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技术有哪些 图:曾仁忠在全市第二期县处级干部廉政培训班上的讲话

点击数：572   2008-9-1 17:01:35

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世界上没有神仙和皇帝，衡阳的发展，全部靠我们自己的双手。那么，无疑今天在座的150多位同志都是推动衡阳发展的骨干力量。在平时，大家谈经济、谈社会、谈发展，讲的都是一些实在的东西。那么今天我来要谈点虚的。那就是怎样做官、怎样做事、怎样做人。因此，我们今天交流的题目是《谈领导干部修养的三个境界》。“境界”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事物所达到的程度或表现的情况”。境界非常重要，领导干部的思想、行为应该达到什么境界，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无论为官、做人、做事，都是我们必须把握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下面，我就领导干部应有的境界,从三个层面，与大家共同探讨。
一、从政治面貌上讲，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要始终做到讲政治、强党性
讲政治，最重要就是要有政治头脑
讲政治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对一名党员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通过实践把讲政治的要求落实到方方面面，体现在日常工作和 学习上，贯彻到党内生活中去。
一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人生的支撑。我国古代把理想信念叫作“志”，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强调“有志者事竟成”。梁启超先生说：“信仰即神圣。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在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我再加一句话，在一个政党，则为一个政党的元气。西方也有“欲灭一国,先灭其文化，欲灭其文化,必先灭其信仰”说法，就是如此，意思就是毁灭了一个国家的信仰，就毁灭了一个国家。从我国来看，总体上说，信仰上是坚定的，政治上是清醒的。但也存在着淡化信仰、政治糊涂的现象。如有些同志作为党员，没有党的意识，既不相信党的宗旨，也不相信党的政策；既不信任上级组织，也不信任人民群众，一切以自我为大，自我为是，自我为能，把追求高官、攫取权力作为最大政治；把谋取私利、博取名声作为最大信仰。我们有些干部到关键时刻，一有风吹雨动，就做“墙头草”、“骑墙派”，置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民族的利益、政党的利益而不顾。这种现象非常严重。大家千万不要把信仰当作空洞的教条。美国在1951年就制定了对付中国的“十大诫令”。在60年里，不断修改、补充怎么对付中国。这十条诫令就是：①尽量用物质来引诱和败坏他们的青年，鼓励他们藐视、鄙视、进一步公开反对他们原来怕受的思想教育，特别是共产主义教条。②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传播工作，包括电影、书籍、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播。③一定要把他们青年的注意力，从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④时常制造一些无事之事，让他们的人民公开讨论。这样就在他们的潜意识中种下了分裂的种子。⑤要不断制造消息，丑化他们的领导。如法轮功在美国、西方国家制造了九论中国共产党。⑥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宣扬民主。⑦要尽量鼓励他们（政府）花费，鼓励他们向我们借贷，摧毁他们的信用。⑧要以我们的经济和技术优势，有形无形地打击他们的工业。⑨要利用所有的资源，甚至举手投足，一言一笑，都足以破坏他们的传统价值。比如中华民族勤劳刻苦的精神、开拓奋发的精神、节约节俭的精神、与人为善的价值观、和谐共生的理念都要破坏。⑩暗地里运送各种武器，武装他们一切敌人，甚至包括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人。美国中央情报局西化、分化中国的险恶用心，在《十条诫令》中暴露无遗。现在我们到美国好像走亲戚，这是客观的需要、改革的需要。但是思想政治上的一根弦一定要绷紧，要看清本质，要对国家、民族、人民负责，乃至对我们的政党负责。近年来，我国每年外逃贪官大400多个，外逃资金达到了500亿美元。所以网络语就有“裸体做官”一词。就是指一个人在国内做官，把自己的妻儿子女和资产全部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随机而动”。这就是政治不坚定，信仰不坚定的严重的表现。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在“落马”前6年就把妻儿安置到加拿大；成克杰作了两手准备，把大笔资金存到香港；胡长清的护照有几本，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可以卷席而逃。据统计，还有很多干部，因为理想信仰缺失，出境挥霍赌博，引起巨额资金外流，我国每年有约1.2亿赌博资金流向境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对党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我们作为一个党员，不论在任何时候都要坚持党的理想信念，牢记党的纲领，坚守党的纪律，这一条我们是不能变的。
二要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处理问题。越是发展经济越要讲政治。这是基本保障。特别是对党员领导干部来说，讲政治，最重要的是强化大局观念，增强从政治上观察处理问题的能力。大局就是大势，就是整体。讲大局是一个党员应该具有的政治品行。无论《史记》中记载的“将相和”的典故，还是《左传》中“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成语，都充分说明了大局的重要性。但是，从当前来看，党员队伍中存在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现象。有的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正确的不执行，不正确的东西却附和；有的搞行业垄断、部门割据、权力分割，搞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搞权力倒挂。有的领导干部把自己分管的系统、单位、部门当作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在政令贯彻方面，也常常受到阻塞。政府常务会开完后，局里有要开会讨论一番，局里决定后，科里同样还要讨论一番。有一个局，一个文件在科员手中就压了3、4天。如果不讲大局只讲局部，不讲全局只讲部门，我们衡阳的发展将受到严重的制约。同时，也要认识到，大局是相对的。大局中又是小局。在我们衡阳看来是大局的，但站在全省、全国来看，又是局部利益。比如说，治理湘江，我们地处在湘江的上游，如果一直在制造污染，那么下游的株洲、湘潭、长沙就喝不到干净水。所以，治理湘江，首先要从衡阳开始。在发展工业的时候，我们要有勇气坚决清理那些污染太重的企业问题，不能因为衡阳是“有色金属之乡”，就乱挖、乱采、乱用；不能因为我们某一个县区那几千万、几百万的GDP而影响全省的发展战略。
三要把坚持发展当作最大的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更是政治。因此，我们一定要增强发展意识，把发展作为最大的政治来看待。以衡阳为例，最近几年我们的发展有一个大的飞跃。2006、2007年财政收入连破40、50亿元大关。但是不要与沿海发达地区比，只要与长沙、株洲、郴州、湘潭比，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以去年为例，全省人均GDP是14405元，我市是11299元，低于全省3106元；长沙的财政收入是262.52亿元，株洲是67.6亿元，湘潭是59.1亿元，差距也比较大。文雄同志说，任何一个问题乘以730万就可以成为一个大事情，任何成绩除以730万就是一个很小的成绩。我们讲平均数，其实平均数不代表大多数，大多数一般低于平均数。从项目上来看，今年全省投资规模50亿元以上的重点工业企业有5个，其中长沙1个，娄底1个，湘潭1个，怀化1个，岳阳1个，而衡阳没有一个。这些差距从表面上看，是经济指标方面的差距，但从深层次看，还是人的差距。所以。全体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做到四个清醒：清醒地认识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不为过去的成绩而自满；清醒地认识面临的挑战和难题，不为既有的经验所束缚；清醒地认识发展阶段的变化和特征，不为陈旧的模式所局限；清醒地认识衡阳在全国、全省大局中的方位和水平，不为目前的现状而停滞，进一步增强发展的紧迫感、使命感和责任感。要增强责任意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说的是国民的责任；“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讲的是教师的责任；“救死扶伤，仁心仁术”，道的是医生的责任；“倘在其位，当谋其政”，应该就是领导干部的责任。有了责任意识，就能集中精力，全身心投入，就能创造出一流的成绩。可以说，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往往与一些领导干部责任意识不强有关系。有的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安安稳稳占位子，忙忙碌碌做样子，疲疲沓沓混日子。遇到矛盾不是积极主动去解决，而是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能躲则躲。说轻了，这是对自己不负责任，说重了，是对党和人民、对组织不负责任。因此，作为领导干部，要明白有权必有责的道理。权力越大，责任越重；权力越集中，责任越集中。要强化“一种思想、三个负责”意识：即民本思想，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对社会负责。这要求我们干工作要把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放在人民的根本利益中、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放在社会的视野中，去谋划、去开展、去落实。要增强改革意识。去年央视二套播出的12集纪录片《大国崛起》，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崛起和衰落的过程。纪录片在总结这些国家兴起的原因时，发现他们都是与时俱进，注重创新而不墨守陈规，勇于改革而不因循守旧；在总结他们衰落的原因时，又无一例外地发现他们都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不敢改革。所以，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讲：“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当前，从我市来看，一些领导干部存在改革意识不强，创新能力不强的问题，突出表现为“三唯”：一是“唯窄”，眼光不宽，思路狭窄，方法单一，跨不出固有的思维圈子，打不开新局面；二是“唯上”，唯文件是从，唯长官意志是从，机械、片面地看待上级领导的讲话，做不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灵活运用；三是“唯旧”，满足于过去的条条框框套套，按部就班、墨守成规。针对这“三唯”，要做到“三求”：要“求新”，打破固有的思维模式，增强思维的敏锐性，研究新问题、新情况，把握新要求，走出推进工作的新路子。要“求宽”，拓宽思维视野，多角度、全方位观察和思考问题。要“求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增强长远预测能力。
强党性，最根本的就要有民本意识
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强党性，就是以民为本，树立民本理念。
一是要缩小自己。有句谚语说，“天使飞得很高，主要是把自己看得很轻。”这告诉我们：只有缩小自己，放大别人，别人才会抬高你，尊重你，支持你。这对于领导干部来说，尤为重要。缩小自己，就是要与群众打成一片，做到与群众感情同一、思想同心、目标同向。有些同志，做官当老爷，架子十足，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为人民币服务，不是“公仆”而是“主人”，对待群众“冷、硬、横、推”，造成上下级紧张，干群关系紧张，成为脱离群众的官老爷。有的官员除了位子小一点，肚子、架子、房子都很大；除了酒量大一点，胆略、魄力、心胸都特别小，除了阿谀奉承，文的、武的都很差劲。一门心思就是当官，举手投足之间都是官样。我们讲，对群众要善于弯腰和让步，“一弯腰是人，二弯腰是神，三弯腰是天使。”特别是对待弱势群体，我们要有爱心。他们既无权，也无钱，更无尊严。我们能否在他们没有钱的时候给点活命钱，在他们没有权的时候给点发言权。现在的老百姓，都很厚道。我们当官也要厚道，特别是对人民要厚道。尤其是在搞征地拆迁、搞计划生育、信访工作的时候，要做到这一点。
二要抬高群众。没有落后的群众，只有落后的干部；没有不讲道理的群众，只有不讲道理的干部。把群众一定要看重一点。作为领导干部，时刻要有抬高群众的思想。要确立群众整体觉悟最高的思想。只有相信群众整体觉悟最高，才能确保群众的意见、建议和要求进入决策。只相信自己，不相信群众是领导干部的大忌。群众的要求许多都是个人的具体事情或局部利益问题，但作为决策者，要有透过个性看共性、看全局的眼光，防止把群众看“低”了，片面地认为群众提出的个人要求就是不想全局、只考虑自己的事；要树立“五湖四海”的群众观念，防止把群众看“偏”了，划成圈、分成伙，以是谁的人来定取舍；要以群众的好恶为导向，防止把群众看“轻”了，置群众的呼声于不顾，做出违背民心的决策。要确立群众智慧最珍贵的思想。群众的智慧和创造是无穷尽的。领导干部在作决策时，走出“三个认识误区”：要走出经验主义的误区。个人阅历再丰富，都是有局限性的，群众在实践中不断创造的新经验则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要走出高高在上的误区。树立甘当小学生的思想，放下架子、躬下身子，真心实意拜群众为师，倍加警惕官气十足，怕问群众有失身份，甚至明知不对，为了顾全面子而不加改正。要走出“官”大水平高的误区。领导干部的水平再高，也都是有限的。学历越高、见识越广，越应倍加警惕滋长自以为是的思想，时刻注意用群众的智慧丰富自己。要确立群众利益最大的思想。领导干部无论遇到什么复杂的情况，都应站在群众的立场上，像毛泽东同志曾经反复告诫全党的那样，把“为什么人的问题”作为“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作决策、干工作要有对群众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负责的精神，树立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的品格，当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与群众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必须自觉服从群众利益，以群众的利益需求定取舍。
三要看轻权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权力乃终极春药”，意谓权力有很大的诱惑力，处理不好会被权力所毁。权力本身是把“双刃剑”。有人讲，权力是个好东西，可以为人民群众办更多更好的事情；权力又是个坏东西，有些干部在没有权之前，是个很好的人，但一旦有了权之后，就“一朝权在手，便把私利谋”，最后毁之于权力；权力还是个怪东西，怪在它可以缩小一个人的优点，也可以放大一个人的缺点。因此，每个党员干部都应从讲党性这个角度，认真对待权力，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充分认识权为民赋，权为民用的道理，把权力“魔杖”变成扶持百姓的“拐杖”，把用权的过程等同于为人民服务的过程。常言道：“为人民当牛做马的，人民会把他举得很高、很高；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人民会把他摔得粉身碎骨。”如果不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当回事，用人民给予的权力去谋私利，为妻子、儿子、房子、车子、票子以至为“大款”去玩弄权术，这不仅是道德品质的问题，而且是对公权力的亵渎，是对人民利益的剥夺，理所当然要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
二、从职业身份上讲，作为一名人民公仆，要始终做到讲法度、正风纪
讲法度，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制度规范行为
当前，我们的社会还是一个人治痕迹比较明显的社会。为什么有那么多改革没有得到有效突破呢？李瑞环说：“反复出现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许多不公正的事都是由于人为的结果，都是没有遵循法律制度的结果。我们有关的法律制度很多，有的制度已经执行多年，但是效果不理想，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法律和制度没有得到应有尊重，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我们要坚持、完善的法律制度很多，对领导干部而言，以下三个方面是必须要坚守的。
一要坚守法治的理念，坚持依法行政。一位西方法学家曾说：“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中，法律便是国王”。还有一句名言是：“我房屋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法律
必须被信仰，否则等于一纸空文。但在现实中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矛盾：一个案件如果严格适用法律条文的规定，将产生人们在情理上难以接受的结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情理之中，法度之外。”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去知法、懂法、守法、用法。面对着这种法律与情理的冲突，作为领导干部，是严格依照法律制度的规定执行，还是顺应社会情理道德的要求呢？古代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曾说：“一兔走，百人逐之，非此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法律的最大要义在于定分止争，而如果每个人都将法律当作这样一只名分未定的兔子，社会很快就会陷入“百人逐之”的失序状态。面对法与情的冲突，面对法与理的冲突，如果用相对模糊的道德观来否定法律的规定，那么，将会使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首先要遵循的是“法不容情”，绝对维护法律的权威，而不能是“以情代法”。当前，存在一种对依法行政的误解，认为法律条文过于条条框框，具体问题处理上缺乏灵活性。这使我想起了“玻璃与窗框”的寓言。玻璃总是抱怨窗框把自己限制得太紧，天天吵着要摆脱窗框，去寻找自由。有一天，玻璃又开始抱怨，窗框终于发怒了，“那你就到外面去寻找自由吧！”当即将“身子”一松，玻璃脱框而出，但就是在它欣喜若狂的一刹那，却掉在地上，摔了个粉身碎骨。所以，法律从表面上看是限制了领导干部的权力，但同时也锁定了领导干部的责任，从而让领导干部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并恰当地承担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从这一意义上讲，法律手段为领导干部提供了一种理想的社会管理方式。
二要坚守用人的原则，坚持公道正派。德才兼备，是我们党用人的大政策、大原则、大标准。要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德与才的关系上，应该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既重德又重才，不片面强调，又坚持以德为先。所以，司马光曾经说过:“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对德与才的关系，要有清醒的认识。要注意把有德有才的人提上来，把有无德无才的人搞下去。特别是对有才无德的人，要坚决防范，因为他们不仅干不成事，还最会坏事。这些人有的唱“对台戏”，有的一切为了围着领导转，把领导搞的舒舒服服，就是成不了事。甚至可以坏事。有一次，明朝皇帝朱元璋微服私访，偶遇一乡下农妇在屋檐下喂猪。朱皇帝见此不由两眼发直，若有所思。身边随从见皇上发痴，静观默察，顿有所悟。当晚，太监便向皇帝禀告邀宠：“那个娘们儿已弄进宫内。” 朱元璋不明其中玄机：“哪个娘们儿？” 太监答道：“就是您早上看上的那个喂猪的女子。” 朱元璋连忙说：“非也，非也！” 太监大惑不解：“怎么会非也？早上，您一直对她目不转睛，一味微笑。我们都在边上看着呢。” 朱皇帝此时恍然大悟：“我不是看她漂亮而笑，而是看她喂猪的模样，想到古人造字。檐下养豕，岂不是‘家’乎？会意之处，故尔忍俊不住。” 所以，我们千万不能要别人让我们舒服，我们要自己让自己舒服，如果要别人让我们舒服，总有一天我们会不舒服。当前，我们党内干部队伍中也存在看领导说话怎么说，然后自己表态；看领导高兴不高兴，我怎么做事。作为领导干部，宁肯不提拔，也不能这样做。
三要坚守决策的规定，坚持民主集中制。作为领导干部，实施正确领导，必须保证两条，一是正确决策，二是有效组织决策实施。任何一个领导者，要做到这两条，都离不开民主集中制。事实证明，民主集中制越来越成为一把手决策一个重要法宝。坚持民主集中制，需要我们有正确民主意识，不能把一把手负主要责任等同于以一把手意见为主，把一把手作总结等同于一把手决策，把少数服从多数等同于不必考虑少数人的意见，把民主表决等同于不需民主讨论。要创设良好的民主政治环境。领导班子成员特别是一把手要自觉树立平等观念，尊重人权，尊重人格，尊重个性，保持等距离交往，不搞亲亲疏疏，不闹派性，不拉小圈子。更不能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要坚持集体领导。列宁曾经说过：“集体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最高原则。”但从已暴露出来的一把手腐败案件来看，绝大多数没有做到集体领导，而提搞独裁专制。所以，有一句顺口溜：“一把手是说一不二,二把手是说二不一,三把手是说三道四,四把手说是是是，五、六把手是只记不说。”曾经震惊全国的沈阳慕马大案，涉案人员中有17人是党政部门一把手。这个案件的主角慕绥新自称是党内个体户，常委会议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重大项目、大块土地批租，都是个人自作主张。决策失误和腐败本身就有着本质的联系。所以，仇和说：“现在有三种腐败，第一种是经济犯罪，贪污挪用，第二种是决策失误，第三种失职渎职，后两种腐败比第一种造成的损失更大、更可恶。”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个人贪污犯罪平均造成的损失是15万，而决策失误、失职渎职造成的损失的平均是258万，是前者的17倍。如果领导干部是“决策一言堂，用人一句话，花钱一支笔”，到了这个程度，不腐败都不可能。
正风纪，就是要端正政风严明党纪
首先，要严肃廉政纪律。“位不在高，廉洁则名。权不在大，为公则灵”。无数的实例证明，堡垒往往从内部攻破，领导干部能不能做到清正廉洁，关键还是要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入手，主要在三个方面着力：要勇于抵住诱惑。诱惑是“魔鬼”。三国时的吕布，可谓英雄盖世。然而却经不住欲望的诱惑，为了一匹千里赤兔马，便杀了义父丁建阳；为了一个貂禅，便戟刺义父董卓。两次弑父，先迷于财，后迷于色，前者以私灭公，后者假公济私。其人格仅值一匹马、一美人，最后落得身败名裂。建国以来，一批大大小小被惩处的腐败分子，他们之所以倒下，都是在金钱、权力和美色面前败下阵来，当了“诱惑”的俘虏。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拒绝诱惑，就是拒绝犯罪。但是拒绝诱惑有三难：饱时容易饿时难；一时容易一世难，咬钩容易脱钩难。托尔斯泰说：“欲望越小，人生就越幸福。”据《党建研究内参》对86名贪官反省材料进分析，认为自己犯罪源于私欲膨胀的占100%。当然，作为情感之人，面对诱惑，偶尔出现一时的“心动”，从人性角度来看，是本能的使然。这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唐人罗隐《鹭鸶》诗中说：“不要向人夸素白，也知常有羡鱼心”又比如，金圣叹，是我国古代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次，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是“如此动心否乎？”老师的意思是，人到中年万事休，老师恰好到了四十岁，他就想叫学生“代老师立言”，老师说，如果你到了四十，设想碰到某个场景，你还是否动心。金圣叹还是个少年，只有14岁，要设想四十岁的情景，有点难。但金圣叹很有才，他就写道：“空山穷谷之中，黄金万两；露白葭茎之外，有美一人。试问夫子动心否？曰：动动动（连写39个动）。”他这作文的意思是，在野外，空旷无一人，看到地上掉了万两黄金，谁会“拾金不昧”？在芦苇荡里，站着一个漂亮姑娘，四周无人，谁能“坐怀不乱”。但是老师认为金圣叹思想不对，文学水平再高，也打零分。金圣叹不服，还去找老师理论：老师，您的“给材料作文”说的是“四十不动心”，我完全符合题旨，思想也正确的。气得老师要拿戒尺抽他。金圣叹说：我是39个“动”，不是40个动，到了四十就不动了啦。老师数了数，真的只有39个动。老师气得差点背过气。领导干部遇到诱惑也会“心动”，但不要“行动”，要将这种 “心动”、消除，将这些欲念永远埋在心里，不让它有质的突变。要做到有所畏惧。保持清正廉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有所“怕”。明太祖朱元璋有一天问大臣们：“天下谁人最快活？”有的说“金榜题名者快活”，有的说“功成名就者快活”，有的说“富甲天下者快活”，朱元璋听了都不以为然，当听到一位叫万钢的大臣说：“畏法度者快活”时，极为赞赏，随后委以重任。古人讲得好，“不自重者致辱，不自畏者招祸。”每个领导干部必须保持“有所畏惧”的心态，要畏天地，畏法度，畏百姓，牢记任弼时同志当年那著名的“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用钱多；三怕麻烦人，自觉做到遵纪守法，在权力面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树立良好家风。自古以来，“妻贤夫祸少，子孝父心宽。”一个成功领导干部的背后，必然有一种良好的家风。从近年各地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可以发现，贪官的背后往往有一个贪婪的家人，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贪内助”。据有关部门统计，在领导干部违法乱纪案件中，有38%以上与他们的配偶、子女有关。全国第一个“落马”的在任省级组织部长，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在被判死缓后懊悔地说：“都怪我耳根子太软，听信了老婆的话……”由此可以看出，如果一个领导干部没有树立良好的家风，必然保不住小节，最后自然也就保不住大节。古人讲得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领导干部要倍加珍惜亲情、珍爱家庭，建设清白世家、清廉门庭、清正门第，防止和杜绝“后院起火”，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使自己不在“家门”上“栽跟头”。特别要重视家庭教育。清代有一位老母亲徐氏,在其子去南方做官时,写下《寄子诗》与儿子:“家内平安报尔知,田园岁入有余资。丝毫不用南中物,好作清官答圣时。”明代正郎官张文渊作有《四绝句》以示子孙后人:“低低壁落傞傞柱,小小厅堂窄窄门。广厦广庭非不爱,欲留约束与儿孙。”“老去不嫌粳米粥,饥来常吃菜混饨。好饭好羹非不爱,欲留淡泊与儿孙。”元代进士吕思诚，官至中书左丞，家中一贫如洗。他有一首《寄内》诗：“自从马上苦思卿，一个穷家两手擎。少米无柴休懊恼，大男小女好看成。恩深夫妇情何极，道合君臣义更明。早晚太平遂归计，连环共饮话离情。”古代这些重视家庭教育的做法很值得我们学习。
其次，要严肃组织人事纪律。我们大多数领导干部能严守干部人事纪律，经受住考验。但是，也有一些不如人意的地方，存在口风不紧、自律不严的现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跑风”，泄露组织人事机密；另一个是“运作”，给别人当“军师”，出谋划策，出“馊主意”。这些行为，损害了领导干部的形象。领导干部必须有“人可言我不可言，人可为我不可为”的意识，自觉做到 “事前不许愿”，“事中不泄密”，“事后不讨好”。具体来讲，在选人用人过程中做到“三要”：要力戒“跑要买”。现在一些地方跑官要官买官之风盛行，不少人信奉“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跑动”，认为“不跑不送，原地不动；只跑不送，平级调动；又跑又送，提拔重用”，这些观念甚至得到普遍认同。跑官、要官、买官俨然成为一些地方干部升迁提拔的“潜规则”，跑官要官、拉票贿选、买官卖官的歪风已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潜滋暗长。要打破关系网。现在的干部很讲究“人际关系”，不少人四处拜门子，热衷于到处拉关系，搞得关系错综复杂。“关系网”主要表现为：一是结亲联姻的裙带关系；二是同乡地域关系；三是同事相好关系；四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派性关系；五是同学战友关系；六是金钱、酒色、权钱交易关系。关系网无处不在。这六种关系并织在一起，把不少党员、干部罗织其中。一些领导干部拉帮结派，结党营私；不少干部依附权贵，趋炎附势，为非作歹。“关系网”同权力相结合，严重侵蚀党的肌体，干扰干部工作路线。有些领导只要有利益，什么人都敢认，什么人都敢打交道，和什么人都敢搅到一起。所以，如果领导干部不高度注意，就会被“带笼子”。要消除人情风。中国是一个传统的人情社会。但是“人情”规则一旦渗透于行政领域，则极易滋生腐败。当前人情风到处刮，小到减轻违章处罚、小孩上户口，大到企业办事审批、调动工作，不少人第一反应往往就是先找熟人。干部提拔找组织部门打“招呼”，干部处分找纪委求情，打官司找法院说情。就连正常的、按程序应该办的事情也是靠朋友帮忙、靠说情联络，而不是靠组织、靠法制、靠政策等正常渠道来解决。说情风是好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突出表现，是低级庸俗的处世哲学、拉帮结派的宗法观念在社会生活中的反映。领导干部要旗帜鲜明抵制“人情风”，不参与，不奉行，坚持按原则、按程序、按制度、按规矩办事；自觉做到不说人情话、不写人情条、不办人情事，始终保持好自己的独立性。
再次，要狠抓作风转变。作风问题是个长期的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问题。作风与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有极大的关系。去年市委组织部里搞了一次作风建设的问卷调查，发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干部思想意识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二是干部能力素质与岗位职责要求不相适应；三是干部工作作风与人民群众要求不相适应；四是干部生活情趣与干部角色要求不相适应。前段时间，市纪委在市直机关开展了作风督查，发现上班时间炒股、上网打游戏、上网聊天、“走读风”等问题比较突出，但是还有人“屡查屡犯”。对此，各级领导干部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做到“五治”：一要治“懒”。“懒”主要体现在不学习、不思考。有个出版者说：“现在印好的书只售出了一半，已售出的书一半没有看，看了的书一半没有理解，理解的一半是错误”。这既讲了出版社的实际，也讲了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政党学习氛围不浓的问题。建设学习型政党是个值得焦虑的事。有些干部学习抓得不够，抓得不严，忙于一般事务性的东西。有些干部领导该讲什么不知道，领导该坐哪里他知道；干部干得怎么样他不知道，该不该提拔他知道；谁送了礼他不知道，谁没有送礼他知道。还有些干部“处理事情穿拖鞋，遇到问题穿球鞋，因公出差旅游鞋,汇报工作牛皮鞋;同志相处高跟鞋,见了美女穿暖鞋,啥样鞋他都有,就是没有平底鞋。”工作不能扎扎实实，踏踏实实。二要治“散”。“散”主要表现为“不团结，不民主。”民主少了一点就变成了“民王”。不民主容易导致不团结，不团结就更加不会民主。在我市，有些单位不团结，一盘散沙。很多副局长不听局长的，科长不听副局长的，对于这种不讲组织的现象，一定要下大力气治理。不管局长比你强还是比你弱，比你差还是比你好，你都要服从他，这是组织原则规定的。三要治“庸”。现在不少干部信奉“平平庸庸就是真”，思想庸俗，自私自利，大错误不犯，小错误不断。要教育引导干部克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思想，可以有平凡的心态，不能有平庸的表现，现在最怕的就是“庸官”不犯错误，要他腾位置又腾不出来，干事又干不了。四要治“浮”。现在有不少干部作风浮躁，好大喜功，急于求成，为名利静不下心，坐不下凳，甚至睡不好觉；有的干部尽讲假话，过去在酒桌上是酒逢知已千杯少，现在是酒逢千杯知已少；不讲真话，认为说假话早晚要倒霉，说真话立马要倒霉；搞浮报虚夸，弄虚作假，官出数字，数字出官。这种浮躁的作风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党内风气、进而影响到了我们的政风。因此，我们要防止作风漂浮，欺上瞒下，浮光掠影，马马虎虎，粗枝大叶，养成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良好风气；要纠正工作软弱无力，纪律涣散的不良顷向，树立敢想敢干、敢于负责、敢于担当的形象。我认为，宁肯你不做，也不愿你说假话；宁肯少做，也不愿搞形式主义。五要治“贪”。现在有的干部一边提拔，一边就被抓；有的干部组织部刚请来任前谈话，不久纪委就叫去双规。广东省纪委书记朱明国说：我们的干部“倒在高楼下，摔在批地上，死在路桥边，垮在买卖关，毁在红包中，烂在色情里”。河南省三个交通厅长就连续“前腐后继”。损害了党的事业，也毁了个人的前途。这些深刻的教训，很值得我们反思。现在很多因素导致社会没有安全感，没有诚信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党员、干部诚信度不高。“公安管坏人，城管管穷人，工商管富人，”但都没有管住。有些干部腐败手段不断“翻新”，个别干部甚至是实行“当官股份制”，搞钱权交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由于干部腐败，导致整个社会的安全感缺少。比如说，“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甚么,心里没数”。所以，各级领导干部一定不要“贪婪”。有欲望情有可原，但是有“贪婪”就情不可原了。人生出来的时候。两只手是攥紧的,什么都想要，人死了之后，两手平平的，什么都没有带走。所以，古罗马帝国的国王死后，要求在棺材上留两个孔，把手放到外面，就是告诫各级官员，我虽贵为皇上，我死后同样什么也不能带走。
三、从社会层面上讲，作为一个社会人，要始终做到讲勤奋、重品行
讲勤奋，就是勤勤恳恳的做事
我国一直有勤奋兴业、勤俭持家的优良传统。勤劳是一个社会人应该有的优良品德之一。要实现“富民强市，振兴衡阳”，我们每个领导干部一定要勇于担当，致力兴业，把干事创业作为一种使命、一种追求，努力带领全市人民求真务实、真抓实干。
一要有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荀子说：“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敬业与否，首看精神。敬业精神可以由竞争压力产生，也可以由内在动力激发。如果把职位当作一种责任，把岗位当作履行责任的舞台，自然就会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如果把它仅仅作为谋生的手段，就会斤斤计较，一旦个人欲望得不到满足，做起事来就会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敷衍应付。人生的历史是靠做事来记录的，没有做事记录的历史，是空洞苍白的历史。有些同志在一个岗位干久了，容易产生厌倦感，总想换个岗位、换个环境，这是人之常情。但无论哪个岗位，总得有人去干；无论哪个职业，都有它的价值所在。我想，既然组织把我们放在这个岗位，提供了这个舞台，就要更多一份角色意识、使命意识、责任意识，忠于职守，为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民族的事业、人类的事业奉献自己应有的心血，实现人生价值。
二要有争创一流的进取意识。一位哲人讲过：伟大的动力产生于伟大的目标。只有确立了工作的高标准，才会有工作的高起点，才会有工作的新突破。要想在事业不断进步，就必须牢固树立争创一流的工作理念，有“植一颗树成一片荫，种一排树成一片林”的追求。高标准做事，可以出精品；低标准干事，只能出粗品，或出次品。有些同志讲，现在做事钱少困难多。这也是实情。但是作为领导干部，人民把我们放在这个位置上，就是要我们克服困难，解决问题的，不是要我们来诉苦、求援的。老百姓为什么让我们当领导干部？我们都要深思。郑板桥的“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这首诗最好的表现了干事的意志。有了这种意志，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我们的争一流的目标何愁不能实现？
三要有建功立业的价值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是历来为官的主流追求。“大丈夫有三不朽，立功、立德、立言”，讲的是建功立业的远大志向；“丰功伟绩”、“名垂青史”、“千秋功业”等不少成语典故，彰显了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等民间俗语，也是鼓励为官者要造福百姓，谋取政绩。所有的谚语、俗语、成语典故都希望我们不管哪个朝代的官员，都能够为某个地方做出自己的贡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每一代官员都有每一代官员的历史责任，都为作出了巨大贡献。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争取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以邓小平为首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推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让中国走向了繁荣富强之路；以江泽民为首的第三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迈向了和谐社会之路；一代共产党员有一代共产党的事业，一代官员也应该有一代官员的追求。这种追求不是贪诈索要、弄虚作假、自我标榜，而是要百姓能够体验到、享受到。如果老百姓不喜欢、不满意、不赞成，一切都是徒劳的。海尔集团张瑞敏说：“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就是不简单，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就是不平凡。”大家作为领导干部，不能因为岗位平凡而自甘平庸、因工作平淡而不思进取，一定要把岗位看作是实现个人价值、为民建功立业的舞台，以实实在在的工作、实实在在的政绩，赢得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重品行，就是堂堂正正做人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注重以吏为师，老百姓对官员的人品特别看重，这是因为，官员的品行直接反映官场的风气，是政治是否清明的风向标。在古代，为官高人一等，统治者要求官员人品也必须要高人一等，这是因为“天道本无常，惟有德者居之”。一般说来，一些领导干部走上腐败犯罪道路，问题不是出在工作能力上，而是出在品德上。司马光提醒我们：“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余而德不足。”从大量的案例来看，走上了犯罪道路的领导干部，都是在品行方面出了问题。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道德常常能填补智慧的缺陷，而智慧永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陷。”1960年，陈毅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空军飞行员，如果开不好飞机，那总不好吧；然而，飞机开得再好，开到敌人那边去了，反过来打自己的国家，那就更糟了。这段深入浅出的话告诉我们，无才能固然不好，无品行就更不好，才高而缺德就是灾难。因此，做人应先于做事，品性应重于灵性。作为党的领导干部，我们要高度重视品行问题，致力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
首先，要修炼政治品德。就是要坚持原则、坚持程序。有独立思考的品格，敢冒风险的风范，大刀阔斧的气魄，力排众议的胆量；自觉摒弃好人主义，抛弃私人杂念，实事求是，以诚相见，讲实在话，讲内心话。“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狠笔”是御史的境界，“无假无私，刚正不阿”是官员包拯和海瑞的境界，“文死谏，武死战”是封建官员的境界；领导干部作为普通党员干部的标杆，一言一行都代表组织，更要有一种境界，不信邪，不怕得罪人，始终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欺诈于人”；自觉培育无私无假无畏的作风，一切按政策行、按规定办、按要求做，始终做到在是非面前不偏向，在压力面前不低头，在丑恶面前不姑息。其次，要永葆人性之善。“人之初，性本善”。人性之善要常修，扶贫济困、真诚待人、助人为乐是最基本的，难就难在理解他人、包容他人。理解、包容不但是一种处世的方法，也是一种处世的智慧。大家在一起工作，都是一种缘份。珍惜这种缘份，就要多一份包容和理解，少一份抱怨，在理解包容的过程中升华自身的人格。在工作中，也许你的领导不是你很佩服的领导者，但他是你现实的领导；也许你的同事不是你看起来很舒服的同事，但是他是你现实的同事，也许你的下属不是你喜欢的下属，但他是你现实的下属。斤斤计较，不仅影响团结，而且破坏情绪。大家既然走到一起，就是一个整体，一个团队，就一定要维护这个团队的整体形象，一定要发扬团队的精神，紧密围绕共同的事业和目标，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在充分沟通、交流、对话中统筹“不同”中的个性，达成共识，形成合力。再次，要提升自身品位。有些同志有地位没品位，有“包装”没武装，有文凭没水平，有学历没能力，有思维没思想。在他们眼中，文化就是如何充分有效地运用一切糟粕文化、官场潜规则，来谋求升官发财；品位就是追求吃喝玩乐，灯红酒绿，纸醉金迷。低级庸俗的生活作风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突破口，震惊中外的厦门远华案的主犯赖昌星就说过：“我不怕领导官有多大，只怕他没爱好。” 从我市来看，我们干部的层次还不够高，从政治理念，到工作决策，到思维思路，到接人待物，到社会生活，都还有待于提高，有的有点“匪气”，有的有点“官气”，有的有点“霸气”。因此，在当前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物欲横流、心浮气躁的形势下，领导干部尤其需要培养健康向上的生活品位。象毛泽东扣人心弦的演讲，独具风格的书法艺术，脍灸人口的诗词作品，周恩来的观赏海棠之雅兴，陈毅、叶剑英对诗词格律的造诣，这些高尚的兴趣爱好，都充分折射了一代伟人的深厚的文化底蕴和闪光的人格魅力。我们要善于从中国五千年和衡阳两千多年的优秀文化中，吸取丰富的“营养”，反省自己，洗涤灵魂，做一个心理健康、心态积极的人，做一个政治上、生活上都有品位的人。
最后我把自己涂鸦的一首诗送给大家，作为结束语，与大家共勉：
衡阳雁
千里南岳万里雁，
临蒸切莫叹无为。
回雁阁前躇踌者，
七十二峰从头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