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三国无双发行公司:我们错了——重新评价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美国基督教研究院

我们非常感动，美国著名基督教研究院最近出版的《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一文。该篇文章的充满着由于他们过去对地方教会的误会而引起的种种负面后果深感歉疚。这所全球著名基督教研究院出于-----将面临“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的压力，而能为着-----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靠着神的恩典，极其诚恳的对倪柝声李常受所代表的地方教会道歉说“我们错了！”我们将感谢赞美归给主。
    以下是他们的文章：

                                                                我们错了!

     您手中的期刊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的运动，所作之研究的成果。虽然倪氏为着他的救主而殉道，但他的职事并未因此而消殁。在其跟随者李常受的带领下，倪氏的职事和信息传遍中国，扩展至环太平洋国家，至终及于西方。一九六二年，李氏移居南加州，建立了地方教会，及其出版机构水流职事站（LSM）[1] 。

     身为基督教研究院院长，我得悉大量关于邪教、秘教及偏激基督教神学的资料，一向以为敝组织既致力于一流的头手研究工作，存档的资料应当准确无误。已过二十余年，此假设一再得到验证。但并非总是如此。七十年代早期，基督教研究院曾与巴沙迪诺夫妇（Bob and Gretchen Pas-santino）二位研究人士合作，对地方教会进行评估，其结果竟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事实真相到了二○○三年才逐渐浮现。那时，我邀请巴沙迪诺格雷琴和米勒艾略特（E11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一同会见水流职事站的代表。在那次会晤中，我听见他们慷慨的陈词，逐项肯定地方教会被指控否认的真理。地方教会的代表一个接一个，用自己的话见证他们的信仰：他们相信只有一位神，却启示于三个永远有别的身位；相信人永远无法在本质上达到神格；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教会”，而并非“只有他们是教会”。   

    于是，我展开了一项研究计划，其成果见于本期《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中的加长版封面故事。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2]。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格雷琴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艾略特向福清的一位弟兄说：“我错了。”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他们说这话时并非只是一时情感冲动。不！他们是经过多年亲身严谨的研究，才说出这话。

    论到一些非基要的道理，如末世论（由拙作《末世密码》可见一斑），我们与地方教会仍有显著不同；但论到基要的基督徒教义，即殉道者为之抛洒鲜血者，我们则是并肩而立。

    基督教研究院遭受非议，并非首次；千禧虫便是典型的例证。一九九九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的封面故事标题为“千禧虫之害消除了”。结果，我们被说成是“漠视真理”或“全然无知”，俨如鸵鸟将头埋在沙里。当我在“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上表示千禧虫甚至不会是二000年的十大头条新闻时，有人指控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一位广播员甚至说，我手上染了上百万基督徒的血，因为我在基督的身体里制造安逸情绪。正在贩卖冷冻食品和救生包的基督教守护者，向我大发烈怒；上教堂之人的愤怒也临到我身上，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带领人——特别是与政治有关联者——绝不可能在这么重要的事上出错。

    另一次重大的争议与阿姆斯壮赫伯特（Herbert W.Armstrong）的普世神召会（Worldwide Church of God）有关。九十年代，我开始与教会领袖会晤；当时所爆发的争议，如今仍历历在目。然而，一九九四年，《基督教研究院期刊》和“圣经解答者”广播节目有幸能首先公开宣告，普世神召会已走上一条教会历史上从未有人走过的路——一条将他们从邪教国度引向基督国度的路[3]。不仅如此，我有幸能为普世神召会主席卡客约瑟的著作《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撰写前言。如今，他不仅是我的好友，更是我在基督里的弟兄——走过了从邪教到基督的漫长道路。  

   在那些日子，我们的事工机构十分感谢邪教专家塔克路得（Ruth Tucker）博士、《今日基督教》的奈夫大卫（David Neff）、阿苏萨太平洋大学（Azusa Pacific university）、富勒神学院（Fuller Seminary）、维真学院（Regent Co1lege）向这“重生的教会”所展现的友谊和支持。我们都相信，若是神能借着改变领导人的心，而转变整个运动的方向，那么神更要因着我们向祂持续的忠信作何等大的事。

   凭着神的恩典，卡客约瑟能说：“我们错了。”如今，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我们也要说同样的话。

    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以下的说法我已经听过不知道多少遍了：既然有七十位基督教领袖共同签署一封公开信，要求地方教会承认他们错误的教训和实行；这些领袖怎么可能错呢？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像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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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倪氏不愿兴起一个新的教会运动或公会，也认为自己“不过是个弟兄”，而非牧师或领导人，因此在倪氏和任何人之间并无正式的“权力”转移。为这缘故，总是有些人否认李氏领导的正统性，并强烈反对李氏对倪氏教训的领会。我们已检视这些对倪氏教训不同的解释和发展，相信在倪氏与李氏之间并无任何显著不同，也无任何证据指明倪氏与李氏代表不同的教训或教会表显。

    [2]. 米勒艾略特和巴莎迪诺格雷琴均参与一九七○年代的初始研究，因此具有独特的地位来评估其不足之处。巴莎迪诺鲍伯于二○○三年十一月去世，因而无法对最新的研究作出贡献。然而，在他过世之前，他同意其妻兼事工伙伴格雷琴的看法，觉得有必要进行重新评估，并且其结果极有可能断定其初始研究不够完整，甚至是完全不准确。

    [3]. 卡客约瑟(Joseph Tkach)，《被真理变化》（Transformed by Truth，Sisters，OR：Multnomah Books，1997），54页。

真理至上，基督得胜（一）
——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基督教研究院院长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一． “我们错了”——因为真理至上

　 2008年秋，巴沙迪诺格雷琴（真道实践会创办人）远涉重洋，在上海十分诚挚地向一个地方召会的信徒说：“我错了。”这位信徒从他女儿出生起就入狱，直到女儿十七岁时才得以与之团圆。米勒艾略特(E11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奔扑福清乡间，向地方召会一位90多岁的弟兄说：“我错了。”这位弟兄坐监共二十四年。                        

　                        
　　他们是谁？为什么要远涉重洋、风尘仆仆来到中国向这些从未谋面的弟兄说“我错了”？更为震撼的是，就在上周，也就是2009年12月，在基督教护教事工上极为权威的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CRI)出版加长版《基督教研究院期刊》特刊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并以 “我们错了”（We were wrong）作为封面题目，坦诚公开的向全球地方召会的信徒道歉，承认他们已过对地方召会研究的立论是错误的，并且是不公正的。                                               
　　本期特刊共有九篇文章，代表一项为时六年，针对中国基督徒倪柝声所发起李常受所传承的“地方教会”运动，所作之研究的成果。在对地方教会主要的教训与实行进行透彻的审阅与查视之后，基督教研究院认为“地方教会是新约基督教一个真实的彰显。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经受逼迫的苦痛锤炼的团体，地方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可以有许多贡献。”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基督教研究院院长)在《院长前言》里说：“我们第一手研究的结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错了!’”；“ 凭着神的恩典，关于我们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的立论，如今我们要说‘我们错了’”。

真理至上，基督得胜（二）
——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基督教研究院院长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二、地方召会——其运动与争议的缘由
地方召会运动的缘起与发展
   地方教会这个运动，可以追溯到中国福建省福州市，一个绝顶聪明、前途大好的十七岁青年——倪柝声(一九0三～一九七二年)，后以英文名Watchman Nee(倪做夫)见称。他全心奉献，毕生事奉主；倪氏虽缺正规之训练，然而他如饥似渴地遍读基督教著作，并且亲自力行传扬福音并建立教会，因而瑕不掩瑜。他于一九二七年迁往上海后，出版书籍及杂志，因对内里生命和新约教会生活均有精辟见解而博得名声。
在受益于倪氏著作的热心中国基督徒中，有一年轻人名叫李常受(一九0五～一九九七年)，后以英文名Witness Lee(有见证人之意)见称。李自幼受教于美南浸信会1，一九二五年接受基督作救主。一九三三，李氏安排倪氏到他家乡烟台，在他所建立的教会讲道。李渴望他的职事能与倪氏之职事完全配合，或成为“一”，遂于当年稍后迁居上海。
往后的年间倪氏发表不少著述，并为教会工人举行特会和训练。倪、李和同工们在中国各地和东南亚建立教会，直至一九四九年政局改变时，教会已有六百余处。此乃真正本土发起的运动，外人皆称“小群”(起因于他们沿用了英国弟兄会的诗集《小群诗歌》)；他们着重的是在经历上认识基督，过奉献的生活，以及恢复新约里地方教会的实行。
根植普利茅斯(英国)弟兄会
   地方教会运动的许多观念，诸如多位长老作地方教会团体的“牧会者”，废除圣品阶级与平信徒之间的差异，以主的桌子为敬拜中心等，皆源自闭关派的(普利茅斯)弟兄会，倪、李皆受该会相当程度的影响。然而，倪氏认为他在弟兄会中所观察到的分裂与圣经不符，故此寻找新约中信徒合一的立场，而发展出如下的概念：一个城市只该有一个教会，各教会行政独立，自立于其他地方教会、公会、差会之外。这构想虽然是为着合一，却成了地方教会最具争议的焦点，因为这基本上是反公会的，并且不承认任何在地方立场以外聚集之教会的合法性——地方教会接纳所有基督徒为神真正的儿女(见下文)。
　　之后，倪氏于一九五二年下监，二十年后在狱中去世。倪氏打发李氏到台湾，为确保地方教会运动，以及他们所“恢复”的新约真理能够存留。
一九五五年2，此一运动在台湾发展到六十五处教会，“圣徒”(地方教会偏好以此称呼信徒)人数达两万。李氏承继了领导的地位，但某些倪氏“小群”运动的领导人和教会，并未与李是一，如李氏与倪氏那样是一；也就是从这些人中，首先出现以李氏为异端的指控3。
李氏对此运动进一步的引导
   在这段期间，李氏进一步发展了许多既存于倪氏职事中的教训，诸如神与人的调和4，基督是赐生命的灵(此论点导致受指控为形态论者，见下文)，认识教会乃是新耶路撒冷，以及虔诚生活的实行，如祷读和呼求主名。这些都被陈明为新的启示，但并非越过圣经而有的新真理，乃是指被忽视而失去，但借着圣灵得“揭示”，并由教会所“恢复”5的圣经真理。因此，此一运动常自称为“主的恢复”，因为他们自视为圣经真理向神的子民不断恢复的一部份，前可溯及宗教改革之先，历经宗教改革，绵延至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职事6。
东方与西方交会
   一九五八年李常受行经美国，在洛杉矶遇见一群信徒，他们渴慕经历新约的教会。李氏与他们保持接触，而于一九六二年迁至洛杉矶；他相信是主指引他，将恢复传布到美国。
　　一九六九年，加州、纽约和德州都有了“地方教会”，但此运动尚未扩及美国大多数地方。李氏根据使徒行传教导，教会生活是借着移民得以开展，于是地方教会的成员，开始迁移至全美各地，并建立教会。随着“耶稣运动”于一九七0年代爆发茁长，许多持理想主义的青年人，以及在属灵上饥渴的成年人，都在寻找对基督更深的经历，也希望经历新约的教会。因此，地方教会的人数大增，至少，他们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基督徒中，成了知名的一群。加拿大和全球各大洲也都开始有了地方教会。
　　反邪教的事工也在一九七0年代孕育，如前所述，地方教会也列人其研究对象。格雷琴和她丈夫鲍伯在七十年代中期针对地方召会运动作过初期的评估。由于反邪教的研究人员并未深人了解地方教会自身的文化背景和神学内容，未能察觉其与典型美国福音运动之间微妙的差异，因而未能对此一源自中国本土的运动(虽有许多美国青年人加入)作出正确评估。那次评估并不完整，因而有所欠缺。不幸的是，此后该份报告竞在全球成为许多对倪柝声和李常受著作批评的论据。（基督教研究院根据该份报告出版了批评地方召会的文字，出版物广为流传，并普遍被认定为事实。那些出版物随后成为其他基督教卫道士和写作者所倚重的资料来源，继续发表相同或类似的结论。他们之中许多人根本没有读过倪柝声和李常受的著作，更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与观察，只是人云亦云的附和。）
　　由于当时各方皆是满怀热忱，误解也自然而然愈发深重。那时，绝不妥协的态度(尤其是年轻人)产生的是相互争竞和个人恩怨，而非互相尊重的基督徒对话。其间给了仇敌许多的机会来破坏基督信仰的陈明、神圣真理的推广以及圣徒彼此相爱的见证。可悲的是，因为西方福音派反邪教著作的推波助澜。地方召会竟被无情地与社会学上的邪教归为一类。万分不幸的是，在全球某些区域，这样的标签被用来逼迫并囚禁地方召会的成员。
　　这真是一个极大悲剧式的讽刺：地方教会对整个基督教真理独特中国式的领会，竟成了他们在西方被误解，被误认为邪教的主要原因。而当西方对地方教会作出不利的反应时，中国政府不但没有支持这个中国本土的基督教团体，反而许多官员因受西方文字中“邪教”一词的刺激，在本来可能对他们放宽管制的时机，反而加以打压。（《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真理至上，基督得胜（三）
——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基督教研究院院长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三、对地方召会的重新研究与评估
   (真道实践会创办人格雷琴《地方召会——“真正的信徒与基督身体里同作肢体者”》等著述中描述了她与基督教护教同仁地方对地方召会进行重新研究与评估的缘由与结论；为保持论述的客观与公正，尽量引用相关作者的原文描述，以宋体蓝色字标明，并附有相关出处，以便查阅。）
　“由于我们工作谨慎，我们的评估鲜少遭到推翻。但是，当我们发现我们未能作出正确的推论，或是进一步的调查改变了原先的情况，我们便会立刻修正我们的评估。
　　因为在七十年代中期，我们根据对地方召会所作第一次有限的调查便下结论说，他们领导人的某些教训和实行以及他们的运动属于异端、类似邪教，并警告人们不要参与此运动在美国的发展。其结果竞成了日后错误信息的主要来源。
　　还有许多其他原因，促使我、富勒神学院的同事们、汉克和米勒不得不重新评估我们对于地方召会的教训与实行所作的判断，并且肯定我们在这场运动中的弟兄姊妹拥有完全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我们在此所做的研究以及所得出的结论，应能让一些对地方召会的基督徒事工仍有顾虑的观察者放心。
　　更为审慎、透彻的研究
　　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有机会全新地、彻底地重新调查并评估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包括倪柝声和李常受的教训。我可以取得该运动所有的印刷和录音材料。我也能接触任何成员，不论是新进的，或是已服事地方召会数十年的领头弟兄。我们不仅在美国进行研究，收集第一手资料，甚至远赴中国大陆、台湾、南韩和英国。研究内容包括审慎地评估数以百计的书籍、文章、教会文件、影音记录，甚至法庭文件
　　在进行了审慎、透彻长达六年之久的研究后，我深信，如今我有一个更好、更准确、更全面的根据，来作出以下结论：此运动确为一基督教运动，其教训和实行全属正统基督教范畴。他们既为正统，又洋溢令人赞赏的活力。
　　正如富勒神学院所肯定的，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召会的教训符合历史上基督教会的基本教义，包括：神的本质、三一神的教义，耶稣基督的性情、身位和复活、赎罪教义，堕落前后的人性、救恩(救赎)的计划、教会的性质、圣经是神无误之圣言以及基督肉身的、可见的第二次来临，以带进最终的审判和万物的和好。这些教训不仅完全符合正统，它们其实比大部分的美国基督教会的教训得到更加谨慎的阐释，并且与异端教条作对照。大多数在美国的地方召会信徒领悟和解释圣经基本教义的能力，优于美国最传统的基督徒。
　　正统的基督徒生活
　　地方召会的实行乍看似乎是偏激的。最令人吃惊的是，他们坚持他们的教会不采用任何名宁，而只冠上地理标称(例如在安那翰的教会)；在众教会中间，没有任何个别成员或工人，无论在国家或国际层级，比别人有更大的权力或能力。好讥讽的人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没有一个权力结构，但所有的教会不仅在教训上，也在实行上竞如此相似?怎么可能有一个国际的出版组织，承办领头弟兄们的特会和职事性活动，却没有一个“负责人”?地方召会认为圣灵是这种合一的源头。某些“领头弟兄”坦率地承认，因着他们的经验和年龄、与李常受在其过世前多年的配搭，以及联络国际众教会的管理能力，便形成了某种行政体系。经过仔细的询问和观察，我深信各个教会的行政独立足真实的，并非空谈；而其“带领”赢得了人们的跟随，不是凭机巧的控制，而是凭谦卑的服事。
　　特殊的神学和实行引发顾虑
　　如果地方召会运动只是与其他美国教会的经历类似，也许就不会有那些针对他们的争议和控告。他们在许多有他们会众的地区造成争议，指明他们不同于许多主流的基督教教会。
　　仔细比较地方召会的神学和历史上的圣经神学，就会发现他们最大的不同，乃是不同的表达和经历的方式，而非实际的内容。
　　 教会生活
　　 地方召会的教会生活有别于典型的美国福音派教会，因为地方召会试图按照他们所认为在新约里的教会，也就是在公会和其他团体产生之前的模式，来过教会生活。因此，他们拒绝给他们的教会冠上任何名称，或是建立一个国家性或国际性的权力结构。他们相信，圣经中所描述在某地方的“教会”，仅仅是“教会”，不是浸信会、路德会或社区教会等等。他们也相信，无论一个地方所有的信徒是否都在一处聚会，或者体认到他们的合一高过其公会或名称的区别，在那个地方的教会包括该区域所有的基督徒。虽然有人指控他们相信只有那些与他们聚会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但那其实不是他们的信仰，也不是他们的实行。
　　关于地方召会努力活出新约教会生活的另一方面，乃是他们热情地操练整周都实行敬拜和交通，而不是仅限于一周一次。地方召会的会众以新约中的榜样为其一切活动的模型：他们共享他们的资产(虽然地方召会并非共产)；对有需要的成员提供社会援助；实行成熟成员对年轻成员的训练；致力深入研究圣经；并一同配搭向全社会宣扬福音。如此高强度、费时间的投入，对许多美国福音派人士来说，在积极一面，对没有作这么多的基督徒是个挑战；在消极一面，也让人以为他们与大众有不健康的分离。其实，地方召会也谨慎、专特地鼓励其成员按照圣经的原则，顾到他们与家人的关系，顾到他们人生的方向，顾到其他的基督徒，也顾到他们当地的社区以及他们的国家。
　　 教会敬拜
　　 地方召会的敬拜源于他们对新约中敬拜的理解，形式比起当代美国福音派教会或以社区为基础的教会，看起来更象是十九世纪普利茅斯弟兄们的“原始”敬拜；这是中国的地方召会率先效法的。由于他们没有圣品阶级和平信徒的结构，过程十分简朴。一起敬拜的弟兄姊妹同尽功用，通常有更多的祷告、简单的唱诗和出声的敬拜；没有正式的敬拜顺序，或牧师主导的讲道。他们与读经结合的团体祷告(称为祷读)，被外人误解为空洞的重复，但参与者却是在敬拜的同时，寻求将圣经中的客观真理，内化为圣灵应用在他们身上的主观经历。
　　尽管地方召会与许多美国福音派人士抱持类似的末世观(前千禧年的时代论)，他们对福音的托付和门徒的训练却和他们的末世观交织在一起。这意味着他们坚持要在基督里成熟，好作祂纯洁的新妇，迎接新郎基督的再临。这也意味着他们要迫切地用福音的能力，渗入他们周遭的社会，以预备他们所认为即将到来之“福音时代”的终结。对许多美国福音派人士来说，这种每日的门徒训练和福音工作的强度并不多见。
　　一个加入地方召会的基督徒，会发现那里有健全的神学、丰富的敬拜、富有挑战的门徒训练和热心传扬福音的机会。我信仰基督已经四十年了，我仍然没有失去我对耶稣基督“起初的爱”。我在地方召会中看到同样新鲜活泼的灵。
　　这只是关于地方召会某些教训和实行的一个简短陈述。水流职事站的出版品提供地方召会教训和实行的具体描述；加上地方召会中实际的实行，也提供有力的证据，证明地方召会的教训和实行皆属正统，不是异端。”（《地方召会——“真正的信徒与基督身体里同作肢体者”》）

真理至上，基督得胜（四）
——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基督教研究院院长   汉尼葛夫汉克(Hank Hanegraaff)

   四、地方召会是邪教吗？　　
在本期特刊中，基督教研究院(Christian Research Institute，CRI)以长达六年的第一手研究为基础，作出以下结论：地方教会不是邪教，乃是一个真实、正统的新约基督教会。
　 “首先，从神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可定义为一个自称是基督教，却完全否认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伪基督教组织。虽然我个人在次要问题(如大灾难的时间和千年国的意义)上，仍与地方教会抱持不同看法，但在界定圣经正统信仰的基要项目上，我与地方教会是并肩而立的。例如，就三一论而言，我们看法一致：只有一位神，这一位神却启示在三个永远有分别的身位里。即使我们对某些经文的解释有所出入，此真理却是无可辩驳。值得注意的是，经过长时间与地方教会成员的交流接触，我能见证他们里面对真道的准确性有着高度的兴趣，而这乃是当今福音派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再者，从社会学观点来看，地方教会也不是邪教。在这层意义上，邪教是指一种宗教或半宗教派别，其跟随者几乎在生活上的每一面，都受领导者强力的控制。投入此教之人的特征，乃是他们对其“教主”(gum)和团体的偏执效忠。他们共同受到身体上和／或心理上的威吓，而受鼓动。如此将地方教会兀情地与那些穷凶极恶的社会性邪教归为一类，乃是违背良心的。更可悲的是，这种归类的结果导致地方教会的成员，在世界上许多地区遭受压迫和监禁。
　　最后，地方教会是新约基督教一个真实的彰显。不仅如此，作为一个经受逼迫的苦痛锤炼的团体，地方教会对西方基督教可以有许多贡献。言至于此，我立刻想到三件事：
　　第一，他们申言的实行——并非指预言未来，而是指林前十四章所说的劝勉、启发、鼓励、教育、装备并解释圣经。借此操练，教会的成员就能透过神的话团体地参与敬拜。第二，他们祷读的实行——一面接受圣经的话，一面在祷告中有效地与神交通，将此二者满有意义地结合在一起。第三，他们对伟大托付(太二八19)的热忱。
　　若说早期的基督教会有一样标志性的特征，那必是他们散播爱、和平、喜乐的热情，惟有耶稣基督能将这样的爱、和平、喜乐赐与人心。随着我们逐渐深入这个“秘教主义”(esotericism)时代，所有真实的信徒都应该在他们各自的生活中，效法这种热诚。当我远赴台北、首尔、南京等地，与来自地方教会在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交通分享时，我亲身见证了这样的热情。
　总结来说，地方教会与许多不同背景的基督徒一样，都致力追求正确的教训(正统信仰)和正确的实行(正统实行)。因此，我们在古训中一同往前：“基要的事上合一，次要的事上自由，所有的事上有爱。”虽然在另一面，我们无疑地将会继续就着次要问题有所辩论，但我坚信，在永世里我们要一同在对神的认识上长大；祂拯救我们，是独凭信心，独借恩典，独因基督。”(《我们错了——重新评估倪柝声、李常受的“地方教会”运动》)
　　 五、真理对我们到底有多重要？
　　在长达30多年观察、检视地方召会运动以及所受到的误会、误解、不公正的评估与恶意的攻击之后，米勒艾略特(E11iot Miller，《基督教研究院期刊》总编辑)作为反邪教的战将，强烈祷告神：盼望西方福音派与反邪教界能有一个觉醒，在认识、审视并对待地方教会问题上，坚持“真理至上”并倾听内心的声音，包括：
1． 真理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认错吗?
   2．在神面前的正确对我们有多重要? 这足够让我们寻求那些多年被我们冤屈之人的赦免吗?
　　3．基督的爱对我们有多重要?这足够让我们在基督徒的交通中，接纳那些我们曾不信任，甚至憎恶的人吗——尽管在我们之间仍存在着许多文化上的不同，和非基要神学上的歧异?
　　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30多年前的立论，如今公开承认   “我们错了。”汉克知道并坦言“ 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我们的人格受到质疑，动机受到挑战，声誉受到攻击，对我们的支持也因此减少。无疑的，基督教研究院的品格受到了质疑。
　　“但在风波期间，我提醒同仁们，我们的事工并非为哗众取宠；我们不在乎讲台的大小，或是否符合政治立场。到头来，我们之所以作我们所作的，是因为真理至上!
　　“无论代价有多少，都无法与中国和全球其他地方受到逼迫的教会相比。这事实我无法忘怀，是因一个永远铭刻在我心上的场景：一位中国妇女，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才刚讲完了她因着在未经许可的聚会中，读了未经许可的材料而下监的经历。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有跟随基督之人绽放的荣光；她经历的是纯正新约基督信仰的实际。讲完之后，她谢谢我不惜代价为真理站住。我从未觉得如此不配。无论我面对的是什么，与她和众多象她一样的人相比，都是微不足道。
　　“或许没有什么话比“我错了”更难启齿。然而，对一个恪守“真理至上”的事工而言，愿意道出此语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基本的要求。”
　　对于未来的反邪教事工，米勒艾略特诚恳的表达他心深处的忧患与纯洁的告诫；他认为“反邪教界似乎站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当仇恨主导事工的决策和行动时，人人都是输家。若不重视重修与和解，愿意承认过去的罪愆与错误，反邪教事工就不是新约的职事。我们能否跳脱僵化狭窄的眼光，采更宏观的看法，就是如何在今日的世界中扩展福音和神的国度，并在全球一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地区，支持一个关键性的基督教工作?世界局势正快速地变迁，基督教在西方虽逐渐失去其影响力，但在第三世界的许多地方却迅速地成长。然而，在许多福音信仰蓬勃发展的地区，名为“信仰的话”的团体，以及其他出于西方的偏激团体，也在蓬勃发展；基督教又因着异教传统元素的侵入，而受到进一步的破坏。但是在中国，特别是在地方教会中，情形要好得多。地方教会要在二十一世纪乃至更远，在捍卫正统教训并开展福音的事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六、地方召会对基督教工作的贡献
　　米勒坦言“虽然我们与地方教会，在信仰和实行的一些非基要议题上，仍存歧异，但我们绝对相信，我们先前将他们评估为“偏激的基督教团体”，对他们并不公平。他们虽然与我们在西方常见的基督徒有所不同，却是一班扎实稳固的正统信徒。”
　　“你若投入足够的时间，按其上下文研读地方教会的文献，与他们的领导人和会员交谈，观察他们如何过个人的基督徒生活和团体的教会生活，你就不得不作出以下结论：这班人不仅是基督徒，在许多方面更是基督徒的楷模。这一群信徒在对基督的忠信及所受的训练上，要让大多数西方的基督教团体羞愧。他们经过火炼逼迫的试验，仍然坚定站住，以致被煅炼成基督的样式，感人至深。他们对耶稣的爱令人佩服，他们奉献的生活折服人心。
　　二00八年十月间，汉尼葛夫先生和我花了九天的时间，走访中国沿海各地。当地圣徒热力四射，我们深受他们的灵和见证所感。当地圣徒热力四射，我们深受他们的灵和见证所感。他们亲述主如何在他们多年被监禁之中维持他们，（有一位圣徒被关了二十四年），坐监的原因不外是承认耶稣的名、传福音和聚会。
　　在地方教会中的信徒，不仅在言行上对基督有不变的忠信，也特别在意教义的正确性。同时他们对于邪教也很留意，并且会以他们的方式予以抵制。这也是为什么当有人称他们为邪教时，他们是如此伤痛。
　　依我三十七年(其问三十三年为全职)致力探研此类事件的心得，我认为地方教会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团体，他们在世界上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域，追求神的旨意，他们也是该区域最大的基督徒团体之一(地方教会在中国的会众为数约一百万，全球会众数约二百万，主要人数分布在亚洲各国)。
　　依汉尼葛夫先生和我看来，神正在大力使用地方教会，在中国各地带进一个复兴。举例而言，我们参加了一个主日的聚会，聚会从上午九时进行至下午二时，这是在南京的教会(位于江苏省，政府特许他们公开聚会崇拜)，两层楼的会所，座无虚席。在聚会主要程序之后，青年人挤满了二楼会场，分成小组聚集。汉尼葛夫先生和一位传译，坐在一个小组中间，我则参与另一个小组。借着大家举手表示，我得知所在的小组里，没有人得救超过六年；有的人还没有信主，他们是在与地方教会的人一对一的接触时，感受到他们的属灵活力及其对人生的目的感，而被吸引。
　　汉尼葛夫先生和我深信，任何一个心怀善意的人——不论他起初对地方教会多么有疑虑——只要和我们一样去接触地方教会，也必会承认他们持有真正的、正统的基督徒信仰。地方教会只不过是以与西方世界迥然不同的背景来追求基督信仰；正因如此，对我们来说，他们显得特立独行，令人生疑。
　　在中国的地方教会，虽然在高深的神学训练上显得捉襟见肘，但他们对认识什么是新约教会，并活出新约教会的饥渴，是昭然共见的；也正是这个饥渴维持他们，渡过了数十年严峻的逼迫。”
七、感言
    行文至此，我的心中满了感恩，为真理，为古圣先贤对真理的态度。如保罗，对神圣真理的饥渴，上下求索，竭力践行，在真理中行事为人，并为辩明证实福音打那美好的战。地方召会秉承新约召会的美好托付，几十年如一日，为交付我们的信仰争辩，无论艰辛、不解、反对与逼迫，向着真理，矢志不移。他们顺从真理，放弃传统；靠着基督得胜的生命（不是任何恩赐）与神同工，这生命是全丰全足、全然成熟的，能适应一切处境，忍受任何对待，接受各样环境，在各种情形里作工，并把握各种机会，好完成他们的职事。
　　面对不解、反对与逼迫，面对毁谤与弃绝，地方召会的圣徒跟随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脚踪（太11：16-27）以颂扬赞美父的美意。他们不求工作的亨通，只求父的旨意；他们的满足和安息不在于人对祂的了解和欢迎，只在于父对他们的认识。
　
　　如今，基督教研究院对倪柝声、李常受和地方教会30多年前的立论，公开承认   “我们错了。”尽管这样作的代价是大的，却是恪守“真理至上”之事工的得胜；因为凡属真理的人，就听基督的声音，并为真理做见证。我仰望主的怜悯，保守我们向着真理能一直是忠信的、饥渴的。阿们，真理得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