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题材舞蹈群舞:知识分子的屈辱史和悲痛史

  知识分子的痛史

             ——陆波评《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丑史吗？

    不！《儒林外史》是一部知识分子的痛史。

    《儒林外史》写的不是知识分子百出的丑态，而是知识分子百出的痛态。

    《儒林外史》的作者本人，就是一个痛苦了一生的儒。他，“文澜学海，落笔千言徒洒洒”。他，“三十年来，哪得双眉时暂开”。他，“明日明年，踪迹浮萍剧可怜”(均吴敬梓作八首《减字木兰花》中句)。他看透了世态炎凉：“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仗仆”。他过够了困窘生活“拨寒炉之夜灰，向屠门而嚼肉”(见吴作《移家赋》)。他虽也温饱过，荒唐过，但实际上是终生潦倒，一世凄凉，甚至以好书易米，以夜行暖足。死了连埋葬的钱都没有，“身后茅屋余破漏”(程晋芳《哭吴敏轩》)。他写《儒林外史》，实在是哀人写哀事，悲人写悲剧，痛人写痛史，惺惺惜惺惺。要说讽刺，那也是含着泪在讽刺，是一种不幸的知识分子对不幸的知识分子无可奈何的辛酸的自我嘲弄式的讽刺。他不仅是把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实际上也是在把被毁灭的美好的东西显示给人看，使人笑了之后深思，深思之后痛哭。别林斯基把果戈理叫作诗人，因为果戈理的喜剧中有悲剧性，笑中有深刻的哀伤。我们也完全应该把吴敬梓看成这样的诗人。我们决不能把旧社会的凶残化为一笑，收场大吉。

    一个初夏，天时乍热，东方月上，王冕和秦老一道在打麦场上小饮。当时“眠鸥宿鹭，阒然无声”。王冕左手持杯，右手指着天上的星，向秦老道：“你看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

    何止一代文人有厄，几千年私有制历史，简直是天天贯索犯文昌。

    《儒林外史》写儒林。这些儒们，他们是在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他们的所作所为又能使得任何人得以自由自觉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吗？

    贯索犯文昌！

    当人们的异己力量在犯全体人民的时候，贯索犯文昌哪里还能算是意外的奇事？

    鲁迅写了个清末的孔乙己，吴敬梓笔下有一些儒也曾经历过与孔乙己差不多的命运。

    周进，六十多岁还不曾进过学，门外狗叫，人家就晓得这位穷儒来了。梅玖小小年纪，只因进了学，就敢于在他面前搭架子。三十多岁的举人王惠，当着只能吃老菜叶下饭的周进，大咽堆满春台的鸡、鱼、鸭、肉。在工匠修理贡院时，周进想挨进去看看，被“看门的大鞭子赶了出来”。第二天，他的姐夫化了点钱让他进去观光。他百感交集，一阵心酸，“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几个旅客表示愿意帮助他纳监进场，他感激得“跪倒叩头”，把几个旅客叫作“重生父母”。

    范进，五十四岁还是个童生。他到已经当了学道的周进跟前去参加考试时，“十二月上旬，还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辛辛苦苦去考了一场，回家时，家里人已经饿了两三天。中了举，欢喜得发了疯，头发跌散，满手黄泥，一身的水。亏得杀猪的老丈人打了一记耳光，昏倒在地，才治好了疯病。

    在那人吃人的社会，在那知识分子除了秀才、举人、进士一路考了上去，做官报效朝廷之外，决不可能靠知识创造自己的事业以利己利人的社会，蒙受苦难，大出洋相的，何止周进、范进这两个穷儒。这样的穷儒哪里还有什么人的尊严，哪里还有人之所以为人的样子？

    这两个“进”，后来是进了，发迹了。他们的人性又从一种异化转到另一种异化。没发迹时，他们受苦。发迹后，虽没做什么罪恶昭彰的坏事，但是由缺吃少穿发展到了白吃白穿。他们这种人的人性异化，异化在无论发迹与否，都不能占有人的本质，都不能自由自觉地合目的性地劳动创造。只不过未发迹时，被践踏；发迹后，徒然消耗民脂民膏，而并不能为人民造福。周进当了学道，考虑的只不过是：“我在里面吃苦久了，如今自己当权，须要把卷子都细细看过，不可听着幕客，屈了真才。”结果，取了个同样年老而穷困的范进。周进的所谓“真才”，也只不过指的会做一手八股文章。

    周进、范进还算不坏，当官的王惠、当乡绅的严贡生，这样的儒就显然是吃人的兽了。

    王惠当举人时，就欺负尚未发迹的周进。一当上南昌太守，就打听南昌“地方人情可还有甚么生产？词讼里可也略有些甚么通融？”当前任太守的儿子说南昌太守府原先的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将要在王惠任内换成戥子声、算盘声、板子声时，他还一本正经地说什么“而今你我替朝廷办事，只怕也不得不如此认真”。可是就这么一个既贪婪又残酷的家伙，“各上司访问，都道是江西第一个能员，做到两年多些，各处推荐。”

    在私有制社会，劳动产品、劳动过程都从人异化了出去，有权有钱就能叫鬼推磨，能做官能捞钱的捷径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光明大道，趋炎附势成了理所当然的社会风气，人怎么能不从人异化，人怎么能不从人这个族类本质异化呢？

    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有品行就歪着嘴笑？因为有品行不等于有钱有势。为什么五河县的人听说某人做诗赋古文就眉毛都会笑，因为中举人进士做官，靠的不是诗赋古文而是八股。

    八股制艺，多少年使多少人入迷呀！鲁编修父女最能算作典型了。鲁编修简直把八股吹得神乎其神。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这位鲁先生对女儿天天灌输这一套，把一个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的姑娘也弄成板板六十四的八股迷。

    马二先生更是一辈子陷在八股里头。他倒真是吃透了这一套，说来头头是道。什么“文章总以理法为主”；写文章批文章都不能“有碍于圣贤口气”；不能“带风花雪月的字样”。他“时常一个批语要做半夜，不肯苟且下笔”。他认为“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因为“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哪个给你官做！”

    文章本来是人们用来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为人们的生产、生活服务的，是为了使人们幸福。可是八股这种鬼东西却也成了异化于人的敌对力量，成了对生产、生活无用甚至有害的东西，使人痛苦的东西。它唯一的用处就是只要文章中试官，就可往上爬，弄个一官半职，大刮民脂民膏。文章异化于人，人异化于人的族类本质。文章是他的敌对力量，他是人民的敌对力量。文章使他吃苦头，他使人民吃苦头。

    封建王朝有两个使人的族类本质异化、使人不成其为人的软武器，除了八股，就是礼教。王玉辉，大女儿守节在家，三姑娘又成寡妇了。女儿怕连累爹妈，下决心绝食自杀殉夫。王玉辉的老婆及亲家公婆全不同意。可是这位开口闭口讲“礼”，还写出了一部《礼书》的先生倒很能身体力行当样板。他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不必拦阻”。女儿饿死了，他仰天大笑道：“死得好！死得好！”

    吴敬梓写的是明朝，实际上影射的是清朝的康、雍、乾“盛世”。明朝有何心隐这样具有叛逆思想的哲学家，有李贽这样具有战斗性格的血性男儿，有东林、复社这样敢于对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党人，还有海瑞、左光斗、史可法这种有点操守，能为人民办点好事的官吏。可是清朝几次文字狱，使得知识分子人人心惊胆战，以致有学问的只埋头搞考据，有才情的则大弄游戏笔墨，终于弄得真人几乎绝迹，假货充斥市场。名士是假的。所谓“王佐之才”与“真儒”也是假的。侠客是假侠客，神仙是假神仙。和尚，有的是骗子，有的是无赖。假风盛行，青年学样了。蘧公孙把高启未曾发表的“诗话”，加上自己的大名，谓之“补遗”，刻印送人，从而充当了所谓“少年名士”。牛浦搞到牛布衣的诗稿，从此冒充牛布衣，以诗人自居，到处招摇撞骗。

    被吴敬梓看作好人，作为正面形象来塑造的一些知识分子是不是占有了人的本质，人性未曾异化呢？

    杜少卿，为了帮助不少不值得帮助的人，家产弄得精光。由于他有点文才，有点名气，对他颇为了解的巡抚荐他去朝廷“引见擢用”，他表示“麋鹿之性，草野惯了”，要求另访，而且终于装病坚辞。但他这样做，只不过因为想留在南京这个好玩的地方，同老婆经常一道看花喝酒，图个快活。他欣赏的生活是：夫妻两口子天天弹琴饮酒，知命乐天，绝无一点心想到功名富贵上去。

    迟衡山，他批评“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似乎很有点政治抱负。可是他建议办的大事，也只不过是要大家出钱来建造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

    这些人所做的唯一大事就是凑钱造了一个泰伯祠，搞了一次古色古香的大祭。那么严肃认真，那么郑重其事。

    泰伯肯让天下，比起抢天下、骨肉相残是强一点，是要有人性一点，是值得推崇、值得纪念一点，但是这样的事情，实际上除了让南京市民看一次热闹之外，又有什么积极意义可言呢？

    吴敬梓还写了一个和王惠截然不同的蘧太守。这个太守在他任职期间，满衙门是吟诗声、下棋声、唱曲声。这“三声”当然比王惠那“三声”要好些。但是，一个太守衙门里，光是吟诗、下棋、唱曲，那只不过无害或少害于人民，而决非有利于人民。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并没有以他们的知识为人民造福，也就是自己既不能真正占有人的本质，又丝毫无助于使别人真正占有人的本质。

    杜少卿从萧云仙由于“博雅”而成大功得出一个结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且无论是否能做到这一点，也且无论读书人当了宰相、将帅之后是否还想读书，是否还需要读书，退一步说，即使宰相、将帅全是读书人干，而且干了之后还不断勤奋读书，那又怎么样呢？在私有制社会、在一个人性无法不异化的阶级对立的世界，谁能有多大作为呢？就因此，知识分子自古以来“达则兼济天下”往往是空想，“穷则独善其身”也往往困难很多。

    知识有什么用？进不能为人民办些好事，退不能靠它养活自己，难怪虞育德读书为了中进士，中进士为了做官，而做官则为了搞点积蓄，买点田地，过个温饱的晚年。他在离开南京国子监博士这个位置进京前，对杜少卿倾诉心曲的那一番话，听来实在使人大有凄凉之感。他说：“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育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儿孙们的事，我也不去管他。既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我要做这官怎的？”这可以算是知识分子在人生道路上的大觉醒吧！但是这种觉醒实在是一种使人心酸、使人淌泪的觉醒。

    在人性广泛异化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性并未完全泯灭。这种未曾泯灭的人性，既活在一些知识分子的身上，也活在一些非知识分子的身上。

    鲍文卿，一个戏子，却很懂得一个人的价值。大名士出身的知县向鼎，被人向按察司诬控为“昏庸不职”，“相与做诗文的人，放着人命大事不问”。与向鼎并无交谊的鲍文卿跪下求情，认为向鼎敬重斯文无罪，要求按察司免了向鼎的参处。而向鼎也的确知恩能报，厚待了鲍文卿一家两代。鲍文卿在向鼎面前很有发言权，可是他从不因此受贿为人说情，他义正词严：“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他认为行贿的人“若有理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子来寻人情；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就要叫那一边受屈，岂不丧阴德？”

    杜少卿不愿在县官在任时去陪他喝酒，却在县官获罪下台无处栖身时，请县官来家居住。一个裁缝帮他家做了一箱衣服，工钱领过后，说是母亲死了，要求借四到六两银子，他马上把尚未打开价值二十多两银子的一箱衣服全部送给了这个裁缝去卖钱办丧事。季苇萧说他“绝世风流”，劝他娶一个有情的美丽小老婆，才子佳人及时行乐，他却认为“娶妾的事最伤天理，一个人占了几个妇人，天下必有几个无妻之客”。他对被人怀疑为变相卖淫的沈琼枝既无玩弄的意思，又无猜疑的心肠，以平等的态度爱护尊重待如上宾。

    当然，在人性广泛而严重地异化的社会，未曾完全泯灭的人性也只不过有如天空眨眼的星星，草丛出没的流萤。但是，就因为有它，文化才有所谓民主性精华，艺术才有所谓永恒性珍宝，人类才能得以绵延，新人类才能有望出现。

    吴敬梓有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他们是开头的王冕和结尾的四个“市井奇人”。

    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分析欧仁·苏的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指出作品中女主人公玛丽花“尽管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她仍然保持着人类的高尚心灵，性格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她总是合乎人性地对待非人的环境。”吴敬梓笔下的这几个他心目中的理想人物，就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男的玛丽花。

    吴敬梓一落笔就发了一通感慨：“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接着，捧出了一个岖崎磊落的王冕。

    王冕，生活半靠劳动，半靠卖诗卖画。他“不求官爵，又不交纳朋友，终日闭户读书”。县官访问，他不见。说这个县官“倚着危素的势要，在这里酷虐小民，无所不为。这样的人，我为什么要相与他。”朱元璋当吴王时，访问他，他见了，劝朱“以仁义服人”。朱得天下后，要他做官，他隐姓埋名不再露面了。

    吴敬梓写到“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净尽”，他大有寂寞之感：“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论出处，不过得手的就是才能；失意的就是愚拙；论豪侠，不过有余的就会奢华，不足的就见萧索。凭你有李、杜的文章，颜、曾的品行，都是也没有一个人来问你。所以那些大户人家，冠、婚、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些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也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世风日下，社会越来越不象样了，于是，吴敬梓就从市井的尘垢之中去挖出了四颗发亮的珍珠。其中出色的，当然要数季遐年和荆元。

    季遐年，自小无家无业，在和尚庙里安身，也就在那里“随堂吃饭”，长期打秋风。可他写得一笔好字，而且好还好在不是一味学古人法帖，而只是“由着笔性写了去”，“自己创出来的格调”。他见了好纸好墨乐意写时，不求他写他也起劲的写，不情愿写时，大把银子也买不到他的字。得了钱，拿钱吃饭，剩下的钱全不要了，随便送给不相识的穷人。

    荆元，职业是裁缝，除了干活，余下的工夫就弹琴写字，也很喜欢做诗。他认为裁缝并不玷污读书识字，读书做诗弹琴也不妨碍同时做裁缝。他的人生观是：“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

    可以看出，吴敬梓理想中的知识分子是阶级社会中难以出现的、靠劳动吃饭、闲来读书写作、作画弹琴、自得其乐、“帝力于我何有哉”的无怀氏之民，葛天氏之民。

    应该说，吴敬梓笔下的知识分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人性异化了的新人类史前的人物。他理想的人物也是既不能使别人、复不能使自己真正全面占有人的本质的新人类史前人。

    这能怪谁呢？在人性非异化不可的私有制社会，知识分子，爬上去了的也罢，沉下去了的也罢，都只能有人性异化的命运。贯索总是犯文昌。

    作者“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他要“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了。

    他面向未来，寄希望于未来。他说：“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吗？”他是深愿有更多象模象样的知识分子出现在未来的文坛，写入未来的象模象样的儒林外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