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风的诗句:宗教与民族国家认同

宗教与民族国家认同

[ 来源：中国民族报 | 发布日期：2012-01-03]

　　当代民族宗教关系研究，会碰到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问题，即宗教信仰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关系。我们知道当代国际关系都建立在民族国家的基础上，本质上是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关系。然而，世界上绝对的单一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宗教信仰影响民族关系认同，最后都会表现在国家认同之上，或促进民族团结，国家统一；或导致民族分离，国家分裂，甚至引起战争。

　　宗教与民族凝聚力

　　■同一种宗教，既可能产生凝聚民族的作用，也可能产生分化民族的作用，必须具体分析。

　　■不同类型的宗教对于民族的融合∕分化作用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多神信仰的宗教对于民族的融合能力要强于一神信仰的宗教。

　　■中国历史上不乏民族冲突和战争，但是每一轮激烈的民族战争之后，往往是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个中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以及在多神信仰基础上发展出来主张“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

　　宗教既可能产生凝聚民族的作用，也可能产生分化民族的作用，必须具体分析。

　　伊斯兰教对于阿拉伯民族的凝聚作用十分明显。他们有共同的语言，所有的宗教活动通用阿拉伯文。他们有共同的文化，伊斯兰教的宗教活动浸润他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现代的一些阿拉伯国家首脑甚至认为：“凡是生活在我们的国土上、说我们的语言、受过我们文化的熏陶并以我们的光荣而自豪者，就是我们（阿拉伯人）之中的一员。”

　　基督教早期的民族凝聚作用也十分明显。在罗马帝国奉基督教为国教之后，欧洲大陆以及整个地中海地区都被置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出现了一种将此地众多民族统统融合成一体的迹象。正如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所说：“罗马的世界霸权的创立，刨削地中海盆地的所有地区已经有数百年之久。凡在希腊语没有进行抵抗的地方，一切民族语言都不得不让位于被败坏的拉丁语；一切民族差别都消失了，高卢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诺里克人都不复存在，他们都变成罗马人了。”

　　然而宗教并不仅仅具有促进民族融合的作用，有些时候，本来同一民族的人们会因宗教信仰的差异而分化成不同的民族。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本来生活在同一地域上，有共同的语言，但是因为信仰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而分化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不同的宗教信仰使这里的民族冲突成为整个欧洲的“火药桶”。印度南、北后来由于分别信仰印度教和伊斯兰教，最后分成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斯里兰卡本来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岛国，但是佛教和印度教信仰把这里的人民分成了僧伽罗人和泰米尔人。近现代历史上，因为宗教信仰差异而导致的民族国家瓦解，更是不胜枚举。

　　宗教有时会成为民族融合的黏合剂，有时会成为民族分裂的导火索，其中是否有一些规律性的内容存在呢？应当说，不同类型的宗教对于民族的融合或分化作用有所差异，一般而言，多神信仰的宗教对于民族的融合能力要强于一神信仰的宗教。历史上以基督教为国教的罗马帝国、法兰克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都曾占有广大的国土，统治过众多的民族。但是历史证明，经历文艺复兴运动后，中世纪政教合一的基督教受到批判，各个民族便纷纷独立，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庞大帝国土崩瓦解。原因在于一神信仰容易造成人们排异性的思维方式，不仅排斥其他宗教的神，也在本宗教内部不断清理异端。当帝国领土扩张以后，原来众多的民族皈依同一的宗教，但是出于本民族原有的文化意识，他们对基督教经典的理解就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当基督教作为国教笼罩欧洲的时候，民族文化的差异就表现为排斥异端的宗教审判。当异端势力过于巨大的时候，教会就会分裂。基督教早期历史上罗马公教和希腊正教的分裂就是民族差异的表现。此后兴起于保加利亚的鲍格米勒派，流行于法国和意大利的阿尔比派，流行于法国的韦尔多派，流行于捷克的胡斯派等等，使基督教分裂更为严重。以至于中世纪结束时，欧洲在政教争战中分化成几十个大大小小的民族国家。

　　伊斯兰教对于中东民族的影响也是如此，一度曾经庞大的阿拉伯帝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因为最终没有凝聚成统一的民族而瓦解。

　　相比而言，多神信仰的中国宗教和印度教，则对于民族有着强大的凝聚力。以印度为例，生活在印度次大陆上的10多亿人民，有2000多种语言，其宗教信仰也不统一，除了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徒、基督教、耆那教之外，印度教徒占人口的绝对多数。印度教除了对于梵天、湿婆、毗湿奴三大主神的信仰相对统一外，其神灵谱系、膜拜仪式、教义教规并不统一。但是只要主神一样，其余的信仰都可以相互包容。由多神信仰产生出一种比较宽容的民族观念，即使信仰的宗教不同，崇拜的神灵不同，但并不妨碍大家成为共同的民族。印度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尼赫鲁曾指出：“我们有印度教徒、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和其他宗教团体，我们显然不能将他们视为不同的民族。……如果我们承认巴基斯坦所支持的两个民族理论，我们的穆斯林人口怎么办呢？我们是不是仅仅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宗教，就不得不承认他们是不同的民族呢？这是一个狂热的观念，也许会导致国家进一步的麻烦、分裂和混乱。”

　　中国与印度的情况近似，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国历史上不乏民族冲突和战争，但是每一轮激烈的民族战争之后，往往是更大规模和更高层次的民族融合，与欧洲历史上民族和国家越打越多形成鲜明反差。个中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传统的多神信仰，以及在多神信仰基础上发展出来主张“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和而不同不仅包括各种不同性质的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相互承认、和睦相处，更包含各种文化的相互吸收，相互渗透，取长补短，共同发展。当代中国学者将其概括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多元通合”模式，即各种民族、宗教文化在彼此学习的过程中不仅仍然保持自身的特色，而且在内涵上更加丰富多彩，彼此平等互尊，各得其所。这种文化上的“多元通合”成为民族结构上“多元一体”的思想基础，是凝聚成共同的中华民族的心理保证。

　　宗教与民族国家模式

　　■当代欧美的民族学者普遍提倡“一族一国”论，其根基还在于欧美近代在宗教战争中形成的宗教排斥思想，或者可以把他们的民族国家模式表述成“一族一教一国”。

　　■当西方列强将适应自己宗教文化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强行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则发生了严重的问题。

　　■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往往把“一族一教一国”理论当成瓦解中国、搞乱中国的重要武器，妄图把新疆、西藏等地区分裂出去。

　　民族国家模式指一个民族国家构成的形式。当代欧美的民族学者普遍提倡“一族一国”论，其根基还在于欧美近代在宗教战争中形成的宗教排斥思想，或者可以把他们的民族国家模式表述成“一族一教一国”。因欧洲中世纪严酷的宗教异端审判和近代初期的宗教改革运动，欧洲多国内部发生了几十年的宗教战争。当信仰新教和旧教的尼德兰人为宗教信仰打得不可开交时，1555年，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西班牙人查理五世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在谁的地方，信谁的宗教”，即“臣民的信仰服从于所在地域主人的信仰”。这一原则后来被称为“教随国定”，不同信仰的臣民迁到具有同样信仰的国王那里居住。当时仍然信仰天主教的人迁到了比利时，而信仰新教的人则迁到了荷兰，一个民族从此分成了两个民族、两个国家。此后处理神圣罗马帝国遗产时，信仰天主教的人到东部跟随哈布斯堡王朝成为日后的奥地利，而信仰新教的民众则跟随霍亨斯蒂芬王朝迁往西部成为日后的普鲁士。当代欧洲国家处理苏联和前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时，也都是采取了欧洲人通用的这种民族国家模式，形成了欧洲历史上第三次民族分化运动的高潮。

　　欧洲“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在当时情况下适应了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但是，当西方列强将适应自己宗教文化基础的民族国家模式强行推广到第三世界国家时，则发生了严重的问题。中东国家是在西方国家侵略背景下进入现代社会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凌辱，现代化进程的挫折，使得中东地区国家内部宗教原教旨主义复兴发展。在民族国家模式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提出了“多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认为凡是有一个穆斯林的地方，就是真主的土地。真理主权理论对于发动穆斯林国家的人民团结奋起，共同抗击帝国主义侵略无疑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真主主权理论与现代国际社会普遍采纳的民族国家模式发生了冲突，既影响了中东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也妨碍了一些多民族国家穆斯林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团结，并引发了多种冲突。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式在印度现代化的进程中也曾引起了很多的麻烦，由此产生了印度民族主义和印度教民族主义。前引尼赫鲁的印度民族主义实际主张多种民族、多种宗教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印度教民族主义则受西方民族国家模式的影响，为了表示与巴基斯坦的对立，坚持“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主张凡是生活在印度国度里的人，必须信仰印度教，否则就得迁到巴基斯坦去。这样一种极端宗教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主张，只能加剧印度国内的民族矛盾。

　　对于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西方帝国主义往往把“一族一教一国”理论当成瓦解中国、搞乱中国的重要武器，妄图把新疆、西藏等地区分裂出去。如果我们没有搞懂西方“一族一国”理论的来源，就难以对其进行有效的批判，也不利于我们理直气壮地进行民族团结的教育和宣传，使宗教成为促进民族和谐的桥梁，而不是变成民族冲突的导火索。

　　多民族国家的多元宗教文化认同

　　■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提倡“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不仅给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制造了困难，而且也给自身带来了麻烦。……强迫推行单一的宗教信仰只能加剧民族国家认同的困境。

　　■在近代以前虽无中华民族之名，但是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实。多元宗教信仰的认同，保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现。

　　■中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这种多元通合模式，可以为世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中国经验。

　　西方国家在民族国家认同问题上提倡“一族一教一国”的民族国家模式，不仅给其他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制造了困难，而且也给自身带来了麻烦。因为在世界上，严格意义上的“一族一国”几乎是不存在的，绝大多数民族的边缘与国家的政治边界并不重合。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移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更使得绝大多数国家实际都是多民族国家。如果严格按照“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标准，即使一些已经分化成很小的欧洲国家，也还需要不断地分化下去，如英国的苏格兰和爱尔兰，西班牙的巴斯克。大一点的加拿大，其魁北克也存在分离主义的要求。在大量移民的情况下，欧美国家“国族”的正统地位也一再受到挑战，以至于法国立法禁止穆斯林女学生戴头巾上学。美国的政治家亨廷顿曾提出“我们是谁”的疑问，因为世界各国的移民越来越认同于他们原有的文化，而不是认同于美利坚民族文化。亨廷顿担心随着移民人数的增长，会影响美国文化的性质。他提出不是住在美国，拿了绿卡就是美国人，只有信仰基督新教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西方基督教保守主义的兴起，强行民族同化的单一民族国家追求不但无助于民族矛盾的缓和，反而会激起其他宗教信仰民族的反对，宗教极端分子制造的恐怖事件也时有发生。因此我们说，强迫推行单一的宗教信仰只能加剧民族国家认同的困境。

　　相反，中国自古多民族国家多元宗教认同的经验，倒是可以提供一个促进民族和谐相处的范例。儒家经典《礼记·王制》规定：“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中国五方之民生活的自然环境不同，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宗教信仰必然也存在着差异，所以不能强求其统一。只要不违反政治上的统一，完全没有必要强迫宗教信仰统一。所以夏、商、周三代时有“五服”制度，秦汉实行“边郡”、“边县”制度，唐代实行“羁縻”制度，元明清实行“土司”制度，实际上已经形成民族自治的雏形。中国历代统治者，不论是汉族掌握中央政权，还是少数民族掌握中央政权，都对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宽容政策，用当时的话叫做“因俗而治”。因为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所以才能赢得广大兄弟少数民族的真诚拥戴。在近代以前虽无中华民族之名，但是已经形成了中华民族之实。多元宗教信仰的认同，保证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实现。

　　中国民族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这种“多元通和”模式，可以为世界处理民族宗教问题提供中国经验，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中为洋用”。历史的实践证明，多民族国家稳固的关键在于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认同。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各民族正是由于形成了共同的文化，才能经历冲突而不分散，不断走向更高水平的融合与统一。中华民族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多元认同的产物。我们把中华民族称为复合性民族，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之下还有汉族、满族、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回族等56个支系民族。中华各族人民既认可自己的支系民族身份，更认可自己的复合性民族身份。所以我国各族英雄儿女在近代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分化阴谋时，才能够团结一致，共赴国难，使苦难的中华民族能够浴火重生，自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

　　当代中国，几代党的领导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思想路线，选择了适合中国的“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发展模式。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人没有照搬苏联的“联邦共和国”的国家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历史情况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为中华民族的凝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改革开放以后，祖国内地各省份加大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的对口支援，大大加速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形成了中华民族凝聚的稳固的经济基础。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社会主义新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凝聚的根本的文化基础。有了这三个基础，中华民族的团结将会得到更大的加强。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教授，甘肃省委统战部民族宗教研究基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