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文明如厕儿歌:《非常道Ⅱ》夏双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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眄睨廿三(1)
1917年，毛泽东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式陆军，受到保守派的猜忌和攻击，他的上司荣禄便欲杀之而夺其军。但荣禄在小站检阅了袁的部队后，深为其军容齐整、器械精良所感动，因为他从未见过如此现代化的本国军队。荣禄因此将袁世凯视为练兵奇才，不仅不予加害，反而引为心腹。
翁同龢十分欣赏康有为，向光绪推荐道：“康有为才胜臣十倍。”但后来光绪问及康有为时，翁同龢答道：“臣与康有为不往来！”光绪惊问其故，翁说：“此人居心叵测！”光绪又问：“前此何以不说？”翁答：“臣近日见其《孔子改制考》始知之。”
翁同龢读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大不以为然，在日记中写道：“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为刘歆古文无一无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
孙中山早年在广州学医，仰慕康有为，曾托人转致敬意，意欲结交。康有为说：“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不忿而罢，又赴北京上书李鸿章，李不置可否，孙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组织兴中会，这才开始反清革命。
慈禧固然厌恶珍妃，却也绝不喜欢瑾妃。据在慈禧身边生活多年的裕容龄回忆，虽然瑾妃参加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场合，她却从未见过慈禧跟瑾妃说过一句话。庚子之乱中，慈禧甚至没有携她一起西狩。瑾妃听到消息后，赶紧乔装徒步追赶，一路狼狈不堪，连鞋子都跑掉了。这时她遇到了庄亲王载勋，才被护送到行銮之处。
李鸿章病逝前，遗疏推荐袁世凯接任自己的职务。遗疏有云：“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之右者。”
张之洞仇视西洋哲学，故创办湖北学堂后，不设哲学课程。京师大学堂刚成立，未设哲学课程，也是因为他的意见。
有人将章太炎和谭嗣同、黄遵宪并称，章怫然不悦道：“谭、黄二子志行，顾亦有可观者，然学术既疏，其文辞又少检格，仆虽朴陋，未敢与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闿运），可谓游于其藩，犹多掩袭声华，未能独往。康长素（有为）时有善言而稍谲奇自恣。仆亦不欲与二贤并列，谓宜刊削鄙文，无令猥厕！”
日俄两国争夺间岛，此地位于图们江口，实为中国领土。宋教仁在日本留学时，曾随黑龙会往东三省考察地形，写有《间岛问题》一书。朝廷得之，如获至宝，并据此完满解决了间岛问题。慈禧看到此书后，拍案惊奇道：“国家有如此人才，管理外务大臣竟不能引用，实在可惜！”有似武则天之于骆宾王。即赐宋教仁五品京堂，召其来京侯用。宋教仁置若罔闻，但另一革命党人吴禄贞却接受了特派间岛办事大臣的使命。
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按十分之四付给严复版税，为中国所仅有。严复于是能专力著述。
辜鸿铭学中文较晚，以《康熙字典》为入，六经子史为出，自以为不须旁求。沈曾植很轻视他，说：“尔所言吾尽知，然尔欲知吾所言，非二十年不可致也。”
张百熙是京师大学堂第一任管学大臣，对北大而言，功劳决不在蔡元培之下。张一上任即邀请吴汝纶任总教习，三顾茅庐，吴仍拒绝，张竟当场跪下，直到吴答应方罢。但吴汝纶要求先到日本考察，不料刚从日本回国就去世了，真称得上是“千金市骨”了！
张謇见到小自己34岁的钱基博，惊叹道：“大江以北，未见其伦。”
杨度第一次见到孙中山后，即对人感慨道：“与先生畅谈终日，渊渊作高山之响，汪汪若千顷之波，言语诚明，气度宽大，他日成功，当在此人，我也许是他的臂膀！”
民国初年，张勋见客，首先侧头看对方脑后。若有辫子，则喜形于色；若无辫子，则冷若冰霜。
袁世凯最欣赏革命党人中三个青年才俊—宋教仁、蔡锷和汪精卫，结果这三个人最终都不为他所用。宋教仁草拟的《约法》和蔡锷首张的护国大旗，正是使袁世凯走向失败的两大利器。
章太炎以共和党人的身份进京参与政党政治，不料被袁世凯羁押。张一 为章求情：“总统挟精兵数十万，何惧一书生？何必剥夺其自由？”袁世凯答：“章太炎一枝笔，可以横扫千军，正是可怕的东西呵！”
章太炎第一次见到陈宦，便大惊失色地说：“中国第一人物，中国第一人物，他日亡民国者必此人也。”民国初年，袁世凯在北京，黄兴在南京，黎元洪在武汉，隐然成三足鼎立之势。陈宦利用自己与南京、武汉方面的良好人际关系，献计于袁世凯，使袁得以翦除这两个劲敌，为洪宪帝制扫平了障碍，陈宦也因此成为袁世凯的心腹爱将，被重用为四川督军。章太炎死后，陈宦对人说：“从此世间无知我之人，太炎知我，我也知太炎。陆建章说太炎作一篇文章，胜过十万兵马，这是对太炎的轻视；我认为太炎一语，足以定天下安危！”
梁启超撰《墨经校释》，请胡适作序。然而书出版时，置胡适所作序于书后，而将自己答胡适的信稿置于书前。
袁世凯的心腹爱将郑汝成，曾在赣宁之役中击败陈其美，随后为北洋镇守上海。袁世凯称帝时，郑汝成极力支持，陈其美便派刺客将其刺杀。得手后，陈其美叹息道：“在吾党固然去一大敌，在中国则少一人才。”
袁世凯死后，被他囚禁多时的章太炎重获自由。章太炎却突然失去了对袁的憎恨，逢人便说袁的好处：“袁世凯也是个可人呢！当年我手指着他的鼻子骂他时，他居然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现在的人，听见别人背后说他，便把人家恨得要死，谁还敢当面说他，更何况当面骂他了。”
唐德刚认为，胡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与“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相埒。他又评论胡适的人格：“……这些名儒硕彦之中，有胡先生的资质的，大多没有胡先生用功；和胡先生同样用功的人，则多半没有他的天资；先天后天都差与胡适相埒的，又没有他的德性好、人缘好、气味好。这些都是胡适之的过人之处，都不是偶然的。”
泰戈尔和辜鸿铭一起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泰戈尔胜出，但辜鸿铭始终瞧不上他。泰戈尔访华，学人踊跃迎迓，唯辜鸿铭闭门谢客。他认为泰戈尔不懂易经，因此也不懂东方文化的精微之论，不如回印度整理诗集好些。
泰戈尔访华，对徐姓两人印象最深，一为徐志摩，一为徐悲鸿，皆执弟子礼甚恭。而最不给泰戈尔面子的两人，一是辜鸿铭，一是吴稚晖。
对文学革命，孙中山本不赞成，他认为文言远比白话精练和典雅，他此前的所有著作也均以文言写就。但是五四之后，他在积极支持学生运动的同时，演说和写作也开始使用白话，随即20年代初国民党的官方公文也开始使用白话。
胡适回国时，青春气盛，意气风发，不可一世。辜鸿铭则认为，胡适所持为美国中下层英语，而且不懂希腊文和德文，故必不能窥见西方古今哲学的堂奥。
黄侃常将其老师章太炎比作苏格拉底，将自己比作柏拉图，因为他认为老师的学问博大而散漫，惟自己能整理之；且认为章太炎正象苏格拉底一样根本蔑视美，而自己却风流能事，正如柏拉图般关心物美。后来有一次，章太炎问黄侃：“妇人身上何处最美？”黄侃说：“老师您以为呢？”章太炎说：“以我观之，妇人之美，实在双目。”黄侃笑道：“都说先生痴，据此来看，先生哪里痴呢！”从此，黄侃对章太炎的看法才有所改变。
眄睨廿三(2)
对于曹锟的看法，顾维钧和很多人不同，他认为：“曹锟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的教育，却是一个天生的领袖。”
蒋介石围剿苏区红军，早已喊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对蒋介石的中央军极为羡慕，叹息道：“蒋介石是我们的老师！”
聂绀弩是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与许多政学要人包括蒋经国都有旧谊，还为陈毅和张茜牵过红线。他与同戴笠、徐恩曾并称蒋家王朝“三鼎甲”的康泽交好，康泽曾对聂说：“如果有一天我做到蒋介石的位置，你就是我的吴稚晖。”
蒋廷黼讲述自己初次见到的鲁迅：“1925年前还闻不出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还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
胡适寄自己的新作《哲学史大纲》上卷给章太炎，依新式标点符号，在“太炎”二字旁打了一根黑线。章太炎大怒道：“胡适是什么东西，敢在我名字旁边打黑线。”看到下面落款的“胡适”二字旁也有一根黑线，才略感释怀地说：“罢了罢了，这就算抵消！”
章太炎曾怀疑孙中山被日本人收买，便将《民报》社悬挂的孙中山照片撕了下来，写道：“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撕去。”并将撕坏的照片和评语寄给已到香港的孙中山。但是，当有人附和他说“骂得好”的时候，他却马上给那人一记耳光，说：“总理是中国第一等伟人，除我之外，谁敢骂他？”
罗家伦看重全人类和平民的利益，反对暴力革命，他说：“我们与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华盛顿；与其崇拜俾斯麦，不如崇拜富兰克林；与其崇拜克虏伯的制造，不如崇拜爱迪生的发明……”
陈寅恪说：“象志希（罗家伦）这样的校长，在清华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梁漱溟少时读书无多，但精神雄健，他的成名之作《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将人类文化分为中、西、印三大类型加以讨论，为绝对独创。蒋百里称之为“震古烁今之著作”，胡秋原认为该著“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的深刻思想力”。
孙大雨以韵译莎士比亚的《李尔王》而闻名，他对自己的新诗十分自负，对别的诗人则嗤之以鼻，经常在课堂抄一节闻一多或者徐志摩的诗，然后连呼“狗屁”，接下来又抄一节自己的诗，顾盼自得，击节叹赏。如此一番宣泄后，方能将情绪导入正轨，重新开始上课。
鲁迅讲《红楼梦》，问学生：“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学生莫衷一是，便反问鲁迅。鲁迅说：“我不爱他哭哭啼啼！”
鲁迅为讽刺时下流行的失恋诗，仿照东汉张衡的《四愁诗》作了三段打油诗，题目为《我的失恋》。孙伏园准备将之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到付排时却被代理总编刘勉撤下。孙伏园大怒，质问刘勉撤稿的原因，刘勉只说“要不得”、“要不得”，却别无其他原因。气得孙伏园给了他一记耳光，随后辞职而去。
1934年，程砚秋到长沙演出，长沙大街小巷皆高张国旗表示欢迎，有如过节一般。
罗努生主编《北平晨报》，常论及时政。有一次罗去拜访老同学闻一多，闻当时以清流自命，极度憎恶政治，竟正言厉色地对罗说：“历来干禄之阶不外二途，一曰正取，二曰逆取。胁肩谄笑，阿世取容，卖身投靠，扶摇直上者谓之正取；危言耸听，哗众取宠，比周谩侮，希图幸进者谓之逆取。足下盖逆取者也。”
蒋介石辟庐山为别宫后，王揖唐常来避暑，为一时之活跃分子，常有酬唱之作发表。时陈三立亦居庐山，十分鄙薄王的为人，曾当众讽刺道：“庐山任何矮石均高于新贵一头，这并非因为新贵都比石头矮，而是因为新贵常低头而庐山石不曾低头也！”
吴佩孚晚年幽居北平，来访者甚众，吴概不回拜，唯一的例外是回拜章太炎一次。吴操山东蓬莱土语，章则满口浙江余姚方言，必须通过翻译才能交流。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随从皆被捕或被击毙，惟独不见了陈诚。现场负责的营长宋文梅十分惊惶，命令严密搜查，结果在西京招待所地下室的一个空啤酒箱里搜到了陈诚。宋拍了拍陈的肩膀，十分鄙夷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杨虎城闻讯后训斥宋：“我们是政治行动，怎能有人格侮辱？”
陈嘉庚赴延安考察，看到共产党人艰苦朴素的作风，十分感动。回到重庆后，陈对人说：“你们都说中国的救星尚未出世，或者还在念书，我今天告诉大家，实际上中国的救星已经40多岁了，他留着长发，住在窑洞里，写着文章，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眄睨廿三(3)
费正清回忆抗战时僻居李庄的梁思成和林徽因：“……我深深地被我这两位朋友的坚毅精神所感动。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中，他们仍继续做学问。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境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
抗战间，熊十力在重庆北碚勉仁学院任教时，与陈铭枢时相过从。有一次两人在江边小酌，窗外风景优美，陈背窗而坐，却不曾回头一看。熊十力问：“你为何不看风景？”陈答：“你就是风景！”
刘文典鄙视新文学作家，在西南联大时，有一次跑防空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忙躲避，非常不屑地指着沈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后来沈从文提教授时，只有他坚持不举手，还说：“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那我岂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吗？”不久后他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朱自清该拿4块钱，沈从文连4毛钱都不该给。”
刘文典睥睨古今，对当代学人大多不在话下，一次上课谈及鲁迅，轻蔑地伸出小指，口中不置褒贬。五十年代高校思想改造，有人责问他为何侮辱鲁迅，他说：“我何尝侮辱他，中国人以拇指比老大，那是表示年龄的，自古英雄出少年，鲁迅是我同学中最年轻有为的，我敬佩他是当代才子，所以伸出小指。”对方无话可说。其实，鲁迅比刘文典大了十岁，他的辩解是狡辩无疑。
1943年，胡适评价冯友兰：“冯友兰虽曾出国门，然实无所见。……见解多带反动意味，保守的趋势甚明，而维护集权的态度亦颇明显。”1947年，冯友兰过访纽约，听说杨绍震夫人许亚芬的硕士论文题目是《1927年以前胡适对中国文化界的影响》，不禁喜形于色，期期艾艾地说：“这……这……这个题目很……很……好，因为过……过了1927年，他也就没……没……没得影响啦！”1950年，胡适看到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的英文版，不屑地说：“实在太糟了，我应该赶快把中国思想史写完。”1955年，胡适又评价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
1944年，昆明文艺界举行纪念鲁迅逝世八周年晚会，闻一多也去参加。闻是“新月派”诗人，曾骂过鲁迅，他不仅避不避嫌疑来参加，且发表了坦诚的演说。他先向鲁迅的画像深鞠一躬，然后说：“鲁迅对！他以前骂我们清高，是对的；他骂我们是京派，当时我们在北京享福，他在吃苦，他是对的……时间越久，久越觉得鲁迅伟大。今天我代表自英美回国的大学教授，至少我个人，向鲁迅先生深深地忏悔！”然后，他指着鲁迅画像旁悬挂的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说：“有人说鲁迅是中国的圣人，就凭这两句话，他就当之无愧！”
朱家骅托傅斯年请李方桂任中央研究院的民族学研究所所长，李坚拒，他说：“研究人员是一等人才，教学人员是二等人才，当所长做官的是三等人才。”傅斯年很惭愧，长揖到地，连说：“我是三等人才。”傅当时是史语所所长。
殷海光赞美金岳霖的《逻辑》：“此书一出，直如彗星临空，光芒万丈。”又说：“此书是中国人写的第一本高水平的现代逻辑。也仅仅就这本书的文字来说吧，真是增一字则多，减一字则少。”他最后突然把书往桌上一扔，说：“你们听，真是掷地作金石声！”
美国女作家项美丽撰写《宋氏三姊妹》，特地采访宋庆龄。宋拒绝见她，说她是《纽约客》的撰稿人，而《纽约客》是消闲文学刊物，不够前进。
陈垣读了启功的一篇作文后，大为青睐，遂推荐启功去辅仁中学教书，但被中学方面拒绝了，理由是“初中未毕业的人哪里教得了中学”，陈垣便直接聘请启功为辅仁大学的国文讲师。
汪曾祺交了一篇作业，题为《方车论》，杨振声阅后连声说好，于是宣布：“汪曾祺一个人可以不参加考试。”
陈毅拜访陈寅恪，两人谈到了《世说新语》。陈寅恪叹道：“没想到共产党内，有此通学问者。”
大跃进时期，郭沫若发表《关于厚今薄古问题》，文中声称：“就如我们今天在钢铁生产等方面十五年内要超过英国一样，在史学研究方面，我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
五十年代，波兰政局动荡，傅聪情绪委顿。傅雷写信给他说：“你近来情绪不大好，你看了上面这些话，或许会好一些。千万别忘了我们处在大变动时代，我国如此，别国也如此。毛主席只有一个，别国没有！弯路不免多走一些，知识分子不免多一些苦闷，这是势所必然，不足为怪的。”
李敖说：“胡适和殷海光是我来台湾后所能看到的算是可以赞美的知识分子，其他的人不够看。傅斯年死得太早！要是再看了不起的知识分子，我只有照镜子，看我自己。”由于他崇拜殷海光，便学殷的样子，一年四季都穿长袍。
海子把房间打扫干净后，前去卧轨自杀。对于海子的生活，西川评价道：“你可以嘲笑一个皇帝的富有，但却不能嘲笑一个诗人的贫穷。”
徽徵廿四(1)
薛岳出生于1896年，当时中国新败给日本，其父义愤填膺，故为他取名“仰岳”，要他效法岳飞，从头收拾旧山河。仰岳成年后，干脆改名为“岳”。后来他在长沙会战中大挫日军，是抗战的第一名将，果然不负其名。但是他于经济方面相当外行，主政湖南时，想以政治力量抑平物价，结果越平越高，越平越贵，故被湖南人称为“薛平贵”。
康有为自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也，意为自己超越了孔子。他的弟子陈子秋号“超回”，意为“超越颜回”；梁启超号“轶赐”，意为“超越子贡”；麦孟华号“驾孟”，意为“凌迈孟子”；曾泰号“越伋”，意为“超过子思”；韩文举号“乘参”，意为“超越曾子”。
谭嗣同虽是维新派，却被孙中山敬称为“民国先觉”。
庆亲王奕劻参与了《辛丑条约》、《满洲协约》等不平等条约的谈判和签订，视土地如礼物，随意转卖赠送，因此得了一个外号叫“庆以地”。他所主持的军机处，被谑称为“庆记地皮公司”。
清末的皇亲贵胄，以奕劻、载泽、载沣、载涛、载洵最能聚敛，号称“五大财神”。
清末光、宣之交，御史台的强项谏官首推“两赵一江”，即赵启霖、赵炳麟、江春霖，号称“三菱公司”，因“菱”、“霖”、“麟”谐音也。著名的“杨翠喜案”就是由他们首先弹劾揭发的，由此引发了“丁未政潮”。
所谓“鸳鸯蝴蝶派”，“鸳鸯蝴蝶”者，清诗“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之谓也。
曾朴自号“东亚病夫”。
吴趼人是广东佛山人，自署我佛山人。一次某报纸在排版时将“我佛”和“山人”明显分开了，吴便如获至宝地加以笔伐，说本人自号“我佛山人”，是指我乃佛山人也，如何可以分成“我佛”和“山人”呢？报社只好公开道歉。
邹容撰成《革命军》一书，与众同志饮酒诵读，并说：“我将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为马前卒，诸君若有文章在此书之中，皆为马后卒而已。”
辜汤生到上海访马建忠不遇，偶然路过一家私塾，听到里面在读《大学》之“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句，忽有所悟，遂改名鸿铭。
孙中山在香港雅丽氏医院学医时，与陈少白同寝室，两人亲如兄弟，总是打打闹闹，常有物什被掷出窗外，被人投诉。孙中山尤其淘气好动，似不逊于儿童，同学送他一个绰号—“孙行者”。
于右任办《民呼报》，提倡排满革命，清廷乃扬言要挖其双目，他便改《民呼报》为《民吁报》，以示“呼”被挖去双眼。
《革命逸史》的著者冯自由原名懋龙，其父冯镜如与康有为有旧，但冯自由在日本留学时，对康有为等保皇派十分厌恶。当时，保皇派办有《清议报》，康有为对该报干涉极多，尤其不准出现“自由”二字，麦孟华、蔡锷、秦力山等编辑均感不满，冯懋龙尤为愤懑，遂为自己改名“自由”，以示与其决裂。
易顺鼎在辛亥革命后，自称革命元勋，闻者皆愕然，认为他与革命不沾边。他说：“你们难道没看到‘易顺鼎’这三个字吗？移顺治之鼎也。”
王闿运应袁世凯礼聘，进京任国史馆馆长。他某日闲游过总理衙门，以手指之对随从说：“这是动物园！”随从怪而问之，他说：“凤凰（总理熊希龄是湖南凤凰人）、熊、猿（袁）皆会于此，岂不是动物园么！”
袁世凯的次子克文别号寒云，是京华名士，民国四公子之一。他生于朝鲜，诞生当日，袁世凯梦见朝鲜国王赠送给自己一头栓以金锁的巨豹，袁接受了，将豹系在堂下，但巨豹突然挣断锁链，直入内室，袁大惊而醒，此时克文诞生。袁世凯遂取豹身文理斑驳之意，为之取名“克文”，字“豹琴”。同样梦豹而生的还有郭沫若，因此郭的乳名为“文豹”。
伯希和言及日本学术，蔑称之为“三余堂”—文学窃中国之绪余，佛学窃印度之绪余，各科学窃欧洲之绪余。
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被誉为“北洋三杰”，且有王“龙”、段“虎”、冯“豹”之说。但也有将冯称作“狗”的，冯国璋非常不满，曾为此诉讼于公堂。
黎元洪为人温和，早年在湖北新军中就很得人心，后来活跃于政坛顶峰，也颇得时誉，故有“黎菩萨”之称。但在湖北方言中，“黎”、“泥”发音相同，因此这个绰号也不无嘲弄其在北洋集团中孤立无助之意。
民初起事于河南的白狼，真名白朗斋，曾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是吴禄贞的同学兼好友，后来一直跟随禄贞左右。禄贞被袁世凯刺死后，白狼始起事。数度几百北洋军。恰好袁世凯的爱将陆建章字“朗斋”，任军政执法处总长时，杀人如麻。时人便称此二人为“绿白二狼”。
陆建章主持军警执法处，侦骑四出，杀人如麻，武昌首义的元勋—“三武”之一的张振武就是被他就地枪决的，时人称之为“屠户”。他的继任者雷震春，以暴易暴，比之陆建章效率更高，时人称之为“迅雷不及掩耳”。
袁世凯称帝，报人薛大可上表称贺，自称“臣记者薛大可”。
为反对帝制，年轻的刘少奇为自己改名叫“刘卫黄”，以示保卫黄帝种族之意。此名后来不复使用，直到1969年他被迫害致死，在开封火化时，有关人员才别有用心地在火葬单上使用了这个名字。
黎元洪任总统时，宠信汤漪、哈汉章、金永炎、郭同、汪瘦岑，这五个人被称作“五鬼”。时有“五鬼闹北京”的说法，事实上应是段祺瑞和督军团的恶意攻讦。
胡适说：“北大是由于‘三只兔子’而成名的。”“三只兔子”，指的是丁卯年出生的蔡元培、己卯年出生的陈独秀和辛卯年出生的胡适。
刘半农原号“伴侬”，在上海写“礼拜六”派文章，风花雪月，鸳鸯蝴蝶。1917年进北大后，喜欢上了新文学，乃改“伴侬”为“半农”，意为笔耕，亦纪念农民家庭的出身。他写文章批评当时“爱呀爱呀”的文风，一些读者反唇相讥：“你以前呢？伴侬不是你么？阿要面皮？”
1923年，朱谦之、缪金源等十七位北大学生声明自由听课，不要北大文凭。这十七个人被称作“自绝生”，但他们日后大多学有所成。
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任教时，号称“三不来教授”，即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学生每逢天气不佳，则曰“今天天气黄不到”。
瞿秋白写书批评三民主义，称孙中山为“孙中山陛下”，此书从未公开出版，只能印成小册子散发，即使解放后也无法出版。
曹锟以贿选得总统，吴稚晖讥讽道：“人的精虫若都能胎化为人，则曹锟和他太太房事一次，即可有四万万个子孙，然后一致投票选他老子做总统，根本就无须花钱收买议员。”闻者大笑。从此便有人称曹锟为“精虫总统”，而那些接受贿赂的议员则被称作“猪猡议员”。
徽徵廿四(2)
吴佩孚势败，走南阳入四川。路多土匪，吴佩孚便令部属大张旗帜，上书“吴佩孚“三字，果然无人敢犯，直抵巴东。
冯玉祥憎恶国人不守时间的恶习，因此发明“革命时间”的名词，提倡守时不误。口号一经贯彻，确有相当成效。冯听说中央开会不依时间且虚耗金钱，特亲撰一联云：“一桌子饼干，半桌子水果，忘记前线饥寒将士；三点钟开会，五点钟到齐，是否真正革命精神。”
张作霖敬重孙中山，常对人标榜“我的老友中山先生。”孙中山派宁武去见他，他第一句话是：“孙先生看得起我，我很高兴！”他赶走直系势力独霸京城后，便学孙中山在广州的故例，以“陆海军大元帅”的名号行使国家元首职权。但是他对孙中山也有所保留，比如他声称接受“三民主义”，却又坚决“反赤”，还曾在“民族”、“民权”、“民生”之外，加了一个“民德”，即中华旧道德，号称“四民主义”。
张宗昌曾被野狗咬破皮靴，为之大发雷霆，故令士卒出动杀狗，打死后即烹食狗肉，一时间狗尸遍野，肉香满城。张因此被称作“狗肉将军”。
马鸿逵是大胖子，体重逾400多磅。然他在宁夏的新别墅落成后大宴宾客时，请柬上却自谦为“茅葺小筑”，别墅中更有一处叫“瘦腰廊”，他也别署“瘦腰廊主人”。
陈济棠口才极差，每登台演说，必嗫嚅不成连句。有人统计过，他平均每分钟本就说不了几个字，其中竟有六个“哈”字，故有“哈将军”之称。
郑孝胥每逢重阳必有诗作，人称“郑重九”。
于右任原名伯循，取华夏族“右衽”之谐音，改名“右任”。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轻时信奉王明阳“知是行之始”的主张，因改名“知行”。后来他兴办教育，日益发现“行”的重要，所谓“行而后知”，故又改名为“行知”。他还写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诗作为说明：“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
1930年，钱穆到燕京大学任教，校长司徒雷登问他对燕大印象如何，他答道：“起初听说燕大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看到M楼和S楼，这难道就是中国化吗？我希望将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不久，燕大专门召开会议，决定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贝公楼为办公楼，其他建筑一律赋以中国名称。钱穆还为校园的一个湖取名叫“未名湖”。
1933年，陶知行在上海卖文、卖字、卖演讲，实行“三卖主义”。订定润格为：卖文、卖字润笔，卖演讲润喉。曹聚仁闻讯致贺一联曰：“先生只三卖，卖讲、卖字、卖文，何如卖国有利；大家争一吃，吃党、吃粮、吃教，焉知吃粪无人？”
三十年代初，吴健雄在中央大学物理系学习时，他的老师施士元教授是居里夫人的博士生。施士元经常向学生讲述居里夫人的种种轶事，从此吴健雄以居里夫人为偶像，数十年后，吴健雄被称作“中国的居里夫人”。
钱玄同因是庶出，不甚喜欢自己的姓，他后来靠拢疑古学派，一度丢掉本姓，改姓“疑古”。他为顾颉刚的《古史辨》的题签，即题作“疑古玄同”。有一次，他看到鲁迅的名片仍写着“周树人”的名字，便问：“你的名字不是已经改成两个字的了吗？怎么还用三个字的名片？”鲁迅当时对他已很有成见，便讽刺道：“我从来不用两个字的名片，更不用四个字的名片！”
钱玄同43岁时，拟从44岁起每11年自编一本文集，44岁那本叫《四四自思辞》，55岁的叫《吾吾吾悟书》，66岁的叫《六六碌碌录》，77岁的叫《七七戚戚集》，而43岁之前的统称《疑古废话》。但钱玄同只活了52岁，因此这些集名只可作游戏看。
刘半农的两个女儿生于伦敦，一个叫刘伦，一个叫刘敦。同样的还有陈强的两个儿子，因为老大出生时，陈强正在访问布达佩斯，便给老大取名为陈布达，老二也被预定为陈佩斯。
康有为之女康同璧曾孤身往印度寻父，并赋诗云：“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她有一枚印章即刻“康一人”三字。
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岁时赴日本留学，填写护照时，误将年龄“十四”填入“姓名”栏里，又不想再花钱买表格，于是将“
黄侃在北大讲词章学，好在课堂上高声念诗，抑扬顿挫，煞是好听，他在台上读，学生在台下和，此即在学生宿舍中很是流行的“黄调”。
徽徵廿四(3)
巴金年轻时崇拜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便将他两人的译名各取首尾一字以作笔名“巴金”。作家马宁则是崇仰马克思和巴枯宁，所以取笔名叫“马宁”。
汤用彤为人温润，一团和气。钱穆与傅斯年有隙，却都与汤交好；熊十力和吕澂于佛学方面每每相左，却均与汤相得；汤虽参与学衡派，却与胡适不伤和气……汤因此得了个“汤菩萨”的绰号，钱穆说他是“一纯儒之典型”。
陈垣藏有三部佛教的《大藏经》和一部道教的《道藏经》，曾笑言：“唐三藏不稀奇，我有四藏。”
陈寅恪执教于中山大学时，讲课时校内教授旁听者常多于学生，陈因有“教授之教授”的称谓。
胡适被称作“上卷博士”，因为他兴趣过杂，反散了精力，一些代表性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只有上半部，没有下半部。黄侃更称胡适为“著作监”，因为“监者，太监也；太监者，下面没有了也”。
梅兰芳红极一时，戏票总是被哄抬到很高，买不起票的人往往伫候于门口，只期瞥见他一面。时谓“望梅止津”。
1936年，连横以肝癌病逝前，适逢他的孙子出生。连横遗命道：“中日必有一战，台湾之回归祖国亦赖此战，若生男，则命‘连战’。”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逃到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躲避，最后便在此被捕。事变促成了全国统一抗日，蒋便将此石命名为“民族复兴石”；在石旁筑了一座亭子，名为“民族复兴亭”；将他被释放的
梅娘原名孙嘉瑞，是抗战时崛起于沦陷区的著名女作家，与张爱玲并称“南张北梅”。她本出身豪门，父亲是东京实业巨子孙志远，但因是庶出，母亲被正房驱逐后不知下落，遂取“没娘”的谐音，改名梅娘。
闻一多在西南联大时，刻苦读书，等闲不下楼。郑天挺去看他，劝道：“何妨一下楼呢！”他便以“何妨一下楼”作为居所的名字，自称“何妨一下楼主人”。几年后，他果然何妨一下楼，不料却遭致杀身之祸。
孙中山被称作“孙大炮”，意为理想家。胡适则认为：“孙中山是一门不能轻视的大炮！”被称作“大炮”的还有傅斯年。傅常在国民参政会上抨击弊政，甚至多次要求罢免孔祥熙。蒋介石问他：“你信任我吗？”他答：“我绝对信任！但是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说！”蒋介石为之动容，竟罢免了孔祥熙包括行政院长在内的一切实际职务。
戏剧学家洪深历来敢作敢为。有一次，他看到描写唐人街的美国影片《不怕死》，认为是辱华影片，便号召大家大闹电影院。抗战时期，他又以类似的原因火烧胶片。后来他对后方的糜烂生活感到失望，不惜服毒自杀。虽幸而不死，却得了一个“黑旋风”的绰号。
抗战结束后，西南联大的精英们多班师回朝，刘文典却留在云南，因为他舍不得云土（烟土）和云腿（火腿），他因此得了个“二云居士”的雅号。
1949年，湖南和平起义。陈明仁的第一兵团仍全副武装，守卫着长沙各要害地点，头上仍戴青天白日帽徽，新发的胸章上写着“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直到他们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
马寅初出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以一篇《新人口论》被称作“中国的马尔萨斯”，他自己则认为：“我这匹马，是马克思的马。”1958年，北大师生批判马寅初：“你是谁家的马呀？是马克思的马？还是马尔萨斯的马？”“马老口口声声说自己和马尔萨斯不同，可是马老在《新人口论》里确实传播了马尔萨斯的理论，马尔萨斯的基本论点触目惊心地贯穿着马老的全部论点，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马老自己说他是马克思的马家，而我们只能说他是在新中国开设的一家马尔萨斯的马家黑店。”
红卫兵把革命对象分为十等，工、农、兵、学、商之下，知识分子列第九等，即“臭老九”。毛泽东还曾借用《智取威虎山》上的台词揶揄道：“老九不能走！”殊不知，历史上如此慢待读书人的，只怕只有蒙古人的元朝初年，所谓“八娼九儒十丐”。
“清末四公子”指陈宝箴之子陈三立、谭继恂之子谭嗣同、吴长庆之子吴彦复、丁日昌之子丁惠康。“民国四公子”则有至少有三种说法：一说是指恭亲王之子溥侗、袁世凯之子袁寒云、张镇芳之子张伯驹以及张作霖之子张学良，此说偏重才艺方面；第二说是指张学良和孙中山之子孙科、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筱嘉，这种说法偏重于政治，如张、孙、卢就曾举行过著名的“三公子会议”；第三种说法与第二种大致相同，只是把孙科换成了张謇之子张孝若，因为孙科出身革命党家庭，在气质上与这些公子很有差异；此外，还有将段宏业换作其弟段宏纲的。
近代以来，号称“四大”的极多：戏曲界“四大名昆”为谭鑫培、王愣仙、陈德霖、何桂山，“四大名旦”为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中医界“四大名医”为孔伯华、萧龙友、杨浩如、汪逢春；孙中山、尤列、陈少白、杨鹤龄为“四大寇”。政坛“四谏”为陈宝琛、张佩纶、宝廷、邓承修；“军机四卿”为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嵩山四友”为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为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吴光新；清华“四大导师”为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后人附会的“四大美男子”为汪精卫、周恩来、张学良、梅兰芳；“四大才女”为庐隐、萧红、石评梅、张爱玲；话剧界“四大名旦”为秦怡、白杨、张瑞芳、舒绣文。
镌镂廿五(1)
吴南屏自负才力，以为可追攀欧阳修、曾巩，但曾国藩论文时把他归入桐城派。吴怒而诘之，曾笑道：“欲吾删此文，须捐军饷万金！”因吴家颇富有也。
甲午之战中，吴大澂为陆军统帅，自以为必胜，曾在阵前悬挂“免死牌”，以示轻蔑。日军大怒，都欲杀之而后快，惟有岸田吟香说：“吴某徒为大言，政事兵略非其所长，惟小学及篆法刀为一绝，若生擒之，断不可伤其性命，可以使其赴我国传清国绝学。”吴大澂为金文专家，雅好镌刻，行军时携有镌字工匠，经常亲手模仿夏商彝卣文字，令匠人镌刻在枪支木柄上，当时日军都以缴获其枪支为幸事。
康有为擅书法，人称“康体”，却惟独不题扇面。有人怪而问之，他说：怕人拿着扇子上厕所，将字薰臭。
《革命军》的作者邹容擅治印，留学日本时，有同学请他刻“壮游日本”四字，他马上把石头扔了回去，说：“你仅游了个日本，就觉得很壮了，那些环游地球的，又该如何呢？”
梁启超酷爱麻将，每于演说之前大战不止，曾说：“予利用博戏时间起腹稿耳。骨牌足以启予智窦，手一抚之，思潮汩汩来，较寻常枯索，难易悬殊，屡验屡效，已成习惯。”
梁启超流亡日本，撰有《新中国未来记》小说，书中以“罗在田”为中国第一任大总统。“罗”即“爱新觉罗”，“在田”即“载湉”的谐音，“罗在田”即光绪。
陈三立有科学精神，直到晚年，仍能穷理格物及于最纤微之处。他曾取一只病蝇置于案上，徐观其状，久久不倦。其诗精深真挚，根源正在于此。
英国作家毛姆拜访辜鸿铭，深为中国一些经典著作未能译成西文而遗憾。辜鸿铭答道：“代表中华文化精髓的《四书》，早在一两百年前，已经有外文译本了。”毛姆不信，辜鸿铭便约好三日后拿给他看。接下来辜鸿铭便用了三天时间，译出了英、法、德语的《四书》译本。
现代汉语许多词汇从日语转译而来，如“经济”、“银行”、“准备”等皆是。梁启超曾以“经济”为不妥，因为在古代汉语中本有“经济”一词，意为“经国济世”，他因此提议以中国固有的“平准”来代替，并在自己的著作中首先使用，但卒未获得推广，于是这个被日语断章取义过的词—“经济”，竟成为最常用的汉语词汇之一。
袁世凯称帝时，因“元宵”与“袁销”谐音，传令改为“汤圆”。
段祺瑞酷爱围棋，但水平远不及其子段宏业。有一次父子对弈，汤济武作壁上观，眼看段祺瑞大负，只见他气哼哼地以手乱之，怒斥道：“你一无所能，就会下棋，有什么出息！”
李涵秋撰小说《过渡镜》，刺炎凉世态，最初少人问津，后来为著名报人钱芥尘发现，乃为改名《广陵潮》，在报纸上大力宣传，前后十年之间，累资极可观。李涵秋叹息道：“近日涵秋犹是往日涵秋，何前弃而尽取耶？则信乎文字无定评，惟虚名是重耳！”
蔡东藩说：“我为我文，不必不学古人，亦不必强学古人；不必不学今人，亦不必盲从今人。
胡适是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也是新诗运动的先导，他为此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将自己的一本诗集命名为《尝试集》。但是他的新诗往往拘泥于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韵脚，大多遵循古代汉语的韵部。比如，《尝试集》的第一首诗《孔丘》：“知其不可而为之，亦不知老之将至。认得这个真孔丘，一部《论语》都可废。”“至”和“废”在词韵里是通用的，在现代汉语里则完全不押韵。
1918年，梁启超和蒋百里并辔游欧。回国后，蒋写了一本《欧洲文艺复兴史》，请梁作序。不料梁的序写得奇长，因为他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与清代学术思潮有很多相似之处，遂大加发挥，如江河决止，不可收拾，一写就是8万字，较蒋著篇幅更大。蒋啼笑皆非，只好请梁单独出版，此即《清代学术概论》，其序反倒是蒋所写。后来梁启超又将此书补充至25万字，是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作为一个最激进的革命党人，刘师培失身投靠濒临灭亡的清朝，为其政治上最不明智的选择。后来他又名列“筹安会六君子”，为袁世凯称帝造势，更为世人不齿。1919年，他以36岁的鼎盛春秋辞世，著述闳富，却有散佚的危险。他生前的好友山西富豪南桂馨出资，邀郑友渔、钱玄同、陈钟凡、刘文典等人编辑整理了《刘申叔先生遗书》，收集了刘氏的74种著作，有存亡续绝之功，此即“山西宁武南氏刻本”。
周作人译出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题为《小的一个人》，自觉此题不符合中文习惯，但别无更贴切的译法。他拿到《新青年》发表时，陶孟和提笔加了个“小”字，变成了《小小的一个人》，立刻珠圆玉润了。周作人十分佩服，称陶为“一字师”。
郭沫若为文，好用“哟”字，郁达夫则爱连用“啊啊”二字，吴稚晖则喜欢连用“呸呸呸”三字。有人据此作诗云：“各有新腔惊俗众，郁啊郭哟稚晖呸。”
陈衡恪作画以花卉见长，与李叔同齐名，合称“北陈南李”。
樊增祥与易顺鼎是近代诗坛的两面旗帜，两人也惺惺相惜。易称樊为“樊美女”，樊称易为“易神童”。因为樊增祥直到老年，诗中仍多脂粉气；而易顺鼎五岁便能作诗了，故是神童无疑。
张恨水在《世界晚报》的副刊《夜光》上连载《春明外史》，引起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便有热情读者在报馆门前排队，焦急地等待当日的晚报发售，以图先睹为快。小说连载5年，有关书中人物的命运，一直是北平街谈巷议的话题。后来连载的《金粉世家》也是如此。
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冯玉奇十之七八为言情之作，哀婉缠绵至于极处，与张恨水并有井水歌柳之目。（按井水歌柳：北宋有井水处皆可歌柳永词。）
李寿民别署“还珠楼主”，曾作过傅作义的秘书。他每日可写2万字，十日便可单行一册，为激发灵感，鸦片瘾极大。抗战中他滞留北京，被日伪拘留了70多天，幸好有爱读他《蜀山剑侠传》的人帮助他，才得以脱困。
鸳鸯蝴蝶派作家胡寄尘撰《墨子学辩》，考证墨子为印度人，招致如潮非议。
吴佩孚推崇杨云史：“云史诗清真雅正，自成大家。五言卓绝，尤称独步，近人无与比肩。”钱仲联亦云：“近代学唐而堂庑最大者，必推杨云史。”
潘光旦从清华毕业后，以官费留学美国，攻读优生学，后来衍至家族、家庭、两性研究，尤善治年谱。有一段时间他整日埋头于某姓的家谱上，有客来访，辄以家谱为话题。有人便送了他一幅对联：“寻自身快乐，光他人门楣。”
英文“Humor”曾有多种译法，王国维将它音译为“欧穆亚”，李青崖意译为“语妙”，陈望道译为“油滑”，易培基译为“优骂”，唐桐侯译为“谐稽”，林语堂译为“幽默”。林语堂解释道：“凡善于幽默的人，其谐趣必愈幽隐；而善于鉴赏幽默的人，其欣赏尤在于内心静默的理会，大有不可与外人道之滋味。与粗鄙的笑话不同，幽默愈幽愈默而愈妙。”结果，最终是林语堂的译法普及开来，林后来也被称作“幽默大师”。
镌镂廿五(2)
陈独秀撰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利用党内职务之便，请沈雁冰、陆缀文校对上海音，杨殷、罗绮园校对广州音，项英校对汉口音，邓颖超校对北京音。
领袖中不惟毛泽东能诗，蒋介石亦能。他11岁时有《咏竹》诗云：“四万山多竹，能生夏日寒。”
冯玉祥在常德时，每天学英文两小时。学习时，即在门外悬一牌子，上书：“冯玉祥死了！”学完后开门除牌，向人说：“冯玉祥复活了。”后来，他可以在美国的街头用英文作反蒋演说。
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死得不值。他喜欢下象棋，1936年在广州与潘景夷对弈，前两局一胜一负，第三局进入残局后，胡想用“跳卧槽马”逼出潘的老帅，不料被潘支起仕角，炮打了一只死车。胡当时就脑溢血突发倒地，三天后不治而死。
赵元任是语言天才，他会说33种中国方言，到全国大部分地方，都可以用方言跟当地人交谈。他又精通英、德、法、日、俄、希腊、拉丁等外语，甚至精通这些语言下面的方言，比如他在巴黎讲巴黎的土语，到了柏林又有了柏林的口音。他因此得了个“赵八哥”的绰号。
邵洵美好赌，说赌博富于诗意，在赌桌上作新诗，输得越多作得越好，遂自称“赌博诗人”。他说：“钟可成赌得最豪，朱如山赌得最精，卢少棠赌得最刁，唐生智赌得最恶，而若论雅赌，舍我其谁？”
张恨水谈章回小说的未来：“我不能推测它将来会怎样发展，也许我张恨水死去的一天，就是章回小说消灭的一天。这是地道的中国文化，许多大文豪最红的作品，多少有点受它的影响。”
柳诒徵家挂有一横幅，上书“吉人天相”四字。胡适问柳用意何在，柳说：“我家十一口人，住在一个大厢房里，这不是‘吉人天相’么！”
齐白石在北平街头看到有人卖署名自己的假画，遂当面加以指责，不料此小贩振振有辞：“凡大画家没有不被造假的，造假越多，说明名气越大。而且这些假画物美价廉，是卖给穷人的；而有钱人自然去买你的真品，对你有什么损失呢？”齐白石为之语塞，再看那些赝品，居然很有章法，于是乎竟然收这个小贩做了徒弟。
刘文典说：“要做好文章，只须注意‘观世音菩萨’就好了。‘观’是多观察，‘世’是懂世故，‘音’是讲音韵，‘菩萨’是济世救民之心。”
吴佩孚晚年寓居北京什锦花园，每日画菊消遣，态度消极。或有访客迟迟不愿去者，则大谈其《周易》，深奥玄妙，使客乏味而去。事实上他平生颇有著论，如《春秋正识证释》、《易箴》、《日食参考说》、《循分新书》等，故有儒帅之称。
刘文典善治《庄子》，有《庄子补正》十卷，陈寅恪为之作序。他对此十分自负，有人问他古今治《庄子》的得失，他说：“在中国真正懂得《庄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庄周，还有一个就是刘文典。” 他在西南联大讲《庄子》，每次开讲，必先说一句：“《庄子》嘛，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吴宓也常去听，总坐在最后一排。当刘讲到自以为独到处时，总会抬头向后排张望，问：“雨僧兄以为如何？”吴宓必然会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日军空袭昆明时，警报响起，大家纷纷躲避，他看到沈从文也在匆匆逃避，便忿忿不平地对人说：“我是为庄子跑警报，因为只有我能讲《庄子》，他沈从文是为谁跑呵？”。
潘光旦在西南联大时，苦于鼠患，某日捕得十数只，忽动一念。令夫人烹治鼠肉，宴请心理学专业的同仁与学生，谎称偶获野味，邀君共享云云。席间潘率先大嚼，众人随之，皆赞好香。潘让大家猜是何肉，一时众说纷纭，群诘之，潘破口而出：“鼠肉！”众人哗然，有呕吐者，有頞眉者，潘一再解释此物无害人体，但之后无复动箸者。潘笑道：“我又在心理学上得到一条证明。”
刘子华为首批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跟周恩来等革命者不同的是，他在国外一直呆到1945年才回国。他用现代天文学的各种数据与《易经》、八卦之学的组合原理及辩证思想，互相印证，推断太阳系存在第十大行星，且为取名“木王星”、他以题为《八卦宇宙论与现代天文》的博士论文，得以被公认为第十大行星的最早鉴定人。当然，他的成果不断遭到质疑。
抗战胜利后，陈寅恪赴英国治疗眼疾，并应邀在牛津大学讲授东方学和汉学，欧洲各大学校的学者云集牛津，以亲聆他讲学为快，但除了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寥寥数人外，大多不能听懂。因为陈寅恪在演讲中广泛征引各种文献，使用10余种中亚古语，一般学者听不懂是很自然的事情。
镌镂廿五(3)
重庆和谈期间，周恩来拜访一代象棋大师谢侠逊，与对弈三局，结果三战皆和。谢侠逊大为惊讶，于是将次局的残局命名为“共纾国难”，发表在《大公报》上。次日，谢侠逊即遭到特务的毒打，几乎丧命。不料他极为倔强，更陆续发表“止戈为武”、“救民水火”、“制止内战”、“悬崖勒马”、“暴政必败”等棋局。
1948年，毛泽东与吴晗彻夜长谈。毛对吴晗的《明太祖》一书颇多赞许，但对书中“彭和尚”这个人物的处理提出了具体意见，认为彭和尚不会如吴晗总结的那样，以失踪而谢幕。吴晗受其指点，回去后重新耙梳史料，果然印证了毛的猜测。
1949年，军统在云南捕获亲共人士九十余人，卢汉为他们向蒋介石求情，蒋的回电是八个字：“情有可原，罪无可逭。”卢汉为之苦闷不已，求助于李根源，李即提笔将辞序改了一下，变成“罪无可逭，情有可原。”于是这些人的性命得以保全。
周瘦鹃善治园林，他的“紫兰小筑”，池亭花石，不逊于苏州各大名园。但是他的小儿子在园中覆水而亡后，他便将小池掩废，只余一井，从此移情于花木盆景。1949年后，国家领导人常来参观他的园艺，朱德且赠有兰花。但是他没有逃过文革的冲击，园毁花销，自己也投井而死。
郑逸梅平生写作笔记甚巨，对保存文史资料作出了极大贡献。事实上旧派武侠小说家宫百羽也写了几十册类似的笔记小品，但在文革中被毁于一炬，他也因此悒郁而死。
石泉的《甲午战争前后的中国政局》，是在导师陈寅恪的指导下开题的，这是陈寅恪唯一一次指导学生作中国近代史学位论文，在很多细节上对石泉有发蒙解惑之力。但陈同时对石泉说：“我可以指导你，其实我对晚清历史还是熟悉的，不过我不能做这方面的研究。认真做，就必然会动感情，这样一来，看问题就不客观了。”
毛泽东指导外交工作，说我们的外交姿态就是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结果外交部的秀才们如何方等人都未见过“高屋建瓴”这个词，只好去查《辞源》。从此，中国人才开始广泛使用这个词。
唐圭璋自诩是以“四声”填词（一般人只分平仄）的，当代少有，乃至仅有的词人。
潘光旦被划成右派后，不能再写作和发表，因为当时有明确的规定，“戴帽子”和“右派分子”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出版物的作者栏中，甚至数学书都如此。潘于是埋头翻译达尔文的经典巨著——《The Descent of Man》，他的女婿胡寿文作他的助手。这部书译出后一直没有发表，直到潘在文革中受尽折磨重病不治后，他的女儿得到允许去收拾遗物时，才在启封的房间中看到了已被水浸坏的译稿。她悄悄带走并保存了起来，直到1983年才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这便是“汉译名著系列”中的经典之一——《人类的由来》。
郭沫若在丽江黑龙潭的得月楼上题写了一幅对联，全为集毛主席诗词而成，文曰：“春风杨柳万千条，风景这边独好；飞起玉龙三百万，江山如此多娇。”文中且照顾到了附近的玉龙雪山，可说十分精巧。
最初大陆的对台声明一律只说“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一位留美的台湾博士在访问大陆时一再建议：“台湾只是一块领土？岛上没有人住吗？这种说法很伤感情！”这个建议被周恩来听到了，于是不久后乔冠华在联大的演说中，首次多加了一句：“台湾人民是祖国的骨肉同胞！”
文革中，只有马列书可读，钱钟书只好看德文版的马列书信。他对夏志清说，自己对恩格斯的性生活有所发现。
汪晖说：“《鲁迅全集》的每个字上都趴着一位学者。”钱钟书亦引起此种效应，钱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在给黄裳的信中写道：“国内外不乏无聊好事或啖名牟利之辈，欲借弟为敲门之砖，易米之帖。”
陈尚君是朱东润的关门弟子，曾务农八年，属于工农兵大学生。然而他记忆力超群，博览典籍，在文学史料的补缺方面成就斐然，他以一己之力完成的《全唐诗补编》和《全唐文补编》，补录唐代诗文达12000多篇，较之前辈学人如逯钦立等，实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