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dp转光纤:武夷书院与朱熹——学人、学说的政治境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20:03:29

 

武夷书院与朱熹----------学人、学说的政治境遇

 

李沣

 

(一)

 

在武夷山的峡谷密林深处,有一文化殿堂,即“武夷精舍”,又称“武夷书院”。往昔武夷山,交通不便,人烟稀少,但在这深山老林里,却住着一位当时最大的学问家,新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却矗立着一座当时的最高学府,一座不叫大学的大学——武夷书院;集合着一群研究儒学的顶尖人物,形成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考亭学派。这就使山山水水的武夷山,成了当时我国重要的学术文化中心,成了后儒学时代的贤林学门,如同大学者张栻所说:“当今道在武夷”。

 

 

“武夷书院”这四个字,能使人产生无限遐想。“武夷”是山、是水、是大自然;“书院”是人、是文、是大学府。“武夷书院”是人世间自然与人文的巨大反差又和谐相处的典范。为此,朱熹本人和当时的学者文人,都用诗文歌颂之。朱熹的一辐神笔题字为“静我神”,强调“静”的环境、心态对研究学问的重要。只有静下心来,摆脱外界的各种纷扰,冷静地思索古往今来天下事,才能出神入化,神笔飞扬,才能产生真学问、大学问。

 

 

康熙皇帝为朱熹园题的楹联有

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

横辐为:“静中气象”,也突出了一个“静”字,静中有绝传之学,静中有万千气象;静中有定,定亿万世之规。

 

对“武夷精舍”的往昔岁月,历代文人都有怀念歌颂的诗文:

 

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蝉蜕岩间果是无,世人妄想可怜渠。

有方为子换凡骨,未读晦翁新著书。

 

身闲剩觉溪山好,心静尤知日月长。

天下苍生未苏息,忧公遂与世相忘。

(宋)陆游

 

疏檐透月山猿啸,竹案飞尘瓦雀行。

笑指碧池春蔘密,溪流犹带读书声。

                   (元)陈元英

 

晴空瀑布泻危岑,下有幽人学古心。

万壑风生溪九曲,重岩云锁石千寻。

                   (元)刘明叟

重建武夷书院时,宋人熊禾写下如此之文纪之:

宇宙间三十六名山,地未有如武夷之胜;孔孟后千五百余载,道未有如文公之尊。苍崖碧涧,山水依然;赤字绿文,图书在是。倡明斯道,实始兹山。四书衍洙泗之传,纲目接春秋之笔。当今环海九州之内,何人不读其书。

 

 

(二)

 

朱熹在武夷书院,研孔孟之学,著朱子之书。乾道四年(1168年)编撰《程氏遗书》,乾道九年(1173年)著《太极图说解》、《通书解》、《伊洛渊源录》,编成《程氏外书》;淳熙二年(1175年)编成《近思录》;淳熙四年(1177年)著《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周易本义》、《诗集注》。《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以及淳熙十六年(1189年)完成的《大学章句集注》和《中庸章句集注》,构成 了朱熹的主要代表作《四书章句集注》,成为朱学确立的标志。

朱熹著述极丰,《宋史·艺文志》中已著录者有40余种,未被著录者有20多种。另外,朱的门人、后人编篡《朱文公文集》、《朱子语录》共261卷,至今在海内外仍广为流传。他编的《小学集注》、《论语训蒙口义》、《童蒙须知》,对儿童的衣着、语言、行为、读书、写字、饮食等方面,都提出了道德性的行为规范。

由于政治的腐败,朱熹这样一位道德学问令人敬仰的大师,生前的遭遇十分坎坷、凄凉。当权派出于政治考虑,把他的学说诬蔑为“伪学”,给予严厉的打压、禁锢,成为南宋文化思想界最引人注目的公案。由此观之,在中国历史上,用行政手段打压、禁锢一个学派、一种学说,由来已久。

朱熹疾恶如仇,对腐败的政治不断抨击,因此得罪了当时的权贵势力,也因此得罪了权贵势力的后台皇帝。尽管朱氏学说辉煌光耀天下,但仍被当权的政治家、皇帝说的一钱不值,贬到“伪学”行列,受到各种人身迫害。

公元1162年宋孝宗继位后,朱熹乘机上书,建策三事;孝宗召见朱熹时,又面奏三扎;26年之后,即公元1188年孝宗再次召见朱熹时,朱熹面呈万言奏书。纵观朱熹三次上书的内容,即在南宋朝廷面对外敌入侵,敌强我弱;内部腐败,互相倾轧,即内忧外患的危机时刻,当务之机,不是如何敛财扩兵,而是要整顿内部,即以“正心诚意”为核心,“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内修政事,外攘夷狄”。他认为在即有“内忧”又有“外患”的双重压力下,“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备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而在众多的政治治理中,最重要的是用“正心诚意”正朝廷,而本中之本是正天子。朱熹说,天下之事千变万化,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人主心不正,必然“所用者皆庸谬憸巧之人”,因为人主一言九鼎,左右天下,所以悠悠万事,唯此唯大者,正朝廷、正人主之心也。另外,南宋朝廷尽管风雨飘摇,及及可危,但又是出了名的贪图安乐、荒淫无度,挥金如土。因此朱熹道学理论中又特别强调“去人欲,存天理”,强调要控制蔓延澎涨的人的享乐欲望。

朱熹的这套“正心修身平治天下”的道学理论,第一、他拿皇帝开刀,在人主头上动土,其危险性可想而知;第二、他的理论主张与朝廷的享乐观念、享乐风气抵触,难以得到朝廷的认可;第三、他的主张触动了皇帝周围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必然招致这个集团的反扑。

 

朱熹上书弹劾贪赃枉法的台州知府唐仲友,唐仲友的姻亲、宰相王淮授意吏部尚书郑丙攻击朱熹,否定朱学,说什么:“近世士大夫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不宜信用。”皇帝轻信此言,视道学为政治反动,打入零册。宋宁宗继位后,朱熹提醒皇帝防止左右大臣窃权,引起专擅朝政的韩侂胄嫉恨,先是用“道学”之名打击,尔后又感到用“道学”之名不足以构成罪状,索性把朱熹的“道学”诬蔑为“伪学”,并捏造朱熹霸占友人家财、引诱尼姑为妾等莫须有的罪名,把潜心学问的朱熹搞的声名狼藉。为了彻底把朱熹搞臭,罗致了一个59人的“伪学逆党”,把朱熹打成这个“逆党”的首领。从此以后,政坛上对朱熹的攻击日甚一日,新州教授余哲上书,请斩朱熹,以绝伪学。

庆元六年(1200年),朱熹有冤无处诉,在孤独、凄凉的病榻上与世长辞。朝廷如临大敌,唯恐他的门生在悼念的时候,“妄谈时人长短,谬议时政得失”。由统治集团惊恐、紧张,可见统治集团自身也感到根根基不牢,不得人心。

 

(三)

 

万事皆变,朝廷中的当权派也不断地“吐故纳新”。臣变皇帝变,嘉定二年(1209年),还是那位宁宗皇帝,又听了一些臣僚的意见,一反常态,诏谥朱熹为“朱文公”。嘉定五年(1212年),诏谥他的《四书集注》立于学宫,成为法定的科举教材。宝庆三年(1227年),宋理宗发布诏书,追赠朱熹为太师、信国公。淳佑三年(1241年),诏谕朱文公从祀孔庙,把朱熹奉为孔子之后的又一儒家大圣、万世宗师。

由此观之,在封建专制制度下,政治无定理,政治无良心,政治就是利益,就是当权派的利益。随着当权派人事更替,政治就翻手为云,复手为雨。

朱熹死后,其道学思想的影响,日益增大和扩张;其新儒学的地位,愈以巩固和尊贵。皇庆二年(1313年),仁宗下诏,科举考试以“四书”为主课,以朱注为官方解释。至正元年(1362年),惠宗下诏建朱熹祠庙,开创建朱熹文庙之始。

明代,令天下学官祭祀朱熹,颁赐祭朱制度,享有与孔子一样的受祭地位。永乐十三年(1415年)成祖钦定编篡《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书,颁行全国,为朱明王朝科举取士的范本。崇祯十五年(1642年)毅宗诏令:“先儒朱子称先贤,位汉唐诸儒上。”

清代诸皇帝,对朱熹更是钟爱有加。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御赐“学达性天”扁额武夷书院。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谕旨朱熹牌位从孔庙东庑先贤之列移至大成殿,配享先圣。全国各地像祭祀孔子一样祭祀朱熹。

近代,曾国藩“以朱子之书为日课”,以“四书集注》、《近思录》为二师。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张之洞认为“宋儒重纲常,辨义利,朱子集其成。”

朱子之学不仅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内涵,而且也逐步传播到东亚、南亚和欧洲,成为中世纪后东亚文化的主流。早在十三世纪末,朱子之学已传入高丽,一批早期高丽学者以朱子学为理论指导,为李朝创制法律和政策,朱子学成为了高丽的官方意识形态。朱子学16世纪传到日本,成为德川幕府二百多年的官方哲学。明治维新之后,朱熹的“格物穷理”、“经世致用”思想,使日本追求自然之研究,很快实现现代化,傲立亚洲之首。1426年,越南黎朝初立,确立朱子学说为建成国治民之道统,并规定小学必读《四书》、《小学》、《孝经》和朱子书。十六世纪后,朱熹的书陆续译成西文,在欧洲传播。著名科技史专家李约瑟说:“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归功于庄周、周敦颐和朱熹等人的思想。”

朱熹及其朱子学在生前和死后的政治境遇有着天壤之别。生时,被朝廷贬成伪学,被鞭打、被禁锢,朱熹也被整的灰头灰脸、凄惨离世;死后,历朝皇帝,一再下旨追封,成为后孔子时代的大圣宗师,而且其学说影响了亚洲诸国的历史进程,给欧洲的人文和自然科学也注入了活力。中国有句老话,叫“不以成败论英雄”,但通过朱熹这一历史案例,还可以归纳为“不以生死论英雄”。有些活着的英雄,死后未必还是英雄。当今世界上,有很多身居万人之上,咤吒风云,满身光亮的英雄人物,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成了垃圾、过街老鼠,虽然他还活着,但实际已经死了;但也有的人虽然已经悲惨的死去了,但在人民的心目中,他依然活着,而且越来越为人民所怀念,越来越光芒四射。这就是老诗人藏克家描述的“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但他已经死了。”过去对人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常用“盖棺定论”,其实在很多的情况下,盖棺也不能定论。

 

(四)

孔孟之道、儒家学说,通过国学的回归,已引起世人的好奇和重视。但众人的目光多集中在孔子或《论语》身上。其实孔子只是儒家学说的奠基者,《论语》只是儒家学说的开篇之作。儒家学说是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它是由孔子之后众儒家的集体创造,而朱熹是儒家学说的集大成者。以《四书集注》为主体的朱学经典,其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刻、具体。朱熹的“正心诚意”、“正心克己”,先正“人主之心”;“修德业、正朝廷、立纪纲”和“去人欲,存天理”等思想主张,在当前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道德滑坡,要修德业;体制腐败,须正朝廷;治理横生乱象,只有靠纪纲之威。在物欲横流,官民消费侈华无度的今天,强调一下控制欲望,适度消费,很有现实意义。总之,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学习朱熹的儒家学说,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意义。

 

用两首打油诗结束本文:

 

 

半生经国半生仙,半生官府半生山。

一朝文武一院书,一代宗师一代贤。

 

 

密林深处朗朗声,九曲溪旁一书院。

山涧水畔有群儒,孔学顶峰又复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