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包含哪些内容:世界的反思与展望

首先必须说明：东方是指以中国文化为主体，西方是指以欧洲文化中心论为主体。

回顾二十世纪，当东方遭遇到西方时，人类的历史从此向前迈进一大步，“人类”不再是西方人种的专称。

终于，东方的巨龙在硝烟和屈辱中，在壮志和牺牲中，跃动在田。

回顾二十世纪，当东方遭遇到西方时，中国的历史从此旧貌换成新颜，中国不再是西方眼中的病夫。

终于，东方的巨龙在提升与奋进中，在改革与开放中，利见大人。

对于二十世纪的反思，就在于二十一世纪人类何去何从？

量子力学证明时间可能逆流；人类发展规律证明历史可能重演。

二十世纪人类的文明以惊人的几何基数在进步和发展，难道这些文明也将随着惊人的几何基数而堕落而毁灭吗？

因此，对于二十世纪的反思，就在于二十一世纪人类何去何从？这个主题应该是人类世纪反思的主题。

二十世纪，西方带给人类最大也最多的贡献就是奠基于现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系列文明。（至于现代科学为什么只在西方独占鳌头得以发展，那是一组严肃也是复杂的总是，不是本文范围讨论的）。

全世界因之而展现出富丽堂皇，多彩多姿，令人耳目一新的繁荣气象。

就在人们沉迷于世纪的“欲望街车”号，陶醉在一片充满激情和征服胜利的欢呼声中时，在西方，一些有良知的智者发出了令人深省的呼吁。

现代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各种多快好省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的灾难。

生活的质量提升，生命的价值消失，物欲横流，人伦堕落。正如后现代理论家雅克?达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所引用哈姆雷特的话：“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这是一个乱了套的时代，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这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时代”。

仿佛《双城记》，狄更斯的话还响在耳边。

代表西方良知之一的史怀哲，在《对于今日文明真象的自欺》一文中，他说：“我们正生活在文明溃败的病症之下。这种处境并不是战争所造成的，战争只是文明溃败的一种表现而已。精神的气氛已经凝固成为若干事实，这些事实所造成悲惨结果又在种种方面影响着精神气氛。这种相互作用呈现着一种最不健康的特性。

我们仿佛正治着一条充满了可怕漩涡的急流行驶，我们已经从文明的潮流中飘开了。这是由于我们之中，没有人能真正对文明的真谛加以反省和回顾。”

史怀哲所说的“精神气氛已经凝固成为若干事实”是指现代科技文明和后资本主义社会所形成的：“物欲横流”，“人伦堕落”，“道德崩溃”等等一系列的病状。这些病态和恶症确实存在于人类的文明历史中，尤以二十世纪最为突出。

他批评那些服务于强势当局的文明著作，正是这些打着现代文明旗号的理论和著述，掩饰了文明的病态，诱导了人们对文明历史真象的误解，因而讳病忌医，导致文明理念失序衰亡。他强调“人人都知道文明正走向自毁之路。残存的文明也已岌岌岌可危，它还能支撑着不倒，只是因为毁灭的力量尚不致于粉碎它罢了。”

于是史怀哲提出了问题又指出了答案。

“究竟是什么摧毁了文明天赋的力量？”

“伦理典范和现实，精神和物质，它们之间相互了解和合作开始崩溃，不到几十年的光景，它几乎消失殆尽。文明就这样毫无一丝抵抗与控诉地退灭了。文明所有的理念都远远地抛在后面，无法与文明本身齐头并进，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史怀哲陈述二十世纪精神文明堕落的同时，在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典礼上，他发表了《我的呼吁》一文，作为对世纪文明的纠偏存亡之论。其中有关人性光辉，道德爱善等的精辟阐述，完全相同于千百年来一直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中国文化精神。这是本文的主旨，容后再深论。

二十世纪是现代科学成就的时代，二十世纪中，人类的一切成就都来自现代科学。

曾几何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现代科学及其所创造的辉煌事业，竟成为人类文明以及自己生存空间的头号杀手。

对于世纪的反思，解铃还需系铃人，人类从哪里跌倒，还要从哪里站起来。

如同哈姆雷特沉重的呼声：“To Be or Not To Be”。

二十世纪，在西方那些发出公人深省呼声的智者之一爱因斯坦，曾在他的一篇游戏之作《给五千所后子孙的信》中深记得地写出：“我们这个时代产生了许多天才人物，他们的发明可以使我们的生活舒适得多。我们早已利用机器的力量横渡海洋，并且利用机械力量可以使人类从各种辛苦繁重的体力劳动中最后解放出来。我们学会了飞行，我们用电磁波从地球的一个角落方便地同另一角落互通讯息。

但是，商品的生产和分配却完全是无组织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惧的阴影里，生怕失业，遭受悲惨的贫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国家里的人民还不时互相残杀，由于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未来都不得不提心吊胆和极端痛苦。

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的才智和品格无比的低下。

我相信后代会以一种自豪的心情和正当的优越感来读这封信。”

爱因斯坦对事物的看法，一向是透澈的和直观的，仅仅是这么几句话，就已经把世纪文明的优劣性和所产生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来。

他所一针见血指出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群众才智和品格无比的低下。”正是二十世纪现代科学所衍生的后遗症状：万般皆下品，惟有权利高。

在西方的现代文明中，上帝被异化成为权利，谁拥有权利，谁就拥有一切。文明中以道德和谐为基准的游戏规则被现代资本主义所扬弃，赤裸裸地转化成为商品市场的争伐。形成了谁拥有商品市场，谁就是上帝的现代资本主义的铰链。群众成为了铰链上的齿轮，随着无休止资本市场运转，文明对他们为说，太遥远也太奢侈，为了今天明天的生活，只争朝夕，只许成功，其它可以不论。这是群众才智和品格无比低下的主要原因。

更为严峻的是：在七十年代去世而因量子力学而获得诺贝尔奖的波恩，他发出警钟式的宣言：“虽然热爱科学，但是我感到，科学同历史传统的对立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不可能被我们称之为文明的所吸收。

在我的一生中目睹的政治上的和军事上的恐怖以及道德的完全崩溃，也许不是短暂的社会弱点的症侯，而是科学兴起的必然结果，而科学本身就是人的最高的理智成就之一。

如果是这样，那么人最终不再是一种自由的、负责的生物。如果人类没有被核战所消灭，它就会退化成一种在独裁者的暴政下的愚昧的没有发言权的生物，独裁者借助于机器和电子计算机来统治他们。

那么人类的命运就是人这个生物的素质的必然结果。

波恩敲响的警钟，不是预言而是事产，而且是我们正在进行的事实。

就像当年达尔文所犯的错误一样，西方文明这所以走入歧途，虽可说是自食其果。然而对于人类全体的文明而言，当人们愈是了解，愈是认知到西方文明之所以会走入歧作时，代之而起的反思和觉悟，愈是必要的，也是主要的。

适者生存的理论被奉为自然规律，是因为这是一种为资本家的残酷竞争辩护的理论。

我们就以大家耳熟能详的当代资本家卡内基和洛克菲勒为例吧！

卡内基说：“无论竞争是否已经开始，竞争的法则业已建立，谁民无法回避，也找不到可以取代它的其它法则。尽管理工作一法则对某个人而言，有时是残忍的，但对这种族而言却是最好不过，因为它能保证适者有生存的机会。”

再看洛克菲勒所说的：

“大企业家的发展不过是适者生存原理的具体表现，这是自然的法则，也是上帝的意志。”

这是何等的狂妄，这是何等的独断，这是何等的无知，这是何等的大言不惭。

这种种族至上的谬论，正是代表绝大多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西方人的心态，他们想当然地，当仁不让地，独断独行地担负起了整个人类的使命。正是西方文明之所以自毁的致命伤。

事实上，使得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们自认为是“适者”，有生存的机会，千条万条，只有一条理由：就是拥有现代科学作为后盾的机遇。绝非是由于他们的种族伤越于其它种族之上。也正是这个理由，马克思作出了绝妙的比喻：他们把自己放在自己作好的绞刑架上。

作为西方文明良心的代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淋漓尽致地回答了那些自以为是和狂妄无知之徒。

尤其在《资本论》中所阐释的劳动人道主义，更是为了维护全体人类共同的价值，共同的尊严，共同的文明所发出的智慧宣言。

在宣言中指出现代资本主义的“心路历程”和“成败荣枯”的客观规律，同时，也为西方败落的文明找出了一条生机。

人类只有自己把自己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而完成历史赋予人类自身本有的责任时，人类的文明才不只限于种族的文明而成为全人类共同享有，共同呼吸的文明。

如同爱因斯坦在《道德和感情》一文中所说：“在最近一百年左右，又带来了道德思想和感情严重削弱。照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方式的日趋野蛮化已经成为文明世界可怕的威胁。

道德行为并不意味着仅仅严格要求放弃某些生活享受的欲望，而是对全人类更加幸福的命运的善意关怀。

这种概念意味着有一个高于一切的要求，那就是，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来发展他的潜在天赋。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得到他所应得的满足。而且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达到它最大的繁荣。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并且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是由能自由地劳动的个人创造出来的。”

透过这些睿智言论的反射，马克思精神的火花，照耀在爱因斯坦身上，闪亮发光，无怪乎人们会把他和和主义连在一起。

以上台阶些事实说明了一个问题：凡是热爱生命，热爱人类，热爱智慧，热爱真理的人们，都有一个共同美好的心愿：人类文明永垂不朽。由近代到现代的西方，从马克思到爱因斯坦，这些具有良知的智者，对于美好心愿的探求一直在尽心倾力的完成，而他们对于二十世纪现代科学文明的反思，恰恰是对于二十一世纪的展望，同时也表达了这份美好心愿的展记得此时，波恩的一句话足可以说明一切：“我希望如此，也许有朝一日，有一个人显得比我们这一代人中的谁都聪明能干，他能把这个世界引出死胡同。”

不需要有朝一日，也不是有一个人，波恩的希望就像海德格所说的那样：已经存在，本来是真。

当西方遭遇东方时，时光逆流，回到未来，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的任务，早在几千年前的东方的智慧里就有所见。

其实，要完成这些智者美好的心愿，把这个世纪引出死胡同，像《约翰?克里斯多夫》一书中所说的：“人类的文明诞生在一个崭新的黎明，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并不困难，更不必向哲学宗教里去探求。

举一个中国禅宗最简单的公案，就可一目了然。

沙弥道信，年方十四，来礼三祖。

沙弥说：“愿和尚慈悲，乞与解脱法门。”

三祖曰：“谁缚汝？”

沙弥说：“无人缚。”

三祖说：“何更求解脱乎？”

孟子曾经说过这么一句令人深省的话：“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

死胡同根本就不存在。

存在的只是：傲慢与偏见，狂妄与无知，独断与暴行，自卑与自大，交杂在一堆的混乱而形成的梦魇。

如同另一个禅宗公案。

学人说：“乞求解脱。”

禅师说：“放下！”

学人说：“一物也无，如何放下？”

禅师说：“既然放不下，就提起走。”

因此，当西方重新遭遇东方时，西方第一件应该做的事就是“放下”——放下落不明堆混乱，走出梦魇胡同。

同时，再“提起走”！

那么，如何提起走呢？

“一个具有如此卓越能力和久存下来的思想体系，必定有它的伟大价值，而且一定值得我们尊重和加以研究的。”

这是西方另一个智者——罗素，在深思熟虑以后作出对中国文化思想体系的一个真诚的评价。

另外，需要提的还有一件不应该放下而且要担起走的：马克思的智慧宣言《资本论》。

我们将另辟篇章深论。

由历史上看，要教会西方“放下”，不是件容易的事。从泰利士到黑格尔，从上帝到扬弃上帝，异化到绝对精神，从扬弃绝对形容词划化到资本。将近二千年来已经形成的这股根深蒂固的缠藤，牢不可解地深植在西方人的意识形态上。

作为这股缠藤，最具影响的中心，是黑格尔。

他的绝对精神理念，使得西方的“梦魇”绝对的合理化，而无所逃脱于天地之间。幸亏有智者马克思，带领人类挑战“梦魇”，走向真理。

作为西方优胜而超过东方的理论奠基的始作俑者也是黑格尔（海德格等日耳曼人的“综合自恋症”也比不过他）。

在他的体系中，认为东方（中国）没有哲学，只有一般低级的宗教和一些老生常谈的道德教条，远不如基督教文明来得伟大睿智。

由于没有哲学，就没有理性，也就没有优胜开化的文明，凡是西方文明的街灯照耀不到的地方，就是野蛮的地方，这是典型的欧洲文化中心论，“封闭、野蛮”等字眼的绣球抛给了东方中国，即不知正是他自己内心的写照，西方以及他的东方的同路人，却接受了这种评价，这种以欧洲中心论为主的偏见。

本文的主旨不是在论述黑格尔的哲学，但是黑格尔的“精神”却牢牢地存在着，使得西方的“梦魇”得不到解放，惟有消除了这个“千年虫”的控制和干扰，西方才能真正的虚心“放下”和“提起走”。

因此，擒贼先擒王，只有从他的著作中，找出他所代表的偏见和无知的根本，这个“千年虫”的影响才会消失，西方人才得以回归到真正的具有“真理性”的“理性”，而非偏见和无知。

在西方，一个真正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究竟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人？

可能的答案太多，俯拾即是。

比如说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对于自己是无知的。”

比如说现代物理学家费曼：“有史以来，人们一直都在探究生命的意义。于是有了许多对生命意义的阐述和教义。这些各自不同的教义有着自己的信徒，各种教义的信徒，彼此之间又怀着恐惧。这种恐惧来自于信念的互不相容，致使原本良好的出发点都汇入了一条死胡同。事实上，正是从工作出发些历史上错误信低仰所制造的巨大谬误中，哲学思考者慢慢地发现了人类美妙无限的能力，人们梦想能发现一条通途。

如果把所有的加以考量——不仅是先人所知，而且他们不知而我们今天所知的——那么，我认为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们还是知之甚微。不过，正当我们如此承认的时候，我们便开始找到通途。

正因为我们相信没有一个人能绝对懂得如何管理政府，我们才有 样一个制度来保证新的想法可以产生发展，被尝试运用，并在必要的时候被抛弃；更新的想法又可以如此地轮回运行。这是一种纠偏的系统方法。

关注人类社会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对各种可能性持开明态度便能带来机会；质颖和讨论是探索未知的关键。

如果我们想解决以前未解决的问题，那我们就必须这样地把通向未知的门开启。

人类还处在初始阶段，因此我们遇到各种问题是毫不奇怪的。好在未来还有千千万万年。

我们的责任是：学所能学，为所可为，探索更好的办地，并传给下一代。

我们的责任是给予未来的人们一双没有束缚自由的双手。在人类鲁莽冲动的青年期，人们常会制造巨大的错误而导致长久的停滞。倘若我们自以为对众多的问题有了明白的答案，年青而无知的我们一定会犯同样的错误。如果我们压制批评不许讨论，大声宣称：'看哪，同胞们，这便是正确的答案，人类得救了！’我们必然会把人类限制在权威的桎梏和现有的想象力中，这种错误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作为科学有，我们知道伟大的进展都源于我们承认无知，源于思想的自由。

那么，这是我们的责任宣扬思想自由的价值教育人们不要惧怕质疑而应该欢迎它、讨论它，而且毫不妥协的坚持拥有这种自由这是我们对未来千秋万代所负有的责任。”可以这么说：在西方一个真正具有理性和良知的人，绝不会是黑格尔。虽然他扬弃了上帝和教会，但是取而代之的“绝对精神”，却把他钉在知识的十字架上，十字架上的幽灵一直漂浮在欧洲上空，直到被马克思“救赎”。

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最为当代欧洲文化中心论及其同路人所称颂的《哲学史演讲录》，却是黑格尔无知和偏见的集大成之作。

尽管他在这些著作中，总结了康德以前的哲学，当代西方的哲学家们也给了他应有的评价。但是，作为世纪的反思，更主要的是还他历史上的本来面目——他是一个人，同时是一个日尔曼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在特定的观念中，他是如何完成他的哲学。

我们更关注的是：在这一篇篇充满华美、思辩性的文字和辞句，甚至是观念和名词之间“变戏法”的宏论当中，如何会衍生出一般有良知和理性的人也不会犯下如此对人类良知和理性不可饶恕的偏见和无知的错误。

黑格尔认为，哲学只是在希腊世界才开始发挥作用。精神虽然产生在东方（中国和印度），但它在那里并没有上升到比宗教还高的地步。

在这里所谓的宗教不是黑格尔称这为比什么宗教都好的“绝对而完善的宗教”——基督教。而是以他自己的无知而论定的：第一个形式——自然宗教。

他认为这种宗教首先作为巫术而出现，它变成祭祀动物、祭祀祖宗的偶像崇拜。巫师、祭祀就是一种普遍的精神力量的普遍存在。在这种宗教的原始变种，即在中国宗教中，中心要素是无所不包的本体——天。其中央是地，地的中央又是中国，在中国的中央，中国皇帝作为天子，作为大巫师统治着活人和死人的王国。

因此，黑格尔称中国人的信仰是“度的宗教”。 种宗教的祭祀活动事有包罗万象的性质，人的内在世界为外在礼仪所替。

引述到这里，不禁要问：被当代西方哲学家们所推崇的近代哲学泰斗的经典之作，对于东方文明是如此无知（尤其是对于中国文化中孔、孟、荀等思想对于“礼”不同的哲学内涵）、轻视和侮慢，仍然认为是理所当然而给予评价的话，那么西方哲学中还有良知和道德存在吗？

尤其是在论文中种种的武断和偏见，早已违背一般学术性的严谨和责任公正和客观性。同时也违背了伟大的孔子充满辩证思想的一句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连要在下文引述的一个名叫萨顿的现代科学史家，明显的带有犹太沙文主义的言论，也比黑格尔要高明的多。如此，对于西方哲学及其文明，难道还不值得反思吗？

萨顿说：“你听过美国西部牛仔的故事吧！一天他突然来到了科罗拉多大峡谷的边缘，感叹道：上帝，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如果这牛仔指的是在一定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事情，那么他错了。它看上去是革命的，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看到这个过程，只看到巨大的成果。从实验科学的角度（特别是在其发展的阶段）来说，东方和西方是极端对立的。然而我们必须记住两件事：

第一：实际上科学的种子，包括实验科学和教学，科学全部形式的种子是来自东方的。

很大程度上，实验科学不只是西方的子孙，也是东方的后代，东方是母亲，西方是父亲。

第二：我完全相信，正如东方需要西方一样，今日的西方仍然需要东方。

我们不要重蹈希腊人的覆辙，他们认为希腊精神是绝无仅有的，他们把外国人一律视为野蛮人，他们最后衰亡，一落千丈。不要忘记东西方之间曾经有过协调，不要忘记我们的灵感多次来自东方。伟大的思想很可能有机会悄悄地从东方来到我们这里，我们必须伸开臂膀欢迎它。

对于东方科学采取粗暴态度的人，对于西方文明言过其实的人，大概不是科学家。他们大多既无知又不懂科学，也就是说，他们丝毫不应享有他们吹嘘的天花乱坠的优越性。而且如果自听其便，他们关于这种优越性支离破碎的向往，要不了多久也就要消亡。

我们的文明中有许多不健康的因素，如果我们想在疾病蔓延起来以前根除它们，必须毫不留情的揭露它们。

人类的统一包括东方和西方。东方和西方正像一个人的不同刘态，代表着人类经验的基本和相互补充的两个方面。东方和西方的科学真理是一样的，美丽和博爱也如此。

光明从东方来，法则从西方来。让我们训练我们的灵魂，忠于客观真理，不要采取盛气凌人的'西方’态度，而记得自己的最高思想来自东方。使它更富有人性，更好的为真理服务，更完善地实现人类的使命，也将是一个更高尚的人。”

当我们良久沉思在对于西方哲学及其文明的反思中，另一个声音又在耳边响起，他是一个名叫维纳的美国神童，成年后成为当代控制论的创始人。三十年代，他在中国生活过、工作过、思考过。请听听他公正的语言，如果黑格尔对中国的评论能有这种公正的精神，他就会少犯许多错误。

“我结识的所有有教养的中国人都继承儒教的传统，当他们是基督徒时，也是同样虔诚的儒教徒；因为中国人具有调和不同宗教信仰的传统，在他们看来，赞赏一种宗教并不意味着排斥另一种宗教。

所有尊崇任何宗教传统的中国人，都怀有这种绅士、学者、政治家三位一体的儒教观念：为人严肃、稳重而彬彬有礼，并有一种幽默感以大众的福利为己任，并有尊严的学术作风。他们的生活行为上有许多反面恶行，但也有许多方面会产生道德的生活。儒教这种特征是有道德的生活，一个令人感兴趣而吸引人的源泉。因此，比较开明和聪明的传教士，很少有人从中国回来时不精通和不带有儒教观点。

中国使前来改变别人信仰的人反而皈依了中国。”

如果我们带着二十世纪沉重的反思走进二十一世纪，那么我们对二十一世纪的献礼又是什么？

我们可以从史怀哲《我的呼吁》一文中，读到西方的良知文明中有许多事物是应该“提起走”，那就是善行和道德，然而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精英和最具代表的善行和道德，到今天已经有了六千多年的生命，现在仍然为当代中国人所奉行和实践。

“我要呼吁全人类，重视尊重生命的伦理。这种伦理，反对将所有的生物分为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高等的和低等的。

这种分别必然产生一种见解，我们可以随意破坏或伤害别种生物。

对生命的全然肯定是一种精神工作，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能一改以往的生活态度，而开始尊重自己的生命，使其得到真正的价值。同时，有这种想法的人，会觉得需要尊重一切生命，就像对自己一样。（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告示我们：“民胞物与”；“人溺己溺，人饥己饥”；“有杀身以成仁，有舍身而取义”）。这时候，我们便进入另一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境界。（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境界，是一种士大夫应尽的责任和应有的义务，也是一种普遍公理）。

这时候，善就是爱护并促进生命，并把具有发展能力的生命提升到最有价值的地位。恶就是伤害生命，阻碍生命的发展。这是道德上绝对需要的原则。

我仍然确信真理、友好、仁爱、和平与善良是超越一切暴行的力量。只要有人始终充分的思考，并实践仁爱和真理，世界将属于他（中国文化几千年来就一直教育着人们每日每行都要反省是否违背仁爱和真理以及任何正义的行为）。

现世的一切暴力都有其自然的限限和克制，早晚会产生和它同等或者超越它的对抗性暴力（中国人常说的：以暴易暴。多行不义必自毙）。可是，善良所发挥的作用却是单纯而持续不断的，经不会产生使它自己停顿的危机，却能清除猜疑和误解；因此，追求善良是最有效的努力。我们最愚昧的错误就是不肯认真去冒险为善。我们常常不使用能帮助我们千百倍力量的杠杆，就想移动重物。（孟子说：仁者无敌）。

尊重生命的信念要求我们去帮助所有需要帮助的人，对殖民地的民众所给予的帮助，并不是什么慈善事业而是赎罪孽，因为我们已经在他们身上犯下了许多罪恶，所以白人和有色人种必须以伦理精神相处，人类才能达到真正和解。（中国文化中强调：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的观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进而兴灭国、继绝世。从来没有进行过一次对外的非正义战争）。

我们必须寻求和平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战争到底是非人道的。我确信，现代人的理性必能创造出伦理的观点。因此，今天我将这个真理向世人宣布。”

在他的宣言中，添加了许多“注文”，正好说明史怀哲要呼吁的真理，早在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体系中包涵，同时正被人们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