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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体味

戴冰在随笔《祖母的安顺》中叙述了童年记忆对其写作的影响。祖母辈的几位在老人们夜间的闲聊，左右了他儿时的梦境。那些“古朴之极的故事被她们絮絮道来”，“我迷迷糊糊似睡非睡，任凭那些久远往事的片断如磷火时断时续掉进我的耳中。那些时而阴森，时而诡谲的故事在胶汁一样粘稠的黑暗里开始发酵，并且自我渲染衍生堆积”，多年之后，这些故事在戴冰心中构筑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场域，成为他许多故事的基调和背景——“一个悠远诡异，散发着浓重的腐朽气息同时又充盈着浓重的生之体味的所在”。这个场域不断扩大和生长，“仿佛自有它的逻辑，按照它应该是的模样“，而且“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庞芜，我预感到它将随着我的一生不歇息地向着物质的实存前进，最终从想象的迷雾中显现出来，自有城廓，自有居民，自有风尚，自有四季……”。这种影响随着时间的流逝日益强大，渐渐成为他近几年来在作品中有意回溯的源头，反复阐释的母题，写作的方向由早期的奇纵开阔演变为向着深处缓慢掘进的努力。存在于口述与传说世界里，有着强烈母系色彩的古老安顺，多年之后成为《小楼纪事》《桃花》《城的故事》以及《橡胶女人案》等几篇作品生发的地方。

凡人们的故事在《小楼记事》中走马灯一般轮流上演，循环往复的意味正如作者自己所言，有着浓重的“光阴感”。小说的名字让我想起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不仅如此，关于小说体裁的考虑似乎也有些相似之处。在《小楼记事》中，戴冰将一个“中篇甚至小长篇的题材”写成了短篇，“这样可以使光阴流逝得更快”。而《大淖记事》原本“稍微抻一抻就是一个中篇”， 汪曾祺先生坚持写成短篇是担心会损害它“原来的完整，原来的匀称”。两者目的相同，都是出自美学上的考虑，但意象迥异。《大淖记事》是汪氏作品中我最喜欢的一部，境界开阔、文气充盈、意象鲜活，虽写一对青年男女的情爱故事，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纤巧做作，反而坦荡、纯净，有浩然之气。勉强形容，则“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的境界庶几近之，我私下觉得这是汪老获大自在的一部作品。

《小楼记事》将目光移向一座小城黯淡的闾巷——苍生的世界里琐细如微尘蝼蚁的一角。在这部作品中，戴冰似乎只想循着回忆的路线去为一段逝去的生活写照，此外好象别无打算；他通过小孩的眼光复现出几条街巷的气息、声响，以及掩映闪灭在其间的几段故事。我们因此看见几缕时间的擦痕，或深或浅地交错在主人公怀怀的记忆之中；那些陈年旧事宛如指缝间溢出的细沙，散漫落下却在什么地方固执地堆积着。小说以儿童的视角展开是为了获得特殊的叙事张力，因为那里面暗藏着只有世间最明澈的心眼才看得到的彻底的真实，从小巷的日常生活灰败、混沌的外表所不能完全掩盖的一角偶然闪现出来。这种张力还来自于儿童的心灵世界中那洞若观火与茫然无知并存的巨大反差。我记得史震林在《西青散记：自序》中所回忆的“余初生时，怖夫天之乍明乍暗，家人曰：昼夜也。怪乎人之乍有乍无，曰：生死也……”一段，真是浸透了被成人们的常识抹平了的大无奈和大悲凉。西方作家中诸如福克纳的《夕阳》、鲁尔弗的《马卡利奥》都是用小孩的口吻叙述令人惊骇故事的杰作，前者将一股扑面袭来恐怖之感展现得纤毫毕露；而后者，那个傻孩子的自述，就像地狱的入口，漫出无边无际的阴冷和绝望。而《小楼记事》则陈诉着对旧事的感怀，以及一个女孩子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记忆深处的光斑碎影，但是归根结底却无法从中挽回什么的那种深刻的丧失感，这就像一根看不见的绳索，贯穿了小说情节的交替生灭。纳博科夫在自传的最后一章写道“它们在经过，飞逝，飞逝，那些匆匆的岁月”——并且追忆终归也要在飞逝的时间之中成为虚幻。拆迁后的石板街再不复往日喧嚣，像干透的河床露出它的荒凉底色。似乎这也是戴冰大多数小说的底色。

关于记忆这个主题，戴冰又在两年之后的《橡胶女人案》中再次涉及。如果《小楼记事》描写了记忆对时间的挽留，那么《橡胶女人案》则表现了时代对记忆的扣留；在《小楼纪事》中记忆如一笼火，用明明灭灭的幽焰诉说曾经的春华秋实；《橡胶女人案》中记忆是一座牢，无声无息地禁闭着它的人质，任凭光阴荏苒，时代变迁，沧海成为桑田。对于逝去的岁月，《小楼纪事》充满固执的留恋，像一首曲调哀愁的挽歌；对于岁月的逝去，《橡胶女人案》则显得无动于衷，表现出分明的漠视与决绝。小说的主人公李开桃仿佛这座小城的“黑匣子”一般，用整整二十五年的沉默和自闭，原封未动地在记忆中保留下当年那场事件的每一个细节。

《城的故事》是作者有意在结构上追求对称的作品，作品中出现老城与新城的对称，两个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的对称，以及城中新旧两种观念的对称。在这些坚实的对称结构之后，仍然是慢慢荒芜的生命、渐渐老去的时间。《桃花》描写了疯傻而美貌的女子失去庇护之后短暂凄凉的一生，笔触森冷幽怪，仿佛暗绿的深潭中飘起一件花色艳丽的衣服，令人悚然而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