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采购买产品去哪里:王缉思：中国的国际定位问题与“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思想———爱思想：学习型社会领航者

〔提 要〕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只有准确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与“韬光养晦”战略思想的关系，重新思考“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使其精神实质得以延续，才能实现中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的梦想。
    
    一
    
    如何较为准确地把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 如何继承和发展邓小平提出的 “韬光养 晦、 有所作为” 的战略思想， 是理解和贯彻当今我国外交方针的两个相互关联的关键问题。
    一个国家如何确定自己的“国际定位”，并非当今国际政治学中的一个学术概念， 也并非世界各国制定外交政策中的普遍问题。 世界上很少有人像中国的学者和评论家那样，热衷于探讨本国的 “国际定位” 问题。 中国学者之所以如此关心本国的国际定位，是因为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中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国都发生着更为快速而明显的变化。在决定中国国际地位的诸因素中， 关键因素在于中国国内发展的连续性与变革， 而不在于外部环境。
    本文在 “实然” 而非 “应然” 的意义上， 从以下几个方面对 “中国的国际定位” 进行分析。
    第一，实力定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之后，是否已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进而在世界上实力仅次于美国，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我认为，同日本相比，中国不但人口众多、领土广阔、经济规模宏大，而且国防力量的规模也超过它，又掌握了核武器。可以说，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地缘战略优势和地缘经济优势都已超过远远超过日本。因此，说中国是亚洲第一强国，应是可以普遍接受的观点。这里必须考虑的因素在于日本的综合“硬实力”虽然逊于中国，但它是同美国结盟的发达国家，并以此弥补了它在地缘战略中的劣势。在国民生活水平和素质、文化教育、科技水平等方面，日本远高于中国，甚至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也不弱于中国。同样不能忽略的是，日本民族凝聚力甚强，政治体制坚固，社会长期稳定，生态环境优良，即使在过去20年经济持续低迷、政府频繁换届的情况下也没有发生政治动荡。日本的“稳”与中国的“快”、日本的“质”与中国的“量”，形成了鲜明对照，互有所长。
    同样不能轻视的是欧洲。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超过任何单个的欧洲大国， 但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的经济规模同美国不相上下， 欧元已是同美元相竞争的国际货币，而人民币的国际化尚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中国的综合实力和全球政治影响同欧盟的差距还很大。
    因此， 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经济虽已是世界第二， 且发展势头良好， 但仅据此而认为中国实力已超过日本和欧盟成为世界第二， 过一二十年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是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特别是中国软实力发展滞后， 在国际舆论中声音仍然比较微弱， 更远远谈不上“世界第二”。
    对于中国的全球实力定位， 比较恰当的说法是中国是最强的发展中大国。不过， 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和俄罗斯， 在实力方面也各有千秋。
    第二， 地缘战略定位。中国地处传统地缘政治意义上的亚洲（即不包括西亚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所谓“远东”） 的中心位置，是“东方国家”。随着同周边国家经济相互依存度的日益加深， 中国已成为亚太地区的地缘经济中心， 在本地区经济发展中的“领头羊”作用超过美国和日本。中国也参加了东亚地区的几乎所有区域性经济组织， 还是上海合作组织的核心成员。
    不过在地缘政治方面， 情景却完全不同。中国没有同周边任何国家结成政治或军事同盟， 却与日本、印度、越南等邻国存在领土或领海纠纷。东亚地区的国际安全体系，目前是以美国同若干东亚国家的双边军事关系为中心的， 而且这些军事安排有针对中国的一面。这种情况， 使中国无法像德国、法国或巴西那样，在某些问题上可以代表本地区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言。换言之， 中国有对亚洲的地理认同， 也逐渐有了经济认同， 但却难以建立政治认同， 无法作为“领导者”或“代言人” 的面目出现。同时， 中国的利益和影响正向全球扩展。但无论从任何一个方面看， 都同美国这个唯一的全球大国的地位有很大差距。
    第三， 国家政体属性定位。一方面，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政治经济制度、政治价值体系和主流意识形态独特。另一方面，中国又处在深刻而长远的改革进程中， 前进道路上的不确定因素很多。中国领土尚未完全统一，还面临着民族分裂的威胁。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和谐因素突出， 生态环境恶化，社会治理任务艰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缓慢。在国家财力充足、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同时，人均收入低，贫富悬殊大。在政治体制稳固的同时，社会凝聚力有待增强。在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宣传工作主旋律突出的同时，社会思潮和舆论日益多元化，政府部门正加强维稳力度，时刻防范境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政治渗透。出于国内国际方面的种种考虑，中国对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多党制、民主化变革和国家分裂采取同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态度。上述的特殊国情与国策，说明中国同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体制和意识形态差异仍然十分巨大， 而且看不到缩小的趋势， 中国也因此而被西方发达国家视为国际社会中的“异类”。
    第四， 国际角色定位。所谓的中国“国际定位”， 其实主要指角色定位， 即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承担的责任， 而角色定位又受制于上述三方面定位。例如，中国的实力定位决定了中国不是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主导力量。出于自身利益和力量对比的考虑，中国接受了核不扩散、打击恐怖主义、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知识产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国际规则， 以及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同时，日益增长的实力使中国得以在国际组织中拥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 也承担了更多的外援、维和等国际责任。中国的地缘战略地位，决定了中国在周边国家所投入的政治经济资源和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世界其他地区。中国的政体属性， 则决定了它受到西方所倡导的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价值体系的政治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坚持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
    由国际角色定位引申出来的一个问题， 是中国独特的发展道路能否成为其他国家学习效仿的一个模式。虽然在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模式” 和“北京共识” 的讨论热烈，但中国无意向世界其他国家推广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经验， 而也很少有事实根据， 证明其他国家正在按照“中国模式” 成功地重塑自己的政体， 规划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然， 上述几方面的定位是相互作用、不可能做明确分割的。简而言之， 中国的国际定位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1）国力最雄厚的发展中国家，但在经济发达程度、科技、教育、文化软实力等方面同美国、欧盟和日本还有很大差距； （2） 利益和影响迅速向全球扩展的亚洲大国，但并未能在亚洲发挥主导作用； （3） 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独特的社会主义大国， 正在经历深刻变革， 领土尚未完全统一， 受到民族分裂主义的威胁； （4）现存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受益者、参与者和改革者， 同时受到西方主导的国际规则的制约。
    
    二
    
    在可预见的将来， 上述“虽强犹弱” 的中国国际定位不会发生重大变化。这就决定了中国仍然必须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战略思想。
    上个世纪90 年代初期，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国际战略思想的核心， 被概括为“韬光养晦， 有所作为”。早在1995 年邓小平还在世时， 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即在公开发表的讲话中对这一战略思想提出的背景和内涵做出了一个完整而准确的论述：进入90 年代前后， 国际风云剧变， 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 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 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 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 对形势突变及时做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 要冷静、冷静、再冷静， 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 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我们要保持警惕， 谁也不怕， 谁也不得罪， 朋友要交， 心中有数； 要韬光养晦， 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 过头的话不说， 过头的事不做； 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 不要耽搁；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 是能够而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回顾时代背景， 可以看出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思想的针对性。首先， 在苏联和东欧国家发生剧变、我国因1989年政治风波而遭到西方制裁的不利国际环境下， 党内一些同志做出了错误的战略判断，如担心美国将“挥师东向”， 集中力量遏制中国； 其次，那时党内出现某种悲观情绪，认为世界格局已成为“美国独霸”，中国在国际上无足轻重；第三，一些同志不够沉着冷静，在国内工作中要求以“反和平演变”为纲，否定改革开放的总方针， 在对外工作中提出同美国和西方对抗的激进主张； 第四，某些对外政策偏激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要求中国“扛旗当头”，结成抗衡西方的联合阵线。
    正像邓小平在1992 年南巡讲话中提出在国内“要警惕右， 但主要是防止‘左’” 一样，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的思想，是在对外工作中既要警惕西方政治图谋， 更要防止同西方对抗， 以维护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协调和稳定。“韬光养晦” 的精神实质是冷静、谨慎， 长期埋头苦干，集中精力干中国自己的事， 在国际上不当“头”。“有所作为”则指不应妄自菲薄， 在国际舞台上必须发挥应起的作用。有些研究者将“有所作为” 理解为不屈服于西方压力，敢于斗争， 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并不全面。同西方国家“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勇于克服重重阻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 也都是“有所作为”的表现。
    在邓小平提出这一富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想以后的二十余年里， 我国国力有了大幅度提升， 国际地位明显上升， 而西方总体实力地位相对下降。单就此而言，应该说我国的国际环境有了很大改善。于是国内有研究者提出， “韬光养晦”的思想已经过时了， 应当丢弃， 代之以更为积极的外交态势，为维护中国权益不惜斗到关系破裂， 绝不畏惧对抗。
    在一些观察家所表述的“新兴大国集体崛起、西方国家整体衰落” 的趋势之下， 特别是在我国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迅速接近的情况下， 告别韬光养晦时代，开创强势外交新时代， 在国内公众中的确有一定的吸引力， 从理论上说也不失为一种战略选择。但是， 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 为什么近年来， 特别是在2010 年，尽管美国和日本都内外交困， 欧盟经济和内聚力也不景气， 人们反倒感觉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压力在增加呢？ 如果现在我们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的思想， 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将今天我国面临的国际压力同20 年前的形势做更为深入的对照，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清楚了。正如钱其琛当年所指出的，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时，“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 因而需要韬光养晦。今天西方国家对我国的压力减轻， 制裁基本解除， 但对我国的外部挑战是全方位的， 更为复杂，某些方面甚至更为严峻。近年来新的国际挑战， 在经济领域有国际金融动荡、部分国家的经济衰退及其带来的市场萎缩、各国的经济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 等等；在国家安全领域有领土领海争端尖锐化、海上军事冲突的危险、周边国家的核武装与核扩散问题、国际恐怖主义， 等等；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有能源短缺和原料价格上涨、气候变化、海外公民和企业的安全、海盗、走私贩毒、公共卫生、食品安全， 等等。另外，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 远比20年前更为紧密。“法轮功”、网络安全等问题，20 年前都是不存在的。与国际因素相关的“台独”、“藏独”、“疆独”等分裂主义威胁， 今天比20 年前严重得多。
    此外， 西方发达国家仍然保留着冷战时期形成的政治、经济、军事联盟体系， 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体系中占据着明显优势。跨大西洋联盟， 即欧盟和美国、加拿大，占世界经济总量的50%以上。
    如果再加上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经济体， 则达6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技、文化、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 以及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和法律环境，是它们在相当长时间内能够维持国际优势的基础。一些新兴国家实力的上升， 削弱了西方的主导地位， 分担了西方对我国的压力，但对我国的国际环境也带来一些新的复杂因素， 其中有利也有弊。比如， 随着印度、越南等国家实力地位的上升，中印、中越之间的矛盾和竞争开始突出起来，而它们同美国的关系反倒有了改善。由此看来， 国际格局的大变动， 包括西方的不景气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并不自然而然地带来我国国际环境的改善。同20 年前相比， 虽然我国实力地位有了极为显着的提升， 国际压力却并不因此而减轻， 这就是所谓“大有大的难处”。同时，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互动日益紧密， 使内外挑战相互交错、相互转换， 防范和应对的难度增大。国家实力的增强， 要转化为有效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政策手段，亦有待时日。
    在国际挑战增加而不是减少的情况下， 作为一种战略思想，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必须坚持而不能放弃。近年来，我国某些人士在对外交往中流露出一种虚骄之气， 一些研究成果和媒体报道对国际形势和我国国际定位的判断也出现了过分乐观的偏向，这是值得十分警惕并应予以纠正的。如果不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 甚至反其道而行之， 就会丧失良好的发展机遇和逐步改善的国际形象，受损的不仅仅是同美国和西方的关系， 而且会使对外关系中的难题影响到国内稳定和发展。
    
    三
    
    坚持“韬光养晦” 的战略思想， 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20 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 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在对外工作中“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 但离开了“韬光养晦”的衬托， 也就成了无的放矢。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 的概念和提法。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似可成为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 思想的依据和思路。
    第一， “韬光养晦” 当年针对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当时是外交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心。但今天我国外交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复杂的情况、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更多的竞争对手。现时的国际挑战不仅来自作为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同时来自国际组织、境外的某些社会力量， 以及看不见摸不着的功能性问题，如自然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今天， 我们采取“韬光养晦” 的战略来处理对美关系，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但如果说要在处理同印度这样的大国、老挝这样的弱国时坚持“韬光养晦”， 在金融动荡、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讲“韬光养晦”， 就缺乏针对性。
    第二， “韬光养晦” 在本是当年邓小平为统一党内高层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指导思想， 仅为少数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所知。但到了1996 年前后，这一提法开始出现于国内报章， 逐渐成为举世周知的公开想法。特别是近年来国外思想库和学者极为关注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调整， 是否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国内研究者为了阐释这一概念， 也发表了不少公开论述。
    “韬光养晦” 这一汉语成语的原有内涵， 是掩藏自身能力， 不使外露， 其外延是待有朝一日积攒到一定力量时再做图谋。虽不能说“韬光养晦” 一词必然带有贬义，但无论如何重新诠释、重新翻译， 都无法掩饰其引申出来的意思， 即它是为了实现某种长远目标而在一个阶段内的为人处世之道。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 懂得韬光养晦的人， 均是有雄心、有恒心、有心计的人。告诫自己或亲友要“韬光养晦” 是好意， 但跟别人说“我在韬光养晦”，或者说“某某人在韬光养晦”， 都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反感。所以， 邓小平只在内部讲话中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 而不是将其作为对外宣讲的方针。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家事、公事还是国事，总还是要讲“内外有别”。
    因此， 将这一思想公开化并对其字面意义加以宣传， 对内对外都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对内的负面作用， 在于经常听到的疑问———“中国已经强大了，还要韬光养晦到何时”， 似乎它只应当是一个阶段性的思维方式。对外的负面作用， 在于它所引起的关于大国崛起的联想，即中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 但当信心和实力增强时， 便会放弃韬光养晦， 转而采取锋芒毕露的姿态和政策，一雪百年之国耻。我们不能一味责怪国内外舆论界曲解了这一概念， 或做出了过多联想， 因为将内部精神转化为对外宣示， 本是可以改变提法的。
    第三， 当国际上关于“中国强大之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的疑问越来越大时， “韬光养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更为有限。“韬光养晦”一般都是指力量相对弱小、地位相对低微时的一种从容、自信而坚定的态度，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处世哲学。但是除了修身养性、加强自身实力以外，并不能从“韬光养晦”中明确看出价值取向、战略目标，以及争取达到目标的手段。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要什么， 不要什么， 与相对弱小的其他国家如何相处， 在受到强权压迫时又如何反制， 在重大危机面前如何应对，等等，都不属于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所能回答的问题。声言中国强盛之后还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 对于国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来说有些难以置信；对于仍然强于中国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 就有可能要怀疑到中国是否在掩藏自己的战略意图了。
    为了一方面坚持韬光养晦的精神内涵， 另一方面避免这一用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在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 不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宣示， 而将其精神更多地表述为“谦虚谨慎” （英文是modest and prudent）。对内对外， “谦虚谨慎” 都不含贬义，而且内涵外延都更为明确,也贴切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 在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 在对外经济和其他各种业务活动中，在国外旅游、工作、学习中， 都应当表现出谦虚谨慎的精神。
    早在1956 年， 纪念辛亥革命45 周年时， 毛泽东就指出，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 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 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 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思想， 是中国对世界要有所贡献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摈弃大国主义。这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甚至比当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10 年12 月， 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提到“韬光养晦” 时是这样说的： “国际上有些人说， 中国有句话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猜想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其实， 这是无端猜疑。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讲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 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 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戴秉国在这里也用“谦虚谨慎” 来表述“韬光养晦”的内涵。
    第二点建议是： 更为准确地理解和表述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戴秉国就此做出的表述是： “中国发展的目标归结为一句话， 就是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 也就是中国首先要对13 亿中国人民负责， 同时也对世界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 使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 他还说：
    “至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 那是神话。”
    但是， 有时我们也会听到关于我国发展目标的另一种思路和表述， 那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赶超” 理想， 比较典型的是上个世纪50 年代“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现在， 又有人提出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在一些人心目中， 中国人建什么、办什么，都要做到世界最高、最大、最强、最贵、最豪华， 实现同“美国梦” 一样的“中国梦”， 而且不认为“那是神话”。
    且不论第二种目标和思路如果得到大张旗鼓地宣传， 外部世界将如何对我们侧目而视， 就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地缘条件、经济基础而言，再造一个美国式的超级大国， 确实只是神话。现实的国家战略目标， 不应该是超越美国，而应该是超越自己。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重质量而非规模， 重民生而非政绩工程， 重社会公正和谐而非激化矛盾， 重实效而非各种各样的世界排名。
    在国际上， 我国的目标应当从说“不要什么”演进到说“要什么”； 从追求力量的崛起， 逐渐演进到通过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世界做出贡献；从追求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市场规模和资源需求的扩大， 演进到促进市场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完善； 从追求强权世界中的多极化，演进到同世界各国共建法治、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当我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时，中华民族的梦想就真正实现了。来源: 《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