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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语言到逻辑 —— 蒙太格语法研究资深专家Barbara Hall Partee访谈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 邹崇理
chlizou@263.net

Barbara H. Partee是美国马萨诸萨大学著名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国际上资深的蒙太格语法研究专家和形式语义学奠基人之一。1965年师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N. Chomsky获得博士学位，1986年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主席，1984年和1989年先后当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和国家科学院院士，也是荷兰皇家文理科学院外籍院士。多年来一直是国际上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等重要形式语义学刊物的编委，是世界上多所大学的讲座教授。

2005年我在访美期间专程到马萨诸萨州大学拜访了Partee教授，在其家中小住三日。就形式语义学和乔姆斯基学派的句法理论、语言和逻辑的关系以及形式语义学向语用学领域延伸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对话和交流。Partee教授的看法主要有：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取得很大成功，蒙太格语法是其延伸和超越，但蒙太格学派的形式语义学在句法生成及语言习得机制等方面应该向乔姆斯基的转换语法学习；形式语义学并非只是简单地使用现有逻辑工具去分析自然语言，而是根据自然语言的特征不断改进逻辑，运用逻辑和代数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形式语义学具有多种多样的研究模式；形式语义学扩展到形式语用学是当代重要的发展趋势，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最初合流是把卡尔纳普的朴素内涵概念(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替换成更为丰富的从“可能世界＋语境”到外延的函项，这里语境包含诸如讲话者、听话者、说话的时间地点等因素。

邹: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伴随R.Montague的Formal Philosophy介绍到中国，您编辑的Montague Grammar专题论文集也很快同中国学者见了面。作为以蒙太格语法为开端的形式语义学在中国最早的介绍者，您因此享有盛名。但我们对您个人的情况不甚了解，您能否简要谈谈这方面的情况？据我所知，您在大学本科期间是学数学的，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博士阶段却师从当代著名语言学家N.Chomsky学习生成语法的句法理论，后来又转而研究以现代逻辑为基础的形式语义学，这些转变有些什么原因？

Partee: 在本科学习期间我受益于美国教育的人文传统，在主修数学的同时接触了哲学和俄语及其他知识。我确实非常喜爱数学和语言，我非常欣喜地发现语言学这个领域在Chomsky开创的新方向下非常适合于我两方面的研究兴趣，后来的实践也表明了这点。更幸运的是我在UCLA(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第一次教学任职时，大约是在1968年，由D.Lewis介绍认识了哲学家和逻辑学家R.Montague，那时Montague刚好开始关于自然语言形式语义学的基础工作。我和Lewis早在Swarthmore 的本科学习时就彼此了解认识，因此他知道我对蒙太格的工作会感到兴趣。确实如此，不久我就开始探讨把蒙太格语义学融合到乔姆斯基的句法理论中去的途径。Montague悲剧性地夭折于1971年，这对我是一个巨大打击。但是我继续从事他开创的方向，并首次提出“蒙太格语法”的名称，这个思想后来逐渐扩展成形式语义学的理论系列(参见Partee 2001, Partee 2004, Partee 2005)。

邹：在西方的学术思想发展史上，逻辑学和语言学各自发展了很长时期，为什么自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走到一起？Chomsky的转换语法理论是语言学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语言学研究中已经大量使用了逻辑演绎方法，但逻辑学家Montague并不满足于此，进一步采用逻辑语义学方法处理自然语言的语义，建立了自然语言句法范畴和逻辑类型的对应。就逻辑与语言学研究更深层次的结合而言，是否可以说蒙太格语法是转换生成语法的进一步延伸？

Partee: 是的，我认为完全是这样。当E. Bach把蒙太格语法的内容放到他的中文教材中时(Bach 1989)，Chomsky已表明自然语言如何能转换成形式语言，而Montague 则进一步显示自然语言可以翻译成能够被解释的形式语言。缺少语义学的句法理论通常也可以独自建立，Chomsky一直认为句法是一种自足的学科。而Montague则表示：“对缺乏语义学的句法理论没有任何兴趣”(引自蒙太格论文(Montague 1970a)第223页著名的脚注2)。在我的研究中历来确信形式语义学就是句法内容添加语义因素的结果，或许还伴随出于句法语义接口的需要对句法的某种调整。

邹：蒙太格语法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转换生成语法，但并没有因此取代后者，后者在80年代以来甚至发展出广义词组结构语法和中心语驱动语法等理论，这些理论在语义领域大都借鉴蒙太格的做法，这是否说明蒙太格语法以及后来派生出的形式语义理论在句法方面或语言学的其他方面仍然有不如转换生成语法的地方？形式语义学是否应该向转换生成语法学习点什么？

Partee: 可以从两种不同角度看待MG(蒙太格语法)。
Montague的理论具有句法和语义以及二者的对应关系。用其“普遍语法”所表示的(Montague 1970a)该理论最宽泛抽象的表述方式与许多关于句法的特殊理论没有本质的区别，只要这些理论大体表现为句法代数配上与之同态的语义代数。在这个意义上，GPSG(广义词组结构语法)和 HPSG(中心语驱动语法)“都是”蒙太格语法，因为这些理论能用上述方法构造并且相应的语义学是组合的。我早期企图把蒙太格语法同乔姆斯基学派的转换语法结合起来，这需要重新构造TG(转换语法)，使得它配备代数性质的句法学并且能给予组合的解释，这些工作要求在TG的框架上做些调整。

  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能够在Montague 著名的论著“PTQ”(Montague 1973)中看到一种作为范畴语法变异的特殊句法。语言学家对于范畴语法，无论它经过修正与否，在多大程度上是关于自然语言句法的好理论这一点是有分歧的。一些语言学家认为Montague的句法理论有点粗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其语义学而不是句法学。下列事实能够说明这点，第一本完整的教材(Dowty et al.1981)被叫做蒙太格语义学而不是蒙太格语法；另一些语言学家认为Montague的句法也是有意义并值得发展的，比如E. Bach在其广义范畴语法的著作中就做了这样的工作(Bach 1987), 其结果是HPSG的来源之一。

的确Chomsky在西方的句法领域内一直保持统治地位，但是我并不认为他处理句法的理论方法正如其统治地位所显示的那样优于其他理论。然而乔姆斯基派的句法理论确实有许多值得吸收的东西，我特别强调以下三点：(1)强调理论对语言的解释能力而不是简单的描写；(2)强调探索人类语言的共性以及语言的相异性的方面；(3)强调第一语言习得机制的研究，因为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从原则上来讲所触及的是语言学理论最为本质的东西。语义学家们实际上也正在致力于这些研究方向。

邹：形式语义学30多年的发展过程表明：逻辑和自然语言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有人认为逻辑是分析自然语言的工具，自然语言的语义学就是逻辑加自然语言例子。逻辑发展到什么程度，自然语言的语义学才因此进展到什么程度，自然语言语义学基本上是依赖逻辑而发展；另有人则认为自然语言本身具有与逻辑不尽相同的结构，它不能完全依赖逻辑。蒙太格的普遍语法思想概括了二者的共同性而不谈二者的差异。但差异毕竟存在，如蒙太格的英语语句系统跟通常的逻辑系统就有明显区别，逻辑系统需要证明系统的可靠性和完全性，而自然语言的系统没有这样的要求。所以说形式语义学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目标，一旦从现代逻辑那里借鉴了基本工具后就独自开辟属于自己的领域，这个领域的发展没有完全依赖逻辑，比如在您主编的Mathematical Methods in Linguistics中所介绍的形式语义学采用的集合和代数的方法就不属于逻辑。怎样全面理解形式语义学和逻辑的关系？
Partee: 正如在许多学科里那样，语义学研究者认为按照自然语言对现有的逻辑工具进行改进和添加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Montague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设计他的内涵高阶类型逻辑，用于描述自然语言的语义性质。他对形式语用学的逻辑基础也有绝妙的建树(Montague 1970b)，用于解释依赖语境的第一人称代词等。以后的形式语义学家继续思考其理论的逻辑基础，不同的研究者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形式工具有不同的看法。例如Chierchia和Turner认为建立在集合论基础上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概念不足以把握自然语言的内涵现象，他们鼓吹用性质论取代集合论作为逻辑的模型论基础(Chierchia和 Turner 1988)，等等。语言学家总是在考虑从逻辑学家的现存著作中采用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并且从中可能发现创造新的形式化工具的需求。我以为在每一门科学那里都存在数学家和实际科学家的相互影响，我们需要专家的帮助，但我们也需要思考什么是就我们的应用来说最好的东西。有时这些应用还可能激发数学家和逻辑学家去开创新的领域，例如从Barwise, van Benthem, Kamp, Link, Groenendijk＆Stokhof及Muskens等人的工作可看出这点(Barwise 1989, Groenendijk＆Stokhof 1990, Groenendijk 1987, 1989, Kamp 1971, Kamp 1979, Kamp 1984, Link 1983, Link 1998, Muskens 1989, van Benthem 1983, van Benthem 1995)。
邹：哲学家C. Morris和R. Carnap把对语言符号系统的研究分为三个层面：句法、语义和语用。这也是形式语义学的重要方法论。广义的语义研究包括语用，现今的形式语义学已涉及许多语用现象，运用逻辑方法研究自然语言的语用现象是否有较大难度？形式语用学和计算语用学在当今有些什么进展？
Partee:的确如此，我认为形式语义学扩展到形式语用学是当今的发展趋势之一，在以前的论述中我已触及到这个问题，参见Kaplan, Stalnaker＆Lewis, 以及最近Kadmon和 Potts等人的文献。在这个领域我不是最权威的专家，但是对有关一些著述却是有非常深刻的印象。除上述文献外，还可参见(Beaver 2001, Chierchia 1995, Dekker 1993, Dekker 1996, Engdahl 1999, Gazdar 1979, Ginzburg 1992, Groenendijk和 Stokhof 1984, Guenthner 1978, Kamp 1978, Kratzer 1999, Krifka 1995, Merin 1992, Montague 1968, Partee 1999a, Potts和Kawahara 2004, Roberts 1995, von Fintel 2001, von Stechow 1990, Zaefferer 1986)。我知道这是一个偷懒的回答，我应该尽可能谈一些主要的发展和存在的困难。我认为语义学和语用学的首次合流出现在Kaplan, Montague, Stalnaker和Lewis等人的著述中: 把卡尔纳普的朴素内涵概念(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项)替换成更为丰富的从可能世界加“语境”到外延的函项，这里语境包含诸如讲话者、听话者、说话的时间地点等因素。最终扩展到作为整体的言语行为语境，包括讲话者的意图作为指示词的参照物，等等。接下来的重大步骤是“动态语义学”的发展: 不仅语义解释要依赖语境，解释的一些特性也可能反过来影响语境，以不同的方式更新解释的内容。这个工作开始于Kamp和Heim的工作, 并且通过Groenendijk和Stokhof, Chierchia, Beaver, Dekker, Roberts和von Fintel等人的研究而推广。动态的思想导致对若干初期的语义分析进行重新思考，同时也存在大量涉及“形式语义学加语用学”的有待解决的问题。
  传统语用学一些内容，如礼貌原则通常处于形式语用学之外。然而即便是这种情况也有所改变，见Potts和Kawahara(2004)关于日语的研究，以及Kaplan(Kaplan 1999), Kratzer (1999), Potts (2003)的工作，还有其他关于“可表达的意义”的研究。对于研究领域的分工问题的争论仍在持续之中，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区分问题甚至也不例外，其中包括话题与焦点（更一般的研究则是“信息结构”）、预设、否定、条件句和疑问句等诸多问题。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并且相当活跃的领域。
  你谈到计算语用学，应该说在计算语义学方面产生了大量的建设性工作，其中不少是新近出现的，这样也自然推广到形式语用学。我不是这些领域的专家，但是作为你的最后问题之一的解答，我可以推荐一些关于计算语用学的文献和一些有用的网站，这些网站刊载了计算语用学的研究结果。(参见访谈的后部分)
邹：正如我们所知，超内涵问题是指蒙太格语法及其类似理论不能区分在所有参照下具有相同外延的不同语言表达式(如句子)的不同意义。怎样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学者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案：(1)从作为心灵哲学那里借鉴内涵理论作为哲学基础；(2)使用像Zalta理论那样的内涵逻辑作为技术工具结合Asher处理话语中的抽象物体的方法。你对这些研究思路有什么看法？
Partee: 我认为非常有必要关注心智哲学，虽然我对任何特定的内涵理论知道得不多。我觉得语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所做的工作从形式化角度看是更先进的。就我所知，Zalta的理论很大程度来源于作为其论文导师的Terence Parsons以及M.J.Cresswell的早期工作, 我越来越推崇Asher 的工作，其早期为解决超内涵问题进行的尝试尽管遇到根本性困难，然而迄今为止我认为他是这个领域的领军人物之一。
  我建议重点关注Robert Stalnaker的工作，比如读读他的优秀著作(Stalnaker 1984)和论文(Stalnaker 1988)。Stalnaker比其他哲学家花费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这样的思想：超内涵现象可以用更多的方式进行解释，某些方式涉及类似引语那样的东西。Stalnaker 竭力维护(或许最终是徒劳的，但我认为看到问题的这一面是非常重要的)这种观点：命题能够充分地表现为可能世界的集合，关于给定句子表达何种命题的语境依赖，其反面的例证也是显而易见的。
  用意义的个体化模式考虑表达式结构的一些方面，我相当欣赏这种方法。在David Lewis的Structured Meanings(Lewis 1970)一书中可以见到这些方法，在此列出有关著述(Cresswell＆von Stechow 1982, Cresswell 1985, Tichý 1971, 1988, von Stechow 1984)。
  那些倡导性质论而非集合论的理论学说或许跟“纯内涵逻辑”的研究方法有关。正是“函数”概念的集合论理解，即“从可能世界到外延的函数”这一说法不可能充当内涵概念的合适载体。性质论的研究方法涉及许多文献(Bealer 1982, Chierchia and Turner 1988, Cocchiarella 1978, Turner 1989a, Turner 1989b)；而最为瞩目的是Bealer等人1989的综述性讨论，相关著述收集在切尔切亚的著述中(Chierchia et al. 1989)。有关性质论的两大卷论文集之一是某个学术团体的研究成果，这个团体是Gennaro Chierchia, Ray Turner和我在1987年为促进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和人工智能专家进行关于性质论、类型论及其在语言学中的应用的讨论而组建的。我希望性质论有更多的发展，语言学家单独做这样的工作将是困难的 —— 它需要语言学家和哲学家/逻辑学家的更积极的合作。
邹：《逻辑和语言手册》(Handbook of Logic and Language)是形式语义学领域具有权威性的综述性著作，作为开篇的“蒙太格语法”由您来撰写，这表明您是国际上最熟知蒙太格语法的专家。30多年来，您见证了蒙太格语法从诞生到发展出广义量词理论、话语表述理论、情境语义理论和范畴－类型逻辑等形式语义理论的整个历史过程。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蒙太格语法本身是否还有潜力可挖？而蒙太格语法以后的那些理论各自的发展前景又如何？
Partee: 我认为纯粹的蒙太格语法今天看来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历史题目，在这个题目下人们从事的研究或多获能少不同于当初蒙太格的做法(人们不会感到吃惊，即蒙太格语法是一个历史题材，但“蒙太格语法”这个术语最近才被收到牛津英语词典)。我坚信这个概念是一个时代的标志，具有非常清楚和明确的界定，并且确立了后续理论的起点。“形式语义学”作为一个标准规范化的术语，涵盖了蒙太格语法及其后续理论，包括所有你提到的理论。从事不同理论研究的形式语义学者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团队，互相给予激励并提出有益的批评。我认为这些不同的理论不是零和游戏中的竞争者。在我看来, 不同的人们致力于各自不同的理论基于不同的理论假设，我们大家互相学习和借鉴，特别是那些有价值的思想往往成为多种理论框架的共同财富。总的说来，我认为理论的发展必将持续下去。
  的确我见证并参与了形式语义学的整个发展过程。在Montague于1971年过早夭折后不久，我是“蒙太格语法”这个术语的提出者。我关于蒙太格语法及后来形式语义学发展的思想反映在我的半自撰体的论文 Reflections of a formal semanticist中，缩写本已出版(Partee 2004), 详细本参见我的网址：
http://people.umass.edu/partee/docs/BHP_Essay_Feb05.pdf.

邹：您在1986年曾经担任美国语言学会会长，而您又是美国形式语义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这是否意味在美国语言学界还是比较崇尚用逻辑和数学方法研究语言的做法？正像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在美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力一样。

Partee: 我认为这个事实并不是因为对逻辑或数学方法的崇尚，而是因为形式语义学研究在美国语言学界成为了主流。当然要想真正从事形式语义学研究，必须学一些数学和逻辑知识。有关的研究课题，即使不强求，至少也要提倡一定的数学背景。从事语义学的学生学的逻辑类课程越多越好。而从事语言学其他方向的学生则需要学习一些其他的数学知识，如做心理语言学或者语音学的实验就需要上些统计的课程。
在我的半自传体论文中，我提到过形式语义学这些年来在各大学语言学系的发展史。在二十世纪60年代形式语义学几乎无人问津，一些知名的语言学系那时至多只有一名语义学家，而到90年代已经至少有2到3名，语义学在许多语言学系已跻身成为与句法学、音系学并驾齐驱的核心研究学科。在我看来，蒙太格革命之于语义学，正如同乔姆斯基革命对于句法学的重要性一样。不过乔姆斯基的革命被认为是整个语言学界的革命，而蒙太格革命在很多方面是语言学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尽管乔姆斯基本人拒绝这种说法)。乔姆斯基不赞同这种说法的原因之一是，他强调的是人脑内部的语法构造，而蒙太格和弗雷格一样，强调的是真值条件(相对模型而言)的外在(尽管抽象的)属性，即一种语言里的句子所具有的抽象性质，这正是二者的一大区别所在。D. Lewis指出，语言使用者头脑中的东西很大程度决定了语言可能具有的语义特征，但是语义特征本身并不依赖于人脑。

邹：我们知道，形式语义学是一个横跨多学科的交叉领域，它不仅跟数学和逻辑有关，还涉及语言哲学的一些问题，其研究结果经常被计算语言学所关注，认知科学的某些领域也跟形式语义学对自然语言意义的处理分不开。我想提问的是：怎样理解形式语义学对现代逻辑的促进？它为解决语言哲学的问题提供了什么帮助？其研究成果现在或将来对自然语言理解(机器翻译)会产生哪些方面的作用和影响？结合形式语义学研究认知科学有哪些具体做法？

Partee: 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我只能给出一些简短和不充分的回答。
首先，如果说形式语义学得益于现代逻辑的发展的话，则或许间接得益于为致力于形式语义研究的逻辑学家提出的逻辑问题。上面我也提到过形式语义学在语言和语境的互相作用上采取的是“动态”原则。语义学家们提出了对逻辑的某种要求，逻辑学家们于是接受挑战，并致力于研究出语义学家们所需要的逻辑手段。超内涵问题和解决它所需要的各种逻辑，以及作为集合论替代物的性质论的提出也都是类似的挑战。逻辑学家帮助解决语义学所提问题的其他领域有：时态逻辑、模态逻辑、条件句逻辑、对预设的不同处理方案、疑问句的逻辑、祈使句的逻辑以及其他类型的言语行为的逻辑。
其次，自然语言语义学与语言哲学的关系自始至终是密切的。在我对前面问题的回答中，我提到了近年来哲学和语义学的一些分歧，但是它们之间始终有本质的联系。许多哲学问题不仅仅是语言哲学问题，也常常是基于日常语言表达的语义学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现有最好的语义分析方法是很有帮助的，通常语言学家能够在哲学家独立完成的工作基础上提出一些改进的地方。比如说Angelika Kratzer和 Kai von Fintel对条件句研究的贡献(Kratzer 1981, Kratzer 1986, Kratzer 1991, von Fintel 1992, von Fintel 1998), Gennaro Chierchia对“涉己”信念 和“涉实”信念研究的贡献以及 M.J. Cresswell和Arnim von Stechow 对类似问题的研究(Chierchia 1989, Cresswell 和 von Stechow 1982)。Cresswell 和von Stechow的论文是语言学家和哲学家基于共同兴趣而联手合作的大量论著的典范之一；此类例子还有：Barwise和 Cooper 1981, Bennett和 Partee 1972, Condoravdi 和Gawron 1996, Cooper 和 Parsons 1976, Kadmon 和Landman 1993, Kamp和Partee 1995, Keenan 和 Moss 1985, Keenan和 Stavi 1986, Keenan 和Westerståhl 1997, Szabolcsi和Zwarts 1992-1993。
再者，就形式语义学对计算机应用的贡献而言，前者直接为后者奠定了理论基础(相反后者也促进了前者的发展，因为语义学和其他领域一样，要求为实际问题提供解决办法，从而刺激“纯科学”的研究)。在形式语义学出现之前，语言学的语义研究在计算机应用领域几乎是无所作为的，仅有的一点成就是在词汇方面。以形式语义学为基础的计算机应用，一个早期例子是由菲利普公司资助、计算语言学家/形式语义学家Remko Scha 和 Jan Landsbergen 主持设计的“Rosetta”机器翻译项目(Appelo 1986, Landsbergen 1987, Rosetta 1994)。这个项目从计算和语义角度看都很有前景，不幸的是菲利浦公司在项目可行性完全实现之前放弃了该项目的研究，研究小组被迫宣布解散，该项目最终夭折。其它一些由形式语义学家参与的应用项目在Blackburn and Bos 2005, Frost 1987, Gazdar and Mellish 1989, Moortgat 2001的文章里均有记述，在Kyle Rawlins的网站“计算语义学信息网”、计算语义学特别兴趣小组的计算语义学协会(SIGSEM)的网站上也可以看到相关信息，网址分别为http://people.ucsc.edu/~krawlins/clsbib/和 http://mcs.open.ac.uk/pp2464/sigsem/。
此外，形式语义学对认知科学的兴起也产生了许多影响，最基本的影响是：正如语言学作为一个整体是对人类知识的本性、表达和习得进行研究的主要领域一样，语义学也是研究语言与人类的信仰、感知和行为之间关系的重要学科。你刚才提到的Morris 和Carnap把语义学看作是研究语言和外部实现(或称现实性模型)关系的学科，而乔姆斯基学派的语言学家则一直把语义学看作是研究语言和一些心智内部的语义表达关系的学科。我把这看作是说明语言、现实性和心智关系的一种挑战。不考虑现实性的话，忽视我们做论断时要考虑的真值条件事实，即使我们不总能知道它们是否为真，正如Fodor、Chomsky和Jackendoff想做的，会导致“狭义心理主义”。不考虑心智因素的话，如Frege 和Montague所做，或许在最大程度上使得研究自然语言的某些有限子集成为可行之事。身为语言学家的形式语义学家都希望最终能够提出一种令人满意的语义学画面，来展示出(蒙太格所说的)“语言的”语义是如何由(乔姆斯基所说)语言使用者的语义能力与其使用语言的环境相互作用的。我在这方面有些研究(尽管不是十分完美)，请参看Partee 1979a, 1977, 1988, 1979b, 1982，以及Cresswell 1978, Jackendoff 1996, Stalnaker 1984, 1999。

邹：在中国的大学里，尽管有众多学习语言学和逻辑学的学生，但学校关于现代逻辑和数理语言学课程的开设情况与美国相比有一定差距，形式语义学的教学几乎无从谈起。作为美国马萨诸萨大学的资深教授，您有多年的执教经验，能否为在中国的大学开展形式语义学课程的教学提供一些建议，比如介绍一些好的教科书或课外参考书？怎样培训我们这个领域的师资力量？等等。

Partee: 我想，基于同样的原因，形式语义学在中国也自然会得到良好的发展。前面我所提到的很多资源对中国的形式语义学教学都会大有裨益。而且，我觉得如果获取教科书甚为困难，那麽不用教科书也可以进行形式语义学教学。在俄国，我常常上课不用教材，因为对当地的普通学生来说，教材很贵。我常常为我的俄国学生们复印一些材料；但去年当我在MGU 上大课时，由于学生太多，我无法将所有的材料都复印出来，于是我找来几个学生帮忙，我们在网上搜索、下载阅读材料，然后把这些资料刻在CD上，人手一份。这种方法虽然需要花点时间、需要学生的帮忙，但确实行之有效，借此我们可以为学生提供大量的材料，包括一些重要论文的副本。当然，教科书很有益。我向大家推荐如下几本：
(1) Emmon Bach对形式语义学的非形式的介绍, 作者基于1984年在中国所做的一系列讲座内容，深入浅出地介绍了一些在其他书那里属于学术色彩浓厚的理论。
(2)(Chierchia和McConnell-Ginet 1990), 这是一本介绍语义学及语用学相互关系的好书，适合研究生及本科生阅读。
(3)Gamut(1991), 共两卷。第一卷是关于逻辑学的教材，其内容主要讨论和语义学相关的问题，如关于有定摹状词和预设的逻辑。第二卷可以用作形式语义学及其逻辑课程的教材(模态逻辑与时态逻辑、?-算子和内涵类型论逻辑), 对于那些已有一点基础的学生(至少要了解一阶逻辑)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入门教材。对于那些没有逻辑基础的语言学学生来说，如果没有教师指导，选择Chierchia和 McConnell-Ginet 的书更合适。但对于有逻辑学和数学基础的学生来说，Gamut这本书是再好不过的入门教材。
(4)(Heim 和 Kratzer 1998)。该书广泛应用于美国的语言学系，其涉及的内容范围比Chierchia 和McConnell-Ginet 及 Gamut的书要小得多，而且书中的某些观点也只代表作者个人的观点，但书中的分析和论证比较严谨，每一步都考虑了相关的分析。对于那些对形式语义学有极大兴趣、并希望对该领域的基础知识有透彻了解的语言学学生，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但如果有更清楚的模型理论就更完美了。书中强调了句法学和语义学接口的问题，这是Gamut 的书中所未涉及的。我认为只要对句法学略知一二，都可以考虑使用这本书。关于Heim 和Kratzer 教材中的一些问题，您可以在以下网站找到解决方案：Rajesh Bhatt的网址: http://web.mit.edu/rbhatt/www/24.903/。Kai von Fintel 和 Irene Heim 有一本讨论内涵的书，该书及其课堂版可在网上获得：http://semantics-online.org/advsem/Intensional Semantics.pdf .
(5)有两本书我了解得不多，但其作者都是业内名士(Cann 1993, de Swart 1998)。
(6)补充读物： Kadmon的形式语用学导论。该书包含了与语义学关系密切的话题，详细阐述了语义学与语用学的关系(Kadmon 2001)。
(7)补充读物：(i)(Portner 和 Partee 2002), 一本形式语言学经典论文选集；(ii)(Lappin 1996), 该书集结了许多语义学领域的优秀文章，清晰地论述了形式语言学方面的理论，同时还讨论了其他领域的一些相关问题；(iii)(van Benthem 和ter Meulen 1997), 一本理论性“更强”更侧重逻辑的书。
对于培养该领域师资的问题，我认为应该让年轻学者有更多机会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研究生、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年轻教师之间的互相交流是很有益的。你们应该让那些对中国有兴趣的西方著名语义学家到中国来，向中国的学生传授相关的知识，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申请富布赖特基金的资助。同时应该鼓励中国的学生到西方去攻读相关的博士学位，然后再回到中国，这是学习形式语言学的最好方式。无论采用哪种方式，只要中国的大学里有很多学生在学习语言学和逻辑学，那麽形式语言学在中国的发展将有广阔的天地，前途一片光明，祝你们成功！我想只要中国已经重视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在中国产生最出色的形式语义学家只是一个时间问题罢了。我期待着那一天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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