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学界对瑞典模式的争论与思考

沃特·科比（Walter Korpi），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社会研究所教授，曾任瑞典社会学协会主席（1980—1985年）、国际社会学协会“贫困、社会福利和社会政策”委员会主席（1987—1994年）、瑞典国家人文和社科研究委员会委员（1995—1999年）、挪威科学基金福利与社会研究委员会委员（1994—1999年），长期参与瑞典许多社会政策制定的研究工作，在瑞典社会学界乃至西方劳资关系研究领域有广泛的影响。

瑞典模式已经衰落

在外人看来，瑞典模式的主要特征有：经济高增长、强大的工会组织、社民党执政、高税收和高福利同时并存。但瑞典人并不都这么看，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前主席、瑞典经济学家阿瑟·林德贝克认为，瑞典在不同时期有三个模式：一是1870年至1970年，这一时期政府和社会公共部门规模小，社会开支也少，至少不比美国多，福利也不比其他国家高，经济增长很快。二是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这时公共部门扩大，政府扩大，福利发展很快，经济发展明显放缓。瑞典20世纪70年代位列世界最富国家第3名，到1995年已降为第18名。三是1995年以来的经济自由化时期，减少了某些过于慷慨的福利，经济增速加快，瑞典劳动生产率的世界排名也有所上升。因此，20世纪70年代以来被世界各国作为成功经验来学习的瑞典模式并不值得效法。

而瑞典社会学协会前主席、著名社会学家沃特·科比则认为，瑞典模式是在瑞典社民党连续44年执政时期，即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出现的社会现象。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持续增长、劳资关系和谐、社会福利完善的良好态势，形成了世界著名的瑞典模式。但随着社民党在1976年大选中失利，劳资双方在权力资源上的相对平衡被打破，社会福利也被削减，瑞典模式的基础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崩溃。

瑞典学界关于瑞典模式的争论也可以从对瑞典工薪者基金的大争论中看出来。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瑞典总工会提出建立工薪者基金的计划，该计划要通过逐步变更所有权缩小贫富分化的程度，扩大工薪者对经济的影响力，最终走向经济民主。经济民主是社民党的政治目标，即在政治民主（普选权）和社会民主（福利制）基础上的第三阶段的民主。1983年，在社民党执政下，该基金计划虽遭到资方的强烈反对，但最终还是被通过了。基金的来源主要是所有企业超额利润税的20%和工人工资的0.2%，基金归全体工薪者集体所有，没有个人股份，由政府任命的一个9人委员会管理，委员会成员以工薪者代表为主。基金的投资方向是在股市中购买瑞典公司的股票，当时预计在1990年基金规模能达到140亿克朗，占全部上市股票总额的5%至6%。该基金的实质是将企业的资产逐步从私人股东所有变为雇员集体所有。从瑞典的情况看，占有一个企业10%的股份，足以控制或影响该企业。1977年，雇主们明确表示，“这将会给瑞典社会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该基金的设立引起瑞典国内关于工会或雇员是否应参与到企业所有制、利润分配和经营管理中以及如何保护私有财产等问题的社会性大辩论。有人评论，议会对该基金的辩论是瑞典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也可能是影响最深远的一次辩论。

林德贝克反对该基金，认为该计划会降低经济的活力，将一个多元社会变成一个超越权力的、铁板一块的“工会国家”，为此他辞去了在社民党内的职务。当时数万名雇主上街游行抗议，劳资冲突增多，资金外流严重。1980年瑞典资本外流只有6.25亿美元，1990年达到146.29亿美元。1991年该计划在试行7年后被停止了。同年，资金外流降为72.62亿美元，1992年再降到4.19亿美元。

林德贝克与科比同为瑞典老一代资深学者，在国际上都享有广泛的声誉，他们对瑞典模式兴衰原因的观点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承认，世人心目中的那个瑞典模式已经成为历史了。瑞典模式衰落的表现是：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相比，福利水平降低了，资方在雇员工资、雇佣和解聘方面有了更多的灵活性，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减少了，政府的公共性开支在GDP中的比例下降了。

瑞典模式的关键在于社民党执政

在科比看来，瑞典模式的关键在于与工会关系密切的社民党取得了执政地位。科比的两本著作，《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瑞典的工作、工会和政治》（The Working Class in Welfare Capitalism.Work，Unions and Politics in Sweden，1978）和《民主的阶级斗争·比较视角下的瑞典政治》（The Democratic Class Struggle.Swedish Politic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83）详细地论述了他的权力资源理论及其对瑞典模式的阐释。他认为，瑞典劳资关系出现和谐是工人利用权力资源争取的，在20世纪前30年，相对于劳动力规模而言，瑞典因工业冲突如闭厂和罢工而损失的工作日，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在大危机期间的1932年大选中，社民党提出扩大政府开支、增加公共工程来增加就业和刺激消费的政策，首次获得执政的机会，并在议会下院中获得多数和得到农民党的支持，瑞典工人的境况才出现转变。掌握了政治资源的劳动者同控制着经济资源的资方，形成了“历史性的妥协”。这种妥协稳固了社民党长期执政的地位，改善了工人在权力资源方面的不利地位，同时使劳资双方在雇佣市场上的斗争，转变为政治上的竞争。这一转变使瑞典在战后出现劳资关系平稳的局面而为世界瞩目，由此开始了瑞典模式。由于工会的合法地位和集体谈判制度都得以确立，同时，工会承认雇主的企业管理权并承诺在集体协议有效期内不举行罢工，以前劳资冲突的零和状况逐渐变为互利的双赢局面。工人和企业都从这次妥协中显著受益。对工人而言，最重要的或许是充分就业政策；企业利益则表现为，效率和利润最高的企业得到了最佳的投资和扩展的机会。

瑞典工人何以凭借工会和政党的权力资源，与资方取得一种相对平衡的地位（依旧是弱势）？科比认为有几种社会历史原因：第一，封建传统势力不是很强大，瑞典农村里小自耕农比较多，有自由传统。第二，瑞典工业化起步较晚，但发展很快，传统的行会势力很快被工会取代，不像英国那样有强大的工联主义影响。第三，工人的民族成分比较单一，不像美国工人阶级由各类移民所组成的那样，相对容易团结。第四，瑞典宗教势力相对较弱，而西方宗教势力基本是抗衡和分裂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重要力量，如在德国和荷兰，新教和天主教的冲突都造成了工人阶级的分裂。第五，工人运动内部分歧较小。这些情况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瑞典乃至北欧国家的工人运动不同于欧洲大陆和美国。

高福利必然会导致经济发展减速吗

林德贝克认为，瑞典的福利发展导致了大政府和庞大的公共服务部门，更重要的是，过于慷慨的福利已经对人们的工作动机和社会道德规范造成了侵蚀。对于人们利用或滥用病假福利的态度问题，学界曾作过调查，很多瑞典人认为泡病假很正常，尤其逢重大体育赛事时，病假率会突然上升。如欧洲足球杯赛事期间，男性病假率就明显增高。有一个时期瑞典的病假率是世界上最高的，而瑞典人实际上是世界上最健康的。还有人拿着失业保险或病假补助去干私活、打黑工；有人请假在家带孩子，实际将孩子送到托儿所后到别处干活。不仅瑞典，荷兰和挪威也有类似的问题。最近几年，瑞典的病假福利减少了，对福利的管理也严格了，病假率也明显下降了。人们认为瑞典在保持一个大公共部门和高福利的同时，还保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一种误解。林德贝克说，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的，“在未来的教科书中，瑞典模式似乎只是一个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期历时大约30年的短暂的历史插曲”。

林德贝克说，改革高福利、高税收的发展模式是必然的。经过二战以后30多年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西方福利国家产生时期的有利环境已经消失。这些环境包括人口优势、失业率低、实际工资低和国际竞争不激烈等因素。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老年人的比例很低。目前，有19个欧盟国家的退休人口已接近劳动人口的1/4，

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与15岁至65岁劳动人口的比例（也称依赖比例）自1950年以来几乎翻了一番，而且预计到2050年前还要翻一番。这种趋势很难在可见的未来改变，这对依赖工作人口增长的养老金保险制度非常不利。由于养老福利降低了对子女养老的需求，很多家庭选择要更少的孩子。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西欧的失业率很低，一般在2%至4%，这对福利国家的财政是一个很好的支持。然而，70年代至80年代初，失业率有时高达8%至12%。同时，就业率即就业人口占全体劳动人口的比例整体下降，由70%降到65%。这些情况对福利财政造成双重压力，付出的失业金增多，而上缴的所得税减少。

福利制度建立之初只是一种国家工程，二战后初期的国际经济关系并没有现在紧密，这意味着各国福利制度之间的竞争也不激烈。随着经济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资本流动空间的扩大对资本和工资征税将更为敏感，使福利制度的收入再分配功能更难发挥。至于过于慷慨的社会福利的负面影响，更是社会政策制定者所必须考虑的。

科比不同意林德贝克的观点。他说，20世纪70年代，自从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提出高税收有害经济发展以来，西方各国都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税收和社会福利的增加是以经济增长为代价的，但是这种观点需要进一步论证。以林德贝克为代表的瑞典经济学家认为，自20世纪70年以来，福利制度产生了一种瑞典僵化症（Swedosclerosis），使得瑞典GDP的平均增长率低于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但他的研究显示：同一时期，有这种经济发展减缓情况的不只是瑞典，70年代以前GDP增速高的国家，如瑞士、丹麦、荷兰、德国、英国和法国，都有经济增长减缓的现象。科比的观点是：既然这些国家都有经济减缓现象，而它们的税收和福利制度各不相同，因此将福利制度看成是瑞典僵化症或经济减速的原因就是值得质疑的。

科比不否认有人钻各种福利政策的空子，但这些人的比例究竟有多少？他认为，还需要更详细的调查研究，他认为大多数人没有滥用福利政策的行为。所以，他认为没有什么明显的证据证明福利政策普遍地或很大程度上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福利政策对经济发展究竟起到负面、中性还是积极的作用，尚需要所有社会工作者关注和研究。他也不同意一些经济学家只将高税收下的福利国家和公共部门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负担，似乎它们和一般公民的生活无关。相反，一般公民从福利制度中得到了被他们视为珍贵的回报，增加了他们生活过程中的稳定性。换句话说，尽管经济发展和福利程度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不能只从经济的角度评价福利政策，如充分就业和基本社会保障对人民生活和社会发展是十分重要的。

瑞典模式不能随意效仿

一位社会学家与一位经济学家的辩论是耐人寻味的，双方在文章中都列出数字、图表证明自己的观点，局外人一时很难就双方提供的数据作出准确的判断。如果1976年社民党大选失利是瑞典模式衰落的重要原因，那么这一事件恐怕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一位瑞典工会官员的话引起我的深思，他说，社民党长期执政时期劳资和谐关系的破裂与工会过于强大有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工会凭借社民党控制着议会，已经不屑于再同雇主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了，而是直接在议会通过有利于工会的一系列立法，这样就失去了谈判合作的基础。我听后有些吃惊，忙追问了一句：“你认为工会打破了劳资平衡？”他说，也可以这样认为。劳资双方是谈判对手，也是经济伙伴，因哪一方强大而导致劳资关系失衡，都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也必然会引发双方关系的重新调整。后来，我将他的观点说给一位瑞典工人运动史教授求证，该教授也同意这种观点。联想到瑞典雇主大规模游行示威和其后的大量资本外流，他们的这一判断应该是有实践经验基础的。科比也承认，目前执政的温和党中右联盟支持率很高，社民党能否在明年大选中翻身很难预料。看来，如何平衡劳资关系的确是西方国内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瑞典工会由非法组织到通过社民党控制议会再到失去议会多数的经验，也为人们留下很多宝贵的启示。

我认为，对瑞典模式社会实践的学术论战既有专业视角的差异，也有价值观念的分歧。科比对瑞典经济学界整体认为高福利有害经济增长，公开表示不解，并认为这不是正常的学术状态。科比并不讳言他是社民党的老党员，尽管他对社民党的一些政策有自己的看法，但他认同社民党的基本价值。我曾请他简单阐述社民党与资产阶级政党的区别，他认为，瑞典社民党在理论上不满足于公民之间的机会平等，还要追求社会资源分配结果的平等，试图逐渐地用一种民主的方式控制或规范生产资料的私有制。资产阶级政党则以机会平等来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在实际上扩大公民之间的不平等。

林德贝克经常是社民党政策的批评者，虽然他赞成福利制度并在很多场合称之为“现代文明的一项主要成就”。他表示，他非常担心福利制度的前途，尤其是在看到它在经济上已经不可持续之后，不能让过于慷慨的福利措施和过于松弛的福利管理毁掉福利制度本身。只有削减那些过于慷慨的福利，严格对福利资格的审理，才能挽救福利制度。

在某种意义上，以科比为代表的一些社会学家更重视劳资权力的平等和社会公平；以林德贝克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则更看重经济发展和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率。林德贝克曾在一份报告中写道：“不管怎么说，一个国家的经济出现停滞，就说明这个国家是失败的。”如果给他们两人贴学术标签，前者大约是“民主社会主义”，后者应该是“经济自由主义”。瑞典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兼收并蓄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思想成果，瑞典社会的实际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两大思潮的合力推动下形成的。

瑞典模式至少给我们这样几点启示：第一，福利制度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之一，但福利保障到什么程度，取决于很多因素，不是越多越好。第二，劳资关系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都要存在，两者的平衡关乎政治稳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长远看，向任何方向倾斜都是不利的。第三，瑞典规模不大且有比较灵活的政治机制，即使出现政策偏差，调整相对容易，也比较及时。瑞典近年来仍保持着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就是瑞典人与时俱进、善于应变的最好例证。

最后还想指出的是，像瑞典这样的经济高度国际化的国家，受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很大，瑞典模式也必然受全球经济和政治变化的左右。瑞典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瑞典特色的发展道路，在欧盟化和全球化时代，瑞典能否独善其身，再创瑞典模式的辉煌，需要我们进一步关注。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