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书质量标准之我见
志书的质量是志书的生命，是志书的价值所在。保证志书的质量，必须坚持全方位的质量标准，明确质量标准的内容、把握好志书质量的重点和如何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
一、方志界提出的志书质量标准的主要内容
志书是一种按照方志体例编纂的，有着特定区域范围、特定载体形式的特殊精神产品。志书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志书的使用、流传，也直接关系到志书的生命。
首轮编修新方志第一次对志书质量问题提出要求的是在1985年全国地方志工作规划工作会议上。会议指出“‘七五’规划不但要有数量的要求，更重要的是要有质量的要求。特别是今后各地将有一批新志书陆续完成，而对这种形势，更应强调重视质量问题，要树立质量第一的思想，要充分认识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的艰巨性和保证新志质量的严肃性。”①嗣后，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87年第七次会议、1988年第八次会议、1992年第九次会议及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1995年二届一次会议以及1986年全国第一次地方志工作会议和1996年全国第二次地方志工作会议，1990、1991、1992、1993年按年召开的年度工作会议(座谈会)等，都对志书的质量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胡乔木、李铁映、曾三、郁文等中央和中指组的有关领导讲话也都详细阐述了坚持志书质量的重要性，并对如何提高志书质量问题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志书的质量标准，也是随着志书质量问题认识与探讨的不断深入而逐步达成共识的。1988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大辞典》(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专门设立了“新方志质量标准”的词条，即“观点正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资料翔实、系统、丰富，纵不断线，横不缺项，真实可靠，准确无误，吸取最新科技成果；体例完备，一般应有记、志、传、图、表、录等，横排纵写，重在记叙；文风端正，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还要突出地方、时代、行业特点，做到思想性、科学性和资料性的统一。”这一词条包括了志书的指导思想(观点)、资料、体例、写法、文风、特点等，可以说包括了志书编纂方面的全部质量标准内容。1990年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中明确指出；“一部志书，从搜集资料、篇目设计、编纂、终审定稿到版式设计、印刷、校对以及书籍装帧；从政治观点、地方特点到资料运用，以及体例、文风的把握，都涉及到志书的质量问题。”②1995年8月，新调整后的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又进一步指出：“志书的质量是一个全面的整体概念，主要是指提高志书的思想性，和科学性，要求观点正确，资料翔实，内容真实可靠。同时，在编纂方面也要求体例完备，结构严谨，文字简练流畅，在志书编纂出版的每个环节上都要保证质量。”③ 1996年5月召开的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的主题就是总结15年来地方志的工作经验，如何高质量地完成社会主义第一轮新方志的编纂任务，为续志工作做好准备。可以说在此后几年的中指组工作中，都是围绕质量为中心进行的。志书的质量标准主要集中体现在1997年举行的全国地方志评奖活动中。是年5月8日，中指组二届三次会议通过的《全国地方志评奖实施办法》中，对评奖基本标准做了详细的规定，共6条。即：观点正确，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篇目结构合理，体例完备严谨，在继承旧志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资料翔实准确，内容充分深刻，认真贯彻存真求实的原则；时代特点鲜明、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鲜明；行文朴实简练流畅，有较强的可读性；图表运用得当，印刷装帧精美大方；全书差错率不超过万分之一。这6条既是志书的评奖标准，又是志书的质量标准，可以说它是首届编修新方志以来对志书质量标准最全面、最细致、最完整的表述，而对志书质量标准最权威、最简练、最具法规性质的是与《全国地方志评奖实施办法》同时通过的《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规定》明确指出：“编纂地方志要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翔实资料，力求观点鲜明正确，材料真实可靠，体例完备严谨，篇目结构合理，内容充分深刻，段落层次清楚，审校严格认真，从多方面采取措施，保证志书质量。”④因为这是编纂规定，如果再加上审校精细、印刷精美大方，这便是最完整的志书质量标准。
二、何为志书质量标准中的首要标准
志书质量的标准中所确定的每项都是不可少的，缺一不可的，这不仅因为它是全方位的质量观所确定的，而且是在志书质量标准这个完整的统一体中，每条标准之间都是互相关联互相制约的。但是，哪一项是首要的呢?本人认为在志书质量标准中，资料翔实是首要标准，这是由方志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地方志是一种资料性的科学著述，它具有十分强烈的资料特征，可以说资料性是方志的本质属性。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地方志应当提供一种系统的资料”，“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是一部朴实的、严谨的、科学的资料汇集。”⑤资料翔实与否，是一部志书成败的关键，它直接影响志书的整体质量。其他各项质量标准均体现于资料性之中，并凭借翔实的资料得以突出。没有翔实准确的资料，观点再正确，体例再完备，特点再突出，文风再端正，印制再精美，也不能提供科学、系统、准确的资料，更不能成为有用于当世、流传于后代的一部信史。李铁映同志曾经讲过：“当代人编写当代书，记述当代事，一定要存真求实。观点可能有差异，但事实不能有误，一定要准确。”⑥这正说明了资料翔实的重要性。
资料翔实主要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内容丰富完整。完整丰富的内容是志书质量的基础，可将其概括为全、广、深三个字。所谓全，就是志书中所记述的内容要横不缺项，纵不断线，即横的看，一部志书的主体内容要全，一地的主要社会事物应有具体的门类所包含。如光绪《吉林通志》缺少艺文志、交涉志，新编《黑龙江省志》缺少建置志，新编《尚志县志》缺少劳动、人事、民政三篇等等，这便不能谓之全。从纵的看，记述事物的发端资料、重要历史时期和重要历史发展阶段资料、下限的资料要全。一些志书由于资料不全，常采取省略式、跳跃式和蛇尾式的方式，勉强成篇。首先，一些内容，虽列章节，却未能从事物发端写起，明明清代、民国时期已经有活动，却一言蔽之，用“解放前官府不重视”，“解放后得到了发展”之类的语句敷衍了事。其次，记述时不能很好地将资料进行提炼，用纪事本末体写明一项事物兴衰起伏发展变化的过程，而是用50年代如何、60年代怎样的方式堆砌成篇。再次，下限的资料不能统一列齐，或只到下限前一二年，或到下限时没有完整的数字，使用志者无法征引和比较。全，还体现在记述事物的要素要全。这是因为每项事物的构成都有各项基本要素，抓住了基本要素，就抓住了核心，抓住了本质。现以工业志为例，记述的基本要素，应有工业结构、职工队伍、工业管理三大要素。工业结构中又有所有制结构、轻工业结构、重工业结构、行业结构四个基本要素；职工队伍中又有全民所有制职工、集体所有制职工、个体劳动者三个基本要素；工业管理中又有管理机构、领导制度、企业管理、经济效益四个基本要素。同时在工业志这个大概念中还应有各门类工业企业这一基本要素，诸如电力工业、纺织工业、石化工业、机械加工工业；建材工业、食品工业、电子工业等等，这些要素的确定依据于当地的工业门类，有则设，没有则不设。而各门类的记述而各门类的记述又有一个基本要素问题，比如《机械加工工业》的记述就有企业名称、主要产品、总产值、固定资产(包括原值和净值)、定额流动资金平均余额、利润、税金、职工人数、全员劳动生产率、主管部门、企业性质、最早开工年份、历年经济指标13个基本要素。作为一个工业门类，要记的东西很多，只要按这13个基本要素写，这个门类的企业的历史和现状，阶段性的变化就完整地记述了下来，足以反映这一事物的全貌和本质。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由于种种原因，使得有些资料很难弄全，我们必须花大力气，下大功夫，努力把志书所需的各种资料弄全，以保证志书的完整性。
所谓广，就是资料要广征博采。要有竭泽而渔的精神，对案牍图书、奏章报刊、街谈巷议、乡老口碑，均应采集。例如，《巴彦县志》编者，遍查清代《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上千卷，采访巴彦抗日游击队创始人张甲洲等知情人上百人次，因而使该志自巴彦从清代同治元年(1862年)设呼兰厅始到1985年资料非常翔实，巴彦抗日游击队的内容也非常丰富完整。《漠河县志》编辑人员，从呼玛县搜集到民国时期的档案2000馀卷，从大连图书馆搜集到《漠河矿务局稿册》12函113册及《漠矿录》等有关图书档案资料不下数百种，连同现实资料共2000余万字，所以该志资料翔实，地方特点突出，1993年获黑龙江省和全国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广，还要突出志书为一地之“百科全书”、“地方全史”、“万有文库”的作用，这是因为方志对于“一邑之山川地理、人民政治、风俗物产以及忠孝节义、嘉言懿行与夫疆域之沿革，城池之建置，土质之肥瘠，地方之治乱，道德之盛衰，人文之优劣，莫不一一备载。”⑦所以一地之大事、要事、人物、物产，均应于本地的志书中记载。如果从民国《瑷珲县志》、新编《爱辉县志》中查不到庚子俄难中“江东六十四屯大惨案”、“海兰泡大惨案”的详细记述，《巴彦县志》查不到“巴彦抗日游击队”的系统内容，《嫩江县志》查不到“兴安城总管衙门(光绪八年至二十年设于今嫩江县塔溪乡兴安城村)的完整记载，《漠河县志》查不到李金镛的传记资料，那么，这部县志不但内容不全，更谈不上广了，其价值必然大大地削弱。
所谓深，就是内容记述要有深度，能够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反映充分，记述深刻，努力揭示事物的本质，记述事物的兴衰起伏的发展变化过程，通过资料的排比看出事物的发展变化规律。要用邓小平理论作指导，努力记述好改革开放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要深入加强地情研究。一部有特色、有个性的成功志书，正是深入进行地情研究的结果。只有从全局出发，深入、系统、全面、准确地研究好现实的、历史的地情资料，正确地认识地情及其特点，克服随机性和散在性，不仅从特色上下功夫，而且从全局上下功夫，才能将志书所应覆载的内容记述深刻，反映准确。
二是史实准确。史实的准确，资料的真实可靠，是志书质量的核心。志书记述的事物符合客观实际，准确无误，可征可信，志书才能取得社会各界的信任，经得起社会的检验，才能发挥其“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才能长久地流传下去。史实准确，主要做到时间准，地点准，人物准，事件准。时间准，能记到年的到年，能记到月的到月，能记到日的到日，尤其要注意农历和公历的换算，弄不好要相差一年。地点准，就是要努力做到此事不能彼书，彼事不能此记，更不能张冠李戴，或漫无边际。古地名一定要注以今地名。人物准则要做到人名准，籍贯准，民族准，政治面貌准，生卒年准。事物准，除所记述的历史事物本身必须真实准确以外，主要体现在时间准，地点准，人物准上，四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首届编修新方志对志书的质量问题曾有“硬伤”之说，史实不准则是志书的最大最致命的硬伤，我们切不可低估一件史实不准或错误所造成的危害的严重性。例如，新编《绥化县志》大事记第一条记载，同治元年(1862年)北团林子(绥化县原名)建制(治)。根据这条记载，绥化市政府决定于1992年8月举办绥化设治130周年庆祝大会，旨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正当新闻发布会已发布，并动员社会各界紧锣密鼓地筹备酌时候，我闻知此事，给绥化地区志办写信说明县志此条记载有误，绥化设治为光绪十一年(1885年)，是年设绥化理事通判厅，治北团林子。而同治元年(1862年)是呼兰厅(今巴彦县)设治，北团林子为其所辖。请慎重以绥化开发设镇130周年名义举行庆祝活动年。地区志办将我的信转给了市政府，市长觉得这一情况重大，一是庆祝活动时间不准将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而若按绥化设治名称举行庆祝活动，1992年又不是130周年，而是107周年，举行设治107周年的庆祝活动又无意义。二是新闻发布会已发布，邀请函也已发出，并且做了大量的准备活动，庆祝活动必须举行，否则无法收场。主管副市长王新生三顾茅庐，请我帮助论证。鉴于实际情况，庆祝活动既要符合历史事实，又要维持130周年的动意，我根据《黑龙江将军衙门档案》记载北团林子同治元年放荒，又根据民国《绥化县图志》北团林子同治元年开垦为中兴镇及该县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皇清诰封奉直大夫祖考刘府君宜人祖姓孙太君墓志》“同治元年家移北团林子领荒设镇”的记载，确定为该项庆祝活动为“绥化开发设镇130周年”，使原定的庆祝活动如期举行。试想，县志如果史实记载准确，则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麻烦，如果不通过这番考证和“变通”则会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造成不应有的损失。至于其他志书中对本属设治时间弄得不准的更多，主要是将奏请设治时间或下部议及具奏时间当成设治时间，如饶河县设治时间为宣统二年四月十六日，而《饶河县志》却将宣统二年设治记为宣统元年设治。亦有农历、公历换算致误者，如木兰县设治时间为光绪三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5年1月29日)，《木兰县志》大事记、建置篇、军事篇误记为三十一年，即是只注意1905年为光绪三十一年，而忽略了1905年1月29日仍是光绪三十年。还有误抄旧志者，如三姓副都统设立的时间据《清实录》为雍正九年(1731年)，而新编《依兰县志》为雍正十年，系误抄光绪《吉林通志》所致。
三是数字精核。数字是志书文字记述中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新方志所反映的内容必须要有翔实、准确、科学的统计数字。重要年度、主要历史阶段的数字，单项分列的数字，全面综合的数字都不能少，而且必须要准确无误。数字的准确与否，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质量，同时数字又是最容易i忽视的内容。仔细推敲，很少有一部志书的数字能达到百分之百的准确。数字不准的主要表现是文字记述的数字与表格中的数字不符，总计数字与分列数字的和不符，百分比数相加之和不等于百分之百，总项与分项不符，同一数字不同地方出现不一致。如《大庆市志》4页记载：到1978年底累计建筑面积为547．56万平方米，98页表则为5 425 588平方米，即542.56万平方米，二者相差5平方米。125页倒6行：1986年城乡个体工业营业额473．75万元，325页则为433．75万元，二者相差40万元。又如关于大马哈鱼的记载，《同江县志》自然地理篇中记载：1977—1979年县水产公司在同江境内共收大马哈鱼2 603尾。农业篇记载的却是：1967年这一年共捕捞大马哈鱼20 160尾，即使捕捞数大于收购数，然而一年之捕捞数也不能约是3年收购数的10倍。《虎林县志》自然地理编记载：渔业产量最高的1958年达579吨，其中驰名的大马哈鱼达8 000多尾。农业编记载的却是：大马哈鱼……到1955年产8000尾。1959年鱼产量多达800吨，是历史的最高水平。这里鱼产量最高年份一是1958年，一是1959年；大马哈鱼达到8000尾或8000多尾的一是1955年，一是1958年，究竟哪个数字准呢?难以弄清。
总之，内容的重大缺漏、史实的严重错误、数字的明显不核(合)的根本原因都是资料工作没有做好，忽视了对文献资料的考订、核实和筛选，总纂、审校工作做得不细，故而严重影响了志书的质量。不但使志书难以成为“可信、可用、可读”的优质志书，成为名志、佳志，反而会贻误当世和后来，甚至劳民伤财。
三、如何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
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首先要加强学习。这是提高志书质量的基础。要增强一部志书的科学性，努力提高它的学术品位，使之成精品、佳志，我们都要很好地学习。除学习好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外，还应努力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掌握更多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曾三同志曾经指出：“要使新编地方志的体例、门类、篇目等各个方面都适应于科学地反映当代社会生活的需要……使之能够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当地自然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合乎规律地表现事物的发展过程，这就要求我们积极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其中包括地理学、生物学、经济学、统计学、法学、社会学、民族学、教育学、哲学、史学、语言文学等各个学科的积极成果。”⑧这就是说要通过学习，努力提高自己各方面的科学素养，尤其是史学修养更为重要。江泽民同志曾对各级领导干部多次讲过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金融研究班结业式上讲过：“一名领导干部不善于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不可能成为高明的领导者；一个政党不善于从总结历史中认识和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不可能成为顺应历史潮流的自觉的政党；一个民族不善于从历史中继承和发展本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就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学习历史包括学习中国通史、区域史、地方史及与方志学相关的目录学、年代学、文献学、校勘学、年鉴学等知识，增强驾驭史料、考证史料和编纂史料的能力。这样，才能更好地把好史实关、资料关。无数事实证明，志书的质量和学术品位与主编、编辑的学识水平有密切关系，有些修志工作者，经过多年的刻苦学习、潜心钻研，不但写出了高品位的志书，而且出版了方志学专著和地方史、行业史的专著，都是不断刻苦自学的结果。
其次，要讲政治，这是保证志书政治质量的关键。新编地方志是科学的地情资料著述，主要通过地情资料反映地区发展的客观情况，并不需要空洞的政治议论或不恰当的政治宣传，但这绝不是说，它是脱离政治或不关政治的，恰恰相反，它与我国的两个文明建设密切相关，有很强的政治性。另外，地方志是官书，它代表政府的意志，无处不体现党的方针政策，诸如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保密政策、涉外政策，直至信访、民政、财政、税收等各个方面，无处不有政治，而且均有很强的政治性，这种政治性，在边境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体现得更为明显。方志涉及的面广，常常会遇到一些复杂、敏感的问题，需要我们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妥善处理，如“文化大革命”问题、抗联问题、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等等，除严格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去记述外，还要及时向省委及地方党委请示汇报，请各级党委把关。续志中正好遇到1989年的“六四”政治风波和1999年的“法轮功事件”，这都要求我们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明辨是非，坚持原则，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志书的政治质量
第三，要一身正气，这是把好志书质量关的重要保证。一身正气，就是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高尚的思想情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史才、史德、史笔兼具。表现在志书的编写上要实事求是，秉笔直书，据事直书，拒绝请托，刚正不阿，不屈从权贵，不溢美，不掠美，不隐恶，努力做到章学诚在，《修志十议》中所指出的，“忌擅翻旧案；忌浮记功绩，忌泥古不变，忌贪载传奇。”表现在总纂定稿上，要有胆有识。“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要主持公道，不为门户之见、所左右；要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避免主观臆断。表现在志书的审定上，要坚持原则，严格把关，不徇私情，两袖清风。要建立·和健全严密的审定稿制度和志稿审查验收制度，避免随意性、个人行为和审查验收中的不正之风。严格禁止达不到质量的志书出版，要确立对不合格志稿驳回重修的审批制度。对粗制滥造、不符合质量标准的志稿、志书一定要重新修改，直至重纂、重新印。如首轮修志之初，缺少经验，《富锦县志》已出版三卷，因不符合体例要求而重新编写。《嫩江县志》即将付梓，也因质量太差而停印，重新纂修。《富裕县志》也已交付出版，因体例等质量问题不合要求而推倒重来。《青冈县志》已出版，因质量一般而重新修改，重新出版。《黑龙江省志·人口志》正式出版后，发现其中好多重要史实有错误，严重影响了志书的质量，于是黑龙江省志编委会多次召开会议，反复研究修改方案，决定重新修改，重新印制。这些都是严格把好志书质量关，坚持质量标准的生动事例。
[参 考 文 献]
①(中国地方志全国规划会议纪要》(1985年5月22日至
27日)[A]．《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
1999．
②(1990年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纪要》(1990年4月3日
至7日)[A)．(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
1999．
③《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二届第一次会议纪要》[A]．
<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1999．
④《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1997年5月8日中国
地方志指导小组二届三次会议讨论通过)[A]．(中国方志
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1999。
⑤胡乔木．《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
讲话》[A]．《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杜，
1999.
⑥李铁映．《在全国地方志颁奖大会上的：讲话》(1997年8
月20日)[A]．《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1999．
⑦纪树藩。民国《安图县志·序》[M]．
⑧曾三．《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而开拓前进——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86年12月22日)
[A]．《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上)[C]．方志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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