汨罗办身份是在哪里办: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

绝代的散文家张宗子

         ——东华高中 陆 波（原创）

    生于明末的山阴张岱(宗子)，是一位历史学家、市井诗人，又是一位绝代的散文家，是我平素非常佩服的作者。很久以前就写下这样一个题目了，可是一直踌躇着没有动笔。我总是担心“绝代”两个字是不是有点说“绝”了。后来又想，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里，论他在散文上的成就与特色，这样说也许还是可以的。他当然不是空前绝后的，也不可能概括、代表了整整一个时代，这些都用不着多说。

    严又陵曾为翻译提出过“信、达、雅”的三字标准，很久以来，人们对文学批评也提出过“才、学、识”三个字，作为衡量的尺度。我觉得直到今天这也还不失为一种比较全面、科学的看法，而且也不只在文学批评中才适用。“才”，包括了才能、文采、写作的本领……，这大约是没有什么争论的。“学”就不同，通常只是狭窄地理解为读的书多，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学”不只包含了书本上的知识，还有更重要的生活知识的内容。社会上的一切事物与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这是比起书本来更为丰富、深刻、生动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其实司马迁早已说得清清楚楚了。“识”当然是识见，即立场、观点和也受到前面两个条件制约的见解、看法，也不是什么孤立的东西。有了这样三条标准，似乎就要好得多。因为它注意到了生活、实践这个重要方面，并使三者有机地结合了起来。

    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一下张岱，就将发现，他最突出的特点还是写作上的才能，他的主要成就也正在这里。他的学问并不怎样了不起，就文化素养来说，大约也不过是封建社会中等文士的水平；不过他的兴趣是很广泛的，平时非常注意社会上的各种人物、动态、人民生活、风俗习惯，以至食物、蔬果等许多方面，而且有加以欣赏、纪录的兴趣与勇气。这许多，往往正是旧时代的正宗文士所不屑一顾的。说到“识”，恐怕要算最差。只是在生活态度、美学思想等方面多少突破了封建文化的某些习惯势力。至于他的主导思想还不能不是传统的。三百年前发生的那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那一次猛烈的冲击，确曾给象张岱这样的封建知识分子以巨大的震撼，但到底未能给他带来怎样根本性的改变。

    张岱出生于一个封建社会的“世家”。看他所写的“家传”，在官僚地主群中，张家还算不得是最阔气的，但他到底是世家子弟，是一位大少爷。他的曾祖张元汴是隆庆辛未科的状元。我曾得到过他所作的《不二斋文选》，不曾细读，只记得前面附有一张小像，是穿了官服的一个精瘦的老头儿。不知怎的，我总想张宗子一定也是这模样。张岱写过一篇《自为墓志铭》，非常坦率地承认他“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桔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这简直是极精确地勾勒出了醉生梦死地生活在那个封建末世的一切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形象和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作为我们了解这批高级寄生虫的一把有用的钥匙。曾经作过如此坦率自白的人，在晚明，我还没有看到过第二个。

    他的这些“生活经验”，全部写在他的两部著名的回忆录中了。《(陶庵)梦忆》与《西湖梦寻》。在五十四年前，《梦忆》就曾由俞平伯先生重印，是为“朴社重刊”本，根据的大约是伍崇曜的丛书本，是据乾隆甲寅仁和王文诰刻本重雕的。这原本我在傅惜华家中曾见到过，好象也流传得非常少了。我后来得到的则是道光二年王文诰重刻巾箱本，却也刻得很精。在二十八年之后，王氏又重刻此书，可以看出他对《梦忆》的赏识与珍重。

    《梦忆》的主要内容，也就是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所说的那些内容，是一个地主阶级大少爷的“忏悔录”。它的价值所在，是给后世的读者留下了晚明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的真实而生动的速写、纪录。这无论是《武林旧事》，还是《东京梦华录》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张岱后来写下了《石匮书》，成为有名的历史学家，但他在写《梦忆》时，却没有写历史或地志的“雄心壮志”，因而挣脱了那些传统的束缚。张岱实在是三百年前一位出色的“新闻记者”。他写的那些速写、通讯、报告文学，都是很短的。少者几十百字，比较长的如《扬州瘦马》，也不过六七百字，却已将明末扬州的人肉市场的形形色色统统写了出来。他写出了有那么一批特意赶到扬州来“娶妾”的大老倌，因而产生了一大批等待选购的“货物”——“瘦马”，这名目在唐诗中就早已出现，可见是一种有长远历史传统的风暴了。随之产生的是一大批“牙婆驱侩”，“日饮食于瘦马之身者数十百人”。他细写了从挑选、付费、送“货”上门的全过程。从全篇中我们看不出张岱是反对这种人肉买卖的，他似乎并不反对纳妾；但他对这种种的厌恶还是鲜明的。有时候忠实的“客观报道”，就会产生这样的力量。他细写了挑选货色的全过程，用的是白描的方法，还记下了当时所用的口语。

    “至瘦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曰：‘姑娘拜客’，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曰：‘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觑觑’，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曰：‘姑娘觑相公’，转眼偷觑，眼出。曰：‘姑娘几岁了？’曰：‘几岁’，声出。曰：‘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系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

    这不但介绍了过程，还写出了声口、动作。牙婆录音机似的指挥，“瘦马”宛转顺从的姿态，买主虽不曾正面写，作为背景人物，这一切就全都象活的一样。同样的情形，不是直到解放前夕还在全国许多地方大同小异地存在着吗？张岱还特别介绍了鉴定小脚的“经验”，不只说明他是“内行”，也暴露了他的立场与低级趣味。

    晚明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在表现形式上是尽量采用新的句法结构、奇奇怪怪的形容词，……作者们企图闯出一条新路的努力是值得注意的，但有时就不免流于怪诞、艰涩，如《帝京景物略》中的有些写景文就是如此。但在张宗子这里却并不如此。他力图简洁，但显得平易；苦心铸辞，却不失自然。特别是他用这样短的篇幅，写出如此丰富、生动的内容，是值得佩服的。

    同是写伎家生活的还有一篇是写出身于南京低级妓院的“朱市妓”王月生。她虽然出身于“曲中羞与为伍”的朱市，连同辈也看不起，但因品格容貌的出群，终于成为头等的红倌人。张岱写这个女人，只抓住“矜贵寡言笑”这一特点，用两三件小事，就把人物写活了。全篇三百二十字。

    这是一位无论费尽了姐妹、帮闲们怎样的心思、手段也无法使之一笑的少女。但她却喜欢吃茶，天天都要到闵老子(一位著名的茶道专家)家“啜茶数壶”，并在那里与知心朋友会晤。如此看来，王月生的“矜贵寡言笑”就并非生来的怪癖。文章结尾说有一位“公子”，和她鬼混了半月之久，“不得其一言。一日，口嗫嚅动。闲客惊喜，走报公子曰：‘月生开言矣。’哄然以为祥瑞。急走伺之。面觑动，寻又止。公子力请再三，噻涩出二字曰：‘家去。’”寥寥五十几个字，公子之恶俗庸愚，帮闲的无聊凑趣，一场果戈理笔下才会出现的闹剧，一霎时开场，一霎时又收了梢。而王月生这人物，却活生生地站在读者面前了。她终于开了口，但只说了“家去”两个字，可这中间包含了多少内容啊！王月生怎么说，又能向谁去说呢？

    张岱是秦淮河上的常客，他对这种生活是非常熟习的。但也只有他能在热闹中看出冷静，喧笑中发现眼泪。他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敏锐的眼睛。

    南京雨花台附近的报恩寺塔久已焚毁了。三十多年前我还看到过扔在废墟上的一角琉璃瓦残余构件，现在恐怕连废墟也将无从寻觅。但张宗子看到的却是完整的原物，他称之为“中国之大古董，永乐之大窑器”。这确是惊人但异常贴切的定义。永乐窑的磁器现在已经成为宝贝，这塔却正是永乐时烧出的特号琉璃窑器，一座不折不扣的“大”古董。象高明的漫画家一样，他一下子就抓住了事物的本质。从中得出怎样的结论，则是读者自己的事。

    有时候他也爽性地说出结论来。《二十四桥风月》篇说扬州夜晚的景色，涂脂抹粉在茶馆酒肆之前“站关”的可怜的卖春妇。“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者，粉之力也。”这些可怜的终于找不到主顾的女人，挨到很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鬼，见老鸨，受饿受答俱不可知矣”。

    张岱有许多写西湖的名篇。他的看西湖，也绝不与别人相同。《湖心亭看雪》一文说：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淞沅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湖心亭是许多人都去玩过的，可是有多少人看到过张岱这里描写的景色呢？描写西湖风景的人也可谓多矣。可是谁又曾用精炼至极的笔墨如此凸现地勾画出山水的精英？

    张岱从不花费大量笔墨写风景，他写的风景又总是充满了动态生机的。《闰中秋》篇写他在绍兴与许多朋友夜里在蕺山亭吃酒看戏，直到四鼓方散。“月光泼地如水，人在月中，濯濯如新出浴。夜半白云冉冉起脚下，前山俱失。香炉、鹅鼻、天柱诸峰，仅露髻尖而已。”

    张岱说过两句话，他自己非常得意，曾屡次提起。“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这话初看似乎有些偏激，但细想却颇有意思。那下半句简直就否定了所谓“足赤”的“完人”，即“伪君子”，可谓“伤心悟道”之言。其实这些也无非是平平常常的道理，谁又没有或多或少一点个人癖好呢？张岱自己是个爱玩的人，已在为自己写的《墓志铭》里做过老实的交代。他喜欢玩的事物真是非常广泛，在这些领域内他是个真正的内行，有很高的欣赏水平。从不同的角度看，这些事物既是封建地主阶级荒唐享乐的表现，同时也是通过劳动者的双手创造出来的封建文化的精华。

    张岱喜欢看戏，也深通戏剧艺术的每个方面。他家从祖辈起就养着戏班子，他的亲戚祁彪佳也是爱看戏并收藏了丰富剧本的戏剧评论家。《梦忆》中谈到演剧的文字不下十篇之多，中间有许多珍贵的戏剧史料，奇怪的是一直没有受到研究戏剧史的学者应有的重视。

    他记崇祯二年夜半在镇江金山寺演出“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锣鼓喧阗，一寺人皆起看”。记一个老地主朱云崃训练家蓄女乐的方式方法。记他祖父自己创建的私家戏班，先后有“可餐班”等六个之多。其中“吴郡班”中演员有王畹生，是与柳如是同时有名的人物，王玉烟的妹妹，李因有赠畹生诗在《竹笑轩吟草》中。《刘晖吉女戏》篇则记录了明末即已出现的舞台布景切末。  

    “如唐明皇游月官，叶法善作(场)。场上一时天黑地暗。手起剑落，霹雳一声，黑慢忽收，露出一月，其圆如规。四下以羊角染五色云气，中坐常仪，桂树吴刚，白兔捣药。轻纱幔之，内燃赛月明数株，光焰青黎，色如初曙。撒布成梁，遂蹑月窟。境界神奇，忘其为戏也。”

    这是非常珍贵的早期舞台装置的精确记录。三四十年前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天香庆节》等戏，大致也不过就是如此，也许还没有这里所写的精妙。而场上多重幕的使用，在明末也早已开始了。

    张岱记女演员朱楚生与姚益城“讲究关节、妙入情理”，演出《江天暮雪》、《霄光剑》、《画中人》等剧，“虽昆山老教师，细细摹拟，断不能加其毫末也”。虽然没有举出具体实例，但艺人进行舞台创造的艰苦，读者是可以领略到的。

    《过剑门》篇写他以戏曲行家的身分，在演员中拥有的威望；《冰山记》记魏忠贤败后，他删改重排了一时涌现的“十数本”反映同一斗争题材的剧本，并取得成功的故事。不只显示了当时运用戏剧艺术进行政治斗争的热潮，也说明他自己对上演这种“现代戏”的饱满热情。张岱和阮大钺是朋友，他说：“阮圆海大有才华，恨居心勿静。”这和《续幸存录》的说法有些相近，是带有回护意味的恕词。他对阮大钺训练的“家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着眼点不只放在剧本上，更着重的是场上的功夫。“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还指出在每本戏中安排了“龙灯”、“紫姑”、“走解”、“猴戏”等不同关目的创造性，实在应该算是一篇有内容、有深度、在戏剧史上有重要史料价值的评论。

    这里只是约略触及了张岱有关戏剧的记述与见解，此外还有许多方面，他都观察得细致，领会得深刻，传达得巧妙。他是个市井诗人，他的回忆录不愧是晚明社会文化风俗史的出色评述，同时又是一束绝美的散文。

    人们有时会误解张岱只是一位小品文作者，这是不确的。他晚年写下的《石匮书》，是具有一代国史规模的大著作，不必说了。他还有一部《史阙》，煌煌六大册稿本，也不能说是小品。在序文中他说明了自己的史学见解和文艺见解。他认为流转的正史是不完备的，于是“为之上下古今搜集异书，每于正史世纪之外，拾遗补阙。得一语焉，则全传为之生动；得一事焉，则全史为之活现”。他这种为正史“剔牙缝”的工作，是有效的。不只往往能揭出历史真相，也提高了文学感染力。他举出两例说明这种见解：

    “苏子瞻灯下自顾，见其颊影。使人就壁摸(摩)之，不作眉目。见者皆失笑，知其为东坡。盖传神正在阿堵耳。余又尝读唐正史，太宗之敬礼魏徵，备极形至。使后世之拙笔为之，累千百言不能尽者，只以‘鹞死怀中’四字尽之。则是千百阙而四字不阙也。”

    这是很高明的文艺评论见解，他也在自己的创作中努力付之实践了。这样做需要写作才能，是不待说的；但更重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和反映现实的忠实态度。这些张岱也是作得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