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通讯是国有企业吗:醍醐子恒言

 醍醐子恒言

                 ·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

醍醐子曰：中国从秦汉至明初，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四大发明”改变了当时世界的面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马克思说：“火药、罗盘、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之最强大推动力。”

在数学领域，中国人最早采用了十进制，李约瑟说：“如果没有这种十进制，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中国还最早出现负数、分数概念，以及正负数相加减、开平方、开立方的运算；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比欧洲早得多、准确得多；祖暅的球体体积计算成为微积分创立的先声；秦九韶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余式研究被称为“他那个民族、他那个时代，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

在化学冶金领域，中国人掌握的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铣铁冶炼比欧洲早2000余年，灌钢技术早1000多年；中国最早高炉冶炼，最早使用焦炭炼铁，最早生产合金。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在《自然史》中说：“虽然铁的种类很多，但没有一种能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梵文中“钢”即为秦地（中国）。而且，现代化学来源于中国的炼丹术，所以李约瑟说：“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来的。”

在天文地理物理领域，中国人最早记录太阳黑子、彗星、新星、日月食、流星雨；春秋时，四分历历法以一年为365.25天，为当时世界上最早、最精确；郭守敬的《授时历》以一年为365.2425天，比欧洲早数百年，与实际时间只差26秒；另外，中国人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最早的地图；第一架测天仪器–––––浑仪、第一架地震仪–––––地动仪；第一次测子午线、考察熔岩地貌，最早描述光学成像、力矩、杠杆原理；十二平均率成为现代音乐的基础。

在实用技术领域，中国最早生产水稻，最早织丝养蚕，最早种茶种果树，最早使用独轮车、闸门、吊桥、船舵、风箱、瓷器，最早发明量雨器、测湿器，最早造拱形桥、凿油井……。

但中国传统的科技以及科技发展的环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致命的：专制主义的大一统，压抑了民间的创造；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视科学技术为“雕虫小技”；儒道文化否定物质、机巧，过早地反异化；不断的王朝循环、破坏性的社会振荡毁灭着智力成果；小农经济、重农抑商、官营垄断，使得科技失去了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伦理主义、实用主义、经验主义，有机自然观、非逻辑结构性思维，直观外推、类比象征、内省体验、混沌记录、简洁隐晦的价值观、方法论不利于科技的发展；劳动与知识的分离，理论、实验、技术的分离，技术与特定匠人的密不可分，以及技术不能从特定产品中升华出来，以不可控的天文现象、实用的天文学为研究模板的“范式”错误，等等，都阻碍着中国科技向近代科技的发展。因此，近代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

醍醐子曰：说得更详细些，科技要获得大发展，其条件是，首先政治上要放松控制，实行民主政治，让人民独立地、自由地思考！而在专制制度下，要么科技思想无法萌芽，要么科技创造的成果被扼杀、被浪费，要么科技畸形地发展–––––––在某一个领域水平高，但整体水平低，社会生产落后；这时，很难想象科技能有全面的健康的发展。因此，言论自由、学术自由以及社会平等、人们能平等地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是科技发展的必备条件。还有，意识形态要有崇尚劳动、发明、创造的要素，社会要不发生对科学萌芽具有破坏性的大振荡，都是必备要求。中国古代大一统专制政治，儒家道家对物质利益、技巧机关的蔑视、否定，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在其他古代文明发祥地，印度的种姓不平等，厌恶世俗的倾向，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伊斯兰世界中世纪帖木耳王朝、奥斯曼帝国空前繁荣，商业发达，但宗教与世俗合一，没有自由思想家，所以也诞生不了近代科学；唯有中世纪后的西方，政治趋于开明，言论自由，基督教经路德、加尔文改革后被平民化、民主化，与劳动、创造、知识紧密结合，才能诞生近代科学。

影响科技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状况。必须有独立的资产阶级、商人，必须劳动与知识结合，才能产生近代科学。中国古代经济官营垄断，官商合流，使得科技不能自由传播；小农经济，又不需要科技的支持，所以，尽管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但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在价值观方面，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神、上帝的位置，这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中世纪曾经发生大倒退；可是，中国儒家伦理主义思想，认为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使得科学理论伦理化。从这方面说，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起了阻碍作用。在中国古代，儒家衰落，往往科学技术才会大发展；如东汉、南北朝、明末时，出现了张衡、蔡伦、祖冲之、徐光启、李时珍、宋应星等重要人物。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科学技术就无法传播、存在，而陷于停滞，或毁于一旦；譬如，由于战火的毁灭，指南车，中国古代就重新发明了几十次，张衡、祖冲之都拥有这项发明的“专利权”。还有，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天人合一，物我一体，以及“场内观”–––––––盘古、太极、道、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而不是西方人的从绝对旁观者来看待宇宙，这都妨碍了对自然的认识；中国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西方人的惊异之情，也没有战胜大自然的豪情，只有对它的欣赏、崇拜和体验。华夏民族甚至把代表大自然暴虐成灾的龙，作为图腾来崇拜。这种物我同融的观念诞生不了现代科学。再者，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不好想象，急功近利，中国古代很少有形而上的系统的科学理论，即使有，也给技术化了––––––天文学止于历法，数学偏重于运算技巧，医学讲究望、闻、问、切的经验，“四大发明”都是服务于国家大一统的技术。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虽然技术发达，但科学是落后的。另外，科学发展必须建立在结构型自然观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从结构上把握自然现象，而理论也必须是逻辑结构型的，应当有完备的逻辑体系。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经验科学，对各种现象只有描述、记录、简单的概括，没有理论的提升，更没有象西方《欧氏几何》那样的完备的原始科学体系，对各门科学的发展都起着示范作用。以上种种价值观，都是妨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因素。而西方呢？虽然基督教与科学有冲突，但路德改革，削弱了教皇的权力，主张人是独立的精神实体，人人应当享有自由、平等；加尔文改革，将教会组织共和化、民主化了，主张通过劳动、冒险、创造财富，人人可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这样，基督教就为传播民主、科学铺平了道路。起于经院哲学研究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巴黎大学，也就成了科学的摇篮。虽然基督教曾经给科学施于火刑，但科学终于冲破了宗教的束缚，并且利用宗教，加速了自己的发展。

在方法论方面，科学技术的方法应是逻辑推理、概念思维。可是，中国人只善于以个人经验直观外推；儒家之格物致知，道家之“神遇”，禅宗之顿悟，以及阴阳五行之直观象征，都是如此。所以，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外推可以解释的领域，如对流星、陨石、化石等的解释，中国人论述得很精彩，可是超出这个范围，中国人就无能为力了。还有，中国的方法是内省型的，认为外部世界无法探究，只有回到人的内心，才能获得真知；就像王阳明“格竹子”，静观穷理7天，一无所得，于是回到内心，抓“心中贼”；中国禅宗慧能针对僧侣们是“幡动”还是“风动”的争论，也认为是“心动”。可见，中国人对大自然不感兴趣，没有征服、探索大自然的欲望和冲动，而更重视对心灵的体验。虽然屈原、庄周有“天问”，庄子曾主张“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荀子曾提出“勘天”（战胜大自然）、天人相分，但这些毕竟只是一时之想法、文化之支流，不可能推动科技的发展。另外，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受控实验的基础上，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不受时间、空间、实验者因素的影响。然而，中国人所做的实验很多是非受控的，不可重复的，有些甚至与迷信、方术混在了一起。譬如，郭守敬根据《后汉书》《隋书》的记载–––––––每当节气相交时，试管中的灰会飞起来–––––––做“候气密室”实验，但怎么也重复不了。

中国人的思维和方法论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往往只善于记录一些现象，如中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全的太阳黑子、彗星、新星爆发等记录，但没人探究它们的规律和本质；中国记录哈雷彗星30多次，但发现其运行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国很早就有血液循环的猜想，但该理论的发现权最终也归于英国人哈维。我们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暗示、无言、传心、隐喻、类比、比喻、归纳的方法，甚至是“负的方法”––––––不说它是什么，而说它不是什么。这些方法更适合文学的发展，而对研究科学相当不利。

中国的“土壤”上之所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还在于传播系统或者说社会化系统方面出了故障。中国古代“大一统技术”如炼钢技术、造纸印刷技术等很发达，但为官方垄断，不能在民间自由传播；管仲开始搞盐铁官营，商鞅抑制私商，秦汉废私商、加强国有官营，唐以后官商合流，这些都影响了科学知识的传播。

在中国，劳动与知识分离，也是严重的弊端。中国人观念里有种种不良的倾向，如“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寒窗十载无人问，一朝身到凤凰池”，等等，人们一心想当官，想做“人上人”，结果，在中国，知识分子不再劳动，与劳动阶级严重脱节，而劳动者一般又不能掌握实用的技术。特别是，中国又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况，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所以，劳动者也不需要科学技术。而在西方，情况却与中国不一样，在那里劳动与知识紧密结合，基督教与科学互相促进，基督徒是“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贵族与奴隶、学者与工匠在上帝面前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谁能创造财富，并施舍帮助穷人，谁就能进入天堂。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令中国人自豪不已；可是，“四大发明”墙内开花墙外香，在中国未起到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而只是用来探风水、放鞭炮驱神；但它们传到西方后，科学书籍立即成为印刷品，火药炸掉了封建城堡，指南针帮助寻找到了新大陆、开辟了新的商品市场。可见，只有技术发明是不够的，技术––––––市场––––––科学––––––实验还必须形成良性循环，相互促进，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中国的问题也就在于科学、实验、技术是分别独立发展的，致使不能相互促进，利用前人的成果；李约瑟说，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能制造风箱，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制造蒸汽机！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很发达，但不会制造玻璃，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移植到别的地方。

中国的技术与产品以及技术与匠人的紧密结合，不可转移，也是技术难以传播、难以社会化的原因。中国的技术往往是技艺，如庖丁解牛，其技艺由秘传、师授，与匠人密不可分；因此，匠人亡，往往技术也失传。中国古代高超的炼钢技术、化学技术、指南车技术等随着战火，频频失传，后人反而达不到前人的水平，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现在出土的战国时的刀剑，锋利无比，其冶炼技术达到了当代的水平，可是这只是官营企业的工匠之个人成就，它很快会烟消云散！元朝时郭守敬创造了非常精确的《授时历》，可是，由于缺乏理论，到明朝时连官方的天文学家对之也不能理解了。

中国科学的发展还存在着“范式”或者说“模板”的错误。当代科学史专家库恩指出：科学的发展是范式的演进。欧氏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逻辑结构型理论体系，对后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发展起了示范、模板的作用。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一书在历史上出过1000个以上的版本，对后世影响很大。几何学的完整体系影响到天文学、物理学等等，促使大家都致力于构造完整的学科体系。而中国正好相反，难以受控的、讲究实用性的天文学对科学发展起了示范作用，使得中国的数学也学着实用化、技术化；虽然张衡、裴秀提出过类似于笛卡尔的坐标系表示法，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解析几何。《墨经》中的几何定义虽然与欧几里德的定义几乎相同，但它也没有形成原始的科学结构。可见，中国古代科学的确存在着范式演进的错误。

正是由于上述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使得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     

                      ·科技革命与中国

醍醐子曰：从十八世纪下半叶伊始，中国人的命运急转直下，中国开始大踏步地落后于世界。

那时，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引起了世界第一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创造出比过去一切时代总和还要多的物质财富。而这时正是清乾隆“盛世”，乾隆奉行闭关锁国的政策，满足于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不求变革、进步；他回绝了英国女王使者通商的要求，声称“天朝无所不有”，后继的嘉庆皇帝还要求英国“毋再遣使远来”。这样中国错过了一次大好的发展机遇。

十九世纪下半叶，电力的发明和使用，引起了世界第二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进入了电气化时代。而这时中国又正处在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清王朝愚昧专制，积弱不振，国家动荡不宁，面临被西方瓜分豆剖的局面；可慈禧太后因为铁路“震动皇陵”而大肆申斥主张修建铁路的官员，大学士文治竟赋诗道：“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国民如此的愚昧终于使中国丧失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

二十世纪初至今，原子能、计算机、遗传工程等的飞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使得人类正在大步迈进“知识经济”、“信息化”、“后工业化”的崭新时代。这次革命无论是从广度还是从深度来看，都不同于前两次；它不是科学技术的单项突破，而是涉及到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并产生了一系列新兴的工业部门，如计算机工业、半导体工业、生物工程、激光工业、新材料工业、宇航工业等；特别是近年来，电脑技术、信息技术、网络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蓬勃发展，使社会生产力空前地提高。在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中，科技进步的因素只有5～20％，到20世纪90年代，已高达60～80％。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已当之无愧，毋庸置疑。可以说，新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地改变着世界的整体面貌、经济格局和政治、文化、社会传统，发展之势可谓一日千里。哪个国家和地区抓住了这个发展的机遇，就将在国际经济贸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反之，哪个国家和地区丧失了机遇，就将贫穷落后、被动挨打。亚洲四小龙抓住了机遇，如今已经进入富裕之列；南美国家、以色列、南非等国先后抓住了机遇，经济发展皆成就巨大。中国由于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已经错过这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前期。到1978年改革开放时，国人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才发现我们又落后了很多很多。1950年时，中国与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几乎相等，可到1978年时我们大约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美国的二十分之一。这个数字真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啊！现在我们中国人只有承认落后，紧紧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挺身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潮头，奋力拼搏，才能在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赶上发达国家。

                                             ·科教兴国现状批判

弟子问：我国科教兴国的状况如何？

醍醐子曰：我国国民生产总值排名世界居前，而科技国际竞争力排名远远居后。我国科研产出极低，据报道：我国有近一半的研究开发机构，一年连一篇论文都没发表；只有5％的研究开发机构创造了国家级科技成果，只有15％的创造了部级科研成果；平均每个研究开发机构一年只获得0.09项专利发明。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极低。据统计，我国每年有国家级重大科研成果数万项以上，国内发明专利批准量几千件，实用专利、外观设计专利数万件。可是，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专利实施率不到10％。也就是说，90％的科研工作几乎都是白费功夫。

我国存在着重视生产设备、对研究开发有所觉悟、而轻视提高产业工人的素质的状况。现在已有的各种培训大多是面向下岗工人的，大有培训一下，给条出路，打发走人的味道。其实，现代企业、公司中的许多岗位并不需要高文化水平的人，但不能缺少经过现代科学技术培训的高素质的工人。我国企业亏损严重，产品成本高，废品多，质量差，浪费剧增，安全事故频发，环境污染加剧等，都与工人的技术素质不高有密切的关系。在中国近数亿产业工人中，受过中专、技校以上教育的不足4％，近70％为初中以下的文化程度，文盲、半文盲占了相当大的比例；中高级技术工人的比例仅为2％，而且，许多人还是因为临近退休而熬上中高级技工的。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欧日的2％～7％，这除了设备、工艺、管理等因素之外，工人的技术素质低也是主要原因之一；我国的产品合格率不足70％，如果按照国际质量规范标准，合格率还不足20％，而且这个数据统计还不包括假冒伪劣产品和“合格”出厂的次品。

    在我国，企业提供的研究与发展经费只占总数的30％，企业科技人员只占全国的25％。而在美国，企业完成的“研究与发展”工作量占全国的70％以上，提供的经费占60％左右，工业企业的科技人员也占全国的70％以上。发达国家的科研工作就主要在企业里完成。在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开发体系之下，科研机构能够从企业的生产和市场需要出发，开发有针对性的成果，从而由技术创新发展为商品创新、产业创新。

我国教育事业发展也严重滞后。我们的教育体系是为培养精英服务的，中小学学习的知识只是升学的基础知识，几乎一点也不涉及就业技能。可是，只有极少数的人有机会上大学，绝大多数成为“陪读”，所学在实际中很少有用。

弟子问：造成以上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醍醐子曰：政企不分、政经不分的体制使得政府官员天天抓“扭亏”、“解困”、“增效”、“提高产品质量”等本不该他抓的事（政府应当只抓科教文卫、基础设施、宏观调控等），天天忙于各种“救火”工作，因此没有精力放在科教事业上；当企业出现困难、影响到地方利益个人利益时，即使是专家教授出身的政府领导也只能牺牲难以短期见效的科教而把钱用于解决企业停产等迫在眉睫的问题。企业经营者也是政府官员，他只对上级负责，不对职工、国有资产、技术进步负责，企业搞不好，他仍可以易地做官。因此，国有企业一般不会把很多钱用于科技开发等。由于没有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没有股东、员工、监事等的监督；国家也无强有力的法制制度保证科教的投入和见效，人大的监督作用十分脆弱；官本位、唯官为尊的传统政治，以及贱视知识分子的传统心理，使得知识者的生活工作条件低下，这些必然导致科教不兴。

为了改变上述状况，我国必须加速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首先，要政企分开，政经分开，国企厂长经理非官员化。政府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要脱钩，国企的任务不是完成地方的经济指标，政府应集中精力抓科教文卫事业；国企厂长应是职业企业家，应当根据资产的保值增值情况评价经营者，应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其次，要提高全社会的科技意识、科技创新能力，建立保证科技事业投入的制度和法律；科技工作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把攻克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作为主要任务；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加快实现高技术产业化；强化技术的开发与推广工作，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有重点有选择地引进先进技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开发体系。企业是科技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场所，只有在企业建立起高效的技术创新体系，使企业拥有强大的技术开发能力，能够自主创新，不断开发新产品，采纳新工艺，进行技术改造，才能增强企业的实力；企业的实力增强了，它又能为技术创新提供进一步的支撑条件，这样，科研––––产品–––––––市场––––––科研，形成良性循环，可有力地推动整个经济的发展。再次，应积极鼓励产学研联合。我国现有的科研局面是，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研究与发展能力相对强大，企业的技术开发体系尚未建立，其研究与发展的能力相对较弱。这种局面在短期内很难改变。而且，即使建立了以企业为主的技术开发体系，也还需要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参与和合作。因此，必须促使企业与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共建研究开发机构；鼓励科研人员进入对口的企业；大力发展高校的校办产业，吸收企业入股，加快科研成果的商品化、产业化进程。最后，应批判官本位思想，提倡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真正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尊师重教，大力培养科学技术人才；做好人才的选拔、使用和管理工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提倡素质教育，改变考试方式，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联合办学，优化配置和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与社会办学相结合的新教育体制。

                     ·可持续发展现状批判

醍醐子曰：人类社会在进行了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之后，进入了现代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时期。此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空前发展，经济迅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可是与此同时，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资源环境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第一，由于人类经济的发展过度依赖于对资源的消耗，使得地球上许多不可再生资源趋于枯竭。第二，资源的大量消耗严重地污染着地球环境，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安全。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噪音污染等日趋严重，人类的恶性疾病蔓延，各种公害事件不断发生。第三，随着资源的大量开采、污染的日益严重，地球的生态平衡被破坏，生物数量锐减，大气臭氧层出现空洞，水土流失加剧，自然灾害频繁，沙漠化、荒漠化扩大，淡水资源危机不断。正是在这样的严峻的形势下，在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和生存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的情况下，联合国于1972年6月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通过了《人类环境宣言》，成为人类开始思考环境与发展这一重大问题的标志。

 1992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21世纪议程》、《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等重要文件，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首次将可持续发展由理论推向行动，成为人类探索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又一标志。

弟子问：什么是可持续发展？

醍醐子曰：可持续发展，顾名思义，包括“发展”和“可持续”两个概念，其中“发展”一词是理解的关键。发展不等于经济增长，也不等于经济发展，必须从当前与未来，经济与社会，社会与进步，生产与生存，增长与资源、环境、生态等多个角度来考察发展，兼顾人类各个方面的长远需要。可见，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是：健康的发展应该建立在社会公正、决策民主、资源生态得到保护、经济可持续的基础上。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是：既要使当前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是：（1）持续性。人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能超越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发展中必须包含制约的含义；不能仅着眼于目前社会的稳定，必须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因此，要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2）公平性。强调本代人之间的公平、代际间的公平和资源分配与利用的公平。要公平分配，克服腐败，防止社会动乱。（3）共同性。基于地球的整体性和各地区的相互依存性，尽管各国可依据国情采取不同的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措施，但全球还是应当采取共同的联合行动。

科学技术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没有科技的进步，可持续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世界范围内波澜壮阔的新技术革命浪潮为可持续发展展现了广阔的前景。例如，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信息产业正成为世界经济的支柱，它具有能耗低、原材料消耗小、核心材料––––硅片为大自然所富有、资源共享、小型化、整洁等特点，正在取代能耗大、原材料耗费大、污染严重的传统产业。

新能源、新材料的发展也一日千里，核电作为相对清洁的能源，正在替代传统的火电；受控热核聚变技术因其无放射性污染，可从海水中提取大量的氢的同位素氘和氚进行受控热核聚变，产生巨大能源，因而为世界所瞩目。预计到2030年，这种海水变汽油的技术可进入产业化阶段。一系列新材料如光纤、超导材料的出现，也将节约大量的资源。还有，生物技术的突飞猛进，如优良品种的培育，生态经济的开发，生物治污，克隆珍稀动植物等，都将为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醍醐子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的问题。我国人口基数庞大，文盲、半文盲人口多，农村就业人口中36％为文盲、半文盲；我国人口平均文化水平只有小学程度。而我国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远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4.1％和世界平均水平5.6％。

我国人均拥有的淡水、耕地、森林、草地等自然资源数，分别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28.1%、32.3%、14.3%、32.3%。我国农业每年缺水300亿立方米，农村有8000万人饮水困难；有300多个城市缺水，每年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

我国受污染的耕地约占总数的五分之一，达3亿亩。建国以来共开垦耕地4亿亩，减少7亿亩，每年减少2千余万亩，共减少了一个法国的国土面积。1952年我国人均拥有耕地28亩，1986年为14亩，21世纪初为11亩。长期以来，我们奉行“以粮为纲”的政策，古代则奉行“以农为本”的思想，不知农林牧副渔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相互促进，保护生态，结果盲目开垦，搞得中国西北黄沙黄土肆虐，现在每年黄沙仍推进几百万亩。黄河泥沙淤积，泛滥成灾。如今长江也快成为第二条黄河，每年流入的泥沙等于亚马逊河、尼罗河、密西西比河的总量。长江上游的森林覆盖率从40％下降为14％。

我国能源供需矛盾也十分突出。能源中，煤炭占消费构成的75％，产生的污染占全国总污染的70％以上。我国每生产一元的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日本的五倍、美国的三倍左右。

面临如此严峻的可持续发展的形势，我们如何寝食得安呀！

醍醐子曰：我们要认真反省“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资源丰富”的传统观念，发展多种经营，将荒山黄土沙漠拍卖、承包给私人，利用股权、期权等吸引人才开发西部、保护环境；要规划、整治国土资源，引进新机制搞好水土保持，防治沙漠化，改善生态环境；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土地、森林、水、矿产、海洋等法规，依法治理环境；应当将资源开发与节约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降低成本，降低能耗，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要继续把计划生育和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正确处理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采取果断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素质。

                   · 经济增长方式批判

醍醐子曰：从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发展实行的是战备战略：优先保重工业，保战备，自给自足，高积累，高投入；因而，也是高消耗，高成本，高亏损，高污染，同时低效益，低质量。

1978年之后至21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从战备转向了改革，但仍然重蹈粗放发展的覆辙，经济战线长，摊子大，重复建设严重，主要靠增加生产要素，即增加积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来扩大规模，增加产品数量，结果，弊端丛生：

高消耗––––––我国每增加1美元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5倍。

高浪费–––––––“八五”期间基本建设交付使用率仅65％，大量的停建缓建工程、浪费工程。由于重复建设，企业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彩电生产闲置1/2,冰箱2/3,汽车3/4,VCD3/4,电话机1/2,洗衣机3/5,自行车2/5,钢材3/7。

小规模–––––––我国工业企业500强的产值仅相当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一家的产值；我国电子工业100强的产值仅相当于IBM产值的五分之一。我国汽车厂数世界第一，可总产量仅为通用或丰田产量的1/5。我国钢产量世界第一，但1700家钢厂，只有4家达到400万吨的最小经济规模，没有一家进入世界十强。我国多数行业4～8个最大企业所占市场份额即产业集中度只有20％，而发达国家约70％。说明中国仍然处于群小竞争的状态。

低效率––––––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平均只及发达国家的2～9％，轻工业只及美、日的2％。农业劳动生产率只及美国的0.8％。

低效益––––––国企大量亏损，明亏、潜亏达70％。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与1978年相比，社会净产值率（国民收入/社会总产值）、工业资金利税率均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

低科技贡献率––––––––科技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贡献率、科技成果转化率仅为20％、10％左右，美国为80％、60％。我国大约每300名职工中才有一名工程师，美国为4人中1人。

低技术水平–––––––我国县及县以上工业企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3％，国内水平的13％，比改革初期反而下降了十几个百分点。我国技术开发支出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仅1.1％，国际上认为这一比例至少应达2％，企业才能生存，国外大中型企业一般应达10％。我国每投入1元技术引进资金，仅花0.04元消化吸收,国外为3元吸收费。我国企业的技术开发机构和人数还每年减少，一年要减少10多万人。

低质量––––––我国的产品合格率为60～70％，存在大量的假冒伪劣制品。由于产品质量不如人意，在国际市场上只能以同类产品价格的四分之一销售。

醍醐子曰：中国人必须深以为戒、反省痛思的是，工业搞不好，产品质量差，曾经在甲午战争中使中华国败师亡，含垢忍辱。那时，北洋水师为东亚之冠，士气旺盛，丰岛海战时，我军曾多次击中敌舰，济远舰的一颗直径15公分炮弹击中日旗舰吉野，贯穿钢甲，一直进入机器间，可没有爆炸；相反，在后来的黄海海战中，吉野一再击毁击伤我致远等多艘舰艇。北洋水师的伪劣炮弹太多了，有的炮弹里装填的是泥沙、洋灰，或者竟是空弹；有的铁质不好，尚未出膛先行爆炸；有的铜箍太大，挫小了方能填进炮膛；有的拉火不灵，即使击中也不爆炸……，此皆与中国人并肩战斗的美国人马吉芬所说的北洋水师“必败之道”！如今，如果我们还不注重产品质量，那么在未来的竞争或战争中，中国人必然还是失败的下场！

所以，我们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的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带来了经济效益低、资源浪费严重、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产业结构不合理、技术进步缓慢、产品质量低、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问题，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济转变乃当务之急，也是长远的任务。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是实际效益差，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很大，国有企业负债率达80％，大部分国有企业亏损严重。

若按传统的增长方式，要保证未来的经济持续发展，无论是资金、原材料还是能源都将出现较大的供需矛盾。譬如，未来若要达到经济增长率为8％，能源供需至少相差20％。而且，由于我国耕地、水和各种矿产资源的人均拥有量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值，所以，靠高投入、高消耗来支撑经济发展已经是难以为继了。

长期以来，我国工业的发展热衷于上新项目，铺大摊子，搞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建设，忽视现有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内部管理，因而造成不少企业亏损严重，技术进步缓慢，生产能力闲置，经济结构畸形等问题。一方面是重复建设，另一方面是一些领域发展不足，如金融保险、信息咨询、医疗保健、交通电讯、社区服务、生产服务、律师会计师评估师业等“三产”在我国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为60～70％。

工业的粗放经营势必挤压农业，造成农业投入不足，国家对农业基建投资在总投资中的比重由80年代以前的10％以上逐步下降到3～4％。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仅应当改变长期以来农业未受应有重视、农业向工业提供积累、牺牲农民的利益保工业化的斯大林做法，而且工业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帮助和支持农业，从而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

传统的经济增长要靠大量的能源消耗来维持，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能耗大国，仅次于美国，可是，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八分之一。资源的过度消耗加剧了环境污染，破坏了生态平衡。我国百分之七十的河流、百分之五十的地下水被污染，淮河、太湖、滇池、巢湖、辽河、海河等皆污染严重，甚至发生上百万人无水喝的事故。黄河断流一年比一年时间长，很有可能成为内陆河；长江泥沙淤积，河床日高，水灾严重。北京、沈阳、西安、广州、上海等城市污染加重。这些都说明，不改变粗放的发展方式，即使经济上去了，人民的生存状况不但不会改善，还会恶化。

醍醐子曰：致力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做到：

加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体制。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对应的，集约的经济增长则是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前苏联只强调转变增长方式而不转变经济体制，结果落空。所以，应尽快建立与市场经济要求相适应的计划体制、投资体制、金融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并着力进行政治改革，转换政府职能，加强民主、法制建设，遏制官僚主义和贪污腐败，进行权力监督。

优化产业结构，引导国有企业走内涵集约增长之路。应努力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高整体结构效益，促进产业结构关系的协调。在一产中，应增加农业基本建设、农业科技和水利投入，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和农业产业化工作；在二产中，努力推动企业技术进步，降低物耗、能耗，减轻对基础产业的需求压力。我国国有经济存在着涉及面宽、战线过长、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的问题，以后，要大力收缩国有经济战线，对中小企业通过拍卖、股份化等措施放活。在三产中，要着力提高教育、科技、基础设施等部门的发展水平，贯彻“科教兴国”战略，大力促进科技、教育与经济的紧密结合。

加强企业的改革、改组、改造和管理工作。企业改革重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制、公司制，转换经营机制，搞好资本经营；企业改组要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本重组，形成一批大的企业集团，提高产业集中度；企业技术改造特别要重视对老工业基地的改造，致力于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推动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企业管理要把重点放在与市场的衔接上，并向科学管理要效益。

加强宏观调控、法制建设，为集约增长提供政策保障。应充分运用税收、信贷、价格、计划等经济手段，以及法律、行政手段，规范市场行为和企业投资行为，保护生态环境；应制定效益、质量、资源、环保等指标体系，限制粗放经营；制定有利于企业家脱颍而出的政策，着力培育懂管理、善经营的优秀企业家队伍；在政策方面向重点产业和企业倾斜，扶植科教事业，鼓励规模经济的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政策配套和落实工作，真正做到政企分开，塑造市场主体，增强需求约束，并妥善解决集约化生产经营可能带来的部分职工转岗下岗问题，实施再就业工程。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看来是个系统工程，它牵扯到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譬如与所有制很有关系，公有制实际上是“公无制”，大家都是名义上拥有，实际上没有，所以，大家都不关心，都不负责，公有财产成了无主财产；这样，有权力的就贪，有机会的就占，有“本事”的就拿，贪腐成风，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乱投资，瞎指挥，导致资产损失，而当官的是不心痛的。因此，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要解决所有制问题，要搞人民共有制、股份制！要保护私有制！

                  ·中国农业发展批判

醍醐子曰：中国一直是个农业和农民大国，可就是搞不好农业，农民也成为历代王朝的最大威胁。造成这种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条件去遵循市场原则搞大农业。没有条件是指，古代中国政治文化上专制、高压、大一统，不允许搞自由经济；人口剧增，兵员庞大，官员众多，使得政府不得不重视吃饭问题、粮食问题，于是，农业就等于生产植物性的“粮食”；饮食结构畸形，把肉奶类当作奢侈品，由此导致农业结构畸形，林、牧、副、渔业发展缓慢；租赋等剥削沉重，农民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政府抑商，不可能形成成熟的市场，等等。

中国从1949年到1978年，农业发展也屡经挫折。50年～52年土改，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土地，可是接着搞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运动，农民失去了经营自主权和对土地的支配权。大跃进时，“以钢为纲”，几千万农民上山找矿，土法上马炼钢，结果造成农业生产连续三年大幅度下降。几千万人饿死。1960年，政府提出把农业放在首位，减少了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农业投资，提高农产品价格，恢复自留地、家庭副业和集贸市场，使得农业生产在后来几年获得了发展。可是不久，“四清”、文化大革命等运动又开始了，批判“唯生产力论”，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强调“以粮为纲”，“农业学大寨”，不许搞多种经营，导致农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农业和乡镇企业虽然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而且，农业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比如，耕地大量被侵占，曾经每年减少2000万亩；森林被砍伐，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达五十亿吨，相当于全中国耕地被刮去1厘米厚的土层；由此，流失化肥约4000万吨，使土地日益贫瘠。还有，中国土壤沙漠化速度惊人，每年以1000万亩的速度扩展，北京被联合国列为受沙漠化威胁的地区；由于过度放牧，不加养护，草原退化也相当严重，已退化了五分之一以上。黄河淤积，长江浑浊，水灾频繁，等等，都已经越来越威胁到中国人的生存。

环境虽然破坏了，但是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之低和生产条件之差，令人瞠目！与二千年前的肩挑背扛、手耨牛耕相比，没有什么改善。生产技术的停滞正是传统农业社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农民世世代代都同样地耕种和生活，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一块土地，播种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原始技术，长期形成一套墨守陈规的制度，维持着简单再生产。

可以说，中国虽是农业大国，却又是农业弱国。美国农民人均产粮28万斤，中国农民人均产粮2000斤；美国农民人均生产肉类1.3万斤，中国150斤。中国对农业的投资也很少，农民自身的资金积累能力又很差，因此，平均每年每亩土地的投入仅几元钱，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中国农机具价格昂贵，农民要比发达国家的农民多付出5倍的粮食，才能获得农用器具，这样也就阻碍了农业机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还有，农村电力不足，柴油短缺，农机不配套，耕地块小分散，每块地平均不足1亩；农民文化素质低下，文盲半文盲占30％，小学文化程度的占40％；农民收入低，贫困人口多，这些都是农业现代化的巨大障碍。与之相比，西方大为不同，西方流传着一种说法：“一流的人才学农业！”说明农业是对人才水平要求最高的行业，所以，西方农民的素质高，收入也高。农民实际上大多是农场主，实现了生产的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储存的科学化，销售的市场化。农忙季节，农场主则雇佣城里来的工人帮忙。农业为什么说是水平要求最高的行业呢？因为，农业的作业场地分散，更难管理；它要承受市场和自然双重风险，易于受到损害；农产品易腐，更难储存、运输；农业管理涉及自然、生态、生物、机械、电气、市场等各个方面。文化素质低，怎么可能处理得了这么多的事情？

中国是农民大国，除了上述农业问题之外，农民的问题也还很多。譬如，户口对农民的限制相当不合理。现代世界的潮流是城市化，美国在十九世纪90％是农民，可如今农民不足3％；俄国、法国等国过去也都是农民大国，现在城市居民占90％左右。一些人虽然指出城市过度发展存在很大的弊病，比如导致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等，但毕竟城市是现代文明的焦点，国家经济的中枢，创造财富的中心，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所在，所以，即使在发达国家城市化不但没有停步，反而由于道路的四通八达，交通工具的先进和多元化，信息传输的快捷，互联网的运用，使得市郊、农村也成为现代城市的一个部分了。因此，西方的“非城市化”本质上是进一步的城市化。

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三十年一直在逆世界潮流而动，在进行“农村化”。1959年、1964年、1966年，以及后来的上山下乡运动，总共将5～7千万城市居民送到了农村。改革开放后，这种状况虽然改变了，但户口制度仍然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或者农村里。即使农民办了企业，进了工厂，也难以脱离农民的身份，称为“农民企业家”、“农民工”；难怪有人自豪：乡镇企业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可不是吗？别国的农民进了工厂，立即就为城市居民；办了企业，就与其它的企业享有同样的名称、身份、权利；整个世界也只有另外二个贫穷国家实行中国式的户口制度，规定农民和城市居民的不同身份、不同权益，有如贵族制、奴隶制，从上辈人那儿继承而来；如果错投凡胎，进了农村，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中国城市与农村差别之大，又堪称居于世界之前列。包括医疗、住房等福利在内，城市居民收入比农村居民平均高出3倍以上。

一些西方国家的人不了解中国城乡存在的鸿沟，往往被北京、上海的现代化速度所震惊，以为中国全国的局面都如此“一派大好”，欣欣向荣，中国已经跻身于发达国家！殊不知城乡巨大差异之二元社会结构是中国的主要国情，这是几辈人都难以解决的。譬如，城市居民医药费报销、有医疗保险，农村居民多数无依无靠，遇有病灾，或倾家荡产，或不加治疗而亡；城里人享有分配的住房，农村人只得满山遍野乱建劣质房屋，没有什么集中规划；城里人用洁净的天然气、煤气，农村人砍树烧柴，既脏乱又对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还有，农村生育失控，人才缺乏，学龄儿童流失，教学条件恶劣；乱收费，乱摊派，农民不堪重负；生产资料假冒伪劣，粮食流通不畅；恶人横行乡里，官员欺压敲诈百姓，等等，可以说，中国农民吃够了苦头！

中国农民要改变这一切，希望在于市场化、产业化、民主化、现代化。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我们应当：1、建立大农业。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山水田树路综合治理，利用当地的资源优势和一切可利用的条件，改变产业结构，使多种产业相互促进，以提高产量，维护生态，增加收入；还要加大经济规模，鼓励种田能手集中承包，提高粮食单产，发展两高一优农业，转变农业增长方式；要重点发展生物技术、土地节约型技术，通过培育良种，推广优秀耕作制度、耕作方法以及用水、用药、用肥、合理密植等田间管理技术、栽培技术来提高产量和质量；还要有选择地推进农业机械化，对土地规模大、劳动强度大、商品率高、劳动力不足的地区优先发展机械化技术。2、实现农业产业化。搞好科技兴农，提高劳动生产率，走规模化、专业化、贸工农一体化、市场化、集约化、服务社会化的路子，将对农产品加工、深加工的利润留给农民。3、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加强农村市镇建设，将农业与农村工业、第三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把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4、加强基础建设，大力发展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事业，提高农民生活质量；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大江大湖的治理，发展交通、邮电等，改变农村的闭塞状况。

其中，转变农业增长方式特别有意义。目前，中国灌溉用水的有效利用率不到40％，化肥的有效利用率只有30％，每个农业劳动力承担的耕地只及世界平均水平的17％，生产的谷物只相当于美国的0.8％。要扭转这一状况，根本的出路是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农业投入中的科技含量和农业劳动者的素质，也就是说，必须加快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而实现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最重要的是抓好农业产业化和科教兴农两件大事。

推进农业产业化，通过龙头企业一头连着农户、一头连着市场，实行合同化管理，贸工农形成利益共同体，对农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和管理，可根本上促进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农业生产逐步达到规范化、标准化。农业产业化应当做好这样一些工作：加速市场培育，完善市场体系。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和归宿，因此，要加快农产品市场和农业要素市场的建设，大力培植市场中介组织，组织和引导农民进入流通；要建立公平、开放、统一、有序的市场运作机制，规范市场主体和中介组织的行为，使产业化有良好的市场环境。要选准农业开发项目，建设农产品生产基地，选好龙头企业。一方面应以市场为导向，以本地优势的农业资源为基础，选准农业开发项目，建立稳固的农产品生产基地，另一方面应积极支持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度加工的龙头企业的发展，搞好拳头产品的开发和营销工作，使产业化既有依托又有骨干。还要强化合同化管理，引导乡镇企业的发展。农业产业化的关键在于一体化，在于整个产业链要利益均沾，风险共担，因此，应鼓励各类企业到农村发展农产品加工，通过与农户签订产销合同，返还工商利润，发展农产品生产；还要引导乡镇企业与农业紧密结合，鼓励从事农副产品开发、农用生产资料生产、病虫害防治、社会化服务等农村工业的发展，使农业及其关联工业成为未来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产业。

科教兴农也是我国农业发展要抓的头等大事。没有农业科技的进步和农民素质的提高，不但农产品产量和农民收入不可能增加，而且农业的增长方式也难以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农业基础也就得不到加强。

所以，一要加强农业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农业先进实用技术。农业能否有一个更大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业科学技术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进展和农业科技成果能否及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因此，要紧紧围绕农业产业化建设急需解决的一些重大课题，组织力量攻关，特别是要加强生物技术研究、农业重大技术的应用研究和农用工业的开发研究，力争在基因工程实用化、自然灾害综合防治、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区域农业综合开发、优质复合长效化肥等方面取得突破；还要紧紧围绕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加大先进实用农业技术的推广普及力度，重点抓好优良品种、节水灌溉、配方施肥、病虫害综合防治、作物栽培与管理等的推广，促进农业生产不断上新的台阶。二要抓好农民技术培训，搞好科技扶贫。为了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加强农民的技术和技能培训，因此要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增加职业教育的比重；组织科技人员深入农村传授科技知识，开展多种形式的文化教育和科技普及活动；充分利用现有农科院校和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开展培训工作。而科技扶贫，要因地制宜，推广符合当地实际的增产增收技术，加大乡镇企业东西合作工程的实施力度，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三要发挥科技在农业产业化中的先导作用，提高农业综合效益。首先，龙头企业要面向市场开发科技含量高的拳头产品，以科学的管理和先进的技术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发展。其次，农产品基地建设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健全服务体系，发展规模经营，走专业化、集约化的路子。第三，加强农产品储存、运输、保鲜、加工技术的研究与推广，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四要依靠科技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要制止工业和城市建设乱占滥用耕地，加强重点地区环境监测和综合治理，通过工程技术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等多种方法，控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要搞好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改善灌溉条件，从根本上改变靠天吃饭的局面。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以改造中低产田为重点，加大资源开发力度，加强对山地、草原、海洋等各种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可见，农村的确需要大量的有知识的人，需要科学技术。农业的发展与管理比工业更复杂，在未来也日益显得重要。

农民稳，中国稳；农村乱，社会乱。我们必须吸取这个经验教训，改变农民事实上二等公民的地位，努力致力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的建设。

                  · 第三产业发展现状批判

醍醐子曰：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达程度和人民生活状况。如今，发达国家已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社会，其主要标志是，第三产业替代了第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这些国家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平均达到65％左右。而在我国，长期以来受计划经济思想的影响，重生产，轻流通，轻服务，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没有把第三产业作为一个独立的可以创造财富的产业，而把它当作了福利事业来对待，因此，我国的第三产业十分落后。

在我国商业领域，流通秩序不整，经营行为不规范，社会各部门一哄而上办商业，批发企业发展过多过滥。个体工商户偷税漏税严重，无照商贩随处可见，假冒伪劣依然猖獗，市场管理不严，竞争处于无序状态。国有商业企业亏损严重，市场封锁和分割的现象普遍，各处检查站林立，商业基础设施落后，网点布局不合理。在工业品生产资料流通领域，条块分割，层层设库，库存严重，主要物质的周转期达上百天。物质流通的基础设施也十分落后，仅钢材、汽车的露天堆放，每年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数亿元；流通中的运输方式也比较落后，如我国集装箱运输量只占货运总量的千分之一，而集装箱运输100万吨货物可节约费用1000万元。流通中的包装行业更是落后，我国每年因包装不善造成损失上百亿元。另外，我国物质使用方面浪费大，消耗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低下，等等。

在对外贸易领域，我国出口商品质量不高，档次低，无名牌，品种、规格、包装、交货期及售后服务都不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只能以廉价取胜；我国的国际贸易额仅占世界份额的极小部分，而且原料性商品、农副产品和附加值很低的制成品出口占很大比例；我国出口市场过于集中，对港澳地区和发达国家的出口占75％以上；进出口经营机制不完善，对国际市场的信息不灵，反应迟缓，等等。

在交通邮电领域，我国交通紧张状况没有根本缓解，铁路运营里程比发达国家相差十倍左右，公路、水运和民航的运力也极为低下；运输设备老化失修，基础薄弱，铁路超负荷使用的状况十分严重，公路质量差，人、畜、自行车、拖拉机与汽车混行；通航1000吨级以上船舶的航道里程仅占5％，比发达国家落后50年左右；内河水运不足，沿海港口吞吐能力低。我国的邮电通讯也仍是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由于通讯不畅，使得许多工作只能维持低效率、低效益的水平。人均电话拥有率低，设备老化，线路失修，邮件传递速度慢，邮电行业垄断，经营机制不完善，管理落后，等等，都制约着经济发展。

在金融保险领域，我国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不健全，信贷资金的调度、调控还不灵活。金融管理和业务稽核工作比较薄弱，还存在着无章可循或有章不循的现象。专业银行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的经营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银行的自主权有待进一步落实。我国金融证券市场还不统一、不规范，资金划地为牢，地区封锁，没有形成一套严密的证券上市管理制度、证券交易所自我管理规则、证券交易行为管理规则和金融风险规避机制，黑市交易、欺诈行为，以及以权谋私等问题突出。我国社会保险的覆盖面小，城市居民只有半数、农村居民只有极少数享受社会保障，而世界上发达国家的保障覆盖面为90％以上；特别是，我国农村居民无依无靠，倘若能为他们提供社会保障，将是一项功德无量的事业。还有，我国职工医疗养老保险没有纳入市场的轨道，社会化程度低，保障种类少、水平低，等等。

在科教领域，我国科技成果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转化为生产力，许多成果只到试验成功、通过鉴定为止；科技管理体制极其落后，科研投入过少，科研人员的工作生活条件令人难堪。我国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及发达国家的四分之一左右、只及日本的八分之一，经费总额只及一个大跨国公司的研究经费、只及日本的六十分之一。我国教育的总体水平也很低，53％的人低于小学文化程度，所以可以说，我国目前的教育水平仅为小学水平；我国教育经费也很低，公共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国家，而且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我国的教育体制亟需进一步改革，授课方式要从“填鸭式”变为以学生为中心，授课内容要将空洞的不顾效果的宣传变为服从经济建设和现代人类文明。

总之，我国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低，发展滞后。许多行业的设备陈旧，流通不畅，产业化程度低；统一市场体系、生产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建立起良性发展的机制；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低，信息、咨询、金融、保险等行业的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协调；教育、文化、卫生、居民服务等行业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企业办三产已经具备相当规模，但社会化程度低，资源浪费严重；对第三产业的发展缺乏清晰的行业规划和行业管理，发展带有盲目性。由于法制不健全，督查不力，在商业、娱乐性行业等违法现象严重。

醍醐子曰：产生以上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极左思想和计划经济观念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看不到第三产业的重要作用，没有把第三产业当作一个独立的、可以创造财富的产业来对待，没有认识到三次产业之间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内在关系，孤立地看待生产，一味强调“先生产后生活”，把第三产业视之为生产部门的包袱和滋生腐败的温床，因而对之“管、卡、压、清、整”。一些行业甚至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长期受到压制；一些行业被当作福利事业，长期亏损，日见萎缩。管理体制也不顺，管理多头，办证办照难，投资缺乏动力；保护主义盛行，行业垄断，条块分割，形成了一个个小的没有对外开放的社会。

而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来看，当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就要求第三产业有一个相应的发展；而且，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往往高于第一、第二产业，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能起到明显的促进作用。例如，最早进行工业革命的英国在工业化的前期，产业资本和市场的形成得到了商业和交通通讯业的配合发展；从1788年到1801年，英国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了2％，而第三产业上升了5％。到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股份公司和跨国公司蓬勃兴起，促进了金融资本和产业服务等第三产业的发展，英国三次产业结构从1871年的15：40：45一下子变成了1907年的6：34：58。二战之后，特别是随着后工业化社会和信息社会的到来，科技开发和知识更新加快，科学技术和产业信息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和经济增长，也使许多国家的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地位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重点放在第一、第二产业上。毛泽东历次强调调整国民经济结构，也只是注意到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孰不知我国劳动生产率不高、经济效益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第三产业不发达。例如，由于市场没有建立起来，生产要素的流动、资源的配置往往还得靠行政“有形的手”低效率地进行；由于教育、信息、技术和各种产前、产中、产后的服务不到位，农业难以向现代化迈进；由于不能提供方便的交通通讯、有效的集资和融资渠道、尖端的技术、优良的服务和适用的人才，工业生产难以再上新台阶；由于社会保障事业不发达，国家不得不维持高就业率、低工资的政策；由于服务性产业的社会化程度低，各企事业单位不得不投入大量的人财物，继续办“社会”，搞“大而全”、“小而全”，单位成为包管住房、医疗、入托、洗澡等的“婆婆”，万事不求人，经济效益极低。

可见，我们应当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批判极左的和扭曲的经济观念，加速发展第三产业，以改变经济落后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的状况。

                    ·中国企业制度批判

醍醐子曰：现代企业制度是指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企业组织和运作形式，它以企业法人制度为核心，以有限责任的财产组织制度为基本形式，以科学的治理结构为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的优点是产权关系明晰，国有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企业拥有包括国家在内的出资者投资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权；企业以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照章纳税，对出资者承担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出资者按投入企业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权益，即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企业按市场要求组织生产经营，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为目的，政府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依法破产；能够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制度，形成激励和约束相结合的经营机制。

    现代企业制度的目标是，形成既有激励又有约束、既民主科学又快速反应的机制。

醍醐子曰：这种现代企业制度尽管比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企业制度有巨大的进步，但也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足之处，即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人的作用。

人是一切价值的尺度，如何以人民为本（民本）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民本人道的“现代民本企业制度”，是一个时代的课题。企业经营应以赢利和保障人的幸福尊严为共同的目标，不能仅提赢利的目标；应提倡企业经济与企业文明共同发展，既要注重生产，又要促进文明的进步、人格的完善；应努力节约资源，节约劳动力，发展科教事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建立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生态经济；应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物、生产为中心进行经营管理，充分尊重人，调动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应完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鼓励民众持股、职工参与，既竞争又合作，寻找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实现共同富裕，充分就业；应改善人的精神处境、劳动条件和工作环境，既要采用高新技术，又要尽量使用人性化技术，克服技术对人性的伤害、桎梏和异化；扩大福利保障的覆盖面，实现社会化保障制度；将企业建成和谐、温暖、奋进的“人民之家”，建立民主民本、守法守信、公平公正公开、和谐和平和融的企业“绿色文明”。

总之，建立现代中华文明需要克服现代企业制度的不足，致力于建立现代民本企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