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区合作利益分配方案:《洞庭湖经济史话》二

第二章  水务·除患兴利保安澜

     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首要前提，是人的存在和发展，是各种植物的生长和发育。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组成一个包括人类自身在内的生态系统，这个生态系统的存在，是依赖水的作用所形成的。显然，水，是生命之源，生存之本，生态之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能延续那么长时间，之所以能创造出世界文明史上的光辉一页，都是和水的作用分不开的。但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把“双刃剑”，有时又是一种潜在的起阻滞和破坏社会发展的力量。千百年来，号称“天下水”的洞庭湖，给人们衣食饱暖，也给人们带来灾难。她安澜时，人们泛舟其上，采莲撷菱，渔舟唱晚，享尽天堂之乐；她发怒时，江海倒悬，白浪滔天，毁田倒屋，涂荼生灵，使多少湖区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从某种意义上讲，一部洞庭湖经济史，同时也是一部洞庭湖区人民与水害作斗争的历史，一部兴利除患的治国安邦史。

第一节    水患频频袭泽国

    洞庭湖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上就是一个水旱灾害频繁的地区。区境四周，诸水猬集，“九江孔殷”。北面，长江主干流自湖北松滋县老城以下至石首调关一段，自清咸丰、同治以来，逐年形成松滋、虎渡、藕池、调弦四口，分泄长江干流之水入洞庭，再通过三江口倾泄长江；南面，湖南全省5公里以上的河流5341条，最大的支流湘、资、沅、澧四水及汨罗江、新墙河，尽皆汇注洞庭湖（见表2-1）。

表2-1           湘、资、沅、澧四水基本情况表

河流名称    长度（公里）     流域面积（平方公里）              年均径流量（亿立米）

     全长  其中湖南境内    总计     其中湖南境内 
湘江 856      670       94660      85383           664.9
资江 653                  28142      26738           217.4
沅水 1133    568       89163      51066           393.3
澧水 388                  18496      15505           131.2
合计 3030               230461     178692          1406.8
资料：湖南省政协经科委《三峡工程与洞庭湖关系研究》，湖南科技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从上表可以看到，四水年均注入洞庭湖的水量为1406.8亿立方米，加上长江上游130多万平方公里空间的江河来水，多年年平均入湖径流量相当于鄱阳湖的3倍、黄河的5倍、太湖的10倍，比三者所汇入水的总量还要多50%。

    一、历史水患追踪

    地处东洞庭湖与长江交汇处的岳阳市，是多种自然灾害的频发地区。历史资料记载，有洪水、渍灾、山洪、干旱、酷热、风灾、冰冻、雪灾、低温等9类气候灾害。从公元前611年至1998年的2609年间，岳阳境内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1096次，尤以水灾最多，共达218年次，其中连续2年以上接连发生的水灾有37次，连续5年以上的水灾有6次。隋代以前（前611～581年）的1192年，记载有洪灾20次，平均每60年一次；明代（1368～1644年）的276年，共发生洪灾51次，平均每5年一次；民国（1912～1949年）的38年，共发生洪灾21次，平均每1.8年一次；1949～2003年的54年，共发生洪灾38次，平均每1.4年一次。

    岳阳境内的洪灾，主要是“西水”、“南水”和“北水”所造成的。长江之水，称为“西水”。每年夏季，长江上游的高山积雪开始融化，形成洪流奔泻而下，到达四川盆地，又遇上5月、6月的梅雨和7月的暴雨，雪水、雨水相汇，水势猛增，来到荆江河段，南向突成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四口，一齐喷涌下洞庭，多年平均入湖水量1180亿立方米，占各水入湖总量的40%以上。长江干流则裹挟洪峰南下城陵矶，高洪时倒灌三江口，与洞庭湖水相顶托。湘、资、沅、澧注入洞庭之水为“南水”。四水流域总面积为23万多平方公里，均位于东南季风区域，4～8月降雨量达1000～1300毫米，占全年降雨量80%以上。4月、5月阴雨连绵，山洪暴发，江水猛涨，造成桃花春汛。随后3个月的雨量也十分集中，四水连同各自大大小小的支流，挟带武陵、雪峰、五岭、幕阜诸大山脉的滚滚山洪，奔腾而入洞庭。汉江之水称“北水”，为长江最大的支流，流域面积17.4万平方公里。5～9月，集中降雨800毫米～1000毫米，占这一地区总降雨量的80%。汉江洪峰与长江干流洪峰相遇，堵住汉口以上长江水流下泄，造成洞庭湖水持续上涨，洪峰叠加，泛滥期长，往往酿成巨大洪涝灾害。因此，在一般情况下，长江的大水年同时也是洞庭湖区的重灾年。据清代陶澍、万年淳修纂的《洞庭湖志》卷之七载，洞庭湖区自汉代至清朝的主要水旱灾害有：

    汉：

    壬戌、文帝元年夏四月，地震，山崩大水溃出。（出前汉《五行志《文帝本纪》）。
    甲午、成帝河平二年四月，大雨雹。（出前汉《五行志》）。
    己巳、顺帝永建四年，霪雨伤稼。（出《后汉书•五行志》）。
    西晋：
    丙申、咸宁二年闰七月，大水。漂没四千余家。（出《通考》）。
    丁酉、三年七月，大水。（出《晋书•五行志》。
    戊戌、四年七月，大水。（出《晋书•五行志》。
    乙卯、惠帝元康五年六月，大水。（出《晋书•五行志》。
    丙辰、六年夏五月，大水。（出《晋书•五行志》。
    戊午、八年秋九月，大水。民多溺死。（出《晋书•五行志》。
    辛酉、永宁元年十月，霪雨。（出《晋书•五行志》。
    东晋：
    辛巳、孝武太元六年冬十一月，大水。（出《晋书•五行志》。

 唐：

    丁亥、太宗贞观元年，旱。（出《丙寅郡志》）。
    乙未、九年秋，大水，害稼。（出《丙寅郡志》）。
    乙酉、顺宗永贞元年秋七月，旱。（出《丙寅郡志》）。
    乙巳、敬宗宝历元年，大旱。（出《丙寅郡志》）。
    辛亥、文宗太和五年，大水，害稼。（出《通考》）。
    庚戌、文宗太和四年夏，大水，伤稼。（出《丙寅郡志》）。

    北宋：

    壬午、仁宗庆历二年，大水坏白荆堤。（出清康熙《岳州府志》）。

    南宋：

    乙卯、五年夏，大旱。秋，大饥。（出《丙寅郡志》）。
    戊申、淳熙十五年，大水。（出《宋史》）。
    壬戌、宁宗嘉泰二年，旱。（出《宋史》）。
    癸未、嘉定十六年夏五月，霖雨。（出《宋史》）。

    元：

    已亥、十九年，大雨。（出《丙寅郡志》）。

    明：

    戊午、十一年，大水。（出《丙寅郡志》）。
    癸亥、英宗正统九年闰七月，大水。（出《明史》）。
    戊寅、天顺二年，大水，饥。（出《明史》）。
    已卯、三年，大旱。（出《明史》）。
    丁酉、十三年，雨冰雹。（出《明史》）。
    戊申、孝宗弘治元年，大旱。自正月不雨至九月。（出《丙寅郡志》）。
    己巳、武宗正德四年，大旱。饥。（出《丙寅郡志》）。
    庚午、五年夏五月，雨黍。（出《丙寅郡志》）。
    甲戌、九年，雨黑黍。（出《丙寅郡志》）。
    癸未、世宗嘉靖二年，大旱，饥。四月不雨至七月。是年又大水。（出《丙寅郡志》）。
    丁亥、六年夏五月，大水。霪雨。（出《丙寅郡志》）。
    壬辰、十一年夏，大水。（出《明史》）。
    甲午、十三年夏，大旱。（出《丙寅郡志》）。
    庚子、十九年，山水暴涨，冲坏田、房无算。（出《丙寅郡志》）。
    甲辰、二十三年夏，旱，大饥。（出《丙寅郡志》）。
    庚申、三十九年夏五月，大水。（出《丙寅郡志》）。
    乙丑、四十四年夏，大水。（出《丙寅郡志》）。
    丁卯、穆宗隆庆元年，大水。（出《丙寅郡志》）。
    己巳、三年夏，大水。（出《明史》）。
    庚午、四年，大旱。（出《丙寅郡志》）。
    戊子、十六年，大旱。饥。（出《丙寅郡志》）。
    壬寅、三十年，大水。（出《丙寅郡志》）。
    丁未、三十五年六月，大水。（出《明史》）。
    甲寅、四十二年，大水。（出《忆丑郡志》）。
    戊辰、怀宗崇祯元年，大水入岳州城。（出《丙寅郡志》）。
    壬申、五年，夏旱。秋八月，大水。（出《丙寅郡志》）。
    癸酉、六年夏，旱。（出《丙寅郡志》）。

    清朝：
   

    丙戌、三年秋，大旱。自五月不雨至九月。（出《丙寅郡志》）。
    丁亥、四年夏，大旱，饥。（出《丙寅郡志》）。
    癸卯、康熙二年，大水。（出《丙寅郡志》）。
    辛亥、十年，大旱。（出《丙寅郡志》）。
    癸丑、十二年夏，大旱。（出《丙寅郡志》）。
    已未、十八年夏，大旱。（出旧志）。
    壬戌、二十一年，大水。（出旧志）。
    己巳、二十八年春，旱。自上年八月至本年三月不雨。（出《丙寅郡志》）。
    丙子、三十五年秋七月，大水溃堤，岁大饥。（出《丙寅郡志》）。
    乙酉、四十四年，大水。饥。（出《丙寅郡志》）。
    丁亥、四十六年，旱。（出旧志）。
    戊子、四十七年，大水。（出省志）。
    甲午、五十三年，大旱。（出《丙寅郡志》）。
    乙未、五十四年夏，大水。（出《通志》）。
    丙申、五十五年，大水。自正月连雨至五月，诸县俱被水。巴、华为甚。（出《丙寅郡志》）。
    庚子、五十九年，大水。（出《丙寅郡志》）。
    丙午、雍正四年夏，霪雨。自四月至六月苦雨，大水溃堤。（出《丙寅郡志》）。
    丁未、五年夏，大水。（出《丙寅郡志》）。
    已酉、七年夏，大旱。（出《丙寅郡志》）。
    庚戌、八年夏，霪雨。（出《丙寅郡志》）。
    壬戌、七年夏，大水。（出《丙寅郡志》）。
    甲戌、十九年夏，大水。（出《丙寅郡志》）。
    甲申、二十九年夏，大水溃堤。
    戊子、三十三年春，疫，大水。
    已丑、三十四年春，霪雨。
    戊戌、四十三年夏，大旱，大饥。
    已亥、四十四年，又旱。
    乙巳、五十年夏，大旱，饥。
    戊申、五十三年夏，大水，巴陵河西堤决①。

    从公元前611年至1998年，洞庭湖区特大洪涝灾害有详细历史记载的，以1870年、1931年、1935年、1949年、1954年、1996年、1998年、1999年等8年最为严重。

    1870年阴历六月，四川东部和湖北西部一带地区发生持续5～6天特大暴雨，形成特大洪水。洪水东下后又与长江中游洪水汇合，荆江洪水受襄水阻遏，致使诸水顶托倒灌，直倾洞庭，造成千年一遇的特大洪峰。而洞庭湖区恰于此时连降大雨，洪水位每天上涨4尺～5尺。岳阳、常德、汉寿、安乡、沅江、湘阴、益阳、南县和华容等县均遭水灾。湘阴、汉寿两县围堤全部渍决，无一幸存。安乡县堤垸全溃，人口因死亡流徙，由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15.94万人，锐减到3.43万人。

①陶澍、万年淳编篡：《洞庭湖志》，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67页。
               

    1931年，从4月到7月，洞庭湖区月雨量超过200毫米。岳阳县境5～7月，降雨1021.2毫米，占全年降雨量的78%。湘、资、沅、澧四水同时发生大水，溃决堤垸1600余处，淹没稻田400余万亩。湖南全省受灾人口1600多万人，惨遭淹毙的达5万余人，沿河淹死3万多人，滨湖十县尤甚，生者流离失所，无衣无食；死者随波逐流，“浮尸蔽江”。

    1935年6月下旬起，洞庭湖区连续两月降雨，仅湘阴县4～6月降雨827.2毫米。湘、资、沅、澧四水同时上涨，荆江也同时发生大洪水并倒灌洞庭，水位比1931年高出2尺多。据民国25年（1936年）1月《湖南省政府公报》第三一二号载：“吾省不幸，灾变连年……今年入夏，又复淫雨为害，湘资沅澧，同时暴涨，荆流澎湃，倒灌洞庭，水位之高，顿逾辛未（1931），演成空前巨浸。灾区之广，已达五十二县。总结滨湖暨山乡各属，冲毁田禾七百零六万亩，淹毙人口三万九千五百余人……被灾民众在五百万以上，田庐荡光，尸骨漂流，一片汪洋……而滨湖之安乡、常德、华容等十一县，复纷纷电报秋汛为灾，堵口复溃……”当年，洞庭湖区溃垸1659个，淹田面积390余万亩。继又发生冬汛，溃渍田亩占湖区11县总耕地面积68％，受灾人口占总人口 58％，淹毙37532人。

    1949年春夏之交，湖南全省连月降雨。6月初旬又连降暴雨，湘、资、沅、澧四水上游山洪暴发。至7月上半月，湘。资、沅三水继枝江出现洪峰后，相继出现较大洪峰，城陵矶出现历史最高水位33．29米。此次灾害，据湖南省临时政府《滨湖勘查团报告书》报告，湖区溃垸441个，溃渍灾面积425.7万亩，受损农田共达 1535万亩，因灾死亡人口 57877人，各项财产损失共达一亿五千万银元。因湖区1948年遭过水灾，此次又雪上加霜，故灾情特别惨重。

    1954年，长江、洞庭湖出现百年罕见的特大洪水。洞庭湖区各地5月份雨量为历年同期平均雨量的2倍；6月份为历年同期的4倍多；7月份为历年同期的3倍。5～7月，除湘水流域雨量较少以外，其余三水的平均雨量接近常年全年雨量，个别地区甚至超过年平均雨量。湖区入汛后水位一直攀升，长江下游水位也一直处于高位，洞庭洪水难以渲泄。7月底，湘、资、沅三水都出现高洪峰，夺据了湖容，抬高了水位。8月上旬，长江洪峰接踵而来，“南水”、“北水”碰头，在洞庭湖形成洪峰顶托，使城陵矶出现历史上最高水位34．55米。是年，洞庭湖区共溃垸356个，溃口 881处，总长66680米，溃渍灾面积588万亩，占当年湖区耕地总面积87％，受灾人口162万人，因洪灾和瘟疫死亡33000多人。

    1996年6～7月，湘、资、沅、澧四水流域和洞庭湖区相继发生持续暴雨，桃江、益阳、桃源、常德、南咀、城陵矶等32个水文站出现超历史最高水位。这次洪涝灾害，强度大，范围广，持续时间长，损失惨重。洞庭湖在区间降雨量持续增大的情况下，又遭上游凤滩、五强溪和柘溪等大型水库突击泄洪，致使湖水陡涨，有时一天上涨1米多，造成湖水难以渲泄，湖区堤垸险象环生，几天时间，沅江市10个大垸溃决9个，造成几十万人受灾；岳阳市5个堤垸连续溃决，无家可归的灾民达25万多人，经济损失149.45亿元；常德受灾面积424.5万亩，经济损失达69.86亿元。

    1998年，特大洪水又袭击长江和洞庭湖。6～8月，洞庭湖区区间水量达246亿立方米，比1954年多56亿立方米。主汛期71天，入湖水量达1696.2亿立方米，其中四水入湖量占48.2%，长江三口占38.2%，区间产水量占13.6%。7月23日，长江和沅水、澧水同时发生大水，进入西洞庭湖的最大组合流量达51230立方米/秒。澧水出现1931年以来所未有的19000立方米/秒流量，石门县城进水，沿澧水的易市、二都及津市果园等7个小垸和澧南大垸相继漫溃。7月24日，澧县西官垸、安乡安造大垸漫溃。五强溪水库最大入库流量高达34000立方米/秒，经过控蓄，下泄量仍达22300立方米/秒。资、湘两水多次洪峰叠加，加上长江连续8次洪峰，其中6次超历史最高水位，致使洞庭湖出口城陵矶最高水位达35.94米，并在高洪水位持续56天。这次洪灾，洪水水位之高，洪峰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均为历史所罕见。虽然严防死守，奋力抗击，灾害损失仍然很大。洞庭湖区共溃决堤垸142个，其中万亩以上堤垸7个，溃垸灾民达到37.87万人，直接经济损失近200 亿元。地处长江与洞庭湖交汇处的岳阳市，抗洪时间最长，出现险情最多，抗洪任务最艰巨，受灾损失也最严重。全市共有9个县（市、区）、252个乡镇（分场）、3534个村受灾；漫溃大小堤垸47个，其中千亩以上堤垸26个；紧急转移群众76万人，被洪水围困22.34万人，死亡63人；共损坏房屋22.76万间、269.17万平方米，倒塌房屋7.91万间、110.68万平方米；毁坏公路392公里、桥梁涵洞439座、输电线路197公里、通讯线路272公里，损坏护岸702处。全市受灾面积165万亩，减产粮食57万吨，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70多亿元①  。

    1999年的洪水，是在1998年出现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后，接连出现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高洪水位。当年自6月下旬起，沅、澧水流域普降暴雨，常德城区水位达42.06米，比1998年高0.34米。7月20日，长江宜昌站流量达58200立方米/秒，导致城陵矶水位达35.63米，洞庭湖区遭受的损失虽不及1998年，但仍造成大量农田遭渍，早稻严重减收。益阳市资阳区民主垸于7月23日溃决，淹没农田21.2万亩。
               
①1998年11月，中共岳阳市委向全国政协考察团的汇报材料。

    二、惨重的水患损失

    洞庭湖区历史上频繁发生的水灾，给经济社会发展所带来的损失和影响是巨大的。这是因为：

    （一）每次的水灾，常常会造成投入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大量减少

    这一方面是由于特大水灾常常会使大量劳动者伤亡；另一方面是每次大的水灾之后，尤其是堤垸决口以后，常常要征调大量劳动力去修复，必然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民国21年（1932年）五月《湘灾特刊》第三期载：“近日水稍退落之处，往往发现男女尸骸，绳缚草联，挂树枝，殆因求生无路之际，尚不忍家口漂流散失，希图聚首九泉。”可见，灾情之凄惨严重。此外，每次大水之后，钉螺大量繁衍滋生，农民劳作、饮水最易染上血吸虫病，加上农村缺医少药，十病九亡，流传有“寡妇村”、“鳏夫村”之说，许多农户绝子灭孙，惨绝人寰。据民国28年（1939年）八月号《湘灾特刊》载：“这年沅澧两水同时暴发洪水，灾害遍及全区，受灾人口达157.2万余人，死亡10975人，受灾面积达249.9万多亩。因灾情惨重，生活无着，逃徙他乡的灾民近10万人。如汉寿县除太和、铜盆、大泛洲三垸未溃外，溃垸达332个，淹死4830人。有的在溃垸以后，逃生无路，乞救无门，只得用绳索联住全家，集体投水自尽，像这样死亡的即达760人。”

    （二）每次的水灾，都会造成农民房舍、牲畜等财产的大量损失

    在小农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农业生产的收入。若没有水灾，农业生产收入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用来投入再生产，诸如购置生产工具，增施肥料，改良种子等。而由于水灾的破坏，农民不得不把有限的资金投入到恢复农田、建造房舍和购买牲畜，其结果就会直接减少对生产的投入，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三）每次的水灾之后，都会直接破坏农田土质，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础要素之一。农业生产本身就是劳动者使用生产工具作用于土地的过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土地质量优等的，其收获就越多，土地质量差的，其收获也就少。在洞庭湖区，土壤一经大水浸渍，其中所含大部分鹾性化合物悉被分解，水退之后，地面即留有一层白色沉淀，土质一时难以恢复原状。每次堤垸漫溃，洪水所淹没的农田，无论所经时间长短，土质皆不免受其破坏，时间愈久，破坏愈甚。因有时水中含沙特多，或大河改道，所过之处，地面层为沙碛，寸草不生，俨同沙漠。凡此土质破坏的结果，严重影响农业收成，有的还长期不能耕作。

    （四）由于水灾造成农业生产产出减少，势必直接影响政府财政收入

    从洞庭湖区的现实情况看，农业还是当前最主要的生产部门之一，农业生产产出的减少，就减少了农业向社会提供的商品粮及其他农副产品，农民的收入相应减少，也就减少了向市场购买农产品以外的其他生产、生活用品的能力，这也会直接影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此外，特大水灾还可能造成一些流民，引发一部分地方社会秩序混乱，以至影响正常的经济运行和社会稳定。

    俗有“水袋子”之称的安乡县，是洞庭湖区水患最严重的地方。据历史资料记载，安乡县的水患经世累代，频率渐繁，水位渐高，危害渐重。唐代至荆江北岸堵口前（618～1524年）的907年间，洪水年15个，平均60.4年一次；北岸堵口后至“四口”（松滋、太平、藕池、调弦）南流形成前（1525～1873年）的349年间，洪水年73个，平均4.8年一次，其中大洪水年64个，平均5.5年一次；荆江“四口”南流形成时期（1874～1958年）的85年间，洪水年36个，平均2.4年一次，其中大洪水年33个，平均2.6年一次；荆江“三口”（调弦口堵塞）南流时期（1959～1989年）的31年间，洪水年25个，平均1.2年一次，其中大洪水年11个，平均2.8年一次，特大洪水年3个，平均10.3年一次。如此频繁的水患，给安乡经济社会发展所造成的损害是极其严重的：

    1．水灾直接给生产带来严重损害。据统计，1949～1987年，全县共发生洪涝灾害19次，农业生产受害程度相当严重。仅以1950年～1965年为例，全县遭受洪涝灾害的耕地播种面积累计达362.16万亩，其中成灾面积为198.58万亩，分别占累计播种总面积1912.72万亩的18.93%和10.38%；共减产粮食33.49万吨，相当于这一时期粮食总产量230.7万吨的14.52%，是1993年全县粮食总产量24.31万吨的1.4倍；共减产棉花0.29万吨，相当于这一时期棉花总产量1.98万吨的14.47%，是1993年全县棉花总产量2.32万吨的12.4%。尤其是1954年的特大洪灾，给安乡农业生产造成的损失是空前的。这一年受洪涝灾害的耕地播种面积达78.94万亩，占当年全县耕地总播种面积103.39万亩的76.34%；共减产粮食16.16万吨，减产棉花0.14万吨，分别比上年减产93.12%和96.81%。此外，当年油料总产量仅478吨、生猪存栏2.39万头，分别比上年减少28.12%和44.03%；农业总产值1491万元，比上年减少79.09%。

    2．投入大量救灾重建资金。1954～1965年，全县支付水灾救济资金692.01万元，占同期民政事业费总额869.40万元的79.60%，平均每年57.67万元。其中，1954年特大水灾支出的救灾专款553.23万元，为全县工业、交通、邮电、商业、文教、卫生、科研和机关行政事业单位1950～1965年所有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63.12万元的98.24%。

    3．为防御水灾而付出大量人力、物力的财力。以1990～1993年为例，全县投入冬修防汛工日2828万个，平均每年707万个；共完成土方4920万立方米，平均每年1230万立方米；完成石方3.86万立方米，平均每年0.97万立方米。为防御水灾而投入的物力和财力也是巨大的。1953～1965年，全县投入冬修费1457.99万元，平均每年112.15万元。1976～1985年，全县投入冬修费2678.10万元，平均每年投入267.81万元；投入防汛费866.50万元，平均每年86.65万元① 。

    三、水患频频的原因

    洞庭湖区如此严重的水患灾害，主要原因是洞庭湖泥沙淤积严重，湖床越来越高，蓄水量越来越少，以致堤防不堪重负，造成洪水泛滥成灾。洞庭湖的泥沙，主要来源于长江入湖水流。叶世杰在《洞庭中庙记》中说：“尝观湖水涸时，独洞庭有水，周湖地万余顷皆茸然生育”；“及蜀江泛滥，湖波震荡，风涛雪岸，叙流（即蜀江、也就是荆江）至此而止，居人谓此水‘送沙’”。导致水“送沙”，且越来越严重的直接原因，是长江和四水上游植被遭到严重破坏。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对人口问题的错误理解导致了人口失控，过多人口向土地要生存，也纷纷向森林举起“屠刀”。清初，我国人口不到1亿人，乾隆年间已达3亿多人，抗日战争初期达4.5亿人。而1991年仅长江流域就有3.97亿人。庞大人口压力和消费需求，迫使人们片面强调以粮为纲，向土地开战。川西、滇北的森林，分布于高山峡谷地区，历史上不仅以丰富的物种组成、多样的生态系统类型和巨大的生产力享誉中外，同时具有重要的水源涵养和环境保护作用。然而，自20世纪50年代起，由于坚持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育、重取轻予，森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三线建设和林区开发大会战，进一步加剧了对天然林区的破坏，森林面积和蓄积量与50年代相比，减少50%以上，有些地方实际已陷入无林可采境地，大大减轻了森林涵养水源、调节径流的作用。据资料统计，长江上游水土流失面积，50年代为29.95万平方公里，目前已达到39.3万平方公里,占流域总面积的39.1%。长江上游以年均6.8亿吨的泥沙输入中下游，其中流入洞庭湖年均0.984亿吨。
   

    ①樊明雪主编:《安乡之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年版，第134页。

    湘、资、沅、澧等四水入湖泥沙，也较过去明显增多，亦因从明代起，湖南境内森林资源遭受掠夺式采伐，致使水土流失现象加剧。《明史•师逵列传》记载：永乐四年（1406年），明成祖为建北京宫殿，派师逵到湖南督采大木，“逵往湖、湘，以十万众入山辟道路”。宣宗宣德元年（1426年）在湖广采木，一次采伐的“杉松大材”即达7万余株。经过这种长期的滥砍滥伐，四水流域的水土流失开始严重。万历年间王士性《广志绎》记载：“湘江其初最清，百尺而毛发可鉴。比会众流、下洞庭，始浊”，“洞庭水浅，止是面阔”。正说明历史上的森林过量采伐，导致植被开始遭受破坏，入湖泥沙增多。新中国成立以后，日益加剧的不合理开发，致使水土流失面积，从上世纪50年代的1.1万平方公里，增加到90年代的4.72万平方公里，湘、资、沅、澧四水输入洞庭湖的泥沙上世纪80年代比90年代增加了34.4%。

    洞庭湖大片湿地、湖沼的围垦开发，也是助长洪水肆虐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来，湿地和湖泊具有蓄泄河川、维持流域水量平衡、降解污染物和提供旅游资源等作用，是流域的调节库，素有“地球之肾”的美誉。但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长江水系有 1/3 以上的湖泊被围垦，围垦面积达 13000多平方公里，因围垦而消亡的湖泊达 1000 余个。洞庭湖在清末、民国时期，水面辽阔，湖泊众多。新中国成立以后，围垦之风日盛，致使湖面大大减少。益阳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初，共有内湖560多处，水面104.35万亩。其中南县有内湖170多处，水面63.85万亩；沅江县有内湖211处，水面10.46万亩；益阳县有内湖104处，水面30.04万亩。但自50年代末开始，在开发土地资源和兴修水利过程中，上述内湖有的被围垦，有的被挖压，有的被填平，致使大湖变小，小湖消失，蓄水量锐减。南县境内的大通湖，原为洞庭湖的一部分，形成于清代初，湖面广阔，四通八达，界限不甚分明。民国5年（1916年），扁担河冲开后，江水挟带大量泥沙由湖子口哑河、隆庆河入湖，大通湖东部逐渐淤为高埠。1949年冬，南县数万民工堵塞大东口，大通湖自此变成内湖。1956年统计时，尚有300余平方公里（45万多亩），后经大规模环湖围垦，湖面锐减，到1985年仅剩水面12.56万亩。在此期间，益阳县也先后围湖造田13万亩，湖泊消失44个，其中100亩至1000亩的内湖，由84处减至44处；1000亩以上的内湖，由36处减至11处，总蓄水量由15651万立方米，减至4977万立方米。沅江、益阳县间的万子湖湖群，原是南洞庭湖的一部分，是资水、沅水、澧水和长江三口诸流过境入湖的必经通道。明、清以来，泥沙淤积，湖底抬高，水面缩小，蓄洪、泄洪能力大大下降，至民国中叶，已失去往昔水阔泓深的恢宏气势。夏秋虽一片汪洋，但洪水仅漫滩而过；冬春水涸，流水绕行于滩洲之间，深水处也只有三四米。此后，诸水挟带的泥沙淤积日趋严重，除少量流入草尾河外，余皆进入万子湖湖群。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湖床年均淤高3.18厘米，累计淤高达1.15米，局部达2米。由此湖面减小，淤洲增加，湖群泄流不畅，汛期水面抬升，严重威胁堤垸安全。80年代初，湖群水面只剩30多万亩，湖底高程25米至35米，沅江站多年平均水位30米，最高水位35.28米，比民国时期特大洪水（1931年）高出1.13米。32.5米以上洪水位发生机率，1925～1949年为47.1%，1951～1979年为58.62%，1980～1985年则达100%。1980年，此湖群曾经连续出现7次洪峰，洪峰水位持续80多天，其中警戒水位以上达49天。据有关部门预测，万子湖水面目前正以每年5000亩的速度递减，若不采取紧急救治措施，湖盆地壳又不加快沉降速度，该湖可能会在几十年后消失。

第二节    治水人歌动地诗

    一、历代治水方略

    面对长江—洞庭湖频频袭来的滔滔洪水，洞庭湖区人民遵循炎黄祖先治国先治水的训导，开始了治水安邦的艰苦卓绝的奋战，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壮歌。他们在长期的抗争中，深深感到治理水患、兴修水利的意义，并有不少精辟方略，清同治《直隶澧州志》曾载：

    “堤、垸、垱、堰，皆所以去水之害，就水之利；防其太过而补其不足，庶旱涝免而膏腴成也。水间诸产，兼备日用，凡事畜宾祭赖焉。而国赋于以转运，市舶由之贸迁，水之为利也溥矣。然上之人，能因所利而善导之，则有利无害。不然，堤可障水而不讲泄水，则水反内积而为洼堰；可蓄水而不知泻水，则水亦横溢而易溃，乃至淤水故道，滞漕圯邑。豪强苟旦夕之腴，奸匪幸萑苻之蔽。竭泽而渔，穷渊以贡，所谓利者非利矣。故为政有体，道莫利于善因也。

    “二谷山人曰：‘三代之君莫不以农为急，而其臣曾莫以水利称著。诚以神禹功施后世，其抑洪水非徒已昏垫也，亦以兴沟洫；其兴沟洫非徒灌溉也，亦以杀流。’故子称禹曰：‘尽力沟洫。’而《周官•稻人》亦曰：‘沟以荡水，浍以泻水。则九州之地，何非谷土？土之所渐，何非水利乎！自秦开阡陌而水利乃兴，于是史不绝书，以为伟绩。’

    “徐贞明曰：‘夫水聚之则害，散之则利；弃之则害，用之则利。如血之在人身，流灌于肢节，而润泽其肌肤；一有壅注，则上而为痈下而为痔，又或溢出于口鼻，而因以戕其躯。’

    “《荒政要览》曰：‘川主流，泽主聚。流则从源头达之，聚则从委处蓄之。’川流淤阻，其害易见。故人皆知浚治万顷之湖，千亩之荡；堤岸颓坏，鲜知究心。甚有豪强阻塞，规觅小利，不知泽不得川不行，川不得泽不止，二者相为体用也。

    “元扈先生曰：‘用水一利，能违数害。调燮阴阳，此其大者。’先臣周用曰：‘使天下人人治田，则人人治河也。’盖三夏之月，大雨时行，正农田用水之候。若遍地耕垦，沟洫纵横，播水于中，资其灌溉，必减大川之水，可损决溢之患。

    “范文正公曰：‘修围、浚河、置闸，三者如鼎足，缺一不可。’”

    洞庭湖区像这样关于治水方略的记载尚不少，但真正的防洪水利工程究竟始于何时，目前记载不一。《宋史•河渠志》、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湖广下•三江总会堤防考略》和郭嵩焘的《湘阴县图志•水利》等，均载始于宋代。近年来有些研究湖区水利的专家，主张洞庭湖区围垸最早应是14世纪后期的明代。但洞庭湖区大量考古发掘，说明湖区水利应与农业同时开始，且经历过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远在新石器时代，湖区即已开始水稻生产，与水稻生产极为密切的水利，也开始兴起。新石器时代的洞庭湖区，已有河湖切割的平原景观，原始人群开始从事水稻、畜牧生产和渔猎。他们为了防御卑湿，居住在红烧土块上；为了开荒种地，修筑“土城”拦阻洪水，以防淹没。可以说，他们筑堤挽垸的过程，就是与洪水作斗争的过程。在古籍中，《国语•鲁语上》有“鲧障洪水”、《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有“夏鲧作城”、《尚书•禹贵》有“九泽既陂”和“云土梦作义”等记载。陂，本为水池，但泽数称“陂”，表示筑堤约束水面，进行围垦的意思。《尔雅•释地》载：“陂者日陂”，说“所垦垸田，栉比鳞次”。鲧和禹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氏族首领，他们都与洪水作过斗争。《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记载尧曾亲自主持一次议事会议的实况。这次议事会议是讨论治水的人选问题，说明尧时有过一次大洪水，“鲧治九年”，“禹居外十三年”，两者合计，至少有22年之久。到尧时洪水依然泛滥，尧就任命鲧的儿子禹去治理洪水，禹鉴于他父亲的失败，就把“堙障”的方法改为“疏导”，结果成功了。洪水平息，解救万民痛苦，得到人民爱戴，尧就把帝位“禅让”给禹。禹受命于中国史前时代的危难之际，并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力挽狂澜，解民于水火，实在是一个难得的治水救世的英雄。据传大禹治水时，曾巡游洞庭湖区，到过武陵，登过幕阜，修建过障遏洪水的“陂堤”，在洞庭湖区和江汉平原指挥开辟过农耕地①。

    汉代，武帝在诏书中谕：“农，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溉，所以育五谷也。左、右内史地，名山川原甚众，细民未知其利，故为通沟读、蓄陂泽，所以备旱也。”他认为水利是“足食”的条件，而“足食”则是“足兵”的基础。因此，兴修水利，是他的“富国强兵”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西汉元光三年（前132年），黄河决入瓠子河，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一带连岁被灾。元封二年（前109年），武帝在泰山封禅后，始发卒万人筑塞，还亲自临祭，沉白马玉璧祭河伯；令以薪柴并伐淇园竹制揵堵塞决口，功成，筑宣防宫，并作有《瓠子之歌》，道出了他对水患的忧虑以及填塞河口的决心。史料还表明，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有目的大规模兴修水利，亦是从汉武帝开始。他对地方官吏的考课，也是以能否兴水利、劝农桑为优劣标准①。所以，当时从京畿到荆楚，到处是“通沟渠，畜陂泽”，成为中国古代兴修水利的辉煌时期。

①卞鸿翔、龚循礼：《汉晋南朝时期洞庭湖的演变》，载《湖南师院学报》自然科学版1984年。

    唐代，沅江流域的武陵一带（今常德市），已是全国重要的水利地区，灌田千顷以上的工程有：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增修城西北的北塔堰；大历五年（770年）修复城东北的桂破；长庆元年至二年（821～822年），兴筑灌溉农田2000顷的考功堰及右史渠等。

    清代，康熙皇帝经常关注水利。史载他“听政以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他为了掌握黄河治理的第一手情况，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并曾乘船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巡视。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22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视”。他派人探寻源头，提出了上、下游兼顾的治理方略。在康熙二十三年至四十六年（1684～1707年）间，他曾6次南巡，详细察看了黄河下游和江苏境内的运河，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方案和要求。他还面斥了那些在治水问题上欺瞒上司的行为，亲自下令对渎职官员给予革职或降级处分。乾隆皇帝对水的管理和治国的关系讲得更为明白。他说：“自古致治以养民为本，而养民之道，必使兴利除患，水旱无虞，方能使盖藏充裕，缓急可资。”他曾“一生多次出游，虽然有游山玩水的目的，但沿途凡有重要水利设施，莫不亲临工地，与大臣共同探求治理办法。”

①傅筑夫、王毓瑚：《中国经济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83页。

    然而，由于思想观念愚钝和生产力水平低下，历代封建皇朝的当政者看重水利，但在治水措施上，又把扼制灾害的希望寄托在神灵保佑的虚幻企盼之中，有的还耗费巨资修庙镇塔，供奉“水神”，或镇压“水怪”，有的还耗费资财，演出一幕幕愚不可及的闹剧。加上吏治的腐败，大批贪官污吏假借修筑水利、赈济百姓之名，公然巧取豪夺，中饱私囊，相沿成习。到清末时，洞庭湖区水利工程年久失修，百孔千疮，积重难返，经民国之世，愈演愈烈，一遇洪水，人民便处水深火热之中，惶惶不可终日。

    二、新中国的治水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率领人民群众防治水旱灾害作为神圣的职责，坚持以小型为主，大、中、小型并举，以蓄水为主，蓄、引、提结合，以灌溉为主，防洪、发电、水产、航运综合经营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所取得的治水成绩是巨大的。

    50年代初、中期，湖南省水利建设的重点在洞庭湖区，主要是进行堵支并流，整修洪道，加固堤防。解放后的第一个冬春，就修复渍垸347个，堵复溃口709处。1952年冬，省人民政府力纠旧中国洞庭水系各自为政、以邻为壑之弊，动员湘潭、常德两专区及湘南部分地区的民工25万人，全力整修南洞庭湖，使洞庭湖区昔日“十年九不收”的辛酸岁月一去不复返。1954年，为了帮助灾区重建家园，巩固堤防，恢复生产，省政府主要领导挂帅，

    成立洞庭湖堤垸修复委员会，确立了“重点整修，医治创伤，清除隐患，加固险堤，有计划地堵支并垸，合修大圈”的方针，当年冬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湖工程。全省共动员组织民工、干部80多万人，冒严寒，斗风雪，奋战4个月，完成土石方9000多万立方米，砌石47.9万立方米，使200多个零乱的堤垸并为沅澧大圈和沅南大圈，沅水、澧水流入洞庭湖有了独立洪道，历史上水系紊乱、堤线残破的洞庭湖得到了初步治理。通过1949年到1985年的治理，洞庭湖堤垸数由解放初期的933个，减少到226个，一线防洪大堤由6405公里缩短到3471公里，其中达到防洪标准的有2598公里，占74.8%。随后，水利建设的主战场又转移到了山丘区，整修、新建塘坝，大搞小型水利。从1955年冬开始到50年代末，洞庭湖区出现了第一次水库建设高潮，先后有一批大、中、小型水库工程上马兴建，为以后水利建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②郭庠林：《中国古代宏观经济管理》，上海财政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60年代，洞庭湖区又集中力量打了三个歼灭战：一是湖区电排歼灭战；二是山区水库灌区配套歼灭战；三是山丘区水轮泵歼灭战。这些工程建设，充分体现了湖区人民勤劳勇敢、自力更生的精神，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通过这一时期按水系、按流域采取上游建库调节、中游拦河筑坝、下游修堤建闸等措施，广泛开发水利资源，一个相对完整的蓄、引、提相结合的水利灌溉体系在湖区初具规模，抗旱抗涝与农田灌溉条件有了较大改善。

    70年代前、中期，洞庭湖区人民在进一步完善原有水利设施的同时，建设内容由过去单一治水，发展到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建设目标由解决一般性水害灾害，发展到建设旱涝保收农田。同时，田园化建设也开始兴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中央提出的“加强经营管理，讲究经济效益”的方针指导下，洞庭湖区水利建设的指导思想由重点抓工程建设转向加强工程管理和经营管理，发挥现有工程效益。因此，水利基建战线适当缩短，集中力量搞工程挖潜配套，解决水利死角，巩固建设成果。经过10多年的努力，不仅新建了一批大中小水库和塘坝，而且在原有水利设施配套挖潜上取得了较大进展，工程设施效益得到了发挥。

    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国家先后批准开始实施洞庭湖第一、二期综合治理工程。第一期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11个重点垸堤防加固、蓄洪垸安全设施建设、洪道整治、通讯报警系统建设等四项，1996年通过国家验收。整个工程历时10年，完成土方23200万立方米，石方316.81万立方米，混凝土103.53万立方米。通过工程的实施，湖区11个重点垸、1191公里防洪大堤普遍比80年代以前加高1～2米，加宽2～3米，可以基本保证在1954年型洪水位不漫堤；24个蓄洪垸蓄洪安全建设得到加强，较大地提高了湖区堤防的抗洪能力，在抗御1995、1996年两次特大洪水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取得了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二期治理工程于1996年开始实施，主要内容包括堤防加固、蓄洪区安全建设、洪道整治、城市防洪、治涝建设、防汛通讯报警设施、水利结合灭螺等7个部分。至目前，主要实施了7个大项目中的3个小项，即11个重点垸堤防加固、南洞庭湖水系洪道整治和藕池河水系洪道整治①。

    常德地区是洞庭湖区一个水旱兼忧之地，曾广泛流传“月明五夜愁天旱，雨落三朝被水淹”、“南水涨，北水忧，西水一来就喝粥”的民谣。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极为重视水利建设，把治理水旱灾害作为一项治国安邦的大事来抓。半个世纪以来，坚持不懈地兴办水利，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取得了显著成效。至1998年，全市投入水利建设资金达18.66亿元，先后对1164公里一线防洪大堤加修土方56157万立方米，防洪标准普遍达到20～50年一遇，对617公里二线防洪大堤，也全面进行了加高培厚，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抗洪能力，在抗御1995年、1996年、1998年、1999年的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进行了农田排灌、水库、塘坝和水力发电建设，在平湖区的326.6万亩农田中，已有100多万亩建成为沟渠林路分格、丘块平整一致、排灌合理分家的园田化农田；在山丘区，形成了以大中型水利工程为骨干、小型水库塘坝为基础、小型电力灌溉为辅导、万里长渠为纽带的浇灌网络，有效灌溉面积达524万多亩，使160多万亩“十年九旱”的天水田和一批“滴水贵如油”的高山田获得灌溉。水力发电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全市先后建成中、小型电站129处，发电装机容量达16.23万千瓦，年发电量5.4亿千瓦小时，发电总收入达1.07亿元，利税820多万元。由小水电供电的村镇1149个、20多万户，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①摘自湖南水利厅厅长王孝忠2004年11月向省人大常委会的报告。其数据包含广义的洞庭湖区。

    常德地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水利建设，大体经历了五个发展阶段：

    （一）1949～1957年，以湖区为重点的修复堤垸和山丘区塘坝整修阶段

    常德地区经过1948年、1949年两次水灾，无力修复的溃垸有102个，残存堤垸损毁严重。至1950年4月，修复堤垸87个，培修受损堤长1258公里。但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财力有限，标准太低，在1950年洪水再次袭击时，又溃垸22个。1952年9月，南洞庭湖遭受百年未有的秋汛，常德地区调集8.2万民工，进行了南洞庭湖治理，同时，抽调2.2万军民修建荆江分洪工程，由于力量分散，西洞庭湖所有堤垸只是适当培修大堤。1953年又培修大堤土方929万立方米。

    1954年，由于气候反常，长江和洞庭湖发生了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常德地区先后漫溢溃决大小堤垸105个，淹田125万亩，受灾人口达150万人。同年10月，湖南省委、省政府作出《关于修复洞庭湖堤垸工程的决定》，发出《关于修复洞庭湖堤垸工程的总动员令》。常德地区当即成立西洞庭湖区分指挥部，动员组织干部1万多人、民工37.77万人，组建18个总队开赴工地，全面开展了西洞庭湖堤垸整治工程。共计完成土石方6673万立方米，堵塞支流河口40余处，扩建了沅、澧两水尾闾洪道，疏挖河道17113米，使历史上水系紊乱的西洞庭湖，得以根治，让沅、澧水以南39垸合修成沅澧大圈，将沅水以南52垸合修成沅南大垸。还有部分未参加治理洞庭湖的乡镇，由安乡、汉寿、常德、澧县组成民修总队，共计10万人，堵塞支流河口20余处，合并一批小垸，培修大堤土方270多万立方米。此后，经连续三年整修堤垸，合并成现在的69个堤垸。这项浩大的治湖工程的全面胜利，为湖区人民继政治上翻身之后，从经济上摆脱水患灾害，开发自然资源，振兴湖区经济，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这一阶段，山丘区主要是修建塘坝。1949年，修复原有塘坝9897处。1950年，实行“自办为主，小型为主，增加蓄水为主”的方针，除整修塘坝40281处，新建168处外，由省投资和主持的常德县陡渠引水工程同时建成，灌田1.5万亩。1951～1952年，共新建塘坝1307处，整修27710处，增加灌溉面积35.8万亩，改善灌溉面积25万亩。以后，每年以新建整修塘坝3000～5000处的速度发展，一批小型水库在这一阶段相继建成。

    （二）1958～1963年，以兴建山丘区水库为主、兼顾湖区阶段

    1958～1959年，常德地区各县提出开展“建设百库运动”，全地区共出动100多万人，基本建成桃源黄石、澧县王家厂两大水利枢纽工程，官亭、高桥等19座中型水库同时开工，还建成小（一）型水库82座，小（二）型水库331座，成为常德历史上建水库最多的年代。湖区水利建设也出现新的气象。汉寿、常德首次建成龙打吉、芷湾电力排灌站，汉寿建成坡头蒸汽机站，安乡建成张九台、大鲸港等6处蒸汽机站，还完成大堤培修土方640万立方米.

    （三）1964～1967年，以打好水利“三个歼灭战”为重点阶段

    “三个歼灭战”，就是湖区电力排灌、山丘区水轮泵建设和水库完善配套。洞庭湖区电力排灌歼灭战，首先在常德地区的常、汉、澧、安、桃、临等6县全面铺开。至1967年，架设高压输电线1112公里，兴建和改善35千伏变电站13处，将电网发展到6个县，建成电力排灌站228处，装机466台、47546千瓦。水轮泵歼灭战率先在石门县铺开，1965年即建成小型水轮泵站64处、94台。1966年当时全国最大的青山水轮泵站在临澧县动工，工程拦截澧水干流和北支，建主坝和副坝，安装100—8型大型水轮泵35台，总提水扬程58米，提水流量15秒立方，灌溉农田35万亩，发电装机8900千瓦。这一时期，全地区共建成中小型水轮泵310处、320台。与此同时，山丘区水库配套建设也很有成绩。1964年，桃源县集中5万民工建设黄石大型水库，经过三年努力，将主坝加高，修筑副坝，灌区配套工程基本完成，干支渠连结中、小型水库41座，塘坝20840处，灌溉面积37万亩。三里溪、港二口等12座中型水库及700多座小型水库都配套受益。

    （四）1971～1979年，以重点治理水利为目标的阶段

    1970年冬，汉寿、常德两县集中6万多人，在金石垸和小凡洲中间，开挖宽60米～120米，长6200米的引水河，后又刨平废垸阻水横堤，加大沅水泄量。同时，建成南湖、冲柳、肖家湖三大撇洪工程。澧县修建澧水总干渠，引澧水灌溉澧阳平原18万亩农田。1973年以后，又引湖北西斋水库之水，灌涔水以北12.91万亩农田。安乡县经数年兴办的“西水东调”工程，引松滋、虎渡河，潜穿藕池河底，灌安乡东北部农田。山丘区建成山门、太青等10座中型水库。电力排灌方面，全市建成装机1000千瓦以上的中型电力排灌站16处。

    （五）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坚持水利高标准、实行标本兼治阶段

    这一阶段的最大特点，就是堤垸建设纳入国家基本建设计划，相继进行了洞庭湖治理第一、二期工程。1986～1996年的10年间，常德市对沅澧、沅南、安保、安造、松澧五个重点大垸以及安澧、西官等8个蓄洪垸进行了大堤整修加固和蓄洪垸安全建设，共完成土方9265.7万立方米，石方155.9万立方米，混凝土和钢筋混凝土11.25万立方米，完成总投资3.529亿元，其中国家投资1.479亿元，使上述堤垸达到防御历史最高洪水位标准。第二期治理规划，总投资9.05亿元，从1996年冬开始进行，其中位于沅澧大圈内的常德市城区防洪安全工程，总造价2.8亿元，形成了一个180平方公里的外御洪水、内防山洪的防洪体系。这一时期，电力排灌建设也进入新的发展高潮，据常德市撤区建市以后的10年统计，共建成电力排灌站2968处，装机3287台、16.07万千瓦，并对原建的508处、904台装机进行了更新改造。其中，新建单机容量800千瓦以上的大电排7处。汉寿县1979年建成的单机容量最大的坡头排灌站，安装2800千瓦机组2台，排水流量55.2立方米/秒，受益农田26万亩。

    三、显著的治水效益

    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洞庭湖区水利建设，虽然还存在这样那样一些问题，离彻底根治水患的目标还有一段很长的路程要走，但从总体上来说，这一时期是洞庭湖区历史上治水规模最大、投入资金最多，也是效益最为显著的时期。具体来说，取得了六个方面的效益：

    （一）防洪效益

    洞庭湖区和长江堤防工程经过建国以来，特别是1998年以后的大规模整治，抵洪能力不断提高，在近年的抗洪斗争中发挥了显著的效益。岳阳境内长达163公里的长江大堤，上起华容县五马口，下至与湖北省交界的黄盖湖铁山嘴，沿江有5个县、区、场的8个堤垸，共保护耕地135万亩，人口158万人。加修前的长江大堤，系由农民世世代代肩挑手筑而成，基础差，土质劣，夯压不实，面宽仅5米～6米，内、外坡比为1：1.5左右，堤顶高程普遍低于1998年最高洪水位0.5米～1米。1998年高洪水位时，有近100公里大堤做了档水堤，最高档水达1.8米，被称为“中华第一子堤”。原有66处涵闸，其中46处出现涵身断裂、闸门或基础漏水。沿堤共发生各类险情2700多处。虽经3万多名军民、历时70多天的“严防死守”，仍有50万亩农田受渍，20多万群众被迫转移，经济损失达12亿元。特大洪水之后，中央作出了加修长江堤防的英明决策。当年10月，国家批复岳阳市加修长江干堤142公里，总投资20.8亿元，其中由国家投资14.44亿元、地方配套资金3.66亿元。大堤加修工程历时五年半，完成大堤加高培厚长140.6公里（面宽10米～12米，堤顶高程超98年最高洪水位2.5米），新建防洪墙长1.4公里；大堤内脚原有的沟港渔塘全部填平，形成一条长120公里、宽50～200米的压浸平台，堤身砼护坡97公里；原有的66处浆砌石涵闸，全部改建成钢筋砼涵闸；还重建电排18处，大堤防渗墙15公里，堤身灌浆100公里，5米宽的砼防汛道路和照明线路全线贯通，新建大堤防守屋31处，堤内外植树80万株，河道护岸22公里，折迁房屋87万平方米，移民1.4万人。共计完成土方5600万立方米，石方360万立方米，砼60万立方米。长江大堤加修除险后，2002年，城陵矶水位达到34.91米，沿线仅派3000个劳力上堤护守，干堤没有出现一处险情，垸内无一人转移，备用的防汛器材基本没有动用，发挥的防洪经济效益上千万元①。
               
    ①岳阳市水务局、长江堤防处2004年汇报材料。

    洞庭湖区一线堤防通过一、二期治理建设，安全保险系数大大增加。2002年，湖南频繁发生了历史上少有的暴雨，从4月到11月初，全省先后7次出现暴雨过程，汛期降雨1317毫米，比历年平均值多42%，仅次于1954年的1423毫米，导致山洪暴发，江湖水位全面上涨，资水、湘水和洞庭湖区分别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高洪水位。这一年的秋汛虽然总体上没有1998年严峻，但其暴雨高洪次数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洪水遭遇之恶劣，在洞庭湖区历史上也是少有的。但由于洞庭湖一、二期治理工程大大提高了防洪效益，取得了未溃一堤一垸，设计洪水标准内未垮一库一坝的重大胜利。与1998年相比，抗洪抢险投入和消耗明显降低，受灾人口和经济损失明显减少。据初步估算，防洪效益当在200亿元以上。

    （二）排渍效益

    加快洞庭湖区排水设施建设，加大泵站抽排水能力，保证洞
庭湖区排水畅通，是湖区人民生产、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人民在洞庭湖区所修建的水利工程，在排水防渍方面显示了充分效益。如益阳地区在1949～1985年，国家投入水利建设资金2.8亿元，累计完成工日81470万个，完成土石方120771万立方米，新建大小水库503座，总库容4.34亿立方米；兴建电力排灌站843处，排灌总动力超过20万千瓦；整修堤垸、新开沟渠和投入其他水利建设的土石方120270万立方米。通过几十年的水利建设，全区受益农田超过343万亩，其中旱涝保收面积289万亩（见表2-2、表2-3）。

表2-2         1949～1985年益阳地区水利建设统计表 

年 份      完成工日（万个）    完成土石方（万立方米）        国家投资（万元）
合 计    81470.83        120771.20            28309.83
1949     200.00           100.10 
1950     435.90          1176.90               40.70
1951     861.13          1846.40               84.00
1952    1026.40          1620.30              380.40
1953    1054.10          1292.20              444.00
1954    1030.50          1183.90             1311.20
1955    1416.10          1972.80             1387.55
1956    1505.00          2831.60              298.95
1957    1795.40          2441.80              309.49
1958    2799.10          3337.50              238.20
1959    2187.10          4466.60              243.88
1960     961.90          2804.80              772.55
1961     514.70           673.20              145.53
1962     196.60          1012.30              655.57
1963    1199.00          1617.50              470.68
1964    1599.20          1994.70              668.58
1965    1942.10          2401.20              680.74
1966    2350.30          3202.40             1093.76
1967    1983.70          2692.70              985.42
1968    1678.80          2358.20              447.36
1969    2003.40          2954.10              411.31
1970    2591.40          3975.40              483.12
1971    3343.30          4579.30              636.52
1972    3297.50          4622.70              531.30
1973    3595.60          5126.90              749.80
1974    4064.00          6556.50             1080.45
1975    5157.00          6629.30             1391.50
1976    4973.50          7981.80              1486.80
1977    4754.10          8037.90              897.30
1978    4628.90          6094.10             1224.10
1979    3441.60          6165.10             2875.78
1980    3361.60          5017.30             1294.72
1981    2336.80          2763.30              875.03
1982    1767.10          2208.90              853.59
1983    1835.90          2048.60             1108.65
1984    1677.10          2169.30              943.83
1985    1887.00          2213.00              806.49

资料来源:益阳地方志编委会：《益阳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2页、1003页。其中：1949年、1951年、1952年、1954年土石方数为区内民工完成数。

表2-3        7个年份益阳地区水利建设效益情况表

年份     蓄引提水量(亿立方米)    耕地面积(万亩)    有效灌溉面积(万亩)    旱涝保收面积(万亩)
1949     3.83         392.96        73.86         33.96
1956     7.54         455.51       105.07         68.50
1959    12.22         426.61       173.81        101.73
1966    20.24         434.33       266.77        213.60
1976    25.14         408.89       328.58        280.77
1979    27.44         404.89       334.88        284.19
1985    27.19         381.87       343.23        289.06

    资料来源: 益阳地方志编委会：《益阳地区志》，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002～1003页。

    南县在新中国成立前，水利工程建设规模小，质量差，标准低，外洪难御，旱涝难除，加之豪劣官绅滥围堤垸，造成水系混乱，累遭水旱之灾。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至民国38年（1949年）的45年间，溃垸数达50%以上的年份有15年。渍灾年的灾害损失，以民国18年（1929年）和民国24年（1935年）为最甚，被渍面积达90%以上。据1950年统计，全县排灌受益面积仅24万亩，只占耕地总数的27.2%；旱涝保收面积约15万亩，只占耕地总数的16.8%。新中国成立以后，该县水利工程建设成效卓著，江堤御水能力逐步增强。1950～1985年的36年间，外河水位超防汛水位的有32年，仅有3年溃垸。其中：1954年为百年一遇特大洪水，仍保住了占全县耕地总面积55%的堤垸未溃。1968年、1969年、1979年、1980年、1983年，皆为县城水位超1954年水位0.05米的特大洪水年， 1996年、1998年、1999年连续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最高水位，而该县防汛大堤无一溃决，内涝损失大大减轻。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通过水利排灌设施的建设，大大提高了农田抗旱排渍能力，使全县排灌站干、支渠外连江河、湖泊，内达各个堤垸角落，与斗渠构成了完整水网。1980年7～9月，全县连续降雨558.5毫米，比新中国成立后同期降雨量的平均值增加88%以上。但在湖泊、沟渠配合调蓄下，机械和电力排灌站陆续将积水外排，基本没有发生涝灾。渠道配套最好的八百弓、北河口、茅草街等乡镇，基本能够做到等高截流，田湖分家，高水高排，低水低排，高水入湖，分区排灌。1985年，县内仅50千瓦以上的电力排灌站排水能力每秒即达430立方米，达到了3日降雨量150毫米不涝，连续60天无雨不旱的排灌能力，有效灌溉面积达到73.4万亩，占全县耕地总面积100%；旱涝保收面积62.4万亩，占耕地总面积85%（见表2-4）。

表2-4       10个年南县份机械、电力排灌效益情况     面积：万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