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研究方法:教出底气、品位和尊严来

编者按：近日高校事态纷纭。本版特刊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郭世佑在2007年7月本校新教师上岗培训班上的演讲旧文一篇，以资读者诸君考察。囿于篇幅，有所删节。

　　1 给新教师作讲座，谈如何做一个合格的教师，对我来说既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压力。在以后的职业生涯中，我做教师做得怎样，将置于在座各位的监督之下。一个大学教师或者教授如果也像某些行政官员一样，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即使不是人品有问题，那也是有点无聊的。

　　严格地说，作为政法大学的教员，我也只是一名新教师。我是2003年8月受法大的感召，离开浙江大学而来的，只比你们早来4年。我对法大的了解只比你们多一点点。

　　在我们国家的大学教师岗位上，我已呆了25年。我的教学经历既简单，又有点复杂。我从1982年大学毕业，25年来，一直守候在教学岗位，没有离开过超出一个月的时间。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也是在职而已，坚持上本科生的课，还带研究生，既当学生，又当教员。但我换了4所高校，从最基层的高校教起，比较辛苦。

　　我之所以离开浙大，不是浙大对我不好，不欢迎我，其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徐显明校长在动员我加盟法大时，有一句话把我打动了。他说：“我们政法大学的本科生源是非常优秀的，高考分数很高，但师资相对不够。”他希望能从多学科的角度来培养这些非常优秀的学生。我很喜欢非常优秀的学生，也愿意给自己设置挑战，所以来了。

法大的学生特别重感情，让我感到很亲切，这至少与许多浙大的学生没有什么差别，有的还担心我来法大后感到失落，就经常用邮件来安慰我，鼓励我。每次上课结束后，他们都要用掌声来感谢师长的劳动，讲座完了还一定要送我回家。我也常想：到了法大，能走近这样一批学生，即使苦一点，累一点，甚至受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各位新教师，这是我首先想通报给各位的一个重要信息：法大的学生在整体上是很优秀的，不仅智商高，而且情商也不错，他们不会亏待你们的。

各位刚刚毕业，刚刚为完成毕业论文、为找工作经过了一番折腾，还没喘过气来，又将面临新的折腾，要发论文啦，完成教学工作量，要好好备课啦，还有学术研究的压力，还要准备经常填写各种量化的表格，还要在新单位搞好人际关系，先搞清楚有哪些复杂的派系，还要赚钱买房子、成家、养孩子，的确不容易，也许面临人生的一个转型时期，很辛苦。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问题。学校给我的题目是讨论如何做一名合格的教师。我就只能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个人体会。

　　我觉得，做一个在评比表上能合格的教师不难，在同行的经常性评比中，评出一个“优秀教师”也不难，难的是能不能做一个让多数学生在心里觉得“合格”，并能留在某些优秀学生的记忆深处、影响他们良性成长的教师。要让学生觉得合格的标准才是真标准，而且要让他们毕业后也觉得你依然合格，依然值得牵挂，让他们为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拥有你这样的教师感到欣慰。在这方面，我自己做得并不怎么出色，我总觉得，学生给我的远远多于我给他们的，如果他们过于客气，我反而觉得不安。

　　2  坦率地说，我的专业（历史学）与职业（教师）都不是我自己爱好和选择的结果，当时很不甘心，现在却并不后悔。学历史也罢，做教师也罢，我都属于“先结婚，后恋爱”。不过我有一个朴实的理念，就是无论学什么，做什么，学一门就要像一门，做一行就要像一行，别让别人为你操心，说你的闲话。

　　虽然如今走上大学教学岗位的都是博士，但在目前的大学制度之下，我们有一部分博士生的学术训练是很不够的，我国博士论文的整体质量令人担忧。我们还需要努力。

教师无疑属于知识分子群体。关于知识分子，有很多种定义。艾森豪威尔最欣赏的定义是：用比必要的词语更多的词语讲述比自己知道的事物更多的事物的人，就叫知识分子。我们千万不要当这种知识分子。其实艾森豪威尔就不喜欢这样的人，乃至对知识分子群体还有偏见。王小波说，他特别喜欢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我们要尽量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如果按照美国《时代》周刊有篇文章对知识分子下的一个定义，是所在社会的主流价值的善意的批评者，那就更好。

　　至于怎样把教师的职业做好，除了必须具备作为教师的基本功与学术研究的基本功之外，还要准备好两个心理素质。

第一要有爱心，要爱护学生，把他们当朋友，用爱心影响他们的心智发展。爱因斯坦说过，学校要培养和谐的人，而非专家，即那种既富于个性又有益于社会的人，这就离不开爱心。凡是与人打交道的职业，爱心都很重要，特别是教师、医生、司法三个行业。作为教师，如果没有爱心，你的才华再出色，你不可亲。当然，如果没有一定的才华，你不可敬。

　　第二要保持做学生的心态，经常换位思考。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先要做好学生，而且要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

为什么这么说呢？在我看来，只有先做好学生，你才知道什么样的教师才是真正受学生欢迎的，才知道自己的优势与不足是什么，你会经常自觉地进行换位思考，在这样的思考中不断地提高自己。只有准备做好一辈子的学生，你才会始终带着一份谦卑与敬业的心态，对待自己的学生和一个多少有些难度的职业。

　　面对不同面孔的学生，要向学生学习，学习他们的淳朴善良，尽量保持年轻的心态，适当天真一点，幼稚一点，好好地创造生活，享受生活，不要太成熟，不要成熟得很世故，不要世故地对待不同家庭背景与不同学习程度的学生，世故地对待你的教师职业。

　　美国历史学家杜兰特说，教育是一个逐步发现自己无知的过程。我自己就有一种先做好学生，还要做好一辈子学生的信念，坚定不移。

顺便报告各位，当我做学生的时候，无论是中小学时期，还是大学阶段，研究生阶段，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都算一个比较像样的学生，许多教学出色的教师都挺喜欢我。我的许多师长都还健在，他们可以作证。我除了在初中时的数学课堂上，把一个不懂装懂的实习女教师气哭过之外，好像还没有哪个任课老师不欢迎我。而且我还不是一个特别在意分数的学生，还有独立思考的习惯，也有换位思考的习惯。当学生时，我就想，如果我是教师，这门课该怎样教更好；后来当了教师，我也常想，如果我是学生，我会喜欢什么样的教师来教这门课，怎样教才会让学生收获更大一些。

　　3 作为教师，我们不妨抓住某些原则：

一是责任。如今这年头，往往是凭良心做事，要有职业责任感，在质量上尽量把关，宁愿自己累点，自讨苦吃，包括参加论文评审与答辩，都应当切实负责，不要走过场。对于学生的答辩，我主张投票时固然可以适当松一点，但一定要把某些要害问题指出来，尽量提出一些有价值的修改意见。我们还有责任指导旁听的学生。考试阅卷时，尽量不要找别人代理，要了解动态，改进教学。

二是做人。应该把做人放在第一位，因为做人不是能力问题，完全是态度问题。如果只教学生做人，那可能会是一种无效劳动，关键是你自己怎么做，或者做得怎样。我们要求学生要有人文素质，那么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就要有所体现，而不是临时装出来，不是见了不同的人，就摆出不同的模样。我们不太喜欢学生说假话，就应该保证自己不说假话。

　　三是偏爱。偏爱也许是难免的，但不能让它泛滥，更要注意理性的偏爱。我评判学生的标准不太看重考分，而是看重学生的做人，还有提问题的习惯与质量。

　　我们没有理由不喜欢提问题的学生和调皮的学生，千万不要打击他们，要尽量引导他们。教师虽然没有糟蹋学生、伤害学生的权力，却最容易糟蹋人和伤害人，特别是对那些有潜力有个性的学生。我们的教育好像就是培养听话的学生，这是很糟糕的。

　　我们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冷落的学生。对于旁听的同学，更要一视同仁，欢迎他们融入到我的课堂，尽量不让他们感到有什么不舒服。要知道，他们恰恰是对你的课有兴趣才来旁听的。去年在北大的校园里，天在下雨，北大法学院一个研究生走过来，非常热情地向我打招呼，自我介绍说：“郭老师，我在浙大旁听过您的课。”听了这话，当时我就觉得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未名湖畔的法学专业研究生的成长也多少有我一份贡献。

我们不要疏远家境贫寒的学生。他们很不容易，贫寒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结果，贫寒将成为他们成才的动力之一。招收硕士生与博士生时，在同等的情况下，我就尽量招这样的学生，包括转专业来考的，我们应该多给他们一点同情与支持。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取得同样的成绩，要比同类学生的付出更多。

　　我们也要尽量兼顾多数在平均线的学生与少数智力超群的学生，不要担心他们会故意刁难你，挑战你的自尊。

如果谁想通过教师的职业谋取私利，谁想通过课堂发泄私愤，那都是糟糕的。在我当学生时，我就不喜欢有些教师把大学课堂作为回忆个人遭遇和发泄个人情绪的场所，占用学生的求知时间。大学的课堂应该是散而不乱，不要随便把个人经历与个人的喜恶带进课堂，不要把课堂当做卫生间，想发泄就发泄，当做卡拉OK包间，“想唱就唱”。

　　我主张既不苛求学生，也不讨好学生，特别是对学生干部，我对他们的要求更高，我不欣赏某些学生干部的傲气，也从来不把学生的所谓职务当一回事。

　　4  对我来说，人生最大的快乐与苦恼都与职业有关。我对许多学生都有一份感恩的情结，他们对师长很客气，而我没有为他们多做点什么，至少没有提供过特殊的帮助。我最大的快乐一是来自阅读，二是来自与学生的交往，能经常看到他们在进步，我的心血与劳动能让绝大多数学生理解和认同。我心目中的最高荣誉不是别的，而是来自多数学生的认可，包括少数优秀学生的认同，这就够了。

　　我最大的苦恼是，我们这一代基础知识薄弱，现在一不小心有了一点所谓“名气”，应酬很多，看书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一直想着要补课，却没时间补，真的很苦恼，有时心里还发慌。25年来，我就从来没有认真补过什么课。还有一个苦恼是，与本科生接触要受到时间与精力的限制，与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我和本科学生的联系非常密切，彼此感情很深，现在却有些陌生。

　　我想奉劝各位，趁着自己还没有当上真、假“名人”之前，抓紧读书，如果等别人把你当“名人”之后，那就完蛋了。

　　德国的社会学家贝克说：人类已经进入一个风险社会。但相对来说，大学校园的风险要小得多。具体到法大，尽管这里的条件还不太好，办公条件、图书资料、管理水平都比许多综合性大学差多了，比对面的石油大学也差，甚至比北京四中、101中学都差，但我们是来创业的，而且法大的许多方面都在逐步改善，据说这几年的变化很大。法大有法大的资源，我们的生源就很好，我们在直接为国家步入法治轨道培养人才。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法大多培养几个好法官、好检察官、好律师，少出几个吃了被告吃原告的家伙，少培养几个既能吃通又能通吃的家伙。我们还要尽可能培养他们对学术的敬畏之心，要教给他们向权力说真话的勇气和智慧。

各位新同行，无论是教员，还是教辅人员，还是教学管理人员，我想送大家三句话：教出一点底气，教出一点品位，教出一点属于你的价值与尊严。

（该演讲全文载入郭世佑：《史源法流》一书（郭世佑主编“法大人札记”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