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ip合作模式:世界市场中犹太商人的拓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7 16:18:45
世界市场中犹太商人的拓建 现代资本主义是同世界大市场一起出现的。资本主义经济同传统经济的一个根本区别在于，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获利型经济，而传统经济是一种需要型经济。这表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是求得资本自身的增值，而当生产超越生产组织者的自身需要时，不管这种超越是基于过度的满足，还是入世的禁欲主义，就必须找到另外的有需求者，而且是有交换能力的有需求者。所以，资本主义经济以市场的存在为前提，从一开始就是一种寻找市场的经济。仅就这一点来说，世界市场的发现和开拓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就完全可以想见了。在人类历史上，首先肩负这一重任的，是犹太商人。
1.世界市场，犹太人的市场犹太商人生来就是一个面对世界市场的商人，很早就介入国际贸易。据记载，早在约瑟时代(约在公元前18世纪)，希伯来人就进入了国际贸易行列，从基列贩运香料、乳香和没药的商队中就有他们的身影。在犹太王国鼎盛时期，即大卫王和所罗门王时期，许多犹太人为了经商便利，开始移居埃及、巴比仑等国，从事长途贩卖。所罗门王本人也很懂得发展国与国之间贸易的重要性。为了给贸易船队护航，他特意建立了一支国家舰队，并将位于亚喀巴湾的以旬迦别扩建成船籍港。所罗门的船队曾从这里入海，航行到那个充满神话的国家俄斐(可能是印度)，从那里运回了黄金和象牙，檀香木和宝石，猴子和孔雀。希伯来水手还参加了当时的海上探险，他们曾航行到西班牙。通过这些措施，所罗门使犹太王国变成了四方贸易的主要转运地。日后，士巴女王还为了所罗门的商队截断了她的财源而来耶路撒冷，同所罗门王签订条约。如果说，在这个时期，犹太商人还立足于一块固定的地域来从事着国际贸易，那么自进入大流散之后，犹太人就不再是任何一块土地的主人，犹太商人也不可能再同地方上的市场建立过于密切和固定的关系。他们被真正赶进了世界的市场，并使他们成了真正的世界市场上的商人。流动的生活，使犹太商人经常可以发现更有利可图的市场，犹太人的四散分居，使他们可以在所到各处找到贸易伙伴，而犹太人共同的语言和律法，也为他们最大程度地清除了沟通的障碍和经营方式上的差异:同一份合同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犹太商人中都只能得到一种解释和一种履约结果。所以，从一开始，犹太商人就活跃在国际贸易这个前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的世界市场上。伊斯兰教兴起之后，犹太商人又面临了一个世界历史赋予的极好机会。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长期对峙，使欧、亚、非之间的贸易几乎中断，东方的奢侈品无法进入西方的市场，而两个阵营中的商人又因为宗教身份而不敢进入作为异端的对方世界。沟通这互相隔绝的东西方两大世界的使命，便顺理成章地落在了犹太商人身上。无论对穆斯林还是基督徒来说，犹太商人既是敌人又是朋友，这敌人是因为犹太人相对这个宗教都属于异端，而这朋友则是因为犹太人是他们更大敌人的敌人。何况，本来就有大量的犹太商人同时分布在两个世界中，从彼世界来的犹太商人只要同此世界的犹太商人发生交易，并不需要直接同其中的穆斯林或基督徒做买卖。相对两大宗教而言的边际性地位，给了犹太人宝贵的经商机会。犹太商人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最大贡献，也许还在于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哥伦布的探险活动，本意在于发现一条通往东方的航路，结果却鬼使神差地发现一个新大陆，人类历史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据新近考证，哥伦布本人可能就是一个犹太人，不过出生于新基督徒家庭，所谓新基督徒也就是在各种压力下被迫改宗的犹太人，其中有不少属于秘密犹太教徒，他们虽然受了洗，但内心仍然是个犹太人。哥伦布探险的资金来源全靠银行家路易士·德·圣坦赫尔，这位银行家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秘密犹太教徒。另外，在探险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中发生过决定性影响的，是阿拉贡的总会计加夫列尔·桑切斯，他是一位纯血统的犹太人。同哥伦布一同前往探险，并在抵达美洲时第一个登上新大陆的，是随船的犹太译员路易士·德·托雷斯。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新大陆几乎是一群犹太人的功绩。新大陆发现后不久，在哥伦布出发探险的那年(1492年)被赶出西班牙的秘密犹太教徒就开始移居这块地方，成为最早的殖民者中的一部分。一个世纪之后，他们就差不多控制了同新大陆殖民地的贸易，绝大部分的进出口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到1640年，新大陆上的犹太人比基督徒还多。1654年还发生了一件欧洲犹太商人声援新进入美洲殖民地的犹太人的事件。 当时，有一个祖籍荷兰的犹太人群体，来到北美荷属的新阿姆斯特丹。当地的总督不许他们上岸，要求把他们全部送走。于是，这些犹太人同荷兰西印度公司的犹太股东进行联系。在股东的压力下，荷兰西印度公司命令总督收回成命，准许犹太人上岸定居。几年之后，英国人赶走了荷兰人。英国人虽然对犹太人也有偏见，但乐于让他们从事海外贸易。于是，犹太商人充分利用同海外犹太人的联系，将当地生产的原材料运往英国，再从英国运回加工过的产品，甚至还参加了臭名昭著的三角贸易--奴隶贸易，即将非洲黑人作为奴隶卖到西印度群岛，换取糖和糖浆;再将糖和糖浆出口到新英格兰，酿造朗姆酒;然后再把朗姆酒运到非洲，换取黑人奴隶，完成一个三角贸易。所有这一切表明，犹太商人不但很早就在世界范围的市场中活动，更积极参与了将世界组织为一个统一的大市场的作业。对美洲殖民化和三角奴隶贸易，从道义上加以谴责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须的，但历史进程的意义不能简单用善恶来评估。无论美洲的殖民化还是三角贸易，它们对奠立在世界大市场基础上的世界历史的影响毕竟是巨大的，所以，犹太商人在这一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还是应该有所肯定。
2.罗思柴尔德的天下在追溯犹太商人将世界组织为一个大市场的历史时，有一个名字必定会时时出现在眼前:罗思柴尔德。罗思柴尔德不是一个人的名字，而是一个名闻欧洲、象征着无所不能的金融权力的银行家族的名称。罗思柴尔德是欧洲犹太人的第一望族，从19世纪初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操纵着欧洲的金融市场。本部设在德国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银行，于19世纪上半叶，就在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设立了分行或者分行性质的银行或公司，并在柏林和纽约也有自己的代理人开设的银行，从而形成了一个真正的金融跨国公司。罗斯柴尔德银行是在19世纪初由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手上崛起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欧洲现代史上那段战乱不断的历史所促成的。在欧洲现代史上，德国长时期中一直是个落后的国家，到1790年，全境内还有300个诸侯国，直到1871年普鲁士战胜法国后，才得以统一。在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期间，诸侯国黑森-卡塞尔的选帝侯哈瑙的威廉亲王试图将他和他父亲兰格拉夫·弗雷德里克放在英格兰的钱弄一部分回来，这笔钱原是为德国士兵去英国后用的。威廉在以这笔资本进行投资时遇上了麻烦。最初，他将这项任务委托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一家银行。谁知不久荷兰被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威廉只好退回法兰克福，请当地素负盛名的钱币兑换商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帮忙。就这样，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承担了将选帝侯的财富从一地转移到另一地的任务，同时还承担了以这笔资金投资以保证其增值的任务，至于如何投资，投到伦敦，还是丹麦，还是奥地利，还是投资于越过当时拿破仑法国实行的欧洲大陆封锁，秘密向法兰克福运送货物，皆由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斟酌决定，只要赢利就行。
迈耶·阿姆谢尔·罗思柴尔德共有5个儿子，为了接应、采办和发运货物，他把其中的一个儿子纳坦·罗思柴尔德(又译南森·罗思柴尔德)派往英格兰，照顾生意，兼理向英国贵族和王室的贷款。1811年，他又将另一个儿子，刚19岁的詹姆士派往巴黎，使身在伦敦的纳坦与设在法兰克福的公司能够保持联系。以后，阿姆谢尔又有一个儿子去了奥地利的维也纳，另一个去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罗斯柴尔德家的5个儿了，日后都将自己在各地开设的分公司变成了独立的银行，到迈耶·阿姆谢尔去世后，原先的总公司反倒不及各支派，显得黯然失色。但不管怎样，借助选帝侯的这笔资金，罗思柴尔德家族气候已成，伦敦、巴黎、维也纳、那不勒斯和法兰克福五个地方的罗思柴尔德及其在纽约和柏林的代表贝尔蒙特和布莱希罗德(此二人以后都开设了自己的银行，成为独立的银行家)，遥相呼应，不但本身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集团，而且以其分布在欧美各国金融中心的有利地位，能够极为方便地组织起国际金融辛迪加，从事大规模的国际性投资，无论政府措筹军费，还是战争赔款，还是庞大的铁路工程，几乎都有罗思柴尔德银行直接或间接的参与。罗思柴尔德家族在欧洲金融市场上，拥有足以呼风唤雨甚至左右政局的巨大能量。相比之下，5兄弟中最为出挑的，还数今后成为伦敦支脉家长的纳坦·罗斯柴尔德。他带着2万英镑踏上不列颠群岛，首先去了曼彻斯特，买卖纤维织品和印染颜料。以后，不管什么地方、什么东西，只要价廉物美，他照买不误，然后。设法运过法国的封锁线，拿到法兰克福去卖大钱。纳坦·罗斯柴尔德善于投机，敢上滑铁卢战地打探军情，并靠信息占先而在证券市场上发了一笔大财，这件事广为人知。除此之外，纳坦还有一段轶事，也为人广泛传道，其中涉及的主要是他的公关技巧。犹太人是一个富有幽默感的民族，在长期恶劣环境中，他们靠着嘲笑一切，从外部世界到内心自我，从神到人，消解了无以排遣的内心焦虑。纳坦作为一个成功的犹太商人也极富幽默感。纳坦知道英国人外表严谨古板，但同样充满幽默感，极喜欢阅读或听笑话，所以，他特地让人四处收集幽默作品和笑话，一有新作发表，即使远在国外，他也会让人专程运来，然后输入王宫。因为他的笑话总是最为时鲜的，深受宫廷中绅士和淑女的喜爱和欣赏，他本人也成了英国王室和贵族大为欢迎的人。笑话归笑话，纳坦·罗思柴尔德不可能光靠笑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家之一。真正使他得以发达的，是在英国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为英国政府筹措军饷。这项任务除了罗思柴尔德这样的犹太银行家族之外，无人能够承担，因此，纳坦·罗思柴尔德的这一成功也可以看作这个犹太金融跨国公司的成功。
英国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事实上是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同拿破仑的战争。为此，英国政府在战争中需要向盟军支付补贴。从1811年至1816年，英国政府支付的这笔补贴共达4250万英镑，而这笔钜款的一半，是由纳坦·罗思柴尔德经手筹措的。1810年半岛战役打响，英军惠灵顿部队的军饷、对葡萄牙及后来西班牙盟军的补贴，都需要硬币支付，由惠灵顿从其军费中开支。然而，当时由于连年战争开支过大，英国铸币紧缺，惠灵顿的军费也成了有名无实。英国政府不是不给钱，但给的不是现钱--铸币，而是汇票。这些汇票是英国商人同葡萄牙、西班牙和西西里商人贸易时由于出口盈余而开出的汇票。英国政府收到这些汇票后，送到惠灵顿部队，让他向当地商人收帐。然而，由于当时英国与葡萄牙及西班牙之间支付方法不对，惠灵顿收不上钱来。把汇票在当地出售，办法是行得通的，但折扣太大，降价25%;如果放在伦敦出售，同样必须降价才有人要，而且一降价很可能被由伦敦进货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买下，这等于英国货物降价出售。惠灵顿毫无办法，部队断饷几个月后，连军纪都难以维持。于是，英国政府的军需部长来向纳坦·罗思柴尔德求助，罗思柴尔德家族及其公司网络大显神通的机会来了。纳坦·罗思柴尔德既没有向正在西班牙的惠灵顿将军运送铸币，也没有继续采用惠灵顿在当地低价出售伦敦开出的汇票的做法，而是采取了远为直接的办法。纳坦·罗思柴尔德先在伦敦向英国政府收款，取得黄金，然后将黄金换成法朗，汇往巴黎的罗思柴尔德，换取巴黎银行家向葡萄牙、西班牙、西西里和马耳他银行家开出的汇票(所有这些银行家大多为犹太商人，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公司网络)，再由后者设法通过他们自己的关系将票据交送惠灵顿，最后由惠灵顿按期向这些犹太银行收帐，取得当地货币，来支付军饷和补贴。惠灵顿的财政困难解决了，各犹太银行在提供至关重要的金融服务之后，也获得了可观的报酬。最有意思的是作为英国敌人的拿破仑及其财政部长莫里安，竟然会同意罗思柴尔德们以如此迂回曲折的方式在他的首都为英国军队供给饷银。原因在于他相信，现金从英国流向法国会有助于削弱英国而增强法国的力量!当然，在整个调集军饷的过程中，赢利最大的是纳坦·罗思柴尔德。他在晚年曾向人谈起过我所做的一笔最好的生意:那是1811年，他作为英国政府的委托人，用自己的资金，加上黑森-卡塞尔选帝侯委托他认购英国统一公债的资金和实际上他的全部信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买下整批黄金，共值80万英镑，然后在西班牙以巨额折扣买进惠灵顿的英国票据，带回伦敦以面值换回。诸如此类的买卖，据信还不止一次。
纳坦·罗思柴尔德神通广大，1813年惠灵顿需要法国铸币，纳坦与他兄弟一起上荷兰，为他收集了一大批，直接用船运到惠灵顿的总部。至今无人知道，罗思柴尔德兄弟当时在荷兰是怎么弄来这一大笔资金的。罗思柴尔德兄弟的经商技巧，就是罗思柴尔德银行这个金融跨国公司的经商技巧，也就是犹太人金融实力的经商技巧。3.沙逊世界说到世界市场上的犹太商人，不能不谈谈中国境内的犹太商人。据文物考证，至少早在公元6-8世纪，即南北朝至唐朝，已有犹太商人来中国经商。9世纪阿拉伯人的著述中，还记有被称为拉唐人的犹太商人的经商旅途。公元11世纪中、后叶，又有数千犹太人由印度孟买来到中国，定居于开封。宋王朝不仅准许犹太人定居，而且同意他们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至于在中国大规模经营实业的犹太商人，主要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进入中国的，其中尤以旧上海的犹太商人为最，而上海的犹太商人中，又以沙逊家族为最。沙逊家族不仅是第一个来到上海的犹太商人、第一个在上海开设公司的犹太商人，而且还是上海犹太商人之盟主，其经营活动贯穿了犹太商人在上海的一百余年。旧上海有名的犹太商行，沙逊洋行，是原在印度孟买的大卫·沙逊于1845年来上海开设的。沙逊家族在孟买设有自己的企业，沙逊父子公司，经营英国纺织品、东方织物及波斯湾土特产贸易。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后，大卫·沙逊很快对中国市场产生了极大兴趣，便将英国的纺织品和印度的鸦片运入中国，销路很好，业务迅速扩大，还派次子伊利亚斯往来广州、香港之间，扩展远东业务。1845年沙逊父子公司在上海设立了分行，上海分行很快成为沙逊父子公司在华业务中心。依靠对华贸易，沙逊家族很快成了英属印度的首富之家。1864年大卫·沙逊去世的那一年，其家族的财产约达400万英镑。大卫去世后，长子阿尔伯特·沙逊继承了公司的管理权，次子伊利亚斯因为熟悉远东业务，便自立门户，在孟买另设了一家沙逊公司。这两家公司在旧上海就称为老沙逊洋行与新沙逊洋行，一般所说的沙逊洋行就指新沙逊洋行。阿尔伯特集中力量在孟买兴办工业，相继开设了纺织公司、罐头食品和土地开发公司、丝织公司、保险公司等等，还建立了沙逊码头，被列为印度工业的奠基人之一。1872年，阿尔伯特获英王授予的爵士称号，从此定居伦敦。老沙逊洋行的后继管理者对在中国的业务虽有过扩展，但终究兴趣不大，逐渐为新沙逊洋行取代。与老沙逊洋行相反，伊利亚斯很注重远东业务，新沙逊洋行一开张，就在上海设立了分行，并派其长子亚可布坐镇上海，重点开发孟买和上海之间的贸易。洋行从印度输出大量鸦片、棉花、布匹等。1877年，洋行在上海买进一块地皮，开始从事不动产投资。
1880年，亚可布返回印度，不久，伊利亚斯去世，家业由亚可布与三个弟弟共同经营。洋行在印度各地投资工业，而上海分行仍以经营鸦片为主，也进口一些自有企业生产的纺织品。此后逐步转移到以经营房地产和抵押放款为主。1916年，亚可布去世，因其无子，新沙逊洋行遂为侄子维克多·沙逊控制。1920年，维克多将洋行改组为私人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资本为100万卢比。后因印度的独立运动和民族工业的发展，维克多遂将经营重点转移到上海，上海的利润不再汇往孟买，大部分留在上海重新投资。一直到抗战前，洋行主要经营进出口贸易。20年代后，鸦片贸易衰落，沙逊洋行代之以布匹，一时成为最大布匹进口商。此后，因形势变化，进出口贸易基本结束，开始大力发展房地产。还在20年代初，沙逊洋行已经是上海最大房地产商，共有产业29块。停止进出口贸易后，更是购地出租，或让人租地造屋，或建造高楼出租，或倒卖房屋，房地产利润成为洋行后期利润的主要来源。此外，沙逊洋行还投资多种企业，通过股权收购控制了不少企业，并设立若干金融机构来操纵上海的金融市场。到1935年前后，沙逊家族在上海的事业达到了顶峰，其经济实力超过其他著名英商财团，成为上海首富。1941年沙逊集团在华各公司的资产总额为19.62亿元，此时，沙逊集团虽已经过一次大规模资金转移，但仍大大高于另一家著名英商财团美英烟草公司在华的总资产，后者仅6.23亿元。太平洋战争前夕和中国抗战胜利后，维克多见上海形势不利，两次将资金大规模转移，并将总行迁至巴哈马群岛。1958年，中国政府因沙逊洋行拖欠巨额税金与租金，遂将其存留在上海的一些未及变卖的房产全部接管，至此沙逊集团在上海历时百余年的经营活动，最终结束了。沙逊家族在其长期进出口贸易中，充分利用了跨国经营的便利和优势。从洋行的两宗大商品鸦片和布匹的经营方式来看，都是以印度或其他地方为生产基地，以上海为销售视窗的。在当时的上海，经营鸦片的洋行不止沙逊一家，如怡和洋行、颠地洋行等，原先的买卖都做得比沙逊大，但它们收购印度鸦片需由中间商代理，数量、价格均受人控制。而沙逊洋行则充分利用总行在印度孟买的有利条件，派遣大量人员在印度廉价收购鸦片，甚至放高利贷直接收购青苗，以至控制了印度产地约70%的鸦片。结果，沙逊洋行销售的鸦片数量很快超过其他老牌鸦片商，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华商。20年代后，鸦片贸易衰落了，沙逊洋行又在中国推销起印度的棉纱、市布、麻袋、火油等商品来，这些东西原来都是沙逊家族企业生产的。沙逊洋行在印度投资工业，开设棉花厂、纺织厂、麻布厂、麻袋厂，在英国开设纺织厂、呢绒厂、人造丝厂，在荷兰开设制糖厂等，都同沙逊集团在世界各地的进出口贸易有关。沙逊集团这种集生产与销售为一体的经营安排，充分发挥优势，保证利润不外溢，同时，也真正使自己的市场成了一个世界市场，有时甚至还能通过逆向销售来获取厚利。比如，1927年，中国人民抵制日货，上海日资内外棉纱厂产品大量积压，沙逊洋行乘机压价收购，借助自己的销售管道，转而向印度、中东等国销售即是一例。
不仅如此，沙逊家族的全球眼光也使他们的实业经营有了极为广阔的展开和回旋余地，可以视经营条件的适合与否，作灵活机动的进退，而不必固守一地，在不利境地中苦苦挣扎。沙逊洋行由印度孟买而发展到上海，在孟买形势不利的时候，把重点转移到上海，而随着上海形势的变化，又将资金作大规模转移。沙逊集团在第二次大战前夕和战后曾以英镑投资和外币汇出方式，两次转移原在上海的资金，据估计共有至少2000万美元的资金被抽离。这种经营地点的变动和资金转移，对沙逊集团的自身发展来说，无疑是极为有利的。至于它对原所在地的经济之影响，这里不展开讨论。4.施格兰王国在犹太商人所建立的规模巨大的跨国公司中，有一个最不合乎犹太人习性，但又最合乎他们经商理性的，是酒类生产的跨国公司--施格兰联合酿造公司。读者也许在阅读本书之前，由市场上的施格兰冰露而听说过它了。犹太人很知道喝酒的快乐，在他们宗教节期的宴会上，也要喝一种特制的葡萄酒，甚至把发誓戒酒的人认作罪人，因为他竟然无视上帝赐予的如此美妙的享受。反过来，犹太人又很知道喝酒，尤其沉溺酒杯之中的危害。有一句谚语说:当魔鬼要造访某人而一时抽不出空来的时候，便会派酒来作代表。所以，钱应该为买卖而用，不应该为酒精而用。对酒的这种爱憎并存的心理，是经营酒类生意的良好基础。知道酒的好处，也就知道酒的市场在哪里;知道酒的害处，尤其是沾上了难以解脱的害处，就更知道市场在哪里;不肯为酒精花钱的人，才有可能为买卖酒精而花钱或者赚钱，否则难免有一头扎进酒桶去的风险。犹太人经营酒类生意有一段不短的历史。从16世纪到19世纪，许多犹太人是波兰地主庄园的承租者。当时，他们经常建立酒坊和酒厂(属于波兰境内的首批工业企业)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其他一些犹太人即使没有自己的酒坊，也开了些小酒店。当波兰在18世纪最后几年中被大国肢解时，居住在城里的犹太人约有15%经营或生产酒类，而在居住于农村的犹太人中，操这项营生的达85%。从这一背景来看，犹太人成为世界酒类王国中的主宰似乎完全是顺理成章的，施格兰为世界最大酿酒企业，仅次于它的是美国申利醇酒公司，也为犹太人所有，更何况，施格兰酿酒公司的所有人，布朗夫曼家族本来就连名字中都带有酒味:在意第绪语中，布朗夫曼的意思就是酿制白兰地的人。施格兰王国的奠基人耶希尔·布朗夫曼不是一个酒坊主，而是一个磨坊主。1889年，在俄国发生屠杀犹太人的暴力事件后，他离开了奥德萨，来到加拿大西部定居。他先是经营木柴，很快发了财，买下了一座旅馆。
耶希尔有4个儿子，其中最能干、最机敏的是山姆。山姆在20岁时开始独立从事旅馆生意，随后又扩展到酒类贸易，几年时间里积累下了雄厚的资金，在圣罗伦斯河和奥托瓦河的汇合处附近，建造了一家酿酒厂。两年后，他和一家规模较大的爱丁堡酿酒公司建立了联系，以确保他的质量上乘的苏格兰威士忌的销路。1927年，山姆·布朗夫曼获悉主要竞争对手约瑟夫·e·施格兰处境不妙，便立即行动，把他的公司吞并下来，建立起施格兰联合酿酒公司。在新公司中，原施格兰公司的股东占有25%的股份，爱丁堡酿酒公司老板威廉·罗斯任总裁，他自己任副总裁。山姆性格暴烈，绰号叫胡椒，不适宜担任副手。1934年，山姆干脆买下了公司的全部产权。布朗夫曼的酒类生意早年很不景气，完全是借了美国的禁酒令而兴盛起来。1930年加拿大当局严禁酒类出境，施格兰不得不开辟自己的秘密运输线，在走私高峰时，作为中转集散地的圣皮尔岛，要是按人口分配的话，不分男女老幼每人每星期可以饮用10加仑的施格兰威士忌。1933年美国取消了禁酒令，此时，施格兰公司已经具有了相当的规模，有足够的能力满足高涨的市场需求。至1937年施格兰公司的产品在美国市场已取代申利公司而占据了首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政府明令禁止用谷物酿酒，许多酒类生产商转而用水果、土豆或甘蔗酿酒。山姆却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利用这个机会去改善酒的品位，并随着威士忌的紧缺，推出了一种廉价混合酒作为替代。至1948年，施格兰公司的销售总额达到了7.38亿美元，扣除税款和成本，可得纯利润5400万美元。1971年，山姆·布朗夫曼去世，此时，施格兰酿酒公司这个已将总部迁到纽约的酒类王国，共拥有57家酒厂，分布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生产114种不同商标的饮料，其中最著名的有契弗里加尔、七皇冠和施格兰v.o等。当然，中国消费者最熟悉的也许还是施格兰冰露，这是施格兰于90年代初打入中国市场的酒名。现在，布朗夫曼家族的财产已超过4亿美元，酒类王国虽然仍以酒为心脏，但其版图已扩大到石油、地产、电影、出版、银行、旅游等各个领域。第三代的当家人埃德迦·布朗夫曼从1965年起实际控制了该公司，在不断推出新酒的同时，大举扩张。他曾想控制派拉蒙影片公司和米高梅影片公司，但未成功;他接管了得克萨斯太平洋石油煤炭公司，购买了法国的房地产，建立了汽槽运输船队，并在克鲁伯地中海石油公司投下了巨额资金。埃德迦一边大展宏图，一边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曾说过:将100美元变成120美元是要花点力气的，但将100亿美元变成120亿美元，则是必然的;他也说过:大家都知道在三代人中，由白手起家而复归于两袖空空的故事，我为第三代忧虑。确实，有不少犹太人的企业正是在忧虑中一代代传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