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ba脸最小:曾仕强-中国兴盛和衰落的主要原因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31:58
中国人相信风水,认为地脉、山势、水流等环境,会决定人们的吉凶祸福。而且风水轮流转,兴盛一段时期之后,就会衰落。然后再经过若干时间,又再度兴旺起来。
依据中国历史记载,大约每隔700年,中华民族就会出现一次大兴盛的繁荣景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宏大。
第一次在公元前8世纪,那时候周朝的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这些诸侯共同拥戴周朝王室,达成了封建的统一。周公摄政7年,建立了很多美好的制度,使周朝成为当时华夏之光的代表,是有史以来首度繁荣的盛世。
第二次在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刘彻,把封建的统一改变为郡县的统一,并且采取强硬的态度,对付时常入侵的匈奴,使大汉声威远播,成为十分强盛的帝国。
第三次在公元7世纪,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造成大唐帝国的盛世,国力雄厚,当时独步亚洲。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更是闻名于世。唐代的律令不但集前代之大成,而且成为东亚诸国法典的根本,当时的非汉族社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四次在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十余年间,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恢复中华王朝。其创业之艰难、胜利之快速,在中国历史中,仅有这一次。他以家族道德为中心,再兴汉族,造成汉族的中兴大业。
从以上四度大兴盛的间隔,可以算出每700年一次,也就是风水轮流转,每700年一转,史有明证。
公元14世纪,再加700年,正好是21世纪。当我们听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以上的史实,认为是一种统计上的推算呢?
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开始时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然后为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各有不同的国家。中国则自周朝以来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每一波的兴盛,都是依据同一的和平精神和一致的管理大道。
周朝由一个中央的周室制定制度,然后向全国各地的诸侯去推行。如果不能获得诸侯共同的拥戴,哪里能够达成封建的统一?后来西周式微,诸侯不听话,周朝解体,中国就衰落了。
秦朝起而统一,由于偏离了和平精神和修、齐、治、平的管理大道,并没有造成太平盛世。汉朝继起,重振和平精神与修平大道,这才大为兴盛。唐朝和明朝,也都重视和平与修、齐、治、平的管理,振衰为盛。
可见中国式管理,是造成中国兴盛和衰落的主要原因。应用得合理有效,即造成诸如西周、汉朝、唐朝和明代的兴盛;应用得有所偏差或效果不佳,也带来许多时期的衰落。不过起落的周期,相当明显地以700年为区隔,证明应用得是否合理有效,和时势的变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21世纪的主要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快速的全球化。而且无可置疑的以西方的硬件作为全球化的表征,凡是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已经按照西方的意图,来加以统一。
但是,21世纪的另一种主要趋势,则是纷纷兴起的本土化意识。造成一方面要求全球化、另一方面却重视本土化的分歧与矛盾。换句话说,当前全球化的最大阻碍,乃是西方的软件设计,不像硬件部分那样容易为全球所接受。问题出在看不见的部分,使得西方的意图,难以统一全世界。
中国人的阴阳文化,认为有阴即有阳,两者虽属矛盾,却可以化解而不必冲突、对立、分裂。中国人一向明白:没有矛盾,不可能起变化;而没有变化,根本不能够进步。
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似矛盾,却可以同时兼顾并重。全球化是大同,而本土化则是小异。中国式管理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实际上尊重各地区的小异。世界大同即为世界大同小异,而非世界完全一同。中国500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统一过,因为中国人的包容性,表现在尊重并包容少数的小异。
西方人崇拜英雄,采取强势的英雄式领导,却号称为民主。中国人并不崇拜英雄,任何强势的英雄式领导,不久就被推翻而宣告失败,却被界定为不民主的专制。
中国人倡导圣贤式的领导,大家钦仰圣贤的高明、博厚和仁爱,才自动自发地拥戴他。表面上看起来,圣贤高高在上,好像十分具有权威性,实际上圣贤若是不能亲民爱物,群众就会唾弃他,再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
5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用不着西方式的制衡,照样可以改朝换代,把不满意的人推下去。各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必刻意求同。
现代西方人看见中国科技落后,生活穷苦,便以为中国样样不如西方,应该全盘西化,才能实现现代化。但是回想四五百年以前,中国有一段相当久远的时期,科技领先欧洲。难道中国人首先发明火药,只把它做爆竹,供人玩乐是不对的,而欧洲人把它用来制成杀人的枪弹反而是正确的吗?
中国人认为,科技应该用在对人类有利的地方,才能造福人类,不能够用科技来发展对人类有害的武器,伤天害理。到今天为止,这仍然是科技界应该重视的人道精神。success001.cn成功网
不过,现在中国人由于饱受科技落后的痛苦,已经认真地学习,加强科技研究。据估计,到了2050年左右,中国人的科技又将领先全世界。到时候全球科技更为发达,如果不能发挥中国式管理修己安人的王道精神,恐怕人类死于科技、被高度发达的科技所毁灭的可能性越来越高。
人类发展科技,却又死于科技,果真自作自受。科技持续发展,已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继续采取西方的作风,认为科技的研究是中性的,不涉及道德的善恶,为了追求利润,只要合法就不必受到什么限制,那么科技的发展,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势必威胁人类的生存。
更加可怕的,则是竞争的剧烈,使得人类的思考充满“一时性”,只要有短暂的领先,即马上投入市场,以求先把钱赚到手,不理会将来可能产生的后遗症。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许多未经细心验证、缺乏长期测试的言论和产品大量出现,不但造成身心的危害,而且严重地动摇了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极为不利。这时候只有中国式管理,把管理和伦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拯救人类,造成世界的繁荣美景,请大家拭目以待。
21世纪的主流价值,不应该放在精良的武器上,否则人类即将毁灭;也不可能寄望于科技的发达,不然的话,人类也同样面临毁灭的厄运。
21世纪应该以文化为重点,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而中国式管理,足以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曾仕强:现任国立交通大学教授,美国东西方大学管理学教授,成功杂志的首席顾问,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易经管理,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中国人的民族性与管理。曾仕强研究管理学多年,其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其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 据《民生》报调查,曾仕强为交大最受学生欢迎教授之一,生产力中心调查为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十大名嘴之一
依据中国历史记载,大约每隔700年,中华民族就会出现一次大兴盛的繁荣景象,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加宏大。
第一次在公元前8世纪,那时候周朝的天子向外分封很多诸侯。这些诸侯共同拥戴周朝王室,达成了封建的统一。周公摄政7年,建立了很多美好的制度,使周朝成为当时华夏之光的代表,是有史以来首度繁荣的盛世。
第二次在公元前1世纪,汉武帝刘彻,把封建的统一改变为郡县的统一,并且采取强硬的态度,对付时常入侵的匈奴,使大汉声威远播,成为十分强盛的帝国。
第三次在公元7世纪,唐太宗李世民和他的曾孙唐玄宗李隆基,造成大唐帝国的盛世,国力雄厚,当时独步亚洲。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更是闻名于世。唐代的律令不但集前代之大成,而且成为东亚诸国法典的根本,当时的非汉族社会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四次在公元14世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平民,十余年间,推翻元朝蒙古人的统治,恢复中华王朝。其创业之艰难、胜利之快速,在中国历史中,仅有这一次。他以家族道德为中心,再兴汉族,造成汉族的中兴大业。
从以上四度大兴盛的间隔,可以算出每700年一次,也就是风水轮流转,每700年一转,史有明证。
公元14世纪,再加700年,正好是21世纪。当我们听到“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以上的史实,认为是一种统计上的推算呢?
中国和西方不同,西方人开始时为希腊人,转而为罗马人,然后为拉丁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各有不同的国家。中国则自周朝以来到现在,一直是一个中国人的中国。每一波的兴盛,都是依据同一的和平精神和一致的管理大道。
周朝由一个中央的周室制定制度,然后向全国各地的诸侯去推行。如果不能获得诸侯共同的拥戴,哪里能够达成封建的统一?后来西周式微,诸侯不听话,周朝解体,中国就衰落了。
秦朝起而统一,由于偏离了和平精神和修、齐、治、平的管理大道,并没有造成太平盛世。汉朝继起,重振和平精神与修平大道,这才大为兴盛。唐朝和明朝,也都重视和平与修、齐、治、平的管理,振衰为盛。
可见中国式管理,是造成中国兴盛和衰落的主要原因。应用得合理有效,即造成诸如西周、汉朝、唐朝和明代的兴盛;应用得有所偏差或效果不佳,也带来许多时期的衰落。不过起落的周期,相当明显地以700年为区隔,证明应用得是否合理有效,和时势的变化,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
21世纪的主要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快速的全球化。而且无可置疑的以西方的硬件作为全球化的表征,凡是看得见的部分,几乎已经按照西方的意图,来加以统一。
但是,21世纪的另一种主要趋势,则是纷纷兴起的本土化意识。造成一方面要求全球化、另一方面却重视本土化的分歧与矛盾。换句话说,当前全球化的最大阻碍,乃是西方的软件设计,不像硬件部分那样容易为全球所接受。问题出在看不见的部分,使得西方的意图,难以统一全世界。
中国人的阴阳文化,认为有阴即有阳,两者虽属矛盾,却可以化解而不必冲突、对立、分裂。中国人一向明白:没有矛盾,不可能起变化;而没有变化,根本不能够进步。
全球化和本土化看似矛盾,却可以同时兼顾并重。全球化是大同,而本土化则是小异。中国式管理以世界大同为目标,实际上尊重各地区的小异。世界大同即为世界大同小异,而非世界完全一同。中国5000年历史,可以说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统一过,因为中国人的包容性,表现在尊重并包容少数的小异。
西方人崇拜英雄,采取强势的英雄式领导,却号称为民主。中国人并不崇拜英雄,任何强势的英雄式领导,不久就被推翻而宣告失败,却被界定为不民主的专制。
中国人倡导圣贤式的领导,大家钦仰圣贤的高明、博厚和仁爱,才自动自发地拥戴他。表面上看起来,圣贤高高在上,好像十分具有权威性,实际上圣贤若是不能亲民爱物,群众就会唾弃他,再也得不到大家的拥护。
5000年的历史,已经证明中国人用不着西方式的制衡,照样可以改朝换代,把不满意的人推下去。各有不同的生存方式,不必刻意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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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发展科技,却又死于科技,果真自作自受。科技持续发展,已然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如果继续采取西方的作风,认为科技的研究是中性的,不涉及道德的善恶,为了追求利润,只要合法就不必受到什么限制,那么科技的发展,一方面造福人类,另一方面势必威胁人类的生存。
更加可怕的,则是竞争的剧烈,使得人类的思考充满“一时性”,只要有短暂的领先,即马上投入市场,以求先把钱赚到手,不理会将来可能产生的后遗症。
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得许多未经细心验证、缺乏长期测试的言论和产品大量出现,不但造成身心的危害,而且严重地动摇了原有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对社会的安定和谐极为不利。这时候只有中国式管理,把管理和伦理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拯救人类,造成世界的繁荣美景,请大家拭目以待。
21世纪的主流价值,不应该放在精良的武器上,否则人类即将毁灭;也不可能寄望于科技的发达,不然的话,人类也同样面临毁灭的厄运。
21世纪应该以文化为重点,把全球化和本土化的文化兼容并蓄,彼此兼顾并重,而中国式管理,足以承担这样的重大责任。
曾仕强:现任国立交通大学教授,美国东西方大学管理学教授,成功杂志的首席顾问,专研中、美、日管理比较,易经管理,中、西管理思想比较,人际关系与沟通,中国人的民族性与管理。曾仕强研究管理学多年,其所倡导的“中国式管理”最大的价值在于对人的尊重,其三大主轴是“以人为主、因道结合、依理而变”。 据《民生》报调查,曾仕强为交大最受学生欢迎教授之一,生产力中心调查为最受企业界人士欢迎十大名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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