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健全理性而行

——“中庸智慧”再思考之一

    “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被称为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思维模式。然而，我们对“中庸”到底了解多少，是否存在着误读与曲解？中庸智慧今天是否依然适用，应该怎样去认识和“激活”？我们特邀对此有深入研究的哲学学者接受访谈，分两期刊出，敬请关注。

    ——编者

    ●中庸就是执两用中，但执中不是半斤八两式的静态结构，而是事物发展的两种极端可能性之间的动态均衡

    ●达到中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也还是有迹可循、有法可求，那就是充分运用理性

    ●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杂烩的，而是中庸的，它需要在古今中外四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问：传统认为，中庸是中国特有的哲学智慧与思维方式。究竟怎样理解中庸？中西方于此有无共通之处？

    答：按照中国儒家的理解，中庸就是执两用中，即两极之间取其中。但执中不是半斤八两式的静态结构，而是事物发展的两种极端可能性之间的动态均衡，比如人格的文质彬彬，行事的不偏不倚。

    西方也有类似的思想。例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很推崇“命中中间”。做事情要把握最佳的度，拿捏到这个度，就是命中中间。比如，奢侈与吝啬的中间是节俭，鲁莽与怯懦的中间是勇敢。有德性的人就是能够拿捏到这个最佳合度，从而在恰当的时间、恰当的地点做恰当的事的人，即中道之人。

    无论是儒家还是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中庸既是一种思维方式，也是一种行为方式，都是一种高超的智慧。它看起来简单，但要达到并不容易。人们在遇到任何事物、处理任何问题时，都要尽其所能地寻求最佳处理方式或解决方法。譬如，我们在照相取景时，要尝试不同角度，才能找到一个最佳角度。我们在解决问题时，也要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观察、思考、决断。然而，每个人的认知能力都是有限的，在认识问题、分析问题时都会存在局限性和片面性。只有尽量突破局限，克服片面性，才能达到对事物的普遍的具有真理意义的认识，从而采取正确的应对方式，即比较符合中庸的应对方式。

    由此可见，中庸的实现需要一种洞见，一种独特的视角，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它是一种平凡中求不平凡的方法。所谓“无限风光在险峰”，需要人们具有很高的眼界，很敏锐的感觉，很深厚的经验知识积累，才能确定此时此地最合度的方法。

    问：作为一种智慧境界，中庸难能可贵。但从个体生活乃至人类历史的整体轨迹来考察，中庸又时常受到非难与批评。这该如何理解？

    答：在某些特殊时期和情形中，人们常批评中庸，但在正常的现实生活中，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却并非如此。比如，个体的就业问题。面对各种可能，我们需要综合考量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个人能力与社会需求之间的均衡关系，然后来分析某一个工作机会是不是符合我的兴趣和理想，是不是与我的能力相当，是不是较能发挥我的才干。一个政府能够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就是一个好政府，而一个人能够通过理性思考把握最佳机会就是一个成功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在某种程度上致达中庸的人。因为据此所做出的选择效果最好，风险最小，在认识和实践中最接近于合宜和合意。

    由此可见，中庸的实现取决于三个因素：第一，行为主体的判断和选择；第二，客观环境和主观条件；第三，机缘。虽然达到中庸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而是很高的境界，但也还是有迹可循、有法可求，那就是充分运用理性。理性支撑着个体乃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进步，正确运用理性就代表着一种中庸致思，中庸致思即可达到健全理性，依健全理性而行即是智慧之举。

    作为方法的中庸可能会让人觉得没有张力，这是一种误解。从哲学上说，思维的张力越强就越能发现真理，但真理并不存在于张力的两端，而在其过程和中间。我们一方面不要害怕和回避这种张力，另一方面也要清楚真理的所在。一根琴弦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演奏最美妙的音乐？那就是在它张弛合度、松紧适当的情况下，即在两极中间。

    问：在哲学思想和社会历史演变中，中庸的效力是如何体现的？

    答：哲学史上有两种哲学家，一种是问题型的，如：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他们的思想比较激进，剑走偏锋，语不惊人死不休，凭借激情、想象，把问题追至极端，无所不用其极，最终寻求问题的深刻解释或解决。问题型哲学家对于突破既定传统和思维定势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诚如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所言，人类思想的进升既需要狐狸——那些问题型的哲学家，也需要刺猬——那些综合型的哲学家，比如：近代的康德、黑格尔和当代的罗尔斯。他们不忽略任何哲学问题和观点，善于从各种哪怕是极端的哲学观点中，发现综合、整合的可能。他们往往热衷于体系构建，立论相对中肯，即使对于他们所批判的观点，也不完全否认。

    不仅在哲学理论中是如此，在社会实践中也是如此。比如战争。战争在革命年代是必要的，但革命只是社会进程的一个方面，是被迫的选择。纵观人类历史，革命和暴力决不是历史的常态；不是为革命而革命，而是为建设而革命。历史上，秦始皇统一六国当然有其历史意义，他采取了一些极端措施，但同时也需要建立秩序，以便进行有效的国家治理。但在和平年代，稳定和谐就成为最高的政治价值，需要循序渐进。古今中外的历史都证明，具有中庸品格的民族和政权将最后取得胜利，因为它们的行为和观念恰当适度、健全合理。它可能在某一时刻的行为方式不是最好的，但从长远看来，却是最恰当的。

    问：在中国传统文化复兴和走向世界的今天，中庸对于大国形象的塑造有何作用？

    答：一个国家的强大，不仅体现在经济、军事、政治诸方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文化方面。盛唐之所以为盛唐，在于其繁盛的文化。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不是封闭的，也不是杂烩的，而是中庸的，它需要在古今中外四极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百花齐放，各美其美。多元文化的蓬勃生机与核心价值引领的均衡正是构建和谐世界的文化精神基础，而善于学习的文化才是最伟大、最丰富的文化。善于学习代表着一种文化的自觉、自信、自强姿态，是文化进步的永恒动力。这是我们努力建设学习型政党和学习型社会的根本理由。

    美国的强大，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美国的文化一度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而美国的当代困境，主要并不是其经济力量、军事力量的困境，而是其学习态度的减弱、学习精神的丧失，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导师心态。一般而言，导师心态总是容易导致封闭，容易走向权威主义、绝对主义和信仰主义，实与理性精神相背。中国的强大和可敬可畏之处也正在于中国的学习型文化，总体上我们一直保持着自汉唐以来的文化学习姿态。我们必须保持清醒，无论如何不能失去旺盛的学习精神和学习能力。中庸的智慧告诉我们，要平等地对待人类社会的多元文化，相互学习，养成习惯。这既是文化强大的前提，也是文化真正强大的表现。

    （采访人：胡明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