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观察第493期：聚焦三农：悲喜堪忧的中国新农村建设

一、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初衷与实质

　　
　　基本上来看，东部比西部要快速全面，而以我们的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来估量投入性与回收性却没有量力而行。不论是拥用雄厚的财政支出和经济水准，还是靠外来吸引资金与中央财政拨款，由于“三农”自身的独特差异与个别官员好大喜功都已令建设进程深陷泥潭，难以自拔。因为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平民百姓思想都还没有完全解放，国人的劣根性仍普遍存在着，官员们在骨子里仍残留着封建等级特权，欺上瞒下，唯我独尊。村民们的血液里仍流动着奴性与小农思想，眼光浅短，自私狭隘。这二者都常常为眼前的蝇头小利劳碌奔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往往得不偿失。正是这种思想的指导与禁锢，使得新农村建设出现了种种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点新农村建设规划真的都符合所有乡镇吗？早在1999年北京大学的林毅夫教授提出理论“新农村运动”就已阐述了实践调验与统筹规划，但具体的实施还得根据地区的文化差异与经济政治综合考虑来完成。但现在的规划却已背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野蛮残暴地把环境破坏掉，既而再种植几棵树以标新立异地曰“改造环境，利国利民”。更有的地方把居民楼规划在工厂旁边，这样的工厂多是些污染比较严重的私企，笔者想问下这样以厂为伴的家能适合人类居住吗？对于“万人村”类型的新农村规划，笔者是极力反对的，不知道各个的地方政府和设计者看惯了发达国家的“群聚”家村建设，对本地也要照本宣科地复制过来是愚蠢至极，且不论各个地方的经济差异和文化差异，单就对于个人与公共的空间分化上就有很大的不足。
　　
　　第二点就是土地所有权真的归农民所有吗？现今日益严重的农民土地流失，这个问题早在二年前就在大会上讨论过，现在已过去了二年，抬望眼，四处观看，脚下的土地成了什么样子了？归属权都落到了什么人手里了？曾记得当年中央政府取消农业税后的喜悦，但此刻笔者真的欲哭无泪了，因为手里的土地已占用的占用，收回的收回，虽然每年也可以领些补助，但对于日益高涨的物价只能是杯水车薪。资本的下乡已渐渐地压榨到了每一位农民身上，因为以前自己都会在自家的宅基地上盖房，只要有土地证这片地就会代代相传，但现在地方基层政府统一地为农民盖好房子，按照原来的房子面积来折合新楼房的面积，然后再差价补上几万块钱。最重要的是有些地方政府根本没有充足的资金来建设，只能借用民间资本来完成第一步，但是这种资本下乡不会是慈善家的慷慨，追求利益是每一个商人的嗜好，所以这样不免就会造成与农民争夺利益。中国的居住土地使用权为70年，这样算来农民们都去住了楼房，那么以后子子孙孙都要挤在筒子楼里，等70年后便要像现在城市里的人群一样开始贷款买房了，50年以后如果中国楼市不崩盘，那么新生代的房奴将会出现，这个房奴便是农民。
　　
　　第三点是中国农村的城镇化真的来了吗？从现在的表面上看城镇扩大化一定会到来的，那时中产阶层将会占总人口的最大比例。但事实真的会这样吗？先来看一下农村向城市化靠拢这个过程，先把农村集中规划建设，耕地面积的相连，土地所值的缩小，农民不再以种地为生，职业的快速转换会令传统的工具与思想扔掉。这就好像是把一群经常露宿桥下的乞丐突然有一天全部赶到了星级宾馆，而所有的吃喝拉撒开销还得让他们自己承担。中国目前想要真正的实现乡村城镇化可谓是任道重远，不是只争朝夕的盲目建设就能完成的，这个还得在于“天地人和”才行。
　　
　　最后一点就是关于乡村文化的磨灭消逝。新农村建设能否继承发扬乡村的传统文化还得再行商榷，但是从个别的地方建设上来看，乡村文化已荡然无存，相反与城镇的矛盾冲突更加激烈。现在有很多人片面地把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当成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与残砖烂瓦的茅舍老屋，只注重眼前的虚假繁荣，把潜在的相关问题扼杀掩盖，但结果往往适得其反。看一看近二年的拆迁运动和圈地运动造就了多少的流血死亡事件，而我们有关部门连反省都懒得思考了，大张旗鼓地与人民唱反调。乡村，承载着多少人的梦想与智慧，纯洁与朴实，这么美好的东西难道能被钢筋混凝土包裹得住么？能被某些虚伪浮躁的利益风气污染吗？三、东方大国的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与大洋彼岸美国的人文新农村

　　
　　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在2006年“关注三农”的开班式上指出了我国现在进行新农村建设具备的条件：总体上讲我们已经进入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解决好三农问题仅靠农业和农村内部的力量和资源是不够的，牢固树立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当时就有一些专家在这个问题上进行实地调研时注意到，在取消农业税后，一些地方以财力不足为由，在投入农村建设上积极性不够。
　　
　　中国的典型就属华西村，南街村，小岗村，都是率先进入了集体经济的领军村落，也在表面上让全国的9亿多农民看到了未来生活的希望，但是这三个村子的实质已远不是今天各地终要的宏伟蓝图，因为它们早已完成了村子向工厂化流水线的转型，按人口比例、生产方式、生产结构等都已不再是农村的范畴，倒是一个个被“村”环绕着的工业园。这样的公司式的工业园不可能是绝大多数中国农村与农民一定要追寻的生活、生产方式。而这三个新型村子就是中央与省里大力扶持的“蛋糕”典型，让刚解决温保的农民看到这种大而美丽的“蛋糕”比馒头窝窝好吃好看。就如改革开放树立的特区深圳一样，二十多年过去了也只有深圳算是开放城市的半个佼佼者。
　　
　　目前最好的解决方式就是因地制宜，科学发展建设。但是农村直接参与性积极不够，一些基层干部更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在位时只注重表面的政绩，日后一旦升迁就撒手不管。下任领导更不会理会照顾上任官员的烂摊子。如何调动农民积极参与新农村建设运动中来，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叶敬忠曾经说过“他们集体失语了。他们缺少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本来这台大戏他们是主角。”农民才是这场轰轰烈烈建设中的主力军与主角，但是无论中央怎样重审与发话，基层官员都是盲目地违规操作，一味地不切实际地追求形象化，毫无顾及农民的意愿，甚至个别地区上演着强拆房屋，强征耕地的恶劣现象。
　　
　　以大洋彼岸的美国相比，我们更是凸显出了良莠不齐，落后盲目的严重现象。美国的新农村建设模式，在2010年农民只占总人口的2%，但有15%的人为农业生产服务。美国是发达的工业国家，常年务农的仅占人口总数的2%。但美国始终重视农村和农业的发展。如果说中国和美国有差距的话，最大最明显的差距是在农村。美国农村家家户户都有汽车，十分方便。
　　
　　以南都记者最新调查的手记为例，美国的新农村建设是以“加工在农场里进行，分工由专业公司承担，服务是农业部成主角，发展由政府发挥引导作用，最终方向让农民与都市携手”。“在美国，并不单纯提倡“城市化”，也不鼓励农民放弃土地耕种转向工业生产。而是根据市场运作规律，积极发展都市农业。这种美式农村模式已成熟并得到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认可，也超越了中国单一的“口号”型大运动。美国都市农业生产一般在都市农业园区内进行，这是一种农场与城市社区联合互助的组织形式，通过政府部门的协调，在农产品的生产与消费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参与城市农业生产的居民，与农庄主或种植者共同分担生产成本、风险及盈利，农业园区努力为市民提供安全、新鲜、高品质且低于市场零售价的农产品，也为农民提供了固定的销售渠道，做到双方互利。
　　
　　这些已通过长时间检验获得的优良成果绝非像部分中国的基层政府以牺牲最底层群体来支承庞大的财政开销，这些额外的开销大半都是浪费掉与进入个人腰包。但是就中国的新农村建设问题很多学者都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算数地表态：建设新农村，避免重复西方工业化道路，走一条中国特色的可持续性的发展模式。
　　
　　当然了由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艺的发展方向一直走着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作为其一小部分的新农村建设也只能随大流，不可能重复现有的美国农村模式来生搬硬套。四、农民上楼与圈地运动

　　
　　四下里忙碌的人们也许真的不知道这场遍及全国的新农村建设现已如火如荼在广大的农村里进行着。城市里的人也许忙碌着为了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努力着，但农村人却是为了保护着自己的小院维权着。笔者本身是一位农民家庭出身，现在仍是居住在农村。而就在我们的村子进行规划时，乡里的政策就是建设楼房，家家户户上楼，一起奔小康。但是新农村并不只是免费的，要根据现在的家庭宅基地折价来补偿，然后再自己添钱买政府的有年限的楼房。
　　
　　在2010年网易新闻里读到了一篇专题报道《农民上楼：一场农民完败的“圈地运动”》，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看，中国无不是按着英美工业革命时期前后的“圈地运动”摸着石头过河。当年羊吃人与累累白骨的印第安人式的血泪将要发生在这个古老的文明东方国度里，房吃人已不是谎言，那林立的楼房便是证据；耕地闲置再不是解决温饱，那物价的高涨便是账单。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主观臆断，带有野蛮暴力的中国式折迁，已赶鸭子上架把农民统统赶上钢筋混凝土中，不得不说是一种失明的决策，更是一种彻底颠覆中华传统文明的阴谋。
　　
　　目前中国农村的传统生活还是基本上延续着历史的方向进行着，以地养生，虽然日出而作，日出而息已有所改变，但是由于中国特有的户口政策，不得不说还是处于农村里的。正是农村人民的兴与衰决定着历史文明与国家的繁荣昌盛，无可否认这将有着必然的联系。过去，中国没有正式进入工业化国家，也从未发生过大的工业革命，而每次在历史的特殊时期无不是利用广大农民同胞的团结来推动历史的演变与前进。但现在却要逆市倒流，随着中国的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与城镇化建设的政策实施而改变了，这有着大跃进式的不切实际，仍凭着意想天开而把衣食父母们赶向半空中。而这样的政策自2005年实施以来，农村的面貌确有改观，但是这种改观只是表面的泡沫现象，一旦泡沫消失，仍是死水一潭。
　　
　　值得庆幸的是，在2010年11月10日国务院专门为农民集体上楼开展了会议，强调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先不管这是不是空头支票，但是足以说明这种带有巨大风险的拿农民当作实践行径的决策是不明智的。而下面的地方政府估计也能收敛些，但是由于政绩的诱惑，这种集体上楼的行为会在不久的将来发生在你我身边。　　　　　
　　

　　夜静更深时，有多少农民子弟躺在城市的出租房内望着窗外的万家灯火难以入眠，忧心于现实的无可奈何与梦想的遥远无期。悲喜堪忧的中国新农村建设，几家欢乐几家愁。在今天如火如荼的大建设中，我们的官员干部能保持住为人民着想为乡村着想的决心吗？摒除掉表面业绩与眼前利益去留住精华吗？谁人能知道每一处推倒的房子下必须再浪费多少金钱与精力恢复重建？谁人能关怀每一片推平的耕地必须要经历多少年头才能恢复这种生态平衡？这样的问题也许真的等到凸显出它的锋芒来才会有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