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夷：五年主政南粤 杀出一条血路

　　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揭开了批判“两个凡是”的思想大论战的帷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畅谈“实事求是”，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在中共辽宁省委的理论刊物《理论与实践》发表《理论上根本的拨乱反正》一文，随即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

　　批判“两个凡是”，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宋平，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杨易辰最早表态。到了1978年底，几乎所有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都公开表示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仲夷后来回忆，这次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深远。它不但把人民从极“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而且为我们提供了辨别真理、判断是非得失的永恒标杆。

　　任仲夷当时在辽宁还干过几件大事：一是冲破重重阻力，为一大批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二是“抓富”。小平同志在辽宁视察时说过一句话：“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说，小平同志当时不是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富起来”，但他的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还受“富则修”极“左”思想的影响，谈“富”色变。小平同志讲了这么一句话，才冲破“富则修”这种极“左”思想的束缚。为此，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还提出允许个体经营，大力发展集体所有制企业，为国营企业“松绑”等问题。当广东提出要搞经济特区时，他也向中央提议，也在大连办经济特区，但未得到中央的批准。

　　多年以后，当被问及“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是不是正因为你思想解放，中央才挑选你来执掌祖国的南大门广东？”时，任仲夷说，不少人是这样估计的，我想也可能是这样。

　　1982年，打走私与“排污不排外”

　　仅有一次向中央检讨

　　曾有记者问任老：主政广东工作期间有无失误？任老坦言，人哪能没失误，1982年差点过不了关。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当时全省经济快速发展，尤其是深圳特区速度更快。

　　有些人“求富”心切，不顾党纪国法铤而走险走私贩私。个别沿海地方，甚至出现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一窝蜂地在公路沿线、街头巷尾兜售走私货的现象。1980年，广东省委、省政府发出指示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1982年1月，中央发出紧急通知，要求严打走私贩私活动。当年2月，中央书记处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座谈会，专题研究打击走私贩私、贪污受贿问题。胡耀邦总书记主持会议，会议气氛极其严肃。

　　会上，任仲夷和刘田夫向中央书记处作汇报，详细介绍走私贩私等情况及对策。会上，部分同志讲话很尖锐，有的说：“这场斗争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有的说：“广东这样发展下去不出3个月就得垮台。”还有人说：“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任老希望中央不要收回给广东的特殊政策。胡耀邦等明确表示，政策不会变，但要总结经验。

　　两省座谈会结束，任老回广州没几天，胡耀邦亲自打来电话说，政治局常委得知会议情况后，认为广东的同志思想还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还是请任老到北京一趟。

　　第二天，任老和刘田夫再度赴京。在胡耀邦的建议下，任老向中央写了检讨。这是任老参加革命以来，仅有一次向中央写检讨。这次进京，后被称为“二进宫”。

　　两省会议后，中纪委副书记章蕴专门来广东住了半个多月，给中央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过后不久，王震来广东，一下飞机就告诉任老，小平同志把章蕴的报告批给政治局常委传阅，而这个报告对广东和任老的工作基本是肯定的。

　　1982年在落实两省座谈会精神期间，任仲夷还提出“排污不排外”。5月，他接受上海一份报纸记者采访：我们不排外，排外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要排污。实行开放政策，也带来一些新问题。“近水楼台先得月”，但也会先污染。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要作具体分析，要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统一认识。

　　1981年，主政广东遇到第一难题

　　破除“缓改革”误区

　　任仲夷来广东遇到第一难题是在1981年，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国民经济的调整，这自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涉及到广东办特区的问题。

　　会议期间，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会上讲了一封4个青年人写给中央领导的关于经济调整的来信，信中提出了“缓改革，抑需求，重调整，舍发展”12字方针。任仲夷听了以后感到信的出发点是好的，但药方下得不对。什么叫“缓改革”？他认为正是由于过去思想保守，不肯和不敢进行改革，改革的步子太慢，才在经济上出现了许多的问题。“抑需求”？社会的需求、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是必然的和正常的，只能逐步地积极地去解决，逐步地去满足，特别在当时情况下，不应当再强调抑制群众的需求。

　　对绝大多数群众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够苦的了，对他们的需求，不能再去抑制了。调整是必要的，但“舍发展”就不对了。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办特区，就是希望广东先走一步，发展得快一点。如果按照“12字方针”办，特别是要“缓改革”、“舍发展”，广东怎么能先行一步呢？

　　他认为至少在广东，改革不能缓，发展不能舍，而是改革要坚持，发展要加快。不搞改革，舍掉发展，一切都谈不上。

　　任仲夷回广东后，只是在调整上做了“文章”。就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有机地结合起来，调整的目的，仍是为了发展，为了发展得更快一些。

　　当时经济调整，广东遇到的困难是比较大的，但由于省委政策对头，全省广大干部群众支持，终于克服了重重困难，使广东和特区的经济那几年获得高速增长，真正在全国“先行一步”。

　　1983年，对外开放

　　搞特区利于社会主义

　　广东杀开一条血路，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当时广东改革开放既要探索，又要面对一些不解甚至指责。广东省委坚定不移地廓清错误认识，坚持对外开放。

　　1982年，中国第一家国际酒店白天鹅宾馆部分试业，霍英东请了任仲夷，但心里没底。结果，任仲夷到场，并应要求题词：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意味深长，表达他对中国和广东坚持改革开放的乐观态度。

　　特区初创，任务很重，还要面临一些指责。当时有“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的说法。对此，任仲夷和省委一班人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以自己的认识和理解为特区正名。1981年5月，任仲夷在省委常委会上指出：“有的同志怀疑办特区会有损主权，会变成殖民地，我们要肯定回答不会。办特区是对主权的运用，是行使主权的表现。”

　　1983年4月25日，在省委常委会上，任仲夷又说：“搞特区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不会损害社会主义，而是大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

　　中央要求广东“对外更加开放”，广东更加跃跃欲试。1982年1月，任仲夷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既要注意吸引港澳资金和技术，也要吸引日本、欧美的资金和技术。对前者，广东是“近水楼台”；对后者，要学会“长袖善舞”。

　　1984年，不拘一格引才

　　给蛇口“放生”打造特区

　　原蛇口管委会主任袁庚曾说，他最感激任老三件事，一件是“给蛇口放生”的那个“31号文件”，一件是任老最终同意他不担任深圳市长，留任蛇口；一件是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

　　1984年下达的中共广东省委31号文件，给了蛇口4个具有政府权力的权力：任何进来投资的商人，蛇口自己可以批，批了之后，报上备案就行了；进人、干部转户口，蛇口自己就可以批，另外地界问题也解决了。这个“31号文件”，是广东省委常委开会定的，会议由任老主持。就是这个“31号文件”，使蛇口真正成了特区，成为了“改革试管”。

　　此外，任老支持蛇口接收清华学生周为民，也叫袁庚一直念念不忘。周为民是清华大学很有名的“四五”英雄，后来“四人帮”把他抓到青海去了。

　　直到胡耀邦出来才给他平反。平反之后袁庚把他招到蛇口来了。到蛇口之后，周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同学，说蛇口这里很民主、自由，如何如何……说蛇口今后的前景怎么样怎么样。不料这封信落到有关部门那里，因为周在1979年北京“民主墙”写过大字报，有过这样一个不良记录。所以周到了蛇口之后，又被抓住不放。但是，这个问题任老一直另有看法。任老一直支持为周为民平反，反对再次查办周。后来，周为民终于在蛇口留下来了。这对蛇口吸引高级人才、坚持改革开放起了很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