲调，逐句降低半音，每句旋宫一次，十二句唱到底。这显然是作者本人都无法演唱的、书斋中的理性产物。朱载堉一针见血地说：“文察本不知音，而乃强作解事。鄙俚谬妄，识者无不笑之。”这当然无需再作什么批驳了。《律吕精义•外篇》卷三引录该谱的目的十分明确：“今录为撰者戒”。 给出了在作曲问题上脱离实际的一个错误典型。
　　　　朱载堉还提出了“谱无定法，勿惮改定润色”的思想。这位在科学工作 上充分表现出创造性的人物，在艺术问题上同样也是毫不保守。他选取了当 时认作神圣不可侵犯的《释奠大成乐章》作为乐例，把元代颁行的乐谱与明廷当时所用的乐谱进行比较，说明作曲可以创用不同的方法而精益求精。
　　　　朱载堉还大量地采集民间音乐，为中国音乐界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正如朱载堉在律学理论上懂得不耻下问一样，他是一个深明民间音乐艺术价值的学者。他想借用民间乐曲的精神，为丧失活力的古乐恢复青春。在《乐学新说》中他曾说过“借今乐明古乐不亦可乎”这样的话，面对当时一字一音的古乐演奏实际情况，他在《操缦古乐谱》中又提出了“总论复古乐以节奏为先”的看法。他在《灵星小舞谱》和《字舞谱》中分别录存了民间曲调，然后总结性地写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无古今之异而音岂有古今之异哉？ 用古之词章，配今之腔调，使人易晓而悟乐之理如此其妙也。”他为古之词章配曲，《立我丞民》用的是“豆叶黄”腔调，《思文后稷》用“金字经”，《古南风歌》用“鼓孤桐”，《古秋风辞》用“青天歌”，正是为了他的音乐艺术古今观的理想而在从事创造性的活动。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5-4　11:25:44　　作为朱载堉让爵的对照，差不多同时，王守仁的曾孙和玄孙为了争伯爵的爵位（王守仁因为成功地解决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受封新建伯）打了几十年官司。
　　作者：陆诚仁　回复日期：2008-5-4　11:28:19　　作为朱载堉让爵的对照，差不多同时，王守仁的曾孙和玄孙为了争伯爵的爵位（王守仁因为成功地解决宁王朱宸濠的叛乱，受封新建伯）打了几十年官司。
　　十四 淡泊名利的藩王，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三）

　　本节介绍朱载堉在物理、数学和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
　　朱载堉所创立的创立十二平均律理论从现在的物理学角度看是频率和弦长关系的一维问题，适用于弦乐器，他在研究管乐器的音律时又发现了以管定律与以弦定律的差异。《律吕精义》一书中指出，各音律以半音进入较高的次一音律时，管不仅要缩短长度，同时要缩小围径，在规定各律管长度的同时，也必须规定律管内径的大小。这是由于管与弦的振动发音方式不同，管的发音体是气柱，必须要测 定出气柱实际振动尺度与管的尺度之间的差数，也就是“管口校正数”，这样才能正确地制造出所需要的律管。于是他提出了“异径管律”论，这个理论实际上是一种管口校正方法。从现在的物理学角度看，气柱振动问题是一个频率和气柱的长度及半径都有关系的轴对称体振动问题，朱载堉在“异径管律”理论中，将他的密率理论系统地应用在律管的管口校正上，成功地制造出了符合其理论的律管。比利时声学家马容于 1890 年发表了一篇报告，他说依照朱载堉提出的律管长度和内径数据，在黄钟的倍律（低八度）、正律和半律（高八度）上加以实验，认为三律在八度关系上都符合要求，完全准确。因此可以说朱载堉成功地解决了轴对称体振动的频率和它的长度及半径的关系。
　　为验证“异径管律”理论，朱载堉制作36 支律管。由于强调音律的精确性和律管制作的精密度，他对律管的材料——竹管的选择作了十分详尽描述，如“大竹不堪用，惟用小竹长节者耳”、“ 甜竹最佳”、“新采湿竹， 使干极乃造，湿造则不佳”等等。律管造出后，在实验时，有一个不可忽 视的条件：吹气要适当。朱载堉说：“吹时不可性急，急乃焦声，非自然声也。”又说：“吹律人勿用老弱者，气与少壮同，必不相协。然非律不协也。”指出了吹气强弱对发音影响。这与现代科学知识是相符合的：当急吹时，吹口处压强过大，管的另一端逸出的气流形成了涡流，而老弱者吹气不足，吹口处空气压强过小，管的另一端甚至无气流逸出，这两种情况都对管的正常发音有影响。从物理上说朱载堉解决的是均匀气柱的振动问题，其结果对非均匀气柱不合适。 朱载堉不仅用竹制作律管，还制造了铜质的金属律管，为了保证制造过程中的准确性，他写了一份类似现代工艺流程的报告，其中对沙模、焙干、 浇铸、钻孔、抛光和截断等有关技术问题一一作了解释和交代。在当时技术条件的限制下，朱载堉能做到这样严谨，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朱载堉不仅是一个只动脑的理论家，而且也是一个会动手的实践家，他非常注重实验的验证。朱载堉注重实践、实验和实测。他特别注意把自己的理论放在实践中去检验。他的书中记述了大量的实验事实，如管口校正实验、和声实验、累黍实验、度量实验等，就充分反映了他的这一思想方法。
　　 在声学方面，朱载堉对乐器的共振现象作了细致的分析。根据现代物理学理论，二个声波的振动频率成整数比或简单分数比，可以发生共振，在音乐学上，就能产生悦耳的和声效果。朱载堉把成整数比的二个音称为“正合”， 成简单分数比的二个音称为“旁合”，“正合”也称为“应”， “旁合”也称为“和”，“弹宫宫应，弹徵徵应，曰应；弹宫徵和，弹徽商和，曰和。”，这段话就是说宫音，高八度和低八度都能共振，徵音也是如此；宫音和徵音，徵音和商音都能起到和声的效果。他又说，“凡丝弦之属，宫与宫协为正合（商以下仿此）；宫 与徵协为旁和（商与羽协，羽与角协仿此）。正合为同，旁合为协。”“筝弦隔六为正合，隔三隔四为旁合。”只用一次三分损益法（不是反复使用求所有的十二律）得到和用十二平均律得到的两个律位上的音的频率比非常接近，而前者的比值是3/2（三分损一）或3/4（三分益一）都是简单分数，宫音和徵音，徵音和商音，商音和羽音，羽音和角音正是这种情况。类似地在瑟中，他又详细举了撮八（又称隔八）为正合，而上生撮四、下生撮五为旁合。例如，瑟第1，第8，第15与第22弦皆为宫音，第2，第9，第16与第23弦皆为商音；第 3，第10，第1 与第24弦皆为角音；第4 ，第11，第18 与第25 弦皆为变徵音（比徵音低半音叫变徵音）；第5，第12与第19弦皆为徵音；第6 ，第13与第20弦皆为羽音；第7与，第14与第21弦皆为变宫音（比宫音低半音叫变宫音）。这些弦都是撮八正合音。 些音是纯八度相合。由弦线较长的音生弦线较短的音为下生，即由低音生高 音，如宫与徵，商与羽，角与变宫等为旁合，亦即撮五旁合，反之为上生， 则是撮四旁合，如变宫与变徵，羽与角，徵与商等。这些音是纯五度相和。这些发音分析，在物理学上称为谐波分析，也是和声学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在音乐实践中，朱载堉吸取了民间笙师的经验，利用复音乐器笙的几个和声管来验证律管和其它乐器的发声，作了极好的和声实验。
　　　　朱载堉的又一个物理学工作是测定了地磁偏角。在世界上最早发现地磁偏角的是宋代沈括，但他没有具体记下偏斜角度及地理位置。朱载堉用“正方案”对地磁偏角作了具体的测定。所谓“正方案”，它是由郭守敬发明的 一种利用竿影来测定南北方向的仪器。竿置于该仪器平板的中心，以此中心为圆心画有同心圆若干。同心圆可按需要画上刻度，如朱载堉将圆分为百刻，然后根据正午的日影测定南北方向。 当南北方向测定后，指南针的方向与南北方向的夹角即是磁偏角。朱载堉是在 1567—1581 年间在北京进行测量，根据朱载堉的测量，当地磁偏角为一又三分之一刻，容易换算得 360°x4/3/100=4.8° = 4°48′，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北京的磁偏斜为偏离地理南北方向朝东 4 度 48 分。
　　 为了要测定准确的黄钟律管，朱载堉认为，不能按传统做法以黍粒决定它的容积， 而改用水银。因此，他相当准确地测定了水银密度。他所测定的水银密度与 现代测定的水银密度比较，当 0℃时，误差为+0.2672 克/立方厘米。当 20℃时， 误差为+0.3165 克/立方厘米，平均误差为 0.2912 克/立方厘米其精确性令人惊讶。
　　由于朱载堉要确定律管的内外周、内外径、横截面和容积，圆周率取何种数值，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叙述了“新法密率 算术周径冥积相求”之法，在其《乐学新说》中以口诀形式总结道：“诀曰：圆周四十方容九，勾股求弦数可知，遂以此求径率、求周、求积亦如之。”这里的径率为圆周率，周为圆的周长，积为圆的面积。这句话的意思是周长为40的圆，其内接正方形边长是9，由勾股定理可求得直径长，于是得到圆周率。有了圆周率的数值，就容易根据圆的直径求出圆的周长和面积。“周长为40的圆，其内接正方形边长是9”这个结果则是他把内接正方形逐次扩大为内接正八边形、内接正十六边形……反复使用勾股定理得到。朱载堉求得的圆周率就是40除以9再除以2的平方根，这个数值是 3.1426964，他把这个数值称之为“周公密率”。由于计算周长时所用的正多边形的边数还不够多，朱载堉的“周公密率”远不如祖冲之推算出的圆周率精确，导致他的关于律管的圆周、面积和容积的计算值也就有误差。可是，在实际使用上当以寸为单位测量时，毫位数（小数点下三位数）已是估计值了。 因此，朱载堉的圆周率数值并不影响他制造发音准确的律管。
　　在中国古代，音律学与度量衡分不开。朱载堉在研究音律学的同时，对计量学和度量衡的演变也做了考察。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所以度量衡也和粮食密切相关：长度是用黍粒排列起来决定，横排和纵排的长度不一样，分别叫做横黍尺和纵黍尺；容积是按黍粒的粒数来计量的。上面说到测定准确的黄钟律管的时候，由于律管容积小按黍粒的粒数计量误差大，因此改用水银。对于长度，他亲自做了累黍实验以确定古人所说的尺长，并从理论上辩证说明了“同律度量衡”之关系，对后世影响很大。“同律度量衡”的意思是用黄钟正律管确定度、量、权、衡的标准。用黄钟正律管的长度作为“度”（分、寸、尺、丈）的标准；用黄钟正律管的容积作为“量”（龠、合、升、斗、斛）的标准；用黄钟正律管放满的黍粒重量作为“权”（砝码）的标准，从而制定衡器（秤），这确实有其一定的科学性。做计量用的黍粒，每粒的大小应该比较均匀，为此朱载堉亲自种植和挑选了合格的黍粒，并按不同方向进行排列，这就是累黍实验，为此他专门写了一篇论文：《秬黍说》。据传说，古代人以黍粒纵排 81 粒，刚好为一乐律尺。一尺为九寸，一寸为九分，称为九进尺，一尺中共 81 分。在朱 载堉的《乐律全书》中称它为“纵黍律尺”。 以黍粒横排百粒，其长度刚好与日常用尺相同。一尺为十寸，一寸为十分，称为十进尺，一 尺中共有 100 分。在朱载堉的《乐律全书》中称它为“横黍度尺”。因为它 是传说，在先秦时期，日常 用尺与乐尺相等长度。也就是，一纵黍律尺等于一横黍度尺，这两种尺的长 度相同而进位不同。《乐律全书》中指出了三种不同进位尺：横黍尺即平常十进尺；纵黍尺即九进尺，斜黍尺即混合进位尺。它是以斜排黍粒 90 粒而得到的一种尺，称为“斜黍九十分尺”。它的尺单位长度与横黍尺、纵黍尺相等，但尺以下各单位为每尺九寸，每寸十分。朱载堉在这里的数学贡献是用算盘完成了九进 制和十进制的小数换算，在数学史上是一项开创性的工作。他还解决了不同进位小数的换算方法，作出了有关计算法则的总结，这在数学史上是很引人注目的成就。
　　 为了计算圆周率和十二平均律个律位的音高，需要用到开平方和开立方计算，例如2的十二次方根要对2进行一次开立方再进行两次开平方计算，在现代没有计算器或计算机这样的计算都很困难。而朱载堉所有的数值计算，都算到24位有效数字，有人曾估计，按每天工作八小时，朱载堉所有的数值计算用人工计算需要不断计算55年。为此朱载堉利用了中国古代“计算机”-------算盘。他制造了当时最大的“计算机”：双层，每层横跨81档的巨型算盘，并设计了计算程序：开平方和开立方珠算口诀，在算盘上进行开平方和开立方的运算，得到了相应结果。
　　　 天文历法是我国古代科学中发达最早和成就最大的学科之一，经过世代 天文学家的努力，天文历法工作不断取得进展。到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王恂等人在进行大量观测并吸取前人研究精髓的基础上，于 1281 年编撰了十分精密的历法——授时历，从而把我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可惜，明王朝建立以后，由于对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采取了极其错误 的政策，兼之墨守成规、不思改革的思潮泛滥，致使具有优良传统和雄厚基础的天文历法工作失去了生机，迅速从光辉的高峰上跌落下来，进入了一个 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黑暗时期。
　　　　朱元璋为了加强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采取了一系列思想控制措施，对于天文历法的研究，也制定了极其严厉的法律条例，不许民间私自习历、造历，违者或充军或处死。明代所采用的历法叫大统历，其实它就是授时历，仅改变了名字而已。大多数历官只能依样画葫芦，穷于应付皇历的颁布。无论哪一种精密的历法，经过长期使用，误差的积累总会使预推结果与实际天象不符。虽然在使用过程中，也曾发现预推结果与实际天象不符的情况，但多无可奈何，不了了之。在朱载堉提出改历之议前，也曾有人提出对历法作小修小改的意见，但由于提议者本身学识肤浅，不能切中要害，更加上反对的势力强大，这些人多以大统历“理数极精，古今历无过之者”为由反对改革祖宗之法，所以改历之事一直束之高阁。这样年复一年，恪守旧法之风益甚，造成了官方历法研究死水一潭的状况，用明孝宗的话说，已经形成了“朝士鲜知星历者”的可悲局面。朱载堉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开始他的天文历法研究工作的。首先朱 载堉要冒很大的风险才能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没有足够的胆识是不敢问津 天文历法这一禁区的。其次，朱载堉必须突破祖制不可变的思想藩篱，与盲目迷信授时历或大统历的社会思潮相抗争。如果没有这样的精神，即使涉足于天文历法这一领域，也将一事无成。再者，朱载堉面对着朝野人士对于天文历法基本无知的形势，他必须从头开始，靠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学习、摸索，以期解其术、通其法，进而“采众说之所长”。
　　朱载堉从研究史志所载各家历法入手，步入天文历法领域。通过刻苦的学习和研究，先后编撰了两种历法——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 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均取中国古代传统历法的经典形式。黄钟历共分九篇，分别解决24节气、72 候的计算；月朔和闰月的安排；每日日影长度、漏刻更点和南中天星象的推求；日、月交食的预报，日、月五星运动的计算及其在恒星间所处位置的预报等等天文历法问题。圣寿万年历与之大同小异，共分八篇。
　　　　黄钟历和圣寿万年历对授时历最有意义的修正，是关于回归年长度及其古今变化的研究。回归年长度（T）并非恒量，而是一个随时间而变化的变量，任一年（t）的回归年长度值由现代天体力学推导出的理论公式可表达为：
　　T=365.24219878-0.0000000614（t-1900）
　　在我国古代，关于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的概念，是由南宋天文学者杨忠辅首先提出的，在他的统天历中，他建立了求任一年回归年长度值的公式：
　　T=365.2425-0.000002116（t-1195）
　　式中1195时这个计算公式开始用的公元年份，在历法上叫做历元。元代郭守敬等人，接受了杨忠辅的这一概念，并在他们的授时历中给出了经过修正的新算式：
　　 T=365.2425-0.0002t0
　　式中 t0 为以 1281 年起算的整世纪数。
　　　　朱载堉批判地继承了杨忠辅、郭守敬等人的成果，建立了回归年长度古今变化的新公式：
　　 T=365.2425-0.00000175（t-1281） （黄钟历）或
　　　　T=365.25-0.00000175（t+3006） （圣寿万年历）

　　这两个公式基本上是等价的，在黄钟历中历元为公元1281年，在圣寿万年历中，历元为公元前3007年，根据它们分别计算，T值仅有约 0.000002 日之差。这样，朱载堉纠正了郭守敬等人回归年长度消长法的不当之处。
　　在编撰黄钟历的过程中，朱载堉几乎对古代历法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作了评述，其心得载于《黄钟历议》之中。后来在编撰圣寿万年历时，他又对历 代冬至时刻、晷影测量和交食记录作了详细的考证，而写成《万年历备考》。 这些研究工作的方法，正如朱载堉自己所说的是：“辑名历五十家，倾心考证，时刻分秒，期吻合于玑衡”，其目的则是“采众说之所长，羽翼大统，广其未备”。《黄钟历议》共有 36 篇，其中前 12 篇主要论述音律与历法的关系，后24 篇则论述历法的各种问题，并对地理纬度测量新法进行了探讨。
　　在编撰圣寿万年历的过程中，朱载堉又进行了许多天文历法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冬至时刻和交食的分析测算。冬至时刻的测定，也就是24个节气的测定，它与农业生产有较密切的关系。而交食是最明显的天象之一，其预报准确与否，是检验历法的最可靠方法。朱载堉对这两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研究，其成果就是《万年历备考》中收载的《诸历冬至考》、《二至晷 景考》和《古今交食考》等 3 篇专题论文。
　　 朱载堉深知历法“欲求精密，则须依凭象器测验天文，积日累月，务得其实，而后缀以算术，立为定法，方可成一代之懿制，传之万世而无弊也”。 可是，朱载堉是一个藩王，按祖制不能随意乱走，不能到京师钦天监用那里的仪表之具，这无疑限制了朱载堉天文才能的施展。所以他遗憾得说：“仪表之具，生来目所未睹，况能知其距度之疏密，展次之广狭乎。”虽然如此， 朱载堉还是作了力所能及的努力，他动手制作了一些小型的天文仪具，设计 了新的测量方法，取得了很好的结果。邢云路是明末一位著名天文学家，著有《古今律历考》一书，朱载堉为之作序，序文中称，他曾和邢“面讲古今历事，夜深忘倦”，邢“摘历史紧要处问难”，朱“于灯算以答”，二人“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生动地描写出了他们协力钻研天文的情形。
　　朱载堉的天文历法工作不只在于历法的编撰本身，还在于他吸取了先辈天文历法家许多宝贵的思想和成果，并加 以发扬光大，不但给当时处于凋零枯萎的天文历法界注入了生机，也为后世天文历法的发展开拓了道路。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他上书皇帝，进献《圣寿万年历》、《律历融通》二书，提请改历。其见解精辟，深得识者称许。《明史•历志》曾大段摘引他的议论。礼部尚书范谦向皇帝建议说：“其书应发钦天监参订测验。世子留心历学，博通今古，宜赐敕奖谕。”得到皇帝允许。 十五 淡泊名利的藩王，伟大的科学家、艺术家（四）

　　本节介绍朱载堉在艺术和文学和方面的成就
　　朱载堉还致力于古乐器的考辨，做了不少去伪存真的工作。他揭示了古管乐器篪的开孔方法，并详细记录下它的形状、规范。中国古代的编钟在先秦时期已经完备。其独特的形状和结构，使一钟能发出两个基音，悬挂方式也便于敲击。但是，从宋代起竟不知编钟如何造法，应取何种形状。朱载堉曾对历代的青铜钟做过大量研究，再次证明“古钟扁而不圆”，“甬于架上侧垂之，以便于击。”甬钟是挂在架子上面一排，以便于敲击。他还指出了钟的调音方法：“钟声清则去其厚，浊则去其长。”这个调音方法也是符合板振动基本原理的。磬是一种石制乐器，它的历史要比金属制的钟久远得多。但古磬的形状和规范从宋代起也失传 了，朱载堉在考察古磬和宋代特磬中，提出一组编磬不仅要区别厚薄，而且要区别以大小不等，他认为“宋制非也”。他的看法是符合中国编磬实际的。
　　　　在乐器制造上朱载堉作出的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处理笙的调律。据现代学者研究，朱载堉曾在笙点校上进行密率的实验。朱载堉所造的笙虽然由于演奏不便，而且他极力推崇雅乐音乐，因而没有得到流传；但他的调律方法几乎与我们现代的钢琴调律方法相一致。他的这些贡献，都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朱载堉在乐器学上的另一贡献是提出合理的乐器分类问题。传统的“八音”分类以制作乐器的材料为依据。朱载堉认识到了这种分类法有归属不清和不当之弊，而且不能明确表明乐器的发音特点和性能。他将传统的“八音”分为三类：“吹管乐器”、“弹弦乐器”和“敲打乐器”，这无疑是乐器分类法上的一大进步和现代的“管乐器”、“弦乐器”和“打击乐器”的分类法是一致的。
　　　 朱载堉在中国舞蹈史上的贡献也是极为重要的，他发明了兼有文字说 明、歌词、音乐与舞姿动作场记图的最早舞谱，一直流传到今天。朱载堉编制的舞谱共有《人舞谱》、《六代小舞谱》、《灵星小舞谱》、《灵星祠雅乐天下太平字舞缀兆之图》、《二佾缀兆图》和《小舞乡乐谱》。
　　　　朱载堉的舞谱分图谱和字谱。他首先规定舞谱的“四纲”、“八目”，称为总舞谱。在总舞谱中，朱载堉以一纲配八目，即一纲中有八个舞蹈动作。 因此，四纲配八目，就有 4×8=32 个基本动作。就舞蹈过程的实际变化而言， 任一纲可以配任一目，次序是可以任意编排的，那么四纲八目中在理论上就应有 4阶乘乘以8阶乘共967680 个动作变化。虽然有 967680 个动作变化，实际上，它们都是32个基本动作的重演。因此，朱载堉的图谱只要画出32张基本动作图就可以了。现在的任一舞蹈演员根据朱载堉的舞蹈图谱，加上他在书中给出的节奏谱，就可以完整的再现这些舞蹈。
　　　　字舞谱是在图舞谱基础上产生的，人们可以根据简单的几个字的提示而表现出所要求的舞蹈动作。在《小舞乡乐谱》一书中，朱载堉没有再画各种舞蹈动作图，他只是在乐谱、节奏等上面简单地标明“外转”、“内转”、“左绕”、“折旋”等就可以了。在《二佾缀兆图》中朱载堉又设计了一种舞谱：将“舞台”分成若干方形区，然后以方形区及两条对角线为坐标， 用以标定舞者的活动或脚步位置。
　　　　朱载堉所编制的舞谱都取材于前代礼仪祀舞，大多属雅乐舞蹈范畴。在历史题材的基础上，朱载堉还以明代流传的传统乐舞来弥补材料的不足，他不仅继承和创造性地恢复了古代乐舞，更重要的是，朱载堉还为此提倡舞蹈应该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并创立了“舞学”一词，初步提出了舞学大纲。 他认为，构成“舞学”所应包括的内容有十项，即一、舞蹈学校；二、舞人； 三、舞名；四、舞器；五、舞佾；六、舞表；七、舞声；八、舞容；九、舞衣；十、舞谱。由于所处时代和所属阶层的影响，朱载堉的舞谱内容着重表现的是“三纲五常”的思想。尽管有这些思想局限，这些作品对后世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载堉在《乐律全书》中还为舞蹈图谱作了 600 多幅人物白描木刻画。这些画笔法简练，勾画出各种舞蹈姿态，正背、侧面、仰俯、屈伸、进退、跪拜，都形态逼真，而且线条细匀，用墨得当，内含动静之感。在《灵星小舞谱》中画的各种农业劳动舞蹈，虽说是仿汉代祭后稷之舞，但除了发式和衣着之外，舞者持镰、锄、铲等劳动工具的舞蹈姿态，乍一看来，恰似当代《兄妹开荒》的舞蹈写生画。
　　在我国文学史上，明代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局面。从明中叶开始。资本主义因素萌芽，商品经济发展，和市民意识的成长，反映在文学上，旧体诗歌处在衰落阶段，代之而起的是长篇和短篇小说成批涌现，民间文学和歌谣大量出现，各种文学形式争妍斗艳、丰富多彩。特别是来自劳动人民和市民阶层的民间俗曲和歌谣，以旺盛的生命力活跃在城市集镇和农村田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朱载堉，运用当时的民歌形式，创作了不少曲词，流传至今的有《醒世词》一书，共载曲词73首。最有意思的是他写的散曲脍炙人口，具有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全部73首作品中竟然没有一首的内容与风花雪月有关。
　　有些作品完全是自己亲身经历的感受。朱厚烷被自己的堂伯朱祐橏陷害，废为庶人，圈禁高墙。十九年间朱载堉由亲王世子变为待罪之身，历尽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在无限悲愤中毫不消沉，自强不息。《黄莺儿•求人难》就是自我写照：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扶都是假。至亲人说的是隔山话，虚情儿哄咱，假意儿待咱，还将冷眼观。时下且休夸，十年富贵，再看在谁家? 跨海难，虽难犹易；求人难，难到至处。
　　亲骨肉深藏远躲，厚朋友绝交断义。相见时项扭头低，问着他面变言迟。俺这里未曾开口，他那里百般回避。锦上花争先添补，雪里炭谁肯送去。听知!自己跌倒自己起，指望人扶耽搁了自己。
　　　　在朱载堉生活的时代，上至天子朝臣，下至地方官吏，都穷凶极恶地搜刮民脂民膏。为了钱财，真是横征暴敛，无恶不作。他诅咒当时的社会是个鬼的世界。他在《山坡羊•十二鬼》中写道：
　　 愣憎鬼从天降下，阴司鬼来阳间做吓？医睁鬼不曾捶醒，混帐鬼不论上下，尖俏鬼到处磨牙，轻薄鬼溜溜拉拉，大头鬼善会妆判，无眼鬼支了此瞎 架，树耐鬼动不动胡拿，油炸鬼支溜扒叉。听咱！天穹鬼没个波查，听咱！ 狂张鬼叫吃的甚么！
　　 朱载堉耳闻目睹物欲横流，拜金主义甚嚣尘上的种种怪现状。而朱载堉及其父，一生布衣蔬食，朱载堉本人不仅让出郑王国爵，甚至抛弃所有财产，过着与世无争的清贫日子。当然看不惯当时的一切，于是他以充满讽刺的口吻写下了《山坡羊•钱是好汉 》：
　　 世间人睁眼观看，论英雄钱是好汉。有了他诸般趁意，没了他寸步也难。 拐子有钱，走步合款；哑巴有钱，打手势好看。 如今人敬的是有钱，蒯文通无钱也说不过潼关。 实言，人为铜钱，游遍世间。实言，求人一文，跟后擦前。
　　以及《黄莺儿•穷的乍富》：
　　穷的我慌了，把老天祝赞：你把中用物儿赐与我几件，赐与我酒，如东洋大海；赐与我肉，普陀山恁大一片；赐与我银，太行山恁大雨点； 赐与我钱，南京到北京恁长几串； 赐与我妻，赛过天仙； 赐与我儿，连中三元； 赐与我官，当朝一品。 难为我些，一不报应。 实言，在赐与我长寿灵丹。 有这些东西， 哝哝捏捏过上几千年，
　　 他借孔夫子之口，对这个社会表示了最强烈的反叛和控告。他在《黄莺儿•骂钱》中写道：
　　孔圣人怒气冲，骂钱财：狗畜生！朝廷王法被你弄，纲常伦理被你坏，杀人仗你不偿命。有理事儿你反复，无理词讼赢上风。俱是你钱财当车，令吾门弟子受你压伏，忠良贤才没你不用。财帛神当道，任你们胡行，公道事儿你灭净。思想起，把钱财刀剁、斧砍、油煎、笼蒸！
　　 这首词表面上骂钱，实际上是对那个社会上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吸血虫发出愤怒的诅咒。曾经受过迫害的朱载堉一家，对于这些大小吸血鬼自然有所觉察。
　　朱载堉的可贵之处在于出淤泥而不染，即使在强大的皇族势力的 迫害之下，他依然宣称要做一个正直人，在《诵子令•讥谄神》中他写道：“不作不孝事，不作亏心事，要作就作正直人！”这就是朱载堉的为人之道。我们从他的这个人生哲理中，可以窥见他三番五次辞让爵位的某些真实原因；也可以想象到他的父亲朱厚烷所以敢于上进规谏书的胆量和勇气。“正”、“直”二字，牵动了父子二人的神经，也维系着他们的健全的大脑。他所以让出爵位，大概是不愿与自己所痛恨的钱财、官势、皇宗之类为伍的一种果敢的表示。于是在他的作品中鞭笞了各种各样的社会蛀虫，如贪得无厌的地痞，终日梦想官势钱的恶棍，形形色色的小人、无赖和市侩。如《山坡羊•十不足 》：
　　逐日奔忙只为饥，才得有食思为衣。 置下绫罗身上穿，抬头又嫌房屋低。
　　盖下高楼并大厦，床前缺少美貌妻。 娇妻美妾都娶下，又虑出门没马骑。
　　将钱买下高头马，马前马后少跟随。 家人招下十数个，有钱没势被人欺。
　　一铨铨到知县位，又说官小势位卑。 一攀攀到阁老位，每日思想要登基。
　　一日南面坐天下，又想神仙下象棋。 洞宾与他把棋下，又问哪是上天梯？
　　上天梯子未做下，阎王发牌鬼来催。 若非此人大限到，上到天下还嫌低。
　　和《黄莺儿•戒得志》：
　　君子失时不失相，小人得志肚儿胀。昨日无钱去做贼，今日有奶便呼娘; 。真臭物,实荒
　　唐，君不见街前骡子学马走，到底还是驴儿样! ，
　　 朱载堉的文学作品，对广大普通平民表示了同情和关切，说了人民要说的话，谱写了人民喜爱的歌曲。他的作品，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攻击了吃人的封建统治阶级，痛诉了人民的苦难和不幸，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市民阶层的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落后性。王子朱载堉的作品是从上层封建统治阶级的宝塔中呼唤而出的反叛声，是杀向封建顽固堡垒的回马枪。他的文学语言，大都是劳动群众生活的提炼，不仅通俗、简洁、朴素，而且极易为劳动群众所熟记。这一切，使得他的作品长期为人民所传诵，成为明代文艺园地中的一朵鲜葩。这些作品放在今天也是警世佳作。
　　现在的朱载堉墓位于河南省沁阳市东北山王庄镇张坡村东，地势北高南低呈阶梯状。北依太行九峰山，南临丹水翠竹园。墓座落于山前三级台地上，南向。墓区平面呈“甲”字形，占地86000多平方米。神道宽10米，长120米，跨三级台地，拾阶三十六级可至墓冢区。墓冢区由围墙环抱，南开门楼。进入墓冢区，中间为宽2米的通道引向墓冢。冢为圆形，封土高2.5米，直径7.6米，以高0.6米的鹅卵石围彻墓周。墓前树碑一通，中刻“朱载堉之墓”。冢区两边依墙建书壁，镶嵌着国家领导人、国家著名乐律学家、舞蹈专家、诗人、书法家等近百位名人的题词刻石，构成了50多米长的书壁碑廊。
　　朱载堉在《醒世词》中写道：“纸糊窗，竹做榻，挂一幅单条画，种几枝得意花，生前有一院，死后有一丘足矣。” 朱载堉在遗嘱中强调，在他墓前不准立碑，如果一定要立，就得立三尺以下的无字碑。但是所立墓碑在几年之后居然片石不留，据说朱载堉墓地前后一共立过三次墓碑。原来，传说朱载堉不仅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还是个精通医术的名医。他曾为乡邻们治愈过噎食病（食道癌），许多人闻讯后千里迢迢来请医求药，可惜郑王已经去世（虽然朱载堉已经让爵，不再是郑王，所以史书上称他郑世子，但当地百姓至今还称他郑王）。眼看治病无望，他们在坟上祭奠之后，就把郑王的墓碑敲了一小块，回去研成粉沫，在药锅里煎熬喝下。奇怪的是，病人每喝必好，好似灵丹妙药。这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说是郑王墓碑显灵，有病之人都来郑王坟前寻药，就连过往的客商，也要捎带一点回去，时间久了，墓碑也就随之消失了。在怀庆府志里有一篇朱载堉的神道碑碑文，神道碑是在朱载堉逝世十三年后刻的。当时，朱载堉二儿子朱翊鈦在天启甲子（公元1624年）渡河到孟津，请著名书法家王铎（1592-1652）撰文并书丹。原碑高五尺宽四尺，草书一千七百七十四字（也有说是一千七百六十八字）。碑刻成后，因为父亲遗嘱在先，朱翊鈦并不敢贸然立于墓前，所以一直陈列在“郑王生祠”的外廊下。1938年冬，日本兵侵占沁阳，火烧九峰寺院，神道碑在大火中裂成数块。有心的张坡村民怕碎块散失，待日本兵走后，抢救下碎块并埋下保护。直到1986年中国音协纪念朱载堉《乐律全书》出版480周年学术会议召开，有人提及此事，沁阳文管会即时发掘，这块碑才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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