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化解中国高储蓄率困境

　　在国际金融危机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两重挑战面前，降低储蓄率，提高居民消费，成为我国经济能否走出低谷，率先复苏的关键。但值得关注的是，国际、国内舆论对于中国储蓄率问题的看法不一，众说纷纭。一段时间以来，国际上甚至有一种声音，认为是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过于保守的金融体系，令国内消费不足，导致政府压低汇率刺激出口，产生大量外贸结余（即外汇储备），这些储备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等盈利预期稳定的美元金融产品，美国国内的流动性只有通过金融创新，寻找风险更高的投资品，由此诱发了金融危机。持有这种论调者，除了美国前财长保尔森、美国前总统布什外，甚至包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家克鲁格曼。

　　当然，“中国责任论”本末倒置，出笼以来不断遭到包括温家宝总理以及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内的官员、学者的严词驳斥。但是，在我国高储蓄背后，隐藏着内需不振、政府投入不足，分配结构扭曲等国内因素所导致的结构性经济困境。这些，都并不因为保尔森之流的谬论而显得不值一谈。

　　尤其在当前，刺激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振兴经济的同义词，此时，又有不少人片面理解消费与储蓄之间的关系，一时间，“消费爱国”论甚嚣尘上，“家电、汽车下乡”、“家电以旧换新国家补贴”等刺激消费措施层出不穷。但是，这些措施真的能将居民储蓄转化为消费吗？高企的储蓄率中，居民储蓄以及可支配的收入真的有这么高吗？要刺激消费，政府应该做什么？为研究这一问题，本报特邀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结合该中心专兼职研究员的长期研究，就中国高储蓄率问题从事实、成因与对策的角度进行讨论。

　　储蓄率高但可支配收入少：两种测量口径所指向的同一个问题

　　当前，大家对于中国储蓄率过高已成共识，但人们对家庭储蓄率的变化趋势，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封进认为，这是由于媒体和部分专家所谈到的储蓄率至少存在两个口径。封进称“如果我们按储蓄占GDP的比重这一口径，当前国民总储蓄占GDP的比重差不多是50%，这个数字横向比是相当高的，但必须看到，家庭储蓄率在总储蓄中的比重又在不断下降。其中政府储蓄占GDP的比重是12%，家庭储蓄占16%，企业储蓄占22%———这里面企业已经占了22%，显然是最高的。这意味着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企业倾斜。”“但如果从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我国家庭储蓄率在1995年是17.3%，2000年是19.87%，明显可以看出是在上涨。这意味着家庭部门得到收入以后，用于储蓄的比例在上升。”

　　从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我国消费不足的问题不只是居民有钱不消费，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缓慢，在有限的个人收入里，存在抑制消费的因素。

　　解析储蓄率比重：政府、企业储蓄与居民储蓄缺乏替代性

　　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陆铭进一步指出，在比较各部门储蓄率占GDP比重，以及家庭可支配收入中储蓄的比重两种口径之后，还应区分两个不同的问题：第一，中国储蓄率“高”的原因；第二，中国储蓄率“提高”的原因。

　　陆铭认为，从趋势来讲，因为企业、政府的储蓄率是提高的，所以实际上这直接导致中国整体储蓄率提高。问题是我们国家的政府、企业储蓄没有替代家庭储蓄的功能。企业的储蓄是企业的未分配利润，所以企业储蓄高了，直接转化成了企业的投资，而没有将利润通过企业分红，转换成居民个人收入。在政府方面，政府储蓄是政府可支配收入减掉消费，政府的消费有一部分是医疗卫生、保障的开支，这部分的开支比重长期以来并不高，所以，政府储蓄上升的同时，居民储蓄不减反增，来应对政府在医疗保障、教育等方面支出的不足。

　　陆铭教授同时还指出，家庭储蓄率上升有三大原因。第一是老龄化。本来按照常理，当老龄化带来社会上有更少的年轻人在储蓄时，应该导致储蓄率下降的，但在中国谈老龄化，必须注意到独生子女政策的背景，而且我国有养儿防老的传统。当老龄化出现的时候，家庭有两个相应的行为，一是增加子女教育投资，来提高养老时的收入回报，二是自己增加储蓄，提高未来养老收入。特别是当孩子数量受到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父母就更需要加大对于子女教育的投资，这就需要更多的储蓄。同时，人们就必须自己增加储蓄。在这两个机制下，就使得中国的家庭在应对老龄化时，反而可能加大储蓄。

　　家庭储蓄率上升的第二个原因是和收入差距上升有关。当收入差距扩大时，由于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所以社会平均储蓄率会上升。第三个原因是房子。中国有个很特殊的现象，房价上升很快，房子首付高的时候要30%，在整个国家恰恰是要消费大宗商品的时候，当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处在这个消费阶段时，就可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在大宗消费被实现前需要储蓄钱去支付首付，社会平均储蓄率就会上升。

　　高储蓄率形成的原因之一：经济增长模式

　　那么，导致政府和企业重积累、轻分配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博士张涛指出，这是由我国投资主导型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控制所决定的。高储蓄其实从计划经济时代就已经开始。在计划经济时期，表面上居民储蓄率非常低，但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无需从工资中列支，储蓄被称为“强制性储蓄”，社会总资本积累率仍比较高。

　　改革以来，变化的是储蓄的主体结构，不变的是高的社会总储蓄率和高投资率。改革初期，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要素分配倾向于向居民倾斜，居民储蓄率和份额逐渐上升。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国家扶持资本密集型支柱产业，要素分配重新向企业和资本拥有者倾斜。由于国有比重高，垄断性也较强，因此政府税收迅速增加，但相应公共支出增加速度较慢，因此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上升，居民储蓄下降。

　　据此，张涛指出：“与其说是高储蓄催生了高投资和高增长，不如说高投资增长模式需要高储蓄来维持。”这就是说，居民储蓄率逐步提升，并不是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经济增长模式裹挟下的被动选择。

　　当然，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期，出现高储蓄阶段并不出奇。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副教授王弟海称，一个国家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过渡的阶段，都会出现高储蓄阶段。例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九十年代的韩国，其储蓄率都超过35%，八九十年代的新加坡，九十年代的马来西亚，其储蓄甚至超过40%.相比之下，更令人担心的是我国的国民收入中，资本总收入占的比重远远高于工资收入。我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中，资本总收入在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过高，而工资总收入在总国民收入中占的比重很低。由于我国绝大部分人还是以工资收入为主，我国的收入分配对资本要素所有者的倾斜，就会造成极度的收入不平等，这就会加大我国的储蓄率。

　　王弟海进一步指出，这很可能导致储蓄-投资自我膨胀的动态加速效应。由于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它未来必然形成高比例的投资品生产能力和低比例的消费品生产能力的经济结构。而由于明天的投资品生产能力增加，为了使得明天所生产的投资品能够全部被吸收，就需要明天有比今天更高的储蓄率以吸收明天的投资品。我国现在的总储蓄率位于50%左右。这就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现在只有一半人生产的东西是现在可以消费的，另一半人都是在为了提高未来的生产能力而奋斗着。高储蓄-高投资意味着未来生产投资品的产能也在提高，因此，如果现在的储蓄率很高，那么，未来的投资需求可能更高，未来的储蓄率可能会更高，这一点可以从我国1978年以来不断增长的高储蓄率得到验证。如果我们现在有一半人在为现在的消费而工作，那么，明天可能就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为了现在的消费而工作。从这一层意义上，通过目前这种不断自我膨胀的高储蓄-高经济增长方式总有一天是不能持续的，而一旦中断，很多的其他问题如失业、公平等就会更加严重。

　　高储蓄率形成的原因之二：经济不确定性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钊指出，高储蓄率的变化趋势与收入分配的变化是一致的。全球化、市场化也都增加了预期的不稳定，这些都可以联系在一起。这可能也是一个解读中国高储蓄率的角度。陈钊认为，缺乏稳定预期，不局限于社会保障这方面。至少还有三点值得关注。第一，资本市场缺乏稳定预期。大家担心资本市场收益不会长期持续，因而能赚一天是一天，但花钱还得省着点。第二，个人工资收入也缺乏稳定预期。第三，对于那些未来的利润能否转化为个人收入，人们也缺乏稳定预期。前面讲到政府、企业的储蓄越来越多，如果它们转化为投资，那么这个投资最终能否转化为个人稳定的收入，对此人们也缺乏稳定预期。

　　我们通常更多关注社会保障导致个人对未来状态预期的不稳定，而这里所说的几个方面的不稳定预期则把资本市场和个人储蓄、消费都联系起来了。

　　封进为这一判断提供了佐证，她指出，90年代中期中国的社会养老保险改革，使养老金财富下降了以后，确实可以解释家庭储蓄率的上涨，比如说在她的研究样本当中，25岁到29岁的这些人，储蓄率1999年比1995年上涨15%，其中6.3个百分点是由于养老金财富下降所导致的。现在由于养老金下降，储蓄率上涨。封进认为，如果做一个粗略反推，政府减少税收和投资，转而给更多人提供社会保障，家庭储蓄率就会有所下降。当然这样的推理不是很严格，但相信有这样的效应在里面。

　　降低储蓄率的方式：打通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储蓄替代性

　　面对当前高储蓄率的困境，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降低储蓄率呢？在当前阶段，由于文化和习惯因素所导致的高储蓄率并不是政策关注的重点，改革国内的体制才是降低储蓄率的根本出路。根据封进和何立新的研究，如果要降低储蓄率，就必须要完善社会保障体制，降低居民所面临的各类收入风险。陆铭教授认为，社会保障的完善和政府在教育、医疗、保障性住房方面的支出增加相当于用政府的消费替代了家庭储蓄的功能，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储蓄。陆铭还认为，随着劳动者权益日益得到保护，普通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谈判地位提高，企业应有更多收入通过工资和福利等形式转化为普通劳动者的可支配收入，这样，企业储蓄率就会下降。同时，企业———特别是国有垄断企业———应更多地将未分配利润通过政府财政向全体人民分红，如果这部分分红能够切实地转化为政府在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支出的话，居民储蓄率就会降低。

　　从居民内部来看，储蓄率过高与富人的储蓄倾向更高有关。陈钊教授认为，社会平均储蓄率上升的问题必须通过控制收入差距，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消费入手。

　　降低储蓄率时应该警惕的问题：扭曲的权力结构下的分配扭曲

　　但是，并不是说政府和企业肯花钱，就能起到改善收入分配，促进居民消费的效果。正如陈钊教授最后指出的，倘若当前扭曲的分配结构不改变，政府与企业的消费更有可能转化为高收入者的储蓄，而不是低收入者的可支配收入。

　　陈钊认为：“由于穷人更需要花钱，因此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总体上有降低消费提前储蓄的后果，但中国的现实情况要更为复杂些。前面大家已经提到，在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个人所得的部分越来越少。这也会因为收入分配的不公而使高储蓄率问题更为严重。为什么？以企业为例，从长期来看企业并不储蓄，企业的所得最终会转化为个人收入。但问题是，企业的收入最终会转化为哪些人的个人收入？我的判断是，企业的收入更可能落入高收入者的口袋之中，因此从长远来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个人收入的比例下降，其实是加剧了储蓄率偏高的问题。前面陆老师谈到了企业不分红，利润不能转换为个人收入而去投资了，就会提高储蓄率。我想说的是，即使企业利润最终转化为个人收入，但由于分配不公而更多转化为高收入者的收入，那么，其结果也是不利于降低储蓄率的。其背后实际上就是一个分配不公的问题。”

　　那么，应如何做到在现有权力结构下的公平分配呢？

　　陈钊教授认为，其关键在于要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特别是要减少社会关系、政治权力和家庭背景这些非市场因素在劳动力市场上阻碍竞争的作用，特别是要打破城乡间和不同行业间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壁垒，一些垄断部门和企业的不合理的高收入问题必须通过产品市场与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来解决。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通过适度地保护劳动者权益，提高普通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归根结底而言，有利于公平竞争、合理分配的制度背后必定需要一个能让公众的声音影响政策制订的渠道，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

　　参与讨论专家（按发言顺序排列）：

　　陈钊（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封进（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

　　何立新（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副教授）

　　陆铭（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

　　张涛（复旦大学经济学系博士）

　　寇宗来（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

　　姜建强（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博士）

　　王弟海（复旦大学公共经济系副教授）

　　本报记者林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