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兰有关的诗句:广州“三号线”的群居者

“三号线”开放日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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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地铁三号线终点站的上一站——市侨的A出口有一座侨基花园，三号线艺术空间就夹杂在这群商业楼盘之中，有一批艺术家在此栖息、生存，“三号线”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衍生地，更是日常生活的重要据点，艺术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依据自己喜欢的方式选择了这条生活道路，选择了在“三号线”群居，这样的生活方式符合他们的性格和爱好，他们过着“和而不同”的集体生活。
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这些艺术家各自的思维和观念反应了不同的生活理念，而这一切都体现在他们的作品中，“三号线”是他们作为艺术创作、交流、磨砺的重要场所。当代艺术是喧嚣的，广州这座城是喧闹的，而“三号线”却是寂静的，它在静静地成长、壮大、变强。“三号线”是如何形成的?现在状态怎样?以后又如何向前?带着这些问题，我们走访了这里的艺术家们。
楼群中的艺术岛
记者：何老师，你当初进入“三号线艺术空间”(以下简称“三号线”)时，有没有想到这里会发展成现在这个情形?
何建成：2003年，发现了这里有这么好的一块空间，就租了下来。其实在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将这里做成一个艺术中心，因为在那时候，不管是广州，还是在其它地方，艺术空间都不是那么热门，后来才慢慢形成的。
最近几年，地铁三号线开通了，而且很多人有车了，交通相对方便，所以他们才考虑来到这里。之后，杨小彦从加拿大回来也在找工作室，他一看到这个空间，觉得很有吸引力，所以就过来了。之后逐渐来了很多人，这里开始热闹起来，现在，“三号线”的工作室都已经占满了，大概有20多个工作室。
记者：为什么大家在2007年想到来“三号线”?那时是什么特殊情况促使大家来到这里呢?
陈雨：很简单，那时我们很多人正好毕业，找不到工作，我和周钦珊、曹之文都是这样的情况。
何建成：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那时，很多人毕业之后没事做，想找一个地方画画，而且都想画尺寸较大的画，所以就选择空间比较大、经济又能够负担得起的地方。
江山：主要是这里的性价比不错，而且这里已经具有了一定的知名度，何老师他们当时也做过一些展览，使“三号线”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这里的空间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利于创作，画室就像一个展厅一样，绝对是诱惑。
任松：交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原来从天河来这里的话，要一个多小时，现在坐地铁只要三十多分钟，这种差异很大的。
记者：你们进来时，都重新装修了工作室?装修这些工作室一般都花了多少钱?大概成本是多少?
江山：都不一样，最贵是孙晓枫的，大约10万多，周钦珊大概花了5、6万，陈雨的也有7、8万左右，我的最便宜，也在4万左右。他们三楼就少一些，因为空间要小些，而且楼层也矮点。
周钦珊：这是一笔很大的投资，而且那时刚毕业，压力很大，一方面是为了画画有个更好的地方，也是希望自己生活地更舒服点。
何建成：他们刚搬进来时，这里全都是毛坯，也没有现在这样的空间间隔，他们当时不仅没有工作，而且建立一个空间的话，必须有相应的经济投入，也要付出不少。
记者：除了搬进来的成本之外，直到现在，“三号线”的租金有没有什么变化?对你们影响大吗?
陈雨：每年按百分之五的比例涨，交了这月的房租，我就不知道下月怎么办。有时在遇到困难时，等到最紧张的那一刻，咬牙也就挺过来了，总是这样反反复复，后来就习惯了，已经具有很强的承受能力了。
陈海：他们现在需要作出很大的牺牲，不仅没有收入，而且每年还有一大笔开支，压力是很大的。他们并不是纯粹解决经济上的问题，而是为了自己的一种追求，延续他们的创作，每年仅仅是画室的租金就要3万左右，还要支付水电费，画画需要的材料费。对于他们来说，有时候就需要一种阿Q精神，自我满足，自我陶醉，尽管过得并不富裕，但乐在其中。
记者：孙老师，2007年的时候，你还在广东美术馆，后来怎么放弃了稳定、优越的工作，选择在“三号线”进行策展活动和艺术创作?
孙晓枫：我原来也到何老师这里很多次，但没有特别的感觉，因为毕竟交通是一堵墙，2007年地铁开通了，来到这里比较方便，我也想找个大点的工作室。当时，高洁、祝东辉他们也搬过来了，我感觉这里氛围很好，就搬来了。
记者：高洁，你们几位女艺术家自身的生活经历和这些艺术家又有所不同，你们还能下定决心从事专职的艺术创作，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呢?
高洁：我喜欢群居。更想要一种具有艺术氛围的环境，而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依赖，因为我在学校跟随何老师学画，还没“断奶”，希望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创作地。后来我来到这个空间，这里的架构，这里的布局，都很适合画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因为心里依赖，我们刚毕业，刚刚开始从事创作，希望呆在老师旁边，让他指导我们。
祝东辉：我的情况也差不多!那时我也毕业了，正在找工作室，其它地方也看过，但都不中意。和他们不同的是，我是做母亲的人，还要照顾孩子，希望既能兼顾家庭，也能从事自己喜欢的事业，因此我选择工作室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离家近。这里的位置和空间都是最适合我的。
何建成：其实建造一个空间，主要的作用还是营造一个环境，创造一些条件，大家有机会互动，大家的需求相对一致，有共同的思路，我觉得这里的气氛很好，整个空间“活了”。
记者：我觉得“三号线”的几位女性都很特别，每个人的个性、气质都不一样，出来的作品也是一人一样，周钦珊你当时怎么想到搬来这里?
周钦珊：其实我在2003年就开始留意这里了，2008年秋天搬到了“三号线”，也就是研究生毕业之后，来这里的原因跟其他人大致一样，除了有熟悉的老师同学外，很吸引我的地方是可以给作品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地，在广州，非具像的作品除了市场很有限，展示的机会也不多。在广州要找到大一点的地方很难，而且这边离家比较近，较为方便。
记者：蔡同信，对于一个设计师来说，是什么吸引你来到这里呢?
蔡同信：因为帮陈雨设计工作室，在这里前后呆了半年，在这一过程中，我觉得这边环境不错，很清净，而且有一个很专业的氛围，就想在这边来工作。有自己独立的空间，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可以安静地思考一些构思，按自己的想法去完成设计。
记者：国内各地不断有新的艺术区诞生，与北京、上海以及成都、重庆的艺术区相比，“三号线”和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自身的优势又是什么呢?
陈雨：我也去过宋庄、黄桷坪，到了那里，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呆在那里的勇气，他们选择了呆在那里，有他们自己的目的，那里的艺术家周转很快，不像广东这边很稳定。我也在广州其它地方租过工作室，但那些地方的空间没有这么大，也没这么开阔，而且人员比较混杂。我们这群人的年龄构成相对均匀，比较独立，生活能力强，大家有很多相似的经历，非常容易沟通，相处得很融洽。
周钦珊：到目前为止，三号线几乎还是一个单纯生活和创作的艺术区，尽管知名度越来越大，但和商业几乎没有关系，这里没有画廊和美术馆，也没有销售作品的外延产品，这是与其他艺术区明显不同的地方。
青年公寓
记者：孙老师，这几年你一直都在推出“青年公寓”系列展，推介“三号线”艺术家的作品，通过这一展览，你希望达到怎样的效果?如何实现艺术家与展览的互动?
孙晓枫：“青年公寓”也是一步步形成的，我想使这个展览和广州这座城市发生对话，成为这个城市的性格描写，从中找出另一种新的东西。与其它城市不同的是：广州不是当代艺术发展的重心，我想通过“青年公寓”来达到一种持续性、追踪性，连环的积累。我会在北京、上海等地继续推广这个展览，让展览在结束之后仍具有张力，让更多人知道。当然，通过这个展览，究竟有什么学术机会、展览机会或者商业机会都是未知的。
对于艺术家来说，展览促使他们不断创新，不断出新作，每一届展览都要求出新的作品，每届展览都要做得不一样，这是一个不断流动，不断前进的展览。
记者：展览对大家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呢?
江山：通过这样的展览，一方面对我们的创作形成了一种有效的促进，我们创作的节奏、要求不断提高，对自己也提出新的要求，“青年公寓”展就像一个台阶，不断促使自己向前，向上。另一方面，这一展览成为我们平常参加的非常重要的展览，是我们对外宣传的重要渠道，在这一过程中，“三号线”的各位成员也形成了新的凝聚力。
记者：任松，在你参加“青年公寓”展览前后，来到“三号线”前后，你的个人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任松：我和江山他们是同时过来的，来到这里之前，我一直存在一种很矛盾、不健康的心理，画画处于一种封闭的状态，闭门造车。特别需要一种沟通和交流，需要一个良好的创作氛围。
我来到这里之后，他们的经验影响了我，在这种碰撞之中，发现自己的弱点、问题，在这一年的过程中，我自己逐渐达到一种更为良性的状态，心理更轻松，也更自信。摆脱了以前那种幻想、虚拟，整天都在思索、自责的不良状态，这里的环境改变了我，我觉得自己现在就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记者：黄立言，你的情况和任松也是相似的吗?来到这里感觉有什么不同?
黄立言：我原来是在小洲村那边，在那里，我基本上是独来独往，因为在那边画画的以本科生居多，我和他们年龄上有差别，没有太多共同语言，我也不擅长和陌生人打交道。来到“三号线”之后，陈雨对我的影响挺大的，我是属于那种有点悲观的人，而他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想到什么立刻就做，我非常欣赏这种态度。来到这里后，我的创作状态、作品质量都提高了很多，变了一个样，确实有很大的突破。
何建成：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每个艺术家都保持一种独立思考的状态，这是很重要，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主张，我们并不需要形成样一种画派或是一种潮流。我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但每个人又保留着独立的风格，这才是做艺术需要的。
记者：你们现在也有很多展示机会，通过“青年公寓”这些展示活动，是不是对你们作品的销售和收藏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作品销售主要依靠什么渠道呢?
陈海：情况比较复杂，包括他们自己的关系，我们也介绍一些藏家，其实这种资源也只是杯水车薪，但我觉得这是一种积累过程，慢慢来。我们大家的心态都比较好，来到这里画画，我们并没有抱着什么强烈的目的。
江山：我们这里的画家大部分没有和画廊签约，也没有固定的收藏家。我们也不是冲着市场过来的，而是希望更好地延续自己的创作，大家都有自己的方向，和而不同。
记者：孙老师，通过这几次展览以及你对“三号线”艺术家的了解来看，你觉得整个“三号线”的艺术生态怎么样?
孙晓枫：这里的创作氛围非常好，“三号线”有一批优秀的艺术家，我想“三号线”能够在广州建立自身的文化品牌，做出自己的特色，一定能在商业上、学术上取得成功，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创作基地
记者：总体来说，“三号线”只能归类为一个创作基地，大家有没有想过，将三号线打造为真正的艺术产业区，形成一个更完备的机构?
陈海：从条件上来讲，“三号线”有其自身的局限，达不到798那样的规模，但我觉得我们这里可称得上“短小精悍”，可以做得更纯粹一些，做出我们的特色，将我们现在的形象做得更明确一点。三号线现在的发展势头不错，虽然小，却具备各种各样的人才，包括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对之后的持续发展都非常有利。
陈雨：我希望有个展览馆之类的空间进入，因为我们这里空间的弹性不大，而且也没有形成整个外界的艺术氛围，这里的居民以外地租房者居多，人口构成比较复杂 ，而且这里的整体环境比较闭塞。
孙晓枫：我觉得现在可以暂时保留这种方式，接下来会怎么发展，那时以后的事。如果说要在这里开一家画廊，增加其它配套设施的话，从现有条件来看，整个地方的容量都是不允许的。
记者：那么，你们希望三号线走出一条什么样的特色道路?
陈海：持续当前这种发展势头，将大家多聚在一起，作一些有意义的展览、交流，除了他们自身的创作之外，加强与外界的交流、合作，进一步扩大“三号线”的影响。
何建成：很难设定一个目标，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只能说我们有个短期的预想，做一些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我们现在是依靠不一样的想法来构成我们的目标，但是我们都在尽力多办活动，这样的话，相互之间有种刺激，互动，对每一个人都是一种促动。
记者：虽然“三号线”是个独立的艺术区，但是，如果将其放在整个广东当代艺术的环境下，有怎样的意义呢?
孙晓枫：“三号线”很多艺术家的思想都很尖锐、很活跃，点子也比较新，思想开放，作品也做得不错，但是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却无法融入到整个当代艺术的环境中，进入当代艺术的话语圈，广东的当代艺术很容易被忽略，被边缘化。“三号线”的这种状态真实地反映了广州当代艺术的状态，不张扬，不喧嚣，非常生活化，波澜不惊，不像其它一些空间那么浮躁。
何建成：广州当代艺术的这种生态体现得比较随和、冷静，也没有任何攀比心态。
任松：我们将艺术当作一种生活的状态，对生活的理解自然地体现在画面上，大家都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这才是生活的本质，这才是艺术的生存方式。我个人感觉艺术还是很个人的东西，很私人化的。
记者：对“三号线”以后的发展有什么构想或者期待?
陈海：第一是做好自己，这是永远都要坚持的，作品是最重要的，做好自己这是最根本的;另外，就是不能和国内外的艺术发展脱节，需要更多交流，互通有无，加强宣传，扩大三号线的影响力。
陈雨：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挺知足的，能够维持这种状态，我就很满足了，这里既是生活，也是创作。而且现在这样的经济状态也决定了这样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一种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