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為何輸掉競爭性差額選舉

1989年，被蘇聯政治家和學者稱為蘇共失去對形勢的控制，走向不歸之路悲劇的轉折點：這一年春天舉行了蘇聯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競爭性差額選舉，在選舉中，蘇共的對手民主派進入了國家最高權力機關—蘇聯人代會，從此以後，就像孫悟空鑽進牛魔王的腹中，蘇聯政治無寧日，最終，蘇共失去政權。

蘇共緣何要進行競爭性差額選舉?這要從戈爾巴喬夫的經濟改革說起。1985年戈氏上台，1987年春提出了根本改革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的改革方針，但是，黨內、國家各部委高層領導反對和阻撓對計劃經濟體制進行改革。群眾對經濟改革不見成效強烈不滿，要求加快改革的步伐。在這樣的背景下，1988年夏召開了蘇共第19次代表會議，通過了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案，最主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實行競爭性差額選舉產生蘇聯人大代表。戈氏的如意算盤是，通過競選，給在野的改革派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機會，藉以打破利益集團，擴大改革陣營的力量，推動經濟改革。

1989年春以前，蘇聯人代會實行實際上的等額選舉制。通過競選產生國家政權機關代表，在蘇聯雖然是頭一遭，但是在近代以來的歷史上卻不是新鮮事兒。人們不禁要問，那個在推翻羅曼諾夫封建王朝中立下功勳，領導蘇聯成為世界第二超級大國的強大的蘇共，為什麼沒有經得住競爭性差額選舉這一考驗?

群眾不滿：埋下接受民主派的種子

1989年進行的競爭蘇聯人民代表的運動，在蘇聯形成了政治資源再分配的疾風暴雨。然而，這不是一場突然降臨的疾風暴雨，改革以前已經出現了醞釀著政治暴風雨的烏雲—蘇聯各個社會階層對蘇共以及蘇聯集權體制弊端的不滿在逐漸積累。

十月革命以後，蘇聯國家日益強大，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蘇共領導的合法性沒有發生大的問題。但是自1980年代以來，在這一主流之下，不滿情緒的潛流開始在各個社會階層蔓延：雖然絕大多數居民基本生活有穩定的保障，但是由於自赫魯曉夫時期以後蘇聯實行與美國爭霸世界戰略，竭力爭取軍費數量優勢：在俄羅斯人均國民收入不抵西方發達國家一半的情況下，人均軍費開支卻是美、英、德、澳等國的1.3至10倍左右。由於國家把12.6%的國民收入用於軍費開支，阻礙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當數量居民的收入和居住水平一般，對生活狀況並不滿意。統計數據表明，一半以上的工人對生活很不滿意、不滿意、不完全滿意;科學工作者和各方面技術專家中對自己整個生活不完全滿意和不滿意的占2/3以上。中國學者指出：「在蘇共執政70多年間，蘇聯人民的生活沒有得到應有的改善。蘇共……逐漸失去民心。」

早在1920年代國內戰爭結束以後不久，俄共中央就指出黨內出現了由於領導職務不同物質待遇懸殊「無節制」以及貪腐蔓延的現象。斯大林時期腐敗現象得到遏制，勃列日涅夫時期，由於總書記公開說「靠工資誰也生活不了」，領導幹部腐敗成風，特權膨脹，形成高踞於人民之上的特權階層。中國學者指出，由於蘇共「領導集團……享受特權和貪污腐化，使蘇共和蘇聯政府日益脫離人民群眾」，「導致黨的威信下降」。斯大林時期，提出蘇聯已經建成社會主義社會，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赫魯曉夫1959年提出蘇聯開始「全面建設共產主義」，1980年「基本上建成共產主義社會」「把美國遠遠拋在後面」;1960年代末勃列日涅夫宣佈蘇聯「已建成發達社會主義社會」，後來宣佈「發達的社會主義社會是通往共產主義道路上的一個合乎規律的階段」……斯大林後30多年過去了，每一代蘇共領導人允諾實現共產主義的口號聲依然洪亮，而共產主義在蘇聯卻仍然遙遙無期。蘇共綱領與實際相脫節，民眾對共產主義的信仰發生動搖。在一些地方，工人們以罷工的形式表達對物質待遇差的不滿。在部分群眾中，手抄本、「夜間人」(白天說官話，晚上閉門說真話)、「廚房爭論」(關起家門抨擊時政)，以及嘲諷領導幹部特權、嘲諷嚴格的書報檢查制度、嘲諷蘇共綱領與實踐脫節的政治笑話悄然流行，表達著群眾的不滿情緒與希望變革的願望。

蘇聯時期持不同政見者羅伊·麥德維傑夫總結了1980年代要求變革的社會情緒,「不能再像現在這樣生活和工作下去的感覺已經十分普遍，它不僅在知識分子中間，就是在工人階級和職員的相當一部分群眾中間，甚至在農民中間，也很廣泛」。

無限制「公開性民主化」的後果

改革以前，雖然群眾對蘇共領導存在不滿情緒和改革的願望，但是由於沒有公開傳播不滿尤其是沒有傳播批判蘇共意見的公開渠道，群眾的不滿和改革期望主要是模糊和情緒性的。但是，1986年蘇共27大開始實施公開性、民主化方針，尤其1987年1月提出在蘇聯歷史中「不應該有被遺忘的人物和空白點」，1988年1月提出「我們主張毫無保留和毫無限制的公開性」之後，情形發生逆轉。

1986年實施民主化、公開性方針以後，蘇聯社會呼吸到前所未有的寬鬆的新鮮空氣，一些年輕知識分子開始組織「非正式(未在官方註冊)小組」、爭論俱樂部，出版「非正式出版物」，同時，地下流傳的手抄本也走出地下。1987年1月全會以後至1987年秋，建立非正式組織的進程在蘇聯許多城市，特別是大城市加快。當時，自發成立的俱樂部和小組已多達數百個。小組一般人數不多，由3~5人組成，主要目的是進行自由交往並「提出發展社會主動性精神的草案」。

在非正式組織的爭論中，民主派知識分子進行了最初的理論準備。當時最具影響的俱樂部是1987年2月在列寧格勒成立的名為「改革」的跨職業交往俱樂部。這個小組的倡議者有年輕的經濟學家、社會學家、哲學家，包括後來成為副總理的?.?.丘拜斯、成為總理的?.?.蓋達爾等。俱樂部活動的方向，是對和平解決社會衝突的有效方案進行選擇等。在知識分子圈子裡，「改革」俱樂部的活動得到了廣泛的共鳴。因此，1987年8月由「改革」俱樂部倡議，舉行了非正式組織的第一次會見-對話。在這次會見和對話中，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開始聯合行動：主要由社會學家、哲學家和記者組成、在官方正式註冊的組織「社會主動性俱樂部」也參與了這次會見的組織工作。8月會晤提出了廣泛聯合非正式組織進行活動的倡議，發表了要求進行自由選舉、取消書刊檢查、發展市場關係的聲明。參加這次會晤的組織並非清一色持民主派立場，因此，會晤還通過了組織以社會主義為方向的俱樂部的倡議，並在8月下旬創立了「社會主義社會俱樂部聯合會」。在這次會晤後，「改革」俱樂部成為莫斯科非正式運動代表見面的一個中心。

1987年秋以前，非正式組織運動有三個特點：第一，運動的主要成員局限於知識分子圈子，基本活動方式是理論爭論，對社會的影響面有限;第二，沒有形成完整的政治綱領，主要屬於意見多元化範圍;第三，組織數量少，沒有群眾的支持(工人運動處於萌芽狀態，不支持與知識分子小組聯繫)。

1987年秋，是非正式組織性質、活動方式和社會影響的分水嶺。圍繞著籌備十月革命70週年慶典，在如何評價十月革命以來的歷史以及如何評價當前改革的問題上，在俄羅斯大城市的非正式組織成員內部發生了分歧，自由價值的擁護者與社會主義選擇者之間原來潛在的分歧發展為公開的衝突，並導致組織分裂。此後，具有激進傾向的小組更為積極地開展了活動。1987年11~12月，這些小組舉行了數次未經批准的捍衛政治犯及捍衛在蘇聯言論自由的行動，非正式組織活動開始政治化。

1987年底以後，非正式組織與媒體開始聯合活動，其社會影響亦溢出了知識分子範圍。這年11月2日，戈爾巴喬夫在紀念十月革命70週年的講話中，稱斯大林及其親信對黨和人民所犯的過錯是巨大和不可原諒的。總書記對斯大林的批判，以及慶典4個月以後蘇共中央全會成立的為1930年代末鎮壓犧牲者平反委員會，拉開了蘇聯官方「非斯大林化」運動的序幕。慶典以後，不僅非正式組織與正式組織(建築師聯盟、電影工作者聯盟等)進一步聯合行動，而且新聞媒體，如《火星》雜誌、《文學報》等，也積極參與了非斯大林化運動。上述組織和媒體以創始人資格參加了歷史-教育者「紀念」協會，該協會的任務，是為大清洗中的受害者進行徹底平反，建立斯大林主義受害者紀念碑。在「恢復列寧主義社會主義社會」的口號下，一些人在大眾傳媒上展開了對過去的「非神話化」運動。這時，社會輿論開始「燥熱」。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皮霍亞說，「小說、文章和回憶錄中披露了不為大多數人所知的事實，替代了蘇聯社會職業性的歷史編纂。與此同時，關於斯大林的鎮壓，關於對不同思想的迫害的事實雪崩般噴薄而出。」在非斯大林化進程中，知識分子組織活動的範圍和影響迅速擴大。

蘇聯民眾開始政治自決

與等額選舉不同，競爭性差額選舉是根據自己的意願選擇候選人，在1985年改革以後民主派提出與官方不同綱領主張的情況下，實際上是選擇不同的政治方針。需要提及的是，早在進行競選之前，已經開啟了這一進程。主要是發生了兩個事件。1988年3月13日，列寧格勒工藝學院教師?.?.安德列耶娃發表來信《我不能放棄原則》，要求肯定斯大林在蘇聯歷史上的作用，在社會上引起軒然大波。一批知識分子激烈地批判安德列耶娃是「改革的敵人」、「斯大林分子」、「保守派」……反對安德列耶娃的知識分子不僅揭露斯大林主義，而且將馬克思列寧主義批評為烏托邦和有缺陷的學說。

在1987年秋冬還發生了「葉利欽事件」。這年10月21日，蘇共中央例行全會討論與慶祝十月革命和當前任務有關的問題。在這次全會上，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莫斯科市委書記葉利欽發言，批評改革進展緩慢，批評蘇聯70年沒有議會制，影射戈爾巴喬夫搞個人崇拜，最後他請求退出政治局，說他已經遞交了辭呈。會上大多數中央委員批判了葉利欽的發言。半個月後，蘇共莫斯科市委會開會，解除了葉利欽的職務。《真理報》以兩整版篇幅摘登了莫斯科市委會批判葉利欽的發言。但是，正因為葉利欽敢於批判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主流派改革方針並提出激進改革方案，一部分知識分子發動了保衛葉利欽的運動。12月12日大學生和教師舉行了爭論，在爭論中要求公佈葉利欽事件和在新聞媒體上公佈葉利欽講話的速記記錄。在葉利欽工作過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和俄羅斯其他一系列的城市，都舉行了類似的集會。這些集會提高了葉利欽在群眾中的知名度和威望，人們根據自己的願望塑造葉利欽的形象。例如，當時社會上流傳著葉利欽講話的幾個版本，其中有一個版本是葉利欽反對蘇共中央第二書記利加喬夫保守路線的，葉利欽被塑造成了反對保守派鬥士的形象;還有一個版本是葉利欽反對領導幹部特權的，他又被塑造成為反對幹部特權鬥士的形象。這些講話的流行，使葉利欽的知名度和威望飆升，迅速成為最受群眾歡迎的政治家。

莫斯科大學歷史系教授?.?.巴爾辛科夫認為，「葉利欽事件」和?.?.安德列耶娃的討論，促進了蘇聯社會政治自決的進程。在葉利欽事件之前的長時期，人們習慣於根據蘇共的領導方針行事;10月事件以前，人們信任蘇共的改革方針可以改善社會主義，而葉利欽事件出現以後，蘇共高層在改革方針問題上的分歧暴露出來，一方面，更多的人開始對蘇共高層領導和改革方針持謹慎支持的態度;另一方面，那些認為應該走激進化改革道路的人更確信自己的感覺。由於葉利欽成為最受歡迎的政治家，愛屋及烏，他主張的激進改革路線在群眾中開始有好感。後來葉利欽當選蘇聯人民代表的基礎，就是在這個時候奠定的。

到1988年春以後，知識分子的宣傳鼓動活動更具組織性：一些非正式組織宣佈成立了跨俱樂部的黨團，黨團中包括持激進立場的「紀念」、「民主改革」、「改革-88」以及「人民和諧」小組。跨俱樂部黨團的領袖是後來成為俄羅斯副總理的?.?.丘拜斯等。經他們倡議，籌備了提交第19次代表會議、推動政治改革的社會委託書，推動社會掀起了一個小小的政治高潮。

改革以前，蘇聯普通群眾雖然對高度集權體制的弊端存在種種不滿，1985年以後對改革停滯不滿，但是認可蘇共的領導，擁護蘇共主流派社會主義改革基本是社會的主流情緒。實施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以後，思想激進的知識分子創辦刊物，組織討論會，發表文章，傳遞群眾的不滿，這種不滿迅速相互影響，強化、升級。研究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專家?.?.巴爾辛科夫這樣評價道：「蘇聯知識分子做了在自己的基本群眾中放棄社會主義原則的準備。」著名的法國歷史學家尼·維爾特在其多次再版的著作《蘇維埃國家歷史》中指出，「公開性把對現存秩序的不滿提高到新的水平」。群眾對現存秩序的不滿強化與升級，奠定了其在競選中情緒激進化—厭倦、厭惡蘇共，憧憬激進改革，從而使民主派當選的社會基礎。而安德列耶娃事件和葉利欽事件開啟的群眾政治自決的進程，不啻為競選進行了演練。

1989年3月，蘇聯正式開展蘇維埃代表競選活動。競爭性差額選舉與等額選舉完全不同，是將部分政治資源分配的權力下放給群眾，因此，它向蘇共發出了挑戰：由於參選候選人政治成分多元化，出現了與蘇共面對面的競爭對手;由於所有候選人必須平等地競爭，接受淘汰選拔機制的篩選，蘇共第一次面對著在競選中落選，失去政權機關席位的風險，同時，史無前例地給予平民和在野的政治派別通過競爭進入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機會。

競選：從不滿到NO的政治選擇

1989年初，蘇聯開始部署人民代表的競選。首先是提名候選人。蘇聯的蘇維埃代表一直是等額選舉，因此差額選舉使群眾迸發出前所未有的高漲政治熱情，群眾提出的候選人往往超過候選人名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對於普通群眾和在野派來說，雖然差額選舉給了他們上升的機會，但是需要通過與其他候選人競爭使上升的機會變為現實。因此，誰想在競爭中取勝，誰就要認真地宣傳、鼓動，與競爭對手爭奪群眾。

在野的激進民主力量深知競爭對手蘇共之強大和政治機會價值之深遠，對競選進行了極為認真、周密的準備。競選演說是使來自各個單位的、並不認識候選人的選民瞭解競選代表從而爭取選票的最好渠道，一般情況下，激進派人士周圍都自動聚集起強大的競選班子，對競選演說進行了精心的設計。他們分析民眾的心理，挑選民眾最關心、也是對蘇共領導70年來最不滿意的問題，制定競選綱領，闡述改革的主張。譬如，葉利欽針對群眾普遍對蘇共特權嚴重不滿，打出了「反對蘇共特權，實現社會公正」的旗號;列寧格勒大學法學教授，後來的列寧格勒市長阿·亞·索布恰克針對群眾嚴重不滿斯大林破壞法制，提出建立「法制國家」的口號。此外，葉利欽和其他許多民主派候選人針對群眾嚴重不滿改革進展緩慢，希望迅速改善生活的強烈願望，提出進行激進經濟改革，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綱領。民主派也非常注意競選技巧，例如，索布恰克的競選演說排在當天的最後，輪到他發言時，已近深夜，聽眾疲憊不堪。索布恰克沒有讀現成的講稿，而是借用了馬丁·路德·金1963年在「工作與自由遊行」運動中面對25萬多名抗議者，以「我有一個夢想」開始演講的句式，針對群眾最不滿的兩個問題—領導幹部特權和違反法制，充滿激情地表達了自己的主張，震撼了在場的每一個聽眾，引起了強烈的共鳴，從而贏得了群眾的信任，最終成功當選。

不幸的是，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主流力量的領導人錯誤估計了競選的形勢，既沒有意識到啟動公開性以後自身合法性資源在急劇衰減，也沒有充分估計民主派候選人的巨大能量，更沒有重視自1987年以來在地方蘇維埃進行差額選舉嘗試以及1988年在各地區、市、民族區、州、邊疆區黨組織進行競選時蘇共領導指揮失靈—「領導幹部」候選人大多落選的明顯趨向，而是一廂情願地認為，通過差額競選吸納社會上支持改革的力量進入政權機關，可以遏制高層領導中的傳統力量;同時，為了塑造黨在競選中的民主形象，採取了放任的競選措施，繼續推動了在「公開性」、「民主化」方針下對國內新聞和出版已大大放寬的控制進程，直至有些電視台也開闢了專門的欄目，用來進行競選辯論。由此，不僅「一場為爭奪大眾傳播媒介、特別是為爭奪電視節目播送時間進行的鬥爭，顯得特別的殘酷」，甚至還出現了傳媒失控的情況。時任政府總理雷日科夫說，「中央的報紙是在反對中央。」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尤·索洛維約夫說：「不僅某些大眾傳播媒介，甚至連《真理報》、《消息報》都對黨的領導人給予打擊。」

同時，蘇共為了與以前在選舉中由上級領導包攬一切的做法劃清界限，對黨的地區和基層組織參與競選活動採取了放手的態度。當時的蘇共中央組織部長格·拉祖莫夫斯基曾多次親自向州委、邊疆區委電話下達不要干預的指示。競選開始以後，蘇共地區和基層缺乏統一的步調，有些黨組織盲目自大，工作懈怠，有些黨組織膽怯萎縮，躲避競選，總之，蘇共多數地區基層組織仍然停留在等額選舉的政治「慣性」中，基本上沒有進入政治競爭的狀態。

實際上，1989年春蘇共並沒有準備好競選，民主派大張旗鼓地抨擊蘇共的錯誤，而蘇共對此卻沒有積極應對。群眾的情緒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對蘇共不滿和失望的情緒演化為「厭倦」和「厭惡」蘇共;同時，老百姓對許諾可以迅速提高生活水平的激進民主派人士開始信任和崇拜，憧憬、期望著激進改革給予緩慢推進的經濟改革以「有效的補償」。在蘇聯大中城市的競選中，群眾這兩種情緒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來，形成了只要候選人是當權者和黨員就投「NO」，而批評、指責、諷刺蘇共和當權者的候選人就投「YES」的引人注目的場面。對此，蘇聯和西方的政治家在回憶錄中分別從不同的視角提及：當時的政治局委員扎伊科夫回憶道，「誰只要表示支持黨的立場，立即就會輸掉」選舉。美國駐蘇聯大使小馬特洛克則在回憶錄中說：「凡是共產黨厭惡的人，無論是誰，都一定是位英雄。」戈爾巴喬夫總統辦公廳主任瓦·博爾金也在回憶錄中說，競選者中誰「對當權者的批評愈多，諷刺指責愈激烈，成功的保障就愈大」;誰許諾提高生活水平，人們就擁護誰。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皮霍亞說：「一些過去不知名的人進入了代表的行列，他們之所以能夠當選，就是因為他們與黨的機關相抗衡。」

群眾的情緒預示了選舉的結果。通過競選，80%的新人進入國家政權最高機關，蘇共反對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後來的俄羅斯總統葉利欽，後來的莫斯科市長、經濟學家加·波波夫，後來的列寧格勒市長阿·索布恰克，勃列日涅夫時期著名持不同政見者物理學家安·薩哈羅夫，歷史學家羅·麥德維傑夫，還有眾多反政府政策宣言與出版物主要起草人歷史學家謝·斯坦凱維奇，街頭遊行示威和公眾活動組織者物理學家阿·穆拉謝夫等，被群眾擁戴選進了蘇聯人代會。與此同時，國家14個軍區司令員、25個重要地區的一批高中級黨和國家領導幹部被請出人代會，其中包括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列寧格勒州委第一書記尤·索洛維約夫、列寧格勒市委書記阿·格拉西莫夫以及莫斯科市、基輔市市長、立陶宛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和部長會議主席、烏克蘭5個州委第一書記及全國1/3小型城市的市長都落選;有的地區黨、政、軍領導人在選舉中「全軍」覆沒，其中包括蘇聯第二大城市列寧格勒黨、行政系統和軍區共7名領導人全部落選。當然，當選者中蘇共黨員和候補黨員仍然佔絕大多數—占當選代表的87%，戈爾巴喬夫據此認為蘇共取得了競選的勝利，但是多數政治局委員，包括時任政府總理的雷日科夫卻做出了相反的解讀：他說，許多共產黨員之所以當選，是由於「在任何場合都沒有強調自己是共產黨員」，表面上，30個重要地區的黨的領導人落選，「實際上落選的是整個蘇共」。

蘇共競選不力的背後

後來蘇聯歷史的發展證明，以雷日科夫為代表的多數政治局委員的判斷是正確的—蘇共輸掉了競選。

一個強大的蘇共為什麼會輸掉對保持執政地位具有關鍵意義的競選?其中的原因錯綜複雜，見仁見智。我們指出重要的幾點：

第一，現實原因。如果我們回溯競選的進程首先看到，無限制公開性和民主化政策是推動蘇共競選失敗多米諾骨牌中的頭牌。因為如果沒有實行公開性、民主化的改革方針，就不會有地下出版物公開傳播，知識分子小組、俱樂部迅速出現;如果沒有將公開性、民主化開放到無限制的程度，沒有提出填補一切歷史空白點的口號，就不會出現挖掘歷史問題、塗黑蘇聯歷史的運動，群眾對蘇共的不滿不會那樣迅速地傳遞、相互影響、強化和升級。從這樣的邏輯分析問題，戈氏提出無限度公開性和民主化，不啻是點燃蘇共競選失敗的導火索，而民主派知識分子的宣傳鼓動，成為群眾對蘇共和社會主義不滿迅速升級的助推器。

第二，歷史原因。辯證唯物主義認為，矛盾對立的雙方互相依存，共同推動事物前進。因此，在探討無限制公開性民主化對蘇共合法性損害的同時，不得不聚焦於矛盾的另一面：如果長達70年蘇共歷史的信息披露是透明的，歷史中不存在被遮掩的空白點，決策是民主的，還有必要特別出台公開性、民主化政策嗎?有必要出台填補歷史空白點方針嗎?如果蘇聯70年來始終把改善民生置於首位，群眾生活水平高於西方國家;如果1950年代以後蘇聯知識分子的工資水平沒有從國民經濟10幾個部門的前幾名下降到倒數前三名，如果除國家調控的社會上升渠道以外還有其他可供選擇的社會上升渠道，知識分子的才能和積極性沒有被壓抑;如果蘇共領導幹部始終踐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沒有搞腐敗，形成特權階層;如果蘇共執政者始終遵守憲法，沒有破壞法制;如果蘇聯真正踐行馬克思關於一切公職人員通過選舉產生的巴黎公社原則……知識分子為什麼要站到民主派立場?民主派知識分子以什麼去鼓動群眾?憑什麼去博得民心?馬克思主義認為，是人民群眾創造了歷史。以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群眾並非沒有分辨是非的能力，無意識地任民主派蠱惑，而是有著自己的利益判斷。從這一視角考察問題，蘇共競選失敗的深層原因，在於斯大林體制的弊端未及時糾正，已經損害了群眾的利益，傷害了群眾對社會主義的信仰和對蘇共的信任。在蘇聯群眾心目中，黨和當權者離自己已漸行漸遠，因此，知識分子才會選擇民主派立場，群眾才聽得進去民主派的宣傳鼓動，並在選舉時做出對當權者和黨員就投「NO」，而對批評、指責、諷刺蘇共和當權者的人就投「YES」這種令人唏噓的抉擇。

第三，蘇共選舉策略失誤及其背後的深層原因。競選之後，蘇共領導人也分析了蘇共選舉失利的原因。蘇共中央選舉委員會書記?.?.雷若夫分析了競選策略的失誤，在回答「一系列黨的委員會的書記落選」原因的記者採訪時指出：「不能不看到，黨的選舉委員會仍然襲用老的辦法，沒有同人們進行足夠的活的對話，沒有總是周密思考進行鼓動宣傳的那些地方，黨的書記落選了。終究，選舉的主要教訓是對於黨的工作者，應該為自己的事業宣傳鼓動。」雷若夫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如果蘇共採取積極的競選策略，為自己的事業進行充分的宣傳鼓動，與群眾進行充分的活的對話，也許不會輸掉競選，至少不會輸得那樣慘。問題在於，黨的領導幹部為何沒有進行有效的競選運動?俄羅斯著名歷史學家?.?.皮霍亞認為，是蘇共沒有思想。他說：「蘇聯共產黨不可能進行有效的競選運動。儘管它擁有人數眾多的職業機構，可以深入任何一個居民點、每一個工業、教學、行政機構，掌握著黨的報刊、資金……但是沒有思想。」戈爾巴喬夫則從另一個視角進行了分析。他說，在1989年秋蘇聯憲法修改法案公佈後，遭到各方面激烈批評，需要黨的官員回應社會批評的時候，「充分表現了黨的官員在意識形態方面的軟弱無力，與群眾交談、同反對派爭論的無能。在激情洶湧的廣場上，黨的市委會、區委會的工作者根本不敢露面。他們是在另一種氛圍中成長，在"保溫箱"中培養起來的，遇到任何公眾辯論和公開的政治衝突他們都害怕得驚慌失措、心驚膽戰」。

戈爾巴喬夫所說的「保溫箱」，源自1977年蘇聯憲法保障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第六條條款。這一條款，以國家最高法形式保障了蘇共的執政地位，賦予蘇共運用一切專政手段擊潰政權反對派的權力。由於有憲法保障蘇共執政地位，蘇聯人代會長期實行等額選舉，候選人由上級授意，蘇共黨員幹部不需要競爭，沒有落選的風險，加之實行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使領導幹部只需要對上級負責，可以漠視群眾的情緒。這一憲法條款給了領導幹部恆溫、恆濕、潔淨的政治環境，保護了領導幹部順利成長，但是，也使蘇共幹部成為「保溫箱」中嬌貴的花朵，能力退化：由於缺乏政治挑戰的磨練，因而缺乏應對的能力，一遇公眾辯論和公開的政治衝突風暴襲來，他們便「害怕得驚慌失措、心驚膽戰」，本能地躲避和不知所措。從這一意義上說，蘇聯憲法保障條款之於蘇共，似乎是一把雙刃劍—儘管它保障了蘇共的執政地位，但是也悄然地弱化著蘇共肌體的強健，損害著蘇共的執政地位!其結果，使一個在反對封建專制血與火中誕生的強大的蘇共，在和平的競選中輸給群眾。

任何一個民族和國家根據國情選擇發展道路，以憲法保障國家基本制度，保障國家核心利益，在國際政治中是正常的和必要的。問題在於，執政黨不能因此而高枕無憂!只有居安思危，才能有時時把人民利益置於首位，接受群眾的監督，與群眾進行對話，堅持不懈地進行執政黨的建設，進行穩健、持續改革的動力，從而立於不敗之地。

否則可能如孟子所云：「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