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栈商业计划书:张自忠与“七·七”事变

2005年10月22日 10:19

□ 文/何立波
抗战以来，以集团军总司令职亲临前线，战死沙场，张自忠将军为第一人。1940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尽忠报国”的挽词。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将军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张自忠将军由此得到国家和民族授予的崇高荣誉。
七·七事变后的第三天，也就是1937年7月9日，驻北平的一一○旅旅长何基沣主张主动出击，全歼丰台日军。而天津市长兼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张自忠，则给何基沣打来电话，不同意偷袭日军，并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断然拒绝了张自忠的要求：“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由于自己不是何基沣的直接上级，张自忠便通过二十九军军部给何基沣下达了“只须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使卢沟桥的中国守军处于被动之中。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对张自忠的不满。
那么在七七事变中，张缘何不主张积极进攻日军？七七事变前后的张自忠，面临着怎样的处境？
“七七”事变后，在二十九军高层，张自忠属主和派
张自忠，字荩忱，山东临清人，1891年生。1912年，张自忠考入天津法政学堂，1917年入冯玉祥西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兼西北军官学校校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宋哲元部被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九军，张自忠任第二十九军第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张自忠的一生，与日本有着解不开的“恩怨情仇”，既抗日，却也忍辱负重地背负着“汉奸”名声，直到他牺牲。1933年3月，日军侵占热河后继续向长城各要塞进犯。宋哲元委任张为前线总指挥，率二十九军与敌在喜峰口到罗文峪一线激战40余日，取得一次次胜利，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日决心。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央军撤离平津，蒋介石任命宋为平津卫戊司令。随后又迫于日本实行华北特殊化的要求，同意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辖冀、察两省和平、津两市，以宋为委员长，萧振瀛、张自忠、秦德纯等为委员。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宋一跃而成为华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二十九军成为华北最大的地方实力集团，成为保卫华北的主要武装力量。
同时，张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并率第三十八师移驻平津。张的三十八师辖5个旅，每旅辖2团，连同特务团，全师共计11个团，兵力近3万人。由于高水准的训练和武器装备的改善，三十八师不仅在二十九军，甚至在整个华北，都堪称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一点为后来的抗日实战所证明。
1936年6月，张自忠改任天津市长，上任后，张对天津的吏治、工商财政、文化教育、社会福利和社会治安等各进行大刀阔斧整顿，收到很大效果。以工商业为例，天津市从1925年到1935年经历了长达十年的萧条，张自忠就任后首次出现增长。但作为天津市长，张不得不周旋于19国驻津领事之间。
1937年春，日本当局从关外大批调运关东军入关，平津间的日军增加到三、四万人。从4月25日起，日本华北驻屯军在平津近郊频繁进行战斗演习。6月开始进行以攻击卢沟桥、夺取宛平城为目标的昼夜演习。6月21日，华北驻屯军紧急成立临时作战课。一切迹像表明，日本军方正在积极备战。
由于二十九军在平津和日军胶着对峙已经有两年，其间冲突事件不断，但都得以政治解决，因此从上到下麻痹大意，对日军的频繁活动缺乏重视。另一方面，宋哲元等人也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认为平津地区日军以区区三万人，断然无法和十万之众的二十九军对抗。
由于华北抗日空气日渐浓厚，为控制宋哲元，1937年3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以天皇生日为由，邀请宋组团访日，费用由日人支付。宋不愿意去，他说：我作为一把手要是去的话，日军就会谈修铁路、要长芦盐场、煤矿什么的，各种权益如航空权益，就是掠夺华北资源。在二十九军将领里面，张自忠比较稳重，沉默寡言，考虑问题比较周到，宋因此派他去。
1937年3月，张自忠率团访问了日本。访问之初，适逢名古屋展览会开幕，张作为中国官员前往剪彩。展览会对面有个伪满洲国办事处，建筑物上挂着伪满国旗。张认为这是对中国的侮辱，因此拒绝剪彩并向日本方面提出抗议。后日方取下伪满国旗，张才参加剪彩。在日本期间，日方曾提出所谓“中日联合经营华北铁路，联合开采矿山”的要求，企图逼张在中日经济提携条约上签字。张断然拒绝，并决定提前回国。
消息传出，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南京政府先是缄默，继之而起的是大加指斥，《中央日报》更是长篇累牍地抨击责骂。宋哲元处于蒋介石和日本人的双重压力下，精神极度苦闷。他对秦德纯说：“日本种种无理要求，皆系我国主权领土之完整，当然不能接受。可日方时常无理取闹，滋拢无休，确实使我痛苦万分。日方系以我为交涉对象，如我暂离平津，由你负责与之周旋，尚有伸缩余地，我相信你有适当的应竹办法。因此我想请假数月，暂回山东乐陵老家，为先父修墓。”5月，经蒋介石批准，宋哲元一家离开北平，返回山东乐陵老家。但对于张自忠，人们纷纷猜疑。尽管张此次访日没有签订任何协议，但是毫无疑问，张在民众的心中，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处于前线的秦德纯、张自忠、冯治安等二十九军将领发表声明，指出“彼方要求须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当不得不与竭力周旋”，并命令当地守军立即还击，坚守阵地。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并未马上大规模进攻，这给二十九军高层以思考的余地。在事关战与和的原则问题上，张和宋哲元、秦德纯等属于主和派，而与冯治安、何基沣等主战将领不同。从个人感情上讲，张何尝不想操枪奋起，杀个痛快。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特殊地位，使他不得不作多方面考虑。
张在卢沟桥事变中，也抱着保存二十九军地盘和实力的初衷，不希望与日军全面开战。因为二十九军长期没有地盘，尝尽了寄人篱下的滋味。冀察当局则是代表这支非嫡系部队的一个处于日蒋夹缝中的地方政权。为了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它需要维持这块地盘和二十九军的实力，才能在派系林立的中国立足。在进驻平津后，总算安定了下来。在能够取得日军的谅解以保存地盘和实力的情况下，宋和张都不愿意与日军大动干戈。
另外，张对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的意图估计不足。二十九军自进驻平津以来，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结果均以中方做出小的让步而告结束。这给了宋、张等人一个错误的经验，使其误以为这次也不过如此。
对蒋介石不信任，也是宋哲元、秦德纯、张自忠等人希望与日军妥协的重要原因。历史上，宋、张作为西北军将领多次与蒋介石中央军交战，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又与蒋介石产生了新的矛盾，双方缺乏互信。自“九·一八”事变以来，蒋介石与日本妥协的事情已不只一次，冀察当局对于蒋介石这次是否真的会发动全国抗战心存疑虑。而蒋介石“应战而不求战”的指示，也让促使冀察当局在对日策略上采取了保守的避战立场。
中日交涉的负责人
在7月8日的战斗中，二十九军官兵以自己的勇敢无畏，击退了气焰嚣张的日军。日军在7月8日的战斗中没有占到便宜，反而还有腹背受敌的危险。中国守军以自己的顽强和果敢，使日军无法攻破宛平城。而何基沣率领的第一一○旅增援部队，已经赶到了八宝山附近。鉴于后路有被抄袭的危险，日军暂时停止了进攻。
7月9日凌晨3时，日军提议谈判，诡称“失踪日兵业已归队，一场误会希望和平解决”。冀察当局不希望事态扩大，自然求之不得。中方谈判代表是北平市长秦德纯、冀察政委会委员张允荣。日方谈判代表是松井太久郎、和知鹰二、今井武夫和寺平忠辅。同时，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和张自忠也在天津交涉谈判。
7月9日晨四时，中日双方代表在北平达成了三条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即石友三部)一部协同城防，人数限三百人，定于本日上午九时到达，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停战协议是以口头协议形式出现的，因为日方不愿在书面协议上签字，这足以说明日军并不打算认真履行协议。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放弃了继续进攻的有利时机，给日军以从容调兵遣将的时间。而此后，中国守军则渐处于劣势。秦德纯事后才明白：“详察日方之要求停战，其目的在向其国内作虚伪宣传，说日本如何受中国军队之迫害残杀，作为调动大军侵略之口实，实为缓兵之计。”
7月10日，增援日军已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关外，日军十一列运兵火车正向关内开来，其中两列已抵达天津。下午3时，大批日军占领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向卢沟桥的公路。
为迷惑冀察当局，日本人再次制造谈判气氛来作烟幕弹。7月9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通过了给予卢沟桥事变的五项意见。根据这个指示，日本华北驻屯军于10日向冀察当局提出交涉。冀察当局表示同意，并派张自忠为交涉负责人。日方对张为交涉负责人非常满意，因为日方认为，二十九军高级将领中，张属于“知日人士”，“与冀察军内其他要人不同，总会对日采取合作方式的。”
10月下午4时，日方代表松井太久郎同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了3个小时的谈判。之后，松井、张允荣又和日本驻华大使馆驻北平武官助理今井武夫一起，不顾天黑雨大，满怀希望地来到张自忠住宅，交涉撤兵问题。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因患痢疾，张自忠卧病在床，听了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后，张的回答大大出乎日本人的意料。张非但不肯答应惩处“肇事”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换换部队而已。而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松井二人无功而返，便将交涉的对象转向秦德纯和其他冀察要员。11日晚8时，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北平市长秦德纯签订了《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
其实，日方签订协定不过是争取时间，敷衍中方。签字后，松井等人立即致电天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部和东京陆军省、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于当夜广播说：“接到在北平签订了停战协议的报告，鉴于冀察政权已往的态度，不相信其出于诚意，恐将仍以废纸而告终。”
其实，中国人是最讲诚意的。与日军态度相反，冀察当局在协议签订后，以为和平已不成问题，为表示自己的友好和诚意，首先，在当天晚上，把几天来俘虏的200多名日军送回丰台。
7月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此时的宋同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扩大战争的决策，宋与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
时间一天天过去，局势仍不明朗。7月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柏园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之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在一般人看来，张无疑是“主和派”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透出对张自忠的不满。
留守北平，引起国人误解
7月27日，日本政府决定第二次增兵华北，令日军精锐第五、第六、第十师团由日本本土向中国平津一带输送。当晚，日军向二十九军发起全线进攻，南苑、北苑、西苑、通县等地战斗激烈。7月28日，鉴于敌我力量悬殊，再坚持下去已属无益，宋哲元决定率二十九军撤退到保定。
局势至此，二十九军已别无选择，只有退往保定，再图良策。宋哲元对大家说：“为了照顾全局和长远利益，我决定按照蒋委员长的指令离开北平前往保定，再作下一步打算。可是在把实力转移时，在北平必须留个负责人和敌人暂时周旋，把形势缓和一下。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请大家考虑，由谁来挑此重担。”
对此，会上提出两个方案：一、留下四团人，由秦德纯指挥留守北平；二、留下张自忠与日本人周旋。宋哲元考虑到，自张自忠主津以来，与日本人接触较多，留平易于为日方所接受，有利于缓和局势，因而倾向于第二方案。
张忧心忡忡，本来舆论对自己已误解很深，如果再留平，势必跳进黄河也难洗清，所以不愿留平，秦德纯对此更表示消极。留平是个火坑，谁都不愿意跳。
宋哲元很生气：“我们二十九军是有令必行，你们平日口口声声说服从我，怎么，在此重要关头，竟不服从了呢？”这番话激发了张自忠内心的豪勇之气。他呼地站起来，说道：“现在和与战都成了问题，看情况事情不会一下子得到解决。既然委员长这样决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只要于我军及国家民族有利，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委曲求全，关系个人名誉，恐不能为国人所谅解，事后应请委员长代为剖白。”
见张自忠如此忠义，宋哲元很是感动：“那是自然，那是自然。”说着，挥笔写下手谕：一、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由张自忠代理；二、北平绥靖公署主任由张自忠代理；三、北平市长由张自忠代理。接过手谕，张自忠不禁潸然泪下：“委员长和大家都走了，我的责任太大，一定尽力而为！”宋哲元也落泪了：“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十天左右就成。到时我由保定率队来平接应。”
随后，他们研究了留平后应采取的措施和人事安排问题，并决定将独立第二十七旅石振纲部和独立第三十九旅阮玄武部留平协助张自忠维持治安，冀察政务委员会政务处长杨兆庚也留平协助张自忠处理有关事务。当晚九时，宋哲元、秦德纯以及二十九军总参议张维藩等人出北平西直门，悄然转赴保定。冯治安则指挥三十七师移至永定河南岸布防。临别时，张自忠心情沉重地对秦德纯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秦德纯忙劝慰道：“这是战争的开端，来日方长，必须盖棺才能论定。只要你誓死救国，必有为全国人民谅解的一日，请你好自为之。”两人遂黯然握手作别。
29日凌晨，二十九军主力撤离北平，前往保定。宋哲元离开北平之后，他的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在他看来，好容易搞成了冀察这个局面，才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的时间，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对自己这个“独立王国”，有着无限的留恋。
在代理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后，张自忠立即改组了冀察政务委员会，把张允荣、张璧、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陈中孚、杨兆庚等人增加到委员行列，并任命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长负责对日交涉。而这些人，大多是汉奸或亲日派，由是，张的“汉奸”名声，愈加响亮。
张自忠滞留北平，果然舆论哗然，当时盛传张“逼宫”赶走宋哲元，在沦陷区北平与日本人合作。在不明底细的人们看来，二十九军既然已经撤离南下，惟独张自忠留在北平，这不是当汉奸又是什么呢？在稍后的几天里，全国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文章，痛斥张的“卖国变节”行为。其中有十分醒目的大字标题，如《自以为忠》、《张邦昌之后》、《张自忠接见松井后，北平城门大开》等等。
国人对张非议颇多，认为他是“华北特号汉奸”，报纸上一律称他“张逆自忠”。就连南京政府军政部派驻北平的简任参事严宽，致电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电文中也说张自忠是“汉奸”。
多年后，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到：“外界不明真相，均误以张氏为卖国求荣的汉奸。”其实，这种谣传从张自忠率考察团从日本返回时就开始了，有人说张在日时与日方订有“密约”，日方赠其巨款，并送了一个日本美人给他……
对于这段历史，冯玉祥在张为国捐躯后撰文《痛悼张自忠将军》时予以澄清，他说：“民国二十五、六年的时候，华北造成一个特殊的局面，他在这局面下苦撑，虽然遭到许多人对他误会，甚至许多人对他辱骂，他都心里有底子，本着忍辱负重的精神，以待将来事实的洗白。……在北平苦撑之际，有人以为他真要混水摸鱼。当时我就说，他从小和我共事，我知道他疾恶如仇，绝不会投降敌人，后来果不出我所料。”
事实上，日军侵占北平后便要求张通电反蒋，遭张严拒。日本人于是再也不与张对等谈判。尽管北平街头张贴着张签署的安民告示，要大家“各安生业，勿相惊扰”，但此时此刻北平人民已成了亡国奴，如何能“各安生业”呢？街市上店铺紧闭，行人寥寥，几乎看不到妇女、儿童的身影，昔日的繁华热闹一下子消失了，炎热的夏天却显出深秋般的萧索。日本军车横冲直撞，轧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日军官兵殴打无辜、污辱妇女的事也时有所闻。古老的北平城笼罩在惶恐不安的气氛中。
二十九军是一支爱国热情很高的部队。在北平沦陷后，宋哲元撤离北平前夕，给北平留下两支部队，即留在城外北苑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和留在北平城内的独立第二十七旅。独立第三十九旅是张自忠的三十八师的部队，旅长阮玄武在民族危急的关头，却选择了投日。29日黄昏时分，阮背着张自忠想把三十九旅拉走，不料被官兵所阻。阮见拉不走这支队伍，转而生出更大邪念，卖身投靠日本。就这样，拥有6000名士兵、5000支步枪、200挺轻机枪和8门火炮的独立第三十九旅，在阮与日军的里应外合之下被突然解除武装，改编为伪保安队。张闻报，极为震怒。阮与张是共事多年的兄弟，如今在危难之际不仅不能共撑危局，反而暗中拆台，倒戈背叛，令张倍感气愤。
在日伪的威逼和舆论的指责之下，张在北平勉强维持至8月6日。见事已无可为，张秘密住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就这样落入了日军的魔掌。
撤离北平，向蒋介石“负荆请罪”
张自忠见大势已去，便决定设计逃离北平。9月7日清晨，张坐着一位美国商人的汽车，离开北京，一路通顺，到达天津。9日晚8时，张秘密来到英租界66号路，与家人告别。往日里，他回家总要抱抱孙子，有时还给子侄们讲讲笑话，言语虽不多，家中的气氛却十分融洽。但这次大家却相对无言，气氛凝重。
呆了一会儿，张自忠叫侄女廉瑜拿来笔墨，给福开森先生写了封感谢信，要其弟张自明转交。10日凌晨，张起身与家人告别。
廉瑜回忆说：“临走前，他把家事委托给父亲(即张自明)，还给我们这些后辈每人留下了一点钱。当时我不明白伯父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过去他从未给过我们钱。到后来才醒悟，这分明是他抱着必死的决心南下抗战，行前对家庭做最后的安排。天还没亮，伯父要动身走了，我们怕被人发觉，只送到楼下，没出大门，伯父瘦高的身影很快消失在夜幕里。我们万万没有想到，伯父这一走，同全家竟成永诀！”
9月10日，张搭乘英国驳轮到塘沽，尔后再换乘英国商轮“海口号”，离开天津。13日，张由烟台下船，换车转赴济南。张自忠抵达济南后，韩复榘态度冷淡，没有派人迎接。当张把宋哲元写给他的手谕拿给韩看后，韩才明白了事情真相，说宋哲元不该叫他背这个黑锅。不过韩知道，张的命运不是他这个山东省主席所能决定的。韩复榘于是给南京打电话，向蒋介石请示办法。蒋介石下令将张押解南京。
韩对张自忠还算不错，他说：“咱们毕竟是西北军的老弟兄，这样吧，你身体不适，先在我这里住下，给老蒋请个假，暂留在济南治病。过几天冯先生要来济南，见了他再说。”张表示同意。宋哲元在前线接到张由济南打去的电话，立即派秦德纯赴济迎接，并准备陪张赴南京见蒋。
9月15日，冯玉祥一行抵达济南。张已有四年未与冯玉祥见面，当他见到冯玉祥走下列车，即快步上前握手。韩复榘提议说：“求先生为荩忱写一封信给蒋先生。”“很好，你们的事要我帮忙，凡我能做的，我都愿意做。”冯玉祥当场提笔给蒋介石写了封信，大意是：要像《圣经》上说的那样，赦免人的罪过，七十个七次。张自忠是为长官担过，还应叫他回去带队伍。他是个有良心、有血性的人，只要叫他带着队伍打日本，他一定能尽本份。
尽管张已离开平津南下，但舆论界对他的攻击指责却有增无减。上海《大公报》就发表了一篇题为《勉北方军人》的文章说：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时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佩孚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那寡廉鲜耻的殷汝耕和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张内心十分清楚，在舆论汹汹之下，此去南京非同小可，轻则撤职，重则入狱，甚至可能遭到军法审判。许多朋友都担心他的安全，劝他不要冒险南下。张坦然地表示：“纵然为了国人的不谅，中枢不能不将我置之典刑，我也是决心要去的。”
10月7日，张自忠在秦德纯和山东省政府委员张钺的陪同下，动身南下。此时，宋哲元正在泰山休假。张路过泰安时，遵嘱上山与宋哲元晤面。北平一别，恍若隔世，俩人相见，唏嘘寒喧，不胜感慨。京沪各报驻济南记者得到消息，在济南拍出电讯：“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张乘坐的火车班次都披露了出去。火车到了徐州，出了麻烦。火车到徐州刚进站，秦德纯看见车站上围了许多学生，打着白旗，上面写的好似有张自忠的字样，就劝张到厕所躲一躲。
开始时，张自忠自觉问心无愧，不肯躲避。秦德纯苦劝无效，于是把他推进厕所，将门扣住。不久，一群学生冲上车来，声称搜查汉奸张自忠，经秦德纯费了一番唇舌，算是把学生们劝下车。这件事对张刺激极深。就在张南下赴宁的路上，南京国民政府下达命令，以张自忠“放弃责任，迭失守地”，将其撤职查办。
10月10日下午3时许，张自忠由秦德纯、张钺陪同，来到南京四方城拜见蒋介石。蒋介石说：“你在北方的一切情形，我均明了，我是全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一切统由我负责，你要安心保养身体，避免与外人往来，稍迟再约你详谈。”秦德纯问蒋介石对张如何处理，蒋介石沉吟后说：“现在舆论反应很大，他的身体、精神都不好，先在南京休养一段再说吧！”
这个结局虽不圆满，但显然比预料的要好，张因此对蒋介石充满感激之情。秦德纯北返后，经与宋哲元商议，立即以宋的名义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请其准予张归队。但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仍不见音信。这时，淞沪战场战事正酣，中国数十万大军与日军进行着激烈厮杀。张自忠时刻关注着前线战况，他多么渴望率军杀奔前方，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然而，此时此刻，他只能形单影只地困处南京，整天无事可做，度日如年。这与在平津时的日理万机、昼夜忙碌形成极大反差，使他难以适应。失意落寞之感及暗淡的个人前途更时刻困扰着他，令他不知所措，倍感空虚。
10月下旬，原天津市政府秘书长马彦得悉张自忠处境，便由西安赶到南京，为张自忠鸣不平。他把张在察哈尔、天津的从政情况写了一个详细的报告，托行政院院长张群转呈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在灵园竹林中约见了马彦。马彦说：“张自忠在察哈尔任主席，在天津任市长，我任秘书长，不要说丧权辱国，即使有贪赃枉法，请政府先办我。”“我已明白，我已明白。”蒋介石回答。
几天后，钱大钧奉命前来山西路慰问张自忠，并带来一张蒋介石签署的委任状，任命张为军政部中将部附。钱大钧还对张自忠说：“委座对你很关心，他让我转告你，可以接见记者，发表南来感怀，借以平息当日舆论的冲动。”张感动地说：“委座这样宽宏大德，我只有战死才能报答。”
二十九军南撤后，被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宋哲元任总司令，冯治安副之。关于五十九军军长的人选，蒋介石曾考虑秦德纯。但秦颇有自知之明，深知该军是由张自忠一手训练的，除了张本人外，谁也带不了，所以态度消极。后来，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给冯玉祥打电话说：“张自忠留在南京，委员长的意思是放李文田当军长，您意下如何？”冯玉祥坚决反对，说：“这个队伍他带不了，最好还是张自忠回去当军长。”白遂将这个意见转告了蒋介石。
11月12日，上海沦陷，国民党军向西溃退，日军跟踪追击，直逼南京。早在凇沪会战后期，蒋介石即感南京难保，因而决定迁都重庆。李宗仁拜会蒋介石时，为张自忠剖白。各方说项终于打动了蒋介石。几天后，蒋批准张自忠以军政部部附名义暂代五十九军军长。
消息传来，张惊喜万分，感激涕零。他语气郑重地说：“蒙各位成全，恩同再造。我张某有生之日，当以热血生命报答国家，报答长官，报答知遇！”对于张自忠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的意义并不在于权力与地位的恢复，而是给他带来了洗刷冤屈和报效国家的机会。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辉煌璀璨、壮怀激烈的黄金时代。
1937年12月7日，张自忠回到河南道口李源屯五十九军军部。与大家见面时，张自忠只说了一句话：“今日回军，就是要带着大家去找死路，看将来为国家死在什么地方！”大家听到这句话，忍不住都哭了。
此后，张自忠抱着必死的决心，率军对日寇作战。由于在台儿庄会战中作战勇敢，战绩卓著，1938年10月升任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九军军长。1940年5月16日，张自忠在枣宜会战中壮烈牺牲，终于洗清了“汉奸”罪名。5月21日，天空下着小雨，张自忠的遗体从宜城运到宜昌，十万民众自发送殡。敌人的飞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据说，当时蒋介石是抚柩大恸，从此他的办公桌上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