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人民自由txt:【解说词】历史文献专题片《抗战陪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5 17:07:37
九集历史文献专题片《抗战陪都》(解说词)
王 康
集中整个民族力量为保障民族国家之生存而抗战！
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
引 语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之目的。
中国战时国家元首这次“衣冠西渡”，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
第一集 国难陪都
23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
30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
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南京陷落强烈地表明，中华民族确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所幸，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中国人终于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敌，一致对外了。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通电国民党中央：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慨然题词：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
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叶挺、项英、林彪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蒋介石也在庐山宣告：“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幸，在毛泽东发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之前，蒋介石于南京沦陷后发布《告全国民众书》也认定：“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所幸，中国战时最高军事当局终于作出了关键而重要的迁都抉择。
一百年前，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断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他建议道：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陵，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1912年，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要在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陪都”。
1932年后，身任国民政府专负军事防御和国防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遍历中原、西北、西南十余省，最终决定将四川作为战时中国最后根据地。
1935年3月，他在重庆公开声言：
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
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11日，蒋介石晋见林森，面陈国府西迁重庆、长期抗战要旨，最后定下“迁都重庆之议”。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战路决策之一──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占领南京首都，从政治上给中国压力。首都沦陷，压迫中国灭亡，向日本投降；另一个方面，南京背水一战，从地形上来讲是不利的，易攻难守，南京是守不住的，所以当时决定迁都重庆。
林森一行先后换乘“民风”、“民贵”客轮，经宜昌，宿巫山，泊奉节，驻万县，1937年11月26日抵达重庆。
重庆各界民众十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乐队高奏救国军歌。
抗战迁都，举国振奋。邹韬奋发表《读国府移都宣言》，称其为“坚持到底，不屈服不妥协的表现”。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当日发布公告，“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次日，又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称,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竭诚拥护！”
当林森一行由宜昌驶入川江时，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才接到重庆行营转报教育部命令：高工校址，供国府移渝办公之用。
该校师生闻风而动，三日之内即搬迁完毕。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进驻办公，改称“国府路”。至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将近九年期间，这里一直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战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抗日大后方岿然不屈的象征。
金冲及(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国民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断然决定，将战时首都迁到重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在抗战初期起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由于重庆是当时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各个友好国家对中国的支援大都是通过这里来进行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治事，孙科率立法院移驻重庆北碚歇马镇，于右任率监察院移驻歌乐山龙洞口，居正率司法院移驻北碚莲池沟，戴季陶率考试院移驻上清寺陶园，孔祥熙率行政院移驻上清寺花园德安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于1937年12月6日移驻上清寺生生花园办公。
国民政府各部门、新闻机构和各国外交使团陆续移驻重庆。
为顺利实施迁都大计，蒋介石数次率领前线战区长官，与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相继在南京、庐山、武汉、衡山举行军事会议，紧急共商前线战局，部署撤退事宜。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南京失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蒋介石，武汉无险可恃，敌强我弱，不宜消耗实力影响持久固守。建议保存主力准备将来反攻。蒋介石接受了建议，没有在武汉会战。
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
次日，中共代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周恩来、原八路军代表叶剑英率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主官与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等分别移住上清寺、渔村、机房街、曾家岩50号等地。
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则已于10月25日移渝发行，并发表社论声明：
中国共产党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将继续坚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持久的自卫抗战。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四川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御侮的抗日大后方。
艾青(诗人、原重庆育才学校文艺部主任)：
我们也主张抗战，国民党也主张抗战；这个时候，两党的关系是合作的，重庆的价值也就在这个地方！
为确保军事首脑安全和军事指挥秘密，当局选中素称“南陲屏障，山城花冠”的黄山，作为蒋介石及军委会议决大计的最重要官邸。
各外交使团和各军政机构纷纷选址黄山，冠盖云集，盛极一时。
日本情报部门称黄山为“蒋介石的作战本部”，外国新闻界将黄山视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决定着亚洲和与战的中国的最主要的指挥者，就住在这一片静静的山麓地带”。
从此，重庆在中国主要大城市相继沦陷的空前危局中，在民族兴亡血与火的洗礼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为抗战陪都：
(无伴音字幕)：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明令定重庆为陪都。
时论认为，国民政府建置陪都，“最明显而雄辩地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之精神”，作为陪都的重庆将“成为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城市，更已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个挺拔的高峰”。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全国人民反对投降威胁，所以蒋介石最后还是坚持抗战到底。
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
自此，重庆从战前一省辖普通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的农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从一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国际名城。此乃中国历史之奇观，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自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本集陪都人物 林森
林森，1867年生于福州。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参与制定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只比孙中山小一岁，是辛亥民初元老。
全民抗战的烽火，给林森的晚年染上了绚丽而悲壮的色彩。
战事初起三月，林森只身西上四川。虽然“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但他以国家元首的显赫身份和年逾七旬的古稀高寿，义无反顾地移驻重庆，无形中起到了维系国脉、稳定民心的特殊作用。
他在撤离南京前夕，如同教诲晚辈似的叮嘱蒋介石“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到重庆后又赋诗言志：“抗战图强，义动瀛海，歼彼穷虏，神州永固！”并立下遗嘱：“余忝任国民政府主席，国难空前，时深警惕。所望同志同胞，精诚团结，驱除残寇，再造中华！”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林森在重庆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德意日法西斯开战，时年76岁。
林森预感到“不能再回南京了”，便再立遗嘱，将50万元存款全数拨为助学基金，“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
林森谨慎而勤勉地履行着战时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他的慈颜、美髯、马褂、长袍，给无数国外人士留下一个东方绅士的难忘印象。
1943年5月12日,林森乘车入城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途中与美军卡车相撞。林森的最后几个月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国民政府文官处按日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布林森病情，直到8月1日。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奉安大典，厚以国葬，备极哀荣。
中共中央发出唁电，赞扬林森“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十二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
1944年7月21日,林森墓园在他生前居住的歌乐山官邸修建竣工，重庆人至今称作“林园”。
引 语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中国东南半壁河山与主要城市全部沦陷。
为保存中国血脉，从白山黑水、黄河之滨翻越秦岭巴山；从淞沪平原、江汉泽国西溯洞庭三峡；从岭南丘陵、湖广沃野回越乌蒙峻岭；士、农、工、商，千百万不愿作亡国顺民的沧陷区同胞，开始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大迁徙、大转移。
第二集 铁血迁移
张雪容(原南京西门居民)：
193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不想出来的，但是日本已经到了南门了。又过不了江，车船都没有了。码头上，行李、铺盖、衣服都多得很，堆成了山。那些小孩丢了下来，水里也淹死了多少人。上不了船，我们就退出来了。过了三岔河，来到下关的时候，日军已经进城了。枪子打得水面象雨点一样。飞机又在飞，城外房子也在烧，白天看上去尽是烟子，看不到天，晚上就看到天是红的。从南京出来，一路走到汉口。汉口过了，走到恩施，那些路就不好走了，爬山越岭。路上丢(弃)的小孩子，死的……我们那时还年轻，算(运气)好的，跑脱了。那个路，哪里走哪里歇，完全没有安身的地方。这样就跑到重庆来了。
中国经由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惨淡经营建设的近代经济设施、70%以上的中国现代工矿企业和教育文化基础，一年之内几乎毁损殆尽。
天津南开大学首遭日机轰炸，又遭连续炮击；日本骑兵携带汽油入校纵火，偌大校园顿成焦土。南京中央大学也连续三次遭到日机轰炸，化学实验室与图书馆被炸毁，师生死七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庐山向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建议，将东南沿海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内地。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对师生疾呼：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当即宣布，为保存国家高等教育命脉，中央大学立即西迁重庆。
高济宇(南京大学副校长、原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
当时，抗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决定(学校)要搬。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必要的东西都要搬走。我们化学系搬运时，大概上百箱吧！在重庆，我们学校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一切的教学、科研的正常化。
正当中大西迁急需船装水运之际，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用运送川军的返空船只将图书、标本、仪器、机具等主要教学设备于1937年8月无偿启运入川,送抵重庆。
与此同时，地处华北战区的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经济研究所等也陆续搬迁重庆等地，并在沙坪坝筹建南开中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本部，地名改为“津南村”，由张伯苓校长主持校务。
杨钟岫(重庆老记者协会主席、原南开中学学生)：
南开有一门课叫集会。实际上就是请各界名流来给大家分析时事。南开有两门课非常重视：一个是集会，张伯苓的作法；另一个是体育课。汪议长(汪精卫曾任参政会议长)就是张伯苓(曾任参政副会议长)的顶头上司。但是汪精卫一到河内，还没有发出“艳电”的时候，张伯苓就约了吴稚晖给我们讲汪精卫的出走。吴稚晖这个老头也不简单。他那浙江口音很难懂，但是他那个(讲话)确实激情满怀，大骂汪精卫，听起来很带劲。坐在我旁边的是汪精的儿子，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那时(他)是尴尬不已。后来，同学们都喊打，要打他……
战前重庆高校只有三所。从1937年至1944年，辗转迁渝的高等院校共计25所，其中迁入沙磁区的高校16所，占迁渝高校的70%，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4%；重庆沙坪坝集中了内迁高校的精华，成为抗战大后方学府林立的文化园地。
1929年由地方创办的重庆大学将校内松林坡一带让给中央大学营建校舍。并对“从事北平、上海、南京高等教育等各位先生”深表迎纳之热忱，同时就近借助于中央大学、中央工专等师资科研技术力量，聘请了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来校任教或学术讲演，促进了学校迅速发展。从1929年至1942年12年间，重庆大学由市、省立跃升为国立大学。
金锡如(重庆大学副校长、原重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
教育上的变化，主要是老师少。学生呢，乱了，有的来了，有的没来，有的是在我们重大借读的。当时，在我们重大毕业而不是重大的学生，就是借读生很多。中大也一样。学生非常受苦，都是流亡学生，没有钱念书，所以老师对这些学生特别爱护，帮助一点钱啦，吃吃饭啦，买买书啦。当时书很难买，贵得很。
由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大学，被视为“官”和“长”的摇篮；而移设于中国内陆社会经济试验区北碚夏坝的上海复旦大学，则是高扬“学术思想自由”的民主堡垒。（字幕：四川教育学院、兼善中学、国立体育专科学校、中国电影专科学校、中央军事学校、中小学教材编篡委员会、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成为陪都重庆另一个文化学术园区。师生和科研人士安居土墙小屋，心系民族兴亡，倡言抗战民主，坚持崇高深远的文化理想。
邹建秋(上海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原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
复旦大学本来是一所私立大学，抗战以后，在上海没法办下去了，所以内迁。首先到了庐山，然后到了重庆北碚，也考虑过跟大厦大学合起来，到贵阳去，以后两校没能合在一起，大厦在贵阳。包括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有20多个系科，大学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人。
拥有战前中国一流水准的科研、学术、新闻和出版机构(字幕：中央研究院、中央广播电台、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以及《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继迁到陪都,一时名人荟萃，学术繁荣。重庆成为后方与前线、国内与海外联络交流的枢纽。
唐恂季(重庆一中特级教师、原重庆一中教师)：
所有的学校几乎都是在庙子里面，学校里边没有操场。学生就睡在庙子里，学校就是庙子，庙子就是学校。
(无伴音字幕)：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被称为“陪都三坝”，将近占全国一半的四十多所高校落脚在这里。校园毗连，学府环列，文化科研，门类齐备。教师治学勤业，学生弦诵不息。每当夜阑人静，微明的电灯和如豆的油灯与天光水色交相辉映，形成陪都重庆战时特有的文化景观，时人美其名为“沙坪学灯”。
中国长期抗战赖以立足的重庆及内陆大后方，在本世纪20年代末，其建设水准仍基本停留在手工劳作的古老年代。如此薄弱的内陆经济，要支持长期抗战，必须进行根本而迅急的经济发展。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324次会议，确定“政府第一期工业政策中心工作就是协助厂矿内迁”；决定所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之工业，均于最短时间移设内地。
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上海炼钢厂、六河沟铁厂、巩县兵工厂等国防前线大型军工厂内迁再建工作。
5月21日,最后勘定离城十公里长江南岸的大渡口河滩，利用江面供水的便利，征用土地3336亩，组建了大后方最大规模的冶金、军工企业。该厂实行了“职员独自任用”、“会计独立支付”等应急对策；一大批钢铁机械专家克尽职守，迅速建厂投产，彻底改变了重庆、四川钢铁冶金工业的空白历史。大量枪支、地雷、子弹、炮弹以及钢管、钢板由此生产出来，运往前线。
周淑珍(重庆退休职工、原汉阳兵工厂内迁眷属)：
汉阳兵工厂，就是第一兵工厂，我父亲在那里上班。父亲在1937年赶兵工厂最后一班运子弹的车逃到长沙，日本人逼得很紧，又从湖南逃到广西。父亲跟着厂走，又从广西逃到湖南，从湖南绕道到了四川。
1937年8月22日至1938年8月，由上海工业界领袖胡厥文、薛福基、支秉渊、颜跃秋等发起，170家民营工厂撤离前线战区，移往内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工业西渐”的序幕。
1938年10月下旬，由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先期撤运武汉的三十万吨战略物资，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大批机关人员和数十万疏散难民，紧急撤至鄂西入川门户——宜昌。
这时长江水位日见枯落，巨轮入川受阻，宜昌两岸器材堆积如山、难民如潮涌动。
国民政府遂紧急成立“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重庆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为主任委员，全权处置航运入川事宜。卢作孚临危受命，即行飞抵宜昌，制订出紧急运输计划。他亲自指挥24条轮船和1200条木船，在40个日日夜夜中，冒着日机轰炸扫射，昼夜兼程，途经十余县、险滩百余处，行程数千里，拼死溯江西上。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字幕：民生公司从1937年11月运送林森等政府要员起，先后将611,000名难民、10,000名伤兵、6,000名纱厂女工、500名难童和196,000吨军事物资抢运送往大后方,又将200万川军、30万吨弹药和大量军粮、食盐运送前方。公司16艘轮船沉没,116名船员为国捐躯。)
卢作孚回忆宜昌撤退时感叹道：这是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卢国纪(卢作孚次子、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民生集中了22条能够走宜昌的船。采取有些物资——很重的、重要的——直接运往重庆。不太重，但很重要的，运到万县，先卸下来，还有更轻的，就运到奉节三斗坪卸下来，先把物质从宜昌运走，短短四十天，四十天之后，枯水季节来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要抢在四十天之内把物资运完。包括宋庆龄(救护)的难童，以及那些没钱的。坐民生公司的船都免费供给饭吃。有一些工厂运输没有钱，尽量减价或者免费。运兵工物资是减半价，或减的更多，在这同时，帝国主义轮船尽量提价。那段时间，宜昌的撤退，能在短短的四十天里完成，对于大后方的建设、对于巩固抗战的基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38年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表示：“工厂内迁是绝对必要措置，我可以代表四川全省同胞欢迎工厂到四川。”
为解决内迁工厂安置问题，由重庆地方当局组成“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规定减免迁川工厂用地捐税，平抑土豪劣绅投机抬价。重庆地方土绅颜伯华将其在猫儿石嘉陵江畔的田产200余亩,以公平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天津、上海内迁的天原化工厂、天盛碱厂及龙章造纸厂。
截止1940年底，沿长江、嘉陵江两岸与川黔、川渝公路两侧，先后迁渝的各类轻重工厂计有450余家，形成战时中国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中心。
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蔚为壮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一千余万军民辗转迁渝，固有中华土广地阔之利，然若无沦陷区难民绝决蹈死之拼死精神，若无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相濡以沫的爱国赤诚，以及国民党最高负责人承认并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应战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此千古未有之大迁徙、大移驻恐难实现，而中华民族的生机命脉也殊难逆料。
本集陪都人物 卢作孚
卢作孚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他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表明：即使身处贫穷恶劣环境中，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智慧和正直达到时代所能容许的高度。
与1893年前后出生的许多中国进步人士一样，卢作孚青年时代就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参加过同盟会，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实际而真切的诠释。
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最终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作为他与民生多艰的祖国之间最可靠的联系。
从1925年至1937年，他靠募集的8,000元股金起家,发展为拥有46艘轮船的川江最大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他最早提出了“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制定了明确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目标：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服务国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借重卢作孚，将重庆北碚辟作首都迁建区和教育推广区。上百所大学、专科和中等学校迁驻北碚城乡各地；近千位名重一时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学术界人士移居落户、敬业治学。因其文化之昌明，曾被称为“陪都之陪都”；因其风景之优美，曾被称为“重庆之北戴河”。
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享。
卢作孚是一名历尽艰险带领18艘轮船从海外回到祖国、却对社会深刻变迁难以适应而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
在他生前，蒋介石曾授予他抗战胜利勋章，在他死后，毛泽东称他为“旧中国四个不应忘记的实业家”之一。
时下，重庆北碚公园辟有卢作孚雕像纪念地，供后人瞻仰，而他的遗骸却静卧在重庆南岸一座没有墓碑的荒冢之中，至今鲜为人知。他众多著述中的一段话，将不会被后人忘怀：
最好的报酬不是月薪、地位，而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
引 语
1938年10月，中国当局西迁初告完成。日本军部三次发布战令，确定其“航空进攻作战”目标为“敌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为日本首相近卫所提建立“东亚新秩序”铺平道路。日本调集包括“零式”战斗机在内的在华空军主力，对重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学校、商贸和民宅进行了持续三年的“疲劳轰炸”，以期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
第三集 精神堡垒
1939年5月3日12时50分，重庆天清气朗。学田湾、七星岗、佛图关、江北上横街、南岸龙门浩、铜元局等处警报台同时升起两个红球，尖利的警报声刹时响彻全城，市区大街小巷人涌车塞，一片惊恐。
13时17分，涂有血红圆盘标志的36架日机，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飞临重庆上空。日机从容编组列阵，轮番向两江汇合处的半岛倾泻炸弹，战时陪都重庆倾刻间笼罩在烈焰浓烟之中。
日本海军航空兵部在其第531号战斗简报中报道：
第一空袭部队乘天气良好，对敌首都重庆实施了本年度第一次攻击。
担任第二天空袭重庆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部继续炫耀说，第一空袭部队二十七架中型攻击机,穿过云雾和山顶之间,乘天暗于20点30分再次对敌首都实施攻击。
英国《路透社》当天报道：“重庆自空袭后，瞬间陷于火焰的包围中。”在外国记者眼中，汉口和广州陷落前后的大火，与重庆炸后大火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日本学者前田哲男50年后指出：
当年执行空袭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官兵504人,他们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搬动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日军两天空袭，炸死炸伤7700余人，毁损房屋12000余间,将近20万市民流落废墟瓦砾之上。这表明日本军队新的屠杀方式已经形成。
诗人郭沫若以《惨目吟》为题赋诗道：
死者累累，随处见如此，因得此诗，以志不忘。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重庆《新华日报》连续载文，痛斥日机空袭的“骇人听闻的狂暴行为”。
在都邮街一带灼热的断垣残壁上，陪都美术家们书写标语：
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
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
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
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敌人纵能将自来水公司完全炸毁亦不能断我水源！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
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冯亦岱(作家、原重庆中央信托局职员)：
我想你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我从李子坝回到小什字，通远门的城墙上，就是一个人尸首的印子，这个人啊，一个炸弹下来，被贴在墙上，这个血呀……
金锡如(重庆大学副校长、原重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
这个炸弹炸下来后，炸着谁就是谁，炸不着谁就幸运，那没办法呀！当时，我住的宿舍叫饶家院，炸得没有了，我本人没有在房子里蹲。紧张得很，想起来不得了！那幢石头房子，是现在第二教学大楼，也炸穿了……
张瑞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
五三、五四轰炸，我走在街上，不敢睁眼睛，就蒙着眼睛。因为旁边抬着那个死人都烧焦了，正一串串过去，我就蒙着眼睛走。当时我参加的那个怒吼剧社里，有一个人的全家躲在方桌底下，上头盖着棉被，以为可以避免流弹，没想到房子倒下压在上头就整个捂住了，就整个把他们焖熟了……都！
轰炸刚完，日本军方接连报道称：“蒋政权气数已尽，(中国)首都穷途末路，山城也不能久留，国民政府叹无藏身之地。”
1939年5月5日，外电对颇为敏感的中国最高当局的行踪作出报道称：
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并在抢救现场当众声言，“中华民族的正气，自古以来，都是在遭受民族侵略时迸发的。”声称国民政府决无移动之意。
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怒斥日本肆虐，“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号召国人“倍增团结,誓死雪耻,共报国仇”。
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企图炸毁中国战时首都，摧残中国民众之抗战精神。然而纵属如此，其效果只是引起复仇之希望，引起中国还以颜色而已。
日机滥施恐怖，市民频添血仇，郁积于中必发泄于外，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
这出语粗鄙的字里行间，倾泻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无穷忿恨，透显出义薄云天的民族大义。它是一首通俗到了极致的陪都重庆特有的“抗日正气歌”。
心月法师(重庆华岩寺住持方丈、原重庆僧伽救护队队员)：
救护队成立，由太虚法师请来军队(教官)做训练。给我们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后来我们分组，每个组拿起担架。在重庆市区内我们都去跑，凡是炸伤了的地方、我们都跑去过。敌机晚上来空袭，我们晚上就跑。我们神州古国，不应该让东瀛来对我们侵略。
《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这种赴义救亡的慈悲热肠和抗暴除恶的入世宏愿：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
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无伴音字幕)：当年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青壮僧人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揭，四方奔走，救人济难。
中共代表驻地、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馆等地也多次遭到日机轰炸。中共代表分别在被炸损的住地前留影，相互激励：他炸他的，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1940年8月,正在华北指挥“百团大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过《新华日报》，代表八路军全体参战将士，“向我重庆市全市同胞慰问，并决心以现正进行之大战胜利，贡献于重庆全市被难同胞前，而为被难同胞雪恨”。
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定，美、英等国对日本侵华战争继续保持“中立”，日本参谋部决定调集关内外和太平洋方面主要航空力量，对重庆展开战略航空大战，以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实行南进。
在长达三年的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建立起规模庞大的防空系统，到1941年，公、私防空洞已可容纳近四十余万人。
1941年6月5日，日军接连袭扰，市区较场口防空洞内，人员拥塞，空气浑浊,酿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1115人(其中151人为儿童)，近4000人受伤。
重庆市长吴国桢现场见闻，触目惊心：
洞门之内，二三百人，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站立之人，团挤一堆，解之不能，拖之不动。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汤金臣(重庆较场口草药巷居民、大隧道惨案幸存者)：
我是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在那里头去躲空袭的时候，五点多钟进去的，在十点多钟就憋气了，过后我从死人子堆里爬出来了。天亮时，发现草药街的死人子，都有四十几个，尤其是，我对门那个死得顶惨的，是姓蒋的，他的媳妇、儿子和怀里的孙子死得顶惨。
余琳(中央电视台一级导演、原重庆市民)：
那时候，我很小，还要妈妈领着。我家就住在大隧道旁边的新衣服街。空袭时，防空洞里人很多，就快窒息。妈妈带我出去想换空气，就在这时候一个炸弹掉在防空洞门口，有股热浪气压进来，把人都压倒下来了。妈妈怕我走掉了，把我抱住，中间那个人流挤得更厉害，妈妈当时还很清醒，贴着石头往外走，结果我妈妈这个胳膊呀、这个肉都在石头上蹭掉了。里面的人一层压着一层，三天以后，我的父亲才从人堆里头爬出来。
惨案之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暴日侵略，自是此一惨案罪魁；而“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去玩忽之咎”。
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当场被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机轰炸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万余枚，炸死、炸伤数万人，炸毁房屋数万幢，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历经三年血与火的轰炸磨难，重庆已成为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抗战指挥中枢和危而不忘的抗战堡垒。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表明中国坚决抗战的决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向重庆市民赠送卷轴，赞颂说：
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1941年12月30日，位于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地点的纪念建筑物修建峻工，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纪念“七·七”抗战之意。面向民族路一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顶端中央，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可以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1939年9月,在日本法西斯对中国抗战陪都重庆狂轰滥炸五个月以后，纳粹德国曾对英国首都伦敦发动了六个星期的闪电式轰炸。
伦敦靠着几千名飞行员和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赢取了最后胜利。与伦敦同被称为“雾都”的重庆，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仅仅靠着超常的坚韧无畏和彻底的牺牲精神，以及友军的无私援助，同样巍然屹立。丘吉尔盛赞英国皇家空军那句话，同样适用于重庆军民和同盟国空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本集陪都人物 宋氏三姐妹
海南岛农家子弟宋耀如和上海女基督徒倪桂珍1887年结婚，生有三男三女。其中大姐宋霭龄与其丈夫长期主宰着国民党的财务命脉。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分别成为从1911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第一夫人”。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联袂结伴从香港飞赴战时首都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宋庆龄说：
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霭龄说：
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
宋美龄说：
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三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表达了举国上下坚持抵抗强敌的决心。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同情中国的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引用蒋介石的话说：孙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
1944年6月份，宋霭龄、宋美龄神秘地飞往美国。直到1945年7月，宋美龄才返回重庆；宋霭龄再也没有回到抗战陪都。
宋庆龄则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重庆，回到睽违八年的上海。
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是她们漫长而多事的人生中唯一一次既出于亲情、也因由国事走到一起的团聚。
从此，三姐妹天各一方、音讯阻隔、生死不见。
据悉，当最后一个晚辈禀明从台湾移居加拿大的意愿后，年近百岁的宋美龄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也好，回家比较方便”。
宋美龄的“家”在哪里呢？
引 语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李叔同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的战士和才子都曾感领过巴山渝水的雄奇浩淼，并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共同融铸起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诗式的纪念碑。
第四集 凤凰涅槃
1938年2月9日，著名“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以文化界“国民参政员”身份抵达重庆，成为中国知识界由东向西大转移、大迁徙的前驱。
1938年10月28日，大型话剧《全民总动员》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大戏院公演。演职员多达200余人，被称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郁风(郁达夫侄女、原流寓重庆著名画家)：
那时候在陪都，几乎全国的精华都集中到那儿去了，上海来的、广东来的、各方面沧陷区的人才都集中到那儿去了。所以不管搞美术活动、戏剧活动，都是第一流的。在重庆能看到第一流的演出。
193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飞抵重庆，驻天官府七号办公。次年7月13日，移驻赖家桥乡间，开始负起领导大后方抗战文化艺术的重任。1940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郭沫若为主任委员。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女神》、《凤凰涅槃》诗里边，他所理想的那个境界，一个华美的、芳芬的、和谐的，我想是充满旋律的那样的一个境界，是他一直希望实现的(境界)。抗日战争时期，他完成了《十批判书》，这是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了不起的学术著作。他主张以人民为本位，而不是建立一种独裁的统治。主张使人民都具有完美的人格，通过音乐、通过美学、通过各方面的教育，使我们民族能够像春秋战国时期，有着非常繁盛的文化，而由此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不断地强盛起来。
1939年1月6日，“中国抗战血泊中产生的奇花”——“孩子剧团”一行60余人抵达重庆。25日，在一园大戏院公演《不愿做奴隶的孩子》等节目。
作为“民族神经的触角”，诗人率先发出呐喊。1941年3月，诗人方殷倡议把每年五月端阳节定为“诗人节”。由郭沫若领衔草拟的《诗人节宣言》宣告：“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要向全世界高举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臧克家(诗刊主编、原流寓重庆诗人)：
重庆等于我的第二故乡，感情很深。我在歌乐山住了好几年，我写了首诗，很有名的：歌乐山，歌乐山，我离开歌乐山。歌乐山，歌乐山，我永远怀念……
邹荻帆(诗刊主编、原重庆七月诗社成员)：
当年我主要是搞诗歌这一方面的，我的诗讴歌和平。我们中国抗战也是为了和平，所以，收集在这些诗集里的，都是这样的作品。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梁实秋留下许多感叹时艰、赞美自然不朽散文。北方语言圣手老舍写下了《四世同堂》。拥有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冰心、巴金、曹禺等成百上千名作家的“中国战时最大作家集团”遥承春秋气象、直逼魏晋风骨，一时百花齐放，雄视古今。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93年比较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在北碚找到这个“雅舍”。雅舍是梁实秋先生的住房。因为后来创作了一个系列散文，叫“雅舍小品”。这个“雅舍”就是房子的名字。很长时间，世界各国在寻找这个房子。我回到北京以后，给它画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地图，按图去寻找，找到了。我父亲对《四世同堂》是这样写的，我要创作一部大的抗战文学的纪念性的作品。现在看来，抗战文学当中，部头最大的大概就是这一部。他自己评价很高，我在他在美国写的信中发现他的评价：或许这是我最好的一部。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之间，雨量充沛，与伦敦一样，是世界著名的“雾都”。日机每因雾霭蒸腾无法实施轰炸。1941年10月，陪都文艺界在山城首创“雾都公演”。戏剧、音乐、美术、诗歌好戏连台，蔚为壮观，直到抗战胜利，形成中国战时首都特有的文化景观。
张瑞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
那些年轻的观众都是从沙坪坝、草街子、浮图关、南岸等地方来。当时，知识青年、大学生、店员都来，来了以后就堵在(国泰电影院)门口，当时的感触很深很深。我们在里面化妆，外面在放电影，底下没几个人看，可是所有买了话剧票的观众都堵在门口等着，一直等着这个戏。一直硬撑着把电影放完，才放他们进来。没有任何怨言，我们走过去的时候，群众让出一条路让我们到后台，哎！感觉到那种温暖。
谢添(表演艺术家、原流寓重庆演员)：
那时以话剧为主。它没有那么多摄影场，只有南岸有一个中央摄影场，那会儿有个中央制片厂。胶片也不多，导演也不多。从演流亡剧《放下你的鞭子》之后，我们什么话剧都演，七个戏院或影院都满座。
吴祖光(剧作家、原国立戏剧学校教师)：
我写头一个剧本叫《凤凰城》，那年我二十岁。写完之后，我得到肯定，学校主要是曹禺先生(那时曹禺与我同事)，我的剧本写好之后，也是头一个给他看。交给他之后，头一天他就来找我，他说剧本很好，很有戏，而且写的手法很别致。在过去的剧本结构方面，还没有你这样结构的。当时学校第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毕业了，成立了一个校友社团，校友剧团立刻排练，又在重庆上演。上演很轰动的，在当时，是个年轻的作者才二十岁，更特殊的是头一个多幕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剧本。
1941年初，留法音乐家郑志声应邀在夫子池新运广场指挥千人合唱。《抗敌歌》、《爱我大中华》、《黄河大合唱》、《歌八百壮士》的激越旋律回荡在山城上空。同年底，郑志声抱病指挥大型交响音乐会，演奏《郑成功》和马思聪的《梁红玉序曲》，大获成功。三周后，郑志声尽瘁而殁，年仅37岁。
严良堃(中央乐团指挥、原重庆国立音乐学院学生)：
那时在国泰戏院是喻宜萱在演出，那不得了。那个时候没有话筒。他们说王昆伦唱歌不得了，一个人在场子里头演唱，唱得高时，把国泰屋顶都掀开了，中国第一部话剧《秋子》就是在重庆演的，这也是重庆的纪录。
贺渌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嘉陵江上》曲作者、原流寓重庆作曲家)：
创作要有民族特点，当然也要有时代特点。那个时候全民族都在抗日，只有民族特点跟时代特点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为人民所喜爱的歌曲。
端木蕻良(《嘉陵江上》词作者、原流寓重庆作家)：
贺渌汀一看这首词——《嘉陵江上》，他也很喜欢。他谱了两种曲调，一种就是现在流行这样子，一种是进行曲，也发表过。后来，我们两个作词作曲者同意，采用这个，后来唱开的也是这个曲子。
《嘉陵江上》：(端木夫人唱)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光，我也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无言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太平洋战争后，“中华全国美术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先后迁渝，陪都几乎集中了全国美术界人士。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重庆对我来说，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跟悲鸿的恋爱就是在重庆开始的。悲鸿在重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画过很多画，通过这些画，反映他的爱国情思、他自己内心的悲愤，对国家安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九四三年春天，他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开了一个个人画展，一共展了三天，每天的观众是一万多人，三天三万多人，这在悲鸿的画展里面，可以说是打破纪录的。
丁聪(原流寓重庆漫画家)：
这四幅画是在重庆画的，画了以后，在香港沦陷后的一个展览会上展览过。后来在香港开展览的时候，印在上头。以后叶浅予到了重庆，我们一齐参加了八人画展。
黄苗子(原流寓重庆画家)：
我到重庆的地方不多，但是什么赖家桥呀、金刚坡呀，都很熟悉。傅抱石先生、李可梁先生，还有一个已故画家高龙生住在金刚坡这一带。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到了农村，经过了逃难，经历了好多山川，看见好多人民的生活，真真正正接近人民，还是那个时候。
王琦(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原重庆中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木刻协会的会址。我搬到哪里，那个木刻协会的会址就到哪里。所以，后来成立木刻研究会的时候，我那时正在上清寺牛角沱215号。1942年的全国木刻展览在全国十个大城市举行。那次展览，徐悲鸿先生来看，在中苏文化协会看得很仔细，特别是解放区的木刻他更注意。古元的木刻，徐悲鸿看了，认为好得不得了，他写文章认为是：我于1942年10月13日下午3时,在中苏文化协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一个大艺术家。那就是古元。后来这个(木刻)拿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展览，影响很大。在抗战时期，重庆有两个艺术搞得最活跃，一个是木刻，还有一个是漫画，木刻是从38年、39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始终保持这么一个上升状态。
1940年12月，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著名花鸟画家张书旗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委托，绘制巨幅国画《百鸽图》，以祝贺同情中国抗战的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手书“信义和平”四字，以附风雅，兼表心曲。
艾中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
我是学油画的，那时也学张书旗先生的花鸟画。他画百鸽图，这个画还在白宫里。画是横幅的，鸽子有白的，有黑头的，有黑翅膀的，基本上两个颜色，白跟黑，没有灰色的，一棵长青树，很大很的长青树，横幅的。
一位艺术家的命运始终牵动着陪都美术界人士的心弦。
从1935年到1943年，四川泸州人氏蒋兆和在重庆和沦陷的北平绘制了前后《流民图》，先后在北平大庙和上海法租界公开展出，庚即被日本宪兵查禁。
蒋代军(蒋兆和之女)：
我父亲以前的作品称为《前流民图》，把《流民图》称为后流民图。因为《流民图》可以说是个不断积蓄产生的作品。重庆时期的作品，他画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表现穷苦人民的。这个《街头叫卖》也是重庆时候画的。这是《卖柑子》，最有名的一幅画，就是在重庆画的。《朱门酒肉臭》，通过这幅画让全美国的孩子了解，中国的孩子在受苦受难，在受战争的灾难。这个先生他现在还健在，后来他到延安去了。当时他是个中学生，向我父亲来告辞，我父亲给他画了这样一幅画鼓励他，题词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哀悼西方文明的破碎、呼唤人类良知的《格尔尼卡》和《和平鸽》曾给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带来不朽的声誉。《百鸽图》和《流民图》则把中国的受难和东方的和平祈祷表达得同样撼人心魄、寓意深长。
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一摄影大棚，曾有15部长片、20部战争教育片、41部各类短片被制作出来。日机曾重点轰炸“中电”摄影棚。美国战地文化记者曾采访报导说：中国电影制片厂没有消失，他们建筑了极坚固的防空洞，警报来时，尽先将器材搬材进洞内；空袭解除，又继续拍摄。
万声(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美术师)：
抗战期间来说，中国电影制片厂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比较齐全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另外还有一个中央电影摄影场，没有摄影棚，它只是有一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的工作地点，也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拍的片子，如《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都是利用这儿的摄影棚拍的。演员呢，两边基本上不分家，这是当时的好处。从抗战情况来看，不管电影演员、电影工作人员，也不管你是哪个剧团、哪个摄影场的，工作起来都是一家人，没分彼此。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中国历史上，包括古代文学那些时期，第一次这么多的文人云集到一个地方去；第二个特点，文学界、艺术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是这个时候，左、中、右都为了一个目的，反对日本侵略走到一块儿来了。所以抗战八年，文协存在的那八年，是中国当代文人团结得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第三，这个时期，是文学艺术走向民间，从事文学、艺术的普及的最好时期。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抗日战争在重庆度过的七年半时间，确实是很值得一谈的历史时期。特别有些话题，一下子都说不完的。象郭老跟总理的关系，从来没有象这七年这样亲近过。还有，郭老当时在三厅、还有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共事的以及没有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但是也在抗战陪都生活的那些学者、艺术家们，他们的友情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也不可能有当时那样的情景。
本集陪都人物 马寅初
浙江嵊县人氏马寅初，美国经济学博士，以《新人口论》蜚声海内外。
1938年初马氏辗转入川，首创重庆大学商学院。
1939年4月,马氏以中国经济学泰斗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身份提出“临时财产税”案，要求“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
1940年5月29日,日机轰炸重庆，马氏正伏案疾书，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以至被门房锁在房中。年届六旬的马氏身裹棉被怀揣讲稿，毅然从三楼窗台跳下，竟然无恙，当晚如约登台演讲。
蒋介石数次传话马氏，如三缄其口，可委以驻美特命全权大使、中央银行总裁或财政部部长要职。马氏回绝道：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
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以令派马氏“考察前方经济为名”将其逮捕。
马氏行前对两千多名送行的师生说，抽资本税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实行过。说毕凛然而去。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的社论指出：“马氏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为争取言论思想自由而奋斗之勇气，实令全国同胞佩奋！”
马氏弟子仿照晋代李密上疏晋武帝之《陈情表》再写《陈情表》：
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戍，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
又草拟了《罢课宣言》，礼赞其师“一片丹心昭日月，临危不屈泣鬼神！”
1941年3月30日,不顾蒋介石侍从长陈布雷等权要人士反对，马氏门生弟子召开了“遥祝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大会”。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题送了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辞称颂马氏：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言敢怒见精神
同年7月，重庆大学商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马氏弟子们簇拥着马师母为“寅初亭”破土奠基立碑。冯玉祥手书“寅初亭”匾，赫然夺目。
1942年秋，在中外各界干预下，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囚居了两年半的马氏终于获释，软禁于歌乐山家中。
此时的马氏“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教书不成，投稿无路”。
1945年秋，马氏迁回重庆大学，重返陪都社会舞台。他首次公开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分不开》。
1946年1月25日,重大等校学生万人大游行，呼吁政协会议坚持“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马氏与百余名教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5天后，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爆发，马氏与郭沫若、李公朴等同遭特务殴打。次日，马氏径直告诉记者：“对这个政府，原来我主张改革，现在我主张推翻。”
1946年3月31日,马氏对重庆大学全体师生作告别演讲：只要奋斗，自会成功！
离别之际，马氏伫立“寅初亭”前，与重大师生依依惜别，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陪都重庆，对八年来的受难和奋斗无限感慨、留恋。
马氏常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能言，就更难。
这是他的信条，他的写照，他的命数，他的遗产。
36年后，马氏以百岁高龄辞世，可谓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引 语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式进攻。7月2日，日本与之呼应，“对重庆行使战权”，“促进重庆政权屈服”。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要空间，重庆从此成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枢。
第五集 得道多助
1941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他递交赫尔备忘录，“强调支持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2月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系会议，认定“赫尔备忘录”是“美英两国支持残存之(重庆)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决定对美国开战。
12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突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毁损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时间9日凌晨4时，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悉日本突袭珍珠港这一他多年盼望的消息。
蒋介石立即下山，召集国民党中常委特别会议，并分别接见美、英、苏三国大使，建议成立中、美、英、苏、加、荷、新、澳联合军事同盟。
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对日战书，宣告：正式对日宣战：
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戌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一味忍让、妥协、失地、流血，今日才有机会对日正式宣战，其间有多少屈辱，多少遗恨，多少教训。
12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告将与美英苏并肩作战。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深怀风雨同舟主义，继续援助中苏英三国……”
14日，陪都国际文化团体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吴铁城及英美苏三国大使卡尔、高思、潘友新应邀发表演说，向太平洋受难友邦遥致慰问：昔为良友，今更同仇，风雨同舟，互援互助。
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盟友而庆幸，它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位朋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日美交战使陪都重庆欢欣鼓舞，其情绪之热烈，与东京庆祝偷袭成功不相上下。寓居重庆的女作家韩素英回忆道：“街道上差不多立即喧闹起来，报童大喊叫卖号外，人们从屋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喧闹的声音盖住了车辆的嘈杂声。”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任总司令，指挥在华、越、泰等地盟军，1942年1月3日，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白宫公告：兹据英美两国参谋长之建议，及白宫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领域政府之同意，爰特宣布成立中国战区。
蒋介石在重庆宣布实行全国总动员，声称：
我们的抗战，不仅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更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祸福。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得道多助”的灿烂黎明。
1941年12月20日，在滇缅国际通道北端，昆明上空，美国援华空军以零比九的战绩首次大胜日本空军，到1942年7月4日,共击落日机296架。对日本空中强盗总清算的日子终于来临，饱受空袭的重庆市民终于亲眼目睹了精彩纷呈、解恨出气的激烈空战。
惠群(云南省政协委员、原空军呈贡航空站中校站长)：
一般的轰炸机都加满油填满炸弹，不可能一下拉起来，拉起来就会失速，所以要保持角度，慢慢地拉起来，那是因为(飞机)太重了。所以那次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往南边起飞的时候，有一架撞上了前面的树上，当时就爆炸了，就另外调过方向，向北那个方向起飞，又撞到障碍，又爆了。那时，一个指挥人员可能也就停止起飞，可是当时第三架又起飞，又往南边起飞，起飞成功了，这会儿，第四架、第五架往南边都成功了。
在滇缅国际通道南端，随着仰光上空1942年新年前后的再战再捷、连战连捷，打击日本法西斯空中强盗的战争进入了新局面。
这队出奇制胜的威武神鹰，中国老百姓从它那机头绘有虎鲨徽记的机头，根据“云从龙、风从虎”的生肖民俗，称之为“飞虎队”。
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就是克莱尔·陈纳德。这位传奇般的美国军人曾多次深情的说，“中国人民面对巨大艰难所表现的勇敢和热烈的爱国心，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努力抵抗共同的敌人。”
自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以来，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援助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没有中国人民的拼死救助，这些武装的外国军人也将寸步难行，死无葬身之地。盟国军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固然建立了卓越的战功，而中国民众也以无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对人类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争中，中国敌后战区广大军民，英勇救护美国官兵，视同骨肉般地为之治病养伤；大后方大量民工为盟国空军维修机场，平整跑道。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国际反法西斯团结的最具体的表现”。
陈香梅(美国飞虎司令陈纳德夫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陈纳德将军他很有正义感，并且他觉得中国的空军实在需要协助。因此，他多方面的同美国的朋友们商议，怎样来组织一个自愿队。到了1940年，多次反反复复地跟罗斯福总统接触，在华盛顿跟他们商议，罗斯福总统就答应了，让陈纳德将军组织美国空军自愿队，到中国来协助作战，后来就叫飞虎队。刚刚来的时候，召集的都是年经比较轻的，但却是很有经验的飞行员，有差不多三百多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欣赏，并且他们经常以一对十的数量来跟日本作战。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就共同抗御日军进犯东南亚在重庆黄山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当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表示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可派八万人入缅作战”时，英国代表、印度全英总司令兼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官韦维尔爵士鄙夷地回答道：“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人的耻辱”。
蒋介石当即回敬了一句硬话：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
1942年开年，同盟国中国战区在重庆成立，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4日，史迪威中将抵达重庆，组建参谋总部。4月,中国两万官兵进入缅甸。仁安乡一战，中国三十八师血战日军，将上至司令，下至记者、牧师七千余名英美军民救出重围，英国女皇特为褒奖。
王楚英(南京市政协委员、原史迪威将军联络官)：
在缅甸的腊戌，也就是(1942年)3月3日这天，蒋介石召见我以后，我开车去机场迎接史迪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有几种政策。一种是罗斯福的政策，以大国相待；一种就是陆军部的政策，想用美援来控制蒋介石，甚至讹诈，可以说是讹诈，史迪威就在这么一个矛盾当中，充当了一个很困难的角色，蒋介石必然地要对史迪威执行的政策进行抵制，因而导致了美蒋关系恶化。后来，不得不分道杨镳。但是，就我知道从1942年3月3日到1942年6月这个过程当中，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器重、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他把中国三个最优秀的军派到缅甸去，把指挥权全部给了史迪威。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声称“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然而中国跻身“四强”却历经曲折。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1943年10月，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一起，联名签署了《四大国普遍安全宣言》，就中国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基本上确定起来了。接着1944年，中国又参加了筹备联合国组织的敦巴顿会议，1945年5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正式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如果没有当初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恐怕现在也没有常任理事国地位。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挣来的，尤其是中国人民从1937年以来，坚持抵抗日本侵略，自己用艰苦奋斗、自己用浴血奋战挣得了四大国地位。当然这里也不能忽略一点，就是罗斯福他为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也作出了一些努力，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考虑。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宋美龄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会议。这是中国战时国家首脑首次参加盟国最高级会议，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中国作为大国参予世界事务。
12月3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获斯大林同意)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明确承认台湾和澎湖列岛及东北为中国固有领土，确认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强国之一的国际地位。遭受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夙愿即将实现。
1942年10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夫子池广场举行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美、英两国已自动放弃在华一切治外法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新华日报》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称：反侵略各国空前团结，已为共同战胜侵略国奠定下一个坚固的基础。
宋庆龄在重庆寓所发表讲话，“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总理(孙中山)毕生致力的大目标，到了现在，这个目标开始实现了。”
2月4日，重庆国民政府批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从2月5日起，陪都各界庆祝新约签定。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大街小巷，人们互致庆贺。高音喇叭播放各界知名人士演讲。入夜，处处传来庆祝平等的新歌曲：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战牺牲；
挣断了枷锁，
唤回了汉魂；
埋藏了沉重的历史，
展开了民族的新生；
正义已获得伸张，
神州已重睹光明。
中国艰难支撑东亚法西斯战局，令国人扬眉吐气而令外国不可小看。
1943年11月,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全面反攻。日本这时仍有近50%的空军，56%的陆军，深陷中国战场。
德国曾要求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夹击苏联。日本参谋长衫山元承认：“日本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北进攻苏力不从心。
斯大林也承认，只在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才使苏联在1941年至1942年间，从西伯利亚方面抽调20多个师，4个步兵旅，共中包括5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调往西线作战。
罗斯福更以全球战略的眼光确认中国的重要地位：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在近东会师。
抗战期间，许多外国元首、作家、记者访问中国，访问重庆，目睹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困苦，更感受了中国军民的力量和信心。他们著书撰文，盛赞中华民族的觉醒。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位外国政党首脑访华。尼赫鲁还电函延安，向毛泽东和八路军致敬，祝中国解放事业成功。蒋介石夫妇1942年访问印度。中印两大亚洲民族在民族解放和亚洲和平事业中携手共进，成为亚洲各国觉醒、战斗的伟大联盟。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中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韩国各爱国政党、爱国武装力量得到陪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冯玉祥将军曾以“中韩兄弟挽手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为题发表文章说，“中韩两国壤土相结，唇齿相依，韩国人民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中国莫不寄予最热烈之同情”。
1945年年底，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在告别重庆时向国共两党对朝鲜抗日复国独立运动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对陪都各界“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供应军备、维持侨民生活的慷慨义助，倍为感激，永志不忘”。
1937年7月，苏联政府第一个声援中国，主张制裁日本，8月，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苏联提供1亿美元借款供中国购买军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两亿美元，有力地缓解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从1937年至1939年苏联派遣3365名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同时还派出1000余架飞机和2000余名航空队员来华作战，参加过保卫武汉、重庆、成都的空战,其中有200余名飞行员为中国抗战捐躯，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葛一洪(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原中苏文协常务理事)：
那时候，苏联跟我们的关系比较深厚，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它借款借了好几个亿，派空军来，运军火来，这个恐怕大家都知道。所以中苏文化协会地位更重要了，我翻译了一个剧本，叫《带枪的人》，送到审查委员会，它通不过。后来还是《中苏文化》一下子把它发表了。发表后，恩来把这个剧本送到延安去了，1942年初元旦，在延安鲁艺上演这个剧本，这个剧本是描写列宁的，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列宁。
本集陪都人物 史迪威与陈纳德
克莱尔·陈德纳,1937年4月来到中国，他的签证只有3个月，却一下呆了8年，成为在中国与日本作战时间最长的美国军人。这位退休美国空军上尉很早就意识到，帮助中国也是为自己的祖国效劳，因为美国早晚要和日本干一仗。陈纳德对空中打击有着独特的、宗教式的狂热，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能在半年之内摧毁日本”。陈纳德长相粗犷，轮廓宛如刀削斧凿的花岗石，长年熏晒的皮肤满是斑点，象削过的皮革。陈纳德空袭时从来不进防空洞，而是用望远镜查看日军的机型和编队。他常说，“我已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应该算是半个中国人。”
在罗斯福与蒋介石支持下，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先后击落了近三千架日机，击沉四百余艘日舰，击毙七万余名日军。
约瑟夫·史迪威以美国陆军中将身份派往东方担任多项要职：驻华美军总司令、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援华物资总监营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主张首先收复缅甸，彻底改组国民党军队，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比陈纳德的计划要复杂艰难得多，并且无异于颠覆蒋介石的统治。史迪威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门路，最后他干脆主张把那个“愚昧而专制的农夫”(蒋介石)暗杀了事。抗战胜利前夕，史迪威和陈纳德先后被迫辞职。史迪威怀着失望和愤怒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和蒋介石冷冷握别，拒绝了青天白日勋章。几十万重庆市民则为陈纳德送行，美、中两国政府在同一天为他颁奖授勋。
1945年9月2日，史迪威在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主持仪式的麦克阿瑟问道：陈纳德怎么没来？此时，满腹惆怅、最有资格看到日本投降的陈纳德正在尼罗河上空，乘机绕道返回美国。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持续三年飞越驼峰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1984年6月,中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华盛顿宴请援华美国飞行员时指出，陈纳德将军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具体体现，这种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它是牢不可破的。
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专程访问重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寻找美国空军阵亡人员遗骸的努力深致谢意。
陈纳德、史迪威与那些散布在广袤而寒冷的喜玛拉雅山的美国飞行员和飞机遗骸，将永驻青史，传颂久远……
引 语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共赴国难，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先后移住抗战陪都。
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希望两党人士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重庆成为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全民抗战的历史舞台。
第六集 红岩之光
为实施团结抗战协议，中共中央命令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江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奔赴华北、华东前线，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战功赫赫，名震中外。1938年初，前线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为保持对国民政府及大后方民众的联系，在重庆机房街70号内相继派驻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讯处。
武汉失守，通讯处升格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在地方人士大力协助下，承担着跟国民党军委会接洽军务，筹办军需，广泛开展对内对外宣传、联络等繁重任务。
罗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长、原南方局外事组秘书)：
八路军办事处从各方面募来的(有好多从海外华侨捐来的)捐款，让我父亲带到重庆，毛主席1945年到重庆来，送给我父亲一床毛毯。作为对他的奖励吧。
1939年初，周恩来抵达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公职。为居家及办公方便，邓颖超出面以周恩来名义向重庆地方人士陈长蘅先生租赁了曾家岩50号院大部房间，供相继抵渝的中共人员住用，时人称为“周公馆”。
在此院内，时任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刘瑶章以及端木恺等妇女救护队员也租用了若干房间。八年间大家同居一院，共进一门，朝分夕归,相安无事。(注：刘瑶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周公馆成了共产党人在重庆城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的阵地。
1939年开春，原驻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免遭日机轰炸及保守军务秘密，觅得市郊化龙桥红岩嘴后山刘家花园，并辟建办公驻地，供长期之用。
刘家花园主人饶国模，系黄花岗起义烈士饶国梁胞妹。她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战，毅然提供园内土地修建八路军代表办公楼房。1939年8月，派往重庆的八路军、新四军人员、机构全部进驻红岩村办公。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大后方团结抗战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主要领导机构。从此，在延安中共中央部署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后方的各项工作有了坚强而成熟的领导。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南方局除了党的建设工作、统一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有很大成绩外，情报工作也有很大成绩。其中最重要的突出的消息，就是希特勒准备在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因为在这个以前呢，希特勒玩弄两面派，跟苏联签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还相信他，因为当时他占领欧洲14个国家，当时估计他还不会向苏联进攻，但是希特勒在占领欧洲14个国家以后，准备向苏联进攻，而且定在6月22日。我们有个秘密党员，叫阎宝航同志，东北人，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快当天就报告给了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电告延安，延安转到莫斯科，同时，又告诉苏联大使馆，也报告斯大林。开始有点怀疑，但是，后来别的地方证明了希特勒要动手。他们争取时间作准备，减少了很多损失，到以后，斯大林见到刘少奇同志时，敬酒感谢我们准确的情报。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成员都是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家。他们培养和领导着一批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革命者。南方局办公地点长期设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内。红岩村从此成为雾都重庆一盏光耀四方的明灯。
荣高棠(中顾委秘书长、原南方局组织部秘书)：
南方局管的四川(那时当时是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云南、贵州、江西、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广东、广西……一直到香港。这一时期主要的任务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张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原南方局文委秘书)：
我们做大学教授工作，结交知名人士、民主党派。这些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来交朋友，总理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在文化艺术界有很多老朋友，象郭老他们在大革命时代就是战友了，也有一些比如茅盾，他早年和我们党也有很多关系。但也有没有任何往来的，像老舍，或者是包括一些当时比较倾向于国民党的一些人，只要愿意和我们交朋友，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去接近他们。我们都很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从政治上来讲，就是一条：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取得胜利。一定要使愿意抗日的人都能够出一点力。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我们在国民党地区，由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建立各方面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包括民主党派、爱国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抗战势力，像国民党内部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包括张治中，这些都是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这些力量我们都团结他们。争取中间势力，发展中间势力，包括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各方面。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民主，进行斗争。重庆抗战时期，多党合作开始打下基础。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潜离重庆辗转赴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叛国投敌。
1939年元旦，国民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通令缉拿汪精卫归案。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强调“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明令通缉参加汪伪政权的陈公博等77人，并悬赏十万元缉拿卖国元凶汪精卫。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的指示》指出，中国主战派和主和派开始分裂，这是中国抗战的一大进步。中共拥护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坚持抗战的决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呼吁全国人民将伟大的民族义愤变成一个声讨民族叛徒的广泛运动和热烈浪潮。
在国、共两党带动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20余人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处置汪精卫的决议，斥责汪逆“通敌求和，违反国策，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
4月20日，重庆46个行业工会成立重庆市总工会，通过声讨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决议案。
1940年1月27日,重庆市总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迁川工厂联合会、报业联合会和重庆各大中学联合会共同发出通电，声讨汪贼，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汪精卫认贼作父后，他在香港办的《南华日报》和《天演》两报印刷工人于1939年8月13日举行总罢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等人率先解囊，5个月内，重庆市民援助香港罢工工友捐款数额便达7.8万多元。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包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内的主要报纸已经无法继续出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训令各报暂行停刊，共同出版重庆各报的《联合版》。
刚从江南视察回渝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致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伦，表示“《新华日报》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置及友报之困难，将牺牲自己继续出版之便利，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联合版以利团结。……凡有利于抗战者，敝党同人殆无不委曲求全。”《联合版》成为国共两党顾全大局、推诚合作的典范事例。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指出，“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从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连续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急速离渝，“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坚留重庆，在极为危险和复杂情况下，沉着镇静，审时度势，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事关中国抗战大局的特殊斗争。
皖南事变当天，周恩来即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痛斥反共内战势力是“民族罪人”、时确表示“共产党人不要惧怕在黑暗中奋斗”，同时亲自挥毫题写祭文，抗议手足自残，申张民族大义：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后来曾经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要胡宗南包围陕甘宁地区，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同志事先揭露，把胡宗南的阴谋揭露了，才没有实现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叶剑英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编印了《皖南新四军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分发国民党元老、主战派将领和各界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的危险，要求立即严惩肇事凶手。
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致电重庆国民党当局，呼吁制止顽固派制造分裂和内战阴谋，要求一致对外。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各界同声遣责和广泛压力下，蒋介石亲自出面，作出“以后绝无剿共军事”的保证。继西安事变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挽救了内战的危局。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为适应大后方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制定了“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保存和发展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力量。
张黎群(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原南方局青年组秘书)：
当时停止发展党员，拿什么来代替呢？青年中也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实际上都够党员条件的。但是组织上不发展，就组织成据点，每个大学里有一个据点，实际上有点类似是共产党的支部。这个据点的负责人直接跟我们单线联系。据点就负责把这些所有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像中央大学就有上百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据点的条件：一是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战；二要服从分配；三是经常过组织生活。可以这么说，到了44年的时候，主要的各个大学的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
抗战后期，解放区文艺界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周而复等受中共中央委派先后来渝，在曾家岩、化龙桥、天官府及枣子岚垭等地，给陪都重庆文艺界带来了延安的声音，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刘白羽(总政文化部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到重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接触面很大，从郭沫若一直到张恨水。恩来同志决定我做完了这个工作就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由何其芳同志把收集起来的意见带回延安。当时(新华日报)在大后方，影响很大。在南方局领导之下，报纸才直接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也报道我们战争中一些实际的情况，也报道当时国民党一些腐败的情况。
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委)：
(大后方)不大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实际情况、会议的内容，多少人参加、为什么开这一次会等，都不大了解。他们就负了这个使命去，向重庆文艺界传达了延安座谈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要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支持老百姓的斗争。
本集陪都人物 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座桥。无数国际人士通过他了解了延安，了解了另一个中国。
埃德加·斯诺写道：“在陪都重庆期间，他给西方人留下的良好印象，极少中国人能超过。尽管他已38岁，却依然有些稚气，风度翩翩，才思敏捷。”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伦敦出版，连续再版五次，并被迅速译成十多种文字，轰动西方世界。
1940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夫妇飞抵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他在分别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单独会晤后得出结论：蒋介石大元帅只相信武力，根本缺乏民主思想；而周恩来“非常英俊而聪明，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这位极有个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回到美国后,没有发表一篇类似《永别了，武器》那种脍炙人口的小说，而是在《纽约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政论性报道，呼吁西方注意中国的内战危险，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
1941年春天，一半比利时血统的英籍女作家韩素英在重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一头浓密的黑发，非常沉着，非常英俊，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自如，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锐，能忍耐，有远见。我的确在往后的岁月中，发现他是世界上一个最优秀最有头脑的人。”
从此，韩素英加入了为中国革命辩护的西方女性的行列，这一行列中还有著名的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贾安娜等，她们和周恩来的友谊都保持到生命最后一息。
1943年夏，对国民党政权开始失望的哈佛大学高材生费正清在重庆写道：“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位有着一双黑色大眼睛的伟人出身豪门，天赋极高，才智超群，却献身于大众的事业。”
周恩来对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凡是到周公馆去过的外国人都有这种印象，“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会漏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60年代末，费正清与基辛格在飞机上邂逅，送给他《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其中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世界眼光。
与此同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被迅速译成中文，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参读。
基辛格后来说，费正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对中美建交起了特殊的作用。
1944年底，周恩来陪同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从延安返回重庆。他在机场与妻子吻别。一名美国记者报道说，这是“在公众场合见到的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
西方人倾倒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同时觉得他身上充满了令他们迷感不解的矛盾。
在重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他更多的是中国人还共产党人。他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在一次演讲中，周恩来提到他的养母：“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就连这也做不到！”
他的伤感，他的无奈，他的奋斗，他的幸福都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民族要不可阻挡地走向独立、繁荣和强大，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
引 语
兵民是胜利之本。现代战争中，科学和经济的比重已大为提高，然而一点也没有减弱民众动员和人心向背这一最基本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中国抗日战争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中国最终对日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七集 决胜之本
在米铢薪贵的抗战年月，重庆掀起了捐助军粮打胜仗的热潮。重庆民众日进两餐，广献余粮。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援粮食8400余万石，占全国粮库总数三分之一。还出口大量生丝、猪鬃、桐油、瓷器到苏、美等国，换回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质。
曾景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月刊》副主编)：
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沿江沿海大量富庶繁华的地区都沦陷了，中国的中心转移到西南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外交通也被日本封锁切断了，要维持抗战，多么艰难哪。国民政府确实是克服了一切困难，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举个例子：当时粮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要维持当时军队的粮食供应，要维持整个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采取了“田赋征实”。当时国家收农业税，不是收钱，而是全用实物当然包括其它的农产品、家产品来征收。后来光征农业税还不够，又“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平抑粮食价格，来保证军需民食的供给。而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非常拮据，除了向国内外借款，国民政府本身开支也大力削减。有一个专家讲，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个“饥饿”的政府。
梅志(胡风夫人)：
四川的人，尤其是四川的老百姓，四川的农民，那是真好。这一点我真是佩服他们,尤其是四川的妇女,差不多的家庭的重担子……尤其是后来抽壮丁都抽得没什么人了，家里重事都落在她们肩上。那是起早摸黑，种菜呀，种包谷呀，喂猪啦，什么都落在她们肩上。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0年冬，重庆各界又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赛演剧、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重庆大学学生在实验剧场公演“凤凰城”，门票所得全部捐作寒衣代金。陪都各界共募寒衣代金50万元，赠款70万元。
1941年初，在德意日法西斯嚣张之际，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
主持献金运动的冯玉祥将军曾感慨地说道，川省出钱出粮出力甚多，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
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协会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向进攻型航空建设的目标迈进。饱经日机轰炸之难的重庆民众，发起参加了“一元钱”献机运动。
1943年2月,重庆各界在珊瑚坝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继而又在北碚嘉陵江沙碛一带建成了大后方规格庞大的滑翔机飞行训练场，培养航空人材。
1942年4月4日，东亚第一座钢骨水泥的跳伞训练塔在重庆大田湾陪都体育场落成，旨在普及战术训练，激励国民志气，以待它日大反攻，直捣日本本土。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中央日报》社记者)：
跳伞塔开幕的那一天，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很长的胡须，穿着长袍，举行揭幕。第二天《大公报》上，有一条标题，那简直标得太好了，标题说，于佑老掀髯高呼，把他的胡须一抖，“青年们，上来！”
抗战期间，重庆有红十字会救护队员10,751人,空袭服务队队员5,500人，水电维修技工1,236人。蒋介石曾特地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日机每个炸弹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战争使无数儿童无家可归。1938年3月，由国共两党、爱国人士、妇女团体、各派教友联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负起了救护三万余名战区难童和烈士遗孤的特殊职责。
50年后，邓颖超回忆道，由武汉撤到重庆的1万多儿童，组成10个战时保育院，陕甘宁边区3个保育院也争取成为它的分院之一，并由它提供该院经费。这一点我们是得到了宋美龄和战时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
郭秀仪(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代主席、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
我们在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是宋美龄，还有邓颖超、李德全、曹孟君、安娜，还有好多人。我们抢救了三万多名难童，这些流浪儿都是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小孩，还有父母在前线阵亡的，父母在前线作战的。我们的经费都是募捐来的。保育院一共有44个，第三保育院的院长就是李鹏的妈妈。汉口吃紧了，就把这些小孩都运到后方四川各处，我由汉口到了重庆。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提议“采用志愿兵役制，使人人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
陶行知与夫人率先在北碚三峡实验区内，一次动员600名青年参军。他还赋诗激励青年：
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国格；
打二打，中国变成头等国；
打三打，和平之光照万国。
抗战八年间，有300多万川渝子弟走上前线，每5个阵亡将士中就有一个四川人。
重庆钢铁军工企业是抗战武器的主要供给地，也是日机空袭轰炸的重要目标。广大技师员工深居山区，隐蔽林壑，夜以继日，努力生产，为前线源源输送大量军需物质。
李文彩(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青年科学社负责人)：
50兵工厂是造炮的，那是最精密的非常贵重的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就在山洞里面。日机有些炸弹实际上炸的是不重要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它没怎么炸到，像磁器口那些地方都没炸到。这些厂天天都生产。
1938年到45年间，重庆军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300多万支，各种火炮8万多门，各种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370多万个，各式掷弹筒7万多具，军用皮具11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
经过相持阶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形势推动下，重庆军委会命令中国军队相机对日军发起反攻。1942年春，中国军队发起长沙会战，歼日军两个师团。1943年冬，又发起湘鄂会战，取得常德战役胜利。
1944年5月,中国军队20万人强渡怒江，挫败松山、龙陵、腾冲等地日军，胜利完成了滇西大反攻。中国驻印大军一路血战，出利多，经孟拱，占领密支那，攻克八莫，共击毙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最终取得全歼滇西缅北日军的重大胜利。
郭汝槐(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原国军18军师参谋长)：
三天三夜大风大雪，走三天三夜到达长沙，赶到了！在湘江两岸守起来。以后，日本人打长沙打不下，弹药不够，粮食也不够了，就撤退，撤退了我们就走后面追击。在追击当中，我把营连长喊起来研究，我说打追击战，敌人退却，你跟着尾巴去打，正中他的计。你跟着，他拿人顶着，前面就脱离了。我说，他在这里顶，我就佯攻，不认真打。部队超越出去，平行追击。这就是追击战。这样我先拿下飘峰山……
曹英哲(退役台湾将军、原滇西国军198师特务连长)：
我们中国的士兵可以说是世界上无与伦比、最优秀的战士，他们挨饿挨冻，但是他们始终是不怕死，而且一直是奉了命以后就是前仆后继地拼到底。关于这一点，特别跟美军作一个比较好了。我在美国参谋大学毕业，在美军的教育里面，他们的士兵待遇，每天要给一顿热食，否则仗就没办法打，战场上哪里来那么多热食哩，干粮还不够吃哩，他打到三十天四十天，这就要调下去，新兵就要补充。为什么要调下去呢？因为要打那么久，会精神崩溃的。但是我们这个师，从5月11日强渡怒江，到9月14日克服腾冲，前后近5个月，没有补充没有换下来，一口气这样打下去。所以，中国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绝对了不起的第一流的士兵！
本集陪都人物 张自忠与张治中
中国自古推崇“武死战”、“文死谏”。
当年陪都重庆，有这样两位姓氏发音相近的国民党将领，分别在沙场和“君侧”光大了这一传统。
张自忠，山东临清县人，国民革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战死鄂西大洪山西麓、枣阳之南。1940年5月,延安各界公奠张自忠将军，“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洲，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哀悼”！
28日，这位与敌血战九天八夜身负七伤为国捐躯的一代民族英烈的灵枢运抵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亲率军政要员伫侯长江储奇门码头迎灵，再运灵至北碚举行权厝仪式。
7月7日，国民政府颁令追晋张自忠一级上将，其辞曰：
故上将自忠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重创喋血，猛进不已，效忠国家民族，全军感痛！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题书挽辞：“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冯玉祥将军直借民族英雄史可法扬州衣冠冢地名，手书“梅花山”三字，刻石立于张自忠墓侧。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氏。
1932年2月，张治中率国民革命第五军奔赴淞沪前线，与19路军并肩奋战，功勋卓著。
1938年底，张治中因“长沙大火”身被骂名，辞去湖南省主席赴渝，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政治部部长，从此开始他在陪都重庆长达六年艰难复杂的生涯。
他曾就蒋介石访印、皖南事变、綦江战干团惨案、进步人士安置乃至国民党上层苟安腐败等重大政治、外交及军事问题对蒋介石犯颜直谏，少则百字，多则万言，直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实行耕者有其田，大工业和土地收归国有”。每言必出语激烈、尖刻，举座愕然。虽是竹篮提水、投药于尸也再所不辞，颇有“文死谏”风骨。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三赴延安接送毛泽东、周恩来，并让出住宅“桂园”供中共代表团使用，为促进国共和谈奔走斡旋，诚心可鉴。
1946年2月，在延安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张治中起身致辞，声音震颤：“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还从重庆出发三度天山，促成新疆和平,并将130多名中共干部从盛世才手中营救出来，护送去延安。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张治中身为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毅然留待北平，“决然与中共推诚合作”。
张治中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名爱国主义者。”
1966年，这位“弃暗投明”的忠贞耿介之士，终因不堪“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自尽身亡。
引 语
1943年3月10日,集蒋介石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伦理观点之大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公开出版。国民党文官处要求全国各级政府、各级党部、各类学校和各战区官兵切实研讨，称此书博大精深，是中国“建国之宝典”。中国共产党庚即指出，这是蒋介石“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纲领”，将把中国推到分裂和内战的深渊。
在重庆的费正清等西方人士，对沦为“初级法西斯”的蒋介石政权，已经丧失信心。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也批评他的党“腐败、专制、无能”。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战或革命，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延安。
第八集 神州初曙
1943年8月，蒋介石继林森去世后，任中华民国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豫湘桂战役失败后，陪都重庆通货膨胀，贪污腐化迅速加剧，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陈家胜(美国富布莱特基金教授、原国民政府社会局官员)：
严格讲起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培养的。特别是在重庆，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就已经相当严重了。上层的钱全存在外国银行，孔宋家族不要讲了，部队里师长以上个个都贪污，团长以下就差一点了。所谓贪污就是吃空缺，都吃得利害。所以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那都是虚假的，他哪有那么多人啊。他报来是那么多人，实际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国民党是必定要灭亡的。
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赴重庆，对蒋介石转述罗斯福的话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8月7日，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派出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由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二等秘书、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时，就中国前途问题首次明确提议，召开中国所有重要政治集团会议，商谈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飞抵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正式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实行政治民主，废除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
重庆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和各界人士连续发表声明，要求刷新政治，实施宪政，推行民主。
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312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召开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联合政府,推行新政。
国民党当局在阻挠威胁无效后，下令取消文化工作委员会，时局骤然紧张。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当时悲鸿正在病中，郭老在我们家中吃饭，郭老是很会喝酒的，他敬我多少我就喝多少，所以他说，“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盘溪易水古今寒”。为什么郭老要写这首诗呢？就是他预感到这个签名也许会带来杀身之祸啊！当时谁敢说要废除一党专政哪！要成立联合政府啊！谁敢说要取消特务组织，给人们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就感到这次很不平凡，而作了这么一首诗。
5月5日，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声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将自由、民主、人权的所有努力通通拒之门外。
7月1日,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飞赴延安。毛泽东与他们会见后指出，要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老路，只有依靠人民监督和民主政治，专制独裁必定重蹈覆辙。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军队在东方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
15日凌晨，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决定无条件投降。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在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历经苦难、艰辛和反抗，以三千五百万人民生命的伤亡，终于赢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赢得了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独立。
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被赶出中国领土，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自由终于推倒了奴役，独立终于遏制了侵略，光明终于击退了黑暗，和平终于取代了战争。
9月3日，长江嘉陵江大小轮船。汽笛齐鸣，军舰鸣礼炮101响，山城鞭炮震耳欲聋，群山回应，倾城狂欢，普天同庆。
牟之先(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庆抗战陪都史研究会会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要建立一座纪念碑。经过三年酝酿，一年准备，十个月施工，就在原来精神堡垒的旧址基础上，修建了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碑身通高三十米，在碑身六面大石壁上，刻有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先生题写的碑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先生题写的碑铭，张笃伦市长题写的碑名。在碑体的里边，还刻有一九四三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书赠给重庆市民的卷轴的中文译文，在碑身不指明的地方，还埋设有一个纪念的钢管。抗战期间重庆的照片、胶片、钞票、邮票、图片、文献、报刊等等纪念品都封存在这个钢管里面，埋在碑身之内，以供后人发掘，作为当年抗战陪都的历史见证。
(无伴音字幕)：“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魏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胜利了，中国往何处去？
经受了战争考验空前觉醒的中国，再也不能忍受任何专制与独裁，和平民主建国，已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意志和要求。重庆再次成为国内、国际广泛关注的焦点。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蒋介石和谋士商量,决定打出和谈的幌子。表面上是和谈，实际上利用和谈的时间准备调兵谴将，到华北、到东北到各地去。所以，第一次电报没有同意去,第二次没有同意,第三次同意去了。中共中央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经过八年抗战，从“9·18”以来14年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和平旗帜在蒋介石手里，共产党不要和平，毛泽东不来。所以要揭露蒋介石，他这种用和平作幌子作内战的准备。毛泽东大勇大智决定到重庆，当时党内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不完全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很危险，深入虎穴，说不定什么时候让蒋介石用特务和各种手段谋害了。当时讨论的时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赞成去，有准备的。最后，毛泽东下决心还是去了。去了，表现中国共产党和平、团结、民主，另外也揭露蒋介石的阴谋。等到毛泽东答复要赫尔利坐飞机去接他一同去的时候，蒋介石收到电报，惊慌了。他原来准备将毛泽东一军，你不来，说明我要和平你不要，现在你来了，他没有准备，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接待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从延安飞赴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目前最迫近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毛泽东、蒋介石“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新蜀报》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
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持续了43天，两党最高领导人频繁会晤，中国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陪都重庆已临近尽头。
尹瘦石(全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原流寓重庆书画家)：
他(毛泽东)就问我怎么画，我说这样，你请坐。我这边有个小桌子，面对着，我说你怎么动也不要大动。做模特做的时候长了，他从来没有给人坐下来，让你画这么长久。我说你可以稍微动动，没关系，这样画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就画完了。他不断地抽烟，他的烟瘾挺大的，我没有看他歇过，抽啊抽啊，接着抽。那么，他那个时候由于到重庆已经四十多天，也没有理发，头发挺长的，也没刮胡子，胡子本来也不多，两边有点，有点小胡子。……就是抽烟皱着眉头，这种神态，我把他那个神态是画下来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国共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切实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肯定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政治家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毛泽东来去匆匆，中国历史从此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吴祖光(剧作家、原国立戏剧学校教师)：
我正在做副刊编辑，在编“西方夜谈”，忽然接到一个稿子，我记得好像是王昆仑先生那里拿来的。我看以后，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别人都没发过，我拿来就想发。但是，偏偏缺了两句，我急得要命，就到处搜，结果又找来了两个也都残缺的稿子，但这三个拿到一块一凑，那两句就出来了，完整了，当时我要发，来劝我不要发这个稿子的是《新华日报》的夏衍同志。他说，因为毛主席不愿意年轻人知道他写旧体诗。《新华日报》是党报，要听党的指挥，我《新明晚报》是个民间报纸嘛，可以不接受这个拘束。所以我不加考虑，不听劝阻，我第二天就把毛主席这首词发表了。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出《停战令》，举国注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蒋介石致词表示，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周恩来致词表示，中共愿和各党派人士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实行各党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重庆《中央日报》社记者)：
有一天，我去听政治协商会。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钟，在周总理发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号声，意思就是要降旗了，大家都站起来了，完后大家都坐下了。周总理长叹了一口气，他说，刚才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这个人对国家统一的贡献最大，但是这个人还在继续为国家的统一在受难，这个人就是大家共同怀念的张汉卿先生。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在延安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内政局已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参加民主和平的竞争。
1946年5月5日，南京各界人士5千余人，在中山陵举行国都还都典礼。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还都南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1946年4月8日，蒋介石在国府大礼堂会见重庆市全体参议员时指出：八年以来，陪都市民甘苦共尝，休戚与共，艰难牺牲，在所不辞，此实为陪都市民最光荣之历史。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中枢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国民政府将一纸《还都令》留给了历史：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灭。
廖静文：我和悲鸿时常怀念重庆，说什么时候再回一次重庆吧！
吴祖光：当然，我对重庆留下很美好的印像，生活是艰苦的，不过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苦。我喜欢重庆人！
张颖：我觉得重庆的人民，他们的民风是挺好的，非常朴实，非常热情！
黄苗子：四川是天府之国，要是没有一个四川我们更不堪设想。当时怎么办？哪个后方能坚持八年呢？重庆人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冯亦代：我甚至把重庆认为是我的发祥地！
尹瘦石：四川人民在8年抗战中，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是涅槃凤凰！
陈家胜：重庆的那几次大轰炸，我都在重庆。四川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
赵浩生：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想起朝天门，想起督邮街！
丁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讲：抗战时期最紧张时，我们多少人都跑到四川，没有四川人民，我们怎么活下去！四川供给我们吃了多少年，也没有把个四川吃穷！
谢添：说起重庆吧，包括成都，我是很有感情的两个地方！
李凌：重庆影响了我一辈子，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写出了那么多好作品！
梅志：重庆为抗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抗战出了很大的力，这一点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姚雪垠：我们要没有一个四川，我们都不知道往哪儿跑啦！
舒乙：那一段生活，是我人生教科书的起点！
艾中信：我常画沙坪坝、嘉陵江，做梦都想这个地方，我的成长是从这里开始的，是我的第二故乡！
郭秀仪：一万多儿童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来叫我“妈妈”，我都不好意思！
周而复：最后，国民政府主要是靠重庆维持这个局面！
邹荻凡：重庆影响了我一生。重庆民风非常纯朴，我们才有立足之地！
葛一洪：很感激重庆！抗战一齐流亡重庆，重庆人民养活了我们，给我们印象非常好。没有重庆、四川、抗战坚持不下去了！
臧克家：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感情很深！
李文彩：我对四川感情很重，我想再去一趟，去不了啦！
端木蕻良：重庆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它的风土人情影响我极其深远，我愿我永远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
50年前，抗战陪都的主角们大多作古，他们留下的历史遗产却不会遽尔消失，其中的经验，教训，启示，将被后人长久地总结，汲取，思索。
而历史真正关切的，却永远是那永恒而神圣的主题──人民和土地。
本集陪都人物 毛泽东与蒋介石
这是中国20世纪最富历史内涵、最具戏剧性韵味的影照之一。
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面貌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并肩留影。
蒋介石脚跟紧并，背手含胸，矜持的微笑总难掩下世的光景。毛泽东两脚开列，垂手而立，目光坦然深邃，神情安祥坚定。
1923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他们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惜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曾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弥天大勇飞抵重庆。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俯瞰巴山蜀水，第一次不是背负“土匪”罪名，而是以一亿民众，三百万武装力量领袖的身份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区。
经过22年腥风血雨，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力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聚首抗战陪都，接受历史的裁决。
他们在频繁的电文书函中称兄道弟，同时坚定地固守着各自的原则和立场。
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个人交往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写道：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是浑然一体的。
这是只知其一、不辩其二的见识。
毛泽东兼善而来：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
蒋介石刚愎自用：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回延安带兵来打。
蒋介石惟我独尊：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名领袖。
毛泽东偏不信邪：蒋委员长认为天不可有二日,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蒋介石迷信武力，崇尚强权，一身戎装，半胸勋章。“中正剑”、“军人魂”乃其写照。
毛泽东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却更深信民众和人心的力量。
43天中，毛泽东与陪都各界纵论天下事。其仪表、谈吐、心胸、眼光，充分显示出一代风流人物的前程气象；一首《沁园春·雪》，倾倒者岂止百十个骚人墨客，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分明正在到来。
10月10日，毛泽东、蒋介石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字迹工整方正，却流于局促凝滞；毛泽东的书法则雄奇豪放、天地不拘。
次日，两人匆匆握别，毛泽东按预定日程飞回延安。
陪都历史最重要、最精彩的一幕到此结束。
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较量开始了。
引 语
1949年11月30日凌晨，在人民解放军攻入重庆前十个小时，蒋介石父子从林园前往白市驿机场，逃离国民党政府所谓法定之永久陪都重庆，心中怅然。次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第二野战军举行入城式，1950年10月1日重庆市民隆重庆祝新国庆，刘伯承将原“抗战胜利纪功碑”改题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第九集 沧桑正道
1944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邀请世界著名工程水电专家萨凡奇来华考查长江水利资源。并提出扬子江建设初步报告称，三峡工程关系中国前途至为重大。
1946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拟完成，提出重建战后大重庆方案。
战争与革命以自身的铁则改变了历史的潮头，一切旧设想、旧安排、旧格局宣告中断，让位于新的主人和新的力量。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川籍革命家，裹挟着欧洲工业文明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风雷、沐浴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归返故乡，从头收拾西南大好河山。
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一声汽笛，拉开了重建西南的序幕。
历史表明，当年重庆那些气势恢宏的建筑、规模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充满活力、富于开创精神的经济发展，与三十年后中国全境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之间，分明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建国思路，都是真正的历史大手笔。
杨钟岫(重庆老记者协会主席、原南开中学学生)：
汪云松老先生是我的舅公，长我两辈。民国年间作重庆市的商会会长，这个时候也有志于办学，他就主持了重庆市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校长。这时，小平同志考进了这个学校。他一直在学校中比较看重小平同志，当然经常都有接触、鼓励。以后，当出去的时候，他就特别地给小平同志的路费学费优厚一些，他告诉我大概有三百银元的样子。因这件事情，直到解放以后小平同志主持西南政务的时候，就专门还接见了他。
据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统计，二战时期欧洲各国“流离失所者”共约三千万人，而中国因日本入侵离乡背井的难民就达五千万人，流亡到四川一省的就有二千余万人，其中一百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
这是一座战争移民之都。生不同骨相、操不同方言、秉不同习性的各地民众杂居并处，通婚连亲。由于血缘丰富，由于历经磨难，重庆人性格独特而鲜明，耿介而鲁莽，侠义而梗直，开朗而倔强，坚韧而慷慨。
郭沫若 茅 盾 田 汉 冰 心 夏 衍 老 舍 巴 金 林语堂 胡 风 梁实秋
曹 禺 柳亚子 闻一多 苏雪林 谢冰莹 柳诒徵 侯外庐 翦伯赞 周谷城 蒙文通
黎东方 徐中舒 熊十力 梁漱溟 方东美 宗白华 冯友兰 贺 麟 唐君毅 牟宗三
徐悲鸿 张大千 傅抱石 关山月 李可染 潘天寿 丰子恺 林枫眠 吕凤子 吴作人
马思聪 贺绿汀 许德衍 孙本文 吴景超 王芸五 张知本 沈钧儒 史 良 蔡 翘
谢锡臻 梁 希 丁燮和 刘敦桢 童第周 秉 志 卢于道 李四光 胡焕庸 竺可桢
冯 简 茅以升 陈 章 任鸿隽 侯德榜 张洪元 吴大猷 张文裕 任之恭 郑衍芬
吴有训 吴健雄 严济慈 柯 召 马寅初 潘序伦 章乃器 章伯钧 吴南轩 潘 菽
胡小石 卢翼野 陈望道 曹靖华 柳无忌 梁宗岱 楼光来 张伯苓 罗家伦 晏阳初
黄炎培 孙越琦 胡子昂 陈嘉庚 卢作孚 赵 丹 白 杨 舒绣文 梁思成 ……
这份并非权威性的99人名单已表明，当年在抗战陪都为民族生死存亡磨砺奋斗的众多文化学术教育工商艺术界精英，战后无论对新中国的建设还是台、港地区的经济腾飞乃至东西文化的交融，都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1948年5月，华罗庚、曾昭伦、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五名年轻科学家受国民政府委派，从重庆起程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考察美国原子弹试爆计划，为若干年后中国人进军世界尖端科学培了一抔厚土。
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座一度悲壮而辉煌的国际名城放慢了脚步，它的呼吸缓慢而沉重。但这里毕竟聚居着伏羲氏的苗裔，下江人的后代，这里毕竟是曾经沧海的战争移民之都。
1980年8月2日，在重庆开埠近九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正式成立，敲响了重庆再度走向世界的晨钟。
1982年以后，重庆相继与法国图卢兹、美国西雅图、日本广岛、加拿大多伦和意大利波伦亚等历史名城结为友好城市。
1983年2月，中国政府决定在重庆率先实行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重庆成为首批计划单列中心城市，被海外誉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
同年，重庆扩大建制，面积增至22341平方公里，人口达1400万。
1984年6月，重庆市政府批准曾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长江民生轮船实业公司恢复经营。
1991年8月，重庆江北全天候国际机场落成，成为四川第一个现代化国际航空港。
1995年春天，超大型综合旅游区──长江水天城破土动工，它居于当年北碚首都迁建区和朝天门码头之间，嘉陵江汇入长江之际的黄金水段。
星文男（日本国三井株式会社驻重庆代办事处表）：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听说过好多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很惭愧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两国的人民都非常不好，这种事情绝对不要再发生。但是，最近两国的关系逐步逐步地好起来了。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而且中国也通过现代化对国外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一年半以前我来到重庆。以前听说过重庆是内陆的一个城市，生活辛苦，环境也没有那么好，我本人来了以后，我的印象完全改变了，特别是建好的锦秀山庄的这么好的环境，这里有游泳池、网球场，还有健身房，在很多方面你可以享受生活。而且我对重庆人的感觉呢，印象非常的好。那么哪里好呢？是重庆人老实，学东西呢，学到的层次也比较高，不怕辛苦，所以最近的发展比较快，今后我相信一定会发展得很快。我在中国国内跑了好几个地方，但是对我来说，重庆特别特别的好。
1995年7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巴山蜀水气息相贯，天府之国两座主要城市将更紧密地携手并进。
日本国的雅马哈、本田摩托车、微型及重型汽车生产技术早已引进重庆大型军工企业，——这些当年生产大量武器抗击日本侵略的兵工厂已成为重庆的支柱企业。
这不是历史的反讽，而是时代的辩证法：和平最终要取代战争，中日两国将世代友好下去。
未来五至十五年将是中国又一个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重庆市政府已将重庆国营大型龙头企业的发展纳入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的统一蓝图中。重庆继续作为西南最大工业中心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再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前景，正在变成现实。
重庆曾在战争中崛起，它该不会在和平中沉沦。
重庆曾在旧体制中缓行，它将雄起于跨世纪的新的变革大潮。
重庆拥有八千多个工业企业、二百多个科研机构、二十多万科技人员，是中国西南最大工业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金融中心和商品物资集散中心，是国家级经济区——云、贵、川、桂、藏和重庆五省六方经济协调会常设机构所在地，并与上海、南京、武汉等市共同构成举世瞩目的中国长江经济黄金走廊。
三峡水利工程的历史性启动，使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城市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确认和重视，历史的机遇再次转向重庆。
重庆还拥有抗战陪都丰厚而沉重的历史遗产。
大韩民国临时流亡政府遣址正在修复；
史迪威纪念馆业已落成，美国国防部长专程来渝参加揭幕仪式；
中国抗战陪都国际学术讨论会已隆重召开；
成千上万抗战老兵、西方援华人士和海外游子或乘机、或乘船、或徒步，来到重庆、四川、西南，故园重游，旧地再顾，抚今追昔……
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原重庆学界救国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先进人士首先提出来，战争不能再打，再打就没有胜利者。所以人类今天只有一条路，要就是人类互相毁灭，要就是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小日本想把中国给吞掉，当时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四川就顶一个日本，四川就跟日本差不多，那时候日本七千万人，我们四川也七千万人，现在日本是一亿多一点，我们四川还是一亿多一点，地方的大小也跟日本差不多，一个四川就顶一个日本，我们全中国还怕他吗！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时国民政府又是中国统一的政府，外国承认的也是这个政府，进行外交活动也是这个政府。但实际上又存在着两个政权，军队又存在两个指挥系统。总的情况，两党合作（国共合作）是主要的。两个战场、战略的配合是主要的，在战役和战术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但实际上又是两个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又统一又独立的关系。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我借这个机会，希望作为抗战陪都，作为在八年抗战中曾经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建立了功勋的城市，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纪念馆，应该叫做博物馆。北京现在有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纪念馆现在接待观众的人流量在北京的博物馆行列里位居前列。但是，我觉得从抗战的这段历史来讲，更可以值得研究的、内容更丰富的，不仅限于军事，而且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同时也反映了国共合作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没有这个博物馆，有愧后代！
冯克熙（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重庆《民主报》经理）：
重庆作为当时抗战陪都，作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的反法西斯堡垒，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后方的中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历史地位是非常显著的，创造的光辉也是影响深远的。重庆作为陪都是九年的时间，从1937年到1946年，这九年来确实留下很多值得纪念的事迹。现在重庆留下的人、事、物还不少，你们这个电视片纪录抗战陪都，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民族意志，推动和平统一，我认为都是意义巨大的。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中央日报》社记者)：
重庆精神代表着国共合作成功的精神，重庆的精神应该发扬，重庆的精神在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建国的中间还能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的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重庆，这个名字我决不会忘掉，我们希望年轻一代也不要忘掉。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整个世界又代表一个新的局面，这五十年的变化是太大了，在所有大的变化之间，中国的变化应该对世界的影响最大。
谢添(表演艺术家、原流寓重庆演员)：
四川方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种方言。那时候兴国语，我还建议用四川话做国语就好了，它层次分明，抑扬顿挫，四川话特别有意思。四川话有个特点，活用形容词，比如说，绯红、跤滑、雪白、黢黑、稀巴烂、咪咪甜、喷喷香、邦邦臭……真有意思！
陈香梅(美国飞虎司令陈纳德夫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重庆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现在四川是人口最多的，问题也很多，这个担子很重。可是四川还是中国的蜀中，地位还是很重要，我希望中国强盛。
夏衍（与本世纪同龄作家、原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
只要年增长9％，到下个世纪中国就是经济大国。基本上凡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到台湾的也好，在香港的也好，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
冰心（与本世纪同龄作家、原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组主任）：
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从中国去的。日本的古历史就用中文写的。(日本)努力地自强，转向西方去学习，所以它在科技方面就是特别的发达。我们中国从前还有些日本货，现在更多了。我就知道有好多人来看我，给我照相，这个照相机全是日本货，你们这个呢？所以说，他们因为没有我们这样地大物博，我们中国人觉得底子很厚，就懒了，也不自强。日本就这点，非常自强。看什么人他就学，也向中国学，也向西方学。我每一次看见人来约我照相，拿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千万不能心死，我们要永远活着，并且活得痛快。顶要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逝者如斯。
血火融铸的城市，饱经沧桑的人民。
山色依然南来，江水依然东去。
依然是万象更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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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康
集中整个民族力量为保障民族国家之生存而抗战！
蒋介石
一九三七年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
毛泽东
一九三七年
引 语
1937年11月17日凌晨，南京。
在严密的保安措施和新闻封锁下，年逾古稀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领一千余名官员，携带中华民国印信旗幡，穿过挹江门，漏夜登载内河装甲兵船“永绥舰”，撤离南京，首途重庆。
三日后，林森一行抵达武汉。前方将士和中外各界才从《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中获悉：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独立生存之目的。
中国战时国家元首这次“衣冠西渡”，标志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正在到来。
第一集 国难陪都
23天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失据。
30万南京市民惨死日军屠刀之下。
日本宣称，“皇军在外国首都入城乃有史以来盛事”；“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对于解决(中国)事变具有最大价值”。
南京陷落强烈地表明，中华民族确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所幸，兄弟阋墙，外御其侮。中国人终于不打中国人，团结抗敌，一致对外了。
“七·七”事变翌日，中共中央通电国民党中央：
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慨然题词：国民党员、共产党员兄弟般地团结起来，为抗日救国而斗争，达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之目的。
朱德、彭德怀、叶剑英、邓小平、叶挺、项英、林彪等红军将领致电蒋介石：“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蒋介石也在庐山宣告：“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所幸，在毛泽东发表其著名的《论持久战》之前，蒋介石于南京沦陷后发布《告全国民众书》也认定：“中国持久抗战，其最后决胜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城市，而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
所幸，中国战时最高军事当局终于作出了关键而重要的迁都抉择。
一百年前，康有为上书光绪帝，力主迁都。他断言：面对日本帝国的“胁制”，中国若要免于亡国灭种之虞，必须迁都。他建议道：
若夫建都之地，北出热河、辽沈，则更迫强敌；南入汴梁、金陵，则非控天险；入蜀则太深，都晋则太近。天府之腴，崤函之固，莫如秦中。
1912年，孙中山将中华民国首都定于“虎踞龙蟠”的南京，却又担心“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要在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陪都”。
1932年后，身任国民政府专负军事防御和国防部署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遍历中原、西北、西南十余省，最终决定将四川作为战时中国最后根据地。
1935年3月，他在重庆公开声言：
四川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
他甚至声称，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大有可为。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南京蒙尘之际，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正式提议：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
次日，国民政府举行国务会议，决定接受提议，迁都重庆。
11月7日,中国战时国家最高决策机构──国防最高委员会议决：为长期抵抗日本侵略，军事委员会驻节前线就近指挥抗日军事，国民政府远离战区，西驻重庆。
11日，蒋介石晋见林森，面陈国府西迁重庆、长期抗战要旨，最后定下“迁都重庆之议”。
中华民族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战路决策之一──抗战迁都的法律程序终告完成。
张宪文(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日本占领南京首都，从政治上给中国压力。首都沦陷，压迫中国灭亡，向日本投降；另一个方面，南京背水一战，从地形上来讲是不利的，易攻难守，南京是守不住的，所以当时决定迁都重庆。
林森一行先后换乘“民风”、“民贵”客轮，经宜昌，宿巫山，泊奉节，驻万县，1937年11月26日抵达重庆。
重庆各界民众十万余人，齐集长江储奇门码头。海军“巴渝”、“长江”二舰齐鸣礼炮24响，乐队高奏救国军歌。
抗战迁都，举国振奋。邹韬奋发表《读国府移都宣言》，称其为“坚持到底，不屈服不妥协的表现”。
“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当日发布公告，“誓率全市人民，以血与肉，拥护中央，抗战到底”。次日，又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称,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竭诚拥护！”
当林森一行由宜昌驶入川江时，省立重庆高级工业职业学校才接到重庆行营转报教育部命令：高工校址，供国府移渝办公之用。
该校师生闻风而动，三日之内即搬迁完毕。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进驻办公，改称“国府路”。至1946年5月5日还都南京将近九年期间，这里一直是国际社会承认的中国战时中央政府所在地，是中国抗日大后方岿然不屈的象征。
金冲及(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国民政府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断然决定，将战时首都迁到重庆。这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在抗战初期起了有力的动员和鼓舞士气的作用。由于重庆是当时得到世界各国承认的中国中央政府所在地，各个友好国家对中国的支援大都是通过这里来进行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它又成为同盟国整个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
随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办公治事，孙科率立法院移驻重庆北碚歇马镇，于右任率监察院移驻歌乐山龙洞口，居正率司法院移驻北碚莲池沟，戴季陶率考试院移驻上清寺陶园，孔祥熙率行政院移驻上清寺花园德安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也于1937年12月6日移驻上清寺生生花园办公。
国民政府各部门、新闻机构和各国外交使团陆续移驻重庆。
为顺利实施迁都大计，蒋介石数次率领前线战区长官，与八路军总、副司令朱德、彭德怀，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等相继在南京、庐山、武汉、衡山举行军事会议，紧急共商前线战局，部署撤退事宜。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南京失守，毛泽东、周恩来同志建议蒋介石，武汉无险可恃，敌强我弱，不宜消耗实力影响持久固守。建议保存主力准备将来反攻。蒋介石接受了建议，没有在武汉会战。
1938年12月9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从桂林飞抵重庆。
次日，中共代表、国防最高会议参议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周恩来、原八路军代表叶剑英率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办事处主官与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吴玉章、林伯渠、秦邦宪、陈绍禹等分别移住上清寺、渔村、机房街、曾家岩50号等地。
中共中央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则已于10月25日移渝发行，并发表社论声明：
中国共产党决不为一时的军事挫折而张皇，决不为某些大城市之得失而动摇，……将继续坚定地英勇地不屈不挠地进行持久的自卫抗战。在民族解放战争的洪流中，树立起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的根基。
自此，中国战时政略和战略指挥中心全部移驻重庆，四川成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团结御侮的抗日大后方。
艾青(诗人、原重庆育才学校文艺部主任)：
我们也主张抗战，国民党也主张抗战；这个时候，两党的关系是合作的，重庆的价值也就在这个地方！
为确保军事首脑安全和军事指挥秘密，当局选中素称“南陲屏障，山城花冠”的黄山，作为蒋介石及军委会议决大计的最重要官邸。
各外交使团和各军政机构纷纷选址黄山，冠盖云集，盛极一时。
日本情报部门称黄山为“蒋介石的作战本部”，外国新闻界将黄山视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决定着亚洲和与战的中国的最主要的指挥者，就住在这一片静静的山麓地带”。
从此，重庆在中国主要大城市相继沦陷的空前危局中，在民族兴亡血与火的洗礼中发生了历史性的变迁，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颁令，明定重庆为抗战陪都：
(无伴音字幕)：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
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之中心。…兹明令定重庆为陪都。
时论认为，国民政府建置陪都，“最明显而雄辩地显示出我们中华民族永远不可征服之精神”，作为陪都的重庆将“成为历史上永远不会磨灭的城市，更已形成世界政治中一个挺拔的高峰”。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由于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全国人民反对投降威胁，所以蒋介石最后还是坚持抗战到底。
德国友人王安娜女士在《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一书中写道：
共度大难，共尝艰辛，使外国的外交官和四川省的居民，使来自沿海地区的知识分子和目不识丁的农民、苦力，使来自各国的保守政治家和中国共产党人，走到一起了。
自此，重庆从战前一省辖普通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从一古老的农产品集散港埠跃升为大后方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文化中心；从一内陆山城跃升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齐名的国际名城。此乃中国历史之奇观，也为世界历史所罕见。
自此，重庆与民族衰荣相依，与天下兴亡相系。其命运也艰险，其使命也远大。
本集陪都人物 林森
林森，1867年生于福州。1912年任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参与制定了著名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他只比孙中山小一岁，是辛亥民初元老。
全民抗战的烽火，给林森的晚年染上了绚丽而悲壮的色彩。
战事初起三月，林森只身西上四川。虽然“不负任何实际政治责任”，但他以国家元首的显赫身份和年逾七旬的古稀高寿，义无反顾地移驻重庆，无形中起到了维系国脉、稳定民心的特殊作用。
他在撤离南京前夕，如同教诲晚辈似的叮嘱蒋介石“一定抗战到底，取得最后胜利！”到重庆后又赋诗言志：“抗战图强，义动瀛海，歼彼穷虏，神州永固！”并立下遗嘱：“余忝任国民政府主席，国难空前，时深警惕。所望同志同胞，精诚团结，驱除残寇，再造中华！”
1941年12月9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林森在重庆代表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对德意日法西斯开战，时年76岁。
林森预感到“不能再回南京了”，便再立遗嘱，将50万元存款全数拨为助学基金，“专作考选留学欧美研习自然科学学生固定经费。”
林森谨慎而勤勉地履行着战时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他的慈颜、美髯、马褂、长袍，给无数国外人士留下一个东方绅士的难忘印象。
1943年5月12日,林森乘车入城接受加拿大新任驻华大使呈递国书，途中与美军卡车相撞。林森的最后几个月是在昏迷中度过的。国民政府文官处按日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布林森病情，直到8月1日。国民政府为林森举行奉安大典，厚以国葬，备极哀荣。
中共中央发出唁电，赞扬林森“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十二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
1944年7月21日,林森墓园在他生前居住的歌乐山官邸修建竣工，重庆人至今称作“林园”。
引 语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中国东南半壁河山与主要城市全部沦陷。
为保存中国血脉，从白山黑水、黄河之滨翻越秦岭巴山；从淞沪平原、江汉泽国西溯洞庭三峡；从岭南丘陵、湖广沃野回越乌蒙峻岭；士、农、工、商，千百万不愿作亡国顺民的沧陷区同胞，开始了一次亘古未有的大迁徙、大转移。
第二集 铁血迁移
张雪容(原南京西门居民)：
1937年年底的时候，我们不想出来的，但是日本已经到了南门了。又过不了江，车船都没有了。码头上，行李、铺盖、衣服都多得很，堆成了山。那些小孩丢了下来，水里也淹死了多少人。上不了船，我们就退出来了。过了三岔河，来到下关的时候，日军已经进城了。枪子打得水面象雨点一样。飞机又在飞，城外房子也在烧，白天看上去尽是烟子，看不到天，晚上就看到天是红的。从南京出来，一路走到汉口。汉口过了，走到恩施，那些路就不好走了，爬山越岭。路上丢(弃)的小孩子，死的……我们那时还年轻，算(运气)好的，跑脱了。那个路，哪里走哪里歇，完全没有安身的地方。这样就跑到重庆来了。
中国经由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以来惨淡经营建设的近代经济设施、70%以上的中国现代工矿企业和教育文化基础，一年之内几乎毁损殆尽。
天津南开大学首遭日机轰炸，又遭连续炮击；日本骑兵携带汽油入校纵火，偌大校园顿成焦土。南京中央大学也连续三次遭到日机轰炸，化学实验室与图书馆被炸毁，师生死七人。
1937年7月17日,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庐山向兼任行政院院长的蒋介石建议，将东南沿海几所主要大学和科研机构西迁内地。
“八·一三”抗战爆发后，他对师生疾呼：我们这一代人打不完这个仗，下一代人还要打下去！当即宣布，为保存国家高等教育命脉，中央大学立即西迁重庆。
高济宇(南京大学副校长、原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
当时，抗日战争一开始，大家就决定(学校)要搬。我们的一个目的就是，必要的东西都要搬走。我们化学系搬运时，大概上百箱吧！在重庆，我们学校还是尽了最大的努力，维持一切的教学、科研的正常化。
正当中大西迁急需船装水运之际，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用运送川军的返空船只将图书、标本、仪器、机具等主要教学设备于1937年8月无偿启运入川,送抵重庆。
与此同时，地处华北战区的天津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经济研究所等也陆续搬迁重庆等地，并在沙坪坝筹建南开中学、南开经济研究所本部，地名改为“津南村”，由张伯苓校长主持校务。
杨钟岫(重庆老记者协会主席、原南开中学学生)：
南开有一门课叫集会。实际上就是请各界名流来给大家分析时事。南开有两门课非常重视：一个是集会，张伯苓的作法；另一个是体育课。汪议长(汪精卫曾任参政会议长)就是张伯苓(曾任参政副会议长)的顶头上司。但是汪精卫一到河内，还没有发出“艳电”的时候，张伯苓就约了吴稚晖给我们讲汪精卫的出走。吴稚晖这个老头也不简单。他那浙江口音很难懂，但是他那个(讲话)确实激情满怀，大骂汪精卫，听起来很带劲。坐在我旁边的是汪精的儿子，我们两个是同班同学。那时(他)是尴尬不已。后来，同学们都喊打，要打他……
战前重庆高校只有三所。从1937年至1944年，辗转迁渝的高等院校共计25所，其中迁入沙磁区的高校16所，占迁渝高校的70%，占内迁高校总数的45.4%；重庆沙坪坝集中了内迁高校的精华，成为抗战大后方学府林立的文化园地。
1929年由地方创办的重庆大学将校内松林坡一带让给中央大学营建校舍。并对“从事北平、上海、南京高等教育等各位先生”深表迎纳之热忱，同时就近借助于中央大学、中央工专等师资科研技术力量，聘请了著名学者、文化名人来校任教或学术讲演，促进了学校迅速发展。从1929年至1942年12年间，重庆大学由市、省立跃升为国立大学。
金锡如(重庆大学副校长、原重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
教育上的变化，主要是老师少。学生呢，乱了，有的来了，有的没来，有的是在我们重大借读的。当时，在我们重大毕业而不是重大的学生，就是借读生很多。中大也一样。学生非常受苦，都是流亡学生，没有钱念书，所以老师对这些学生特别爱护，帮助一点钱啦，吃吃饭啦，买买书啦。当时书很难买，贵得很。
由蒋介石任校长的中央大学，被视为“官”和“长”的摇篮；而移设于中国内陆社会经济试验区北碚夏坝的上海复旦大学，则是高扬“学术思想自由”的民主堡垒。（字幕：四川教育学院、兼善中学、国立体育专科学校、中国电影专科学校、中央军事学校、中小学教材编篡委员会、中国西部科学院）北碚成为陪都重庆另一个文化学术园区。师生和科研人士安居土墙小屋，心系民族兴亡，倡言抗战民主，坚持崇高深远的文化理想。
邹建秋(上海复旦大学前党委书记、原北碚复旦大学新闻系学生)：
复旦大学本来是一所私立大学，抗战以后，在上海没法办下去了，所以内迁。首先到了庐山，然后到了重庆北碚，也考虑过跟大厦大学合起来，到贵阳去，以后两校没能合在一起，大厦在贵阳。包括文、理、法、商、农五个学院，有20多个系科，大学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1700人。
拥有战前中国一流水准的科研、学术、新闻和出版机构(字幕：中央研究院、中央广播电台、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译馆以及《中央日报》、《大公报》、《新民报》、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相继迁到陪都,一时名人荟萃，学术繁荣。重庆成为后方与前线、国内与海外联络交流的枢纽。
唐恂季(重庆一中特级教师、原重庆一中教师)：
所有的学校几乎都是在庙子里面，学校里边没有操场。学生就睡在庙子里，学校就是庙子，庙子就是学校。
(无伴音字幕)：沙坪坝、北碚夏坝、江津白沙坝，被称为“陪都三坝”，将近占全国一半的四十多所高校落脚在这里。校园毗连，学府环列，文化科研，门类齐备。教师治学勤业，学生弦诵不息。每当夜阑人静，微明的电灯和如豆的油灯与天光水色交相辉映，形成陪都重庆战时特有的文化景观，时人美其名为“沙坪学灯”。
中国长期抗战赖以立足的重庆及内陆大后方，在本世纪20年代末，其建设水准仍基本停留在手工劳作的古老年代。如此薄弱的内陆经济，要支持长期抗战，必须进行根本而迅急的经济发展。
1937年8月10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召开第324次会议，确定“政府第一期工业政策中心工作就是协助厂矿内迁”；决定所有关乎战时军需民用之工业，均于最短时间移设内地。
1938年2月7日，国民政府经济部长翁文灏、军政部兵工署署长俞大维奉令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主持汉阳钢铁厂、大冶铁厂、上海炼钢厂、六河沟铁厂、巩县兵工厂等国防前线大型军工厂内迁再建工作。
5月21日,最后勘定离城十公里长江南岸的大渡口河滩，利用江面供水的便利，征用土地3336亩，组建了大后方最大规模的冶金、军工企业。该厂实行了“职员独自任用”、“会计独立支付”等应急对策；一大批钢铁机械专家克尽职守，迅速建厂投产，彻底改变了重庆、四川钢铁冶金工业的空白历史。大量枪支、地雷、子弹、炮弹以及钢管、钢板由此生产出来，运往前线。
周淑珍(重庆退休职工、原汉阳兵工厂内迁眷属)：
汉阳兵工厂，就是第一兵工厂，我父亲在那里上班。父亲在1937年赶兵工厂最后一班运子弹的车逃到长沙，日本人逼得很紧，又从湖南逃到广西。父亲跟着厂走，又从广西逃到湖南，从湖南绕道到了四川。
1937年8月22日至1938年8月，由上海工业界领袖胡厥文、薛福基、支秉渊、颜跃秋等发起，170家民营工厂撤离前线战区，移往内地，拉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重大的“工业西渐”的序幕。
1938年10月下旬，由上海、南京、芜湖、九江先期撤运武汉的三十万吨战略物资，上万名工程技术人员、大批机关人员和数十万疏散难民，紧急撤至鄂西入川门户——宜昌。
这时长江水位日见枯落，巨轮入川受阻，宜昌两岸器材堆积如山、难民如潮涌动。
国民政府遂紧急成立“军事委员会水陆运输管理委员会”，任命重庆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先生为主任委员，全权处置航运入川事宜。卢作孚临危受命，即行飞抵宜昌，制订出紧急运输计划。他亲自指挥24条轮船和1200条木船，在40个日日夜夜中，冒着日机轰炸扫射，昼夜兼程，途经十余县、险滩百余处，行程数千里，拼死溯江西上。被誉为“中国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字幕：民生公司从1937年11月运送林森等政府要员起，先后将611,000名难民、10,000名伤兵、6,000名纱厂女工、500名难童和196,000吨军事物资抢运送往大后方,又将200万川军、30万吨弹药和大量军粮、食盐运送前方。公司16艘轮船沉没,116名船员为国捐躯。)
卢作孚回忆宜昌撤退时感叹道：这是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写出了中国人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卢国纪(卢作孚次子、重庆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
民生集中了22条能够走宜昌的船。采取有些物资——很重的、重要的——直接运往重庆。不太重，但很重要的，运到万县，先卸下来，还有更轻的，就运到奉节三斗坪卸下来，先把物质从宜昌运走，短短四十天，四十天之后，枯水季节来了，就没有办法了。所以要抢在四十天之内把物资运完。包括宋庆龄(救护)的难童，以及那些没钱的。坐民生公司的船都免费供给饭吃。有一些工厂运输没有钱，尽量减价或者免费。运兵工物资是减半价，或减的更多，在这同时，帝国主义轮船尽量提价。那段时间，宜昌的撤退，能在短短的四十天里完成，对于大后方的建设、对于巩固抗战的基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938年1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表示：“工厂内迁是绝对必要措置，我可以代表四川全省同胞欢迎工厂到四川。”
为解决内迁工厂安置问题，由重庆地方当局组成“迁川工厂用地评价委员会”，规定减免迁川工厂用地捐税，平抑土豪劣绅投机抬价。重庆地方土绅颜伯华将其在猫儿石嘉陵江畔的田产200余亩,以公平低廉的价格出售给了天津、上海内迁的天原化工厂、天盛碱厂及龙章造纸厂。
截止1940年底，沿长江、嘉陵江两岸与川黔、川渝公路两侧，先后迁渝的各类轻重工厂计有450余家，形成战时中国唯一门类齐全的工业中心。
众多工厂隐蔽于山岩隧洞，每到薄暮降临，两江沿岸灯火通亮，机器轰鸣，山野震颤，蔚为壮观。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称之为“中国工业史上的壮丽史诗”。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及一千余万军民辗转迁渝，固有中华土广地阔之利，然若无沦陷区难民绝决蹈死之拼死精神，若无大后方民众共赴国难、相濡以沫的爱国赤诚，以及国民党最高负责人承认并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因应战局作出的战略抉择，此千古未有之大迁徙、大移驻恐难实现，而中华民族的生机命脉也殊难逆料。
本集陪都人物 卢作孚
卢作孚是地地道道的四川人。他是一个成功的范例，表明：即使身处贫穷恶劣环境中，一个人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奋、智慧和正直达到时代所能容许的高度。
与1893年前后出生的许多中国进步人士一样，卢作孚青年时代就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参加过同盟会，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创办“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进行了实际而真切的诠释。
卢作孚深感“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依”，最终选择了“实业救国”的道路作为他与民生多艰的祖国之间最可靠的联系。
从1925年至1937年，他靠募集的8,000元股金起家,发展为拥有46艘轮船的川江最大民族资本航运企业。
作为一名爱国实业家，他最早提出了“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观念，制定了明确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目标：服务社会，便利人群，开发产业，服务国家。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借重卢作孚，将重庆北碚辟作首都迁建区和教育推广区。上百所大学、专科和中等学校迁驻北碚城乡各地；近千位名重一时的教育家、科学家、文学家和学术界人士移居落户、敬业治学。因其文化之昌明，曾被称为“陪都之陪都”；因其风景之优美，曾被称为“重庆之北戴河”。
卢作孚是一个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学者，一个没有个人享受要求的现代企业家，一个没有钱的大享。
卢作孚是一名历尽艰险带领18艘轮船从海外回到祖国、却对社会深刻变迁难以适应而英年早逝的悲剧人物。
在他生前，蒋介石曾授予他抗战胜利勋章，在他死后，毛泽东称他为“旧中国四个不应忘记的实业家”之一。
时下，重庆北碚公园辟有卢作孚雕像纪念地，供后人瞻仰，而他的遗骸却静卧在重庆南岸一座没有墓碑的荒冢之中，至今鲜为人知。他众多著述中的一段话，将不会被后人忘怀：
最好的报酬不是月薪、地位，而是求仁得仁——建筑一个美好的公园，便报酬你一个美好的公园；建设一个完整的国家，便报酬你一个完整的国家，这是何等伟大而可靠的报酬！
引 语
1938年10月，中国当局西迁初告完成。日本军部三次发布战令，确定其“航空进攻作战”目标为“敌战略及政略中枢”——重庆，为日本首相近卫所提建立“东亚新秩序”铺平道路。日本调集包括“零式”战斗机在内的在华空军主力，对重庆政治、军事、经济、交通、学校、商贸和民宅进行了持续三年的“疲劳轰炸”，以期造成重庆“上下震撼，极度恐怖”而崩溃求和。
重庆各界上至元戎、下遍黎庶，居无宁日，行无坦途；同仇敌忾，相濡以沫，誓死与暴日抗争……
第三集 精神堡垒
1939年5月3日12时50分，重庆天清气朗。学田湾、七星岗、佛图关、江北上横街、南岸龙门浩、铜元局等处警报台同时升起两个红球，尖利的警报声刹时响彻全城，市区大街小巷人涌车塞，一片惊恐。
13时17分，涂有血红圆盘标志的36架日机，在震天动地的声浪中飞临重庆上空。日机从容编组列阵，轮番向两江汇合处的半岛倾泻炸弹，战时陪都重庆倾刻间笼罩在烈焰浓烟之中。
日本海军航空兵部在其第531号战斗简报中报道：
第一空袭部队乘天气良好，对敌首都重庆实施了本年度第一次攻击。
担任第二天空袭重庆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兵部继续炫耀说，第一空袭部队二十七架中型攻击机,穿过云雾和山顶之间,乘天暗于20点30分再次对敌首都实施攻击。
英国《路透社》当天报道：“重庆自空袭后，瞬间陷于火焰的包围中。”在外国记者眼中，汉口和广州陷落前后的大火，与重庆炸后大火相比，“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日本学者前田哲男50年后指出：
当年执行空袭任务的日本海军航空官兵504人,他们没有踏上重庆这块土地，没有面对重庆的中国人。他们在高空只是搬动投弹杆，就像操作汽车变速杆一样。日军两天空袭，炸死炸伤7700余人，毁损房屋12000余间,将近20万市民流落废墟瓦砾之上。这表明日本军队新的屠杀方式已经形成。
诗人郭沫若以《惨目吟》为题赋诗道：
死者累累，随处见如此，因得此诗，以志不忘。
五三与五四
寇机连日来
渝城遭惨炸
死者如山堆
中见一尸骸
一母与二孤
一人横腹下
一人抱右怀
骨肉成焦炭
凝结难分开
呜呼慈母心
万古不能灰
重庆《新华日报》连续载文，痛斥日机空袭的“骇人听闻的狂暴行为”。
在都邮街一带灼热的断垣残壁上，陪都美术家们书写标语：
看！是谁杀死我们的父老、兄弟、姊妹？
看！是谁炸毁了我们的国家！
著名剧作家宋之的写道：
当埋葬我们的孩子们，我们的妈妈时，我们和他们，活的人和死的人，跳跃的心脏和停跳的心脏，只有一线相连──共同的仇恨！
著名实业家，重庆自来水公司总经理胡子昂在集会上发誓：
敌人企图以狂轰滥炸毁灭重庆，纯属梦想。敌人纵能将自来水公司完全炸毁亦不能断我水源！在任何情况下，国防工业与生产工业之水电供应，绝不辍断一日！
重庆金融工商界名流汪雪松、温少鹤、康心如等宣告“所属银行钱庄，坚决留在市区，照常营业。”
冯亦岱(作家、原重庆中央信托局职员)：
我想你们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场面，我从李子坝回到小什字，通远门的城墙上，就是一个人尸首的印子，这个人啊，一个炸弹下来，被贴在墙上，这个血呀……
金锡如(重庆大学副校长、原重庆大学理工学院院长)：
这个炸弹炸下来后，炸着谁就是谁，炸不着谁就幸运，那没办法呀！当时，我住的宿舍叫饶家院，炸得没有了，我本人没有在房子里蹲。紧张得很，想起来不得了！那幢石头房子，是现在第二教学大楼，也炸穿了……
张瑞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
五三、五四轰炸，我走在街上，不敢睁眼睛，就蒙着眼睛。因为旁边抬着那个死人都烧焦了，正一串串过去，我就蒙着眼睛走。当时我参加的那个怒吼剧社里，有一个人的全家躲在方桌底下，上头盖着棉被，以为可以避免流弹，没想到房子倒下压在上头就整个捂住了，就整个把他们焖熟了……都！
轰炸刚完，日本军方接连报道称：“蒋政权气数已尽，(中国)首都穷途末路，山城也不能久留，国民政府叹无藏身之地。”
1939年5月5日，外电对颇为敏感的中国最高当局的行踪作出报道称：
昨夜今晨，蒋委员长夫妇同往灾区巡视，并在抢救现场当众声言，“中华民族的正气，自古以来，都是在遭受民族侵略时迸发的。”声称国民政府决无移动之意。
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怒斥日本肆虐，“血债遍地，火光流天,惨毒之状,罄竹难书”，号召国人“倍增团结,誓死雪耻,共报国仇”。
香港《南华早报》发表社论指出：日军企图炸毁中国战时首都，摧残中国民众之抗战精神。然而纵属如此，其效果只是引起复仇之希望，引起中国还以颜色而已。
日机滥施恐怖，市民频添血仇，郁积于中必发泄于外，不知何时何地，重庆街头巷尾流传开一首民谣：
不怕你龟儿子轰，不怕你龟儿子炸，
老子们有坚固的防空洞──不怕！
让你龟儿子凶，让你龟儿子恶，
老子们总要大反攻──等着！
……
这出语粗鄙的字里行间，倾泻着对日本法西斯的无穷忿恨，透显出义薄云天的民族大义。它是一首通俗到了极致的陪都重庆特有的“抗日正气歌”。
心月法师(重庆华岩寺住持方丈、原重庆僧伽救护队队员)：
救护队成立，由太虚法师请来军队(教官)做训练。给我们做一个短期的训练，后来我们分组，每个组拿起担架。在重庆市区内我们都去跑，凡是炸伤了的地方、我们都跑去过。敌机晚上来空袭，我们晚上就跑。我们神州古国，不应该让东瀛来对我们侵略。
《义勇军进行曲》作者田汉曾写下《轰炸诗》，讴歌佛门弟子这种赴义救亡的慈悲热肠和抗暴除恶的入世宏愿：
警报忽传成底事，顿教日月暗无光。
太虚浮海自南洋，带得如来着武装。
今世更无清净地，九天飞锡护真光。
(无伴音字幕)：当年重庆罗汉寺、长安寺、华岩寺青壮僧人响应太虚大法师“愿全世界佛教徒速起共灭此恶魔”之呼吁，组成“僧伽救护队”。他们脱下袈裟，身着短揭，四方奔走，救人济难。
中共代表驻地、周公馆、八路军办事处及新华日报馆等地也多次遭到日机轰炸。中共代表分别在被炸损的住地前留影，相互激励：他炸他的，我们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
1940年8月,正在华北指挥“百团大战”的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通过《新华日报》，代表八路军全体参战将士，“向我重庆市全市同胞慰问，并决心以现正进行之大战胜利，贡献于重庆全市被难同胞前，而为被难同胞雪恨”。
1941年4月,《日苏中立条约》签定，美、英等国对日本侵华战争继续保持“中立”，日本参谋部决定调集关内外和太平洋方面主要航空力量，对重庆展开战略航空大战，以尽快结束对中国的战争，实行南进。
在长达三年的反轰炸斗争中，重庆建立起规模庞大的防空系统，到1941年，公、私防空洞已可容纳近四十余万人。
1941年6月5日，日军接连袭扰，市区较场口防空洞内，人员拥塞，空气浑浊,酿成震惊中外的“重庆大隧道窒息惨案”,死亡1115人(其中151人为儿童)，近4000人受伤。
重庆市长吴国桢现场见闻，触目惊心：
洞门之内，二三百人，衣服不全，七窍流血。前排脚下之人多已死去，站立之人，团挤一堆，解之不能，拖之不动。伤心惨目，不可卒睹……
汤金臣(重庆较场口草药巷居民、大隧道惨案幸存者)：
我是大隧道惨案的幸存者，在那里头去躲空袭的时候，五点多钟进去的，在十点多钟就憋气了，过后我从死人子堆里爬出来了。天亮时，发现草药街的死人子，都有四十几个，尤其是，我对门那个死得顶惨的，是姓蒋的，他的媳妇、儿子和怀里的孙子死得顶惨。
余琳(中央电视台一级导演、原重庆市民)：
那时候，我很小，还要妈妈领着。我家就住在大隧道旁边的新衣服街。空袭时，防空洞里人很多，就快窒息。妈妈带我出去想换空气，就在这时候一个炸弹掉在防空洞门口，有股热浪气压进来，把人都压倒下来了。妈妈怕我走掉了，把我抱住，中间那个人流挤得更厉害，妈妈当时还很清醒，贴着石头往外走，结果我妈妈这个胳膊呀、这个肉都在石头上蹭掉了。里面的人一层压着一层，三天以后，我的父亲才从人堆里头爬出来。
惨案之后，民怨沸腾，舆论哗然。暴日侵略，自是此一惨案罪魁；而“所有负责当局，实难辞去玩忽之咎”。
8月30日,蒋介石在黄山官邸“云岫楼”召开各战区司令、参谋长军事会议。日本海军战略轰炸机队指挥官远滕三郎少将从意大利驻华外交官处获得黄山蒋介石官邸确切位置，亲自率机轰炸黄山。两名卫士当场被炸死，4人负伤,“参加会议者，踏着血迹躲进防空洞”。
从1938年到1943年，日机轰炸重庆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万余枚，炸死、炸伤数万人，炸毁房屋数万幢，财产损失难以计数。
历经三年血与火的轰炸磨难，重庆已成为中国名符其实、坚不可摧的抗战指挥中枢和危而不忘的抗战堡垒。为循名责实，从法理上确认重庆的历史地位，表明中国坚决抗战的决心，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令颁“明定重庆为陪都”。
美国记者白修德、贾安娜《中国的惊雷》一书中写道：1939年至1941年间，重庆的脉膊里，跳动着战时全民族的力量。使重庆成为伟大，而把各种各样的男女融合成为一个社会的是重庆大轰炸。
美国总统罗斯福1943年向重庆市民赠送卷轴，赞颂说：
余谨代表敝国人民向重庆市敬赠斯轴，以表吾人钦佩该市英勇之男女市民。当该市遭遇空前未有之空袭时，人民坚定镇静，不被征服，足证恐怖主义对于争取自由之民族，不能毁灭其精神。此种为争取自由表现之忠实，将鼓舞来世而不朽。
1941年12月30日，位于民族路、民权路和邹容路三条主干道交叉地点的纪念建筑物修建峻工，公议定名为“精神堡垒”。
“精神堡垒”高七丈七尺，取纪念“七·七”抗战之意。面向民族路一方，题有“精神堡垒”四字。顶端中央，放置一口深蓝色大瓷缸，内贮燃油、棉条。每遇重大集会，即可以用酒精点燃，焰火熊熊，象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伟大精神……
1939年9月,在日本法西斯对中国抗战陪都重庆狂轰滥炸五个月以后，纳粹德国曾对英国首都伦敦发动了六个星期的闪电式轰炸。
伦敦靠着几千名飞行员和异乎寻常的大雾大雨，赢取了最后胜利。与伦敦同被称为“雾都”的重庆，在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仅仅靠着超常的坚韧无畏和彻底的牺牲精神，以及友军的无私援助，同样巍然屹立。丘吉尔盛赞英国皇家空军那句话，同样适用于重庆军民和同盟国空军：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对这么多的人作出过这么大的贡献。
本集陪都人物 宋氏三姐妹
海南岛农家子弟宋耀如和上海女基督徒倪桂珍1887年结婚，生有三男三女。其中大姐宋霭龄与其丈夫长期主宰着国民党的财务命脉。二姐宋庆龄嫁给孙中山,小妹宋美龄嫁给蒋介石,分别成为从1911年到1949年间中国的“第一夫人”。
1940年3月底，“宋氏三姐妹”联袂结伴从香港飞赴战时首都重庆。三姐妹视察了防空设施、伤兵之友医院、儿童保育院、新生活运动妇女指导委员会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所属工厂，会见了中外各界人士，并前往重庆中央广播电台，经由NBC广播网向全美发表演讲。
宋庆龄说：
中国不愿做奴隶的人民，已经拿起了武器，争取自己的自由，同时也为你们大家争取自由。
宋霭龄说：
中国各将领间，是毫无问题地团结一致。
宋美龄说：
中国应该立刻得到正义的援助，这是中国的权利。中国为了正义，已经经过了近三年的流血和困苦的奋斗，表达了举国上下坚持抵抗强敌的决心。
国内各抗日党派、广大海外侨胞和同情中国的国际友人，都把“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看作中国团结抗战的象征。
《新华日报》发表短评评论指出，“重庆的、以至全国的妇女界在孙夫人和蒋夫人的领导下，一定能够获得进一步的团结”。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引用蒋介石的话说：孙夫人和孔夫人此次访渝，不但为重庆人民所欢迎，全国也为之深感欣慰。
1944年6月份，宋霭龄、宋美龄神秘地飞往美国。直到1945年7月，宋美龄才返回重庆；宋霭龄再也没有回到抗战陪都。
宋庆龄则直到抗战胜利后才离开重庆，回到睽违八年的上海。
宋氏三姐妹的重庆之行，是她们漫长而多事的人生中唯一一次既出于亲情、也因由国事走到一起的团聚。
从此，三姐妹天各一方、音讯阻隔、生死不见。
据悉，当最后一个晚辈禀明从台湾移居加拿大的意愿后，年近百岁的宋美龄说了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也好，回家比较方便”。
宋美龄的“家”在哪里呢？
引 语
除开早逝的鲁迅、皈依佛门的李叔同和滞留南洋的郁达夫外，中国文化艺术界几乎所有的战士和才子都曾感领过巴山渝水的雄奇浩淼，并在民族血脉的创痛和勃动中共同融铸起中国现代文化艺术史诗式的纪念碑。
第四集 凤凰涅槃
1938年2月9日，著名“七君子”之一的邹韬奋以文化界“国民参政员”身份抵达重庆，成为中国知识界由东向西大转移、大迁徙的前驱。
1938年10月28日，大型话剧《全民总动员》在重庆柴家巷国泰大戏院公演。演职员多达200余人，被称为中国话剧史上的空前盛举。
郁风(郁达夫侄女、原流寓重庆著名画家)：
那时候在陪都，几乎全国的精华都集中到那儿去了，上海来的、广东来的、各方面沧陷区的人才都集中到那儿去了。所以不管搞美术活动、戏剧活动，都是第一流的。在重庆能看到第一流的演出。
1938年12月2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厅长郭沫若飞抵重庆，驻天官府七号办公。次年7月13日，移驻赖家桥乡间，开始负起领导大后方抗战文化艺术的重任。1940年11月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郭沫若为主任委员。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女神》、《凤凰涅槃》诗里边，他所理想的那个境界，一个华美的、芳芬的、和谐的，我想是充满旋律的那样的一个境界，是他一直希望实现的(境界)。抗日战争时期，他完成了《十批判书》，这是在古代思想史研究方面的一部了不起的学术著作。他主张以人民为本位，而不是建立一种独裁的统治。主张使人民都具有完美的人格，通过音乐、通过美学、通过各方面的教育，使我们民族能够像春秋战国时期，有着非常繁盛的文化，而由此使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不断地强盛起来。
1939年1月6日，“中国抗战血泊中产生的奇花”——“孩子剧团”一行60余人抵达重庆。25日，在一园大戏院公演《不愿做奴隶的孩子》等节目。
作为“民族神经的触角”，诗人率先发出呐喊。1941年3月，诗人方殷倡议把每年五月端阳节定为“诗人节”。由郭沫若领衔草拟的《诗人节宣言》宣告：“要使诗歌成为民族的呼声……要向全世界高举独立自由的诗艺术的旗帜，诅咒侵略，讴歌创造，赞扬真理。”
臧克家(诗刊主编、原流寓重庆诗人)：
重庆等于我的第二故乡，感情很深。我在歌乐山住了好几年，我写了首诗，很有名的：歌乐山，歌乐山，我离开歌乐山。歌乐山，歌乐山，我永远怀念……
邹荻帆(诗刊主编、原重庆七月诗社成员)：
当年我主要是搞诗歌这一方面的，我的诗讴歌和平。我们中国抗战也是为了和平，所以，收集在这些诗集里的，都是这样的作品。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梁实秋留下许多感叹时艰、赞美自然不朽散文。北方语言圣手老舍写下了《四世同堂》。拥有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冰心、巴金、曹禺等成百上千名作家的“中国战时最大作家集团”遥承春秋气象、直逼魏晋风骨，一时百花齐放，雄视古今。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93年比较大的一个发现，就是在北碚找到这个“雅舍”。雅舍是梁实秋先生的住房。因为后来创作了一个系列散文，叫“雅舍小品”。这个“雅舍”就是房子的名字。很长时间，世界各国在寻找这个房子。我回到北京以后，给它画了一个比较详尽的地图，按图去寻找，找到了。我父亲对《四世同堂》是这样写的，我要创作一部大的抗战文学的纪念性的作品。现在看来，抗战文学当中，部头最大的大概就是这一部。他自己评价很高，我在他在美国写的信中发现他的评价：或许这是我最好的一部。
重庆地处长江、嘉陵江之间，雨量充沛，与伦敦一样，是世界著名的“雾都”。日机每因雾霭蒸腾无法实施轰炸。1941年10月，陪都文艺界在山城首创“雾都公演”。戏剧、音乐、美术、诗歌好戏连台，蔚为壮观，直到抗战胜利，形成中国战时首都特有的文化景观。
张瑞芳(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会长、原中国电影制片厂演员)：
那些年轻的观众都是从沙坪坝、草街子、浮图关、南岸等地方来。当时，知识青年、大学生、店员都来，来了以后就堵在(国泰电影院)门口，当时的感触很深很深。我们在里面化妆，外面在放电影，底下没几个人看，可是所有买了话剧票的观众都堵在门口等着，一直等着这个戏。一直硬撑着把电影放完，才放他们进来。没有任何怨言，我们走过去的时候，群众让出一条路让我们到后台，哎！感觉到那种温暖。
谢添(表演艺术家、原流寓重庆演员)：
那时以话剧为主。它没有那么多摄影场，只有南岸有一个中央摄影场，那会儿有个中央制片厂。胶片也不多，导演也不多。从演流亡剧《放下你的鞭子》之后，我们什么话剧都演，七个戏院或影院都满座。
吴祖光(剧作家、原国立戏剧学校教师)：
我写头一个剧本叫《凤凰城》，那年我二十岁。写完之后，我得到肯定，学校主要是曹禺先生(那时曹禺与我同事)，我的剧本写好之后，也是头一个给他看。交给他之后，头一天他就来找我，他说剧本很好，很有戏，而且写的手法很别致。在过去的剧本结构方面，还没有你这样结构的。当时学校第一个毕业班的学生毕业了，成立了一个校友社团，校友剧团立刻排练，又在重庆上演。上演很轰动的，在当时，是个年轻的作者才二十岁，更特殊的是头一个多幕的以抗战为题材的剧本。
1941年初，留法音乐家郑志声应邀在夫子池新运广场指挥千人合唱。《抗敌歌》、《爱我大中华》、《黄河大合唱》、《歌八百壮士》的激越旋律回荡在山城上空。同年底，郑志声抱病指挥大型交响音乐会，演奏《郑成功》和马思聪的《梁红玉序曲》，大获成功。三周后，郑志声尽瘁而殁，年仅37岁。
严良堃(中央乐团指挥、原重庆国立音乐学院学生)：
那时在国泰戏院是喻宜萱在演出，那不得了。那个时候没有话筒。他们说王昆伦唱歌不得了，一个人在场子里头演唱，唱得高时，把国泰屋顶都掀开了，中国第一部话剧《秋子》就是在重庆演的，这也是重庆的纪录。
贺渌汀(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嘉陵江上》曲作者、原流寓重庆作曲家)：
创作要有民族特点，当然也要有时代特点。那个时候全民族都在抗日，只有民族特点跟时代特点结合在一起，才能产生为人民所喜爱的歌曲。
端木蕻良(《嘉陵江上》词作者、原流寓重庆作家)：
贺渌汀一看这首词——《嘉陵江上》，他也很喜欢。他谱了两种曲调，一种就是现在流行这样子，一种是进行曲，也发表过。后来，我们两个作词作曲者同意，采用这个，后来唱开的也是这个曲子。
《嘉陵江上》：(端木夫人唱)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一样的流水，一样的月光，我也失去了一切欢笑和梦想。江水每夜无言地流过，都仿佛流在我的心上。我必须回到我的家乡，为了那没有收割的菜花和那饿瘦了的羔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太平洋战争后，“中华全国美术会”、“中华全国美术界抗敌协会”先后迁渝，陪都几乎集中了全国美术界人士。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重庆对我来说，是我终生难忘的地方，我跟悲鸿的恋爱就是在重庆开始的。悲鸿在重庆抗日战争中最艰苦的年代画过很多画，通过这些画，反映他的爱国情思、他自己内心的悲愤，对国家安危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一九四三年春天，他在重庆中央图书馆开了一个个人画展，一共展了三天，每天的观众是一万多人，三天三万多人，这在悲鸿的画展里面，可以说是打破纪录的。
丁聪(原流寓重庆漫画家)：
这四幅画是在重庆画的，画了以后，在香港沦陷后的一个展览会上展览过。后来在香港开展览的时候，印在上头。以后叶浅予到了重庆，我们一齐参加了八人画展。
黄苗子(原流寓重庆画家)：
我到重庆的地方不多，但是什么赖家桥呀、金刚坡呀，都很熟悉。傅抱石先生、李可梁先生，还有一个已故画家高龙生住在金刚坡这一带。我们现在回忆起来，到了农村，经过了逃难，经历了好多山川，看见好多人民的生活，真真正正接近人民，还是那个时候。
王琦(中国美协常务副主席、原重庆中国木刻协会常务理事)：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是木刻协会的会址。我搬到哪里，那个木刻协会的会址就到哪里。所以，后来成立木刻研究会的时候，我那时正在上清寺牛角沱215号。1942年的全国木刻展览在全国十个大城市举行。那次展览，徐悲鸿先生来看，在中苏文化协会看得很仔细，特别是解放区的木刻他更注意。古元的木刻，徐悲鸿看了，认为好得不得了，他写文章认为是：我于1942年10月13日下午3时,在中苏文化协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一个大艺术家。那就是古元。后来这个(木刻)拿到英国、美国、苏联等国展览，影响很大。在抗战时期，重庆有两个艺术搞得最活跃，一个是木刻，还有一个是漫画，木刻是从38年、39年开始。一直到抗战结束，始终保持这么一个上升状态。
1940年12月，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著名花鸟画家张书旗受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委托，绘制巨幅国画《百鸽图》，以祝贺同情中国抗战的罗斯福连任美国总统。蒋介石手书“信义和平”四字，以附风雅，兼表心曲。
艾中信(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原中央大学美术系学生)：
我是学油画的，那时也学张书旗先生的花鸟画。他画百鸽图，这个画还在白宫里。画是横幅的，鸽子有白的，有黑头的，有黑翅膀的，基本上两个颜色，白跟黑，没有灰色的，一棵长青树，很大很的长青树，横幅的。
一位艺术家的命运始终牵动着陪都美术界人士的心弦。
从1935年到1943年，四川泸州人氏蒋兆和在重庆和沦陷的北平绘制了前后《流民图》，先后在北平大庙和上海法租界公开展出，庚即被日本宪兵查禁。
蒋代军(蒋兆和之女)：
我父亲以前的作品称为《前流民图》，把《流民图》称为后流民图。因为《流民图》可以说是个不断积蓄产生的作品。重庆时期的作品，他画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作品，都是表现穷苦人民的。这个《街头叫卖》也是重庆时候画的。这是《卖柑子》，最有名的一幅画，就是在重庆画的。《朱门酒肉臭》，通过这幅画让全美国的孩子了解，中国的孩子在受苦受难，在受战争的灾难。这个先生他现在还健在，后来他到延安去了。当时他是个中学生，向我父亲来告辞，我父亲给他画了这样一幅画鼓励他，题词是：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哀悼西方文明的破碎、呼唤人类良知的《格尔尼卡》和《和平鸽》曾给西班牙画家毕加索带来不朽的声誉。《百鸽图》和《流民图》则把中国的受难和东方的和平祈祷表达得同样撼人心魄、寓意深长。
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一摄影大棚，曾有15部长片、20部战争教育片、41部各类短片被制作出来。日机曾重点轰炸“中电”摄影棚。美国战地文化记者曾采访报导说：中国电影制片厂没有消失，他们建筑了极坚固的防空洞，警报来时，尽先将器材搬材进洞内；空袭解除，又继续拍摄。
万声(原中国电影制片厂美术师)：
抗战期间来说，中国电影制片厂是我们国家唯一的、比较齐全的一个电影制片厂。另外还有一个中央电影摄影场，没有摄影棚，它只是有一部分人。那么这部分人的工作地点，也就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这个地方。所以他们拍的片子，如《中华儿女》、《长空万里》，都是利用这儿的摄影棚拍的。演员呢，两边基本上不分家，这是当时的好处。从抗战情况来看，不管电影演员、电影工作人员，也不管你是哪个剧团、哪个摄影场的，工作起来都是一家人，没分彼此。
舒乙(老舍之子、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
中国历史上，包括古代文学那些时期，第一次这么多的文人云集到一个地方去；第二个特点，文学界、艺术界团结得最好的时期是这个时候，左、中、右都为了一个目的，反对日本侵略走到一块儿来了。所以抗战八年，文协存在的那八年，是中国当代文人团结得最好的历史时期。这也是不得了的一件事。第三，这个时期，是文学艺术走向民间，从事文学、艺术的普及的最好时期。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抗日战争在重庆度过的七年半时间，确实是很值得一谈的历史时期。特别有些话题，一下子都说不完的。象郭老跟总理的关系，从来没有象这七年这样亲近过。还有，郭老当时在三厅、还有文化工作委员会一道共事的以及没有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但是也在抗战陪都生活的那些学者、艺术家们，他们的友情在后来的历史时期里也不可能有当时那样的情景。
本集陪都人物 马寅初
浙江嵊县人氏马寅初，美国经济学博士，以《新人口论》蜚声海内外。
1938年初马氏辗转入川，首创重庆大学商学院。
1939年4月,马氏以中国经济学泰斗和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身份提出“临时财产税”案，要求“对发国难财者从速开办临时财产税，先从大官之中发国难财者入手”。
1940年5月29日,日机轰炸重庆，马氏正伏案疾书，没有听见空袭警报，以至被门房锁在房中。年届六旬的马氏身裹棉被怀揣讲稿，毅然从三楼窗台跳下，竟然无恙，当晚如约登台演讲。
蒋介石数次传话马氏，如三缄其口，可委以驻美特命全权大使、中央银行总裁或财政部部长要职。马氏回绝道：我一不想做官，二不想发财。
1940年12月6日，蒋介石以令派马氏“考察前方经济为名”将其逮捕。
马氏行前对两千多名送行的师生说，抽资本税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就实行过。说毕凛然而去。
延安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要求政府保障人权释放马寅初》的社论指出：“马氏为国家为民族奋斗，为争取言论思想自由而奋斗之勇气，实令全国同胞佩奋！”
马氏弟子仿照晋代李密上疏晋武帝之《陈情表》再写《陈情表》：
马师年届六旬，天寒岁暮，倥偬远戍，情何以堪？而数百学子，羔羊迷途，学何以进？
又草拟了《罢课宣言》，礼赞其师“一片丹心昭日月，临危不屈泣鬼神！”
1941年3月30日,不顾蒋介石侍从长陈布雷等权要人士反对，马氏门生弟子召开了“遥祝马寅初先生六十寿辰大会”。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题送了寿联：
桃李增华坐帐无鹤
琴书作伴支床有龟
重庆《新华日报》的祝寿辞称颂马氏：
不屈不淫征气性
敢言敢怒见精神
同年7月，重庆大学商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马氏弟子们簇拥着马师母为“寅初亭”破土奠基立碑。冯玉祥手书“寅初亭”匾，赫然夺目。
1942年秋，在中外各界干预下，在贵州息烽和江西上饶囚居了两年半的马氏终于获释，软禁于歌乐山家中。
此时的马氏“不准任公职，不准演讲，不准发表文章”，“教书不成，投稿无路”。
1945年秋，马氏迁回重庆大学，重返陪都社会舞台。他首次公开演讲的题目就是《中国的工业化与民主分不开》。
1946年1月25日,重大等校学生万人大游行，呼吁政协会议坚持“政治民主化，党派合法化，军队国家化”，“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马氏与百余名教授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
15天后，震惊中外的“较场口事件”爆发，马氏与郭沫若、李公朴等同遭特务殴打。次日，马氏径直告诉记者：“对这个政府，原来我主张改革，现在我主张推翻。”
1946年3月31日,马氏对重庆大学全体师生作告别演讲：只要奋斗，自会成功！
离别之际，马氏伫立“寅初亭”前，与重大师生依依惜别，对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陪都重庆，对八年来的受难和奋斗无限感慨、留恋。
马氏常说：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能言，就更难。
这是他的信条，他的写照，他的命数，他的遗产。
36年后，马氏以百岁高龄辞世，可谓寿终正寝，功德圆满。
引 语
1941年6月22日,德国对苏联发动闪电式进攻。7月2日，日本与之呼应，“对重庆行使战权”，“促进重庆政权屈服”。中国从此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的主要空间，重庆从此成为中国战区的指挥中枢。
第五集 得道多助
1941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召见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向他递交赫尔备忘录，“强调支持以重庆为首都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12月1日,日本政府和大本营召开联系会议，认定“赫尔备忘录”是“美英两国支持残存之(重庆)政权，助长东亚之祸乱”，决定对美国开战。
12月8日,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突袭珍珠港。美国太平洋舰队主力毁损殆尽。太平洋战争爆发。
中国时间9日凌晨4时，重庆黄山官邸。蒋介石接到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的电话，获悉日本突袭珍珠港这一他多年盼望的消息。
蒋介石立即下山，召集国民党中常委特别会议，并分别接见美、英、苏三国大使，建议成立中、美、英、苏、加、荷、新、澳联合军事同盟。
次日，国民政府发布对日战书，宣告：正式对日宣战：
数年以来，中国不顾一切牺牲，继续抗战，其目的不仅所以保卫中国之独立生存，实欲打破日本之侵略野心，维护国际公法、正义及人类福利与世界和平；在此时期，各友邦亦极忍耐，冀其悔祸俾全太平洋之和平，得以维持。不料残忍成性之日本，执迷不悟，且更悍然向我英、美诸友邦开衅，扩大其战争侵略行为，甘为破坏全人类和平与正义之戌首，逞其侵略无厌之野心，举凡尊重信义之国家，咸属忍无可忍。兹特正式对日宣战，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间关系者，一律废止。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从1937年“七·七”事变以来，中国一味忍让、妥协、失地、流血，今日才有机会对日正式宣战，其间有多少屈辱，多少遗恨，多少教训。
12月1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宣告将与美英苏并肩作战。次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希望“美国深怀风雨同舟主义，继续援助中苏英三国……”
14日，陪都国际文化团体举行扩大反侵略大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吴铁城及英美苏三国大使卡尔、高思、潘友新应邀发表演说，向太平洋受难友邦遥致慰问：昔为良友，今更同仇，风雨同舟，互援互助。
远在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称：我们为有中国这样的盟友而庆幸，它有取之不尽的人力资源。…有了这位朋友，我们就会找到太平洋战略的钥匙。
日美交战使陪都重庆欢欣鼓舞，其情绪之热烈，与东京庆祝偷袭成功不相上下。寓居重庆的女作家韩素英回忆道：“街道上差不多立即喧闹起来，报童大喊叫卖号外，人们从屋里潮水般涌出来争相抢买报纸，喧闹的声音盖住了车辆的嘈杂声。”
12月31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提议设立中国战区，由蒋任总司令，指挥在华、越、泰等地盟军，1942年1月3日，在征得蒋介石同意后，白宫公告：兹据英美两国参谋长之建议，及白宫总统与丘吉尔首相之条陈，并经荷兰政府与各有关自治领域政府之同意，爰特宣布成立中国战区。
蒋介石在重庆宣布实行全国总动员，声称：
我们的抗战，不仅关系国家民族的存亡，更是关系全世界人类的祸福。
从此，中国抗日战争终于迎来了“得道多助”的灿烂黎明。
1941年12月20日，在滇缅国际通道北端，昆明上空，美国援华空军以零比九的战绩首次大胜日本空军，到1942年7月4日,共击落日机296架。对日本空中强盗总清算的日子终于来临，饱受空袭的重庆市民终于亲眼目睹了精彩纷呈、解恨出气的激烈空战。
惠群(云南省政协委员、原空军呈贡航空站中校站长)：
一般的轰炸机都加满油填满炸弹，不可能一下拉起来，拉起来就会失速，所以要保持角度，慢慢地拉起来，那是因为(飞机)太重了。所以那次就发生了这种事情。往南边起飞的时候，有一架撞上了前面的树上，当时就爆炸了，就另外调过方向，向北那个方向起飞，又撞到障碍，又爆了。那时，一个指挥人员可能也就停止起飞，可是当时第三架又起飞，又往南边起飞，起飞成功了，这会儿，第四架、第五架往南边都成功了。
在滇缅国际通道南端，随着仰光上空1942年新年前后的再战再捷、连战连捷，打击日本法西斯空中强盗的战争进入了新局面。
这队出奇制胜的威武神鹰，中国老百姓从它那机头绘有虎鲨徽记的机头，根据“云从龙、风从虎”的生肖民俗，称之为“飞虎队”。
这支队伍的缔造者就是克莱尔·陈纳德。这位传奇般的美国军人曾多次深情的说，“中国人民面对巨大艰难所表现的勇敢和热烈的爱国心，极大地鼓舞了我们努力抵抗共同的敌人。”
自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以来，这是西方国家第一次援助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没有中国人民的拼死救助，这些武装的外国军人也将寸步难行，死无葬身之地。盟国军人对中国抗日战争固然建立了卓越的战功，而中国民众也以无私的贡献和巨大的牺牲对人类和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战争中，中国敌后战区广大军民，英勇救护美国官兵，视同骨肉般地为之治病养伤；大后方大量民工为盟国空军维修机场，平整跑道。中共中央机关报延安《解放日报》称为“国际反法西斯团结的最具体的表现”。
陈香梅(美国飞虎司令陈纳德夫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陈纳德将军他很有正义感，并且他觉得中国的空军实在需要协助。因此，他多方面的同美国的朋友们商议，怎样来组织一个自愿队。到了1940年，多次反反复复地跟罗斯福总统接触，在华盛顿跟他们商议，罗斯福总统就答应了，让陈纳德将军组织美国空军自愿队，到中国来协助作战，后来就叫飞虎队。刚刚来的时候，召集的都是年经比较轻的，但却是很有经验的飞行员，有差不多三百多人到中国来。中国人对飞虎队非常欣赏，并且他们经常以一对十的数量来跟日本作战。
1941年12月23日，中、美、英三国就共同抗御日军进犯东南亚在重庆黄山举行联合军事会议。当主持会议的蒋介石表示为保卫滇缅公路，“中国可派八万人入缅作战”时，英国代表、印度全英总司令兼西南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官韦维尔爵士鄙夷地回答道：“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人的耻辱”。
蒋介石当即回敬了一句硬话：我们中国有句格言，人无信不立。
1942年开年，同盟国中国战区在重庆成立，蒋介石担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3月4日，史迪威中将抵达重庆，组建参谋总部。4月,中国两万官兵进入缅甸。仁安乡一战，中国三十八师血战日军，将上至司令，下至记者、牧师七千余名英美军民救出重围，英国女皇特为褒奖。
王楚英(南京市政协委员、原史迪威将军联络官)：
在缅甸的腊戌，也就是(1942年)3月3日这天，蒋介石召见我以后，我开车去机场迎接史迪威，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实际上有几种政策。一种是罗斯福的政策，以大国相待；一种就是陆军部的政策，想用美援来控制蒋介石，甚至讹诈，可以说是讹诈，史迪威就在这么一个矛盾当中，充当了一个很困难的角色，蒋介石必然地要对史迪威执行的政策进行抵制，因而导致了美蒋关系恶化。后来，不得不分道杨镳。但是，就我知道从1942年3月3日到1942年6月这个过程当中，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关系，还是比较好的。蒋介石对史迪威的器重、信任可以说是无以复加，他把中国三个最优秀的军派到缅甸去，把指挥权全部给了史迪威。
蒋介石出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之后，声称“国家之声誉及地位，实为有史以来空前未有之提高”，然而中国跻身“四强”却历经曲折。
陶文钊(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1943年10月，中国、美国、英国、苏联一起，联名签署了《四大国普遍安全宣言》，就中国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基本上确定起来了。接着1944年，中国又参加了筹备联合国组织的敦巴顿会议，1945年5月在旧金山召开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中国正式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我觉得这是个历史的进步，这是符合中华民族利益的。如果没有当初的四大国之一的地位，恐怕现在也没有常任理事国地位。我们必须强调的是中国的四大国地位，是中国人民挣来的，尤其是中国人民从1937年以来，坚持抵抗日本侵略，自己用艰苦奋斗、自己用浴血奋战挣得了四大国地位。当然这里也不能忽略一点，就是罗斯福他为中国四大国之一的地位，也作出了一些努力，当然，美国有它自己的考虑。
1943年11月21日，蒋介石、宋美龄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出席中、美、英三国会议。这是中国战时国家首脑首次参加盟国最高级会议，也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家元首首次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中国作为大国参予世界事务。
12月3日,中、美、英三国首脑(后来在德黑兰会议上获斯大林同意)签署的《开罗宣言》正式发表，明确承认台湾和澎湖列岛及东北为中国固有领土，确认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四大强国之一的国际地位。遭受日本50年殖民统治的台湾回到祖国怀抱的夙愿即将实现。
1942年10月10日下午，蒋介石在重庆夫子池广场举行的国庆节纪念大会上宣布了一个消息：美、英两国已自动放弃在华一切治外法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新华日报》转载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称：反侵略各国空前团结，已为共同战胜侵略国奠定下一个坚固的基础。
宋庆龄在重庆寓所发表讲话，“废除不平等条约，原是总理(孙中山)毕生致力的大目标，到了现在，这个目标开始实现了。”
2月4日，重庆国民政府批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从2月5日起，陪都各界庆祝新约签定。家家户户悬灯结彩，大街小巷，人们互致庆贺。高音喇叭播放各界知名人士演讲。入夜，处处传来庆祝平等的新歌曲：
五十年革命流血，
五年半作战牺牲；
挣断了枷锁，
唤回了汉魂；
埋藏了沉重的历史，
展开了民族的新生；
正义已获得伸张，
神州已重睹光明。
中国艰难支撑东亚法西斯战局，令国人扬眉吐气而令外国不可小看。
1943年11月,美英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全面反攻。日本这时仍有近50%的空军，56%的陆军，深陷中国战场。
德国曾要求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夹击苏联。日本参谋长衫山元承认：“日本大部分兵力现正用于中国”，北进攻苏力不从心。
斯大林也承认，只在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才使苏联在1941年至1942年间，从西伯利亚方面抽调20多个师，4个步兵旅，共中包括5个坦克师和1个摩托化师，调往西线作战。
罗斯福更以全球战略的眼光确认中国的重要地位：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在近东会师。
抗战期间，许多外国元首、作家、记者访问中国，访问重庆，目睹了中国抗战的艰难困苦，更感受了中国军民的力量和信心。他们著书撰文，盛赞中华民族的觉醒。
1938年8月，印度国民大会领袖尼赫鲁访问重庆，这是抗战期间第一位外国政党首脑访华。尼赫鲁还电函延安，向毛泽东和八路军致敬，祝中国解放事业成功。蒋介石夫妇1942年访问印度。中印两大亚洲民族在民族解放和亚洲和平事业中携手共进，成为亚洲各国觉醒、战斗的伟大联盟。
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也随中国国民政府西迁重庆。韩国各爱国政党、爱国武装力量得到陪都各界的同情和支持。冯玉祥将军曾以“中韩兄弟挽手粉碎日本帝国主义”为题发表文章说，“中韩两国壤土相结，唇齿相依，韩国人民此起彼伏的独立运动，中国莫不寄予最热烈之同情”。
1945年年底，韩国临时政府首脑金九在告别重庆时向国共两党对朝鲜抗日复国独立运动的一贯支持表示感谢，对陪都各界“于经济百度艰窘之秋供应军备、维持侨民生活的慷慨义助，倍为感激，永志不忘”。
1937年7月，苏联政府第一个声援中国，主张制裁日本，8月，两国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1938年苏联提供1亿美元借款供中国购买军火；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苏联又向中国贷款两亿美元，有力地缓解了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封锁。从1937年至1939年苏联派遣3365名军事顾问和专家来华，同时还派出1000余架飞机和2000余名航空队员来华作战，参加过保卫武汉、重庆、成都的空战,其中有200余名飞行员为中国抗战捐躯，他们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葛一洪(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原中苏文协常务理事)：
那时候，苏联跟我们的关系比较深厚，第一个援助中国抗战它借款借了好几个亿，派空军来，运军火来，这个恐怕大家都知道。所以中苏文化协会地位更重要了，我翻译了一个剧本，叫《带枪的人》，送到审查委员会，它通不过。后来还是《中苏文化》一下子把它发表了。发表后，恩来把这个剧本送到延安去了，1942年初元旦，在延安鲁艺上演这个剧本，这个剧本是描写列宁的，在中国舞台上第一次出现列宁。
本集陪都人物 史迪威与陈纳德
克莱尔·陈德纳,1937年4月来到中国，他的签证只有3个月，却一下呆了8年，成为在中国与日本作战时间最长的美国军人。这位退休美国空军上尉很早就意识到，帮助中国也是为自己的祖国效劳，因为美国早晚要和日本干一仗。陈纳德对空中打击有着独特的、宗教式的狂热，他坚信，“只要有足够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能在半年之内摧毁日本”。陈纳德长相粗犷，轮廓宛如刀削斧凿的花岗石，长年熏晒的皮肤满是斑点，象削过的皮革。陈纳德空袭时从来不进防空洞，而是用望远镜查看日军的机型和编队。他常说，“我已和中国发生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大家共患难同生死，所以我也应该算是半个中国人。”
在罗斯福与蒋介石支持下，陈纳德率领的“飞虎队”和“第十四航空队”先后击落了近三千架日机，击沉四百余艘日舰，击毙七万余名日军。
约瑟夫·史迪威以美国陆军中将身份派往东方担任多项要职：驻华美军总司令、中缅印战区总司令、援华物资总监营人、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主张首先收复缅甸，彻底改组国民党军队，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这比陈纳德的计划要复杂艰难得多，并且无异于颠覆蒋介石的统治。史迪威始终没有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门路，最后他干脆主张把那个“愚昧而专制的农夫”(蒋介石)暗杀了事。抗战胜利前夕，史迪威和陈纳德先后被迫辞职。史迪威怀着失望和愤怒在重庆白市驿机场和蒋介石冷冷握别，拒绝了青天白日勋章。几十万重庆市民则为陈纳德送行，美、中两国政府在同一天为他颁奖授勋。
1945年9月2日，史迪威在东京湾密苏里战舰上参加了日本投降仪式，主持仪式的麦克阿瑟问道：陈纳德怎么没来？此时，满腹惆怅、最有资格看到日本投降的陈纳德正在尼罗河上空，乘机绕道返回美国。
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字，在持续三年飞越驼峰的援华空运中，美国空军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损失飞机468架,牺牲、失踪飞行员和机组人员共计1579人。
1984年6月,中国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将军在华盛顿宴请援华美国飞行员时指出，陈纳德将军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具体体现，这种友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它是牢不可破的。
1994年10月，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专程访问重庆，对中国政府和人民多年寻找美国空军阵亡人员遗骸的努力深致谢意。
陈纳德、史迪威与那些散布在广袤而寒冷的喜玛拉雅山的美国飞行员和飞机遗骸，将永驻青史，传颂久远……
引 语
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正式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告中国共产党决定在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基础上，与中国国民党共赴国难，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先后移住抗战陪都。
宋庆龄在香港发表《国共统一运动感言》，希望两党人士本着“兄弟阋墙外御其侮”的古训，使中华民族走上独立解放的胜利途径。重庆成为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坚持全民抗战的历史舞台。
第六集 红岩之光
为实施团结抗战协议，中共中央命令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江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奔赴华北、华东前线，对日作战。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战功赫赫，名震中外。1938年初，前线八路军、新四军总部为保持对国民政府及大后方民众的联系，在重庆机房街70号内相继派驻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讯处。
武汉失守，通讯处升格为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四军重庆办事处，在地方人士大力协助下，承担着跟国民党军委会接洽军务，筹办军需，广泛开展对内对外宣传、联络等繁重任务。
罗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第二台长、原南方局外事组秘书)：
八路军办事处从各方面募来的(有好多从海外华侨捐来的)捐款，让我父亲带到重庆，毛主席1945年到重庆来，送给我父亲一床毛毯。作为对他的奖励吧。
1939年初，周恩来抵达重庆，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中将副部长公职。为居家及办公方便，邓颖超出面以周恩来名义向重庆地方人士陈长蘅先生租赁了曾家岩50号院大部房间，供相继抵渝的中共人员住用，时人称为“周公馆”。
在此院内，时任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秘书的刘瑶章以及端木恺等妇女救护队员也租用了若干房间。八年间大家同居一院，共进一门，朝分夕归,相安无事。(注：刘瑶章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周公馆成了共产党人在重庆城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最重要的阵地。
1939年开春，原驻城内的八路军办事处为免遭日机轰炸及保守军务秘密，觅得市郊化龙桥红岩嘴后山刘家花园，并辟建办公驻地，供长期之用。
刘家花园主人饶国模，系黄花岗起义烈士饶国梁胞妹。她拥护国共合作,拥护抗战，毅然提供园内土地修建八路军代表办公楼房。1939年8月，派往重庆的八路军、新四军人员、机构全部进驻红岩村办公。
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周恩来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大后方团结抗战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管辖区的主要领导机构。从此，在延安中共中央部署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后方的各项工作有了坚强而成熟的领导。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南方局除了党的建设工作、统一工作、文化工作等方面有很大成绩外，情报工作也有很大成绩。其中最重要的突出的消息，就是希特勒准备在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因为在这个以前呢，希特勒玩弄两面派，跟苏联签了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还相信他，因为当时他占领欧洲14个国家，当时估计他还不会向苏联进攻，但是希特勒在占领欧洲14个国家以后，准备向苏联进攻，而且定在6月22日。我们有个秘密党员，叫阎宝航同志，东北人，得到了这个消息，很快当天就报告给了周恩来同志，恩来同志电告延安，延安转到莫斯科，同时，又告诉苏联大使馆，也报告斯大林。开始有点怀疑，但是，后来别的地方证明了希特勒要动手。他们争取时间作准备，减少了很多损失，到以后，斯大林见到刘少奇同志时，敬酒感谢我们准确的情报。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成员都是长期从事统一战线工作，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成熟的革命家。他们培养和领导着一批朝气蓬勃，富于革命理想和献身精神的青年革命者。南方局办公地点长期设在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内。红岩村从此成为雾都重庆一盏光耀四方的明灯。
荣高棠(中顾委秘书长、原南方局组织部秘书)：
南方局管的四川(那时当时是川东和川康两个特委)，云南、贵州、江西、湖南、湖北、江苏、上海、广东、广西……一直到香港。这一时期主要的任务是：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
张颖(中国戏剧家协会党组书记、原南方局文委秘书)：
我们做大学教授工作，结交知名人士、民主党派。这些工作人员，通过各种渠道来交朋友，总理也是以身作则的，他在文化艺术界有很多老朋友，象郭老他们在大革命时代就是战友了，也有一些比如茅盾，他早年和我们党也有很多关系。但也有没有任何往来的，像老舍，或者是包括一些当时比较倾向于国民党的一些人，只要愿意和我们交朋友，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去接近他们。我们都很尊重他们，听取他们的意见，从政治上来讲，就是一条：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一定要取得胜利。一定要使愿意抗日的人都能够出一点力。
童小鹏(中共中央文献委员会副主任、原中共中央南方局秘书长)：
我们在国民党地区，由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建立各方面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党中央发展进步势力，包括民主党派、爱国力量、包括国民党内部的抗战势力，像国民党内部的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包括张治中，这些都是主张抗战，反对投降，这些力量我们都团结他们。争取中间势力，发展中间势力，包括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界各方面。坚持抗战，坚持进步，争取民主，进行斗争。重庆抗战时期，多党合作开始打下基础。
1938年12月29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汪精卫潜离重庆辗转赴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公开叛国投敌。
1939年元旦，国民党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并通令缉拿汪精卫归案。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即照会各国驻华使节，强调“日本所捏造的南京伪组织完全无效”，明令通缉参加汪伪政权的陈公博等77人，并悬赏十万元缉拿卖国元凶汪精卫。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汪精卫出走后的指示》指出，中国主战派和主和派开始分裂，这是中国抗战的一大进步。中共拥护国民党开除汪精卫党籍、坚持抗战的决定。《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拥护政府重申惩治汉奸条例的命令》，呼吁全国人民将伟大的民族义愤变成一个声讨民族叛徒的广泛运动和热烈浪潮。
在国、共两党带动下，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汪运动。
爱国民主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等20余人通电拥护国民政府处置汪精卫的决议，斥责汪逆“通敌求和，违反国策，固革命政党所不容，亦全国人民所共弃”。
4月20日，重庆46个行业工会成立重庆市总工会，通过声讨汪精卫集团投敌叛国决议案。
1940年1月27日,重庆市总工会、农会、教育会、妇女会、迁川工厂联合会、报业联合会和重庆各大中学联合会共同发出通电，声讨汪贼，呼吁全国人民“一心一德，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
汪精卫认贼作父后，他在香港办的《南华日报》和《天演》两报印刷工人于1939年8月13日举行总罢工。中共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王明、博古等人率先解囊，5个月内，重庆市民援助香港罢工工友捐款数额便达7.8万多元。
1939年“五·三”、“五·四”大轰炸，包括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在内的主要报纸已经无法继续出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紧急训令各报暂行停刊，共同出版重庆各报的《联合版》。
刚从江南视察回渝的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致函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叶楚伦，表示“《新华日报》为尊重紧急时期最高当局之紧急处置及友报之困难，将牺牲自己继续出版之便利，同意参加重庆各报暂时联合版以利团结。……凡有利于抗战者，敝党同人殆无不委曲求全。”《联合版》成为国共两党顾全大局、推诚合作的典范事例。
1941年1月6日，皖南事变爆发。毛泽东指出，“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机从未有如今日之甚者”。连续致电重庆，要求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等急速离渝，“必须不怕决裂，猛烈反击之！”
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坚留重庆，在极为危险和复杂情况下，沉着镇静，审时度势，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事关中国抗战大局的特殊斗争。
皖南事变当天，周恩来即在《新华日报》发表专文，痛斥反共内战势力是“民族罪人”、时确表示“共产党人不要惧怕在黑暗中奋斗”，同时亲自挥毫题写祭文，抗议手足自残，申张民族大义：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后来曾经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要胡宗南包围陕甘宁地区，被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同志事先揭露，把胡宗南的阴谋揭露了，才没有实现第三次反共高潮。
在叶剑英领导下，中共中央南方局编印了《皖南新四军惨被围歼真相传单》，分发国民党元老、主战派将领和各界爱国人士，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挑起内战的危险，要求立即严惩肇事凶手。
国内外各界人士纷纷致电重庆国民党当局，呼吁制止顽固派制造分裂和内战阴谋，要求一致对外。1941年3月,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在各界同声遣责和广泛压力下，蒋介石亲自出面，作出“以后绝无剿共军事”的保证。继西安事变之后，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再次挽救了内战的危局。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为适应大后方日益恶劣的政治环境，制定了“隐蔽精干，保存骨干，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保存和发展党在大后方的组织力量。
张黎群(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会长、原南方局青年组秘书)：
当时停止发展党员，拿什么来代替呢？青年中也有一批积极分子，他们实际上都够党员条件的。但是组织上不发展，就组织成据点，每个大学里有一个据点，实际上有点类似是共产党的支部。这个据点的负责人直接跟我们单线联系。据点就负责把这些所有的积极分子团结起来。像中央大学就有上百的积极分子，参加这些据点的条件：一是拥护共产党，坚决抗战；二要服从分配；三是经常过组织生活。可以这么说，到了44年的时候，主要的各个大学的进步学生都控制在共产党手里。
抗战后期，解放区文艺界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周而复等受中共中央委派先后来渝，在曾家岩、化龙桥、天官府及枣子岚垭等地，给陪都重庆文艺界带来了延安的声音，推动了大后方抗日民主运动的深入发展。
刘白羽(总政文化部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到重庆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介绍延安文艺座谈会，当时接触面很大，从郭沫若一直到张恨水。恩来同志决定我做完了这个工作就留在重庆(新华日报)，由何其芳同志把收集起来的意见带回延安。当时(新华日报)在大后方，影响很大。在南方局领导之下，报纸才直接向群众宣传我们党的政策，也报道我们战争中一些实际的情况，也报道当时国民党一些腐败的情况。
林默涵(中宣部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委)：
(大后方)不大了解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实际情况、会议的内容，多少人参加、为什么开这一次会等，都不大了解。他们就负了这个使命去，向重庆文艺界传达了延安座谈会的情况，所以我们的工作一方面要抗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支持老百姓的斗争。
本集陪都人物 周恩来
周恩来是一座桥。无数国际人士通过他了解了延安，了解了另一个中国。
埃德加·斯诺写道：“在陪都重庆期间，他给西方人留下的良好印象，极少中国人能超过。尽管他已38岁，却依然有些稚气，风度翩翩，才思敏捷。”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Red star over China》)在伦敦出版，连续再版五次，并被迅速译成十多种文字，轰动西方世界。
1940年，欧内斯特·海明威夫妇飞抵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他在分别与蒋介石和周恩来单独会晤后得出结论：蒋介石大元帅只相信武力，根本缺乏民主思想；而周恩来“非常英俊而聪明，是一位杰出的外交家”。
这位极有个性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回到美国后,没有发表一篇类似《永别了，武器》那种脍炙人口的小说，而是在《纽约人》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六篇政论性报道，呼吁西方注意中国的内战危险，支持中国的民主力量。
1941年春天，一半比利时血统的英籍女作家韩素英在重庆听了周恩来的报告后兴奋不已：“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他身材颀长、面容清瘦，一头浓密的黑发，非常沉着，非常英俊，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自如，他或许是当今最富有才智的政治家，有着极大的自我克制力，而且很敏锐，能忍耐，有远见。我的确在往后的岁月中，发现他是世界上一个最优秀最有头脑的人。”
从此，韩素英加入了为中国革命辩护的西方女性的行列，这一行列中还有著名的路易斯·斯特朗、史沫特莱、王安娜、贾安娜等，她们和周恩来的友谊都保持到生命最后一息。
1943年夏，对国民党政权开始失望的哈佛大学高材生费正清在重庆写道：“周恩来作为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在初次见面时就打动了我。这位有着一双黑色大眼睛的伟人出身豪门，天赋极高，才智超群，却献身于大众的事业。”
周恩来对在重庆的西方记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凡是到周公馆去过的外国人都有这种印象，“臭虫可能会从顶棚上掉下来，雨水会漏湿床铺。但虔诚的信仰依然如故，使人感到它能将这个沉睡的国家唤醒。”
60年代末，费正清与基辛格在飞机上邂逅，送给他《中国的世界秩序》一书。其中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外交艺术和世界眼光。
与此同时，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被迅速译成中文，供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参读。
基辛格后来说，费正清的观点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历史的进程。对中美建交起了特殊的作用。
1944年底，周恩来陪同美国驻华特使赫尔利从延安返回重庆。他在机场与妻子吻别。一名美国记者报道说，这是“在公众场合见到的一个骄傲的中国人表达私人感情的难得的一次”。
西方人倾倒于周恩来的“个人魅力”，同时觉得他身上充满了令他们迷感不解的矛盾。
在重庆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外国记者问周恩来，他更多的是中国人还共产党人。他回答说：“我首先是中国人，其次才是共产党人。”
在一次演讲中，周恩来提到他的养母：“我的母亲，我欠了她很多很多，我多么希望能回去清扫她坟上的落叶啊。这是一个把一生献给革命和国家的游子所能为母亲做的最微小的事了。可是我就连这也做不到！”
他的伤感，他的无奈，他的奋斗，他的幸福都是亿万中国人共有的。这个有数千年文明的民族要不可阻挡地走向独立、繁荣和强大，这就是周恩来的“魅力”。
引 语
兵民是胜利之本。现代战争中，科学和经济的比重已大为提高，然而一点也没有减弱民众动员和人心向背这一最基本因素的重要性。无论是物质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中国抗日战争都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中国最终对日本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则是无可置疑的。
第七集 决胜之本
在米铢薪贵的抗战年月，重庆掀起了捐助军粮打胜仗的热潮。重庆民众日进两餐，广献余粮。1941年到1945年，重庆和四川农民共支援粮食8400余万石，占全国粮库总数三分之一。还出口大量生丝、猪鬃、桐油、瓷器到苏、美等国，换回中国急需的战略物质。
曾景忠(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抗日战争月刊》副主编)：
在抗战时期，中国的经济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沿江沿海大量富庶繁华的地区都沦陷了，中国的中心转移到西南比较贫穷落后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之下，对外交通也被日本封锁切断了，要维持抗战，多么艰难哪。国民政府确实是克服了一切困难，想尽了一切办法。我举个例子：当时粮食就是个很大的问题。要维持当时军队的粮食供应，要维持整个后方人民的粮食供应，采取了“田赋征实”。当时国家收农业税，不是收钱，而是全用实物当然包括其它的农产品、家产品来征收。后来光征农业税还不够，又“征借”，就是向农民借粮食。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来平抑粮食价格，来保证军需民食的供给。而国民政府的财政开支非常拮据，除了向国内外借款，国民政府本身开支也大力削减。有一个专家讲，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实际上是个“饥饿”的政府。
梅志(胡风夫人)：
四川的人，尤其是四川的老百姓，四川的农民，那是真好。这一点我真是佩服他们,尤其是四川的妇女,差不多的家庭的重担子……尤其是后来抽壮丁都抽得没什么人了，家里重事都落在她们肩上。那是起早摸黑，种菜呀，种包谷呀，喂猪啦，什么都落在她们肩上。
在中国抗战最苦最难的1940年冬，重庆各界又发起为前线将士捐募寒衣代金运动。仅1940年9月2日这一天,中国交农银行带动金融界就捐助40万元，寒衣代金43万元，迁川工厂联合会捐代金15万元。广大民众更是踊跃捐输：1941年3月8日这一天，裕华纱厂女工献代金3,000余元,新申纱厂女工献金近4,000元，豫丰纱厂女工献金1,400元。宋庆龄数次组织义赛演剧、舞会,以其门票所得，为前方将士购买医药，为灾区民众赈送粮食。重庆大学学生在实验剧场公演“凤凰城”，门票所得全部捐作寒衣代金。陪都各界共募寒衣代金50万元，赠款70万元。
1941年初，在德意日法西斯嚣张之际，陪都各界发起了“文化劳军运动”。郭沫若大声疾呼：前线将士献其整个生命，后方同胞应献出所有财力。陪都各界在春季劳军竞赛中，共捐献1,126万余元。
主持献金运动的冯玉祥将军曾感慨地说道，川省出钱出粮出力甚多，此为四川之光荣，亦为我国前途之光明。
1941年5月26日，陪都各界在抗建礼堂举行战时公债劝募成绩总结大会。蒋介石发表讲话称赞：
近郊之农民，小学学生，卖菜老妇，人力车夫，以及部队官兵等，亦能深明大义，自动解囊，其一腔爱国报国之热忱，无分高低。
到1942年2月止，陪都公债劝募达1,000余万美金,为全国之首。1941年7月7日,中国航空协会号召全国各界同胞向进攻型航空建设的目标迈进。饱经日机轰炸之难的重庆民众，发起参加了“一元钱”献机运动。
1943年2月,重庆各界在珊瑚坝机场举行献机命名典礼，继而又在北碚嘉陵江沙碛一带建成了大后方规格庞大的滑翔机飞行训练场，培养航空人材。
1942年4月4日，东亚第一座钢骨水泥的跳伞训练塔在重庆大田湾陪都体育场落成，旨在普及战术训练，激励国民志气，以待它日大反攻，直捣日本本土。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中央日报》社记者)：
跳伞塔开幕的那一天，国民党的元老于佑任，很长的胡须，穿着长袍，举行揭幕。第二天《大公报》上，有一条标题，那简直标得太好了，标题说，于佑老掀髯高呼，把他的胡须一抖，“青年们，上来！”
抗战期间，重庆有红十字会救护队员10,751人,空袭服务队队员5,500人，水电维修技工1,236人。蒋介石曾特地撰文赞誉救护人员：“出生入死，奋不顾身，与前方武装将士无殊。”由于成千上万的重庆市民参加了救护工作，日机每个炸弹死伤者,1939年平均5.5人，1940年平均1人，1942年平均0.3人。外国友人称誉重庆是战争期间全世界最安全的首都。
战争使无数儿童无家可归。1938年3月，由国共两党、爱国人士、妇女团体、各派教友联合发起组织“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李德全、邓颖超等负起了救护三万余名战区难童和烈士遗孤的特殊职责。
50年后，邓颖超回忆道，由武汉撤到重庆的1万多儿童，组成10个战时保育院，陕甘宁边区3个保育院也争取成为它的分院之一，并由它提供该院经费。这一点我们是得到了宋美龄和战时保育会的中间力量的保护和协助的。
郭秀仪(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代主席、原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常务理事)：
我们在1938年3月10日，在汉口成立的战时儿童保育会。理事长是宋美龄，还有邓颖超、李德全、曹孟君、安娜，还有好多人。我们抢救了三万多名难童，这些流浪儿都是轰炸中失去父母的小孩，还有父母在前线阵亡的，父母在前线作战的。我们的经费都是募捐来的。保育院一共有44个，第三保育院的院长就是李鹏的妈妈。汉口吃紧了，就把这些小孩都运到后方四川各处，我由汉口到了重庆。
1939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上提议“采用志愿兵役制，使人人知为中国死，能为中国死！”
陶行知与夫人率先在北碚三峡实验区内，一次动员600名青年参军。他还赋诗激励青年：
打一打，世界敬我有国格；
打二打，中国变成头等国；
打三打，和平之光照万国。
抗战八年间，有300多万川渝子弟走上前线，每5个阵亡将士中就有一个四川人。
重庆钢铁军工企业是抗战武器的主要供给地，也是日机空袭轰炸的重要目标。广大技师员工深居山区，隐蔽林壑，夜以继日，努力生产，为前线源源输送大量军需物质。
李文彩(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青年科学社负责人)：
50兵工厂是造炮的，那是最精密的非常贵重的一个工厂。那个工厂就在山洞里面。日机有些炸弹实际上炸的是不重要的地方。重要的地方它没怎么炸到，像磁器口那些地方都没炸到。这些厂天天都生产。
1938年到45年间，重庆军工厂共生产自制步枪300多万支，各种火炮8万多门，各种枪弹八亿五千万发，炸药包370多万个，各式掷弹筒7万多具，军用皮具11万张，以及各类军用器材75万吨。
经过相持阶段，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形势推动下，重庆军委会命令中国军队相机对日军发起反攻。1942年春，中国军队发起长沙会战，歼日军两个师团。1943年冬，又发起湘鄂会战，取得常德战役胜利。
1944年5月,中国军队20万人强渡怒江，挫败松山、龙陵、腾冲等地日军，胜利完成了滇西大反攻。中国驻印大军一路血战，出利多，经孟拱，占领密支那，攻克八莫，共击毙日军四万八千余人，最终取得全歼滇西缅北日军的重大胜利。
郭汝槐(重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原国军18军师参谋长)：
三天三夜大风大雪，走三天三夜到达长沙，赶到了！在湘江两岸守起来。以后，日本人打长沙打不下，弹药不够，粮食也不够了，就撤退，撤退了我们就走后面追击。在追击当中，我把营连长喊起来研究，我说打追击战，敌人退却，你跟着尾巴去打，正中他的计。你跟着，他拿人顶着，前面就脱离了。我说，他在这里顶，我就佯攻，不认真打。部队超越出去，平行追击。这就是追击战。这样我先拿下飘峰山……
曹英哲(退役台湾将军、原滇西国军198师特务连长)：
我们中国的士兵可以说是世界上无与伦比、最优秀的战士，他们挨饿挨冻，但是他们始终是不怕死，而且一直是奉了命以后就是前仆后继地拼到底。关于这一点，特别跟美军作一个比较好了。我在美国参谋大学毕业，在美军的教育里面，他们的士兵待遇，每天要给一顿热食，否则仗就没办法打，战场上哪里来那么多热食哩，干粮还不够吃哩，他打到三十天四十天，这就要调下去，新兵就要补充。为什么要调下去呢？因为要打那么久，会精神崩溃的。但是我们这个师，从5月11日强渡怒江，到9月14日克服腾冲，前后近5个月，没有补充没有换下来，一口气这样打下去。所以，中国的士兵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绝对了不起的第一流的士兵！
本集陪都人物 张自忠与张治中
中国自古推崇“武死战”、“文死谏”。
当年陪都重庆，有这样两位姓氏发音相近的国民党将领，分别在沙场和“君侧”光大了这一传统。
张自忠，山东临清县人，国民革命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5月16日战死鄂西大洪山西麓、枣阳之南。1940年5月,延安各界公奠张自忠将军，“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洲，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全国人民同声哀悼”！
28日，这位与敌血战九天八夜身负七伤为国捐躯的一代民族英烈的灵枢运抵战时首都重庆。蒋介石亲率军政要员伫侯长江储奇门码头迎灵，再运灵至北碚举行权厝仪式。
7月7日，国民政府颁令追晋张自忠一级上将，其辞曰：
故上将自忠亲当前锋，抱成仁取义之决心，重创喋血，猛进不已，效忠国家民族，全军感痛！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题书挽辞：“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我国抗战军人之魂”。
冯玉祥将军直借民族英雄史可法扬州衣冠冢地名，手书“梅花山”三字，刻石立于张自忠墓侧。
张治中字文白，安徽巢县人氏。
1932年2月，张治中率国民革命第五军奔赴淞沪前线，与19路军并肩奋战，功勋卓著。
1938年底，张治中因“长沙大火”身被骂名，辞去湖南省主席赴渝，改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政治部部长，从此开始他在陪都重庆长达六年艰难复杂的生涯。
他曾就蒋介石访印、皖南事变、綦江战干团惨案、进步人士安置乃至国民党上层苟安腐败等重大政治、外交及军事问题对蒋介石犯颜直谏，少则百字，多则万言，直至主张“政治民主化，经济社会化；实行耕者有其田，大工业和土地收归国有”。每言必出语激烈、尖刻，举座愕然。虽是竹篮提水、投药于尸也再所不辞，颇有“文死谏”风骨。
抗战胜利后，张治中曾三赴延安接送毛泽东、周恩来，并让出住宅“桂园”供中共代表团使用，为促进国共和谈奔走斡旋，诚心可鉴。
1946年2月，在延安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张治中起身致辞，声音震颤：“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
张治中还从重庆出发三度天山，促成新疆和平,并将130多名中共干部从盛世才手中营救出来，护送去延安。
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令》。张治中身为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毅然留待北平，“决然与中共推诚合作”。
张治中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名爱国主义者。”
1966年，这位“弃暗投明”的忠贞耿介之士，终因不堪“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自尽身亡。
引 语
1943年3月10日,集蒋介石历史、政治、军事、经济、社会伦理观点之大成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在重庆公开出版。国民党文官处要求全国各级政府、各级党部、各类学校和各战区官兵切实研讨，称此书博大精深，是中国“建国之宝典”。中国共产党庚即指出，这是蒋介石“反全面抗战、反共、反民主的法西斯纲领”，将把中国推到分裂和内战的深渊。
在重庆的费正清等西方人士，对沦为“初级法西斯”的蒋介石政权，已经丧失信心。孙中山之子、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孙科也批评他的党“腐败、专制、无能”。
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内战或革命，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延安。
第八集 神州初曙
1943年8月，蒋介石继林森去世后，任中华民国主席，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豫湘桂战役失败后，陪都重庆通货膨胀，贪污腐化迅速加剧，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也日渐高涨。
陈家胜(美国富布莱特基金教授、原国民政府社会局官员)：
严格讲起来，我们都是国民党培养的。特别是在重庆，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就已经相当严重了。上层的钱全存在外国银行，孔宋家族不要讲了，部队里师长以上个个都贪污，团长以下就差一点了。所谓贪污就是吃空缺，都吃得利害。所以说共产党打败国民党八百万大军，那都是虚假的，他哪有那么多人啊。他报来是那么多人，实际没有那么多人。所以国民党是必定要灭亡的。
6月21日，美国副总统华莱士飞赴重庆，对蒋介石转述罗斯福的话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终究都是中国人，他们是抗战的朋友，朋友之间总会有商量余地的”。8月7日，驻华美军司令史迪威派出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由重庆飞抵延安。毛泽东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二等秘书、史迪威政治顾问谢伟思时，就中国前途问题首次明确提议，召开中国所有重要政治集团会议，商谈政治改革，建立联合政府。
1945年2月13日，周恩来飞抵重庆，代表中共中央向蒋介石正式要求，召开党派会议，实行政治民主，废除一党专制，成立联合政府。
重庆各党派、各民众团体和各界人士连续发表声明，要求刷新政治，实施宪政，推行民主。
2月22日，由郭沫若起草、312位知名人士联名发表的《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呼吁召开各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的“国是会议”,组织战时联合政府,推行新政。
国民党当局在阻挠威胁无效后，下令取消文化工作委员会，时局骤然紧张。
廖静文(徐悲鸿夫人、北京徐悲鸿纪念馆馆长)：
当时悲鸿正在病中，郭老在我们家中吃饭，郭老是很会喝酒的，他敬我多少我就喝多少，所以他说，“豪情不让千盅酒，一骑能冲万仞关，仿佛有人为击筑，盘溪易水古今寒”。为什么郭老要写这首诗呢？就是他预感到这个签名也许会带来杀身之祸啊！当时谁敢说要废除一党专政哪！要成立联合政府啊！谁敢说要取消特务组织，给人们言论自由啊！所以他就感到这次很不平凡，而作了这么一首诗。
5月5日，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再次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要求，声称，“党派会议，等于分脏会议”，“组织联合政府，等于推翻政府”。将自由、民主、人权的所有努力通通拒之门外。
7月1日,黄炎培等6位参政员飞赴延安。毛泽东与他们会见后指出，要走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老路，只有依靠人民监督和民主政治，专制独裁必定重蹈覆辙。
1945年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军队在东方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抗战进入全面反攻阶段。
8月6日、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苏军对日本关东军发起总攻击。
15日凌晨，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决定无条件投降。
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在五千多个日日夜夜中，历经苦难、艰辛和反抗，以三千五百万人民生命的伤亡，终于赢得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彻底胜利，赢得了民族的新生和国家的独立。
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的日本军国主义，终于被赶出中国领土，送上了历史的审判台。
自由终于推倒了奴役，独立终于遏制了侵略，光明终于击退了黑暗，和平终于取代了战争。
9月3日，长江嘉陵江大小轮船。汽笛齐鸣，军舰鸣礼炮101响，山城鞭炮震耳欲聋，群山回应，倾城狂欢，普天同庆。
牟之先(重庆陪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重庆抗战陪都史研究会会长)：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决定要建立一座纪念碑。经过三年酝酿，一年准备，十个月施工，就在原来精神堡垒的旧址基础上，修建了一座抗战胜利纪功碑。这个碑身通高三十米，在碑身六面大石壁上，刻有当时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先生题写的碑文，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先生题写的碑铭，张笃伦市长题写的碑名。在碑体的里边，还刻有一九四三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书赠给重庆市民的卷轴的中文译文，在碑身不指明的地方，还埋设有一个纪念的钢管。抗战期间重庆的照片、胶片、钞票、邮票、图片、文献、报刊等等纪念品都封存在这个钢管里面，埋在碑身之内，以供后人发掘，作为当年抗战陪都的历史见证。
(无伴音字幕)：“抗战胜利纪功碑”碑文：
重庆建为陪都，魏然系中华民族之枢机，国际舆论目重庆为战斗中国之象征，其辉光实与历史同永久。……虽闹市为墟，伤亡山积；然而百万市民，敌忾愈强，信心愈固，物力财力之输委，有逾于自救其私，实造民族精神之峰极。重庆之所以无忝为陪都，不仅以其地理形势使然，亦此种卓越之精神有以付之也。……后世史家，循流溯源，将知重庆之于国家，实不止八年之献效已也！
抗战胜利了，中国往何处去？
经受了战争考验空前觉醒的中国，再也不能忍受任何专制与独裁，和平民主建国，已成为中国压倒一切的意志和要求。重庆再次成为国内、国际广泛关注的焦点。
周而复(文化部前副部长、原《新华日报》编辑)：
蒋介石和谋士商量,决定打出和谈的幌子。表面上是和谈，实际上利用和谈的时间准备调兵谴将，到华北、到东北到各地去。所以，第一次电报没有同意去,第二次没有同意,第三次同意去了。中共中央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研究，经过八年抗战，从“9·18”以来14年了,全国人民希望和平，这个时候如果不去，和平旗帜在蒋介石手里，共产党不要和平，毛泽东不来。所以要揭露蒋介石，他这种用和平作幌子作内战的准备。毛泽东大勇大智决定到重庆，当时党内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不完全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很危险，深入虎穴，说不定什么时候让蒋介石用特务和各种手段谋害了。当时讨论的时候，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赞成去，有准备的。最后，毛泽东下决心还是去了。去了，表现中国共产党和平、团结、民主，另外也揭露蒋介石的阴谋。等到毛泽东答复要赫尔利坐飞机去接他一同去的时候，蒋介石收到电报，惊慌了。他原来准备将毛泽东一军，你不来，说明我要和平你不要，现在你来了，他没有准备，那怎么办呢？那只好接待啊！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由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从延安飞赴重庆九龙坡机场。毛泽东发表书面讲话强调“目前最迫近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
《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毛泽东、蒋介石“于国家大胜之日，一旦重新握手，真是一幕空前的大团圆”。
《新蜀报》希望，国共两党“化干戈为玉帛，变斗争为团结”。
举世瞩目的国共谈判，持续了43天，两党最高领导人频繁会晤，中国徘徊在历史的十字路口，陪都重庆已临近尽头。
尹瘦石(全国文联执行副主席、原流寓重庆书画家)：
他(毛泽东)就问我怎么画，我说这样，你请坐。我这边有个小桌子，面对着，我说你怎么动也不要大动。做模特做的时候长了，他从来没有给人坐下来，让你画这么长久。我说你可以稍微动动，没关系，这样画了大概有四、五十分钟，就画完了。他不断地抽烟，他的烟瘾挺大的，我没有看他歇过，抽啊抽啊，接着抽。那么，他那个时候由于到重庆已经四十多天，也没有理发，头发挺长的，也没刮胡子，胡子本来也不多，两边有点，有点小胡子。……就是抽烟皱着眉头，这种神态，我把他那个神态是画下来了。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署《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著名的“双十协定”。
国共双方一致认为，必须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切实实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肯定重庆谈判“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是“中国政治家智慧与远见的表现”。
毛泽东来去匆匆，中国历史从此转向一个新的方向。
吴祖光(剧作家、原国立戏剧学校教师)：
我正在做副刊编辑，在编“西方夜谈”，忽然接到一个稿子，我记得好像是王昆仑先生那里拿来的。我看以后，觉得这个太好了，因为别人都没发过，我拿来就想发。但是，偏偏缺了两句，我急得要命，就到处搜，结果又找来了两个也都残缺的稿子，但这三个拿到一块一凑，那两句就出来了，完整了，当时我要发，来劝我不要发这个稿子的是《新华日报》的夏衍同志。他说，因为毛主席不愿意年轻人知道他写旧体诗。《新华日报》是党报，要听党的指挥，我《新明晚报》是个民间报纸嘛，可以不接受这个拘束。所以我不加考虑，不听劝阻，我第二天就把毛主席这首词发表了。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发出《停战令》，举国注目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蒋介石致词表示，将保证人民自由，承认党派合法，实行普选，释放政治犯。
周恩来致词表示，中共愿和各党派人士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实行各党派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重庆《中央日报》社记者)：
有一天，我去听政治协商会。大概是在下午四点多钟，在周总理发言的时候，忽然听到一声号声，意思就是要降旗了，大家都站起来了，完后大家都坐下了。周总理长叹了一口气，他说，刚才在这一刹那的沉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的各位的朋友。这个人对国家统一的贡献最大，但是这个人还在继续为国家的统一在受难，这个人就是大家共同怀念的张汉卿先生。
代理中共中央主席刘少奇，在延安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国内政局已进入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将参加民主和平的竞争。
1946年5月5日，南京各界人士5千余人，在中山陵举行国都还都典礼。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指出，还都南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
1946年4月8日，蒋介石在国府大礼堂会见重庆市全体参议员时指出：八年以来，陪都市民甘苦共尝，休戚与共，艰难牺牲，在所不辞，此实为陪都市民最光荣之历史。
1946年10月10日《世界日报》载文指出：中枢感于重庆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和将来所处地位的重要，所以在抗战胜利之前夕，即明定重庆为永久陪都，以示国家重视重庆之至意。
国民政府将一纸《还都令》留给了历史：
国民政府前为持久抗战，移驻重庆。八年以来，……国土重光，金瓯无缺。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而四川古称天府，尤为国力之根源；重庆襟带双江，控驭南北，占战略之形势，故能安度艰危，获致胜利，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奕叶不磨灭。
廖静文：我和悲鸿时常怀念重庆，说什么时候再回一次重庆吧！
吴祖光：当然，我对重庆留下很美好的印像，生活是艰苦的，不过那时候，并没有感觉到苦。我喜欢重庆人！
张颖：我觉得重庆的人民，他们的民风是挺好的，非常朴实，非常热情！
黄苗子：四川是天府之国，要是没有一个四川我们更不堪设想。当时怎么办？哪个后方能坚持八年呢？重庆人真是付出了惨重代价！
冯亦代：我甚至把重庆认为是我的发祥地！
尹瘦石：四川人民在8年抗战中，付出了很沉重的代价，是涅槃凤凰！
陈家胜：重庆的那几次大轰炸，我都在重庆。四川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
赵浩生：现在我只要一闭上眼睛，我就想起朝天门，想起督邮街！
丁聪：有一句话我一定要讲：抗战时期最紧张时，我们多少人都跑到四川，没有四川人民，我们怎么活下去！四川供给我们吃了多少年，也没有把个四川吃穷！
谢添：说起重庆吧，包括成都，我是很有感情的两个地方！
李凌：重庆影响了我一辈子，不知道那时候我怎么写出了那么多好作品！
梅志：重庆为抗战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为抗战出了很大的力，这一点是应该大书特书的！
姚雪垠：我们要没有一个四川，我们都不知道往哪儿跑啦！
舒乙：那一段生活，是我人生教科书的起点！
艾中信：我常画沙坪坝、嘉陵江，做梦都想这个地方，我的成长是从这里开始的，是我的第二故乡！
郭秀仪：一万多儿童都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来叫我“妈妈”，我都不好意思！
周而复：最后，国民政府主要是靠重庆维持这个局面！
邹荻凡：重庆影响了我一生。重庆民风非常纯朴，我们才有立足之地！
葛一洪：很感激重庆！抗战一齐流亡重庆，重庆人民养活了我们，给我们印象非常好。没有重庆、四川、抗战坚持不下去了！
臧克家：重庆是我的第二故乡，感情很深！
李文彩：我对四川感情很重，我想再去一趟，去不了啦！
端木蕻良：重庆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它的风土人情影响我极其深远，我愿我永远是你们生活中的一个！
50年前，抗战陪都的主角们大多作古，他们留下的历史遗产却不会遽尔消失，其中的经验，教训，启示，将被后人长久地总结，汲取，思索。
而历史真正关切的，却永远是那永恒而神圣的主题──人民和土地。
本集陪都人物 毛泽东与蒋介石
这是中国20世纪最富历史内涵、最具戏剧性韵味的影照之一。
两位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改变了亚洲乃至世界面貌的人物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并肩留影。
蒋介石脚跟紧并，背手含胸，矜持的微笑总难掩下世的光景。毛泽东两脚开列，垂手而立，目光坦然深邃，神情安祥坚定。
1923年，作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他们在广州出席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可惜没有只言片语表明他们曾在对方心里留下任何特殊的印象。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以弥天大勇飞抵重庆。这是他第一次乘坐飞机，第一次俯瞰巴山蜀水，第一次不是背负“土匪”罪名，而是以一亿民众，三百万武装力量领袖的身份公开进入蒋介石统治区。
经过22年腥风血雨，他们分别代表着中国两种力量、两种命运、两种前途聚首抗战陪都，接受历史的裁决。
他们在频繁的电文书函中称兄道弟，同时坚定地固守着各自的原则和立场。
与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有个人交往的美国总统尼克松曾写道：毛泽东和蒋介石在谈到他们的国家时，都采用有点类似帝王的姿态。毛和蒋所用的手势和语言，似乎都表明他们国家的命运和自己是浑然一体的。
这是只知其一、不辩其二的见识。
毛泽东兼善而来：中国今日只有一条路，就是和，和为贵。
蒋介石刚愎自用：要和，就照我的条件和；不然，就请回延安带兵来打。
蒋介石惟我独尊：中国只能有一个党、一种主义、一名领袖。
毛泽东偏不信邪：蒋委员长认为天不可有二日,我偏要出两个太阳给他看看。
蒋介石迷信武力，崇尚强权，一身戎装，半胸勋章。“中正剑”、“军人魂”乃其写照。
毛泽东虽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名言，却更深信民众和人心的力量。
43天中，毛泽东与陪都各界纵论天下事。其仪表、谈吐、心胸、眼光，充分显示出一代风流人物的前程气象；一首《沁园春·雪》，倾倒者岂止百十个骚人墨客，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时代分明正在到来。
10月10日，毛泽东、蒋介石签署《双十协定》。蒋介石字迹工整方正，却流于局促凝滞；毛泽东的书法则雄奇豪放、天地不拘。
次日，两人匆匆握别，毛泽东按预定日程飞回延安。
陪都历史最重要、最精彩的一幕到此结束。
决定中国命运的另一场较量开始了。
引 语
1949年11月30日凌晨，在人民解放军攻入重庆前十个小时，蒋介石父子从林园前往白市驿机场，逃离国民党政府所谓法定之永久陪都重庆，心中怅然。次日，刘伯承、邓小平所率第二野战军举行入城式，1950年10月1日重庆市民隆重庆祝新国庆，刘伯承将原“抗战胜利纪功碑”改题为“人民解放纪念碑”。
第九集 沧桑正道
1944年9月，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源委员会邀请世界著名工程水电专家萨凡奇来华考查长江水利资源。并提出扬子江建设初步报告称，三峡工程关系中国前途至为重大。
1946年4月28日，《陪都十年建设计划》草拟完成，提出重建战后大重庆方案。
战争与革命以自身的铁则改变了历史的潮头，一切旧设想、旧安排、旧格局宣告中断，让位于新的主人和新的力量。
刘伯承、邓小平两位川籍革命家，裹挟着欧洲工业文明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风雷、沐浴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洗礼，归返故乡，从头收拾西南大好河山。
成渝铁路全线通车的第一声汽笛，拉开了重建西南的序幕。
历史表明，当年重庆那些气势恢宏的建筑、规模巨大的社会变迁和充满活力、富于开创精神的经济发展，与三十年后中国全境改革、开放的总体设计之间，分明存在着一以贯之的建国思路，都是真正的历史大手笔。
杨钟岫(重庆老记者协会主席、原南开中学学生)：
汪云松老先生是我的舅公，长我两辈。民国年间作重庆市的商会会长，这个时候也有志于办学，他就主持了重庆市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校长。这时，小平同志考进了这个学校。他一直在学校中比较看重小平同志，当然经常都有接触、鼓励。以后，当出去的时候，他就特别地给小平同志的路费学费优厚一些，他告诉我大概有三百银元的样子。因这件事情，直到解放以后小平同志主持西南政务的时候，就专门还接见了他。
据联合国善后救济署统计，二战时期欧洲各国“流离失所者”共约三千万人，而中国因日本入侵离乡背井的难民就达五千万人，流亡到四川一省的就有二千余万人，其中一百万以上迁移重庆，大都成为永久居民。
这是一座战争移民之都。生不同骨相、操不同方言、秉不同习性的各地民众杂居并处，通婚连亲。由于血缘丰富，由于历经磨难，重庆人性格独特而鲜明，耿介而鲁莽，侠义而梗直，开朗而倔强，坚韧而慷慨。
郭沫若 茅 盾 田 汉 冰 心 夏 衍 老 舍 巴 金 林语堂 胡 风 梁实秋
曹 禺 柳亚子 闻一多 苏雪林 谢冰莹 柳诒徵 侯外庐 翦伯赞 周谷城 蒙文通
黎东方 徐中舒 熊十力 梁漱溟 方东美 宗白华 冯友兰 贺 麟 唐君毅 牟宗三
徐悲鸿 张大千 傅抱石 关山月 李可染 潘天寿 丰子恺 林枫眠 吕凤子 吴作人
马思聪 贺绿汀 许德衍 孙本文 吴景超 王芸五 张知本 沈钧儒 史 良 蔡 翘
谢锡臻 梁 希 丁燮和 刘敦桢 童第周 秉 志 卢于道 李四光 胡焕庸 竺可桢
冯 简 茅以升 陈 章 任鸿隽 侯德榜 张洪元 吴大猷 张文裕 任之恭 郑衍芬
吴有训 吴健雄 严济慈 柯 召 马寅初 潘序伦 章乃器 章伯钧 吴南轩 潘 菽
胡小石 卢翼野 陈望道 曹靖华 柳无忌 梁宗岱 楼光来 张伯苓 罗家伦 晏阳初
黄炎培 孙越琦 胡子昂 陈嘉庚 卢作孚 赵 丹 白 杨 舒绣文 梁思成 ……
这份并非权威性的99人名单已表明，当年在抗战陪都为民族生死存亡磨砺奋斗的众多文化学术教育工商艺术界精英，战后无论对新中国的建设还是台、港地区的经济腾飞乃至东西文化的交融，都产生过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1948年5月，华罗庚、曾昭伦、吴大猷、杨振宁、李政道等五名年轻科学家受国民政府委派，从重庆起程前往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物理研究所考察美国原子弹试爆计划，为若干年后中国人进军世界尖端科学培了一抔厚土。
从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这座一度悲壮而辉煌的国际名城放慢了脚步，它的呼吸缓慢而沉重。但这里毕竟聚居着伏羲氏的苗裔，下江人的后代，这里毕竟是曾经沧海的战争移民之都。
1980年8月2日，在重庆开埠近九十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庆海关正式成立，敲响了重庆再度走向世界的晨钟。
1982年以后，重庆相继与法国图卢兹、美国西雅图、日本广岛、加拿大多伦和意大利波伦亚等历史名城结为友好城市。
1983年2月，中国政府决定在重庆率先实行大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重庆成为首批计划单列中心城市，被海外誉为中国改革的“试验田”。
同年，重庆扩大建制，面积增至22341平方公里，人口达1400万。
1984年6月，重庆市政府批准曾为抗战作出重大贡献的长江民生轮船实业公司恢复经营。
1991年8月，重庆江北全天候国际机场落成，成为四川第一个现代化国际航空港。
1995年春天，超大型综合旅游区──长江水天城破土动工，它居于当年北碚首都迁建区和朝天门码头之间，嘉陵江汇入长江之际的黄金水段。
星文男（日本国三井株式会社驻重庆代办事处表）：
那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听说过好多绝对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很惭愧的事情。这些事情对两国的人民都非常不好，这种事情绝对不要再发生。但是，最近两国的关系逐步逐步地好起来了。我的感觉是越来越好，而且中国也通过现代化对国外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一年半以前我来到重庆。以前听说过重庆是内陆的一个城市，生活辛苦，环境也没有那么好，我本人来了以后，我的印象完全改变了，特别是建好的锦秀山庄的这么好的环境，这里有游泳池、网球场，还有健身房，在很多方面你可以享受生活。而且我对重庆人的感觉呢，印象非常的好。那么哪里好呢？是重庆人老实，学东西呢，学到的层次也比较高，不怕辛苦，所以最近的发展比较快，今后我相信一定会发展得很快。我在中国国内跑了好几个地方，但是对我来说，重庆特别特别的好。
1995年7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巴山蜀水气息相贯，天府之国两座主要城市将更紧密地携手并进。
日本国的雅马哈、本田摩托车、微型及重型汽车生产技术早已引进重庆大型军工企业，——这些当年生产大量武器抗击日本侵略的兵工厂已成为重庆的支柱企业。
这不是历史的反讽，而是时代的辩证法：和平最终要取代战争，中日两国将世代友好下去。
未来五至十五年将是中国又一个经济大发展的黄金时期。重庆市政府已将重庆国营大型龙头企业的发展纳入四川三峡经济联合发展的统一蓝图中。重庆继续作为西南最大工业中心和长江上游经济中心、再度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前景，正在变成现实。
重庆曾在战争中崛起，它该不会在和平中沉沦。
重庆曾在旧体制中缓行，它将雄起于跨世纪的新的变革大潮。
重庆拥有八千多个工业企业、二百多个科研机构、二十多万科技人员，是中国西南最大工业中心、信息中心、技术中心、金融中心和商品物资集散中心，是国家级经济区——云、贵、川、桂、藏和重庆五省六方经济协调会常设机构所在地，并与上海、南京、武汉等市共同构成举世瞩目的中国长江经济黄金走廊。
三峡水利工程的历史性启动，使重庆作为长江上游最大城市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得到空前确认和重视，历史的机遇再次转向重庆。
重庆还拥有抗战陪都丰厚而沉重的历史遗产。
大韩民国临时流亡政府遣址正在修复；
史迪威纪念馆业已落成，美国国防部长专程来渝参加揭幕仪式；
中国抗战陪都国际学术讨论会已隆重召开；
成千上万抗战老兵、西方援华人士和海外游子或乘机、或乘船、或徒步，来到重庆、四川、西南，故园重游，旧地再顾，抚今追昔……
李新（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原重庆学界救国会主席）：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部分先进人士首先提出来，战争不能再打，再打就没有胜利者。所以人类今天只有一条路，要就是人类互相毁灭，要就是整个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一个小日本想把中国给吞掉，当时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四川就顶一个日本，四川就跟日本差不多，那时候日本七千万人，我们四川也七千万人，现在日本是一亿多一点，我们四川还是一亿多一点，地方的大小也跟日本差不多，一个四川就顶一个日本，我们全中国还怕他吗！
王桧林（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时国民政府又是中国统一的政府，外国承认的也是这个政府，进行外交活动也是这个政府。但实际上又存在着两个政权，军队又存在两个指挥系统。总的情况，两党合作（国共合作）是主要的。两个战场、战略的配合是主要的，在战役和战术上的配合也是有的，但实际上又是两个系统，就是这样一个又统一又独立的关系。
郭平英(郭沫若之女、北京郭沫若故居纪念馆馆长)：
我借这个机会，希望作为抗战陪都，作为在八年抗战中曾经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建立了功勋的城市，应该有一个很好的纪念馆，应该叫做博物馆。北京现在有芦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这个纪念馆现在接待观众的人流量在北京的博物馆行列里位居前列。但是，我觉得从抗战的这段历史来讲，更可以值得研究的、内容更丰富的，不仅限于军事，而且特别是在文化方面，同时也反映了国共合作一段不能忽视的历史，这样一个时期、这样一个地理位置，没有这个博物馆，有愧后代！
冯克熙（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重庆《民主报》经理）：
重庆作为当时抗战陪都，作为与华盛顿、莫斯科、伦敦并列的反法西斯堡垒，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后方的中心，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集中点，历史地位是非常显著的，创造的光辉也是影响深远的。重庆作为陪都是九年的时间，从1937年到1946年，这九年来确实留下很多值得纪念的事迹。现在重庆留下的人、事、物还不少，你们这个电视片纪录抗战陪都，对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民族意志，推动和平统一，我认为都是意义巨大的。
赵浩生(美国赵氏集团董事长、原《中央日报》社记者)：
重庆精神代表着国共合作成功的精神，重庆的精神应该发扬，重庆的精神在我们现在的改革开放、建国的中间还能发生很大的作用，所以，你们的这个节目是非常有意义的。重庆，这个名字我决不会忘掉，我们希望年轻一代也不要忘掉。就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整个世界又代表一个新的局面，这五十年的变化是太大了，在所有大的变化之间，中国的变化应该对世界的影响最大。
谢添(表演艺术家、原流寓重庆演员)：
四川方言我认为是最棒的一种方言。那时候兴国语，我还建议用四川话做国语就好了，它层次分明，抑扬顿挫，四川话特别有意思。四川话有个特点，活用形容词，比如说，绯红、跤滑、雪白、黢黑、稀巴烂、咪咪甜、喷喷香、邦邦臭……真有意思！
陈香梅(美国飞虎司令陈纳德夫人、美国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
重庆这个地方我去过两次，现在四川是人口最多的，问题也很多，这个担子很重。可是四川还是中国的蜀中，地位还是很重要，我希望中国强盛。
夏衍（与本世纪同龄作家、原重庆《新华日报》社编辑）：
只要年增长9％，到下个世纪中国就是经济大国。基本上凡是中国人，不管怎么样，到台湾的也好，在香港的也好，基本上是孔子的思想。
冰心（与本世纪同龄作家、原重庆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组主任）：
日本的文化完全是从中国去的。日本的古历史就用中文写的。(日本)努力地自强，转向西方去学习，所以它在科技方面就是特别的发达。我们中国从前还有些日本货，现在更多了。我就知道有好多人来看我，给我照相，这个照相机全是日本货，你们这个呢？所以说，他们因为没有我们这样地大物博，我们中国人觉得底子很厚，就懒了，也不自强。日本就这点，非常自强。看什么人他就学，也向中国学，也向西方学。我每一次看见人来约我照相，拿的都是日本的照相机，我心里就不是滋味。我们中国有句古话“哀莫大于心死”，一个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千万不能心死，我们要永远活着，并且活得痛快。顶要紧的，我们都是中国人！
逝者如斯。
血火融铸的城市，饱经沧桑的人民。
山色依然南来，江水依然东去。
依然是万象更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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