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代理费用计算器:张凡：傅铁山——未穿“红衣”的主教(凤凰周刊 2007年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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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铁山：未穿“红衣”的主教
2007年06月21日 14:29 字体：
傅铁山的去世牵动了两岸三地，甚至波及万里之外的梵蒂冈。
“新亡者，弥额尔。”在北京20多个教堂里，公告牌上显示一个灵魂正前往天国。“弥额尔”是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北京教区主教傅铁山的圣名，患肺癌两年多后，76岁的傅铁山在2007年4月20日辞世。
在北京宣武门外，坐落着北京最著名的天主堂，人称“南堂”。这个最早由利玛窦修建的教堂，距今已有近400年的历史，现在则是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办公之处。
傅铁山的灵堂就设在这里，在灵堂前摆放的最显眼的花圈，是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刘延东送来的。傅铁山也被官方称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
傅铁山位至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是天主教人士目前为止在内地享受最高政治待遇的第一人，他的去世牵动了两岸三地，甚至波及万里之外的梵蒂冈。
不一般的“学生”
“为什么没把他们带出来？”1949年，仓惶离开大陆的远东首任枢机主教田耕莘追问身边的人说。在这一年离开北京的时候，他带走了20多名神学院的学生，将他们分别留在香港、澳门、台湾。但后来在清点人员时，他发现其中缺少了两个人，一个是傅铁山，一个是石玉昆。
傅铁山时年18岁，风华正茂。“实际上那一年我们都还在念高二。”与傅铁山一同进入修院的孙尚恩神父说。后来有人说这两人留在大陆，一定是天主的圣召，他们会在大陆将天主教发扬光大。
若瑟修女会会长英木兰现时讲起这个故事仍津津乐道，这些离开北京的修道士后来有机会回到内地，都会提起这个让他们记忆犹新的故事。这一届的学生共有50多人，但后来只有5个人晋铎神父，傅铁山与石玉昆都名列其中。
这位未来的主教出生在河北省清苑县一个名叫谢庄的小村子里，这里早在19世纪晚期就已经成为了天主教村，傅的母亲是一位忠实的天主教徒，受洗的时候神父为他起圣名“弥额尔”，这是天主教里的总领天使，三大守护神之一。
1939年的一场洪水迫使傅家逃荒到密云县檀营天主教堂，8岁的傅铁山在次年得以进入当地闻名的白檀书院读书。檀营教堂的张神父发现他天资聪颖，保送他到北平天主教备修院去上学。
“他非常聪明，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后来他当了班长。”孙尚恩神父说。1944年春天,备修院因学生罢课而遣散。傅铁山辗转回到密云，天天去教堂向张神父学习拉丁语。这年秋天，在神父的帮助下，他又得到一个机会进入北平西什库小修道院学习。多年以后，他在这里晋铎为神父。
二战后，罗马教皇任命了亚洲地区第一位中国籍枢机主教——田耕莘，田将北京西什库教堂作为“枢机主教府”，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中心。傅铁山所学习的修道院也改名为“耕莘中学”，傅在这所学校里成绩优异，被选为学生会主席。田耕莘对其极为欣赏，认为傅是修道士中不可多得的人才。
1949年成为转折之年，天主教的领袖人物田耕莘和于斌这时选择了离开——他们跟着蒋介石到了台湾。田后来被梵蒂冈任命为红衣主教，而于斌则受命在台湾重建辅仁大学，因为在政府里任职，还被大陆列为“55名战犯”之一。
个人的使命
1950年，上海的《大公报》号召“把那些以传教为名，以侵略为实，挂羊头卖狗肉的宗教贩子赶出中国去”，主张“中国教徒应自行以民主的方式，组织国人自治教会。”
此前，梵蒂冈不停地对中国内地的天主教众们发号施令，但这样的做法显然是新中国的领导人所不能接受的。
在1950年11月，大陆发布《天主教自力更新运动宣言》，宣布中国天主教独立。1951年，时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召集天主教上层人士集会，说“我了解天主教”。在周的鼓励和帮助下，中国天主教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自养”的道路。但一些依附于梵蒂冈的天主教徒却从此转入地下，形成了所谓的地下教会。
在中国内地天主教逐渐独立于梵蒂冈的时候，傅铁山完成了他神学院的学业。在专业人员缺少的天主教北京教区，傅铁山很快成为教区的重要神职人员。1956年7月1日，恰逢中共建党35周年，25岁的傅铁山在西什库教堂晋铎神父，开始了他51年的圣牧之路。
1957年，天主教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中国天主教会必须独立自主，彻底割断同梵蒂冈教廷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联系，反对梵蒂冈教廷利用宗教干涉我国内政、侵犯我国主权的活动。”
很快，西什库教堂将不再成为中国天主教的教务中心，傅铁山的传教工作中的第一次挫折来临。1958年，教会将西什库教堂捐献给国家。此后，主教府一直被北京第三十九中学占用，教堂收藏的教会藏书“摇篮本”：早期印刷图书和一批稀见文献被运出教堂移交北京图书馆收藏。
离开西什库，傅铁山又来到了宣武区的南堂。在这里短暂的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又成为神学院的外语教师。但不久，北京开始了一场“北京高校改造运动”，神学院也被列为改造对象。神父傅铁山一年后被送往北京南口进行体力劳动，在他之后晋铎神父的孙尚恩同样也来到了这里。
劳动了4年后，傅铁山重新回到教堂。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了，宗教界的各色人等都被发配到北京市海淀区西北旺进行劳动。英木兰回忆说，傅铁山在改造的时候并没有休息下来，他报名参加了北京的“红旗夜大”，这是北京市其时唯一被官方承认学历的夜大。
傅铁山在劳动期间，经常一边光着膀子蹬三轮，一边背英语单词。这一时期打下的基本功使傅铁山在日后可娴熟运用英文读写，当然这位神父研究更多的则是拉丁语。
“他一直觉得这是天父的圣召，一定会有积极的回应。”孙尚恩说，在劳动的时候，他们依然没有忘记念经，没有忘了修行。
背起沉重的十字架
1978年成为中国新的分水岭。苦难终于过去，傅铁山在第一时间又回到了利玛窦教堂，他在这一年重举圣杖，北京南堂也成为13年后第一个开堂的天主教堂。
梵蒂冈在这一年则通过地下渠道，在内地传播所谓“神权下放”和“简化祝圣主教及神父手续”等指令。北京天主教此时一项重要的工作是选定主教，此前这一位置已经空悬15年之久。
1979年，其时已经成为副主教的傅铁山在内地第一次的自选自圣活动中，晋牧北京教区主教。此后，内地主教自选晋牧渐成惯例。
梵蒂冈对这一任命发表了一番反对言论，但现实的情况是，内地的教众们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重新寻找内心的追求。
“我背负着十字架，这就是我的使命。”傅铁山后来多次说到，这位新任主教面临着诸多困难，经历过政治风云的人们对信教存在着诸多怀疑，同时教会的人才则面临着青黄不接的困境。晋升主教的傅铁山亦未得到梵蒂冈的承认。
傅铁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培养教会的接班人。他在1980年开始筹建神学院，当时有15人报名，但最后入学的修生只有6人。后来在北京海淀区西北旺乡借用了基督教的一个地方，建起了一个修道院。
“当时根本没有办学条件，但是他说没有条件也要办起来。”孙尚恩说，其时没有专职的神职教学人员，也没有教材。傅铁山和孙尚恩这些上过神学院的人只好凭自己的记忆来重新把教材写了出来，然后再油印出来。每次上课，授课者都需要骑自行车穿越大半个北京城，从南城跑到海淀去讲课。
1983年后到南堂与傅同奉天主的修女英木兰称，当时条件非常之差，南堂里只有一部弥撒经本。后来，有一个外国教友团来访，专程去修道院看了看，感慨万千的说：“这大概是全世界最简陋的修道院了。”
“他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圣召，都会在属于自己的时空里开创自己的事业。”英木兰说，傅铁山经常以此自勉，他认为在中国牧道就是自己的圣召，并把这称为“天主给我的大福传的使命”。
1979年12月21日，接受祝圣的傅铁山把基督的训导“人子到来不是为受人服事，而是为服事人”铭刻在他的主教宝座上，作为他的徽号。第二天，参加祝圣的25位主教倡议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教务机构，随后傅铁山、宗怀德等8人成立了一个筹备组。
1980年5月30日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结束后，紧接着召开了“中国天主教第一届代表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成立“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和“中国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傅铁山成为这一组织中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那个时候压力还是很大的，有来自国际上的，也有内部的困难，还有心灵上的压力。”英木兰说，这是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但是傅铁山勇敢地背了起来，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开始了他的福传之路。
与时俱进的改革者
尽管受到了最为传统和严格的神学教育，但傅铁山并不是一个保守的主教。在他所主持的弥撒中，常有激情昂扬的感染力。英木兰修女说，爱好音乐的傅有天生的好嗓音，在1997年香港回归时，傅曾清唱过《东方之珠》，其极具穿透力的男中音让满座皆惊。在做大弥撒时，傅铁山主持的拉丁文唱词非常优美。
在其任北京教区主教后，傅逐渐成为内地天主教的领袖级人物。一方面，得益于他对神学的极其虔诚的研究，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善于学以致用，改变了天主教的诸多做法，从而使天主教徒们迅速发展壮大。与此同时，傅铁山也逐渐成为半官方人物。1992年，傅铁山成为北京天主教爱国会的副主席，6年之后，他又升任主席。同时成为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
孙尚恩说，傅铁山极力推动的“培青工程”是天主教发展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将神学院恢复后，傅铁山亲任神学院的院长，培养出了1200多名神父。在政治素质上要求修道士们服从中共的领导，积极参与社会建设；在文化素质上则要求修道士提高文化修养，以适应现在已经变化了的教众。
英木兰说，在1990年代末，傅铁山提出中国天主教会要成为“五型教会”。一是“圣事型”，即把天主教七件圣事，如领洗、婚配等要做到庄严、神圣；二是“道德型”，倡导教会多参与慈善事业；三是“文化型”，提高修道者的文化水平和能力；四是“服务型”，整个教会都是“众服之服”；五是“民间外交型”，在国际交往中，国家办不到的事情，宗教可以代替办一部分。
傅对宗教的思考超越了他同时代的人，这也使他后来走上了更为重要的岗位。他在2000年率领宗教界参与“世界宗教大会”，并在会上与达赖的支持者进行了斗争。2002年，傅铁山被选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为国家领导人。
2006年，《江泽民文选》发行后，傅铁山在一次座谈会上称江的一篇讲话对宗教的积极性作了肯定，“这篇讲话对宗教道德和宗教的心理慰藉作用都首次表示肯定。”傅铁山认为这种转变“充分调动了宗教界的积极性”。
此时，傅已身患重症。但是，他对宗教界的事情仍抱以高度的热情，他在病中反复思考，提出“和谐宗教”的概念，并多次与前来探望他的宗教局局长叶小文进行探讨。
在2007年中共召开的全国性宗教团体负责人新春座谈会上，傅铁山身体已很虚弱，但抱病与会的他却鲜明地提出了“构建和谐、五教同光”的理念，并向宗教界发出“发挥优势，共建中国和谐宗教；五教同光，共建和谐寺观教堂”的倡议，这一举动受到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的高度赞赏。
“能与时俱进”，多位宗教界人士称赞傅说，在傅司职天主教期间，中国天主教会拥有了110个教区，1000多名神父和超过500万名教徒。傅铁山称“中国教会目前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黄金时期。” 但黄金时期并非没有隐忧，起伏的中梵关系使教会的未来仍充满不确定性。
爱恨梵蒂冈
“中国天主教信仰上的领袖是在梵蒂冈，还是在中南海？”上世纪80年代，中梵关系处于一个非常敏感的时期，德国《明镜周刊》的记者在采访傅铁山时，突然将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抛给傅。
“在天上。”傅在这一刻显示了他作为宗教领袖的机敏与智慧。在现实中，因为梵蒂冈所采取的态度，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与梵蒂冈的关系仍处于僵持阶段。梵蒂冈由此成为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傅铁山在对待这一问题时头脑清醒，其灵活的方式颇为人所称道。他是推动中梵建交的支持者，但同时也是批评梵蒂冈的主要人物。
后来的2003年，当中梵关系有所缓和的时候，傅铁山也对来访的记者表示，“我们每天早上做弥撒的时候，都为同一个教皇祈祷，”但同时，他对香港教区主教陈日君的某些政治言论表示不同的看法。傅颇有深意的说：“神职人员无论地位如何高，都应该‘上帝归上帝，凯撒归凯撒’。”并强调“希望神职人员要有爱国、爱港及爱教的精神”。
2006年3月，梵蒂冈国务卿苏达诺枢机主教曾表示，一旦中国同意，梵蒂冈准备当晚或翌晨就把大使馆迁到北京。梵蒂冈外交部长拉约洛在接受本港有线宽频电视台专访时表示，教廷与中国建交“时机已成熟”。中国官方的表示则相当冷静，称双方有接触，但并未进入实质阶段。
随后的4月和5月，中国天主教在20天的时间内为4个教区祝圣了主教与助理主教，已经身患重症的傅铁山抱病出席北京的祝圣活动。这一系列的祝圣引起梵蒂冈的不安。随后的6月，两位梵蒂冈官员到访北京，与中国政府就中梵关系对话，但双方会谈的内容未曾对外公布。
有人曾多次询问傅铁山关于中梵建交的问题，傅铁山再次显示出自己的圆通。他说“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总会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在离世之前，这位统管内地500多万教众的主教再次表达了对中梵建交的希望，这是他留给后任者的一大愿望。
在傅铁山患病的两年中，代表天主教爱国会发言的一直是副主席刘柏年，但这位副主席已经73岁了。天主教爱国会的其余几位副主席中，刘元仁在2005年离世，被视为后起之秀的则是42岁的昆明教区主教马英林，这位副主席同时还兼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秘书长之职。
颇为令人意外的是，在2006年7月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大会”的会场上，梵蒂冈代表团成员、枢机主教团副团长、法国枢机主教艾切卡雷主动上前与马英林握手，其他梵蒂冈的重要人物亦都纷纷对马英林在内地祝圣道贺。
这与傅铁山在2000年遇到的情况大相径庭，梵蒂冈急切的心情一望而知。不过，傅铁山的身后遗愿是否会在近期有所突破，仍存在着巨大变数。天主教爱国会方面表示近期并不会考虑傅铁山接任人选的问题，而显然接任者的全面考量在几年前就已开始。
梵蒂冈，仍是傅铁山的继任者需要考量的因素。
“圣徒”的最后时刻
在傅铁山的生命进入倒计时的状态时，有许多人流露出情不自禁的悲伤。中国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在傅铁山去后的第二天，即在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一息尚存，爱国爱教》的文章。
叶小文称自己在4月16日接到电话后即赶往医院，他在文中写道：“处于弥留之际的傅铁山主教已经没有了意识，生命的迹象已经非常微弱。但当领导同志和神父、修女紧握他的手呼唤他时，他竟奇迹般地流下热泪。”
叶小文提到，在傅铁山的床头，挂着胡锦涛与傅铁山的合影。在他生命的尽头，这位国家领导人也曾赶来见他最后一面。
此前，傅铁山抱病参加了在3月份召开的全国两会的预备会议，他原本准备参加第二天的开幕式，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医生极力反对：对一个身患重病的人来说，参加长时间的会议绝对是一个折磨。
2006年圣诞节，傅强撑病体出现在他晋牧的“南堂”，其时他已经不能独自站立，他是坐着轮椅进教堂的。最后，在两个修道士的搀扶下，他坚持站立牧道，一口气讲了20分钟仍意犹未尽，其布道之执著，令在场人员无不动容。
傅在病中、英木兰等人去看他时，他依然乐观地说：“难得一见，难得一见。”并抽空与修道士们阐述自己的“和谐宗教观”。在昏迷醒来的间隙，傅一度跟英木兰修女说，“我记得刚从东交民巷的更衣所出来。”
傅提到的是在东交民巷的哥特式圣弥额尔天主教堂，他曾多次到过这个与其圣名相同的教堂。英木兰提醒他说：“你现在是在北京医院里。”傅这时还能笑出声来。
傅的办公室紧邻教堂，从小院子里出来后，推开一个小门，傅可以直接进入大会客室，在那里他会见来自各地的宾客，然后进入教堂。现在，这里变成傅的灵堂。
4月27日，傅铁山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举行，北京教区第31任正权主教，中国天主教新时期的领袖人物，就这样在这个春天告别了人世，他没有穿上梵蒂冈象征神权的“红衣”，但却覆盖鲜艳的五星红旗作别。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 张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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