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醍醐子箴言

                   ·中国人的思维缺陷

醍醐子曰：中国人的思维有一些致命的缺陷，如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是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是说不清、道不白的。难怪爱因斯坦说：“西方科学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以及通过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圣哲没有走这两步，那用不着惊奇，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当然，爱因斯坦过于夸奖了我们。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中国人很少有形而上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中国人思维的另一缺陷是崇尚简洁无言。中国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老子》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中国人就是这样，不擅长逻辑思维，思考问题没有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

中国人的思维不仅简洁简明，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的确，中国人关注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这往往不象西方人探究大自然之有规律可循，人间的事是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缺陷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山河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人与动植物之间简单类比的思维。这也即是中国文学上运用得最多的象征主义手法，如以“美人”喻志，屈原诗云“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而骆宾王咏蝉诗“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则是以蝉暗示自己的高洁；孟浩然诗“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则是以羡鱼表达羡慕为官的心情；李白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则是感叹做官之难。

中国人的这种比喻、暗示属于形象思维的一种，西方文学现代流派之一象征主义代表人物艾略特、叶芝就很欣赏这种间接表达、隐喻内心的写法，意象派人物庞德还翻译、附会了不少中国诗。但在中国这种以物喻人的写法用得太烂，也太单调。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中华文化特点

醍醐子曰：中华文化具有四个特点，它们是：相对主义，一元主义，仁性关怀，直觉中和理性。相对主义是指，中国人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相关、互为依存的，没有绝对的独立的存在；儒家的折衷主义、中庸之道，道家的辩证法、相对论，佛家特别是华严宗的依存论、缘起论等都否定了绝对的实体观念，表现出关联主义、互为联系的思想。而西方人是绝对主义者、实体主义者，他们肯定实体的独立的存在，由此而提出原子论、个人自由论。这些东西是中国文化孕育不出来的。一元主义是指，中国人主张天人合一，灵肉一体，人物同融，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譬如，中国的神是内在于宇宙、内在于自身的，“上帝”与人合一；盘古创造世界，他自己化成了日月星辰以及河流草木；“太极”也是在宇宙之内，它生成两仪（阴阳、乾坤等）、四象（东西南北、春夏秋冬、吉凶祸福等）、八卦，以及世界万物。而西方人与此不同，他们是二元主义者，天人分离，灵肉分裂，社会矛盾对立；他们以绝对的旁观者的态度看待宇宙，认为世界是一架与自己不相关的机器；西方的神也是外在的，上帝高高在上，统治着世界，并把神圣的定律塞给这个世界。正因为个人与自然相抗，所以西方人主张战胜大自然，并由此发展起近代科学技术；正因为个人与社会冲突，“他人就是地狱”，所以西方人要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动；也正因为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的二元对立，所以西方人只能选择满足其一，中世纪压抑肉体、满足精神，现代则精神空虚、满足肉体。中国人则是“身心不二”，形上的“道”、形下的“器”结合，体（本体）、用（运用）一如的，精神生命与肉体生命相互依存，“道身”（精神生命）与“根身”（肉体生命）超切循环（既超越又切入），一方面精神生命建立在肉体生命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精神生命又反过来影响肉体生命，此即儒家的“以德润身”，道家的“复归其根”；中国文化即是超切主义的，既超越世俗又切入生活，没有绝对的超越，也没有绝对的切入；没有绝对的主体，也没有绝对的客体。所以，中国人没有灵肉异化的痛苦。可是，如此的主客一体也造成了对对象认识的模糊，因而中国人对大自然和人的生理、心理的知识都很贫乏，近代科学技术无法在中国发展起来。

中国还是仁性关怀型文化，或称仁者、监护人文化。中国人需要的是上对下的、不平等的对生命的关怀呵护之情，皇帝、官员是仁者、监护人，是圣君、清官，他们有良知、良能（良知的潜能）；群众时刻感受到–––––––至少耳边常听到“上面”的温暖关怀。而西方则是材性知能型文化，或称爱罗（即小爱神厄洛斯Eros）文化、匠人文化。荀子所说的“材性知能”指起于对异己对象的神秘感、惊异之情和好奇心而产生的占有、征服、探索的欲望。西方人所崇拜的就是在知性冲动的驱使下而勇往直前以求满足其自身创造欲、占有欲的天才、智者或英雄，而不是中国人的充满关怀精神的明君和圣贤；西方的“魔鬼”、“坏蛋”也是无限制地扩展自身欲望的人，而不是中国人的“道德败坏者”；爱罗就是爱、冲动、扩张、创造、探索的代表，匠人也是西方人测量、分析、制造、创造之“匠心匠识”的典型；西方文化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争，其实就是“艺匠意识”与“工匠意识”之争。匠心匠识乃是西方科学艺术繁荣的内在原因。

中华民族性的第四个特点是，崇尚直觉中和理性。中国人历来讲究直觉体验、中庸之道，具备世俗理性，但缺乏逻辑分析能力；而西方人具有“罗高（即逻各斯logos）智慧”，善于理性分析、概念推理、逻辑思辨。

民族文化的这四个特征决定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

                         ·太和文化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堪称“太和文化”，即是和谐和平和融的文化、入世与出世互补的人治文化。中国文化既有执着于现实和世俗的入世的一面，又有喜爱恬淡无为、超越世俗的出世的一面；一方面是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另一方面是理想主义的道家追求，同时儒家中含道家观念，道家中有儒家哲学，入世与出世相辅相成如太极图中的阴阳鱼，紧紧缠绕，共同组成人治社会的太和文化。

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人强调世俗生活，以官为本位，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本位，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目标，满怀一腔济世热情，追求今生今世的长福长寿，这都表现了积极入世和现实主义的民族精神。然而，中国人还有耐人寻味的另一面，即以道禅为代表的出世思想、以庄周和陶渊明为代表的隐士风范。具体地说，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其隐遁雌柔、清静无为的人生理论，民间的道教以其神仙信仰和巫符咒术迎合了中国人逃避暴政、腐败官场和艰难现实的出世心理，佛教的摒弃外物、解脱人生的观念则被中国人发展成追求自然适意、取缔外在束缚的禅宗哲学，这是一种中国式的“在家出家”的理论。典型的出世者便是隐士，隐士们不是偶然产生的一两个社会游离分子，而是一个社会群体。与追求财富以及通过法治保护财产的基督徒不同在于，他们在人治的环境中追求和谐、宁静和“太平”的境界，而从未思考过如何才能使社会长治久安；与悲观的印度僧侣不同在于，他们始终是乐观主义者。中国文化便是乐观文化。中国人即使历尽灾难，也从不放弃对皇帝、清官和“大同”社会的幻想，人性善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成为民族的生存动力。这既不同于对人性持悲观态度、相信原罪说、致力于法治建设的西方人，也不同于对失败、不幸、困境抱着强烈的耻辱感危机感的日本人。太和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往往是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当在现实中遇到挫折时便由入世转为出世，道禅使失意的知识分子有了精神庇护所，因而用不着去探索法治、权力制衡和保护人权的问题；而在出世时，中国人又以在野之身应在朝之命，像诸葛亮、刘伯温随时准备入世以一展雄才大略，完成儒家的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所以，孔子说：“隐居以求志”，老子说：“君子得其时则鸣，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可见，中国人是怀着暴力打天下之心而隐居的，隐遁之心并不坚定；同时，中国人是怀着惴惴不安、随时抽身、急流勇退、功成身退的心理而做官的，入仕之心也不坚定。说明人治的太和文化使得人们游移不定，同时中国人也试图做得游刃有余。

中国隐士还有一个特点，即他们不一定要遁迹于山林、逃身于荒野，而是主要在世俗中隐匿，正像苏东坡所说的“万人如海一身藏”。因为中国人是不愿放弃世俗的。隐士逸人仍然做一切人所做的事，照样入朝做官，为商种田，照样“往来争名利”，只是因为自己有了更高的思想境界，做这些平常事的意义就不同罢了。所以俗语中说：“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庄子就称：“我周旋于亿万人间，如处独焉，如蹈虚焉”，陶渊明也自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从上可见，中国知识分子把全部心思用在了如何去适应人治社会的环境上，最终达到了知进知退、或刚或柔、脚踏入世与出世两只船的游刃有余的太和境界。

                     ·对人的禁锢

醍醐子曰：中国文化十分重视对人的设计、禁锢，对人们的思想、行为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如儒家在血缘的基础上建立起它的孝悌和谐观，主张长幼有序、有差别的爱和上对下的纵向权力。特别是始作俑者孔子，把本是氏族遗风的孝悌普遍化，使人被束缚在这一等级之差中，丧失其独立的人格。孝悌由此成为儒家“礼”文化的中心，对禁锢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维护封建文化起了重要的作用。孔子就说：“孝悌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这里的孝悌并不是传统美德中的尊老尽孝，而实际上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也即“正名”，就是荀子所说的“明贵贱”。

有这么两则故事：周礼规定只有天子才享有祭泰山的权力，而身为大夫的季氏却胆敢去祭了泰山，孔子为此怒不可遏，但又没办法。周礼还规定，只有天子才能享用八佾的乐舞，而季氏也享用了，孔子再度发怒：“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孔子如此看重等级之差，就是要把中国人束缚在一个等级框架之中，培养一种奴化的性格！

还有，儒家倡导家族集体社会，由此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社会关系网，它也严重地束缚着国人，并造成了畸形特异的国民性，如重人际关系，重面子，夫贵妻荣，光宗耀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血缘复仇，株连九族，打狗看主人，等等。

儒家对中国人的禁锢最终还归于它所倡导的自我修养，通过“修身”来自觉地克制自己的欲望，而不可放纵自己。这种态度势必使人的感情常常处于压抑和萎缩的状态，得不到自由的宣泄，使人在经常性的克制和忍耐中变得亦步亦趋，谨小慎微，畏畏缩缩，没有了生命的活力，没有了创造力，没有了自主的人格，只剩下了奴性！

不过，早期儒家对人的桎梏还是有限的，还只是要求“发乎情，止乎礼”，到了宋明时中国人脑袋上的紧箍咒越念越紧，竟然要求“灭人欲”！程颢、程颐称人欲是罪恶的根源，与“天理”势不两立，“无人欲即皆天理”，故要“窒欲”。他们还灭绝人性地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残酷地剥夺了妇女的再婚权等人生权利。大儒朱熹也要“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以理止情，以理废情，从内心取消人的欲望，使中国人成为无情无知无欲无求的空心人、稻草人。

特别是，中国文化中缺少人权观念！在古代，没有妇女的人权，也没有男人的人权；没有自由生活的权利，也没有思想的权利、行动的权利！就这样，中国文化形成了淘汰精英培养庸材的负筛选机制！凡是敢想敢干的人都被投于血雨腥风之中！

另外，诸子百家还以宿命论来禁锢人。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子夏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庄子说：“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不肖、毁誉、饥渴、寒暑，乃事之变，命之行也”；佛教东来，也讲究因果报应，前世因缘，命里注定。这样，儒道佛齐心协力，使中国人不得不信奉“命里有时终需有，命里无时莫强求”，不得不屈服于命运，听从于封建统治者的摆布。

                       ·精神胜利

醍醐子曰：对中国人进行“设计”的另一个人是庄周。他的摆脱物欲、泯灭差异、忘却是非的相对主义完成了对中国人的又一次精神征服。他把得失看作是“藏天下于天下”，要人们不患得患失；他说“富则多事”，要人们别去追求；他把生死贫贱都看作是天命所定，人无能为力，不必考虑。这些成为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人的精神胜利法的根缘。

的确，庄周通过“心斋”、“坐忘”、“丧耦”等手段，让饱受剥削压迫的人们龟缩到内心世界，在精神上得到了满足。对庄子来说，痛苦等于幸福，失败等于成功，贫穷等于富裕，“有”等于“无”，“是”等于“非”，“好”等于“坏”，如此，中国人的心灵有了避难所，精神有了自救的手段，可以安贫乐道，可以逆来顺受，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接受失败的现实。譬如，近代时，直到洋人的炮火轰到了家门口，大学士倭仁还说中国“天下之大，不患无材”，“何必师事夷人！”（何必向外国学习）曾国藩的幕僚李元度说，洋夷决不能长期处于野蛮状态，逍遥于孔孟之道以外，必将被感化，“彼自知前者之蔑伦纪（洋人自悔以前不懂人伦纲常），不复可以为人！”“目下泰西诸国皆能识华文，仿中制译读四子五经书，还变其陋俗（现今争相学习中国经典，改变其陋俗）”。这种全民族性的愚昧自大、精神胜利真让人哭笑不得，倍感悲哀！

中国人尤其善于利用相对化手段化劣势为优势，以达到精神胜利，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欺软怕硬”即是。国民喜欢以欺负弱者作为面对强者失败后的精神补偿，如阿Q受了假洋鬼子的侮辱后，便去侮辱小尼姑，然后忘了所受到的侮辱，飘飘然起来。

精神胜利法还为苟且偷生者找到了借口，如一些人打着“识时务者为俊杰”的招牌，理直气壮地变节、做叛徒，难怪每次遇到外敌入侵时汉奸之多，如过江之鲫！

从上可见，精神胜利确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堪称第五大发明。

                   ·中国诗词的缺陷

醍醐子曰：中国古代诗词受到民族性的影响，尽管成就巨大，硕果累累，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一是中国诗词过于重抒情轻叙事。受儒家哲学的影响，古诗词多是士大夫和知识分子表达平治天下的志向和发泄仕途失意的牢骚之作，因此，抒情性很强，这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相对而言，叙事成分、思想性就显得不足。如唐寅之“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陈子昂之“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洪秀全之“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等等都是儒家情怀的抒发；又如屈原之“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李白之“弹剑作歌奏苦声，曳居王门不称情”，陆游之“万事只能催白发，百年终是卧荒丘”，唐寅之“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抒发了不平之胸臆。即使象著名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木兰辞」也是有着浓重的抒情色彩而思想性相对贫乏的。而西方的诗歌，如荷马的「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拜伦的「唐·璜」以及现代诗人艾略特的「荒原」，都偏重于以诗歌形式叙述一个神奇、精彩的故事。

中国古诗的另外一个缺陷是，它过于重意象轻议论。中国诗词要末直抒其志，要末隐喻内心，很少有对事物的评论和分析。唐诗宋词都比较讲究比喻和象征，籍之间接地表达作者的思想和情愫。如屈原的诗“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就是以鸷鸟比喻自己；唐寅的咏鸡诗“铜壶玉漏金门下，多少王侯勒马听”是以“王侯勒马听”来象征自己的才干；杜甫的诗“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则是以美人自喻。诗歌的这种形象思维方式非常适合于在抽象思维方面比较笨拙的中国人，这可能就是中国之所以成为“诗国”的原因。现代西方人开始学习中国人的这种作诗方法，在欧美各国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象征主义诗歌流派就主张学习汉诗的借用外在形象表达内心的做法。                                                                                                                                                                                           

中国诗还重感觉悟性，轻历史跨度。中国人擅于捕捉瞬间的感觉而成篇章，许多名篇都是微妙的悟性的结晶。如张继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王维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杜甫的“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贾岛的“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李商隐的“留得枯荷听雨声”，韦应物的“野渡无人舟自横”，以及宋祁的“绿杨烟外晓寒轻，红杏枝头春意闹”等等都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美好感觉的抒发，这里虽然没有气势恢宏的历史，却打动了无数吟诵者的心。而西方诗歌的历史感更强，比如《伊利亚特》根据历史传说描述了特洛伊战争。类似这种历史传奇的诗歌在中国极少，名篇《长恨歌》等也只重抒情而没有故事情节。

    中国诗词还有一个缺陷或者说特点是重功名轻爱情。诸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腹中贮书一万卷，不肯低头在草莽”，“空余门下三千客，辜负胸中百万兵”，“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等，歌颂向往的都是功名，很少有人写爱情。儒家传统视谈情说爱为纨绔子弟所为，不是一个大丈夫溢于言表的事，所以，爱情诗自《诗经》以后便难以为继了，偶尔有人写几首，也是因为仕途无望而“自暴自弃”，就像柳咏自嘲为“奉旨写诗”而沉迷于“靡靡之音”那样。《诗经》、唐诗中还有几首含蓄的情诗，如：“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唐朝白居易有《长恨歌》：“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尽时，此恨绵绵无绝期”，李商隐有诗：“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到了宋朝以后，由于受到宋明理学的束缚，要“存天理，灭人欲”，使得只有像李清照这样的女子和柳咏这样的颓废者才敢歌颂“情”，明朝以降，则情诗在中国灭迹了，而此时正是西方人性解放的时期。

中国人不讲爱情，却讲功名，功名失败与其说对个人是个损失，毋宁说对社会是个贡献，因为以诗来吟咏个人的悲愤之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绝招，所谓“诗言志”是也。在现实中受挫，并不能真正打击崇尚“文死谏，武死战”的儒生，相反，他们还要以诗抒发高傲、壮烈、愤世嫉俗之情，不忘流露中国人的乐观心态，绝对摒弃西方人面对炼狱和地狱时的悲壮心情。

与这种功名主义之不同，西方人的骨子里则渗透了个人主义，因此，诗歌也是多表现个人，并给爱情以特别重要的位置。诸如普希金、海涅、拜伦、雪莱、裴多菲、布朗宁夫人、莎士比亚都以其爱情诗享誉遐迩。

还有，中国诗词由于十分强调音韵美、对仗工整，以及有字数的限制，这在客观上限制了作品的容量，使之不可能如同西方自由诗那样篇幅巨大、含量丰富。中国古诗无论是抒情诗还是叙事诗，一首诗只抒唯一之情，只述唯一之事，一方面显得朗郎上口，易记好背，另一方面又显得单纯，缺少博大的思想。

客观地说，古代诗家的确出现了不少好的作品。谁不会吟诵、欣赏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欧阳修词：“月到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叶李诗：“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黄景仁诗：“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袁枚诗：“吹灯窗更明，月照一天白”；郑思肖诗：“宁可枝头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风中”；马致远曲：“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这些诗的确很美，可又总给人舞文弄墨、雕虫小技的印象。中国没有出现类似于西方的《神曲》《浮士德》《失乐园》等博大精深的作品。

醍醐子曰：陶渊明、李白、李商隐的诗尤其成为中国诗的代表，陶渊明之天人合一的情怀、李白之浪漫气魄、李商隐之晦涩哀怨为人津津乐道。可是从思想性来说，他们的作品也大多苍白无力：陶渊明只是演化了庄子的思想，李白只是集儒、道、墨气质于一身，李商隐只是所谓“亡国之音”的作者。

                       ·清言一族

醍醐子曰：流行于明清之际的“清言”是一种短小精悍如同格言式的文学体裁，譬如著名的《菜根谭》即属此类，此外，有名的还有《呻吟语》、《小窗幽记》、《围炉夜话》、《幽梦影》、《幽梦续影》、《荆园小语》、《岩栖幽事》、《娑罗馆清言》等。清言多谈风花雪月、人生趣理，既象诗词、对联讲究对仗整齐，又象老子的哲学词语闪闪烁烁、断续飘忽；它是语录之连缀，人生体验之突发，率尔操觚，任意驱驰，给人意味无穷的感悟和清晰淡雅的美感。

让我们欣赏一些有代表性的清言吧：

    君子对青天而惧，闻雷霆而不惊；履平地而恐，

涉风波而不疑。

    花不可以无蝶，山不可以无泉，石不可以无苔，

水不可以无藻，乔不可以无藤萝，人不可以无癖。

    作人要如神龙屈伸变化，自得自如，不可为势利

术数所拘缚。故大智上哲看得几事分明，外面要无迹

无言，胸中要独往独来。

    心为形役，尘世牛马；身被名牵，樊笼鸡鹜。清

闲无事，坐卧随心，虽粗衣淡饭，但觉一尘不染；忧

患缠身，繁扰奔忙，虽锦衣厚味，只觉万状愁苦。

    有才必韬藏，如浑金璞玉，暗然而日章也；为学

无间断，如流水行云，日进而不已也。

    容耐是忍事第一法，安祥是处事第一法，谦退是

保身第一法，涵容是处人第一法，置富贵、贫贱、死

生、常变于度外是养心第一法。

    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尤其甚于饰才。

    忘是无心之病，助长是有心之病。心要从容自在

，活泼于有无之间。

    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

，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

    坐于广众之中，四顾而后语，不先声，不扬声，

不独声。

    童心俗态，此二者士人之大耻也。二耻不脱，终

不可加入君子之路。

    少年大病，第一是气高。

    恐惧者修身之本。事前而恐惧，则畏，畏可以免

祸；事后而恐惧，则悔，悔可以改过。

    朴能镇浮，静能御躁，和能消戾，忍能济和，慎

能远祸，勤能济贫。

    不耐烦，干不得事；不忍气，做不得人。

    事到得意处，便可转思退步，此是留余以养福；

言到快意处，便当敛气凝神，此是留余以养德。

    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守默然后知平日之言躁

省事然后知平日之费闲，闭户然后知平日之滥交，寡

欲然后知平日之病多，近情然后知平日之念刻。

    是非不到钓鱼处，荣辱常随骑马人。人生待足何

时足，未老得闲始是闲。

    混迹尘中，高视物外；陶情杯酒，寄兴篇咏；藏

名一时，尚友千古。

    失意事来，治之以忍，方不为失意所苦；快心事

来，处之以淡，方不为快心所惑。

    心要如天平，称物时物忙而衡不忙，物去时即悬

空在此。只凭静虚中，正何等自在！

    忍所不能忍，容所不能容，唯识量过人者能之。

    从静中观物动，向闲处看人忙，才得超凡脱俗的

趣味；遇忙处会偷闲，处闹中能取静，便是安身立命

的功夫。

    遍阅人情，始识疏狂之足贵；备尝世味，方知淡

泊之为真。

    当得意时，须寻一条退路，然后不死于安乐；当

失意时，须寻一条出路，然后可生于忧患。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

天外云卷云舒。

    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正是它取人噬人手段处，

故君子要聪明不露，才华不逞，才有肩鸿任钜的力量

。

    钓水，逸事也，尚持生杀之柄；弈棋，清戏也，

且动战争之心。可见，喜事不如省事之为适，多能不

如无能之全真。

    爵位不宜太盛，太盛则危；能事不宜尽毕，尽毕

则衰；行谊不宜过高，过高则谤兴而毁来。

    出世之道，即在涉世中，不必绝人以逃世；了心

之功，即在尽心内，不必绝欲以灰心。

    君子之心事，天青日白，不可使人不知；君子之

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

    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近之而不染者尤洁；智

械机巧，不知者为高，知之而不用者尤高。

    作人无甚高远事业，摆脱得俗情便入名流；为学

无甚增益功夫，减除得物累便超圣境。

    自老视少，可以消奔驰角逐之心；自瘁视荣，可

以绝纷华靡丽之念。

    矜名不若逃名趣，练事何如省事闲。

    涉世浅，点染亦浅；历事深，机械亦深。故君子

与其练达，不若朴拙；与其曲谨，不若疏狂。

    饱谙世味，一任覆雨翻云，总慵开眼；会尽人情

，随教呼牛唤马，只是点头。

    进步处便思退步，庶免触藩之祸；着手时先图放

手，才脱骑虎之危。

    鱼网之设，鸿则罹其中；螳螂之贪，雀又乘其后

。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

    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曲为伸，真

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

    闭门即是深山，读书随处净土。一时劝人以口，

百世劝人以书。

    当可怨、可怒、可辩、可诉、可喜、可愕之际，

其气甚平，这是多大涵养！

    闭门阅佛书，开门接佳客，出门寻山水，此人生

三乐也。

    机息时便有月到风来，不必苦海人生；心远处自

无车尘马迹，何须痼疾丘山。

    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恍似云中世界；芸窗中雅

听蝉吟鸦噪，方知静里乾坤。

    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坐有琴书，便成石室

丹丘。

    宁守浑噩而黜聪明，留些正气还天地；宁谢纷华

而甘淡泊，遗个清白在乾坤。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劳，拙者逸；巧者凶，拙

者吉。

    天地间真滋味，唯静者能尝得出；天地间真机括

，唯静者能看得透；天地间真情景，唯静者能解得破

。

    艺花可以邀蝶，累石可以邀云，栽松可以邀风，

贮水可以邀萍，筑台可以邀月，种蕉可以邀雨，植柳

可以邀蝉。

    一念常惺，才避去神弓鬼矢；纤尘不染，方解开

地网天罗。

    兴来醉倒落花前，天地即为衾枕；机息坐忘磐石

上，古今尽属蜉蝣。

    风花之潇洒，雪月之空清，唯静者为之主；水木

之荣枯，竹石之消长，独闲者操其权。

    兴逐时来，芳草中撒履闲行，野鸟忘机时作伴；

景与心会，落花下披襟兀坐，白云无语漫相留。

    从冷视热，然后知热处之奔驰无益；从冗入闲，

然后觉闲中之滋味最长。

    孤云出岫，去留一无所系；朗镜悬空，静躁两不

相干。

    水流而境无声，得处喧见寂之趣；山高而云不碍

，悟出有入无之机。

    风恬浪静中，见人生之真境；味淡声希处，识心

体之本然。

    岁月本长，而忙者自促；天地本宽，而卑者自隘

；风花雪月本闲，而劳攘者自冗。

    天道以无常为常，以无为为为。圣人以无心为心

，以无事为事。

    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

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

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

    多藏者厚亡，故知富不如贫之无忧；高步者疾颠

，故知贵不如贱之常安。

醍醐子曰：以上清言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主张谨慎、畏惧、容忍、不露才，如：“君子对青天而惧”；“恐惧者修身之本”；“鹰立如睡”；“坐于广众之中”；“不忍气，做不得人”；“忍所不能忍”；“君子之才华，玉蕴珠藏”；“有才必韬藏”等句。第二类提倡韬晦谋略，如：“作人要如神龙屈伸变化”；“宠辱不惊”；“藏巧于拙，以屈为伸”；“事到得意处，便可思退步”；“进步处便思退步，着手时先图放手”等句。第三类寄情山水，向往隐逸、天人合一，如“花不可以无蝶”；“竹篱下忽闻犬吠鸡鸣”；“艺花可以邀蝶”；“兴逐时来”；“孤云出岫”；“兴来醉倒落花前”等句。第四类否定物欲、奔忙，主张淡泊、知足，如：“心为形使”；“心无物欲，即是秋空霁海”；“宁谢纷华而甘淡泊”；“备尝世味，方知淡泊之为真”；“势利纷华，不近者为洁”；“自老视少，可以消奔驰角逐之心”；“多藏者厚亡”；“人生待足何时足”。第五类崇尚宁静、无事、无智，如：“静坐然后知平日之气浮”；“天地间真滋味”；“从静中观物动”；“朴能镇浮，静能御噪”；“练事何如省事闲”；“多能不如无能之全真”；“机里藏机，变外生变，智巧何足恃哉”等句。这五类对中国人的性情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或者说它们都代表了某种民族劣根性。如第一类，反映了士大夫面对权利万能、权利崇拜和官本位文化所造成的异常激烈的权利斗争和勾心斗角时的畏惧心态–––––––“履平地而恐”，“露才是士君子大病痛”；也反映了小农面对暴政暴官的逆来顺受、忍声吞气的心理–––––––“容耐是忍事第一法”，“失意事来，治之以忍”；这些都使得中国人懦弱、拘谨，不敢表现自己。第二类反映了中华民族与自然和谐、天人合一、没有战胜大自然的思想。第三类反映了圆滑、隐晦、曲折，亦进亦退的民族性格，没有西方人的一往无前、决不退缩的勇气。第四类对利益、物欲的否定，以及清淡、知足的心理，致使商品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困难。第五类反映了大陆文化的尚“静”、崇“山”，小农社会的闲散、“无事”，这与海洋文化的尚“动”、崇“水”，工商社会的激烈竞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另外，清言比较推崇中庸、中和、儒道佛墨法兵诸家杂糅的思想。如“忧勤是美德，太苦则无以适性怡情；淡泊是高风，太枯则无以济人利物”–––––––意为既儒墨又道佛；“为鼠常留饭，怜蛾不点灯。古人此等念头，是吾人一点生生之机，无此，便所谓土木形骸而已”；“山林是胜地，一营恋变成市朝；书画是雅事，一贪痴便成商贾。盖心无染著，欲境是仙都；心有系恋，乐境成苦海矣”；“一字不识而有诗意者，得诗家真趣；一偈不参而有禅味者，悟禅教玄机”–––––––佛禅思想。还有，“处世让一步为高，退步即进步的张本；待人宽一分是福，利人实利己的根基”；“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稼穑艰辛”；“风吹疏竹，风过而竹不留声；雁度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故君子事来而心始现，事去而心随空”；“居轩冕之中，不可无山林的趣味；处林泉之下，须要怀廊庙的经纶”––––––––这是儒道思想；“谦，美德也，过谦者，多怀诈；默，懿行也，过默者，或藏奸”；“处世不宜与俗同，亦不宜与俗异；做事不宜令人厌，亦不宜令人喜”；“念头浓者，自待厚，待人亦厚，处处皆浓；念头淡者，自待薄，待人亦薄，事事皆淡。故君子居常嗜好不可太浓艳，亦不宜太枯寂”；“事不可做尽，言不可道尽，势不可倚尽，福不可享尽”；“矜持太过者，不可谓之敬；枯寂太过者，不可谓之静”––––––––这是中庸思想。这些思想一方面表明了中国人的聪明、不偏激，另一方面反映了国人的消极、软弱和狡猾。

                   ·中国的悲剧

醍醐子曰：在混乱而漫长（历时551年）的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当时诸侯连年征伐，人民涂炭流血，整个社会本身就是一场巨大的悲剧，也出现了诸如商鞅之死、吴起之死、伍子胥之死、屈原投江、赵氏孤儿、申包胥哭秦廷、长平之战、聂政行刺、荆柯刺秦王等著名的悲剧性事件，产生了诸如《哀郢》、《国殇》等悲伤的歌辞，但没有出现哪怕是萌芽状态的悲剧。那时演出的仍然是大型歌舞，祭祀娱乐、歌功颂德的歌曲，即使偶尔出现“悲歌”，但被当作“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很快便趋于湮灭。

中国人的耳朵不愿听到哀伤、消极、悲观、逆耳、暴露黑暗面的声音。

而在同时，古希腊出现了以索福克勒斯、埃斯库罗斯、欧里辟得斯为代表的悲剧作家和以亚里斯多德的《诗学》为代表的悲剧理论。特别是在帕里克利斯执政时，由于实行了大规模的民主改革，雅典的文化艺术达到空前繁荣的程度；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要求通过集体的方式表达出来，于是戏剧正得其运。当时，人们对观剧趋之若鹜，社会各界每年都要举行戏剧比赛，政府颁发“观剧津贴”，并修建了能容纳一万多人的露天剧场。索福克勒斯写出悲剧《俄狄浦斯》，讲述提弗国王杀父娶母的故事；他的《安提戈涅》讲述俄狄浦斯的两个儿子争夺王位，双双战死，妹妹安提戈涅以自己的死换得哥哥的被葬的故事。埃斯库罗斯写出著名的悲剧《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讲述人类恩人普罗米修斯的受难历程。欧里辟得斯写出《特洛伊妇女》一剧，影射了雅典人的残忍，描述了特洛伊人的悲惨；他的《美狄亚》一剧，讲述美狄亚为报复遗弃自己的丈夫而杀死两个亲生子和新妇的故事；他的另一剧《希波吕托斯》写国王的后妻向前妻之子希波吕托斯求爱，遭到拒绝而自杀，留下遗书，诬告希波吕托斯侮辱她的故事；《埃勒克特拉》则写克吕泰墨特拉伙同姘夫杀死丈夫阿伽梅农，篡夺权力，而儿子回国后杀死母亲和姘夫为父报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的悲剧性都十分强，撼人心魄，让无数的雅典人为之流泪！

中国从汉朝一直到宋末仍然没有出现象样的悲剧。尽管汉时有悲歌《箜篌行》、《昭君怨》，有悲剧性长诗《孔雀东南飞》；魏晋时有悲歌《秋胡行》、《东门行》；唐时有《离别难》、《雨淋零》等悲歌，还有歌唱伍子胥、孟姜女、王昭君的变文；宋时民间说书、唱戏大规模发展，温州出现“南戏”，可能为“中国式的悲剧”之开始，但流行全国的作品几乎没有。

元时由于民族压迫，儒家知识分子失去地位，散落民间，于是他们拿起笔杆，写出了大量的类于悲剧的作品，如元人四大悲剧––––––关汉卿的《窦娥冤》、马致远的《汉宫秋》、白朴的《梧桐雨》和纪君祥的《赵氏孤儿》；明清时特别是明朝后期，商品经济有所发展，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正在形成，于是出现了汤显祖、高明、李玉、冯梦龙、洪升、孔尚任、方成培等著名的“悲剧”作家。

可是，中国的“悲剧”基本上都有完满的结局，属于悲喜相间的混合剧，所以也可以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实际上，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悲剧”一词，更没有出现悲剧理论。

例如，《窦娥冤》写窦娥在张驴儿、赛卢医、桃杌太守等人的迫害下蒙冤受屈，含恨而死，最后写到父亲窦天章作为皇帝所派的“廉访史”，在女儿冤魂的提醒下，重翻卷宗，平反昭雪。这是一个对皇帝、清官充满幻想的喜剧结尾。

《赵氏孤儿》写朝廷忠奸、家族矛盾，刻划了屠岸贾的残忍，程婴、韩厥、公孙杵臼等人的侠义；赵朔自刎，公主自缢，韩厥献身，以及屠岸贾为灭赵氏孤儿，竟然要杀掉全国的婴儿，程婴毅然献出自己的幼子而保住了孤儿，等等，这些本来是大悲剧的素材，然而剧本最后又写成了感谢君恩浩荡、孤儿终于复仇的圆满结局。

《琵琶记》写蔡伯喈进京，入赘牛府，享尽荣华富贵，而糟糠之妻赵五娘含辛茹苦，侍奉双亲，后来行乞寻夫，终于一家团圆；而当初反对蔡伯喈辞婚的牛丞相也从霸道的重臣一下子变成和蔼可亲的长者，甘愿让自己的女儿位居侧室，并上表“一门旌奖”，最后“共设华诞会，四景常欢聚”。

等等。

总而言之，中国悲剧都以三种形式结束。一是明君、清官出现，为民伸冤，如《窦娥冤》、《琵琶记》、《精忠旗》、《清忠谱》等剧即是；二是受害者的后代报仇雪恨，光宗耀祖，团圆会面，如《赵氏孤儿》、《雷峰塔》等剧即是；三是主人公在梦境或仙境中相会、如愿，如《长生殿》、《汉宫秋》、《梧桐雨》、《娇红记》等剧即是。

胡适说：这种“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读书的人明知世上的事不是颠倒是非，便是生离死别，他却偏要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偏要说善恶分明，报应昭彰。他闭着眼睛不肯看天下的悲惨惨剧，不肯老老实实地写天下的颠倒残酷，他只图说个纸上的大快人心。这便是说谎的文学。这种“团圆”的小说戏剧，根本说来，只是脑筋简单、思力薄弱的文学，不耐人寻味，不能引人入胜。

醍醐子曰：造成中国悲剧不悲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崇尚长寿、永生、美满以及“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中和之美，不喜欢大毁灭、大悲痛，所以，中国悲剧必然要加上喜剧的尾巴。另外，中华民族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现世因果报应，在人们的心中，坏人一定要受到惩罚，否则咽不下这口气，故而作家也就必须顺应人民的这种情感了。人民心中的好人往往就是明君、青天、百姓特别是妇女，因此，他们最后必须取得胜利。还有，封建统治者不会允许大悲大痛的结局，如果明君惩治不了暴官、青天不能主持正义，那么，皇帝还是无限英明的吗？朝廷、官府还能保持无限神圣的形象吗？不能。所以，人治社会都不会欢迎真正的悲剧。

而法治社会却不一样。现代西方可谓是太平盛世，但歌功颂德的文学却不流行，相反，出现了悲观主义、抨击主义文学思潮；如表现主义，主张表现人们内心的痛苦和异化的现象；超现实主义表现荒诞、梦幻、非理性；精神分析流派表现人的本能、无意识和人们的压抑；黑色幽默以喜剧处理悲剧，寓庄于谐，寓哭于笑，成为“大祸临头”的幽默或“绞刑架下的幽默”；存在主义文学反映世界的荒谬、人生的痛苦；荒诞派戏剧反映人性的异化、社会的荒诞……。

表现主义者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写推销员格里高尔·萨姆沙在一天早晨突然变成一只大甲虫，随着虫性的侵蚀，人的尊严和特性的丧失，没有失去人的思想的萨姆沙感到了巨大的痛苦。早就不喜欢他的父亲对他咬牙切齿，母亲在丑陋可怕的虫子面前一次次地昏死过去，一直照料他的妹妹慢慢地也厌弃了他。萨姆沙最终在孤独和绝望中死去。

荒诞派的贝克特有著名的悲剧《等待戈多》，写两个流浪汉每天百无聊赖地在大树旁等待一个并不认识的名叫戈多的人，戈多迟迟不来，他们想上吊，可裤腰带又不结实；来了一个主人和脖子上套着绳子的奴隶“幸运儿”，幸运儿还背着满是沙土的沉重的袋子；后来主人瞎了，幸运儿哑巴了，他们四人先后倒下，象虫子一样爬来爬去，象白痴一样胡言乱语。

荒诞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尤奈斯库写有《秃头歌女》，可剧中既无歌女，更无秃头歌女。剧情开始时，大挂钟乱敲了17下，可时间为9点；史密斯夫妇正在家中前言不搭后语地闲谈，突然马丁夫妇来访，而马丁与夫人竟然不认识，攀谈以后才知道，原来他们共有一个女儿！史密斯夫妇也忘了事先约好的吃饭的事；闲聊中，门铃响起，可屡次开门也没见有人进来，直到第五次开门，才进来一个消防队长；因完不成灭火任务，他来打听史密斯家中是非会起火。他应邀讲了一些怪诞的故事，如小公牛生了一头大母牛；接着女仆玛丽上场，也要消防队长讲故事，很久，消防队长才发现玛丽原来是正在热恋的情人。

荒诞派的阿尔比写有著名悲剧《动物园的故事》：彼得于星期天来到公园的长凳上看书，突然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杰利过来与他攀谈。杰利先迫使他承认生活不如意，后又讲动物园的故事，说一切生物都是由栅栏彼此隔离着，无法交流。他建议彼得为保住自己在长凳上的地位而搏斗，他把匕首递给彼得，自己扑上去，让匕首刺穿胸膛，满意地死去了。

与西方悲剧相比，可以发现中国悲剧存在着六个方面的不足：一、人物单调、程式化。正面人物“高大全”，没有缺点，反面人物皆形容丑陋，无恶不作。二、道德因素浓重，剧情善恶分明，是非昭彰。三、或写弱女，或写英雄，多数只表现冤屈或忠奸的内容。四、大团圆结束，正义一方总是获胜。五、歌颂明君、清官，不忘歌功颂德。六、没有直接呼吁人性自由、平等、民主的剧本或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