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戴森v6吸尘器滤芯清洗:大国崛起之路:第七章(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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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背景
从1851年起，日本国内围绕将军继承和开国的问题，统治阶级中的改革派和保守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1859年，将军继承问题解决之后，双方斗争便集中于开国问题。改革派利用19世纪50年代在国内外压力下开港通商造成的严重后果，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内反对开国的情绪，倡导攘夷排外，进行反幕活动。随着倒幕运动的发展，日本皇室的威信开始上升，因为倒幕派和幕府派都力图“挟天子以令诸侯”，以便控制皇室，利用天皇的正统名义作为政治斗争的旗帜和号令。这样，几百年来大权旁落和门庭冷落的天皇宫廷又热闹起来，成为政治中心。19世纪60年代，德川幕府的统治更加不稳，已基本丧失人心。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德川幕府旨在先发制人，掌握主动，以消除倒幕派起兵讨伐的借口，便于1867年10月14日主动提出辞去将军职位，还政于天皇，企图以形式上的退让达到保留其实权的目的。至此，统治265年的德川幕府宣告结束，天皇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天皇的朝廷原来被发送到京都的一隅，在政治上被打入冷宫，还政于天皇后，即又迁进东京故宫，行使最高权力。
日本是在内忧外患的国内外形势下，推行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民治维新的。外患是1854年，美国佩里准将率领美国舰队出现在日本海岸，甲板上大炮林立，强迫日本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开始了外国对日本的侵略。内忧是德川幕府的专制统治不得人心，导致社会矛盾尖锐，阻碍经济的发展。
2、具体内容
1868年9月8日，日本天皇睦仁举行即位仪式，并选取中国《易经》中的“圣人南面听天下，向明而治”一句，将年号改为“明治”。以天皇睦仁为首，由改革派武士掌权的明治政府，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的口号下，自上而下推行了一场大规模的维新改革运动。
1868年1月，明治天皇（1868-1911年）颁布王政复古诏书，宣布恢复天皇统治；同年3月，以天皇的名义发布了“五条誓文”：在政治方面提出“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经济方面强调振兴工商业，社会文化方面提出取消社会等级制度，吸取西方文化知识，外交方面要“破除旧来之陋习，一本天地之公道”，即放弃攘夷口号，广泛发展与别国的关系；4月又公布了“政体书”，规定了制订规章制度的主旨，强调实行三权分立。这两个重要文件的内容涉及广泛，是明治政府初期的改革纲领，同时这些改革主张也充分反映了日本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要求。
民治维新旨在破除日本的封建体制，向西方学习资本主义，使日本挤身于世界强国之列。为此，民治维新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有下面几个方面。
1、破除封建分邦割据制度，建立统一的中央国家。1871年，民治政府宣布废藩置县，打破藩界，重新划分全国政区为3府72县，从而结束了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政府。
2、取消诸侯公爵称号，废除封建特权。明治政府一律禁止根据世袭制度而享受的免税特权，取消武士阶级的特权身份，同时也废除寺院神社的各种特权。
3、破除封建贸易关系，实行国内外贸易自由。明治政府禁止各藩设立关卡，取消商人专利的同业公会，设置通商司，奖励贸易，同时在对外贸易方面，由国家垄断改为允许一般人均可自由经营，可以自由出国进行贸易。
4、废除俸禄制度，实行公债制。1876年，明治政府制订以公债代替各类俸禄的条例，共发行1.75亿日元的公债，领受者达31.5万人。
5、允许所有的人自由选择职业和自由买卖土地，改革地税。1871年，明治政府规定
允许农民自由种植农作物；1872年，宣布确认土地所有权，颁布了土地执照，并取消了原来不许农民转业的禁令，允许农民可经营工商业，一切商品可以自由买卖；1873年，颁布地税改革条例。德川幕府时期，地租以土地收获量为标准，水田纳米，旱田则交纳实物或货币。新地租改为旱田一律交纳货币。以往的地租有时视年成丰欠而适当增减，新地税规定，按5年内平均产量折合成米价，由此作为法定地价，照地价的3%征收地税，丰年不多征，荒年不减免。
6、统一币制，制订国有银行条例。明治政府还统一和保护全国汇兑业务；通过整顿伪币和劣币，统一了币制；1876年，制订了国有银行条例，三井、小野等大商业资本家和各地富豪、大地主创办了一大批拥有发行纸币权的银行，促使高利贷资本转化为银行资本，加速了货币资本化的过程。
7、颁布征兵令，建立近代常备军。1872年，明治政府颁布征兵令，旨在建立具有现役和常规役的近代常备军，由此剥夺了武士独占军人身份的特权。
（三）历史意义
1868年起推行的民治维新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这次资产阶级革命是很不彻底的。因为当时日本资产阶级的力量还非常软弱，商业资产阶级长期以来与封建势力有密切的关系；民治政府中的当权者多数是下级武士出身的一身而二任的资本家和封建地主；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思想并没有真正实行，浓厚的封建思想意识仍然普遍存在；在农村，封建生产关系还占统治地位。因此，民治维新所建立起来的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带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
关于民治维新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国内学术界存在3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一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另一种观点认为，民治维新只是封建制度的解体、资本主义社会形成时期出现的专制王权的确立，而不是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民治维新是一场改良运动，而非资产阶级革命，其主要理由是，下级武士是站在封建制度的立场要求改良的，并没有与广大农民建立联盟，资产阶级力量微弱，并没有居于领导地位，也没有在新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维新后的政权性质并没有全变，政权基础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缓慢转变。因此，民治维新是封建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让步的结果，而不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结果。
不论对民治维新的性质有什么样的不同意见，有两点是可有肯定的：一是民治政府带有浓厚的封建军事性质，这一特点使得日本日后走向侵略扩张的道路；二是民治维新是日本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一个转折点，经过这次变革，日本为其扫除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国内障碍。从国外来说，日本比较顺利地摆脱了半殖民地的状况；从国内来说，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日本工商业的发展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旧的经济基础，迅速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转变。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日本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到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在日本国民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建成了亚洲惟一的一个独立自主的近代资产阶级国家。在不到半个世纪内，日本就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差不多用了两个世纪左右的时间才完成的资产阶级近代化的进程，这在世界经济史上是少见的。
德日是二战的战败国。由于侵略战争，德日不仅给欧亚许多国家造成了无法估量的物质、肉体和精神方面的损失与痛苦，同时也使本国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战后，德日经济面临其历史上的第二次起步。这一次是在战争废墟上的起步。战后初期，德日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采取了相应的克服措施，迅速恢复了经济，再次步入经济起飞的快车道。
一、德日恢复经济的严重困难
（一）西德的经济困难
西德的经济困难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1、传统经济关系被彻底打乱
德国领土的丧失以及被分区占领，最终分裂为两个国家。国家一分为二导致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经济交换关系的中断，即德国东部和南部的农产品与鲁尔地区以及其他工业地区的工业产品之间的传统经济关系突然中断，国民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遭到人为的严重破坏。这一切使西德失去了原有的就发展优势，经济实力大为下降。
2、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
当纳粹战败时，西德几乎是一片废墟。盟国轰炸机的轮番轰炸，以及绝对优势火力的攻击，使西德城市的房屋多半被炸毁，学校、医院、桥梁、政府大楼和其他公共建筑物也遭到严重破坏，有些工业中心已成瓦砾场，昔日繁华的城市已是满目疮夷，水电供应停止，交通运输中断。例如，杜塞尔多夫93%的住宅被炸毁，汉堡和法兰克福的一半住宅被炸毁。柏林更是成了瓦砾场，据当时估计，其砖石瓦砾如果每天用10列有50节的车厢的火车来运输，至少要用16年时间才能运完。
3、生产能力急剧下降
由于战争对工业设施的严重破坏，以及战后为赔款和限制工业生产的大量拆迁工厂设备，导致生产能力大大下降，再加上原料供应不足，水电供应中断和交通严重瘫痪，使得西德工业生产陷入一片混乱之中。1946年，英美双占区的工厂只有1/10还在生产，工业生产仅相当于1936年的33%，其中汽车制造业只相当于1936年的17%，纺织业相当于20%，钢铁工业相当于21%，煤炭产量仅为战前的1/10。这显然增加了经济恢复的难度。
4、市场大为缩小和外贸严重萎缩
战后，德国商船队几乎全部转到盟国手中，黄金储备和海外财产丧失殆尽。1945年3月28日，盟国决定没收德国在海外的资产，扣留海军舰队和商船队，以及拆迁工业设备。由于国外市场大大缩小，1947年，西占区的商品出口额只占西方国家总额的0.5%，不仅远远比不上美国，也不如英国和法国，甚至比不上古巴和墨西哥。西德的贸易地位一落千丈，仅居西方国家的34位。这不能不影响国民经济的恢复。
5、通货恶性膨胀和商人囤积居奇
由于战后原料短缺，盟国限制工业生产，因此物资奇缺；也由于滥发纸币，战后通货恶性膨胀，人们对通货根本没有信心；再加上商人乘机囤积居奇，待价而沽，市场上也买不到东西，人们节衣缩食，宁愿储存货物而不要现金，因此盛行物物交换，经济生活严重倒退，极不正常。
6、社会问题成堆
战争期间人员大量伤亡，不仅使西德丧失了大批急需的劳动力和技术力量，而且还遗留下数十万孤儿寡妇和无依无靠的老年人，此外还有400多万活着的战争伤残者。由于战后政府财力有限，这些都成为短期内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再加上从东德涌来的500万无家可归的难民，更使已经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雪上加霜。
7、粮食供应紧张和人民生活苦不堪言
战前，德国人每天吃的食物热量达3000卡路里。战后初期，官方实行粮食配给制，每天定量只有1550卡路里，仅及战前的一半多一点。而且这一配给定量也不能保证供应。因为东德大批难民不断涌来，再加上农业生产下降，配给定量的食物供应日益减少。1946-1947年的冬天是战后最艰苦的一个冬天，鲁尔工业区每人每天的定量下降到600-700卡路里，减少了一半多。刺骨的寒冷，既没有足够的食物充饥，又没有家庭用煤取暖。这使得大批居民的生活苦不堪言，几乎无法忍受。
（二）日本的经济困难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略战争中不仅对亚洲各国和民族罪孽深重，也把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1、人员伤亡和住房损失惨重
二战期间，日本伤亡人数总计约300多万。据日本官方显然大为缩小的统计，日军在中国战场伤亡133万人，亚洲其他战场死伤89万人。据苏联方面宣布，苏军在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和库页岛等地击毙日军8万多人，不包括苏军击溃日本最精锐的关东军，共毙俘日军70多万余人。
日本包括广岛、长崎在内的全国100多个城市，除了京都、奈良等屈指可数的几个古都之外，基本上都被美军蜂拥而至的B-29重型轰炸机化完灰烬，其中1945年3月9日对东京的“燃烧弹空袭”伤亡约18.5万人，毁坏建筑物26.7万座。战时，日本约有1/5的住房被炸或被毁。战争结束时，全国约有2200万人失去家园，城市建筑40%遭破坏。
2、1/4-1/3的国家财富毁于战争
以狭义的国家财富来计算，这是指属于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方面的全部固定资产，其中包括机器、厂房、交通工具和住房建筑等，日本有1/4毁于二战期间，幸存的国家财富只略高于战前1935年的水平，也就是说，从1935-1945年，日本国家财富的增加部分全部毁于战争。
以广义的国家财富来计算，这是指包括森林、公路、文物古迹以及飞机、军舰和大炮等，日本有1/3毁于战争。
表7-1
此外，1946年，日本的实际GNP只相当于战前的60%，人均GNP相当于57%，工矿业生产相当于31%。
3、国民经济主要部门的困境十分严重
上述情况是日本战后初期总体上的经济困难，如果再进一步从更具体的情况来看，即把1946年日本国民经济各主要部门的实际情况与战前最高水平加以比较，则其遭受的经济困境要严重得多。
从能源部门来看，1946年，日本发电量为290亿度，为战前的75%；原油产量21万吨，为战前的54%；煤炭产量2040万吨，为战前的35%。
从制造业部门来看，1946年，汽车产量1.4万辆，为战前的30%；造船14万吨，为战前的32%。
从冶金和轻纺织部门来看，1946年，日本的钢产量为56万吨，为战前的7%；鈻产量为0.3万吨，为战前的3%；铜产量2.3万吨，为战前的8%；锌产量1.1万吨，为战前的
17%；水泥产量92万吨，为战前的15%；棉纱产量5.8万吨，为战前的8%；新闻纸产量7.6万吨，为战前的26%。
从交通运输部门来看，1946年，日本铁路货运量165亿吨公里，为战前的40%；空运和海运工具由于被毁和收缴，其运力已微不足道。
从农业部门来看，1946年，日本稻谷产量1145万吨，为战前的89%；大麦产量87万吨，为战前的49%。
最后，从对外贸易部门来看，1946年，日本外贸进口额3亿美元，为战前的14%；出口额仅1亿美元，为战前的5%。
由此可见，除发电量（75%）、原油产量（54%）和稻谷产量（89%）三项之外，日本其他行业的受损情况轻则一半左右，重则1/3-6/7左右，更有甚者，其中棉纱产量（8%）、钢产量（7%）、鈻产量（3%）和对外出口额（5%），几乎全部被毁。
上述各部门的具体数字比较，见下表。
项目
资料来源：《各国技术经济比较》，第735页。
4、人民饱受物价飞涨之苦
战后初期，日本由于财政和信贷扩张，大量发行货币。货币过剩与物资奇缺造成物价飞涨，日本人民的生活因此非常艰苦。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为筹措军费而发行了大量赤字公债。1944年度末时的累积公债余额已超过该年度的国民收入，到1945年底已达1439.7亿日元。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财政和信贷扩张导致大量发行货币，更是给货币过剩火上加油。
日本政府财政扩张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临时军事”开支很大。这是指除了其中
一小部分用于安置复员军人之外，绝大部分用于支付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对军火商的欠款。这种欠款在战后理应立即停止支付，更何况其很大一部分是实际上并没有交货的订货费。而日本政府却在战后仍旧照付不误。从1945年8月到11月长短短3个月中，日本政府就支付了265亿日元，创下历史最高记录。如果不是美国占领军总部于11月下令停止这项支付，这笔开支还将继续增长。二是“终战处理费”开支庞大。这是指为美国占领军提供物资和劳务的开支，其数额十分可观。这一开支在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中所占比重，1946年度占33%，1947年度占32%，1948年度虽有较大幅度下降，仍占24%。也就是说，这一开支在日本政府财政支出中大约占了1/3-1/4。此外，这笔开支并非固定不变的，按计划支付的，而是根据需要随时追加财政预算的。为了筹措这笔经费，日本政府除了提高烟酒税之外，主要是向日本银行借款。
日本银行信贷扩张的主要原因是，国家中央银行即日本银行的借贷失控造成的。战后初期，日本民间银行在对军工企业的贷款收不回的情况下，便以有价证券作为抵押，向日本银行借款，所借之款，名义上是用于军工企业的转产和职工的津贴，实际上是给短缺的银行暂时输血，使之不至于倒闭。这样，从1946年11月到1947年1月短短3个月中，日本全国银行从日本银行的平均贷款增加额达59亿日元，从而造成信贷失控。
日本政府的财政扩张和日本银行的信贷失控导致大量发行货币。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为303亿日元，仅半个月后即到8月底就增加了43.6%，达435亿日元；到1946年1月又增加到598亿日元，不到半年就增加了将近1倍。这样，随着货币的大量发行，物价也大幅度上升。与1945年8月相比，到同年底的物价上涨了1倍，再到1946年2月则上涨了2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物价如此迅速上涨，引起人们的恐慌。因此，为避免因物价飞涨而货币贬值造成的损失，人们纷纷前往银行提取存款，用来购买实物保值。这样，从1945年11月到1946年1月，全国银行的存款总额便从1277亿日元降到1185亿日元，短短3个月中减少了42亿日元的存款。而这提存的款项又迅速流入市场，从而对物价上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为了抑制物价飞涨之势，日本政府进行了币制改革。1946年2月，日本政府颁发《金融紧急措施令》，宣布实行新币和冻结居民存款。法令规定，居民手头持有的现金必须在2月25日到3月3日这一规定的期限内，全部兑换成新币并存入银行，然后每月只允许按下列标准提取存款：家长300日元（从4月起又改为200日元），其他家庭成员100日元；婚丧嫁娶可提1000日元；国家公务员和企业职工，不论其工资多少，每月只能领取500日元现金，其余部分全部由银行强制冻结。那么，一般居民在限额提取100日元存款能派什么用场呢？仅以购买大米为例。当时，东京黑市大米每升（1.5公斤）的价格为70日元，仅能买到2.5公斤的黑市大米。
由于该法令漏洞颇多，实施初期有一定效果，但很快就失去作用。法令实施一个月后，即到1946年3月底，日本银行的货币发行量从543亿日元降至233亿日元，减少了57%，确实收到了一时的成效。但是，该法令完全没有考虑最重要的一些相关因素，诸如政府财政和银行信贷仍在扩张，企业存款未予冻结等，结果新币问世后仍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逐月扩大的货币发行趋势，新币发行量很快由减趋增，半年内到1946年9月底增至644亿日元，比3月底增加了将近2倍，创下战后以来货币发行量的最高记录。至此，日本政府的币制改革实际上以失败而告终。
与此同时，大规模的投机倒卖活动也促使物价飞涨。在战争期间发了“战争财”的那些军政官员和军火商们，在战争结束后又转而发“战败财”。他们乘战后初期法制不严，社会经济尚处于混乱之际，浑水摸鱼，大发其财。这些不法之徒利用其职权和关系，私分战备物资，即战争期间日本军政府准备为在日本国内进行所谓“本土决战”而储备于各种仓库中的大量战备物资，其中包括战后初期人们最急需的粮食、衣被、原料和燃料等，拿到黑市上大搞投机活动，从中获取暴利。据估计，仅战后一个月内，经私分而流入黑市的这些战备物资，其价值高达5000亿日元。这种明目张胆的投机倒卖活动，对物价飞涨起了火上加油的作用。
在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和物资奇缺的情况下，日本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战后初期，日本城市居民每人每天的主食配给量只有297克。所谓主食配给量，并不全是大米，其中还搭配有薯类、大豆和豆饼之类的代食品。而且由于种种原因，这种难以维持最起码生活的主食配给量，还经常不能保证按时供应。因此，广大城市居民和工薪阶层不得不求助于黑市上的高价粮食。当时日本城市居民生活费用开支的绝大部分，是用于购买黑市高价粮以糊口充饥的。工薪阶层的收入仅够支付全部社会费用的75%，剩下25%要靠借债或变卖衣物等加以弥补。很多人则不辞劳苦，用家中衣物到农村去换取稍低于城市黑市价格的大米和白薯。争取生存成为战后初期日本人民的当务之急。1946年1月，东京有25万人在皇宫前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集会主旨是“要饭吃”！这一事件可谓当时日本人民生活有多么艰难的真实写照。
二、德日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战后初期，德日两国在战争废墟上为恢复经济，采取了同中有异的对策。德日两国采取的相同对策是，首先进行了币制改革，旨在治理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恶性通货膨胀。日本的币制改革在先，结果以失败而告终，转而从恢复生产着手，相继推行了“倾斜式生产方式”和“道奇路线”。西德的币制改革在后，取得了成功，续而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西德比日本要早几年恢复了经济。德日经济分别在1950和1955年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其发展从此进入起飞的跑道。
（一）西德恢复经济的主要措施
1、实行币制改革
战后初期，西德面临的最主要经济问题是流通领域的严重混乱局面。对此，西德实行了币制改革，建立起了新的货币体系，为其经济恢复打下了基础。
二战期间，纳粹政权为了支撑战争，大量发行纸币。1933-1934年度，德国流通的纸币总额为37亿帝国马克，到1944-1945年度，达到600亿帝国马克，增加了15倍多。纸币发行量激增，再加上物资严重匮乏和市场商品奇缺，导致了战后初期的恶性通货膨胀和黑市投机猖獗，经济生活严重失常。
为了稳定币值和金融，西方占领当局于1948年3月首先建立了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德意志州际银行，接着于同年6月20日强制实行了币制改革，作为稳定金融和抑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步骤。
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冻结银行存款，以新马克替换旧马克。新马克指德意志马克，简称马克，旧马克有帝国马克、列登马克和占领当局发行的占领马克。币制改革的基本做法是：规定从6月20日起发行新马克，每个马克合10芬尼；从6月21日起旧马克不再流通，每个居民持有的旧马克可按1：1比率兑换60新马克，超过部分按10：1的比率兑换；在信贷机构中的存款按10：1的比率兑换，其中一半列入自由帐户可以自由提取，另一半进入固定帐户予以冻结，后来冻结存款中的70%予以作废，20%转入自由帐户，10%被强制投资于国家公债；在币制改革后，凡工资、租税和年金等以旧马克承担的义务，一律按1：1的比率改用新马克支付。这些具体做法是由在此期间颁布的《货币法》、《货币发行法》和《兑换法》及其实施细则规定的。
西德的币制改革初战告捷，可谓一箭三雕：一是改革完全取消了一种早已信誉扫地和如同废纸一般的货币，使人民很快恢复了对通货的信心，黑市投机活动从此开始减少；二是改革使西德的货币量大为减少，从1480亿帝国马克锐减到100亿马克，减少了93%，通货开始基本趋于稳定，因而消除了以后出现通货膨胀的隐患；三更加重要的是，对于西德整个经济来说，这一改革“犹如给一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急性贫血症患者输入了大量的鲜血”，经济开始具有了发展活力。
2、选择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西德选择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始于取消配给型经济体制。
战时，德国实行统制经济，一切服从国家的战争需要。战后初期，西德经济处于瘫痪状态，占领当局沿袭了战时的中央统制经济体制，实行紧急状态下的配给型经济体制。这一体制主要包括下列方面：冻结工资和物价；发放食品配给证和各种供应票证；所有原燃
料实行配给；企业生产的属于配给的商品由占领当局统购统销；实行进出口和外汇管制等。
战后3年的事实证明，这种配给型经济体制严重束缚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1948年6月18日，西占区在法兰克福召开“经济会议”，通过了《在货币改革后经济政策指导原则法》。该法基本上取消了对西德经济的强制性管制办法，规定除了对主要的生活必需品继续实施配给之外，其余90%的物价予以放开，取消对工资的控制，同时允许居民可以不受限制地购买个人所需的物品，并以公开市场价格出售其商品和劳务。该法的实施标志了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体制的转变，即从处于占领状态下的配给经济体制向生产经济体制的转变。这一转变有力地刺激了西德的经济恢复。
西德双管齐下的币制改革和体制转型，是战后初期西德经济恢复和发展的重要分水岭。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正是在这种形势下选择确立的。
所谓社会市场经济，是指既不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也不是中央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注重从社会政策和效果加以调节的市场经济。其经济指导理论是形成于30年代初德国改良主义的自由主义理论，即新自由主义理论。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建立一个竞争秩序，并强调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必要的政策，以确保竞争秩序稳定运行的外部条件，即国家必须综合运用各种经济措施，来解决古典自由主义长期解决不了的两个难题：一是维护自由竞争的市场基础，防止市场失灵；二是贯彻社会政策目标，确保社会公正。
关于二战后德国西部应当建立何种经济体制，西德各执政党之间意见不一，争论激烈。最初，受苏联和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及其成就的影响，西德的社会主义思潮一度占上风。1947年基督教民主联盟制订了一个“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纲领”。该纲领开宗明义地声明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不符合德国人民的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认为“对经济实行计划和控制。……从长远来说是极为必要的”，同时主张对重要的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社会民主党政治上要求“政治民主”，经济上主张实行“经济民主”，要求加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实行计划管理，明确主张对大企业和关键部门，如邮电通讯、交通运输和医疗卫生等，实行国有化。
主张实行计划经济和国有化，与战后初期德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一片混乱是相适应的，货币体系混乱，市场秩序混乱，占领当局实行配给制，因此很多人认为只有通过国家加强控制，进行全面计划，经济才能正常发展。
在西德各政党对采用何种经济体制各持己见，或举棋不定之时，西占区的美国代表发挥了其影响。一方面，美国代表称无意将“自己在历史中形成的民主和社会组织强加于德国”，另一方面，又表示“要让德国人民了解自由市场经济的原则和优越”性，后来又在冷战初期对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尤其是计划经济大加讨伐，严厉谴责。最关键的是，美国极力推举新自由主义和社会市场经济的代言人路德维希·艾哈德担任双占区的经济管理局局长。艾哈德曾就读于纽伦堡商学院和法兰克福大学，师从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弗里茨·奥本海默教授。他的这位博士导师长期致力于“第三条经济道路”的研究和探索，对艾哈德的经济政策思想无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25年，艾哈德获得博士学位后进入纽伦堡商学院的“经济观察研究所”工作，直到1942年他离开该研究所，建立了自己的工业研究所。在此期间，他与德国新自由主义学派建立了联系，并接受了其理论和政策主张。1948年3月他离开自己的研究所走马上任。
在西占区经济体制的争论和转轨过程中，艾哈德领导的经济管理局对西德最终选择“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1948年4月21日，艾哈德上任后在经济会议上发表的首次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的方向已经明确，这就是摆脱国家指令性经济，因为它抹杀了个人的责任感和创造性。……具体一些讲，无论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我们都要为每一个人创造更大的活动余地，为竞争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他领导该局实行了币制改革和取消了配给制，放开了市场，搞活了经济，其政策思想初见成效，指明了正确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方向。
在1949年的大选中，基民盟上台执政，其纲领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阿
登纳总理任命艾哈德为经济部长，这样，社会市场经济正式作为了联邦政府发展社会经济的指导思想。
西德之所以选择了社会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首先，社会市场经济思想及其模式的形成和产生，是总结了自由资本主义的弊端，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和实行统制经济的经验教训的结果，因此该模式既屏弃完全的自由放任主义，也拒绝全面的国家操纵主义，具有试图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尽量匡正资本主义经济弊病的特点。
其次，在战后初期，尤其是冷战初起时，东德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西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和压力。西德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迫切需要一种经济理论和发展模式与东边的制度分庭抗礼，稳定人心，而以市场竞争为基本内容、主张自由贸易的模式，不仅反映了西德垄断资本家和政府当局的要求，也容易为广大中小企业主所接受。
最后，更主要的是，该模式认为单纯依靠市场的自发力量来解决所有的社会经济问题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而是同时强调政府的适度调节，把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结合和协调起来，使市场经济的成果尽可能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分享。
事实证明，这一模式是适用于西德的，是正确的，因而最终很快被各个政党和阶层所认同和接受。
社会市场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实施，是西德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的重要条件。正如艾哈德后来总结的那样，在经济混乱不堪的情况下，“一旦发挥了竞争的作用和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几乎反掌之间就出现了经济复兴的局面。”此话并不言过其实。从1948年下半年开始，西德经济恢复的步伐大大加快了。1949年，西德的工业生产比1948年提高了42.3%，相当于1936年90%，1950年又比1949年提高了25.8%，为1936年的113%。到1950年，西德经济已大体上恢复到了战前的最高水平。具体情况见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