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o时间格式:王光美：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

　　一九六三年冬，我到河北省参加了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试点。经过五个月的革命实践，我才真正理解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这次社会主义教育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是一次比土地改革更为复杂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涉及的问题很多，牵连的面很广，斗争也很尖锐。的确是这样，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确实是一次比土地改革运动更尖锐、更复杂、更艰巨的阶级斗争。
　　我是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底下乡，一九六四年四月底回北京的。地点是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从我所接触到的地方看，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情况大好；其他的好事情也很多。但是，今天我专门讲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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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村以前，先在秦皇岛学习了一个星期，我也参加了。在这个公社里有一个蒲蓝大队，去年夏天，省委已经在这个大队搞过了“四清”试点。省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摸索在一个公社范围内，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同时展开“四 清”，上下推动，互相配合的经验。根据蒲蓝大队试点了解的情况，这一带是和平土改区，阶级阵营混乱，干部“四不清”问题很严重，多吃多占、铺张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都是比较多的。群众非常欢迎“四清”，非常欢迎“四 清”工作队。我们工作队根据省委的指示，参照蒲蓝大队试点的经验，拟定了工作计划，大体分了几个步骤：先搞扎根串连，讲“双十条”，初步组织贫下中农的阶级队伍；然后搞“四清”，洗澡放包袱；再搞对敌斗争；最后搞组织建设，掀起生产高潮。河北省其他地方的试点也是按这个步骤进行的，先搞“四清”，再搞对敌斗争。看来这个作法好。因为在敌人的活动不是特别明显的地方，一下子搞不清谁是敌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有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掩盖着敌我矛盾，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工作，在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解决以后，才摸得清真正的敌人是谁。除非那个地方敌我矛盾很突出，很明显，一下子就弄准了谁是敌人，那当然可以也应当先处理敌我矛盾。工作队在秦皇岛订的初步计划是三个月，想用三个月把这个工作搞完。可是越搞越复杂，实际上我们搞了五个月，才算基本上搞彻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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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村以前，公社向我们介绍，桃园大队是一类队，一类支部，生产还好，征购任务完成得也好，支部书记吴臣是贫农，忠实可靠，“四不清”的问题大概没什么，因为他家人口少，生活富余。这个人不识字，很能干。副书记赵树春有工作能力，如果书记不在，可以依靠他。公社还提到，去年春天，支部领导搞过一次“四清”，只有一个民兵连长、治保主任关景东清出大概是二百块钱的问题。当然，也讲了一些迷信、赌博等一般性的问题。他们说群众非常欢迎“四清”，现在已经磨了米，砍了肉，准备接待“四清”工作队。
　　进村以后，支部书记吴臣给我们介绍情况，他说，“小小不言的，有些多吃多占和浪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保证没有。如果有了，你们就开除我的党籍。”说得干脆得很。这个人不是不识字，也识点字，不会写倒是真的，可是真能讲话，记忆力好极了。他说：“春天我们搞了‘四清’，经过县和公社验收了。现在主要问题是，关景东的二百块钱，到现在只退了一百元，那一百他不愿意退，一直拖着。”他总觉着就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的工作组长比我们先到一天，他是县委委员，原来曾在这个地方做过工委（现在改称区委）的副书记，来过这个村子，熟悉这里的干部。他说，这个村子的干部和群众，都特别讲人情，这个支部书记听话。只简单地介绍了这两句。先遣组先进村十来天，也向我们介绍了情况，他们讲：这个大队干部团结比较好，没有两派的问题，支部书记吴臣，有一定的威信，他没有什么“四不清”，就是有点用人不当，有点家长式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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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北京以前，曾请示少奇同志，我应该注意些什么，工作怎么做法。他简单地讲了两句。他说：“不要先有框框，一 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当时还觉得他讲得很原则，经过这几个月的实践，越琢磨越觉得这几句话重要。就是说，马列主义和党中央的精神一定要把住不放，可是，不能有别的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定义出发，是从实际出发，还是从主观愿望，或从人家给我们介绍的情况出发，这是区别我们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的标志之一 。出发点根本不同。要从实际出发，可是，桃园的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吴臣认为，我们不了解情况，也了解不了情况。他完全估计错了。我们一定要把真实情况了解清楚。可是，怎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呢？必须直接到群众中去，认真发动群众。各方面的意见都听，却又不能完全相信。要有调查，有分析。要从不同意见里找差别，从差别里发现问题。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真实情况就能了解清楚。要真正发动群众，真正发动起贫下中农，要在贫下中农中间真正把根子扎正，真正做到“三同”，并不容易，而且是有尖锐斗争的。
　　我们是怎样发动群众的呢？党中央的政策“双十条”，是我们发动群众的有力武器。我们就大讲“双十条”，先党内后党外，使党中央的政策直接跟广大群众见面。对地、富分子，公安厅的同志还专门给他们讲了一次。我们第一次向群众讲“双十条”，到了三百七十多人，据说是解放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群众开始动起来了。不过还是：敢说话的不大了解情况，了解情况的不敢说话。我们就采取分组讨论的办法，把党员、团员、干部分开单独讨论，群众按队分组讨论。这样，我们以为可以谈啦！可是党员、干部主要是谈认识和体会。群众会上，大家还是不吭声。我们分别去问根子：“你们为什么不讲话呀，是怎么回事？”他们说：“一肚子话，象茶壶里煮饺子，有嘴吐不出来！”为什么呢？“有干部的亲信在场，给干部通风报信。你们解决不了问题，意见白搭了，空伤了人”；“了不得呀！人家都是上边的红人，熊瞎子打立正，一手遮天，我们怎么敢提呢！”“你们一走，我们是八寸的脚要穿七寸的鞋！”原来如此。怎么突开呢？我们就先组织少数根子开会，逐渐扩大范围，从小到大。每次开会我们都声明，我们是贯彻“双十条”来的，谁的“四不清”都要清，这是党中央的政策，省委派我们来的，工作不搞彻底，工作组就不出村。鼓励他们提意见，不要怕报复。他们开始揭露了一些人的具体材料。根子开会，一会跑出去一个人，一会又出去一个人，说是解手。我想，这么重要的会为什么他们的精神不集中呢？其实不是解手，是自动出去放哨。真有人偷听。这些情况我们都估计不足。群众要求搞意见箱，我们说好，立刻钉了意见箱，每个队一个，挂在工作组门口。群众说最好挂在公共厕所里，为了便于群众投放，公共厕所也安了意见箱。
　　这样背靠背开会，基层干部不知道群众提了什么意见，开始感到有了压力。这个时候，我们就分头找干部谈话和开会，启发教育的推动他们自我革命。我们的态度是满腔热情地说服他们，要认识到必须彻底革命，不要错不加错，如果破坏“四清”就变成了大错误。因为有了群众压力，谈话有收获，有些干部开始交代问题。这时，发现干部有几类：一类是真劳动者出身，只要能谈透，敢于自我革命，如关景东就属这一类。经过谈话，他谈了不少事情。还有一类，出身也还好，本人上过几年学，好象比较纯洁的，就是不敢讲，讲话躲躲闪闪，明显地是有人控制他们，袁秀英、卢彦来就是这一类。
　　第三类，见了我们满不在乎，说话嘻嘻哈哈，说：“我没有什么大问题，检讨检讨就过去啦！”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实际上出有些慌张，越到后来越慌张，他们对“四清”抵触很大。
　　象支书吴臣，副支书赵树春都是这一类。这些人说是贫农，却不是农民出身，根本就沾不上“农”字，也不是工人。有的在东北做生意，有当店员的。也可能还有股金。他们能说会道，都是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跑回来的。一般说来，真正劳动者出身的干部，工作好做一些。变坏了，经过教育，可以变回来。有的干部向我们说，这几年就一直往个人生活怎么搞好上使劲，坐在一块就是谈什么样的手表好，什么牌的自行车好，这些东西什么价钱；就是没往把集体经济搞好上使劲。
　　他们是怎么变坏的呢？开始就是不劳动，老琢磨着吃点好的，越吃越馋，想吃又没有，手就长了。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短，政策就没法贯彻了。人家杀了猪给他送个猪腿吃，他吃了，怎么能说人家私杀猪不对呢！从沾小便宜，多吃多占，逐渐发展到不分敌我界线，谁给吃的谁就是好人。他们变坏的规律，确是象毛主席所说的是：懒——馋——占——贪——变。开始都是由于不参加劳动，这就使我们更加理解党中央、毛主席再三指示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
　　问题逐渐暴露，斗争日益尖锐，“四清”和“四不清”的斗争，确实是包含着严重的阶级斗争。
　　根子能不能扎正？是这场革命能不能搞好的关键。要自己访，要多方了解。选什么人当根子，是有斗争的。开始，得先听支部的介绍。我们把选根子的条件告诉支部，让他们给我们推荐，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安排他们的亲信。他们给我们提了二十六个根子，其中有九个是干部的亲信，还有富裕中农，丧失立场的人，这样的，我们都没有用，只选用了十 四个。我们自己又发展了十一个。开始时，根子不好找，老实的贫下中农不敢讲话，选他们做根子，他却躲着我们。支部说我们找的根子，是“鸡头鱼刺”，挑他们的小毛病。而他们确实有点小毛病，比如偷过几斤玉米之类。这几年干部贪污几百斤，贫下中农偷几斤就不叫他做根子吗？我们党的多年的干部还有毛病，贫下中农在觉悟提高以前哪能一点毛病也没有。我们选定的根子，干部就分配他们“好活”做，把挣工分多的事让他们做。如三队的根子安福海，吴臣让他负责卖挂面，早出晚归，根本使我们和他见不着面。他本人也愿意干，因为一天挣十二分，每天还奖励一斤挂面。在扎根上，支部不是帮一手，共同搞革命，而是同我们唱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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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们进村以前，这个公社的蒲蓝大队已搞过“四清”试点，群众知道“四清”好，日夜盼“四清”。可是，“四不清”干部也有准备。后来，我们才了解到：在我们进村以前，吴臣对如何对付“四清”工作组早有布置，有分工。支部的几个人，谁管问寒问暖，谁管拉拢工作组，又是下棋，又是送白薯、送被子的。还布置了由哪些人给工作组出难题，出什么难题，他都计划好了。如果我们不搞革命还可以，如果搞到他头上，他就出难题，把队与队之间的土地纠纷问题向我们提出来。我们根本不了解那些土地的情况，这不是难题吗？他们计划了在什么时候拿出这一手。他的布置，我们刚进村哪晓得呀！为什么我把这一段讲这么细？因为听说你们都有决心去蹲点。我说细些，也许有好处。开始，对一个好支部，不可能怀疑它是不好的，可是一件事一件事教育着我们。这是个什么问题呢？省委派的工作队，来贯彻中央的“双十条”，支部却对我们采取这么个态度。从我们碰到的事情来判断，他们硬是有一套影响和抵制我们的办法。先影响我们，影响不了就抵制我们。不是老说斗争尖锐吗，是怎样的尖锐呢？不仅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破坏“四清”运动，有严重“四不清”问题的干部，在没有觉悟以前，也是不断地千方百计地设法来抵制、抗拒甚至破坏“四清”运动。对于某些人来讲，“四清”是你死我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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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对待基层组织，怎么样对待支部呢？……我们对支部采取的态度是：又依靠，又不完全依靠；又依靠，又要独立思考，全面分析。我们对基层组织，不是一脚踢开，是教育他们自觉革命，由支部领导生产。我们工作组自己直接搞扎根串连，发动群众，也常常听取支部的意见和建议。支部如果是好的，是不是我们也应该采这个态度呢？我看也应该。
　　因为，支部好，也会有缺点的，发动群众提提意见，改进改进，不就更好了吗？如果真是好支部，它会同我们一起发动群众的。就是好的支部，群众中可能还有些传言传语，其中有对的，有错的。如果是错的，我们帮它查清楚，给它去掉一个包袱，也没有坏处吧！所以，在支部是好是坏还不清楚的时候，就决定“一切经过基层组织”是错误的。
　　（二）
　　经过半个多月的工作，我们有了二十多个根子，各生产队组织了贫协（贫下中农协会的简称）小组，大队建立了贫协筹委会，革命的阶级队伍初步形成了。这时，我们就宣布了“四清”正式开始。我们采取边洗澡、边揭发、边查帐、边查证的办法。同时和基层干部谈心，指明前途，我们到底还是希望他们能自觉革命；自觉洗澡、放包袱，自觉下楼。……这时，我们认真研究了桃园大队的斗争形势。二十几个主要的大小队干部，他们由共同的“四不清”利益联结在一 起。而我们工作组的二十个人，来自各部门，主观上都是想把工作搞好的，但是，在一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政策问题上，实际上有不同的意见，看法不一样。再加上群众还不完全信任我们，对敌人的活动，我们又不大摸底。所以当时当地的力量对比，我们“四清”工作组的力量，就不如“四不清”干部的力量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不怕我们。他们怕的是敢于贯彻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于放手发动群众的工作队。可是，恰恰在如何理解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要不要放手发动群众，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这个问题上，工作组的同志有不同的认识，不同的看法。所以，对这些问题，非讨论不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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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要不要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和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敢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问题讨论以后，基本上统一了认识。我们就响亮地提出：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取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只有领导有决心，又采取了正确的方法，革命形势才能够形成。正如卢王庄有人所总结的那样：“群众看骨干，骨干看核心，核心看工作组，工作组看领导。”看领导上有没有彻底革命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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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园大队的“四清”，曾先后掀起了三次放包袱高潮。
　　第一次放包袱高潮。“四清”开始时我们开了公社三级干部会。这次会是三级干部加上贫下中农代表。原计划让公社干部在这个会上放包袱，开个好头，可是，公社书记讲得一 般。这个公社，大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没有搞出什么来。
　　不过，问题也比较严重，就是吃吃喝喝，糊里糊涂，姑息“四不清”干部，工作飘浮。工作队队部把它们总结为新“五 风”（吃喝风，糊涂风，护短风，散漫风，老爷风），的确是这样的。……公社三级干部会，对桃园的“四清”有推动作用。干部开始洗澡交代问题，也互相搓澡，互相揭发。一般性的错误，大家都有份的事交待了。大的问题，有攻守同盟的，还没有交代。吴臣开始洗澡，但不老实，先说没打过人，后来又说打了两个三个，一点一点往上加，严重的问题都不交待。有的干部在开过这次会议以后，就偷着来找我们，揭露吴臣。以前，一直都不敢讲。现在他们偷偷来找。可是，吴臣也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干部一开始揭他，坏事就要暴露出来了。加上关景东在三级干部会上检查得比较好，他自己在会上讲了几句，不受欢迎，这样，吴臣就估计到可能要追他的问题了。
　　他怕关景东这些人揭他，就想转移目标。于是，他就到处散布民兵连长关景东的问题严重，说了很多事，还叫大队长卢彦来以四队社员的名义，给我们写匿名信。……我们采取的态度是，谁的意见都听，吴臣说关景东如何如何，我们也听。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完全是给我们制造麻烦，混淆是非，企图引导我们搞个乱七八糟。我们采取了正面、反面意见都考虑，有鱼没鱼淘干了看，谁问题多就是多，少就是少，一定查个水落石出，谁的“四不清”，都要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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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清”中期，在抚宁县城召开了工作队会议，传达了华北局太原会议精神和省委要坚决搞彻底的指示，工作组回村后组织了第二次放包袱高潮。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大量的细致的思想工作同大规模的查证相结合。虽然以前我们是搞边查帐边查证，但是，查证工作到底还是落后了一步。查证工作很重要，不经过查证，很多揭露的材料，和查帐时发现的问题都不能肯定。没有确凿的证据，就不能促使干部承认错误。这个时候，就特别抓紧了查证工作，又注意了随洗澡随解放。有一些干部“四不清”问题不严重，交代差不多了，就把他们解脱了。……争取了多数，逐步壮大了“四清”革命队伍。力量对比，发生了显著变化。群众和干部揭露出吴臣的不少问题，也突破了一批一般性的攻守同盟，犯有一般“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大体都交代清了问题，贪污比较多的，也有一部分人交代清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难搞的，群众叫做“钉子”，就是死不交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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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不是说吴臣是贫农出身吗！不是的。他父亲是小商小贩，他自己是捣动小买卖，卖破烂，跑单帮，一贯吃嫖赌博，无所不为，同一些流氓分子混在一块。政治上的“四不清”严重，一贯重用地、富、反、坏，许多好差使，副业里的重要位置，多挣工分的活，都安排给地、富、反、坏。他到底打了多少人？我们查清楚的，有人证的，是三十一个人，三十九次，其中有一个贫农被他打了七次。他打的这些人，除了一个曾参加过军统，一个是富农的儿子，其余都是贫下中农。他为什么专打贫下中农呢？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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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时候，我们又掀起了第三次放包袱高潮。这是在太和寨又开的一次公社三级干部会以后，掀起来的。这次三级干部会，林铁同志亲自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铁同志讲了省委的决心，要我们一定把“四清”搞深、搞透、不乱、不漏；号召干部自觉革命，号召群众帮助干部洗澡。这次会上一些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放了一些大包袱。虽然有严重错误，只要彻底交代，决心改的，大家都是抱着欢迎的态度。变坏的可以改回来。吴臣的问题，经过再三查对，实在严重。贫下中农、社员群众、其他的基层干部和工作组的同志，对吴臣的问题都非常气愤。他打了这么多人，胡作非为，敲诈勒索，贪赃枉法。这样的人是否可以当共产党的支部书记呀？该不该撤职呀？以前没弄清楚，不好说撤，现在已经知道了，该怎么办？……公社党委在会上宣布接受桃园贫下中农的要求，决定撤了吴臣的职。……开完这个会，贫下中农代表真是高兴极了，回村后，奔走相告。……“四不清”的干部呢？真是“爹死娘出门，各人顾各人”了，靠山靠不住了，攻守同盟，也守不住了，就各顾各了，纷纷找工作组，找贫下中农来检讨和交代。有的是干部自己来，有的是干部的家属来。这时候的革命形势，是急转直下，几个大案子都是这时候突破的，四队的粮食问题，二队的关家门楼问题，都突开了。还突开了大队木业组、米面加工厂的问题。整个大队（包括大队干部和小队干部）一 共搞出了两万二千多块钱，三万四千多斤粮食的问题。一千块钱以上的是五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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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发动了群众，真正掌握了这个火候，才能既把问题搞清楚，又少出后遗症。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提出要敢于实事求是，主动核实。本来大家也开始搞核实工作了，但认识没有提到这么高的水平。如果有假，我们就主动翻案，迟翻不如早翻，与其将来翻案，不如现在我们自己主动翻案。只有真正实事求是，才能使干部心服口服，挽救他们。如果搞过了，有了假案，那还不是有后遗症，将来别人要来搞平反的。“四清”搞不透那是保护修正主义根子，是个大错误。但是要搞过分了，也要犯错误。人家没那些事，给人家弄成那些事，弄假了，也是错误吧？这就使人为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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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强调实事求是了，经过讨论，统一了认识。我们就搞了三次核实。第一次是三定：定事实，定时间，定性质。在定的当中发现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我们都主动作了纠正。第二次搞了三允许：允许翻案、允许补充交代、允许别人来给他申辩。我们还允许当事人自己找证人。比如二队有个副队长关希英，他有一千多块钱的事。他说：“别的事我都记得清楚，就有一笔卖薯秧子钱一百一十二元，我总觉得模糊，好象没有经过我的手”。问他有证人没有，他说能找。我们叫他自己去找证人。……第三次，搞了个三对口：把个人检查的材料，别人揭露的材料，和我们的调查报告，三部分东西对了一下。经过这么一核实，“四不清”干部心服口服，退赔很快。对于那些交代彻底的，退赔积极的，经过贫协提议，和群众讨论，是不是应该给他们减免点。根据中央的政策，一 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以前的，问题的性质不很严重，退不退，该算什么价钱。对于交代问题和退赔积极的，也别让他们太困难。群众很实事求是，说那二年钱毛，那时贪污那么多钱，现在退，得卖不少东西才赔得上。因此，贫下中农就主动提出给他们减免。这一减免，干部感动得不得了。……“四清”，只留下两个专案，一个是支部书记吴臣，他到底是什么人，是什么性质，还没有最后弄清。还有一个就是副书记赵树春，他开始不是躺倒了么，所以他没洗完澡，也没有下楼。其它的都结束了。于是各生产队和大队都开了退赔团结大会，会开得很好。把“四清”胜利果实分了，除了地、富，反、坏本人以外，其它人都有一份。这样一分，对很多人又是一次教育。“四不清”干部本人分不分？也分了。
　　其中有的干部退赔了三十块钱，分回来的是一百多块钱，以后他向我们讲：“贪污了点，我总觉得占了便宜，不晓得实际上是吃了亏，因为别人贪污得更多。‘四清’搞得清清楚楚，就是好。”在会上，干部群众发言很热烈，一致表示要团结对敌，干群关系一定要搞好，争取一九六四年的大丰收，情绪都很高。……这时，我们分析经济上的“四不清”问题，基本上差不多了。标志是什么？第一 ，群众所提出来的很多问题，弄清楚了。第二 ，贫农下中农的觉悟提高了，贫协的大旗树立起来了。贫、下中农的态度，从开始的观望不满、后来到敢于揭发“四不清”，最后做到敢于当家作主。第三 ，大多数的“四不清”干部放下了包袱，从开始抵触，以后发展到认错，到最后是感激而且积极参加生产和工作。如果我们工作作到家了，他们是真感激的。当然这其中不包括吴臣、赵树春两个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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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把前一段工作中遇到的问题，简单地重述一下。
　　第一 、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要有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理解党中央的基本政策，除此以外，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少奇同志的这个指示很重要。我们不是讲总结过去运动的经验吗？这就是很重要的经验。有的时候没弄清情况，听到别人夺权我也夺，不管该夺不该夺，都是夺。现在的情况是明明该夺，有些单位和地方，阶级敌人已经掌握了领导权，又不敢夺了，如果该夺又不敢夺，就是没从实际出发。“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从我们这段工作看，非常重要。
　　第二 、要从实际出发，但是，如何才能弄清实际情况？只有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弄清实际情况是什么。要正确地理解党中央“双十 条”的精神。党中央“双十条”的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搞群众性的革命运动，第一条政策就是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大胆依靠贫、下中农，不要有清规戒律。
　　第三 、要正确地掌握革命的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要强调敢不敢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群众已经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过激情绪时，就要很好地掌握火候，要强调敢不敢实事求是，是敢不敢革命的问题。在开始，“双十条”要总的讲一下，要讲好，让群众了解中央“双十条”说的什么，总的精神是什么。但是，有些政策是不应该在开始时就强调的，开始强调这些，就会限制了群众，但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就应该强调贯彻政策，强调政策界限。领导革命的群众运动的过硬本领，就是要既敢于放手发动贫、下中农，放手发动群众，又会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又有了些过激情绪时，能够及时地转入强调实事求是，强调贯彻政策。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中央所要求我们的高标准，既搞深搞透，又不出乱子或少出乱子。
　　第四 、工作队应该清醒。有个谁影响谁、谁改造谁的问题。“四清”改造“四不清”，还是被“四不清”所影响和改造。“四清”工作队应该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党中央的政策精神去改造一切封建势力、资本主义势力，以及它们在劳动者（包括干部和群众）中间的影响；并且在改造世界中，改造我们自己，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改造我们的主观世界。……（三）……春节后，我们开始集中地和系统地进行阶级教育。发动群众忆苦思甜，通过写家史、村史、登记阶级成分，转入揭露地主、富农的活动。干部集中到一块座谈“四清”收获，挖“四不清”错误的根源，怎么变坏的，受了谁的影响，搞思想归队，然后转入揭露敌人和反击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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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普遍忆苦，群众和干部的阶级觉悟提高了，真正苦大仇深的人出来讲话了。阶级敌人活动的材料大量地揭发出来了。……赵家三兄弟中有一家叫赵学瀚，一九四六年他有八十五 亩地，仅一九四七年就卖了六十五亩，土改时只剩十八亩六 分地，全家七口人，按二亩七算恰恰不进不出，还欠一点，给他定了个中农。一定成中农，从初级社时他就作了会计。我们进村的时候，他是大队的现金保管兼四队的会计。……其实，赵学瀚从土改前三年算，有八十五亩地，全部出租，全家住在长春，家里没有一个人参加过农业劳动。一九四七年听说东北解放区搞土改，赵学瀚回了一趟桃园，布置他的伯父等赶紧卖地。……实际上赵学瀚钻进干部队伍以后，他是吴臣的后台，大队的经济帐他起码掌握了百分之九十五 ，所有弄虚作假都是他出的主意。表面上装穷卖傻，迷惑群众，实际上出谋划策，出坏主意的就是他。一直到“四清”时，干部交代哪个，不交代哪个都是他提醒。指挥棒就在这儿！吴臣坏，可是吴臣后边还有人。吴臣作检查，不会写，就找赵学瀚替他写。我们让赵学瀚揭露问题，他从来没揭露过一件事。他却常向大队长说，那次借的还有多少钱没还，还借了多少棉花。这是提醒，实际上也是通知大队长交代。我们进村前，吴臣安排如何对付工作组的办法时，都有他参加。真正掌事的是个地主。后来我们就把这些情况，还有他贪污九 百多斤粮食，二百多块钱，每天给四队记完工分都偷一捆柴禾回家等等问题，都交给群众讨论，把地契给大家看，人们大吃一惊。群众说：“过去根本不晓得他有这么多地，只知道他叔叔家、伯父家有地，搞不清他搞了那么多名堂，不提高阶级觉悟可不行啊！几次运动赵学瀚都滑过去了，这一回差一点又滑过去。”……桃园大队一共查出了漏划的地主五户，富农两户。……大家觉悟提高了以后，不仅揭露出了漏划地主、富农，而且揭露出地、富、反、坏大量的破坏活动。比如反攻倒算，变天帐，挑拨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之间的关系，破坏生产等等。这样的事情都有。但，主要的，最突出的是什么呢？是隐瞒了成分，自己钻到干部队伍里，或者拉拢干部，使干部成为他们的代理人。用影响干部的办法，使干部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一着更高、更鬼。他们干什么要自己出头露面呢！他们在那里出主意，又不出面。用各种办法，腐蚀了很多干部，使干部贪赃枉法。
　　这个时候，有了敌情，也有了敌人，我们就开展对敌斗争。开了几个小型批判会，既训练骨干，又教育群众。根据地、富、反、坏有没有破坏活动，和破坏活动的情节 ，决定对待他们的办法，严重的就开了说理斗争会。……这时，根据地主、富农交代的，根据大家揭发的，好多地富活动和隐瞒地富成分的这些事，都跟吴臣有关。证明吴臣的政治“四不清”问题非常严重。我们本来是一再让他自己查上当，给他揭露和反击敌人的机会，那怕在以前阶级觉悟不高，丧失立场，现在检讨出来，向党交代也可以。他不查，一直没讲。是群众揭发，地富交代，把他扯出来了。比如说他给伪保长盖房这个事，就是发生在国民党叫嚣反攻大陆的那个时候。他曾说过：“我们这时候管人家叫顽伪伙会，将来人家叫我们什么呀！”所以他积极给伪保长盖房，不仅是感恩问题，他是想同伪保长拉好关系。还有，他管事的时候，放走了一个叫潘其昌的，也是个伪保长。这个人同他关系密切，镇反以前跑了，在东北一个城市被公安人员发现，那个人被镇压了。这样的事儿不少。……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人呢？我们脑子里一直划着这个问号，不知道怎样下结论。
　　原来说是个好支书，后来又发现那样不好；又说是完成任务好，完成任务的方法不好；后来看看也不是完成任务好，上边的政策到他那里就变了样；而且，他同地、富、反、坏的关系也越搞越清楚了，他不是一般的丧失立场问题。所以吴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当时没有给他下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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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原来以为做了这么多工作，经过了群众性的“四清”斗争和对敌斗争，组织建设会顺利的。实际上组织建设这一段，依然不是风平浪静的，从桃园大队看，我们又进行了一次很严重、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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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酝酿大队干部名单和支委分工时，出了问题，吴臣来了个反攻。原来吴臣在支部里还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一 说话，还有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跟着他的样办。要是不知道情况的人，来参加支委会，还会以为吴臣仍然是支部书记哩！他在支部里还是挺神气的。在讨论大队管委会名单和支部委员名单的时候，吴臣借机反对犯过严重“四不清”错误，但是，积极参加“四清”运动，又肯于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他一 讲，就有些人跟着群起而攻之。吴臣和他的一伙人攻的是什么人？就是在“四清”阶段揭露他最痛的那些人。对于过去有“四不清”错误，真正彻底交代，坚决退赔，以后又积极工作、积极劳动的人，我们是支持他们当选的，群众也愿意选他们，包括那个关景东。关景东是七百斤粮、七百块钱，这个错误不算小。原来我们是准备让他劳动两年，考验考验再说。后来又安排了他，主要是因为他能把生产拿得起来，而且确实表现了坚决改正错误。人家真改正错误，我们总不能不欢迎吧！重要的是，群众愿意让关景东当干部。但是，吴臣不同意。还有人附和他。这说明吴臣在支部里还很有市场。
　　支部委员酝酿好了以后，选得很顺利，票也很集中，但是，在分工时，又出了问题。我们原想让赵品三任支书，他是三人领导小组里的一个成员，是我们一直在培养的。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劳动确实很好，人很耿直，就是倔。
　　等到分工时，他提出坚决不干。……
　　后来我们考虑，赵品三在关键时刻发生动摇，不适合当支部书记，不是他自己当不当的问题。只要群众发动起来，人才很多，有人能扛这个大旗。党员中就有一个很好的雇农，他的名字叫卢伦。这个人“四不清”问题不多，一直参加劳动，群众很拥护。因为过去他不是支委，是管委会委员，我们觉得一下提成支部书记恐怕不行。后来看，这个人很好。他民主，肯征求别人意见。就是文化水平低，听了报告，回来传达有困难，记个什么事也困难。可是，他真正是好庄稼人，忠实可靠，立场坚定。他几次和我谈话，对我教育很深。他三 言两语，能抓住关键，讲到刀口上。后来我们就推荐卢伦当支部书记。……吴臣敢搞反攻，就是由于外边有人支持他。他搞反攻，这是个大好事。要不，有些事情我们还弄不清楚，他一反攻，就逼着我们想一想了，得搞彻底呀，不要马马虎虎。他一直在反对“四清”，我们工作组还没有出村，他就集中火力反对想要改正错误的干部当选，这证明什么？吴臣想把持桃园的领导权，想要复辟，他要推翻“四清”和对敌斗争的革命成果。
　　他企图仍然回到台上统治群众，要那些有严重“四不清”错误而又不想改正的贪污盗窃分子，同敌人勾结用暴力统治群众的分子，重新复辟、掌握领导权。这是坚决不能允许的。不搞破坏可以，搞破坏不行。所以，我们看到了工作还没作透，必须补课。从吴臣这次反攻看来，他的是非善恶的标准不是党的标准，不是贫下中农的标准，不是人民的标准。我们说好的事他就说不好，贫下中农说好的事情他就说不好。别人把工作搞好了，他就不高兴，而且是仇恨的。这时，他就是要把桃园的工作搞乱搞烂，才称心。我们工作组对他的反攻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吴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他坚持“四不清”的立场，发展到同党对立？因为有宗派斗争发展到反党程度，由人民内部矛盾转为敌我矛盾？还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坏人呢？因为他与地、富、反、坏有那么些密切关系么！我们讨论来，讨论去，不敢下结论，只好交群众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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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群众和干部讲话是话还到嘴边留三分，现在什么都讲出来了。根据大家敞开讲的情况看，吴臣是钻进党内的坏分子。过去他所领导的桃园支部，确实就象贫农所说的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办的国民党的事。”吴臣实际上是钻进共产党内的一个国民党分子。直到我们走，还没查出他和国民党有组织联系，也没有查出他与反动组织或特务组织的联系。不过，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我们没查出来，并不等于就没有这种可能性。吴臣把持的桃园支部，过去基本上不是共产党。他把持的这个政权，基本上是一个反革命的两面政权。他多少也做过一点好事，总得交点征购，搞点生产，不然，他隐藏不了这十好几年。桃园这个支部，我们原来也考虑，是不是变了颜色了？经过讨论，我们认为不是变颜色的问题，根本它就不是红色的。后来公社党委同意桃园党员的意见，批准把吴臣清洗出党，而且同意定他为坏分子。可是，据说到现在，我们已经离村两个多月了，还没有正式文件批下来，原因是什么，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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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是这样：当问题涉及到公社、区、县的干部时，我们一个大队的工作组要不要管？我觉得是非管不可。既然党派我们去工作，我们就要对党负责。我们是革命者，不能怕犯错误，也不能怕和地方党委搞坏了关系。我们应该把材料搞确实，报告上级党委，积极建议上级党委调查处理。不然，四清就搞不彻底。一个大队真正搞彻底了，是可以发现一些公社干部、区的干部、甚至县的干部的问题。比如桃园大队就是这样。根据桃园群众和干部的揭发，我们就挖出来了一个副区长苏长吉，一个有十几年党龄的烂透了顶的蜕化变质分子。这就是说，区长一级的干部，有的已经和平演变到变了颜色。区里搞了五反，他混过去了，这次四清发动了群众，他就混不过去，被挖了出来。所以四清搞好了，又可以帮助五反搞彻底。当然，是不是仅仅涉及到一个苏长吉呢？
　　不是，还有。吴臣的行贿、拉拢，还涉及到一些县里的干部。
　　前边我讲了，县委办公室的主任，县人委办公室的一个副主任，他们曾在一块吃吃喝喝，赌博，借钱也搞过。这样一来，他们下来检查工作，怎样个检查法呀！他们会赞成搞四清吗？
　　又比如县的水利科长那样的人，有一笔水利费，这是党交给他们的，投资应该用在最需要而又有条件，最能发挥效益的地方。可是他们是个什么思想呢？老子有这笔钱，谁请吃点好的，就恩赐给那个地方。谁给送大米，这个地方就能上马，钱就能拨。党信任，才交给他们这部分钱，应该负责使用好，分配好。……一些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一追他们的事就联系到上边，有人包庇。这就提出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干部犯严重“四不清”的错误根子在哪里？我们说根子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势力的腐蚀和影响，如一般所说的“错在干部，根子在地、富”。这是下面的根子，也是基本的根子。可是，群众还提出有上面的根子，上面有靠山，有人保护。我们进村不久，群众就提出不敢给吴臣和关希颜提意见，他们上面有副区长保护，是上面的红人。我们说要挖下面的根子，群众却提上面也有根子。到底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上边有没有根子？如果要有，要不要挖？值得我们深思。上面的根子，包括上级机关里的蜕化变质分子，和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的影响。这就是说，地主、富农的影响，不仅仅在下面干部中发生作用，也对我们上级和高级机关的一些干部发生作用。犯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基层干部，大体上在公社、区、县都有靠山、有根子。送礼，请吃，甚至发展到相互勾结，上边就有人保护他了。有很多事实证明，如果没有上边的保护，下边就不敢犯那么严重的错误。科员不拉科长下水，他就不敢胡搞乱搞。科长不拉处长下水，他也不敢胡搞乱搞。拉上级干部下水也很简单，只要送一个手表，多少粮食就行了。生产队的干部没有大队干部的撑腰，他就不敢胡搞乱搞，他不放心。大队干部没有公社干部给他撑腰，他也不敢胡搞乱搞。如吴臣，就已经成为压迫群众的统治者。为什么呢？有上面的保护，没有群众的监督。在群众没有发动起来以前，他就用上面的根子压群众，群众就不敢给他提意见，结果由小错误就变成大错误，甚至蜕化变质。当然吴臣的问题，还有些特殊性，他原来就是坏分子。凡是蜕化变质分子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都有一个或几个享腐化福的窝子。苏长吉在桃园有，在别处也有享腐化福的窝子，难道只有苏长吉一个人？所以，必须加强群众的监督。要群众监督生产队的干部、大队的干部、公社的干部和区、县的干部，上面的干部也都要接受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监督是不行的。只要上面不变，下面变了，问题不大，好办。因为上面没有变，发现了下边的问题，就可以下决心整好，敢于革命，没有什么顾虑。只要敢于发动群众，真正发动了群众，就一定能整好。……毛主席最近提出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的五条标准：即贫下中农是否真正发动起来；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否彻底解决；干部是否参加了劳动；是增产还是减产；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说服，以至于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根据这五条来看，我们的桃园大队是基本上达到了要求。当然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做完，主要是非常需要摸出如何巩固“四清”革命成果的经验，我们现在留下了几个人的一个巩固组，主要负责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的工作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我们采取的态度是，发现了，立即改正。不足之处，随时补课。当然，可能还有缺点和错误到现在还没有暴露出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暴露出来，我们欢迎同志们指出。发现缺点、错误是好事，我们可以改正，可以把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检查，也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五）
　　当我们做好了上面介绍的那些工作以后，绝大多数群众高兴极了。真是兴高采烈。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变化。干部从“四清”中期就参加劳动了，后来越参加越积极，哪里困难，哪里最艰苦，干部就到哪里去干活了。大队部不再留专人听电话了，有事干部们在地里商量着办，有什么问题及时在地里同群众商量着解决。干部和群众都心情舒畅，干劲很足，出劲率非常高，所有能出勤的都出勤了。支部书记卢伦出身好，民主作风好，参加劳动好。只要他这样带头搞，群众自然就跟着上。困难的地方干部上了，群众没有话说。有身教，不光是言教，以身作则。过去有人说怕“四清”妨碍生产，从我们那个地方看来对生产没有妨碍，而且生产大有进步。就是冬天搞“四清”的时候，基本建设也搞了很多，搞了一个扬水机站，搞好了两个机井，还拉了高压电线，等等。
　　今年要搞上百亩水稻田，还有七百亩水浇地。挖渠，平整土地，都做了，也没影响“四清”，基本建设比每年冬天还搞得多。有人说，运动会妨碍生产，不是这样，也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大多数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搞得人们心情舒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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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桃园有了革命化的贫下中农，有了革命化的领导核心，这给桃园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可是，这种局面是不是能够长期坚持下去，还要看我们今后能不能做好经常性的政治思想工作，还要看有没有革命化的公社，革命化的区委，革命化的县委的领导。要不然，顶不下去的呀。我们估计，那里的斗争还可能有反复，因为阶级斗争是复杂的，不是万事大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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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刚刚回到北京时，因为大家都关心农村阶级斗争的事，有些同志就问我到底农村阶级斗争矛盾的焦点在哪里？根据我们接触的情况看，主要的是阶级敌人千方百计地搞和平演变，有些是钻进革命队伍，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潜移默化，使我们的一些干部，舒舒服服地演变过去了，代表了敌人的利益。不是一下子收买，一下子给大鱼大肉吃，是逐渐逐渐地影响，这最不容易引起我们的警惕。在战争时期，阶级敌人是要搞武装反革命，配合帝国主义。在和平时期，和平演变是阶级敌人向我们进行斗争的主要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的新形式。我们的身份是清楚的，而敌人却躲在后面，出面的是戴着“党员”和“干部”帽子的人，所以斗争是更复杂了。“四清”中阶级斗争非常尖锐和复杂。现在我们搞的“四清”的内容，已经不止是保定地委原来提的那样，清工、清帐、清财、清库。现在是政治上的“四不清”、经济上的“四不清”、思想上的“四不清”和组织上的“四不清”，反正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事情都要清。所以，河北省的群众和干部，都把农村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为“四清”。“四清”的内容广泛了，意义深远了。确实是比土改的规模更大，范围更广，而且更尖锐、更复杂、更深刻的一场大革命。根据我们那儿的情况看，我觉得包括这么几项任务：一个是土改不彻底，民主革命不彻底，要补课；一 个是社会主义革命不彻底，有的地方就没有好好搞社会主义革命，也要补课；还有一部分更艰巨的任务，就是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有些党的干部又蜕化变质了，变坏了，我们要解决怎么把他们变回来这个问题，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革命问题。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还有没有革命任务？还有。就是当无产阶级掌握了领导权以后，它还有可能腐化变质，资本主义还可能复辟。我们党要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世界上还没解决的。这个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我们现在作的这件事情，是我们党的伟大事业中的一部分。党中央和毛主席就指出了“四清”、“五反”的严重的深远的意义，我们一定要下决心解决这个掌握领导权以后不贪污腐化的问题，不和平演变的问题，演变了的，又如何变回来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我不好作的，是史无前例的呀！可是，我们党一定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