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池清淤施工方案:儒家生命哲学与当代生命教育的价值重构

内容提要
目前，我国大陆青少年对生命的漠视和贬值，是因为我们传统教育的工具化导致了生命价值体系的缺失，道德人格培育体系的缺失，生命意义认知体系的缺失和生死问题教育体系的缺失。而作为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儒家哲学被边缘化，正是这些“缺失”的历史根源。儒家哲学从根本上说，就是生命哲学。它是对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反思；它确立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体系，甚至把生命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它对生命价值的把握是一种直截了“悟”。儒家生命哲学的核心理念是“仁”，仁者爱人，具体表现在如何处理天人关系、群己关系和身心关系上；儒家生命哲学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些都是当代生命教育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
关键词：　儒家　生命哲学　生命教育　价值重构

　　　　　　　　　　　　
一、我国传统教育的价值取向存在问题

大陆的生命教育是贫乏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是近几年才在部分省市局部开展了生命教育活动。
我国有3000万青少年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每年至少有25万人因心理问题而丧失生命，自杀成为青少年人群的头号死因。专家表示，部分青少年面对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是主要原因。
去年10月10日的《青年报》公布了上海市儿科医院与上海教科院普教所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在上海市8个区2500多名中小学生中，竟有5.85％的孩子曾有过自杀计划，其中自杀未遂者达到1.71％，有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其中曾认真考虑过该想法的人数也达到15.23％。但绝大多数的父母却对此一无所知。
每年至少有25万人因挫折的承受能力较差而丧失生命，24.39％的中小学生曾有“活着不如死了好”的想法，在这一个个数字面前，我们不仅要反问孩子怎么了，我们更要反思我们的教育怎么了。
从国家禁毒委了解到，截至2006年年底，我国现有吸毒人员已达97.7万名，35岁以下的青少年占到了70%。
1月17日，三名15岁青梅竹马女学生，分别因玩暗恋及学业压力烦恼，对生命感到灰暗，周末相约散心，在度假屋烧烤互诉心曲时，互嘲是“悲情灰姑娘”，其中一人即兴提出自杀，另两女“义气”陪死，三人写下遗书，16日先服药后烧炭中毒，准备手牵手共赴黄泉，危急关头被女屋主发现，制止三命惨案。度假险变“死亡约会”。
关于青少年漠视生命的问题，目前已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命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青少年不把生命当回事，草率处理自己神圣的生命，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他们急需拥有正确的“生命观”，家长和老师就必须采取科学的“生命教育”方式，尤其要加强传统文化中有关生命的人文精神灌输。要把“生命最为可贵”这样的儒家思想丰厚孩子的生命底蕴，培养他们正确的生命价值观。不能让他们形成一有问题就自杀，甚至“义气”陪死的苍白人生。
综观当今的教育，工具性价值已成为教育的主导价值取向。追求教育的工具性和功利性，忽视教育的生命发展本质，是我国当前教育价值取向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具体表现为物化教育对象和追求方法的科学性两个方面。
1、物化教育对象，就是忽视教育对象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存在，而把教育对象当作培训的工具，把教育教学看成获取功利的手段。学生的一切生命发展的最终结果浓缩为考卷上的分数，学校教育的一切教育成果聚焦成升学的比率和考取重点学校的人数。而学生考卷上的红色数字，也变成了教师养家糊口的资本和存在价值的体现，升学率和考取重点学校的人数，也成了学校社会地位和存在价值的象征。
2、追求教育的科学性，是现代教育最大的悲哀。一系列量化指标和既定程序，把人的生命发展，人为地变成了各种数字游戏。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变成了预定的程序工具。德国哲学家阿尔多诺和哈贝马斯曾说：“量化的和可在技术上应用的知识的巨大堆积，如果缺乏反思的解救力量，那将只是毒药而已。”（莫兰.复杂思想——自觉的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页）现代教育在科学性的追求上已经敲响了警钟。
3、传统的儒家“重生轻死”、“生命最贵”等重要人文精神，在现代教育中严重缺位。
我国学校教育长期忽视人文精神教育，尤其是儒家的人文思想教育在现有教学体系中严重缺位，它造成的最大恶果，就是在我们引以为豪的教育成果——“好学生”们的身上体现出来的对生命的忽视和漠视。自伤、自残、自杀和杀人以及对处于危急状态中的生命的漠视，在今天的青少年身上已经是很普遍的现象了。这不能不引起我们对教育的深刻反思。
总之，现实的悲剧使我感觉到，现在青少年对生命的漠视和贬值，是因为我们的教育缺失了生命价值体系，缺失了道德人格的培育体系，缺失了生命意义的认知体系，缺失了对生死问题的教育体系。而这些问题的前提就是生命价值体系的严重缺位。因为没有了生命价值的认知，就没有了生存的信念，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没有了存在的尊严。

二、儒家生命哲学就是生命的反思

现在有一种提法，中国的文化正在复兴。中国文化的复兴是否意味着儒家文化的复兴呢？我认为，需要我们的专家学者，特别是儒学专家学者共同努力。现在，儒家文化在大陆被边缘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儒家文化恰恰又是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一个伟大的民族废弃自己的优秀文化遗产是不可思议的。儒家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一个主流的角色。今天海峡两岸，除了几场讨论会，一些学者的呼吁外，我们几乎摸不到儒家跳动的脉搏。因此，我主张当代的生命教育应该在优秀文化遗产中寻找资源，寻找我们生命的“根”。
何谓“生命哲学”？最狭义的生命哲学，所指的当然是西方二十世纪以狄尔泰、柏格森为代表的哲学流派，以至包括以叔本华、尼采为代表的意志主义，乃至于以海德格尔、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但广义的理解，凡有以下特征的都属生命哲学：第一，这种哲学首先必须是对人的生命存在或者生存问题的反思；第二，这种哲学必须确立人的生命存在的价值，甚至把生命提升为宇宙世界的本原和本质；第三，要把握这种生命的价值，所最需要的不是理智，而是一种直截了“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哲学乃是一种典型的生命哲学。
中国哲学就是生命哲学，近代学者如方东美，牟宗三教授都有明文强调。中国的生命哲学不是像现代欧州哲学以生命意识为研究的对象，而是指中国哲学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一个生命的存续与开展。中国的生命哲学包含了万物的躯体生命（身），以及精神性灵的生命（心）。
中国哲学在对宇宙生成、世界本体以及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与个体生命的意象性和规定性的探讨中表现出看中生命、执着生命的主体精神和思辨水平，从哲学功能和目的论的角度看，中国哲学就是人的哲学，它强调伦理实践，但也不乏形而上学的思辨，它对人的行为作过许多规定，但它更看重人的生命本身。
以生为本体的思想，是中国哲学的鲜明特征。在殷代的卜辞中已经发现了生、死两个字，记录了殷商时期人们对生命的认识。而许慎《说文解字》解释生为“生，进也。象草木生出土上。”也就是说生的字型象草木生长之形。但从甲骨文和西周金文来看，上部象草木之形，而下部从一，象土地之形，生之意即由此二部会意而成，而非象形字。可以认为，生的造字初文为会意字，取意于草木由地下生长出，也就是生的初义。这一最初本义，在先秦古籍中尚有记录，如《小雅·信南》：“生我百谷。”而由草木的发生引申开去，泛指一切事件的产生，由此更衍生出许多相关词义。殷商卜辞，金文及先秦古籍记录的生字词义，多为其引申义，并间接逐渐导引出人类生命现象的认识。
而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重生，将生命视为天地自然本体的思想。这一深厚久远的生命意识与生命意志，在漫长的思想文化演进中，逐渐上升为理性时代的抽象的理论概括，形成了中国哲学思想中“生之为性”这一重要命题。
中国哲学的生命反思落实于整个儒家哲学，是在三个层面上展开的：

其一，天人关系问题：“天地之大德曰生”
儒学的核心问题是天人关糸问题，这一问题包括四个方面：人是从哪里来的?? 天地生人；天道决定人道，人应与天地合其德：天人合一。这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至今仍有生命力；人与禽兽之别，中国文化提倡人的道德自觉。这一点现在仍有现实意义；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
天人关系是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它的最深刻的涵义之一，就是承认人和自然界具有同样的生命意义，具有内在的价值。换句话说，自然界是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而且是人类价值之源。正因为如此，所谓“究天人之际”的问题才成为中国哲学不断探讨、不断发展的根本问题。
作为儒家创始人孔子，从一开始便对天有一种很深的敬意，但他并不认为天就是神。从孔子（老子更不用说）开始，天已经从宗教神学的上帝转变成具有生命意义和伦理价值的自然界。这正是孔子之所以为孔子，儒家之所以为儒家者。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篇》）这里所说的天，就是自然界。四时运行，万物生长，这是天的基本功能，其中“生”字，明确肯定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这决不能仅仅理解为生物学上所说的生。天之“生”与人的生命及其意义是密切相关的，人应当像天那样对待生命，对待一切事物。孔子心目中的圣人是尧、舜，他认为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法天而行，“唯天为大，唯舜则之。”（《论语·泰伯篇》），他所说的“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有美学上的情感体验，又有伦理学上的自然关怀。把自然界的山、水和仁、智这种德性联系起来，决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比附，而是人的生命存在的需要。总之，从孔子思想中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对天即自然界有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与热爱，因为人的生命与自然界是不能分开的。
荀子提倡“改造自然”，他提出了“天人相分”的命题，使“制天命而用之”具有积极意义。荀子同时又提出“礼有三本”的学说，却是充满人文主义精神的。所谓“三本”，是指“生之本”、“类之本”、“治之本”，其中第一“本”即“生之本”，就是天地即自然界。“天地者，生之本也。”（《荀子·礼论篇》）荀子所说的天，自然之天，他认为，自然之天正是人类生命的真正根源，因而也是“礼”即社会文明的根源。荀子和其他思想家一样，主张天地之间“人为贵”，提倡人的本体性。他认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只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荀子·王制篇》）。天即自然界既然是“生之本”，因而是“礼之本”，当然要受到尊重，决不亚于对其他二本（指先祖，君师）之尊敬。所谓“生之本”、“生之始”（《荀子·王制篇》），就说明社会性是以自然界力最初本源的，也是具有终极性的。这一思想很值得重视。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最深层的涵义在于，作为人类生命和价值之源，它本身不仅是一生命体，是生命的流行发育过程，而且是靠人来实现的，人才是自然界生命价值的承担者、实现者。孔子说：“天生德于予。”《易系辞传》说：“天地之大德日生。”儒家思想中“天地之大德曰生”和汉代扬雄的“天地之所贵曰生”二语可以说是道尽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与哲学理论的本体观念、道德学说、价值体系的精髓与特征。“性者，生之质”（《孝经》），人与天地万物均以生为本，天地的根本精神，天地的大法，也便在于不断化生生命，生生不已。创造生命构成了天地宇宙的最崇高的德行、品格。在儒家看来，这个生的意义，不仅是指自然生命，而且更重要的是从自然生命中所超升出来的文化特征与精神品格。
儒家认为，万物是相依相存的，是同属宇宙生命的整体，是一体相通的，本无所谓内外、物我之别。孟子的“仁民而爱物”，张载的“民吾同胞物吾与”，都把人与物联系起来，突显人的德性主体。因为只有人才能自觉到这一点，也才能够作到这一点。按照“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学说，人与万物不仅是平等的，而且是一个生命整体，万物就如同自家身体一样，不可缺少，更不可损害；朱熹和王阳明都说过“天地万物本吾一体”的话，即是视万物为吾人身体的一部分。
儒家特别是宋明儒家都有一种普遍的生命关怀，有一种普遍的宇宙关怀，他们对于自然界的万物充满了爱；因为万物与自家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周敦颐“窗前草不除”，人问其故，他说：“与自家意思一般。”因为窗前草体现了自然界的“生意”。张载喜欢“闻驴鸣”，因为它体现了自然界的生命和谐。程颢说，“万物生意最可观”，“鸢飞鱼跃，活泼泼地。”因为这些都表现了生命的意义。
儒家提倡“成己成物”之学。只有“成己”，才能“成物”。“成己”就是“修己”，一个有“仁”性的人，有“仁”的境界的人。“成物”，不仅是指有生命之物，而且包括无生命之物，因为所有的物，都是宇宙生命的组成部分。《中庸》说，“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也是“成己成物”的意思。“尽其性”就是尽自己的诚性、仁性。以诚待人，将心比心，就能尽人之性。尽人之性还不够，还必须尽物之性。物不仅有性，而且有与人相通之处，这就是天道之“诚”，生生之“仁”。只有尽物之性，才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参”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说法，即人完成自然界所赋予的使命。这一学说到后来就被“心”的学说取代了。　

其二、群己关系问题：“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群己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即群体生命与个体生命问题。儒、道两家都将《周易》奉为经典，因为他们两家都是中国生命哲学。但是他们关怀的重心不同。 儒家关怀群体生存，而道家关怀个体自由。
孔子主张“爱人”、“务民之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为此，他最重“礼”，因为所谓“礼”，也就是群体生存结构在社会规范上的体现，犹今所谓“游戏规则”，其实乃是群体的生存规则。合乎“礼”是社会的理想境界，而作为“礼”的内化的“仁”则是心灵的理想境界。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仁政及社会分工的探讨，荀子的王制思想和对“群”、“分”的探讨，都是试图寻求建立一种合理的群体生存结构，也还是作为社会理想境界的“礼”；而孟子的论“心”和荀子的论“学”，作为心性修养，则是心灵理想境界的建构。“礼”是群体生存的保障，君臣、父子等等人伦政治关系，无非阴阳结构。但是“礼”所强调的是阴阳之“分”，而不是阴阳之“合”，此即所谓“礼以别异，乐以和同”。所以儒家在重“礼”的同时，又重“乐”。乐者，和也。儒家文化，大致就是“礼乐”文化，这本身也还是一种阴阳结构。儒家的社会理想境界是“大同”，“大同”更哲学地讲也就是“太和”。“太和”作为群体生存的最佳状态是社会的理想境界，而作为心性修养的最佳状态则是儒者个人的心灵的理想境界。

其三，身心关系问题：生命的存在与超越
中国哲学的身心关系问题，究其实质，也就是生命的存在与超越问题。生命的存在总表现为肉体的存在，而生命的超越则总是精神的超越。肉体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人总是希求克服生命的有限，追求生命的无限，因而人总是要追求超越的，亦即将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某种无限的存在之中。这种超越性，正是哲学的宗教性的维度。所以，哲学尽管不是宗教，但是具有宗教精神，儒、道两家均是如此。
儒家之追求生命的超越，是诉诸群体。这是因为，个人肉体生命总是速朽的，然而群体生存则是不朽的。所以，儒家讲“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就是在群体存在的无限中追求个体生命的不朽。这种不朽是存在于群体的言说之中的，故儒家重“立言”，孔子所谓“言而不文，行之不远”，通过“言”而行之久远即是不朽。“有德者必有言”（孔子语），也可以说有功者必有言；而“立言”乃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四部丛刊》影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五十二）。此外，儒家还讲“杀身成仁”（孔子）、“舍生取义”（孟子），这其实都是将个体有限的生命融入生生不息的群体无限的生命之中，因为“仁”“义”的本质正是保障群体生存的条件，因而也就成为儒家追求的最高心灵境界。

　　　　　　三、　儒家哲学的生命价值体系

儒家哲学对生命价值体系的构建，源自孔子。两千五百多年来，其当然内容非常丰富，不过我们以孔子为主，把握它的主流。尤其是儒家生命哲学，孔子的价值理念已奠定了整个构架的基础，以后的发展，最多添枝添叶，甚至有时候枝出，而削弱了整体生命的力量。
在德性方面，儒家传统很明显地突出两个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忠恕之道。在这个前提下，孔子也讲了五大价值原则：

一是“仁”。仁就是“不忍”，是“人溺己溺”，是“恻隐”，是同情，也就是说爱要跟他具体的人生经验配合起来。

二“义”。二千多年来，儒家都以仁义道德为个人修身的至德要道。所谓利，是指人的生活养命之源，亦是指满足实际生活利益所需。利有公私之分。孔子说：“君子义以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即用义为作人做事的根本，用礼实行，用诚信来完成。这才是真君子。又云：“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义是立身之本，是行为的最高标准。凡事合于义则做，不合于义则不做。
孔子以义与利相对照，他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又说：“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这说明孔子按照利益的原则行事，注意力在义不在利上。孟子继承孔子的观点和大力发挥，成为儒家义利之辨的代表人物。孟子曾对梁惠王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在表面看，好像孟子排斥利。然而，在孟子的王道政治中，他要求君王“为民制产”“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同时又要求君王“吊民代罪”，推恩以“保四海”并主张“薄其赋敛”，“去关市之征”，以利便商贾行旅，由此可见，孟子所说的“何必曰利”实质上是告知君王，推行仁政，大利于天下的黎民百姓。
儒家所主张的利，是在“仁”和“义”之道基础上的利，儒家亦重事功和民利。荀子对于儒家的义利观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正利而为谓之事，正义而为谓之行”。（《荀子、正名》）他说的“事”，即事业、事功和获利的行为；所谓“行”即德行。正利、正义之“正”解释为“正鹄”之正，乃“目标”之意。以“利”为目的而为之。谓之“事”，指农工商业等等。以“义”为目的而为之，谓之“行”是德行的实践。荀子这两句话，说得非常简明。成就德行和成就事业，儒家重道德，必然着重点在“义”的方面。如果统治者能为人民大众谋求利益，是儒家所赞成的。
真正说来儒家重义并不排斥利，而要求人们“利不背义”且坚持反对“见利而忘义”。??

三是“礼”。礼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理。很多人总是把儒家的礼，误解成“吃人的礼教”的礼。不是，儒家的礼，是各种规范制度的总称。简单地说，就是人与人之间文明相处的礼节。

四是“智”。在儒家传统里，不仅是认识论上的智，也是道德理性上的智。对任何事物要处理的很平实，智要通过礼来完成。它是理性的，但不是工具理性，而是道德理性、目的理性。

五是“信”。就是诚信和信用。
儒家最主要的五个德目是“仁义礼智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对人的发展，是一个不断扩大的同心圆。从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到人类全体。而这个同心圆的扩大，不仅是一个社会伦理学的价值，它同时也更深入。一个是“广”，一个是“深”。深的意思是说，儒家除了注重你的身体，使你身体健康，心智得以发展以外，也注重你的灵魂的纯净、精神的超越。所以，身、心、灵、神对儒家传统都非常重要。一方面是净化自己，另一方面是扩展社会功能。
这五大价值原则又可以概括为道的价值、理的价值和用的价值。

(1) 道的价值。道有天道、人道和地道之分。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形而上的“道”的地方不多，也没有着意去描写，所以子贡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虽然在《论语》中有很多“道”字，但都是从人道来说。其中有两处论道，非常重要，一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一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前者非常特殊，因为在《论语》中，除了这句话，其他地方所谈的道，几乎都是指的人道，都是属于仁义道德的范围，都是可传可闻。可是这句话却说道不易闻，岂非矛盾。其实这里所谓的“道”，乃是天道，是不易知，不易闻的，所以孔子才说得那么严重，“夕死可也”。孔子为甚么在《论语》中仅有一次的把“道”说得那么高妙不可知，可能的原因是孔子把天道推高了，使天道的不可闻，而成为无限的向上开放，使我们不必刻意去知，以免引入了许多误导的观念。孔子这样作，就是为了“人能弘道，非道弘人”的思想铺路，使人的实践，向上无限的提升，这条向上之路也就是道。
在《论语》中还有一个与道同一层次的字，就是天。天在尚书中，已有代替上帝的作用，而在周朝以后，我们用“天”字几乎就是指上帝或神明。《论语》中，孔子经常提到天，如“天何言哉”(阳货)，“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八佾)，“予所否者，天厌之”(雍也)，“吾谁欺，欺天乎”(子罕)，“天丧予”(先进)，“知我者，天乎”(宪问)，“天生德于予”(述而)，从这些“天”字来看，一方面天代表了神明，代表了至高无上的理性；另一方面使天和人沟通，把天纳入了人，使人之德来自于天。这种天人的连接，形成了孔子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观念，即“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知天所赋予自己的德行，这种把德行和天命的连接，使我们了解人所得自天赋的性能，而善尽这种性能，乃是我们作为人应尽的责任。

(2)理的价值。理是源自于道的，所以连而言之称为道理，否则 理和天道不能相合，便如荀子所谓“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非十二子篇)，这便是学术界的许多理论，许多学派，“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庄子语)。
孔子强调“人能弘道”，所以他所研究的理，都是人之德，都是约归在德上来说的。因此凡是《论语》中所谈到的德行都是理。不过在《论语》中，包含所有德行的一个总德，乃是孔子强调的“仁”字。这个“仁”，一方面扣紧了道与天，一方面又存于实用与实践，正是儒家的整体生命哲学在理论上的一个枢纽。

(3)用的价值。本来谈到“用”字，都会强调物质的利用。如尚书的“利用厚生”，易传的“开物成务”。不过在儒家的生命哲学里，我们仅就精神生命之用而言，特别强调“成人”，是指完成人性，提升生命。张横渠说：“爲生民立命”，这个“命”包括了肉体的生命和精神的生命。而儒家的“立命”却是由肉体生命的维系，去建立精神生命的意义。这也就是孔子先讲“足食”，最后更强调“足信”的道理。儒家重视人民的生活，对物质的开发以民生为主，是使百姓丰衣足食，但最高的理想是在物质和精神方面要求平衡，甚至精神生活还要高过物质生活。可是今天西方科学对物质的发明却偏锋发展。他们对物质的追求，超过需要，由享受，迷恋，麻木，而不知所向。因此他们在物欲上的无限扩张，迫使精神的生活空间愈来愈小，以致于泡沫化，虚无化。这是整体生命在用上的被窒息。今天我们讲儒家生命哲学，就是希望在“用”上能为今日人们精神的迷惘，错乱，提出一套解救之道。
有两段有关孔子论“成人”的对话：
“颜渊问于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达乎情性之理，通乎物类之辨；知幽明之故，睹游气之源。若此可谓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义，饬躬以礼乐。夫仁义礼乐，成人之行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说苑辨物篇)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 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前段话出于《说苑》一书，虽然没有像《论语》中所载被公认为孔子所说，但它和《易经?十翼》中孔子的思想相合。也可视为孔子与另外一派传易的门徒的思想。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段话正勾划出孔子的整体生命哲学中的天道，仁义，和成人三方面的相关性。
第二段话来自《论语》，虽然是就德性来说“成人”，但“见危授命”的命是通乎天命，“见利思义”的义是理则，“久要不忘乎平生之言”是行为上的诚信。所以“成人”，也就是整体生命在用上的实践。
“成人”说得浅显一点，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做人”。“做人”是每个人所最基本的行为要求， 这种要求当然以道德为规范。在《论语》中，孔子便以“君子”为代表。君子和圣人，仁人不同的是后两者是指道德完成的境界来说的；君子却是人人都可以有份，是就起点上，一念为善，为德，往上提昇来说的。所以君子要“知命”，须知天命；能“喻于义”，须合乎理，然后又能通乎日常生活的守信守约，慎言慎行。

　　　　　　四、当代生命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教育必须对生命进行反思，构建和谐的生命环境。正是对生命意识的反思，对生命价值的认识与领悟，形成了儒家的生命哲学。我们要在教育实践中，让青少年学会对于人的生命，人生价值进行反思，要学会对于生的礼赞、颂扬、崇敬、祈望等等，而这些正是构成儒家思想系统的重要核心与鲜明特色，我们要善于从儒家生命哲学中汲取人文营养。
比如，儒家的生命哲学更主要地体现在“和”的观念中，和，即中和。中和是指天人之间、群己之间和身心之间的普遍和谐关系，也就是强调必须消除心和物的对立，达到天人合一、情景合一、心物合一、知行合一，使得宇宙与生命、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都灌注一种和谐之美，达到一种中道、中正、中行、中节的最高境界。中和不仅是人生追求的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格修养和性情之美。

二、教育必须端正以人为本，重构生命教育的价值体系。在德性方面，儒家传统很明显地突出两个价值，一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忠恕之道。我认为依然有现实意义。在这个前提下，孔子提出的仁义礼智信五大价值原则依然值得借鉴。
我们现在许多青少年唯我独尊，目无尊长。而孝道正是儒家哲学、文化基石。儒家生命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仁，其实就是爱。从与自己最亲近的人爱起，扩展到爱全人类，就是仁。而孝，是实践仁的最重要的德目。就是说仁是孔子学说的第一范畴，而孝是仁的最重要德目。到了孟子那里，人的仁根是人的性善，儒家所理解的人，必是经验的人之本质，就是人是父母所生的，血亲之仁爱即是善根、仁根，孝、慈则是血亲之仁的第一表现，或说是最重要的德目。并且人的血亲孝慈扩展为对人的泛爱，这种泛爱表现为一种有序性就是纲常伦理。孔子、孟子在人的本质的理解上，是高度抽象概括的，又是十分经验形象的，理论思维水平不可谓不高。由于儒家文化的边缘化，而今我们的青少年完全丧失了这些思想观念，不敬天不敬人，不孝敬父母不爱同胞，只在乎自己。这是现代教育最大的失败。重构生命教育的价值体系，必须从学会感恩开始。

三、教育必须塑造人的灵魂，铸造身心健康的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是儒家生命哲学的核心,也是其出发点和归宿点。儒家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的君子型人格,其要求和特征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仁者爱人”、“泛爱众”的博爱情怀;“忠恕”的道德品格;“博施济众”、“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高尚情操和志向;“中庸”的气质和风貌;“志于道”、“志于仁”的理想和信念,等等.尽管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矛盾、弱点和缺陷,但它作为中国社会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理想人格模式,已深深地积淀在中华民族的深层心理结构之中,成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今天,儒家的理想人格学说对于我们社会主义新型理想人格的设计、培养和塑造,仍然有着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四、教育必须加大生命教育力度，提升生命的品质。积极探索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心理特点，丰富生命教育的内容与形式。生命教育的内容包括生命与性别、生命与生存、生命与生活、生命与安全、生命与尊严、生命与关怀和生命与价值等。通过对中小学生进行生命起源、性别教育、青春期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生存训练等生命发展的指导，让学生树立正确的生命观，培养对自己和他人生命珍惜和尊重的态度，增强爱心和社会责任感，使学生人格获得健全的发展。整合相关的各种专项教育内容，形成常规的生命教育体系。如生命价值体系，道德人格的培育体系，生命意义的认知体系和生死问题的教育体系。

五、结语

　　总之，我国大陆的生命教育还刚刚起步，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和青少年直接地讨论过“自杀”、“死亡”、“生命价值”这些看似敏感的话题，目前各方面反馈信息的效应都是正向的、积极的，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
“对生命最大的恐惧是恐惧本身”，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是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症的罗斯福，在与死亡不断抗争、追求生命价值过程中的一个体悟，他揭示出来自人性深处诸如“恐惧”、“逃避”、“自私”、“虚荣”之类的致命弱点。
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人生在世，说到底是为了创造幸福——首先是为自己创造幸福，再是为别人创造幸福。而为别人创造幸福，往往是自己获得最大幸福的不竭源泉。
这样就将作为个体的人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人统一起来。一个人打造生命品质，不是追求个人某方面的突破，而是人格全面发展；不是追求局部成功，而是追求生命整体的丰盈；不是只追求自我幸福，而是将这份幸福和成功，也体现在对社会的价值上。这样所弘扬的生命价值，就有了全面性。
这是一种生命的智慧，其实几千年前的儒家，就发出“我命在我不在天”的感慨，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没有把人击倒，现代社会的种种压力、困惑，却使人类表现得极端脆弱，不能不让我们反思：我们是不是越来越缺少心灵的支柱？我们的社会是不是缺少“生命教育”？
仁者爱人。有位大学生说曾经想自杀，但最终放弃了，她的理由是：“如果我死了，我的妈妈和好朋友会很难过，我不想让他们难过。”“如果你懂得尊重别人，爱你周围的人，想让他们活得快乐，你忍心自杀吗？”
学会爱自己、爱别人、爱自然，学会被爱，生命教育某种意义上就是学会爱与被爱的教育。这个世界上除了你自己抛弃自己，没有谁能将你抛弃。生命教育旨在不断发现和消除人性的弱点，是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