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提高店铺搜索:解读潍坊高考连年上升之根源--李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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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潍坊教育局长李希贵：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
［作者：佚名转贴自：本站原创点击数：306    更新时间：2005-10-22    文章录入：admin ］

当人们与山东省潍坊市教育局局长李希贵接触时，很难不被他的个性所吸引。从表面上看，他是一个矛盾结合体：神色严峻，却常常妙语连篇；语速缓慢、行事冷静，却对教育改革热情如火、雷厉风行。
从25年前进入教育界至今，在教师、校长、局长的三种角色变换中，李希贵人生的关键词始终如一：读书、思考、改革。
做语文老师，李希贵改变传统的教学方式，向学生放权利、放时间，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通过大量阅读提高自身的语文素养。
做校长，李希贵说管理的最高境界是“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的重要”，并提出教育理想是“让孩子自由呼吸、自主成长”。
做局长，李希贵通过体制改革，把权利放给校长；又取消了校长的行政级别，用“职级制”对校长进行动态管理。
人生需要光明，阅读滋润心灵
土炕上，留着长须的爷爷，戴着老花镜，用苍老的嗓音，与幼年的李希贵一起吟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李希贵爱读书。2001年到潍坊就任教育局长，家还没搬，却先把四个书橱搬了过去。“应该说，我真正的学习生活是从读书开始的，我真正的教育人生也是从读书开始的。”李希贵说，是读书让他顿悟了教育。
最早培养了李希贵阅读兴趣的，是他那位从没上过学、靠自修能够读书读报的爷爷。在李希贵刚满3岁时，爷爷就开始教他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讲其中的典故人物。尽管受文化所限，有时爷爷也会讲错，如将“若梁灏”讲解成“有个叫若梁灏的人”，但他讲解时那种庄严真诚的样子，却永远铭刻在李希贵童年的心上。
李希贵还记得，有一次，自己不小心打翻了墨水瓶，《三字经》的书页上沾上了墨汁，一向和善的爷爷，眼神立刻变得从未有过的严厉。“现在想起来，老人对书的虔诚，其实是对文化的尊重和皈依。”李希贵说，“虽然爷爷从来没有用大道理讲文化的重要性，但他的行为向我传递了这样的信息：书，是世界上最宝贵的，它比金钱、粮食都重要。”
爷爷不经意间表达出的对阅读的浓厚兴趣、对书籍发自心灵深处的珍惜，润物无声地影响了一个幼稚的生命，播下了热爱读书、热爱文化的种子。
上了大学，除了教室，李希贵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图书馆。像多数文学爱好者一样，李希贵搜寻着所有可以找到的文学名著，急切地、贪婪地阅读着，恍若置身于另一个世界，时而忧郁，时而彷徨，时而沉思，时而昂扬……这种高度痴迷、全身心投入的大容量阅读，为他的精神世界储蓄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
工作后，李希贵爱读书的习惯，让他迅速成长起来。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让李希贵第一次明白了什么是教育，“教育其实很简单，一腔真爱，一份宽容，如此而已。”玛丽·凯《掌握人性的管理》，让李希贵懂得了管理的真谛，“每个人都渴望自己成为重要人物，管理的成功就在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自己重要。”
“阅读告诉我，教育本来挺简单，只是我们人为地把它搞复杂了。把孩子们当作活生生的人来看待，让校园充满民主、平等，让老师学生在校园里自由呼吸，教育就不会有多少问题。”李希贵说，自己对教育的改革，很多都源于阅读后的思索。
“失败了我负责”：
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教语文
从“地下图书馆”，到“每天10分钟”，再到“语文实验室计划”，李希贵的语文教改从“无意”走向“有意”。
1980年底，李希贵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山东省高密县第四中学，开始了教学生涯。那时，李希贵住在单身宿舍，床铺下塞满了书。逐渐地，一些被枯燥的学校生活煎熬着的学生便盯上了他的床底——因为高考，学校图书馆是不向学生开放的。于是，李希贵开始把一些书借给那些“盯床底的同学”。学生们互相转告，很快，李希贵的宿舍变得热闹起来……
结果，非常不幸的是，连续两次，教导处的老师在自习课上抓到学生读课外书，书上都有李希贵的名字。于是，校领导找来了，明确告诉他，这样下去，会影响高考。学生忙着去读一些与高考无关的“闲书”，考不上大学谁负责？“地下图书馆”只好暂停“营业”。
可这样一来，学生不答应了。而且，李希贵也开始感受到阅读给学生带来的语文水平的提高。怎么办？李希贵想了一个办法，把地下阅读转向公开，把阅读的剂量变得小一点，把阅读的内容编排得科学一些。这就是后来的“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在这项活动中，教师和学生共同搜集可供阅读的材料，归类整理，加上阅读提示，打印后，每天定时发到学生手里。因为每个材料占用的阅读思考时间大约在10分钟左右，所以就命名为“每天10分钟”课外阅读活动。
这项活动进行了好多年，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年后，一些学生还对李希贵说：“老师，你在‘每天10分钟’里说过，‘少年得志一大不幸’；老师，你还说过……”
李希贵笑笑：“不是我说的，是古人说的。”
“我们不管，反正我们只记住了那个‘每天10分钟’！”
“每天10分钟”活动，不仅给李希贵的教学带来了自信，也让同学们参与语文学习的积极性高涨起来。
为了保持学生的积极性，李希贵开始探索让学生参与到语文教学的全过程，从备课、讲课、疑难问题解答、命题考试、讲评，全由学生自己“演戏”。班里还成立了一些特别的学生组织，如“文言实词部”、“文言虚词部”、“文学常识部”、“古典戏剧部”等，每个部都由一部分同学组成。负责本部分知识的同学，不仅自己要认真钻研，而且还担负着解答同学疑难问题的任务。
知识点“承包”下去后，学生首先要认真自学并填写知识点表格；然后以学习小组为单位，处理自学中遇到的问题；接下来学生自己编选测试题目，进行自我测试，查漏补缺；最后由老师进行总结性的检查考试。这样，在李希贵的课堂上，学生人人参与，各负其责，整个教学过程环环相扣，教学效果自然可想而知。年底考试，李希贵那看上去有些乱糟糟的班，语文成绩却非常好！
“这些尝试告诉我，要解决语文教学中少、慢、费、差的问题，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要让学生大量阅读。让学生通过阅读，激发自己的思索和感悟，积累大量的语言材料。但在现实中，语文教学往往只是让学生读几册语文课本、无尽无休地做机械刻板的应试训练，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文化视野狭窄，语言积累贫乏，提高语文综合素养和能力只是一句空话。另一方面还要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体。说到底，语文是学生自己学会的，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老师的讲授。”李希贵说，“不能再用传统的方法教语文了，学生也不能再用过去的方法学习语文了。”
后来，任高密四中、一中校长时，李希贵遵循着这两个原则，进行了语文教改。在一中实施的“语文实验室计划”，最醒目的改变是课程安排：每周用两课时完成教材规定的学习任务，其余的四课时让学生到自修室去读书。在自修室里，配备了中学阶段必读、选读、参考三个层次的课内外书籍。在这里，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图书报刊进行阅读学习。自修室同时配备有投影仪、电视机、放像机、录音机等教学器材，由教师通过多种渠道向学生传达知识信息。
很明显，这是一项很冒风险的实验。
参与实验的语文老师们，一方面对改革心向往之，一方面又都有点惴惴不安。大家半是玩笑，半是郑重地与李希贵讨价还价：“校长，我们也感觉语文应当这样学，但最怕的是高考，如果高考失败了，谁来负责任？”
“失败了我负责！”李希贵说，他完全理解老师们的心情。但是，渴望成功首先要不怕失败。
如今，参与教改的首届学生已经毕业。昝涛，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的高密一中毕业生，回忆起自己的高中生活，曾深有感触地说——
高密一中的课程里，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语文实验室计划”。坦率地说，这种开放式的自由阅读和写作，除了全面提升了自己的语文综合素养之外，我感到最重要的收获是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和对自由的热爱。这种实践意义上的独立与自由，才真正能够影响人的一生。
在老师的心中，不应该有坏学生
因为偷手表的事，学生葛兰不得不离校，这给了李希贵很大的冲击：教育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再后来，当两个有“流氓”行为的男生出现时，李希贵又该怎样处理呢？
在李希贵的教育生涯中，有一件事让他一直忘不了。那是他刚参加工作不久，班上发生了一起失窃事件。当时，一位同学的外公从海外归来，带给她一款新颖别致的小坤表。一时间，这事成了全校的新闻——要知道，在80年代初期，手表可是珍贵的物品啊。谁知道，不过一个星期，手表不翼而飞了！
后来，大家发现与丢表女生同一宿舍的葛兰嫌疑很大。于是，李希贵把葛兰叫到宿舍，让她当着大家的面把箱子打开，“捉贼拿赃”。
让李希贵至今无法忘记的是，那天葛兰在现场的脸色，从黄到红，又从红到白，说不出任何理由，只是嗫嚅着，谁也不敢正视，到后来，趴到床上哭了……
过了一个多月，葛兰的表哥帮她拿行李回家。收拾铺盖的当儿，表哥长吁短叹地说，早知如此，他该把自己的手表送给她。从春节开始，葛兰就为买手表的事和父母闹别扭；但家里实在太穷，供她上学已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了。
葛兰再也没有回来过。后来，有学生说在集市上曾遇到过她，她做着卖胡椒面的生意，见了老同学头一低就过去了。
“从心里说，我希望的不是这样一个结果。我想教育出一个诚实的葛兰，但却没有成功，慢慢地我明白了，教育与警察不同，教育的成功绝不是抓出一个小偷，它还有比抓小偷更重要的事情，那就是用情感改变一个孩子的心灵。”李希贵说，教育生涯中的这次失败让他知道，不要轻易给学生做结论，更不要轻易挥动处罚的大棒。
后来，当李希贵遇到两个偷窥女厕所的男生时，他没有急于做出决定，而是先进行了调查。“直接对他们进行处罚，对学校来说很容易。但对于两个孩子来说，一旦被扣上‘流氓’的帽子，就将从此生活在一个被人鄙视的世界里，他们的一生都可能背着这个沉重的包袱，抬不起头来。”
调查后，李希贵发现，这两个孩子正处于青春期，他们的行为是青春期的心理躁动和对异性的过分好奇所致。而且，这两个学生迷上了格调低俗的言情小说，这更强化了他们的这种好奇和躁动。
李希贵心里有底了：不能盲目“上纲上线”，更不能因此歧视他们、抛弃他们。
李希贵悄悄地拟订了一个教育计划：1. 保密。除当初了解此事的几个人之外，对任何人——包括家长都绝不张扬，对学生本人不予揭穿。2. 充实他们的校园生活。有意识地安排他们参与班级、学校的一些有益活动。3. 与家长联系，把家里的言情小说换成他们既愿意看又有教育意义的名著，用名著的教育力量来升华他们的品格，净化他们的灵魂，提高人生品位。4. 安排优秀教师和品德高尚、兴趣高雅的学生分别与他们交朋友……
在健康的气氛中，在老师的关爱和同伴的友情里，这两个孩子开始慢慢融入到了班集体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变得开朗了，合群了，不知不觉过了危险的河流，不仅没了原先的坏习惯，而且学习成绩也有了大幅度提升。
现在，这两个学生都已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但他们仍然不知道当年这件事情背后的躺过程。
“不要用成年人的是非观念来判断学生，不要轻易使用道德的标尺去衡量学生。”李希贵说，“在教师的心中，不应该有坏学生，只可能有心理不健康的学生。因为，如果你讨厌你的学生，那么你的教育还没有开始，实质上就已经失败了。”
让老师的智慧在哪里集合，
要靠良好的机制引导
“校长不是公平秤”。在管理中，李希贵悟到了这个道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的“公平秤”呢？要激发大家的干劲，光依靠物质上的奖惩行吗？
1990年，李希贵当上了高密四中的校长。那是四中历史上最灰暗的一年。当年6个毕业班300多名学生参加高考，只有两名同学超过了本科录取线，超过专科线的学生也寥寥无几。
高考的失利给了大家当头一棒。学校里人心浮动，许多老师对学校管理表示不满，一些老师打算离开学校。
为了稳定人心，李希贵“新官上任三把火”，在老师们的“房子、炉子、妻子、孩子、票子”等一系列切身利益上大做文章。但是，仅靠物质奖惩激发起来的老师们的工作干劲很难长时间维持。于是，李希贵盯上了“四制改革”(校长负责制、教师聘任制、结构工资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这在当时还是新生事物。
不过，改革还没开始，就有人特地叮嘱李希贵：当校长的，“四制改革”只能搞三制，这教职工聘任可不能太认真，不说聘谁不聘谁，就是掂掂谁轻谁重，也不一定就你校长那杆秤准！
“让校长做决定，去衡量所有的教职工，肯定有不准确的地方。”李希贵心里很明白，要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就必须创建一杆“公平秤”，尽最大可能地避开个人情感的影响。后来，高密四中形成了“分层聘任，双向选择”的聘任机制。这个机制规定，在聘任过程中，校长只聘任学校的中层部门负责人，教职工由中层部门负责人选聘；尤其重要的是，中层部门与教职工的选择是双向的，任何一个教职工都可以面向全校所有中层部门的任何一个岗位填报志愿，而中层部门的负责人也有聘与不聘的自主权。在这样一个机制下，一个教职工被聘任到一个什么岗位，或者说是否被聘任，大都没有在公平不公平的问题上兜圈子。
“一个好的机制，就意味着好的导向。要想让老师们的智慧集合，要靠良好的机制。”在调到一中任校长后，李希贵对教师的聘任做了进一步改进，其核心是“建立在以学生为中心的价值观上”。
在高密一中，聘任制规定了10个不同的教师级别，即见习教师、三级教师、二级教师、一级教师，初级骨干教师、中级骨干教师、高级骨干教师，副主任教师、主任教师、特级教师。
每个职务都要履行相应的职责，像热爱学生、有较好的师德修养、担任一门课的全程教学任务等是教师的基本职责。在此基础上，每多完成几项更高要求的职责，即可高聘一级。重要职务的聘任有特殊规定，如应聘初级骨干以上职务，必须能够开设一门选修课，或指导一个兴趣小组；如应聘副主任以上职务，必须能主持一项教科研课题，并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分配制度与聘任职级相对应，职级不同，报酬不等。
“这个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教师的积极性导向了对学生的尊重和教师自身全面素质的提升上。”李希贵介绍说。在聘任方案的指标中，第一项就是学生信任票的多少。而其中的“权重衡量法”，则把老师们的积极性从争课堂时间变成了争课堂效益。
过去，老师们总想在课程表规定的时间之外，再占用一些学生的自主时间。在他们看来，抓到了时间，就有了质量保证。但“权重衡量法”规定，如果在课程表之外多占用学生的自主时间，那就要根据占用时间的多少，扣减老师的部分工作量，相应地，也就降低了你的工作量工资。因为，老师没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规定的教学任务，当然要扣减薪酬。
这样一来，在高中学校常见的老师争抢时间、学生加班加点的现象消失了。在一中，人人都努力研究教学方法，提高课堂教学效率。这个机制也让大家明白了一个基本道理：不占用学生的自主时间，是尊重学生的最基本要求。
教育理想：给学生自由呼吸的空间
升学率高的教育就是成功的教育吗？答案是否定的。但是，要在高中这样的地方不讲升学率，而讲“让学生全面发展、自主发展”的素质教育，是要冒一些风险的。
1995年，李希贵调任高密一中校长。当时，社会上正把高考升学率炒得如火如荼。大家都十分清楚让李希贵到一中的原因，期待的目光对李希贵来说无疑是一种压力。“怎么办？如果单纯去迎合人们的意愿，把学校办成一些人推崇的‘文明监狱’，仅仅把升学率抓上去，并不困难。但问题是，我的教育理想决定了我不愿意这样做。”李希贵说，“我要探索的是，在高中这样一个推行素质教育的‘雷区’里，究竟能不能既着眼于全面提高学生的素质，又不降低学生的升学成绩。究竟能不能让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自由地呼吸，自由地成长，全面地发展。”
这样的探索，可能会有风险，但探索的价值正在于此。
开学没几天，相继有三位家长来找李希贵。原来，他们的孩子自己组织了一个足球俱乐部，已经玩疯了，学校也没人管他们，家长们很是担心。李希贵问家长希望学校怎么管，三位家长开出了同一个药方：取缔这个俱乐部，让他们安心学习。不过，“取缔了俱乐部，他们就一定会安心学习吗？”“那到底该怎么办？”家长们焦虑起来。
后来，李希贵在市体育场找到了足球老师和这帮孩子。足球老师看见校长，显得有些窘迫。李希贵没有批评他，而是微笑着问他：为什么不让俱乐部的同学们在学校的操场上训练？为什么不可以把他们纳入校队？为什么不让他们在全市搞几个邀请赛？
这一连串的“为什么”，把足球老师问得激动起来。他什么也没说，扯破嗓子喊来了队员们，待同学们弄清是怎么回事后，一个个都跳了起来，那样子像是得了世界杯冠军。
且慢！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李希贵又向他们传递了家长和老师们的担忧。同学们一个个面面相觑。李希贵告诉他们，今天不要你们的答案，一个星期的时限，给我一个两全其美的回答。
没用一周，第二天，几个队员就交了“约法三章”。
第一条练球要在课外时间进行，不能耽误学校的正常活动；
第二条俱乐部队员必须严格遵守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如有违犯，将视轻重给予停练甚至开除俱乐部的处罚；
第三条每位队员都要正确处理训练与文化课学习的关系，学习成绩如有下降，必须停赛补课，直至成绩赶到应有水平方能继续参加训练。
内容不多，却条条管用，既实在，又容易操作。
家长们不找了，班主任也放心了。这期间有的队员学习成绩下降了，但严格按规定停止训练，而且，学习也奇迹般地赶上去了。
一些老师开始有点佩服李希贵的胆识了，他们也开始相信学生确实有了不起的潜能。
接下来的一件事，也就是郝铁军的转化，让大家更加震动。郝铁军是以260分的成绩进入高密一中的。虽然不够学校的录取线，但他写得一手好字，在书法老师的极力推荐下，被破例录取了。不曾想，第二周，校园里就找不到郝铁军的影子了。原来，他躲到一个书法训练班里写字去了。开学十几天，把他捆在教室里，除了作业就是考试，一天不写字就手痒得不行的他，怎么能受得了这种约束！
有人提出不要他了，因为，十几天的学习生活都不能忍受，他又怎么能熬过漫长的三年高中生活呢？退学，让他去干他喜欢的事吧。
但李希贵思索着：“一个喜欢写字的孩子，为什么偏偏不喜欢学校，是孩子出了问题，还是我们的学校出了问题？”
当时，学校的报告厅正在维修，大牌子需要请人题字。李希贵想，人选有了，就是这个郝铁军。报告厅的大牌子挂上去了，草书中带着一点王羲之的风韵，谁见了都要问一问作者，以为这个郝铁军是某位著名书法家。这一招还真见效，郝铁军不逃学了。
接着，李希贵又让他牵头，组建了一个书法协会，把全校的书法爱好者组织起来，会长是郝铁军。慢慢地，郝铁军就把目标锁定在了中央美院。但同时他也了解到，中央美院的文化课成绩要求并不低。他开始找老师，在数理化的学习上发奋图强。
内在的动力决定着人成长的速度。郝铁军就这样开始了他自强不息的奋进旅程，并用他的变化感动着周围的老师和同学。三年以后，他果真考入了中央美院。这个时候，人们反而不再惊讶了。
看来，素质教育和考试成绩并不是水火不容的一对矛盾。当一个孩子的素质真正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提升以后，考一个好的高考成绩应当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时，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许多老师的胆量也开始大了起来。
七色光摄影协会在政治老师的带领下成立了，他们利用假日到青岛采风，回到学校后展出的作品令人叹服。演讲团更是出人意料地由体育老师领衔。这之前，谁都不会相信，这位跳远高手竟还有这一下子。而且，他们还别出心裁地搞了一个“天天开放辩论厅”，一个论题可以整整辩论一个星期。记者团更是把阵地拓展到了市人代会，那气质、那神态、那老练劲，连人大代表也搞不清楚真假。
再以后，李希贵又在一中开展了“学生十大自我锻造工程”，把凡是学生自己能组织的活动，全部交给学生自己组织；建设了“学生技能测试站”，改变传统的学生评价方式，尽量给所有学生的特长提供一个能得到公正评价的平台……
“教学大纲、教科书规定了应给予学生的各种知识，但是没有规定应给予学生的最重要的一样东西，这就是：幸福。我们的教育信念应该是：培养真正的人！让每一个从自己手里培养出来的人都能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苏霍姆林斯基的话，也是让李希贵至今感到震撼的话，他说，在高密一中推行的素质教育，正是基于这样的教育理念。
中考改革，突破素质教育的瓶颈
推动一所学校的素质教育难，推动一个区域的素质教育更难。瓶颈在哪里？该如何突破呢？李希贵思索着。
1997年12月，李希贵走马上任高密市(县)教委主任，决定在整个高密推动素质教育。
当时，李希贵选了基础比较好的河崖镇作为改革试点单位，通过压缩必修课课时，首先把周六上午变为选修课时间，开发学校课程，尊重学生选择，让孩子们生动活泼地发展。
河崖的试点是成功的。1998年，高密基础教育综合改革现场会议在河崖召开。会上，校长们参观了部分学校。这些学校从自身条件出发，开发了大量学生喜闻乐见的选修课程，校园开始变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会上，大家啧啧称赞；会后，却按兵不动。问题在哪里？
当时，中考改革已经开始，高密一中从1996年起就已经把学生的综合素质纳入录取指标。选修课的开设肯定对学生的全面发展，特别是综合素质的提高有帮助，这样的事为什么还是推不动？
李希贵到乡镇的一所初中调查，校长吞吞吐吐地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学校，能考上高密一中的学生没有几个，大部分孩子还得瞄着其他高中。再说，能够考上高密一中的学生，没有综合素质也照样上高中！”
“看来，中考改革必须全面推开。”李希贵说，高中的录取标准是初中、小学的指挥棒，只有中考改革全面推开了，初中、小学的素质教育才不会“穿新鞋、走老路”。
1998年，在高密市教委第9次常务会议上，李希贵提出了“发挥高中龙头作用，以中考改革为突破口，带动初中小学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思路。
同年10月，在全市的高中教育教学改革座谈会上，高密一中的经验引起了高中校长们的浓厚兴趣。“语文实验室计划”、“十大自我锻造工程”、“优秀学生自修制度”，学生自主选择、主动发展的育人模式令校长们耳目一新。而且，这些经验已经从理论层面进入了操作层面，实践性很强。会上，校长们基本取得了共识，从学科认知规律和学生学习规律入手，培养学生全面素质的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1999年4月，高密召开初中教育改革工作会议，中考改革方案正式确定：“分数之外，学生综合素质也将被纳入录取的标准中。”
4月方案公布，7月中考录取，各高中学校惊异地发现，孩子们的创造性大得惊人。古城初级中学的郭大帅，设计了“气象地面低空卫星结构设计图”及理论飞行路线论证报告，被高密一中顺利录取。柏城镇柏城中学的初二学生邱鹏等几名同学，对高密的洪涝灾害进行了调研，完成了一篇《母亲河在哭泣》的报告，还附上了河堤的改造建设剖面示意图和防护林带植被规划设计图，连指导老师都看得有点眼花缭乱。
高密“高中带动，区域推进，三段联动”的经验得到了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肯定。2000年6月，国家总督学柳斌考察高密教育。在听取了情况汇报，实地考察了高密一中、城南中学、康成中学后，他发表了激情洋溢的谈话：
“高中面临升学的压力……普通高中的素质教育长期被比喻为‘雷区’，很多人不敢涉足。但在高密，特别是在高密一中，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很了不起，这种精神很值得称赞。我在其他地方看到和听到的是高中校长顾虑重重，认为高考不改革，高中推行素质教育不可行。高密一中特别是李希贵同志的成功实践，证明高中推行素质教育是完全可行的，关键是提高认识和转变观念。智者先知，勇者先达，李希贵同志的汇报讲了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很有启发意义，我完全赞成。”
体制改革：改到深处是制度
学校不是政府附属的行政机构，而是提供教育服务的教学机构。学校是教育服务的提供者，政府是教育服务的构建者和监管者——李希贵对政校关系的重新梳理，是目前教育改革的重点、热点，更是难点。
2001年，李希贵被任命为潍坊市教育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他的工作重心，开始转移到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上。
“过去，教育行政部门强调对学校进行大一统的管理，从课程的安排，到对学校的评价都是千人一面。这种做法，让学校失去了自主发展的权利，学生失去了个性发展的空间。”李希贵说，新课程实施后，强调要“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学校在教育教学方面彰显特色的意愿也更加强烈，因此，重建政校关系势在必行。
从2001年到2004年，短短4年间，潍坊教育局出台了三十多条改革措施。
改革伊始，李希贵逐步向校长放权，先后把学校部门的设置权、中层干部的任免权、副校长的提名权、财务权，甚至高中的招生权都还给了学校。
他把这项工作形容为“让权力归队”。“权力归队后，它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不然的话，事与权分离，势必造成效率低下。”
但是，在放权的同时，李希贵发现，有的校长对“放权”并不热心。有的学校明确表示，不要权力，既不要中层干部的任免权，更不要副校长的提名权。校长们很聪明，要了多大的权力，就有多大的责任，还是按部就班风险小。有一所学校竟拿出了两套人事改革方案：一个用来应付教育局的检查，而学校实际操作的是另外一套。原来有的校长并不需要改革！
“过去，一些校长是有行政级别的。一旦成为‘处级校长’、‘科级校长’后，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孬干好一个样，你有什么理由让他冒险改革？”李希贵把这个烦恼向潍坊市委组织部长做了汇报。
这位对干部管理有着独到见解的组织部长对李希贵说：“大胆地想，怎么有利于调动校长的积极性、创造性，就怎么做，不要有任何框子！”
2004年9月，《关于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度的实施意见》正式形成。这个意见规定，取消中小学校的行政级别，全部由教育行政部门归口管理；实行校长职级管理，按照校长的工作业绩，每两年评定一次；将校长级别评定为六级，并以此确定校长的工资待遇。校长4年一个任期，同一个校长在同一所学校不得超过两个任期。
2004年10月，校长职级管理的试点在68所高中学校进行，潍坊下属的诸城、寿光两市的初中、小学校长职级管理试点也同步进行。2005年，这项工作在潍坊市全面铺开。
925名校长的“官帽子”被摘下来了！“实行校长职级制后，学校与教育行政部门脱离了行政依附关系，学校才能真正建成学习型组织。”
为了保证校长职级制的顺利展开，潍坊制定了“三公开”的原则，即政策规定、程序方法、聘任结果都主动向社会公开，接受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同时，改革方案出台前，都会到校长、教师中间进行调研、征求意见，并根据他们的意见修改方案。这种改革方式，保证了每项改革决策都有相对广泛的群众基础，实施阻力最小，落实的可能性最大。
“多年从事管理工作，我有一个秘诀：没有统一思想的事，宁愿放下来不做。”李希贵认为，“一线的教育工作者也是改革的力量，而不是被动的参与者。我们进行改革，不是要剥夺什么，而是要让参与者得到发展的利益。改革只有为大家所认可，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
同时，在评定校长职级时，强调校长的能力、水平、贡献和工作实绩，弱化甚至不再受学校级别、规模类型和性质的限制。这样，不仅使级别评定更加科学合理，而且对老校长形成了一种鞭策，对青年校长形成了一种激励。
“有动力，更有压力。”这是潍坊的校长们在实行职级制后的普遍感受。过去通过当校长来捞取政治资本的做法行不通了；现在，职级制留下的是真正想做教育的校长，是“做事”的校长，而不是“做官”的校长。
在向校长放权的同时，李希贵对教育局也进行了重新定位：“教育系统的权力，大致有三个部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计划经济下，教育行政部门把三种权力都紧紧抓在手里，连学校上几节课都要规定下来。现在，潍坊教育局的放权，其实就是把执行的权力下放给学校和校长。教育局只抓决策权和监督权。”
像高中的招生改革，潍坊市教育局会对录取标准拟一个纲要，这就是做决策。至于具体怎么执行，就由各个高中根据实际来操作。而在监督方面，潍坊教育局主要采用了事前审查、事后督察的方法。
在潍坊，副校长由校长提名后，提名人选首先要报教育局进行资格审查。然后，教育局到学校，让全体教职工对提名人选进行民主评议。提名人选要获得80%以上的同意票，校长才能聘任，否则，校长就要重新提名人选。
另外，像校长的财务权，虽然花钱不再需要教育局的审批，但是，教育局审计科每年两次到学校进行财务审计，雷打不动。此外，潍坊市还在一些学校进行了“办学效益评估”试点工作——这个评估方案，不仅能看出学校资金的流向，而且可以看出资金的使用效益，从而衡量校长的管理水平。
“这些措施，其实是在纠正过去教育行政部门‘越位’和‘缺位’的问题。”李希贵说，刚到潍坊的时候，市委主要领导向他郑重地提出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强市？怎么把潍坊打造成教育强市？
这几年，李希贵一直在思考着：“我想，打造潍坊教育强市的着眼点，就是在人，在人的潜能的最大化上。因此，要教育强市，就要构建起能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机制，最大限度地解放人的思想，最大限度地挖掘人的潜能，最大限度激活人的智慧。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必须靠改革！”
李希贵说，下一步，潍坊还将探索取消直属事业单位对学校的行政管理职能、对中小学教师职务进行“评聘合一”等各项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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