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b2b排行榜:疯狂追逐GDP得到了什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05:27:57
疯狂追逐GDP得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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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首先，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成“停滞时期”，是个最大的“冤假错案”。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这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1962至1980年期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达4.3％，大大高于1981至2001年的1.8％。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人间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一面天天大讲实事求是，一面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全国人民群众都说成“大锅饭”养出的“懒汉”，而且一讲就是30多年，哪个“冤假错案”能比它大？
其次，否定前30年经济建设对后30年的基础性作用，是缺少“道德血液”的表现。例如，后30年农业的发展，就和前30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仅人民公社时期就建起了七万多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使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年均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进口和建成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杂交稻试种成功和推广[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不吃窝窝头而吃大米、饅头]；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算作改革成果]大办起来；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等等，有很大的关系。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语言全盘否定前30年的经济建设，“道德血液”有多少？
再次，把GDP随意抬高，是在制造泡沫繁荣。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境内[包括外资]一定时期在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前30年是只统计工农业总产值的，有些产业是那时没有或基本不计算在内的。例如，变相的色情业那时便没有，现在算作第三产业，每年便会使GDP增加6000多亿元。房地产业去年的产值是2.96万亿多元，而那时是福利房，产值即使算也是算得很低的，等等。再说，现在的GDP都存在着大量的虚假成分，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省里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还有，前30年的产值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而今天的GDP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产品和利润都归人家所有。
改革前的1978年，货币供应量为859.45亿元，当年的GDP为3645.2亿元，1元货币创造的GDP达到4.24元。2009年1元货币创造的GDP只有0.55元。这说明改革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水分而且效益好。前几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亿元。以物价30多年来上涨10倍计算，1132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多亿元，增长不到一倍，这说明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水分大而且相当低。
假冒伪劣商品的充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就拿豆腐渣工程来说，人所共知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际上的60％。至于多处在建桥梁、楼房的垮塌，更是古今中外的奇闻。香港《南华早报》2011年3月21日的社论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产品安全丑闻，从毒奶粉到致癌食用油，再到假酒假鸡蛋等，不胜枚举。最近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不信任内地的食品和商品。”
经济建设上的长期浮夸，自然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诚信危机”的发生所表明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群众与干部之间信任度之低，更令人震惊。
[二]浪费巨大的发展
论人均资源，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贫乏国家，可是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则是日本的9倍。相反，中国的行政成本却“高居世界第一”。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当时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三项加起来占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之低，世界罕见。例如，八十年代对电视机的投资，基本上是每个省市区一家生产厂，有的甚至更多，它们的大多数品牌恐怕现在的人都非常陌生了，可见这些投资几乎都已无影无踪。
“形象工程”多得惊人。《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3日对1600多位网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多达97.5％的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城市里存在“形象工程”。
乱办开发区造成巨大损失。据囯土资源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866个，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费了不少宝贵资源。
不良贷款吞噬大量资金。到2000年底，按国际通行的五类法口径，不良资产达3.5万亿元。已经剥离了1.4万亿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万亿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我国住房大量空置，现已达到6540万套,可住2亿人，以每套百万元计算,它们至少创造了65万亿的GDP。由于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远远超过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表明大量住房成了无人使用的废物。
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则导致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以应有的程度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例如改善民生。
[三]有明显病态的发展。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大声疾呼：“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严重障碍”；“家园毁了，健康没了，发展何益？” [《参考消息》，2011年3月2日]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中小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GDP的9％以上。如果扣除这些，GDP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人民群众身上。新浪网《调查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意10年来医疗体制变化》一文提供了如下数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绩效排序中，中国被排到了第144位。而在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排序中，更是被排到了倒数第4位。用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联合国的报告去年在169个国家中把中国排名第89位，这显然和GDP的排名第2位太不相称。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在2007年两会期间说，由于个人年收入不到2万元的人在工薪阶层中占80%，北京市达到平均工资的也只有39.3%，要想买套房子，那些能拿到平均工资的人不吃不喝也得近50年。至于那些拿不到平均工资的60.7%的人，更是只能望房兴叹。所以在两极分化下，穷人受的损害更为惨重。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个题目是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2010年达到38%。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多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减免农业税实际上不过减少200多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每年补贴外国消费者成千成万亿元根本无法相比。现在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但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
分配不公、下岗失业、治安恶化等等，使众多平民百姓的日子充满血泪。1988至2007年，人群中在收入上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于此同时媒体报道过去10年间优惠的中国产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约6000亿美元，真是令人不解。
http://news.hexun.com/2011-01-21/126930778.html
上海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刘胜军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至0.49，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的0.24至0.36。低人均收入和高基尼系数的组合是危险的，这可能引发社会骚动。”[《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是现在的3倍以上。“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中国社科院《兰皮书》所载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2006年降至40.6％，而资本利润率则升至30.6％。这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未就业大学生就更困难了。在治安恶化中，受欺压、伤害最大的更是弱势群体。更不用说两千多万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
黑市经济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市场经济，而是连起码的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至10倍的暴利，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大发横财。
[四] 严重畸型的发展
在“唯GDP论”指导下的发展，是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而不惜以削弱甚至改变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性质为代价的发展，因此它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畸型。
这种畸型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治安队伍[包括警察、保安、武警等]不断大幅扩张，人数已达军人的两倍以上，维稳费也远远超过军费[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但冶安却不断恶化。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万左右。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上访人员、拆迁户，当作了专政的主要对象，进行残酷打击。更严重的问题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发生扭曲甚至质变。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演变成“补课式改革”即资本主义“改革”的根本标志；外资“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 2008年3月28日]，则是把经济主权国家改变成经济附庸即新型殖民地的标志。
文化建设被削弱甚至被改变性质，突出表现在《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河殤》这种宣传全盘西化的东西都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汉奸卖国贼包括李鸿章、汪精卫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翻案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丑化和否定的。主张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说成思想解放，反对私有化被说成反对改革，充分说明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换掉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魂。这是一种內伤，它严重毒害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
最近出现的丧心病狂的大学生药家鑫和为之辩护的公安部专家李玫瑾实例更说明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军队建设被削弱和干扰破坏，突出表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大量国防和科技项目被陆续下马，以及在国防科技部门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极大地影响了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至于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的全民经商狂潮中军队也被卷进去所遭受的损害，更是大得难以估量。
[五]不可持续的发展
多种矿产资源将在近期耗尽。据有关资料，由于不掌握定价权，我国的稀土出口曾经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而国际市场价格竟是1000美元。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在过去几十年里承担了供应世界大部分稀土的角色，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天然环境与消耗自身资源的代价。专家预测，按现有的生产速度，我国的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到20年。我们每年消耗煤炭30亿吨以上，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0%，这使煤炭资源快速减少，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有些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13亿人的可饮用水已岌岌可危。
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去年一位海军将领说：“不能把国家的领土领海越守越少”。不少同志深深忧虑这类问题：我们国家在近30多年以来，国土海域是大了还是小了？13亿中华民族子孙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多大的挤压？钓鱼岛多少海域说有实无，实际操控在谁的手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最近指出，一些城市以追求GDP为核心，急功近利、强行拆迁，造成城市人居环境恶化，它们最终会面临困境。
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据北方交通大学在2009年12月发布的外资控制报告，近10年来，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处在近70%的水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一些专家认为，“前些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范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页〉。原飞机局局长胡溪涛曾说过：“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参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
[六]充满血腥味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大量财富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剥削了去。这主要有四个途径：
一是通过投资办企业进行剥削。这类企业已达70多万家，正在吮吸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根据国家统计公报，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国家工商总局的通报说，外资在中国的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他们剥削去了1万3千多亿美元[约合9万多亿人民币]的我国劳动人民血汗钱，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约7千元。
二是通过贱买中国商品和使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进行剥削。29年间（1980－2008），中国总共拿价值32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只换来7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由于这些债券实际上已无法收回，所以等于我们被剥夺去了25万亿美元[约合160多万亿人民币]，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12万多元。贱卖国有资产损失也很大，张宏良教授说，仅十多家银行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多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三是通过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巨额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的方式，把财富转移到西方国家。
四是通过操控中国官员、吸引富豪投资换绿卡等手段巧取豪夺。据统计，中国商业领域受贿金额65%来自外企，这使不少官员积极为其效劳。例如通过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便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再如，“国务院下属的央行外管局，竟然邀请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寄生虫，出任2.3万亿美元的国家首席投资官，即让美国人管理属于中国人民的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马门列夫，2010年3月19日]。美国国内安全部统计报告显示，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万零271人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此外，还有4000多贪官出逃海外，人均携赃款1亿多元。
这样，中美两国30多年来在经济关系上就逐步形成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中国财政补贴既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又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自然会使美国的物价大幅降低。2005年《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被列为第二位。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就包含64元的税收，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近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人民币20万亿元左右，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被剥削的血汗钱自然更多。一方面，由于没有与员工直接签订合同，许多用人单位都借此规避《劳动合同法》，随意克扣劳务派遣工正常工资与福利待遇，甚至随时“裁员”和“甩包袱”；另一方面，劳务派遣工对企业的贡献被完全抹杀。全国总工会曾揭底6000万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也是世界之最。
安全事故给工人造成的大量死伤，触目惊心。在珠江三角洲，工人因公断手断肢者，多得令人简直不敢相信。我国原煤产量是世界产量的35％，却占了世界煤矿工人死亡人数的80％。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90％都发生在中国，可见，中外的黑心老板都是吸血鬼，为了榨取更多血汗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
[七] 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发展
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上。
在经济领域，不仅表现在现在已达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起着支援帝国主义增强实力、欺负别国[当然包括派航母到黄海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现在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而且由于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进一步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和运用金融手段掠夺中国财富敞开大门。由于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几乎都集中到了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实际上是由银行决定的，因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自然特别危险。“美国向中国大量出口大豆，并通过控制大豆产量，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先拉高大豆价格后狂抛。所以说，国内消费的食用油价格，大部分是由华尔街控制的。我们的猪肉和蔬菜价格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郎咸平，2011年3月2日]中国经济被控制到这种程度，可见殖民地化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前的模式，要转型，但不应该仅仅是经济转型，更应该把为少数人服务、为权贵老板服务重新转型到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上才是真正解决一切弊端的根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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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把新中国的前30年说成“停滞时期”，是个最大的“冤假错案”。根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摘要2007》等资料，这个时期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7.4%。1976年时的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两弹一星核潜艇”、南京长江大桥、合成胰岛素、杂交水稻等等就是这样。1962至1980年期间粮食产量年均增长率达4.3％，大大高于1981至2001年的1.8％。这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看来都是人间奇迹。连美国著名学者莫里斯都说：“从1950到1977年，工业产量以年均13.3％的速度增长，这比现代世界历史上任何国家在迅速工业化的任何可比期间取得的工业增长步伐都快。”[《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第483页]一面天天大讲实事求是，一面睁着眼睛说瞎话，把全国人民群众都说成“大锅饭”养出的“懒汉”，而且一讲就是30多年，哪个“冤假错案”能比它大？
其次，否定前30年经济建设对后30年的基础性作用，是缺少“道德血液”的表现。例如，后30年农业的发展，就和前30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仅人民公社时期就建起了七万多座大小水库以及相应的灌溉渠网络，使灌溉面积在1980年以前以年均1700万亩(3.5%)的速度增加，到1980年达到7.33亿亩；进口和建成多套大化肥生产设备[年产尿素1593万吨，可增产粮食1500亿斤左右]；袁隆平杂交稻试种成功和推广[也起码增产1000亿斤以上，仅这两项便可基本保证我们不吃窝窝头而吃大米、饅头]；大批社队企业[后来被改称“乡镇企业”，算作改革成果]大办起来；农业机械化程度已相当高等等，有很大的关系。用“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种语言全盘否定前30年的经济建设，“道德血液”有多少？
再次，把GDP随意抬高，是在制造泡沫繁荣。GDP即国内生产总值，是指一个国家境内[包括外资]一定时期在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前30年是只统计工农业总产值的，有些产业是那时没有或基本不计算在内的。例如，变相的色情业那时便没有，现在算作第三产业，每年便会使GDP增加6000多亿元。房地产业去年的产值是2.96万亿多元，而那时是福利房，产值即使算也是算得很低的，等等。再说，现在的GDP都存在着大量的虚假成分，如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郭德水公开讲，省里上报的GDP数字，平均有40％的水分。还有，前30年的产值都是中国人民自己创造的，而今天的GDP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外资企业创造的，产品和利润都归人家所有。
改革前的1978年，货币供应量为859.45亿元，当年的GDP为3645.2亿元，1元货币创造的GDP达到4.24元。2009年1元货币创造的GDP只有0.55元。这说明改革前经济增长不仅没有水分而且效益好。前几年的财政收入是2万亿元左右，而1978年是1132亿元。以物价30多年来上涨10倍计算，1132亿元相当于现在的1万多亿元，增长不到一倍，这说明后30年的经济增长率不仅水分大而且相当低。
假冒伪劣商品的充斥，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时期。就拿豆腐渣工程来说，人所共知中国建筑的平均寿命是“50年罕见，30年普遍”，不及国际上的60％。至于多处在建桥梁、楼房的垮塌，更是古今中外的奇闻。香港《南华早报》2011年3月21日的社论指出：“中国已经发生了太多的产品安全丑闻，从毒奶粉到致癌食用油，再到假酒假鸡蛋等，不胜枚举。最近的调查显示，70%的受访者不信任内地的食品和商品。”
经济建设上的长期浮夸，自然会对社会发展带来消极影响。“诚信危机”的发生所表明的人与人、单位与单位、群众与干部之间信任度之低，更令人震惊。
[二]浪费巨大的发展
论人均资源，中国在世界上属于贫乏国家，可是所造成的能源浪费则是日本的9倍。相反，中国的行政成本却“高居世界第一”。1978至2003年我国行政管理费用增长87倍，占总支出的比重由4.1％上升至19.03％，据《检察风云》2006年第19期报道，当时干部公费出国消耗财政费用3000亿元，2004年公车财政支出4085亿元，公款吃喝3000亿至3500亿元，三项加起来占财政总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中国每年由于赌博而流到境外的赌资达6000多亿元”〈《北京晚报》2008年6月9日〉。
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效益之低，世界罕见。例如，八十年代对电视机的投资，基本上是每个省市区一家生产厂，有的甚至更多，它们的大多数品牌恐怕现在的人都非常陌生了，可见这些投资几乎都已无影无踪。
“形象工程”多得惊人。《中国青年报》2011年3月23日对1600多位网民进行的调查显示，有多达97.5％的人表示自己所在的城市里存在“形象工程”。
乱办开发区造成巨大损失。据囯土资源部统计，截止2004年底，清理出各类开发区6866个，为世界之最。70％以上空置多年不得不砍掉，浪费了不少宝贵资源。
不良贷款吞噬大量资金。到2000年底，按国际通行的五类法口径，不良资产达3.5万亿元。已经剥离了1.4万亿元，不到5年又生出了3.5万亿元，这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
我国住房大量空置，现已达到6540万套,可住2亿人，以每套百万元计算,它们至少创造了65万亿的GDP。由于住房价格上涨速度远远超过老百姓的收入增长速度，表明大量住房成了无人使用的废物。
过度使用财政杠杆，则导致很多毫无理性的所谓“基础设施”建设，不仅造成了巨大的浪费，也使得财政支持不能以应有的程度导向真正需要的领域，例如改善民生。
[三]有明显病态的发展。
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大声疾呼：“资源的衰减、退化、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和严重障碍”；“家园毁了，健康没了，发展何益？” [《参考消息》，2011年3月2日]世行《世界发展指标2006》列出的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前20个城市，中国占13个。中国有超过70％的河流、湖泊、海岸受到污染，90％的中小城市地下水受到污染。由于中国已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因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已占GDP的9％以上。如果扣除这些，GDP实际上是非常低的。
新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人民群众身上。新浪网《调查显示九成公众不满意10年来医疗体制变化》一文提供了如下数据：“卫生部2003年组织开展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群众有病时，48.9%的人应就诊而不去就诊，29.6%的人应住院而不住院。”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在对191个成员国进行绩效排序中，中国被排到了第144位。而在卫生资源分配不公的排序中，更是被排到了倒数第4位。用以“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和生活质量”三项基础变量组成的综合指标即人类发展指数来衡量，联合国的报告去年在169个国家中把中国排名第89位，这显然和GDP的排名第2位太不相称。中国的民生支出占GDP的比例居世界倒数第一。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参事任玉玲在2007年两会期间说，由于个人年收入不到2万元的人在工薪阶层中占80%，北京市达到平均工资的也只有39.3%，要想买套房子，那些能拿到平均工资的人不吃不喝也得近50年。至于那些拿不到平均工资的60.7%的人，更是只能望房兴叹。所以在两极分化下，穷人受的损害更为惨重。央视每年进行“经济生活大调查”，有个题目是对目前生活的感觉：很幸福、比较幸福、一般、很不幸福。其中选择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比率在不断上升，2007年18%，2008年24%，2009年是25%。2010年达到38%。调查显示不幸福的原因主要是对收入和住房不满意。
“三农”问题积重难返。由于绝大多数农民30多年来一直处于生产规模极小而且效益很低的单干状态；不少基层党组织涣散、瘫痪；市场竞争使农业处于最不利的地位；减免农业税实际上不过减少200多亿元人民币，与出口退税每年补贴外国消费者成千成万亿元根本无法相比。现在大部分农民都进城打工，但却无法成为城市居民。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由1978年的13.4％下降到2003年的7.2％。农村和城市的贫富差距由1978年的2.7倍扩大到2003年的7.4倍。
分配不公、下岗失业、治安恶化等等，使众多平民百姓的日子充满血泪。1988至2007年，人群中在收入上最高的10%和最低的10%之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我国2000元以下收入者占90%。可见，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相当低。“最低年收入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5%，全球排名159位，最低工资甚至低于32个非洲国家”。
于此同时媒体报道过去10年间优惠的中国产品每年为美国消费者节约了约6000亿美元，真是令人不解。
http://news.hexun.com/2011-01-21/126930778.html
上海中欧国际金融研究院的刘胜军表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升至0.49，远远高于欧洲和日本的0.24至0.36。低人均收入和高基尼系数的组合是危险的，这可能引发社会骚动。”[《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第23页]广大农民工的工资20多年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上是下降的。所以，工人应得工资至少应是现在的3倍以上。“在国退民进当中，有数以十万亿元计的国有资产流失”[毛继东，2005年4月8日]。就是说，全国每个老百姓一万元左右的血汗钱，流进了极少数人的腰包。中国社科院《兰皮书》所载地方国内生产总值构成中，劳动者报酬2006年降至40.6％，而资本利润率则升至30.6％。这几乎超过了所有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连美国《纽约时报》都说：“中国大陆的贫富不均状况，已接近1949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水平。”工人、农民的社会地位降到了建国以来的最低点，他们由原来的“老大、老二”，变为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报告说，包括下岗工人在内，他们现在处于“十个阶层”的第八、九、十位。未就业大学生就更困难了。在治安恶化中，受欺压、伤害最大的更是弱势群体。更不用说两千多万人沦为娼妓，童工“如白菜一般在东莞买卖”，在山西等地成为窑奴等等。
黑市经济非常猖獗。一些“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市场经济”既不是凯恩斯的两只手市场经济，也不是斯密的一只手市场经济，而是连起码的市场规则也不讲的黑市经济。比如中国的银行把原始股贱卖給外国资本，使外资短期内获取5至10倍的暴利，这样的原始股中国的老百姓根本买不到，这能叫公平的市场交易吗？在国企改制、招商引资、医疗教育改革、股票证券、公路收费、公共资源开发（房地产、矿产）等等之中，也存在大量充斥权钱交易的黑市经济。在黑市理论的指导下，一些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走上了“自主牟利”的“改革”之路，大发横财。
[四] 严重畸型的发展
在“唯GDP论”指导下的发展，是为了把经济指标搞上去而不惜以削弱甚至改变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党的建设、军队建设性质为代价的发展，因此它必然造成社会的严重畸型。
这种畸型发展在政治建设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治安队伍[包括警察、保安、武警等]不断大幅扩张，人数已达军人的两倍以上，维稳费也远远超过军费[2010年5月27日出版的《社会科学报》：2009年度全国维稳经费达到5140亿元，超过了当年的国防预算4806.86亿元人民币]，但冶安却不断恶化。
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说：“1979到2003年，每万人刑事案件由5.5件增加至34.1件，增加了6倍”[《中国的危机》第5页]。群体事件前些年也增至一年8万左右。人民群众尤其是下岗失业者、上访人员、拆迁户，当作了专政的主要对象，进行残酷打击。更严重的问题是，使党的政治路线发生扭曲甚至质变。用私有制取代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是把社会主义改革演变成“补课式改革”即资本主义“改革”的根本标志；外资“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学文 2008年3月28日]，则是把经济主权国家改变成经济附庸即新型殖民地的标志。
文化建设被削弱甚至被改变性质，突出表现在《色?戒》这种宣传卖国主义的影片、《河殤》这种宣传全盘西化的东西都受到主流媒体的热捧；汉奸卖国贼包括李鸿章、汪精卫等，几乎没有一个不被翻案的；我们的民族英雄，几乎没有一个不被丑化和否定的。主张改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被说成思想解放，反对私有化被说成反对改革，充分说明是非颠倒、思想混乱到了何种程度；用实用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换掉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魂。这是一种內伤，它严重毒害了不少人特别是年轻人。
最近出现的丧心病狂的大学生药家鑫和为之辩护的公安部专家李玫瑾实例更说明了这方面问题的严重性。
军队建设被削弱和干扰破坏，突出表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之后大量国防和科技项目被陆续下马，以及在国防科技部门推行市场化、自负盈亏、军转民等，极大地影响了我军武器装备水平的提高。至于在“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等开张”的全民经商狂潮中军队也被卷进去所遭受的损害，更是大得难以估量。
[五]不可持续的发展
多种矿产资源将在近期耗尽。据有关资料，由于不掌握定价权，我国的稀土出口曾经便宜到每公斤价格仅18元，而国际市场价格竟是1000美元。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拥有稀土的国家，却在过去几十年里承担了供应世界大部分稀土的角色，结果付出了破坏自身天然环境与消耗自身资源的代价。专家预测，按现有的生产速度，我国的稀土储备仅能维持15到20年。我们每年消耗煤炭30亿吨以上，占世界消耗总量的40%，这使煤炭资源快速减少，使用年限不超过30年。有些地方已经将水打到1000米以下，再加上陆地水系遭到严重污染，13亿人的可饮用水已岌岌可危。
我们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去年一位海军将领说：“不能把国家的领土领海越守越少”。不少同志深深忧虑这类问题：我们国家在近30多年以来，国土海域是大了还是小了？13亿中华民族子孙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多大的挤压？钓鱼岛多少海域说有实无，实际操控在谁的手里？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最近指出，一些城市以追求GDP为核心，急功近利、强行拆迁，造成城市人居环境恶化，它们最终会面临困境。
自主创新能力被大大削弱。据北方交通大学在2009年12月发布的外资控制报告，近10年来，对中国经济转型意义重大的高新技术产业，总体外资控制度近几年处在近70%的水平。中国科技实力世界排名已从上世纪70年代末的13位下降到了第28位。一些专家认为，“前些年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基本上已经回到了上世纪30年代的水平”〈范左翼，《聚焦十七大》，第47页〉。原飞机局局长胡溪涛曾说过：“如果‘运十’没有被迫停止开发，也许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航空工业大国了。”[《参考消息》2006年4月1日]忽视自主创新，使我国在产业链的竞争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制造业的产业链，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加工制造、仓储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末端零售。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把里面最差的加工制造放在中国，结果造成了我们越制造，受污染和剥削越严重，而美国却越占便宜。或者说，由于生产能力主要为西方免费服务，将国内越来越稀缺的资源加工成产品送往西方，结果生产能力越大，财富流失得越多越快，与财富积累背道而驰。
[六]充满血腥味的发展
我国劳动人民用血汗创造的大量财富被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剥削了去。这主要有四个途径：
一是通过投资办企业进行剥削。这类企业已达70多万家，正在吮吸着中国劳动人民的血汗。根据国家统计公报，到2008年底，29年来共引进外资8千8百多亿美元。国家工商总局的通报说，外资在中国的资产到2007年底已经膨胀到2.11万亿美元。这就是说，他们剥削去了1万3千多亿美元[约合9万多亿人民币]的我国劳动人民血汗钱，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约7千元。
二是通过贱买中国商品和使中国购买美国债券进行剥削。29年间（1980－2008），中国总共拿价值32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只换来7万亿美元商品加2万亿美元欠条。由于这些债券实际上已无法收回，所以等于我们被剥夺去了25万亿美元[约合160多万亿人民币]，即全国平均每个人被剥削去12万多元。贱卖国有资产损失也很大，张宏良教授说，仅十多家银行就超过10600亿元。加上广发行、深发展、华夏银行和北京银行的控股损失7000亿元，达到17000多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2006年一年的损失。
三是通过使中国的海外投资造成巨额亏损[平安保险投资富通银行的亏损就达228亿元）的方式，把财富转移到西方国家。
四是通过操控中国官员、吸引富豪投资换绿卡等手段巧取豪夺。据统计，中国商业领域受贿金额65%来自外企，这使不少官员积极为其效劳。例如通过监管部门的部分负责人为外资公司圈钱计划摇旗呐喊，便使四千多万股民成为名副其实的另类灾民，成万亿的资本瞬间化为乌有。再如，“国务院下属的央行外管局，竟然邀请任命华尔街的金融寄生虫，出任2.3万亿美元的国家首席投资官，即让美国人管理属于中国人民的几万亿美元外汇储备”[马门列夫，2010年3月19日]。美国国内安全部统计报告显示，2008会计年度中国有8万零271人取得在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此外，还有4000多贪官出逃海外，人均携赃款1亿多元。
这样，中美两国30多年来在经济关系上就逐步形成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国高工资低物价，而中国则是低工资高物价。中国财政补贴既通过出口退税的方式按商品发放，又通过亏损补贴的方式对企业发放，自然会使美国的物价大幅降低。2005年《富比士》杂志发布的“全球税务负担指数报告”，中国被列为第二位。中国老百姓每购买100元的商品就包含64元的税收，自然会造成物价高高在上。中国每出口1美元商品，国内就要按照汇率比大约1比7来增发7元人民币来平衡，目前中国外汇储备大约近3万亿美元，国内由此增发人民币20万亿元左右，这些由出口结汇投放的巨额货币，全部以通货膨胀的方式转嫁到了老百姓头上，造成老百姓手中货币的大幅度贬值，物价自然会相应大幅度上涨。
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被剥削的血汗钱自然更多。一方面，由于没有与员工直接签订合同，许多用人单位都借此规避《劳动合同法》，随意克扣劳务派遣工正常工资与福利待遇，甚至随时“裁员”和“甩包袱”；另一方面，劳务派遣工对企业的贡献被完全抹杀。全国总工会曾揭底6000万劳务派遣工遭受双重压榨的悲惨处境，指出这也是世界之最。
安全事故给工人造成的大量死伤，触目惊心。在珠江三角洲，工人因公断手断肢者，多得令人简直不敢相信。我国原煤产量是世界产量的35％，却占了世界煤矿工人死亡人数的80％。全世界每年重大矿难（死亡人数在10人以上）90％都发生在中国，可见，中外的黑心老板都是吸血鬼，为了榨取更多血汗根本不顾工人的死活。
[七] 带有极大危险性的发展
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殖民地化越来越严重上。
在经济领域，不仅表现在现在已达3万亿美元左右的外汇储备，大多买了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的债券，起着支援帝国主义增强实力、欺负别国[当然包括派航母到黄海进行军事演习]，甚至发动侵略战争的作用；现在西方国家及其附庸在中国的资产也达3万亿美元左右，控制着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的23个，而且由于国家有关部门支持符合条件的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公开发行股票、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加大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信贷支持，从而进一步为外国资本控制中国经济和运用金融手段掠夺中国财富敞开大门。由于社会中所有公司和个人的财富几乎都集中到了银行，这些财富最终代表多少价值以及这些财富流向哪里实际上是由银行决定的，因而使金融战取代现代传统战争，成为国家之间掠夺财富的主要手段，会将一个国家的财富洗劫一空而事先不被察觉，自然特别危险。“美国向中国大量出口大豆，并通过控制大豆产量，华尔街金融资本进入期货交易市场，先拉高大豆价格后狂抛。所以说，国内消费的食用油价格，大部分是由华尔街控制的。我们的猪肉和蔬菜价格也遭遇了同样的命运。”[郎咸平，2011年3月2日]中国经济被控制到这种程度，可见殖民地化已发展到了什么地步。
现在已经明确提出要改变以前的模式，要转型，但不应该仅仅是经济转型，更应该把为少数人服务、为权贵老板服务重新转型到为人民服务的路线上才是真正解决一切弊端的根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