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红五环lw空压机:关于贵州城镇化滞后问题的一些思考

关于贵州城镇化滞后问题的一些思考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芶以勇

城市、城镇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古往今来，它的发展都有一定的规律，不能任凭人们的主观意志去改变，它的演进有其内在机理，概括起来就是三方面：一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二是政治、经济活动点的集聚；三是由此而形成的区域的稳定性和开放性。这三方面相互促进，相互制约。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对城镇化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以及表现形式都不同，即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随时代的发展，而其主导因素是不断变化的。贵州改革开放以前，城市发展的动力从本质上讲，经济因素仍未能代替政治因素。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因素则占了主导地位。贵州城镇化严重滞后，从产生的根源来剖析就是动力机制存在问题。结合贵州城市、城镇的实际，联系贵州的自然、历史、经济、社会、文化等因素，我们着重阐述城镇发展的农业基础、城镇产业、城镇规模、社会结构变迁等方面内容。这些基础和条件，相互作用，对城镇化的制约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农业的“先天不足”与城镇化滞后

农业是城市、城镇发展的基础，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贵州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省份。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取得重大的突破，实现了历史性跨越，结束了过去在油料、肉类、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上全面短缺的局面。贵州农业和农村经济，虽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农业资源禀赋差，劳动生产率落后，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与东部地区比较贵州农业的差距明显。这种自给自足的农村社会是在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比较低的条件下实现的，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口的增加，由此而产生的人口对资源的巨大需求潜力和现有生产力的矛盾，将更加突出。

城市、城镇必须面向农村而存在，依托农村的发展而发展。农村经济的兴衰消长，直接决定着城镇、集镇的兴旺或萎缩。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蓬勃发展，城镇也随之兴旺起来。但由于自然、历史、交通、文化、政策以及制度安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镇未能及时得到大发展，反过来，又成为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

 1、农村资源禀赋差与城镇发展

贵州是世界上岩溶地貌发育最典型的地区之一。地势西高东低，南北两面斜坡、岩溶地貌占全省总面积的70%以上。土地贫瘠，平坝地少，土地的保肥保水能力差，形成“地表水贵如油、地下水滚滚流”的奇异现象。全省以山地为主，山地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7%，丘陵、平坝地相对少。岩溶特征显著，生态系统脆弱，土层浅薄，土壤一经流失，就很难恢复。水土资源不配套。耕地分布不均，利用困难；耕地面积少，质量差，人均耕地面积仅有全国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左右；土层较厚、肥力较高、水利条件较好的上等地还达不到总耕地的四分之一，中等地达不到一半，而存在农业障碍的下等地就占三分之一还多。土地资源的有限性和复杂性，影响了贵州农业开发的程度。

 贵州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冬暖夏凉，四季如春。但由于贵州地表破碎，河流深切，气候的垂直变化大，因有“十里不同天”之感。多阴天，少日照，光能资源不足，故又有“天无三日晴”之说。同时，贵州灾害气候多，频度大。主要灾害性天气有干旱、冰雹、暴雨、秋风、倒春寒、秋季绵雨等。而气候资源对农业的优势主要是：光热水季节配合好，为大多数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但由于自然资源条件复杂多样，从而决定了贵州农业的主体性和综合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决定了农业经济发展的难度，也极大地制约了农村集镇、城镇的发展。

2、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与城镇发展

贵州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直接影响了城镇、农村集镇的发展。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主要表现在：农村人口众多，普遍素质不高，收入过低。过去，由于长期以来对农村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养老保险重视不够，以及受人才、资金、技术、设备等条件的限制，造成了贵州农村人口素质普遍偏低，生产力落后。目前全省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率约占4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从而影响了农业科技的发展和农业机械化的运用，严重制约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下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直接制约了农村的收入和农民收入的增长水平。30年来，贵州农村收入虽有增长，但绝对量仍比较低，且收入相差悬殊，贫富差距较大。2008年贵州农民人均收入为2797元，相当数量的农民家庭收入只能维持温饱生活，全省尚有200多万农民尚未脱贫（老口径）。与同期城镇人均收入相比，相差8962元。城乡收入的悬殊和这种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影响了农村整体购买力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决定消费水平，按理贵州农村众多的人口是最大的消费群体，但现实恰恰相反，占86%的农村人口总体消费水平却很低，仅为消费总额的20%左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2165元，处于全国挂末位置，与同期上海相比，相差近6倍。较低的消费水平直接制约了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也阻碍了城镇、农村集镇的培育。

    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也与贵州村寨的分散和落后有关。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发展和多民族聚居，形成和延续了具有贵州特点的农村人口聚集形态。一是人口聚集点规模小，而且分散。贵州农业生产方式落后，形成农村人口聚集规模小而散，村寨随耕地依山傍水而建。二是具有多民族特色的聚集点。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份，居住有汉、苗、布依、侗等48个民族。由于历史原因大都居住在偏僻、封闭的山区，不同的民族形成各自不同的居住形态和风格。众多的民族村寨，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充分利用民族村寨的优势大力发展旅游业，对贵州来说，这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反之，则因为它的封闭和落后而变为劣势，严重影响贵州小城镇的建设。

 3、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贵州省农业人口基数大，农村劳动力的增长较快，目前剩余劳动力已超过600万人，这些人的绝大多数都游离在农业的种植业上。而农村耕地面积每年以0.27%左右的速率减少，农业人口人均耕地不足1亩。人多地少的矛盾，使农村经济和农民的收入增长十分缓慢，这就迫切要求贵州加快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步伐。

从农业内部结构来看，改革开放前，贵州为了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在农业上狠抓粮食生产，走了一条“以粮为纲”的“一元”（以粮食为主）化的发展道路，为了保证粮食增产，对农业、林业和生态环境不断地进行掠夺式的开发，严重地影响了农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农业经济得到全面发展，农业总产值稳定增长，畜牧业、经果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也有所发展和调整，特别是种植业下降，林、牧、副、渔各业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日趋突出，以种植业和畜牧养殖业为主体的农业经济结构逐步形成。

贵州农村第二、三产业发展滞后，剩余劳动力转移缓慢。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结构变化。近30年来，农村劳动力已从过去绝大部分从事单一的种植业生产，逐步向多产业和非农经济产业发展，劳动力结构正在迅速地变化。根据2008年的统计，贵州农村从事农、林、牧、渔的劳动力占全省劳动力总数的八层以上，从事工、建、交、商等非农产业的劳动力仅有百多万人，还不到农村总劳动力的十分之一。在农村二、三产业中，主要成分是乡镇企业。贵州农村乡镇企业大都以农村集镇为基地迅速发展，乡镇企业的发展改变了集镇的产业结构和劳务结构，增强了集镇的经济活力，促进了集镇第三产业的发展和集镇基础设施的建设，从而逐渐提高了集镇在城乡商品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而集镇的不断发展，又将是农村剩余劳力的截流库，也是城镇化的重要基础。虽然乡镇企业的发展，形成了多产业发展农村经济的新格局，但由于规模小，技术水平低，乡镇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举步维艰。

随着农村发展条件的改善，将加大农村劳动力的转化，使其逐步向其它产业转移。从而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结构的调整，推动农村非农产业和农村集镇的发展。但由于农村交通不便，资源开发利用率低，经营产业单一，生产方式落后，经济效益差，商品率低，集市贸易不发达；科技文化素质差，乡镇企业发展滞缓，全省人均耕地面积较低，且有不断减少的趋势，农村经济发展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些因素都极大地制约了农村城镇化的进程。

4、农村投入不足与城镇、集镇的不发达

全省农村“靠天吃饭”现象依然严重。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毁林开荒种粮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因受岩溶地貌的制约，恢复困难。又加之人均耕地面积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人口自然增长率为6.72‰，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收入水平低，自身积累能力差。第二产业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偏小，工业对农业的反哺能力弱。这就导致了贵州农业投入的严重不足，生产后劲乏力，农业持续发展能力差。2008年，贵州支持农村生产的支出排列全国第22位，不及云南的1／2。在财政极其困难的前提下，拨出一定数额的专款扶持农业。这也很不容易。但贵州“先天不足”的农村，恰恰需要巨额的资金来扶持发展。

贵州农村水利、电力、交通建设落后，农业的基础设施薄弱，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对农村投入较少，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的固定资产投资投入严重不足，使农村出现了增产不增收的局面。尽管这30年来，贵州农业生产条件有所改善，但自然条件对农业发展的约束强度仍然很大。省委、省政府加大农田基本建设力度，坚持省财政每年支农支出增长10%以上，并制定规划，采取综合措施，综合利用资源，实行综合投入，对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农业生态环境、生产条件有所改善。全省森林覆盖面积、有效灌溉面积、旱涝保收面积逐年有所扩大，农用动力机械、农村用电量逐年有所增加。但因基础差，底子薄，建设成本高，农业生产条件差的面貌没有根本改观。

政府对农业的巨额资助，是其农业现代化的关键。贵州省经济发展滞后，财政困难束缚了对农业的支持，农业的落后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反过来，工业化水平不高将妨碍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影响到贵州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城市以雄厚的财力、物质基础来“反哺”农业，是现代农业进步的重要因素。当前发达国家，政府从城市的工业中汲取了大量的税收支援农业的发展，这些资助包括政府的低息贷款、水利工程及扶贫的拨款，甚至还包括农产品的市场补贴。城市工厂还向农村地区提供大量的农用机具、廉价化肥及农药等。在支援农业方面，贵州与之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

贵州对农业的投入不够，还表现在农业科技上。虽然农业科技推广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农业科技的进一步推广，难度较大，全省农业科技贡献率达到37%，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1个百分点。农民文盲率高、农业从业人员文化素质低、农村适龄儿童隐性失学率较高，农业从业人员接受和推广农业科技的能力，受到自身素质限制。农技推广队伍规模偏小，总体素质不高，工作条件差、环境艰苦，影响农技推广的进度和质量。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民对科技信息、市场信息反应迟缓。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了城镇、集镇的发展，反过来，农业科技的进步又受集镇发育不良、集镇市场不健全的制约。

    二、“薄弱”的城镇产业与城镇化滞后

    我们把城镇产业分为基本产业和非基本产业两部分，基本产业，是指城镇为其郊区或其它城镇服务的，并为它们生产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的产业部门；非基本产业，是指为城镇自身提供产品和劳务的产业部门。基本产业，是城镇发展的主导因素和动力源泉，是城镇产业结构的骨架，它决定城市、城镇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非基本产业主要是对基本产业起支持作用；城镇越发达，非基本产业比重越高，其增长速度要快于基本产业的增长速度。基本产业的发展对非基本产业的发展具有乘数效应的作用。

贵州有一些城市和重要城镇，在近半个世纪发展的进程中，形成的基本产业，主要是工业导向型和资源导向型的。受资源的局限，其城镇经济的波动性大，城市、城镇产业薄弱，根基不稳，发展不足。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工业发展资源化，城镇产业对资源和市场的依赖性强，市场竞争能力较弱。二是工业发展畸轻畸重，工业重型化长期存在，轻工业发展不足，工业经济存量刚性，工业产业结构调整缓慢。

1、城镇产业层次低

 贵州城镇产业的集中度低，主要表现在：企业规模不经济；技术装备落后，工业发展后劲乏力；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差；产业层次低，经济效益落后；国有企业包袱沉重，改革进程缓慢；以及行业亏损面大等等方面。贵州制造业，大多处于加工工业的前端，多属于原料开采及粗加工。改革开放以来，贵州新上的许多项目，大多是围绕着资源的开发进行初级加工，乡镇企业更是与资源开采为主。贵州重工业基地六盘水市，很大的投入是在煤炭资源的开采及粗加工上，而相邻地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初级产品生产导向的地区，结构转变速度较慢；而制造业生产导向的地区，结构转变很迅速。贵州的实践就是生动的例子。贵州在这方面也在设法努力改变，但收到的效果十分不佳。这种产业的选择，制约着贵州现在，甚至未来的产业结构转变。初级产品生产导向使贵州贸易形势处于不利地位。贵州初级产品的外销面对的是有限的外部需求，产品的附加值极低，而制成品区域内需求却不断扩大，产品附加值高。这一分工体系造成贵州收入通过资源外流而大量损失。

初级产品生产导向，抑制了贵州制造业发展。贵州是初级产品生产导向的地区，由于城镇和社会经济的落后，企业和社会对资金、人才的集聚效应本身就不够，又加之对科技投入、科技人才重视不够，与东部地区的高收入、大投入形成强烈的反差，贵州等落后地区的资金、高素质的人才及原料，不可避免地大多数被发达地区吸引过去。进而体现在企业的管理和产品生产上就存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使贵州在发展步伐上，与发达地区相比，又远远落后了一大步。这一步让贵州企业和社会尝到了苦果，当两地区都面临同样的市场条件时，发达地区的服务、产品等必然对落后地区的市场产生冲击，向贵州城乡市场返销，冲击了贵州企业产品市场，遏制了新兴工业的发展，从而也对贵州经济发展产生了负面效应。在20世纪90年代的短短几年时间里，贵州食品工业、电子工业以及其粗放的加工业的市场份额，差不多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发达地区兴起的加工业的挤压，有些企业一蹶不振，有些企业倒闭。回头看看贵州的白酒业，80年代如雨后春笋般冒出的20多个品牌，一时间这些牌子多如群星，经过中国白酒业的一阵狂风暴雨过后，贵州仅仅剩下如国酒“茅台”、贵州醇这样为数较少的几家酒业。在“三线”时期，国家投资数十亿资金，建立起来了贵州机械、电子、航空航天三大工业基地，那时集中了全国最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发展的势头在全国遥遥领先。然而，10多年过后，许多企业陷入了困境，有些朝不保夕，有些科技人才流失殆尽。随之而来的命运，我们就不难预料了。

    贵州城镇化水平低且城市经济落后，城市辐射影响弱。30年来，贵州工业化进程缓慢，产业层次低。表现在经济发展方面的结果就是，2008年贵州第二产业增加值为1408.7亿元，云南省为2451.1亿，是贵州的1.7倍；而经济发达的东部省市如江苏、山东、广东等省，更是贵州的十几倍。贵州工业总产值在全国排列倒数第4位，人均工业产值则排列倒数第2位。

2、城镇产业结构不合理

    20世纪60年代以来，贵州以开发矿产资源为导向的工业化政策，建立了煤炭、钢铁为主的重工业，随后又为了“备战备荒”而进行的“三线”建设，构建了贵州的工业基础。军工及重工业部门，集中了当时国内相当先进的技术设备，按理在雄厚的技术基础上，贵州工业应有发展的强势劲头。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贵州工业并没有出现支撑经济的“擎天柱”。原因就在于，僵化的管理体制和技术开发体制，导致了科技投入不够，企业创新不足。目前贵州省轻工业以及重工业中的采掘业、建材业和配套工业等，其主要特征是装备技术水平低、生产中劳动调入比重大、产品的纵向延伸较短。这些传统的产业科技含量低、投入成本大、经济效益差。在贵州省的产品结构中，结构初级化的问题相当严重，加工业中50%是生产工业中间产品和基础零部件，最终产品产值只占工业总产值的20%左右。由于上游产品的价格大大低于下游产品，因而贵州工业的效益受到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由于贵州省的工业产品大多为原材料，而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在省外大量占用了出省的铁路运力，矿产生产企业常常被迫以运定产，导致出省物资多、进省物资少，影响了铁路运输效益的提高。

贵州产业结构，受产业初始结构、自然秉赋以及发展政策的影响。50年代贵州城市产业过分指向重工业，重工业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资本的有机构成高，所吸引的劳动力极其有限。由于境内拥有丰富的煤、铁等原料，因而重工业比重明显地高于其它省区。资金密集型产业的选择，使工厂等额资本容纳的劳动力大大减少，束缚了城镇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初始产业结构的选择严重影响了80年代以后的贵州产业结构的调整，直至今日，贵州制造业仍然偏重于资金密集型的产业，这必然限制了城市容纳能力的扩大，长期束缚贵州城镇化进程，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妨碍了后来的产业结构的调整。

3、乡镇企业助推城镇化乏力

贵州乡镇企业，相对沿海地区来说，发展仍十分缓慢。据有关资料显示，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乡镇企业营业收入中，贵州排列倒数第四，约占全国的0.15%，达不到江苏省的1.0%。全省乡镇总产值赶不上江苏、浙江或珠江三角洲的一个县或一个小城市。贵州乡镇企业与发达地区差距还在逐年拉大。

乡镇企业发展缓慢的原因，一是科技进步缓慢。贵州乡镇企业主要从事采掘、原料粗加工工业，企业档次低，产品附加值低，科技含量少。“八五”时期，贵州32个产值达到l000万元的乡镇企业中，仅有4个是技术含量较高食品医药类，其它几乎全集中在采掘与冶炼行业，产品附加并不高。二是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目前贵州乡镇企业从业人员约为229万，大多数是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素质不高。有些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实际上还一边在乡镇上班、一边从事农业生产。这种两栖的农民，恰恰又缺少技术培训。三是乡镇企业的发展过度地依赖资源的开发。贵州赫章县境内乡镇企业就是典型的例子。该县乡镇企业集中的野马川、双河、妈姑等镇的粗锌冶炼厂，在10多年前曾红红火火、轰轰烈烈，城镇一片繁荣。随着资源的枯竭，原来热热闹闹的生产场面和繁荣的景象，己不复存在，城镇几乎成了废墟，留下一片破败与荒凉之景。“赫章现象”在贵州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反映了乡镇企业缺少深厚的发展基础。大规模地开采矿藏资源，只会使有限资源耗尽，其后续发展跟不上，乡镇企业的衰退是不可避免的。四是乡镇企业缺少发达的城市城镇作为支撑。80年代以来，乡镇企业在黔中地区获得了较快的发展。90年代乡镇企业营业收入超过亿元的乡镇主要集中贵阳市及遵义市附近，从中不难发现发达的城镇尤其是大中城市和乡镇企业发展是紧密相关。

乡镇企业和城镇的互动关系，决定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应以发达的城镇为依托。在目前贵州城镇发展落后及城镇化滞后的现实情况下，乡镇企业发展只能是一个迫不得己的替代战略，且吸纳劳动力的潜力也十分有限，如果把乡镇企业作为兴黔致富及转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考虑，并列为城市发展战略，却值得我们深思。

4、高新技术“起而不发”，第三产业“发而不坚”

贵州高新技术虽然早已起步，但没有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一是环境建设不够。我们讲的环境包括政策环境、生存环境和经营投资环境等。没有营造起良好的环境氛围，就难以有集聚人才的效应。贵州城镇规模小、等级不高、信息量少，难以改善企业人才的生存空间，也难以吸引人才。城镇大量低素质的人口存在，制约了贵州科技的发展。有关决策部门对贵州高技术的发展已实行了多年的探索，省科委等职能部门每年都投入大量的资金，研究贵州高技术产业的可行性，但10多年下来，贵州的微电子、信息、通讯、生物化学等高技术产业并没有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反而原有的电子工业日益衰落。高技术所需要的信息匮乏，高技术所依赖的环境建设不够，特别是城市、城镇发展不够，不利于人才的成长和吸引人才。二是投入不足。在人才和资金极其匮乏的情况下，高技术的开发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引入市场机制，实现重点突破，才能变多业发展不如一树擎天。投入少，产出必然低，技术人才在这方面的回报相对就低。这样，高新技术的开发方面就缺乏对智力资源的吸引力。近30年来，贵州从省外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极其有限，反而自身的高层次人才，却不断地流失。贵州高技术产业已经起步，但发展实力不雄厚。高技术产业也直接影响了贵州工业化的步伐，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贵州第三产业已经获得长足的发展，但步伐缓慢，还没有形成国民经济的坚强后盾。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城镇与制造业发展的支撑，直接制约城镇化水平。服务业是建立在一定人口规模的基础上的，人口与工业的聚集，可为服务业提供发展的空间。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发展，是建立在人口向城市聚集及制造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其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70%左右，远远超过第一、二产业。

贵州农村人口比重过大，人口居住分散，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带来应有的空间。而城市、城镇十分落后，第三产业层次也很低，大量的人口从事街头擦皮鞋、清除垃圾、摆地摊等“非正式部门”的工作，非正式部门的扩张对城镇经济发展的作用十分有限。2008年贵州第三产业增加值仅有1377亿元，不足广东省的l／10或云南的3／5。第三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决定了城市、城镇的发展规模，也直接影响贵州城镇化水平。2008年第三产业从业人员445万人，占就业人员的19.4%，不足第一产业的27%。贵州人口71%居住在农村地区，分散化不可能产生服务业所需要的人口规模。第三产业比重过低及发展缓慢，必然使贵州城乡就业形势变得异常严峻，也将直接阻碍贵州城镇化的进程。

      三、城镇规模的制度性控制与城镇化滞后

 贵州城镇发展有巨大的空间，同时也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鉴于目前贵州城镇滞后的现状，应大力发展城市数量、提高小城镇的规模等级。这是扩大城镇容量的两条途径，也是大幅度提高贵州城镇化水平的重要手段。

1、城镇的容量较小、

纵观世界城市史，城镇化加速时期都伴随着城市与城镇数量的迅速增加。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城镇化水平从25%增加到50%，而同一时期，美国5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数量则增加了3倍。城市、城镇数量的成倍增加，为农村人口大规模向城市地区流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贵州城镇化的加速发展，同样需要城市、城镇数量的大量增加为前提条件。

城镇人口容量的扩大，取决于城镇的发展，取决于城镇数量的增加及其规模等级的提高。与省外比较，贵州城市明显偏少。从平均人口规模看，贵州省现有人口约3793万，而城市仅有13个，平均每285万人一个城市。离中国发达地区平均每近l00万人口一个城市的水平相差甚远，而发达国家则是平均每50万人口一个城市，贵州城市更加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城市短缺严重束缚了贵州城市容量。贵州城镇的发展也明显不足，全省现有建制镇689个，平均每5.4万人一个城镇，造成这种局面就在于贵州城镇发展缓慢和农村人口增长过快。众多的农村人口和城镇的短缺，是城镇化滞后的原因，同时，也为城市数量的增加提供了较大潜力。

人口容量不足，对城市、城镇发展的负面影响较大。贵州一些中心城镇具有成长为城市的基础，扩大这些中心城镇的人口容量是贵州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全省铁路和高等级公路沿线地区可望获得迅速的发展，而沿交通线分布的县城有可能成为城市增长极核，这些县城可吸引一定的工业投资及周边人口的聚集，只要政府发挥政治优势，且制定的措施得力，扩大人口的市镇容量，使这些增长点成长为城市是完全可能的。在本世纪前10年，省政府为了抢抓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已把基础设施作为贵州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在发展高等级公路、铁路和机场等交通设施的政策力度上，已有很大的倾斜。未来5—10年内交通沿线地区的城市、城镇容量一定会有很大的改观。

2、城镇规模的等级过低

贵州城市与城镇不仅数量少，而且规模等级不高，同样束缚了全省城市容量的提高。“十五”末，贵州达到10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仅有1个，达到50万—100万人口的1个，达到20万—50万人口规模的城市3个，其他8个则是20万人以下的小城市。城市规模小，容纳人口受到很大限制。贵州现有非农业人口不到600万，如果其规模等级提高一倍，城市容量也将提高一倍达1000万，那样全省非农人口的比重将提高到25%以上。可见城市规模等级的提高，可极大地加速其城镇化进程。城镇规模等级的提高同样能够扩大城镇容量，可以大幅度提高城镇化水平。目前贵州城镇化水平为26.8%，城镇人口中有近一半是城镇的农村人口。贵州所有建制镇中，绝大多数城镇的非农人口不到一万(政府所在地聚集人口)。贵州集镇规模平均为1000人左右，而全国平均为2670人，全省每个集镇人口差不多是浙江省的五分之一，云南省的一半。贵州集镇的人口规模明显偏小，究竟小到什么程度？与沿海平原地区比较，其一般村寨也超过1000人的规模。

贵州城市普遍处于发展初期，其规模的扩张具有相当的潜力。贵州除贵阳市区密度较大外，其它城区规模都很小，城区狭窄，四周发展空间巨大。贵阳市通过金阳新区建设和大量的旧城改造，城市向空间拓展，城市的容量事实上是增大了。根据一些专家对贵阳城区商业房的闲置率和房价调查的结果表明，贵阳金阳新区的人口规模不够，城市的规模效益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另外，城区与城郊卫星城镇之间还有极大的发展空间。如果贵阳市调整城市的发展战略，把发展重点转向郊区次中心，建立多中心的分散型结构，未来城市容量还有巨大潜力。六盘水城区面积集中在极其狭窄的空间范围，四周乡村特征极其明显。毕节市也是如此，在城市中心几公里之外，就感觉不到城市的味道了，严格地说，它们基本上仍然是步行城市。步行城市很难带动交通、房地产业、餐饮业等第三产业发展。步行城市的辐射面不过仅集中在以老城区为中心的几公里的范围内。全省城镇规模普遍较小，镇区范围集中在地方政府所在地附近，许多城镇步行几分钟表就可穿过全镇，多的也不过十几分钟，镇区范围不过集中在直径一、二公里的范围内。城镇附近是广阔的农村用地，城镇对周边影响仅在于行政控制及少量的商业中介。因此，城镇规模等级低，已严重制约了城市、城镇的发展，影响了城镇化水平的提高。

3、城镇的聚集效益没有充分发挥

城镇的规模体现在城市人口等生产要素的聚集上，城镇由于聚集而产生聚集效益是城镇规模赖以发展的基础。城镇的聚集效益是伴随城镇产生而产生的。聚集是城镇最本质的特征，聚集能够产生较大的效益。城镇越大，这种聚集的能量越大；城镇越大，各项设施也越发达，就业机会也就越多，劳动者能获取的比较效益也就越高，从而更进一步推动了人群向大城市转移。正是多种多样的企业、众多劳动者和雄厚的资金都在一个城镇聚集才使城镇功能更为完备，城镇市场更为丰富，城镇经济更为强大。

城市、城镇中心作用的发挥，也依靠其聚集作用。在一个区域内，人口、资本、技术、信息，以及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能以较低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创造出较高的经济效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城市、城镇的聚集性。城市因为聚集性，能够以较低的费用、较短的时间，来组织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和物资集散。日本东京、大阪、神户3市组成的城市群，其人口占全国的45%，土地面积占10%，而工业产值占到62.2%。这种聚集效益，产生了城市强大的吸引力，使城市迅速发展成为区域经济的中心。正因如此，大城市很快变成了一种世界性的普遍形式，目前国际上主导世界经济的是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经济。美国、日本尚且如此，中国也显示了在加快发展大城市的趋势。上海，这个中国的超大型城市，其超规模的发展，取得了出乎预料的经济成果；长江上游的重庆，拉开了超大城市发展的序幕，正在将北部新区建设为“内陆浦东”；珠江三角洲的广州、深圳等城市正在高速地疯涨，环勃海地区的青岛、天津、大连等城市都在滚滚的城镇化浪潮中膨胀。贵州也正在开发一个容纳50万人口规模的“金阳”新区，这个新区建成后就是一座大城市。因此，城市越大，商品经济越发达，经济实力越强，扩散力就愈大。贵州城市、城镇聚集效益差，其中心作用没有发挥出来。

从基础设施的规模效益来看，一个城市或城镇，规模过小则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利用率较低，城镇经济效益也难以提高。城镇道路、通讯、上下水道、垃圾处置和污染治理，都要求工商业特别是工业和居住区应有一定程度的集中。工业化发展要求一定的城镇规模，要求城镇的基础设施应有规模效益。这种城镇的聚集效应，决定了城市、城镇的发展程度，沿海一些农村地区，没有充分发挥城镇的聚集效应，出现了所谓“村村像城镇，镇镇像农村”的现象，贵州省小城镇建设，也有类似的情况，特别是近几年来县城进行的旧城改造，雷同性也有不少，县城基础设施投资上的“羊拉屎”、“撒胡椒面”问题也仍然存在。从表面上看，这种现象是不重视规划问题，但根本问题还是投资分散、投入不足。农村集镇规模更小，基础设施更难以产生规模效益的作用。

    从土地的生态功能来看，城市相对农村而言有较高的土地使用效率，这一点对于贵州而言意义尤其重大。较高的城镇化不仅仅能有效治理污染，也能够节约耕地和其它类型的土地，由此产生的生态效益是多方面的。在山区和边缘地区——平地——城市这一广义的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人口从生态敏感地区和过载地区大量流出，有利于遏制贫困导致的生态退化，能缓和不适当的开发方式对森林、草原、岩溶地区的压力，能使生物多样性得到更为有效的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城市是一种在强大人口压力下必须建立的生态功能区。贵州由于人口的超载、人地矛盾的激化、生态环境的脆弱以及复杂的地形地貌等问题，决定了大力发展城市、城镇的迫切性。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生态功能区，就是为了使其它生物拥有合理的生存空间和有效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必须将人尽可能地集中到城市。

从政府的控制力考虑，大大小小的城市、城镇同时也是不同层次的政府统治中心。城市管理体系的效率较高，可以认为，城镇化程度越低，农村居民越分散，政府统治的边际成本越高，其资源整合能力越低，城市、城镇管理体系的效率越差。在贵州分散的农村进行扶贫攻坚，政府有关部门历尽艰险返贫现象仍很严重，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一矛盾在发展水平低的时候并不突出，因为在传统封闭的小农社会，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对公共物品的要求也很低。但随着社会进步、环境的开放和人民生活质量的上升，特别是人们思想观念的变革，群众对公共物品和社会化服务，如公共设施、基础设施、环境质量、教育文化和户外娱乐条件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负责公共物品供给的政府如果在税收和公共管理等方面能力不强，矛盾就会凸现出来。因而，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众多人口分散在农村，比集中在城市更难以控制。从系统论和控制论的角度分析，加快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也是社会稳定的客观要求。

四、缓慢的社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滞后

农业社会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是平均主义和原始的“集体”观念，平均主义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带来了极其消极的的影响，长期以来束缚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现代社会中，这种价值观念扼杀了个性发展，抑制了竞争，造成了一个毫无生气的社会。改革开放以前，贵州社会平均主义盛行，缺少社会竞争。改革开放以后，贵州一些地区突破封闭状态，形成了全新的价值观念，新的价值观念则带来一系列的创新活动，引起社会剧烈的变迁。然而广大农村地区价值观念还没有根本转变，山区农民因循守旧，缺少开拓进取的竞争精神，抑制了城镇经济的发展。社会封闭则禁锢着价值观念的转变，更不可能产生现代企业精神。因此，贵州农村社会还是典型的封闭型或半封闭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制约了企业的发展，特别是城乡二、三产业的培育，对城镇发展带来消极的影响。

1、人口素质不高及价值观念落后，强有力地影响社会结构变迁

解放初期，贵州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存在着大量的文盲和半文盲。特别是农村地区，人口素质极其低下。其原因在于农村教育极其落后。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贵州人口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但贫困的农村地区，由于远离城镇，教育投入的机会成本太大，大量的文盲半文盲依然存在，严重制约了贵州城镇现代化的进程。

贵州农村社会传统价值观念仍主宰着人的行为。在传统的价值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因循守旧，安于现状，竞争意识淡漠，致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尽管80年代以来贵州的社会开放之后，全省城镇居民的价值观念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随着城市居民市场意识的加强，新型的价值观念形成，个人开拓精神的树立。在新的价值观念作用下，城市社会竞争机制逐渐确立，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奋发向上的精神。正是在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下，社会惰性逐渐消除，竞争使贵州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强劲的势头。竞争，意味着经济机会较之过去平等，并对传统的二元经济结构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由此引起的连锁反应，加剧了农村社会的转型，城镇化引起的社会变革，其影响远远超过今日经济领域的改革。

但在贵州城乡之间，实行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就业保障制度等，造成了经济机会的不均等。城镇居民就业、收入、福利等方面都有了一定的保障，缺少强有力的社会压力，妨碍了竞争向上的精神，没有形成正常的激励机制，影响了社会结构变迁与城镇化进程。

2、封闭的乡村社会，制约着贵州的社会流动

在贵州边远山区农村，世代的封闭禁锢了它们的价值观念。而套在他们脖子上的枷锁，就是户籍制和外出的代价。户籍制，严格说就像一颗无形的绳索，在半个多世纪里将他们捆在了土地上，又由于农村受求稳、求平安的佛家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村民们不能外出、不想外出，而贵州交通闭塞和农村的低收入，又让人们不敢外出。有些地方农民工到沿海地区外出一次其成本就相当于付出一年的血汗收入。

城乡经济机会的不均等，也阻塞了农村人口向上流动之路，挫伤了农民向上拼博的积极性。如前些年贵阳市一些企业招聘工人，因受劳动部门影响，还强调招工需要“两城区”户口，这让许多农民工只能去从事哪些城市人看来又脏又累的苦活。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不公平抑制了社会平等竞争，阻碍了城镇化发展乃至全社会的进步。

社会流动是现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前提，社会流动能够引起社会变迁。二战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地发展，一般把它归功于科技发展及现代管理的引进。其实深层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结构剧烈的变迁。经济学家在论证日本经济发展与人口空间高度聚集的同步进行现象时，发现日本l／2人口及2／3的产品集中在东京、大阪及名古屋三大城市周围。高度空间聚集离不开社会的变迁，离不开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支撑。人口的地理流动，加速了人口和产业的空间聚集，为城镇化提供了条件。而社会阶层的流动，或职业变动，有利于资源优化配置。最终推动了社会竞争机制的形成。对于被束缚在土地上的贵州农民，由于城市对农村的优越条件和流动者的心理期望，使得这一流动，对农村人来讲，其地位总的趋势是向上的。故而可以加快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大批的人口向上流动，加剧社会竞争，社会生产率大幅度提高，促进了整个社会发展。在贵州，城乡之间制度性障碍制约着人口流动，形成了经济发展的桎梏。而沿海地区首先对户口政策的松动，以及实施各种招聘的优惠条件，吸引了人才，也推动了民工的流动，城乡之间的屏障逐渐被打破。大量农村人口告别了农村土地，与现代大工业联系在一起。城市机器大生产效率高，新的职业提高了收入，从而也提高了移入者的收入和地位。这一巨大的农村变动，促进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变和城市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经济则退居次要的位置。

而贵州，却没有像苏南和珠江三角洲的区位优势，封闭的环境也难以产生开拓的政策，即使有了开放的政策，也难以发挥效应。随着各地方劳动部门对企业用工要求“地区化”，人口流动像涨潮一样，又很快悄然退去。庞大的农村人口仍然滞留在耕地上，贵州农村二、三产业发展缓慢制约了小城镇发展。贵州人口向非农产业的转换困难重重，这都是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结果。早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不久，就有学者提出，贵州要尽快放开小城镇户口，但在“十一五”期间各地小城镇户口的改革，还“犹抱琵琶半遮面”。

贵州农村社会仍然处于封闭或半封闭状态，农村人口流动不畅。贵州城镇发展不足，不能为进城的农村人口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从而限制了农村人口的地域流动。同时户籍制仍然十分顽强的阻碍农村人口向外流动。2008年，贵州劳动力总数约为2800万，乡村劳动力占总数的八层以上。而改革开放以来，贵州城镇化发展缓慢，农村向城镇劳动力转移比重很小，人口地域流动十分有限，从而妨碍了农村人口的大规模流动。

3、缺乏创新精神的企业集团，难以引领农村社会剧烈变迁

在一个开放、流动的社会里，特别是高度聚集文化效应的城市社会里，能够培育出千千万万的现代企业家，形成企业文化。在这样的氛围中，企业家，像时代的火车头，率领着他们的企业和全体员工，在一望无际的铁轨上奔驰。他们给国家创造了利润，也推动了城镇和经济的发展。企业家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在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竞争机制引进，中国由此而来的社会变革为新型的企业集团的出现提供了条件，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社会变迁剧烈，创造了大量的新型企业家。这些新型的企业家具有强烈的市场意识，凭借着精明与才干，开拓巨大的外部市场，创建了大量的现代企业，成为地方的主要经济支拄，推动城镇的崛起和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而贵州的城乡社会结构变迁缓慢，表现在：一是城市企业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些国有企业却是一个自我独立的单元社会，其“嵌入式”发展模式，与城镇、农村联系都较疏远，难以与之融合产生效益。二是个体经济发展的环境也不宽松，社会缺乏竞争机制，从而限制了个人向上流动的经济机会，遏制了企业家的出现。三是社会结构的封闭，扼杀了竞争，妨碍了企业家开拓创新精神的产生。随着僵化体制的突破，贵州城乡之间也较过去有一些流动，产生了一些具有现代意识的经营者，如贵州的中天集团、神奇集团等。这些经营者对贵州城乡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贵州经济发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国有企业比重过大，而个体、民营等非公制企业比重太小。更深层的原因是贵州缺少一大批具有创新、开拓精神的企业家队伍，缺少产生大量现代企业家的环境，缺少创生聚集这种环境的大中城市或城镇（载体）。没有这些城市和城镇，难以为农民工提供丰富的经济机会。贵州城镇化水平低，大中城市短缺，市场规模小，经济机会极其有限，难以为大批具有开拓创新精神的企业家产生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贵州经济要获得迅速发展，需要培育出大批具有开拓精神企业家，需要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以此促进城乡社会结构的剧烈变迁，为大批现代企业家脱颖而出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4、家庭结构的演变，影响人口的增长速度和社会结构

贵州经济发展中压力最大的是人口的膨胀，而城镇化进程最为棘手的问题，也是农村人口强有力的增长势头。有人认为，如果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必将使城市迅速膨胀，带来严重的城市病。反过来，就对农村人口进城实施堵截，其结果又导致了更为严重的“乡村病”。贵州农村的生育率远比城市高，而且难以控制，究竟难到什么程度，也许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乡政府仅有的几个计生人员，要到离乡镇10多公里的偏僻村庄去罚超生人员，也许来回几次、十几次都见不到人的一面。如果你扣计生工作人员的工资，可能假指标就随之诞生，这个数谁晓得？贵州绝大多数人滞留在农村，人口可能就会继续失控，农村人口膨胀，贵州未来的发展就没有希望的，而且是极端危险的。爆炸性的农村人口又反过来，对贵州城镇施加无比巨大的压力，城市就像漂浮在大海中的内几只扁舟。乡村不稳定，城市会稳定吗？社会发展和进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农村的各种矛盾降到最低。贵州农村人均耕地面积日益缩小，土地等生存资源日益匮乏，农村人口的膨胀趋势难以扭转，“乡村病”就将继续存在，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就不可能，贵州仍将停留在乡村化的农业社会里，社会经济也会陷入贫困恶性循环之中，城镇一系列的发展目标也会落空。

“乡村病”的症结在于农村人口增长过速，问题是严重的。传统的大家庭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之久，至今在贵州广大的农村地区仍居主导地位。农村社会中许多保守和落后的习俗深受传统家庭结构的影响，传统价值观念与世世代代的风俗习惯连一起，左右着人们的思维。这种传统的大家庭，或者称为扩展型家庭，几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是建立在以土地为纽带的血缘关系上的，人们以土地为生，在同一土地上共同劳动，家庭构成了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农业社会的扩展型家庭十分稳定、庞大，不利于流动。要改变这种家庭结构，建立现代型小家庭，非要依靠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可，只有城镇化才能带来家庭观念的变化及家庭结构的演变。

    进入21世纪，贵州经济的发展机遇与挑战并存。在新的一轮开发与发展中，需要理论的创新和指导决策思路的明晰。贵州工业化的基点应该是城市，目前尤其是中小城市应成为经济的增长点，带动小城镇及农村地区的发展。发展乡镇企业是贵州目前城镇落后前提下的一条替代战略，应创造条件使其向城镇聚集，使乡镇企业成为城市工业化的一部分。贵州经济的发展还需要农村的巨大变动，需要城乡社会的剧烈变迁，培育出开拓创新精神，从中产生大量的现代企业家；在这一变迁过程中还会促进价值观念的变化，改变其社会结构与家庭结构，产生一个更开放的社会。贵州工业化现代化与城镇化发展紧密联接在一起。   

200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