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个人代理合同:权贵经济：明代官员经商皇帝最贪婪卖力

当农事甫毕，男妇老幼共相操作，或篝灯纺织，旦夕不休，或机声轧轧，比屋相闻。

　　——《汉川县志》

　　1373年前后的某一天，江南首富沈万三与当上皇帝不久的朱元璋侃侃而谈，有过一番很精彩的对话，他当时的心情一定非常的愉快和得意。不过，他不会想到，仅仅10多年后，他将家破人亡，他的儿子沈文度将爬着去见一位官府新贵。

　　沈万三是元末名气最大的商人，民间流传一句谚语：“南京沈万三，北京枯柳树，人的名儿，树的影儿。”他出生在吴兴(今浙江湖州)南浔镇的沈家漾，后迁居苏州昆山的周庄。从各种笔记资料看，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躬稼起家”继而“广辟田宅，富累金玉”，以致“资巨方万，田产遍于天下”，有野史说，沈家拥有苏州府三分之二的田亩。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据杨循吉《苏谈》记载，吴江富商陆道源富甲江左，晚年意气阑珊，决心出家为僧，就把所有的资产都赠给了沈万三。三是从事海外贸易，他以周庄为基地，利用白砚江(东江)西接京杭大运河，东入走浏河的便利，把江浙一带的丝绸、陶瓷、粮食和手工业品等运往海外，《朱元璋传》的作者、历史学家吴晗考据说：“苏州沈万三一豪之所以发财，是由于做海外贸易。”沈万三的豪富之名，在当时就流传全国，民间传说他家藏一个“聚宝盆”，因此有取之不尽的金银珠宝。

　　江南士民反抗元朝之时，江南一带众多汉族富商地主都给予了积极的支持。沈万三先是资助张士诚，助其购粮扩军。后来，他又投靠了更有势力的朱元璋。出身于草根的朱元璋广泛吸纳这些富商当官，甚至还与他们称兄道弟，沈万三就是最重要的金主之一，民间传说，他与朱元璋曾结拜为金兰兄弟。明政权定都南京后，要修筑城墙，财政捉襟见肘，于是，沈万三出巨资，独力修建了三分之一的城墙——洪武门至水西门城墙，还献出白金2 000锭，黄金200斤，助建了南京的廊庑、酒楼等，朝廷上下对之称颂不已。

　　有一次，君臣闲聊，春风满面的沈万三突然提出，愿意拿出一笔钱来犒劳三军。

　　朱元璋冷冷地说：“朕有兵马百万，你犒劳得过来吗？”

　　沈万三应声答道：“我每人犒劳一两黄金如何？”

　　沈首富在说这句话的时候，内心应该非常明快得意，他可能没有注意到朱皇帝脸色的莫测变幻。

　　《明史·后妃传》中记录了此次对话之后，朱元璋与皇后马秀英的交谈：皇帝忍着怒气说：“一个匹夫要犒劳三军，他是想要犯上作乱呀，朕一定要杀了他。”皇后劝说道：“这种不祥之民，老天自会杀他，何须陛下动手。”

　　在“朕即天下”的皇权年代，谁是老天？当然还是皇帝。马皇后的意思其实是，您还没有到杀沈万三的时候。

　　中国的每一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会展现宽松气象，任由工商自由，恢复民间元气，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登基之后，提出了一个大规模的减税计划，减轻民众负担，同时还是明令不得扰商，官府不能以节庆为名，低价强买民物。

　　然而，当政权稍有稳定，统治者对工商的态度立即会发生微妙的变化。每次朝代更迭，新的建政者都会反思前人的失误。朱元璋的反思心得是：“元氏阍弱，威福下移，驯至于乱。”也就是说，中央集权涣散，民间的势力强大，才造成了祸乱。因此，当他听到沈万三要犒劳三军后会勃然变色，正是这种心理的条件反射。

　　朱元璋深感豪族在地方盘根错节，必成尾大不掉之势，一定要予以割除。在登上皇位的洪武初年，他就下令把江南14万户民众迁到他的老家安徽凤阳，其中有很多就是富商地主。据明代学者贝琼的记载，三吴地区的巨姓大族离开故土后顿成离水之鱼，资产全数流失，在数年之内，或死或迁，无一存者。这些人留恋昔日的豪华生活，便常常扮成乞丐回家扫墓探亲，沿途唱着他们自编的凤阳花鼓：“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

　　定都南京后，朱元璋又先后分两次，把天下6.73万户富商迁居到南京，这几乎是对商人阶层一次围歼式的打击，明初名臣方孝孺对此的评论是：“大家富民多以逾制失道亡其宗。”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几乎是所有造反成功者的共同“秘籍”。对于这种做法，朱元璋自己有一段话讲得非常明白，他说：“以前汉高祖刘邦把天下富商都迁到关中，我一开始还觉得不可取，可是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的根本，才知道必须要这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当剪灭豪族成国家战略之后，沈万三的命运就无从更改。1373年(洪武六年)，沈万三被安了个莫须有的罪名，充军云南，他死于何年已不可考。1386年(洪武十九年)春，沈家又因为田赋纠纷而惹上官司，沈万三的两个孙子沈至、沈庄被打入大牢，沈庄当年就死于狱中。到了1398年(洪武三十一年)，沈万三的女婿顾学文被牵连到一桩谋反案中，顾学文一家及沈家六口被“同日凌迟”，80余人被杀，没收田地。沈家从此衰落。

　　《明史·纪纲传》记载了沈万三之子沈文度的一段故事：朱元璋驾崩后，其四子朱棣夺位登基，是为明成祖。纪纲是朱棣心腹，担任特务机构锦衣卫的指挥使，此人极善敛财，曾构陷上百个富豪之家，将其资产全部抄收。当时，沈万三家族已经被抄家，不过还有一点家底留存，万三之子沈文度匍匐在地上，爬着去求见纪纲，进献了黄金、龙角等珍贵之物，恳求当他的门下之客，年年供奉，岁岁孝敬。纪纲就派沈文度帮他寻找江南美女，沈家靠上这棵“大树”之后终于“重振家门”，沈文度将搜刮来的金钱与纪纲五五对分。

　　一个时代或国家，商人阶层的地位高低如何，只要看一个景象就可以了：当商人与官员在一起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或是“跪”着的。从沈万三的“犒劳三军”，到沈文度的“蒲伏见纲”，明初商人地位之演变，可见一斑。当帝国最著名的商人之子只能爬着去见一个新晋权贵的时候，工商业的政治尊严已无从谈起。

钱穆曾说：“现代中国大体是由明开始的。”此论颇有深意。

　　明帝国初建的14世纪中期，正是世界政治史和经济史上的一个转折时刻，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

　　在西方，黑暗的阴霾正被“自由女神”一点点地驱散，由自由民组成的新兴商业城市成为欧洲的新希望，教皇和各国君王的权力受到控制，一场伟大的、以“文艺复兴”为主题的启蒙运动拉开了帷幕。同时，北欧和西欧各国开始海外大冒险，欧洲的经济轴心由南而北，从地中海沿岸向大西洋东岸地区转移。在政治革命、文化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综合推动之下，“世界时间”的钟摆终于从东方猛烈地摇向西方。

　　而在东方，从皇帝、知识分子到草民百姓，竟没有一个人察觉到这一历史性的变局。在这里，成熟的农业文明正达到前所未见的繁荣高度，与之相伴随的是，中央集权制度也历经千年打磨而趋于精致。朱元璋悍然取缔了沿袭千年的宰相制度，将一切国政大权均集中于皇帝一身，政治的专制化和独裁化达到了新的峰值。钱穆因此说：“可惜的是，西方历史这一阶段是进步的，而中国这一阶段则退步了。”

　　退步的最大特征是保守。

　　当汉人从蒙古人手中重新夺回统治权柄之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不再旁落。于是，“稳定”成为一切政策的出发点。与宋代相比，明代的格局同样狭小并愈发缺少宽容度，在治国策略上，一切以内向孤立和向往静止为治理的目标，而其手段则必然是自我封闭。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宋、明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他都无关紧要。以研究明史而著名的黄仁宇如此描述独裁者的心理：“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与元代积极鼓励海外贸易截然相反，明朝从创建之初就推行对外封闭的政策，具体而言，就是“北修长城，南禁海贸”，把帝国自闭为一个铁桶。

　　在北方，为了防止蒙古势力的卷土重来，明朝在秦长城的基础上修筑了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明长城，全线长达万余里，划分为九个防备区，由重兵驻守，时称“九边”，这些边关成为被官府严密管制起来的边贸集散地。从此，自汉唐之后就绵延不绝的“丝绸之路”日渐堵塞，中国与欧洲的大陆通道上驼马绝迹、鸿雁无踪。

　　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谢肇 《五杂俎》

　　明代工商经济与前朝相比，最大的变化有两个，一是专业化市镇的出现，二是商帮的崛起。

　　从先秦之后的1 000多年里，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行中心都被放置在若干个大都市之中，人口和工商活动也颇为集中。唐代还有法令限制县级以下的商业市集之发展，宋代之后，市集禁令取消，非官营的“草市”、墟市以及庙院集市日渐扩张，不过，它们的功能都非常传统，无非为方圆几十里的农户提供日常消费品的交易场所，“布粟蔬薪之外，更无长物”。到了明代，情形陡变。

　　改变因人口增加和产业衍变所导致。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尤其以江南地区的增长最快，原有的中心都市无力接纳，于是地理条件较好的农村便向市镇演化。人口增加很多，土地却越来越紧张，漫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而从事家庭纺织劳作，在这些农户的周边又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有人统计江南地区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和湖州六府境内的市镇数目变化发现，在宋代，这里有市镇71座，而到了明代，则增加到了316座。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自明初到清末的300余年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数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从明代初期的7 000万人，至16世纪时达到1亿至1.3亿，至清代乾隆年间已将近3亿，城市人口比重日趋降低，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达到谷底。据赵冈的计算，两千年来中国城市化的人口比重呈现由低到高，再由高到低的曲线形态，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比重为15.9%，西汉为17.5%，唐代为20.8%，南宋达到高峰，为22%，此后迅猛下降，明代进入10%的区间，而到了19世纪20年代，仅为6.9%。

　　这种人口和经济重心向农村下放的现象，最为真实地表明中国社会的平铺化和碎片化态势。它既是人口增长和产业经济发展的客观结果，同时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必然引导。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与文化基础，一向安放在农村，并不安放在都市”。此论并不适用于整部经济史，至少在两汉、唐宋各代并非如此，而是从明代才开始的事实。

　　在城市离心化的大趋势之下，进而出现了“油水分离”的社会景象：政治权力集中于城市，为政府及权贵所全面控制，城市从此成为权钱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费中心，而非生产制造中心。经济力量则集中于数以万计的市镇，为民间势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业分散于更为众多的村庄，这使得资本、人才和资源的集聚效应根本无法发挥。

　　棉纺织业的繁荣以及专业化市镇的崛起，催生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力量——靠棉布贩销为主业的江浙商帮因此而生。

　　江浙布商的财富膨胀与棉纺织业的家庭化有关。如前所述，一家一机的生产模式每年生产出6亿匹棉布，而零散的农户无法完成规模化的销售，于是，围绕着千万家庭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它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售商人组成。

　　布号商人负责棉花和棉布的收购，他们先是从棉农手中把棉花收购进来，然后分发给织户，再把织成的棉纱或棉布回收，从中渔利。自明初之后，华北、华东等地广植棉花，然而华北因气温与湿度过低，不适于棉纺织工作，所以大量的棉花被运到江南销售。江苏南部的苏州、无锡、常州和浙江北部的湖州、嘉兴、杭州是织户最集中的地区，布商就大量活跃在接近农村的市镇中，以最小的距离，向分散的织户收购棉布，这一带因此成为全国纺织业的中心，仅松江、枫泾两地就有数百家布号。《浙江通志》记载曰：“小民以纺织所成，或纱或布，易棉花以归。”一般而言，织户每领取二两棉花，日后缴棉纱一两，以为代价，余者为薄利。而布商则因量大而获利颇丰，许仲元在《三异笔谈》中记录了一位张姓布商的情况：“其家产达巨万之多，每到五更时分，张家就灯光通明，把收上来的上千匹布运送到苏州的阊门，每匹布可赚到五十文，也就是说，一个清晨就可得五千金。”

　　棉布和棉纱收购上来之后，需要进行印染和后整理，于是就有人投资经营染坊和踹坊，这些作坊大多开在城市的郊区，以就近销售。《长洲县志》、《明实录》和《木棉谱》等书记载了苏州的景象：大江南北的棉布源源不断地运抵苏州，染坊和踹坊开设在阊门外的上塘和下塘，其中，染坊的分工很细，大多只专于一色，分为蓝坊、红坊、漂坊及杂色坊等，棉布被染色完成后，送进踹坊进行后整理，然后就制成了“布质紧薄而有光”的“苏布”，贩销天下。到明末清初，阊门一带的踹坊多达450家，踹匠不下万人，其繁荣景象可以想见。

　　因棉布收购的市场化特征而不适合国家垄断，所以棉纺织业成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商人，苏南和浙北——苏锡常和杭嘉湖——也成为民间资本最为充沛和活跃的地区。

　　江浙布商之富见诸于众多史籍。《木棉谱》的作者褚华本人就出身于富足的布商家庭，据他自述，褚家六代从事布业，门下有数十人，四处开设布号收购棉布，获利丰厚，以至于富甲一邑——“其利甚厚，以故富甲一邑”。叶梦珠在《阅世编》中更形容说，布商的财力雄厚，动辄可以使用数万两乃至数十万两白银。

　　商帮的出现，是中国企业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兼具血缘性与地缘性之和，植根于偏远的宗族乡村，以市镇为生产和销售基地，以城郡为生活和消费中心，构成一种独特的经营模式。明代商帮中最出名的还不是江浙商帮，而是晋商和徽商，他们的崛起都与盐业有关。

　自管仲以降，中国历代政府都视盐业为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高比例，明代也不例外。朱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把国防重点放在北方，他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其中驻军最密集的是“内迫京畿，外控夷狄”的山西大同一带，明政府在这里修筑长城323公里，驻守马步官兵13.5万多人，配马、骡、驴5万余匹。要维持这等庞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据《大明会典》记载，仅大同镇就需屯粮51万余石，草16.9万余束，每年花在边防的银子达上千万两，让中央财政不堪重负。1370年(洪武三年)，山西省行省参政杨宪向朝廷上书，建议实行“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其改革之处是，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其实质是“以盐养兵”。按当时的规定，每在大同纳粮一石或在太原纳粮一石三斗，可换取盐引一份，一份盐引可支取食盐200斤。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有“极临边镇”的地利之便，更重要的是，以运城为中心的河东盐场自古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

　　——丘橓

　　16世纪中期的嘉靖年间，无锡人邹望是一位全国闻名的巨商，他拥有30万亩田地，记录钱财的会计簿竟有600本之多，粮仓里的米谷以百万计，家中的珠宝多到数不胜数，连床铺之下都是装钱的柜子。有关邹望的名字，出现在两本明清笔记中。

　　在花村看行侍者撰写的《花村谈往》中，讲了一则邹望与一位退休尚书斗法的故事，情节颇为生动。

　　有一年，邹望跟同乡的大官——退休尚书顾荣僖因事发生诉讼，邹望下令无锡城内外十里之中的所有商铺全数关门歇业，以至于堂堂顾尚书在家里竟无法买到鱼肉下饭。顾荣僖有一枚非常喜欢的玉质图章，日夜系在腰间，从来不曾摘下。一日，他想要给无锡当地官员写信，取出图章，居然变成了一块瓦砾，他大惊之下，不敢告诉别人。第二天早晨起来，向腰间一摸，图章赫然又在了，取出一看，外面包了一张绵纸，上面写了“邹望封”三个字。顾荣僖大骇，惊呼说，“这样弄下去，我的脑袋可能丢掉了”。于是，马上与邹望讲和。

　　邹望这个名字，另外一次出现是在王世贞的《国朝丛记》中，在那段笔记中，他被列入全国17位大富豪的名单之中。王世贞的记载如下。

　　1560年前后，权臣严嵩之子严世蕃夜宴宾客，席间突然兴致大发，评点天下富豪，他屈指细数，共列出17位“首等富豪”，这相当于是一张“嘉靖富豪榜”。据严世蕃的计算，他自己积累的家产超过百万两白银，其他被列入第一等富豪的最低标准是家产50万两白银，其中包括蜀王、黔公、贵州土司安宣慰、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都督陆炳，还有京师一位叫张二的锦衣卫官员，他是太监黄永的侄子，除了这些人之外，还包括三个晋商、两个徽商，以及无锡的两个商人，其中，邹望的财产将近100万两白银，安国则超过50万两白银，他的财富也都来自于土地——“以居积致富”。

　　从这张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其一，官员比例非常之高。17个“首等富豪”中有10个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列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

　　其二，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其三，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可是，历代官员经商之盛、家财之富，又以明代为最。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皇室宗族、功勋之家已纷纷插手经商，到了嘉靖之后，此风终不可遏。据吴晗的考证，“从亲王到勋爵、官僚士大夫都经营商业，而且官愈大，做买卖愈多愈大，16世纪中期的这种现象，是过去所没有过的”。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也认为：“帝国模式特别容易产生官商经济，因为无法监督，太大了，随便弄一点就是大数目……统观历朝贪污史录，愈接近近代，贪污现象亦愈普遍，贪污技巧亦愈周密，而与惩治贪污刑典的宽严似无何等重大关系。明代立法最严，但明代贪污实较任何前朝为烈。”与吴晗和王亚南的观点几乎相同，王毅在《中国皇权制度研究》一书中也说：“权贵工商业形态虽然是汉代以后两千年间始终沿袭不替的传统，但是它竟然发展到如16世纪前后这种烈火烹油一般的炙盛程度，却是前代制度环境下所难以实现的。”

　　到底怎样的景象才算得上是“烈火烹油”？试以史料证之。

　　首先是自首辅以下的大小官员蜂拥经商，蔚然成风，其手段无非三种：利用职权，形成垄断专卖；欺压民间，贱买贵卖；大肆走私，获取暴利。

　　《明史·外戚传》记载，弘治年间，外戚经营私利，周彧与寿宁侯张鹤龄聚众相斗，“都下震骇”，于是，尚书屠与九卿联名上疏，陈述当时贵戚开店经商的巨大规模和横行无道：“功勋、外戚们不能恪守先皇的教训，放纵家人在闹市中经商，侵夺商贾利益，京城内外，到处可见。”他们恳请弘治皇帝下令，“凡是有店肆的勋戚之家都要停止所有的经营活动，有扰乱商贾、侵夺民间利益的，交给有关司法部门惩治”。

　　嘉靖年间的翊国公、太师郭勋在京城开了1 000多间店舍，规模非常惊人，他的商队外出经商时，都高悬“翊国公”的金字招牌，招摇过市，无人敢管，而且他的族叔郭宪又同时掌管东厂，“肆虐无辜”，成了京城商业的一霸。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严嵩的老家在江西袁州，当地一府四县的田地，严家独占了七成，而且严家有的都是良田，平民则是贫瘠地，严家的田都一概免去税收，平民则赋税沉重。徐阶一边在北京主理朝政，一边在家乡华亭(今上海松江)大肆经商，拥有20多万亩良田，佃户不下万人，而且还开了一间规模很大的织场，养了很多织布女工，每年生产大量织物，在市场上进行交易。首相开织场，徐阶算是开了先河。

　　张居正是有明一代知名度最高的首辅，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名相之一，他推行“一条鞭法”，对土地制度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史称“张居正变法”。而在家庭理财上，张居正也是一等一的敛财高手，他喜欢享乐，日常生活奢靡，颇有管仲遗风，在他去世之后，万历查抄张家，得黄金1万多两、白银10余万两，也是颇为富足的。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据明史学者田培栋的计算，朱元璋开国之初，朱姓宗室加在一起不过58个人，到了万历年间，就繁衍到了20万人，明末达到30万人，这些人如果每年平均花费100两白银，30万人就是3 000万两，超过了全国财政收入的总和。《明史》中便记载，在嘉靖年间，宗室一年从国库中支取的大米为853万石，相当于全国田赋收入的三分之一，比军粮(800万石)还多，嘉靖名臣俞大猷就直接把宗室与北方兵虏、黄河水患并列为“国之三大害”。

　　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写道：“天下水利、碾硙、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顾炎武所提及的这些产业无一不是公共事业，且与公权力有关，他的这段文字其实指出了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