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梅开花图片:“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选择
李军林 何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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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从经济、政治、文化三方面对"中苏论战"作了系统论述，阐明了"中苏论战"时中苏两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及各自执行的国内政策，揭示了中国当时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曲折过程、经验教训和"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影响。
【关 键 词】"中苏论战"　经济体制　政治体制　文化体制
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的“中苏论战”，所涉及的内容虽然广泛，但始终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问题展开的。“始于毛、成于邓”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改革，正是起步于““中苏论战””期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新选择。研究“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体制选择的影响，对于深入理解和自觉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如何建设新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提出：“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最好的先生”;“要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①。正当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以苏联为样板建立起中国社会主义体制的时候，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却认为：世界上“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它还可以有别的不同模式”②，并相继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
东欧社会主义各国改革浪潮的兴起，尤其是苏共二十大打破了斯大林神话，促使中国共产党人重新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问题。此时，中苏两党的分歧已扩大到国家关系领域，两国的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也成为论战的内容。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意见提纲》、《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评美国共产党声明》等文章，就当时社会主义改革的几个重要问题表明了基本立场和观点。1963年3月30日，苏共中央发表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系统概括了他们对当代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看法;中共中央则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等9篇文章，认为苏联改革走的是一条资本主义复辟道路。此时，中国共产党人一边思考和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一边探索着社会主义体制改革道路。
毛泽东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年4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③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中共中央制订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认为，中国既要改革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又要保存其“原则”，防止修正主义倾向。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强调“快”，这脱离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费正清认为：“1958年春季和夏季，毛和他的同事们大力推行大跃进计划，用以代替1953年至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采用的从苏联引进的发展策略”④，这是“把大跃进设想为摆脱苏联发展模式的束缚的一条出路”。⑤
大跃进运动兴起后，毛泽东在1958年8月视察农村时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⑥随后，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共产主义的实现已经不是遥远将来的事情。当时全党都认为，只要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提高生产力。同年，成都会议提出将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的意见。从此，几个月之内全国建立了人民公社26425个，参加人民公社的农民达12194万户，占农户总数的98%，平均每28个农业社合并为一个人民公社。毛泽东说：“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不仅把杜勒斯吓了一跳，也把赫鲁晓夫吓了一跳。”⑦赫鲁晓夫对此冷嘲热讽、横加指责。⑧
随着“中苏论战”的升级，中共中央在“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中指出：苏共领导人对中国的“三面红旗”指手划足，证明他们的改革是资本主义复辟。苏联全民所有制企业“，已经变成他们发财致富的资本主义企业”⑨;“他们把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变成为新的富农经济”⑩;他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提倡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扶植富农经济，瓦解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赫鲁晓夫下台后，《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驳苏共新领导的所谓“联合行动”》一文指出：“正因为苏共新领导同赫鲁晓夫一样，是苏联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政治代表，所以他们所实行的对外和对内政策，不是无产阶级的政策，而是资产阶级的政策”。这就妨碍了1957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而且在所有制结构和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发生了许多不应有的变动，造成了经济生活的严重混乱。
“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农业和轻工业大幅度减产，市场商品可供应量急剧下降，人民生活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调整。为此，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制定了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各项政策。但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集权过多的弊端又很快显露出来。
可见“，中苏论战”期间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选择，是在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造成了严重后果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些改革措施未真正触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运行机制及其整个结构，只是局限于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内的调整。由于传统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积重难返，旧的习惯思想与保守势力根深蒂固，人们对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传统体制的症结认识还不够深入，再加上“中苏论战”的影响，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方式、方法、策略都不够稳妥，也就难以改变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的传统，走不出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局限，要么造成地方主义、分散主义与多头领导的混乱局面，要么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老路，始终走不出“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选择
总结“中苏论战”期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毛泽东在1966年3月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指出：“一切统一于中央，卡得死死的，不是好办法。”“中央只管虚，只管政策方针，不管实，或少管点实。”这是对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弊端的认识，也是对新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构想。毛泽东谈到，斯大林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犯了严重错误。鉴于此，中共八大遵循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对我国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所出现的新情况进行了分析，提出加强和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任务，决定以加强党的建设和完善党的体制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
此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发生，是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的结果，苏共二十大以后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也只是集中在破除个人崇拜、健全法制等问题上，这促使中共把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他指出：“在我们的面前有两类社会矛盾，这就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类矛盾。在此前后，国务院召开全国体制会议，制订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体制的决议草案》，确定了划分中央与地方行政管理权限的几条原则。中共中央决定开展整风运动，而极少数人在整风中发表了“轮流坐庄”等错误言论，使之演变成反右派斗争。又由于反右斗争的领导者在“中苏论战”影响下严重夸大了“敌情”，致使这场斗争扩大化，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变为以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重点的政治防线建设。
苏共二十二大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即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变为表达全体人民利益和意志的机构。赫鲁晓夫说：“全民的国家”是“共产主义理论与实践中一个新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即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的国家、这种国家的性质和任务以及它在共产主义下的命运的问题。全民的国家———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的新阶段，是社会主义国家组织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自治的道路上的极其重要的里程碑。
对此，中共中央予以反驳，指出在现阶段，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处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毫无例外地都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因此“全民的国家”是苏共在理论上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是修正主义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动的进攻。毛泽东认为：“全民国家”的提法抛弃了无产阶级专政。“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是国民党，但是现在他背叛马列主义。把社会主义国家叫做“全民的国家”，“是不是要用具有另一种性质的国家来代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呢?如果是这样，只能是历史的大倒退。“赫鲁晓夫的所谓‘全民民主’，正是不折不扣的资产阶级民主。苏联“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对“全民国家”的这些认识含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把无产阶级专政同社会主义时期的民主问题绝对对立起来就显得片面了，把这种片面性的认识来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便不能不步入反对修正主义、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误区。
苏共二十二大还抛出了“全民党”的观点，对此，毛泽东认为：“在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以前的时期，如果半路上宣布无产阶级的政党已经成为什么‘全民的党’，否认党的无产阶级性质，那会怎么样呢?那岂不是在根本上同马克思、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相抵触?”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核心，“全民党”的实质就是要取消无产阶级的政党，“用另一种性质的党来代替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党”，其真正的目的“，就是要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伟大的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成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成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中国共产党人对“全民党”的批判总体上看是基本正确的，但不注意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执政党面临的新问题，因此发生因借鉴苏联经验教训而偏离正确轨道的曲折。
在关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战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在中共中央看来，苏共二十大是苏共领导集团走上修正主义的第一步，苏共一系列的政策把国内外的各种矛盾斗争搅在一起，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的形成。毛泽东根据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断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并提出“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把“四大”作为进行这种革命的主要方法。
1959年庐山会议，以及随后的反右倾运动，把阶级斗争扩化，明确地把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斗争同中国党内斗争联系起来。彭德怀冤死狱中。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作了关于民主集中制问题的讲话，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他还带头对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承担了责任，做了自我批评。4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为部分党员和干部平反。但是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又使刚有起色的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再次遭到打击。
1962年2月，王稼祥提出为使我国摆脱困难而纠正激进外交方针的建议，即“三和一少”，被看成是修正主义国际路线。刘少奇、邓小平为克服“大跃进”给中国经济造成的困难，建议适度放宽国家对经济工作的统制，实行“三自一包”，亦被当作国内的修正主义路线。对此，毛泽东提出：我们的方针是三斗一多，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派别。“要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毛泽东对反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目标、方式、方法越来越明确：“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这条“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宗旨就是构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复辟政治体制。
“中苏论战”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选择
“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发生重大影响。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从模仿苏联文化体制，到独立采取“双百方针”、“两个结合”的方针政策，重新选择文化体制。
在斯大林时期，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斯大林和日丹诺夫手里，党内外的重要文化决策经常由他们单独做出决定，再形成决议向下级颁发和贯彻执行。这种由最高领导层少数人运筹帷幄代替集体领导的文化决策的机制，使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难以按照自己的特殊规律正常发展，将贻害文化事业乃至断送文化发展的前程。
在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下，文化研究的自由被扼杀，党和国家的各项重大决策缺少必需的科学论证。苏共领导人又将苏联哲学界德波林学派与米丁学派的争论划入政治斗争的范畴，把德波林学派的学术思想定性为“孟什维克化唯心主义”，导致苏联哲学发展的生机被窒息。
斯大林逝世后，随着苏共对党和国家领导机构的调整，以及改组国家保安机关、平反冤假错案、改进党内生活等，预示着苏联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改革即将到来。苏共二十二大进一步指出：必须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根据社会生活的变化来改变理论原理”。从此，苏联文化界开始解冻，这也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界。
1957年3月，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文化体制中的专制主义问题时说：“苏联十月革命后，教条主义也厉害得很，那时的文学团体‘拉普’曾经对作家采取命令主义，强迫别人必须怎样写作。但听说那个时期还有一些言论自由，还有‘同路人’，‘同路人’还有刊物。”“以后就只许讲党和政府的好话，不许讲坏话，不能批评，搞个人崇拜。斯大林常常把两种矛盾混淆起来了。“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
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正式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党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此后又提出，对于科学、艺术上的是非，要让实践来检验，要和群众一起在斗争实践中学会谨慎地实事求是地辨别香花与毒草。总之，“双百”方针“是合乎辩证法的”。
为了正确处理政治与文化的关系，毛泽东提出了正确坚持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领导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社会主义文化工作中的指导作用的“六条标准”，并指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在“双百”方针的鼓舞下，文艺界也开始繁盛起来。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从1957年夏季开始，“百家争鸣”被当作“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政治策略“，百花齐放”变成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花”的政治斗争。
正如周扬所说：“苏联修正主义者抛弃了历史唯物主义，要用资产阶级的人性论来代替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代替科学社会主义。现代修正主义者放下无产阶级的革命旗帜，举起资产阶级人性论的旗帜，把科学社会主义完全融合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之中，从而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这对中国的文化也有负面影响，破坏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把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体制改革引向了歧途，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中苏论战”期间的中国社会主义体制选择，本来是想以苏联为戒，开辟合乎中国国情、民情的社会主义发展之路，孰不料因国内外、党内外种种复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却误入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歧途;本来是想突破僵化、过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却总是深陷于这种模式之中而不能自拔，不断地在“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怪圈里挣扎。但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冷静的理性反思和层层递进的探索，创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81页。
②哥穆尔卡：《关于波兰目前的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第23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69-370、253、193、192页。
④⑤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310、325页。
⑥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318页。
⑦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自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111-112页。
⑧[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三联书店1982年第129页。
⑨⑩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29、31、36-37、48、40、53-54页。
来源：中央编译局      来源日期：2009-7-17       本站发布时间：2009-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