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密码:我国书院悄然复兴 被寄望冲破刻板教育培养大师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2 03:58:24

我国书院悄然复兴 被寄望冲破刻板教育培养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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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书院复兴


     书院复兴

     引子:

     在中国的东西南北,书院这种古老的教育形态,重又兴起,

     山东,有作家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有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有“北洋书院”;江苏,有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长沙的岳麓书院,则在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中唯一绵延至今,讲坛热度不减。

     书院是中国知识阶层的文化教育组织,起于唐,兴于宋,延续于元,全面普及于明清,全国曾达7000多所。书院传播学术思想,普及礼乐教化,成为民间知识精英思想新创的集结地,一些著名的书院,对于文化思潮的引领力量,甚至辐射政治领域。

     1901年,光绪帝一纸诏令,改中国书院为西学学堂,今人或不知书院为何物。

     悄然重兴的书院,依旧显得神秘。他们大多安居在不被注意的“角落”,或是私人出资,或由政府筹办,或是背靠大学;他们以著名学者或作家的影响力为旗帜,或开坛设讲,或切磋酬唱,已经开始具有局部的号召力和四方的追随者。

     有人说,书院复兴的热潮,是针对现代教育体制“批量化、标准化”的缺陷,期待以传统的师徒授受方式,更注重对“人”的教化养成;也有人说,书院为民间思想者提供了新创的空间;还有人寄望这种“野蛮”自在的方式,能够冲撞刻板的学术藩篱,“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当人们发现,真正的自信少不了本民族的文化根基时,敏锐的文化人开始重返传统之旅。

     书院重兴,难免良莠混杂,但也必定会冶炼出新的文化担当者,正如沉默的万松浦、僻远的太湖大学堂,静待各自的奇迹。

     伟大的文化复兴之梦,正在增添新的助力。




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

     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带队到大学堂听课,称“南先生是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南怀瑾则说:“我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苏州报道

     庙港是太湖东南岸的一个安静小镇,地属苏州吴江,以盛产太湖螃蟹而闻名。小镇不大,10分钟能完全贯穿。从太湖延伸出的一条小河,为小镇划分南北。

     从桥头向北大约两公里,有一片高墙围起的大院。从苏州过来的汽车,进入小镇之前,必会经过它的门口。大门左侧的石墙上刻着烫金的“太湖大学堂”几个大字,右侧的一块牌子上写着一系列大名鼎鼎的合作机构:中国人民大学、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化学院、中国科技大学、复旦大学(儒学文化研究中心)、美国管理协会(中国),字迹皆为繁体。

     因为太湖大学堂的存在,这个不知名的小镇,近几年迎来了不知多少重要的中外人物,皆因当代著名佛学大师南怀瑾坐镇堂主。

     2009年5月,在尝试多次后,本刊记者终于叩开大门,探访太湖大学堂。

     不平凡的听众

     进入大门,面前横着一条小马路,两畔是草地和树木。院内幽静,有小鸟在枝头啾啾,蝴蝶在草地上起舞。

     沿着小马路向左,走了大约10分钟,只看到太湖水面和树木,却看不到建筑和人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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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忽然,身后有人问:“你是干什么的?”一个中年男子骑一辆电动自行车跟上来,自称是负责安全工作的。

     此前,记者联系采访时也有类似经历。打电话到学堂总机,告诉接线员转某位负责人,对方反问有什么事,稍有表述不清,就被告知:“请不要再打电话过来了。”然后毫不客气地挂断。

     中年男子向记者解释,大学堂因为地处偏僻,经常有不速之客闯入。或有好事者进来探险,或者干脆翻墙而入,偷走院内的竹笋和桃子。学堂不胜其扰,因此工作人员都格外警惕。平时学堂大门紧闭,外面的人要进门必须有“内应”。

     另外,几乎每天都有因仰慕南怀瑾而远道赶来求见的客人,为此,大学堂在网站上专门发了一份“敬告访客书”:“太湖大学堂乃教育学术机构,非宗教场所,工作繁剧,实无暇接待社会访客??”

     在抵达办公楼之前,记者又遇一位保洁员的盘问:“你从哪儿来的?有什么事?”

     整个院子呈椭圆形,环形道路恰似操场跑道,向左走到大约四分之三处,才到办公楼---一栋中西合璧的白墙青瓦建筑。不远处另一栋建筑正在施工,从轮廓可以看出也是仿古风格。

     一位老师把记者领进办公楼大厅,室内都是深红色仿古家具,桌椅、屏风,古色古香。两侧墙上分别挂着曾国藩和孙文手书的名句:“诗书好在家四壁,天人几何同一沤”,“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

     这里就是南怀瑾先生的讲堂,对联所写,让人怀想开讲时高朋满座的盛况。

     “(来听课的)都是有身份的人,平民百姓听不到。”进门时,门卫这样告诉记者。

     这一点,听课者名单可资佐证: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孙家州,曾带领国学院学生前来听课;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也曾带领师生前来;还有由银监会带队的经济界人士;上海中医药大学等中医药界人士??

     听众名单中,有周瑞金(“皇甫平”)、周国平(中国社科院哲学教授)、李兹雄(斯米克斯公司股东)。

     南怀瑾讲《黄帝内经》,是应上海绿谷中医药集团总裁吕松涛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游说邀请;讲经济问题,则是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亲自联系,“海航”董事长陈峰从中介绍。

     陈峰是南怀瑾的弟子,南怀瑾称其是“我的几位‘言听计从’的朋友学生里头的一位”。

     南怀瑾学生遍及世界,有些比他年长,有些已经是各自领域的头面人物,但仍对他毕恭毕敬,谨守弟子之礼。

     “我听过好几次他(南怀瑾)的课,还跟他跳过舞,就在去年中秋节晚上。”门卫很自豪,他是极少数能聆听大师授课的苏州本地人之一。

     他指着大门右手一片树林掩映中的房子说,南先生经常在里面打坐,吃完饭在院内散步,很少出大门。

     前面记者遇到的那位中年男子说,大学堂整个面积大约200亩,包括草地和湖面,“当初南先生看中这块地方,就把湖边沼泽填了起来。”

     太湖大学堂是吴江所属民办教育机构,出资人是台湾薇阁集团董事长李传洪。

     请问你什么叫国学

     2006年初夏,太湖大学堂历经6年,初步建成。2006年7月1日至7日,年届九旬的南怀瑾在大学堂首次开讲,内容是禅修与生命科学。

     他纵论古今的渊博学识和拉家常式的平易风格,吸引了各方人士,有些人甚至专程从美国、东南亚赶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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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读中国古典的书,千万不要以17世纪以后,大家学了一点西洋文化文字逻辑的皮毛来看它,那就牛头不对马嘴,愈读愈远愈糊涂了。”在讲《黄帝内经》时,南怀瑾这样开场。

     在给银监会人士讲经济时,他问听众:“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经济学?”然后,自问自答:司马迁《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和《平准书》,以及后来班固《汉书》中的《食货志》,就是中国经济学著作。

     当天他还随身带了一本康熙、雍正时代整理的《古今图书集成》,“你们的图书馆没有,(它)把几千年的财经,一切内容的要点囊括在里面。”他说。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刚成立时,引来一片批评,校长纪宝成三次邀请南怀瑾到北京,他都说“老来行路先愁远”。

     谈到国学,南怀瑾也有高论:“现在有个风气很奇怪,每个大学都讲国学。我说请问你什么叫国学?我也不懂。??如果说中国文化就是孔子、孟子、儒家,完全错了。中国文化诸子百家那么多啊!孔孟之道代表个人修养是可以,完全代表中国文化是不可以的。”

     他给人大国学院学生开列的书单如下:

     (一)三百千千(《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

     (二)《文字画研究》(吕佛庭)、《御定康熙字典》(线装本)、《新修康熙字典》、《远东国语辞典》(台湾版)

     (三)《幼学琼林》、《古文观止》、《龙文鞭影》

     (四)《增广诗韵合璧》、《古诗源》、《宋元诗评注》、《清诗评注》、《随园诗话》

     (五)《古文辞类纂》、《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

     (六)《儿童中国文化导读》(1—36册)、《儿童西方文化导读》(1—4册)(台湾老古文化公司编辑)

     (七)《古今图书集成》

     (八)《纲鉴易知录》

     银监会副主席郭立根带队到大学堂听课,称,“南先生是贯通东西文化、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在海内外都享有盛名。”南怀瑾则说:“我只是一个年纪大、顽固的、喜欢中国文化的老头子。”

     他常用八个字概括自己,“一无所长,一无是处”。

     “他讲课不拘囿于传统国学,文化是人类的文化,他希望能撷取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精华的东西。”南怀瑾的一位弟子说。

     因为年龄关系,南怀瑾讲座平均4个月一次,想听的人很多。

     教育理想试验

     没有讲台,没有课桌,几张圆桌和几十把椅子,是小学生们上课的地方。大学堂的郭姮晏老师,带领记者参观他们的“课堂”。

     2008年,太湖大学堂招收了一批小学生,30多人,吃住学都在院内。

     郭姮晏是小学部校长,她是台湾人,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学。她12岁起追随南怀瑾至今,论辈分是南怀瑾的徒孙,小名叫“沙弥”,到大学堂工作之前,她致力于在全国各地推广儿童读经(四书五经)。

     大学堂的小学部,属于寄宿制民办学校。与国内其他公立小学不同,除了必要的文化课,这里还设有中医、古汉语、武术等跟中国传统文化相关的课程。学费每学期8万元,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想要探究神秘的太湖大学堂,并不容易。从小学部的教学方式上,也可对南怀瑾倡导的教育方式略有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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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郭校长介绍,学生们每天六点半起床,七点开始练习武术半小时。早餐后,诵读经典,这学期诵读的是孟子的《尽心章句》和《梁惠王篇》。

     “吃完早餐后,他们就会把经典拿出来诵读,不需要理解,就像唱歌一样,几乎每个小朋友都会背。”郭校长说。

     学堂要求学生除了能写简体字,还必须认识繁体字。因为繁体字能通过说文解字,给学生一个清楚的印象---象形字可以通过“画字”记忆,而会意字可以讲逻辑。

     中医药课程,要求学生必须认识几百种中草药,了解这些草药什么时候用,跟人体和四季变化的关系。

     吃完午饭,散步后,学生们有一个“静定课程”,取自《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是儒家修身养性、追求道德完善的心理修养法则,也是日常应对重大问题的思考方法。

     “包括呼吸的练习,中国传统的养生操。一般(学校)午休(学生)趴在桌子上,肚子吃得饱饱的,挤压着,搞得肠胃不好,大椎穴也不注意保护,容易感冒。”郭校长这样解释“静定课程”。

     她强调,这里侧重 “体验式教育”。“学习不在于对学习时间的压榨,而在于学习的方法。”郭校长说,“针对独生子女,训练他们照顾团队,关怀世界,关爱地球。”

     在课程设置中,学生有大量时间在户外,讲到山水、四季,都让学生去接触、体验。本刊记者采访时,学生们就不在学堂内,他们由老师带去一个公园,在那里进行三天两夜的体验课程。

     作业,学堂也会尽量用“体验式”来取代一般学校大量的平面式习题训练。比如,要求学生采五种草药回来,晒干,做成草药包。

     一位周姓老师还带领记者参观了学生宿舍。从办公楼到宿舍有一段游廊,走在里面可以避免日晒雨淋。

     宿舍是几栋独立建筑,两层,每栋房子只住8名学生,两个房间,每间4人。每栋房子以一个星宿命名,门口摆放着小鞋子。房子之间是草地和花圃,周老师告诉记者,那些看上去像花的植物都是中草药。在住所不远处,有烤窑和凉亭,每周五是户外团队训练课,孩子们会在这里亲手做午餐,然后共享。

     在一些房子前面的小花园里,有各式各样青砖垒成的小型“建筑”,是学生们上了建筑课之后的作品。

     经常,这里还会请一些大学教授和专家来讲课。这些专家属于太湖大学堂的“特色资源”,因为他们大部分都是南先生的学生。

     “书院式的教育风格是什么?就是手把手、师徒式的学习。”郭校长说,这里的教育力图吸收书院教育的优点。

     这里的学生没有考试。“不想在很短的时间内,逼迫他们在压力下学习。”郭校长说。但是平时有“能力评估”,“让他们跟自己竞争。”

     郭校长称这里是“试验学校”,但她希望学生们在这里经过6年学习后,可以升入江苏和上海的中学,最终能融入大陆的教育体制。她预计今年9月,这里的小学生会达到70人。

     南怀瑾的一位弟子对本刊记者说,南先生本人也参与课程设置,“他希望对中国教育做一个探索,回归教育本色。”

     “试验体验式教育模式,修复优秀传统文化断层,培养中国文化及精神后继的基地”---东方出版社编辑在整理出版南怀瑾讲课辑录时,这样总结。■

     (注:南怀瑾讲课内容部分参照东方出版根据讲课内容整理的《禅与生命的认知》、《小言黄帝内经与生命科学》和《漫谈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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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楼


等待奇迹的万松浦

     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不是培训班,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首先要有相当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要能与一个时期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对话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山东龙口报道

     从山东省烟台市向西大约100公里,是县级市龙口,再向西北大约10公里,有一片院落,门边石墙上刻着“万松浦书院”。

     建书院的动议始于十多年前,当时复旦大学文学院和上海大学、山东大学的一些学者,有意用书院来弥补现代大学“批量化生产”的缺憾,这个想法与山东作家张炜一拍即合。很快,张炜开始为书院选址。

     “先去了曲阜,因为那里是孔子故里,后来到了三山岛,莱州的一个地方,还有日照,总觉得不够理想。”山东省作协主席、万松浦书院名誉院长张炜告诉《望东方周刊》。

     最后,张炜到了龙口,得到当地政府热情响应。于是,划地为约,筑墙为院,工程断断续续几年,2002年书院落成。

     “我们在寻找一座现代书院。”张炜说。

     不要被现代教育体制同化

     走进万松浦书院,大门右侧,一栋融合东西方风格的三层建筑,是书院的综合办公楼。楼内包括图书馆、办公室、会议室、餐厅,还有几间客房,供办公、住宿两用。

     办公楼二层走廊的墙壁上,挂着方方、迟子建等作家和学者来书院参观访问的照片,用相框装帧。

     “听说有个书院,他们都来看看这里的运作模式。”万松浦书院常务院长田连谟介绍说。

     综合办公楼西侧不远处,有一栋独立的三层红砖小楼,是书院的第二个重要建筑,称作“第一研修部”。一楼两个房间的房门上分别写着“山东省学术(创作)基地”、“山东省广播电视台总台工作室”。这是书院建成后,分别与山东省教育中心和广播电视厅达成的合作意向。有些作家定期到这里来交流创作,省广播电视台也可以来这里制作节目。

     还有一间房门口写着“复旦大学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忆”。田连谟说,这个复旦大学的“创作研究中心”是写作的硕士点。

     综合办公楼向北,紧邻书院的北围墙,有一排青砖平房,这是书院的第三处建筑。十几个独立的房间,空调、电视设备齐全,参照宾馆的标准间设计,做学生公寓之用。

     张炜把万松浦书院定义为“一个文化研究教育机构”。

     既然有关教育,会不会纳入教育体制,给学生颁发学历?

     “我们可以不被现有的教育体制吸纳、同化,这正是一种优长。”张炜的语气很坚决。

     他给记者举例论证:有些青年开始悟性很好,表达流畅,但硕士、博士毕业之后,再谈文学作品,“连我这个作者都听不懂,完全没有感悟了”。他对这样的教育很痛心,“毕业了,可能也就完了。”

     事实上,书院与教育体制的微妙关系早有先例。上世纪50年代,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已成气候,后来并入香港中文大学,钱穆无奈辞职。一个相应的例子是,上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汤一介等学者筹办的中国文化书院,也曾名噪一时,但终因无法进入体制给学生颁发学历,慢慢销声匿迹。

     “这个困境我们早就想过了,还是决定要坚持一种人文主义情怀,不妥协。”张炜说, “现在商业社会讲究实用,书院就要抵制庸俗的东西,我们就是和实用主义做斗争的一个据点。你如果是实用主义,就不要到书院里来,来了会很失望,骂我也不会改变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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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楼


     张炜告诉本刊记者,书院现在已经吸引了一些有追求、有想法的青年,“这就是我们的成果”。

     “第一研修部”一楼正在筹备一个“诗歌博物馆”,收藏中外诗人的作品、手迹和音像资料。

     “为什么做这个(诗歌博物馆),因为诗歌最不实用。”张炜解释。

     他还告诉记者,书院正在编一本“徐福词典”(《史记》记载在秦始皇时期带领三千童男童女逃到日本的主人公),涉及历史、考古、地理、航海等很多知识,集合十几年来海内外的研究成果,约150多万字。

     此外,万松浦书院还建了网站,正在办一个电子刊物《背景》,网站在文化界颇有影响。

     “书院是高级形态的研究和教育机构,不是培训班,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学。它首先要有相当的能力,具体说来就是要能与一个时期最高层次的思想和文化对话。”张炜在他的文章中写道。

     面对各种困惑,张炜常对书院的教职工说:“只要方向对,不求速度,不求虚荣。”

     “书院历史虽然古老,但是我们现在做的是个新东西,文化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如果几十年能培养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才,或者一种思想,就成功了。不过,他一定要是独立的、个性化的、创造性的。”张炜说。

     张炜很向往,他说自己在“等待奇迹产生”。

     “游学”的现实成果

     “第一研修部”二楼,是作家和学者们来这里交流时的安身之所。房间类似宾馆套房,外面一间可作客厅和书房,里面是卧室。如果有学者带家属过来,套房对面,还有独立的厨房,餐具和基本食材都由书院提供。

     张炜对现在很多同样名为“书院”的机构很不认同,他总结,书院必须具备几个基本元素:有独立的院产,具备藏书、讲学、接待游学的功能,清晰而恒久的学术理念,以学术主持人为中心的立院方式。其中,接待游学非常重要,张炜认为。

     “我们想把这种书院的好传统衔接起来,但不是照搬。现在看,不是衔接得过多,而是过少。要包容,收留游学、访学的人员,大家把自己的思想、学问带过来,进行交流。”他说。

     书院西南的草地上,有一个钢铁做成的红色喷漆雕塑,可以算作“游学”的现实成果。雕塑的来历颇为传奇---

     张炜的一个多才多艺的朋友,在书院呆了十几天,临走觉得来去空空,没有为书院留下点什么,遗憾得两手搓动。他在院子里逡巡,站在高坡上看看,又长时间望着大海,后来说:“让我为这儿搞个雕塑吧。”大家都吃了一惊,他虽算得上是半个画家,但从未听说过还能做雕塑。

     接下来,一连几天他和书院的人出门找材料,在一些工厂的废铁场里转悠,回来时或沮丧或兴高采烈。他们找到一些铁桶、角铁和铁球等。废料装车时,厂里的工人十分困惑,问书院的人:“弄这些做什么?”答:“不知道。”工人指着铁球问画家:“这好做什么?”回答:“头发。”“头夫(发)?”“头夫。”

     画家把乱七八糟的铁料运到离书院不远的小码头上,干了起来,他找来的帮手是一个码头气割电焊工。他们工作了一星期,围着看的人越来越多,有打鱼的,有渡轮上下来的游客。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在一边指指点点地猜测,有的还打赌,看谁猜得对。有的说要做几个放东西的大铁桶,带盖;有的说是某种器具的壳子;有的干脆说就是垃圾箱。唯独没有人想到这是一件艺术品。

     又过了一星期,两个铁桶连在了一起,而且上部出现了镂空的眼睛和角钢做成的鼻梁,围观的人们看出了一点门道,一齐叫起来:“是做了个大胖孩儿!”一个人指着圆筒上部连在一起的铁球,很惊喜:“看吧,这就是头夫(发)!”“真是头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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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楼


     两天后画家和电焊工把作品移到书院的广场上,动用了一台吊车。雕塑需要一个基座。这时,走过来一个黑黑的个子不高的人,原来是在书院住的一位客人,他领着几个人到海边,选了几块大石头,用吊车弄进院子,很快雕塑安放妥当了。

     雕塑是这样的:三个神色凝重的人,高高矮矮并肩而立,望着西北方,那里是一片无边的大海。雕塑做好了,叫什么名字,画家面有难色。那个黑黑的个子不高的人又拨开众人,手往下一挥:“就叫‘凝望’!”

     “凝望”之外,来过这里的游学人员还留下了一些痕迹:画在盘子上的风景人物,是来过这里的画家们率性命笔;摆在办公桌和书架上带有美丽花纹的石头,是作家们从海边捡来的。

     “书院联合了五所大学一起推进学术,学者来了,住一段时间,研究的具体题目是什么,从哪所大学来,到哪所大学去,都有具体安排。他们把心情和美好的理想一起带来,彼此感染,这样天长日久,必有好的收获。”张炜说。

     书院要有灵魂

     综合办公楼二楼小会议室的墙壁上,挂着荀子、爱因斯坦、海明威等古今中外的哲人、作家和科学家的肖像,其中唯一一个中国现代人物是鲁迅。

     “这些都是张院长比较喜欢的人,他很喜欢鲁迅。”田连谟介绍说。

     三楼楼梯拐角,一个显著的位置,悬挂着当代俄罗斯作家瓦·拉斯普京2006年说过的一段话:“两年前,我曾经希望十三亿中国人民与其他东方国家以及还没有失去鉴赏力的俄罗斯读者会结成统一堡垒,去抵制道德和精神的堕落。如今我明白,我的这种希望是多么脆弱。??在东方最先向毫无意义和‘肮脏’的文学投降的是日本,然后是韩国??一些国家随后也会被征服。我不想指责任何人,是时代使然,多数人都要屈从。而真理在哪一方?未来会对这场讼争做出判决。”

     “书院要有灵魂,创造性的思维,开创性的思想。”张炜强调。

     在万松浦,人们讨论的问题很宽泛、开放,没有学科限制。有中西医问题、佛教道教问题,也有服装问题、爱情问题,但一定要独立思考。

     这一点也体现在张炜身上,在与记者的交谈中,他常有惊人之语。

     谈到对作协的看法,他说,“真正的作家是很少的,怎么可能是几千上万人的单位呢?还有办公大楼。既然现在是这么个做法,就这么做好了,但是作家自己的理解不能跟普通老百姓一样,心里边,应当明白自己该干什么。”

     有人问他,当了作协主席还能写出好作品吗?他答:“作协主席这个身份就能把生命一般的文学抹杀了?那也太可怜了。”

     谈到海外一些国家对华人的排斥,他说:“国内的媒体报道,好像总是说我们中国人很勤劳,为对方的国民不容,好像对方都很狭隘,中国人老受气。据我了解,一些中国人两只眼睛只看到钱,该休息不休息,该读书不读书,有一点工夫就赚钱。如果赚钱是勤劳,读书是不是勤劳?对物质的欲望适可而止,保持宁静的生活,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如果忽然来了这么一拨人,整天忙忙碌碌只知道赚钱,把当地的生活节奏破坏了,这种没有情怀和精神生活的动物,别人当然不喜欢。”

     相对于南怀瑾之于太湖大学堂,张炜这样解释自己的思想体系:“南怀瑾从佛教思想出发来思考问题,我是从土地、生命,这种大的关系来思考的。出口不一样,但目的是一样的,都向着同一个山顶。”

     有钱就办,没钱就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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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楼


     万松浦书院占地100多亩,院产归龙口市政府所有,从行政划分属于龙口市正局级事业单位,书院专职教职员工十几人,由龙口市财政局全额拨款。管理书院日常事务的常务院长田连谟,也由龙口市任命。

     进书院大门右侧,很醒目的一块巨石上刻着:山东省学术(创作)基地。

     张炜介绍,每年山东省和其他基础合作单位也会拨一些活动经费。

     因为挂上了一些基地和研究所的头衔,书院的学术事务能保持较大的自由和独立。

     中国古代书院基本都有独立的院产,即使经过战乱和朝代更替,仍能保持经济独立。万松浦经济上是否有后顾之忧?

     “有钱就办,没钱就停!”张炜一点不拖泥带水。

     他说当初建万松浦,没有因为钱四处游说,而是把道理讲清楚,“理直气壮地要求把钱拿过来。这个事你做不做?不做,没二话,走人!”

     “我不是为个人做的,是为国家和民族,和个人的崇高理想结合起来,难道还要为此去赔笑脸、喝酒,要饭一样?说明可以,哀求不干!”张炜说,“要钱,要找那种有文化情怀的人,没有文化情怀的,不要跟他扯。有情怀的人还是有的。告诉他,这个钱你应该拿,你拿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他说,当初是龙口市政府主动要求把书院建在这里,“他们的领导就很有文化情怀”。因为书院建在龙口,对本地发展有好处,否则不会有这么多文化名人到这里来。

     张炜坚持书院不搞商业活动。“做书院,不准赚钱养活自己。造血功能啊,开拓啊,不要那样!贩卖东西,编书卖啊,找企业家拉赞助啊,变成了书院的一害,不如把它关掉。没有钱了,硬要办,书院肯定是有毒的,肯定会败坏。”

     “书院是有气节的,是清贵的。存在一天就好好活,不能存在就不苟活!”张炜说。

     有个人生命内容的“山长”

     万松浦的学术事务要通过张炜,他因忙于很多工作,不能在书院常住。为了接受本刊采访,他从胶东半岛的几个朋友身边,匆匆赶回书院。

     古代书院院长叫“山长”,都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学术思想和体系。

     “谁是山长?不是一个有钱人,有个院子,挂个牌子就能做。他要有思想,有建树。”张炜说。

     他感怀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书院主持人,也感叹后继乏人,“许久了,博大精深的文人或者无声,或者做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并且因此而得到了不适当的推崇。长久以来,我们不仅没有了钱穆这类人,就连南怀瑾这样的先生也少见了。”

     他把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看得很重,“如果一个所谓的知识分子不关心人,不忧患世事,没有文化上的坚定和责任感,只想有点‘说法’,就会成为一个酸腐文人,就没什么意思了。”

     谈到钱穆的新亚书院,他说:“品格和力量这二者,品格是第一重要的,有了品格才会有力量。”

     “我没有把握做一个合格的山长,但能保持我的生命内容,我正在寻觅真正的山长。”张炜说。

     “这里还没有可以刻在石碑上的学规,但是我们在摸索和成长。”他说。

     张炜为书院取名“万松浦”,因为选址之时,这里是海边的一片松林,原生松林和解放后所植的防风固沙绿化带混杂,约2.6万亩。“浦”意为河的入海口,张炜曾请专家考证,书院东侧是港栾河古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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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楼


     当初,书院周围没有其他建筑,在院子里可以看到大海,除了海浪和松涛,还听得见各种鸟类的鸣叫,嘈杂的市井人生杳无踪影。书院建成后,张炜曾来小住一月,写下《万松浦纪事》等文章,提到松林中的各种动物,那种漂泊灵魂找到栖息之所的满足感,洋溢字里行间。

     “我们这儿有安静的自然,有大海和松林。它们也构成了强大的内容,也是力量。大自然有渗透性,参与性。没有接上地气的文字和学问,终归不会有什么惊人之笔。”张炜写道。

     他希望书院的教职工每天下午都劳动,每人学一门手艺,有人学园艺,有人学装裱,他自己则学木匠。

     但是他的山野书院之梦,很快被开发商惊扰。

     现在,万亩松林被开发成“新区”,书院四周被高层楼房环绕,海边还有正在开发的娱乐场所和五星级酒店。进入书院,必须通过住宅小区。

     书院的老师说,前一段在院子里能听到伐木工人的电锯声,想到美丽的松林被砍伐,感到“锥心之痛”。

     张炜写过的那些松林中的动物,松鼠、百灵、狐狸、野鸡,现在去了哪里?“不知道,远去了。”他说。

     书院围墙内,西侧是一片松树林,乃北方最常见的黑松,十几个农民工正在把枯黄的树枝拉下来。书院的老师说,松树得了传染病,要把枯枝清理干净,然后打药,松林才能得救。■



   岳麓书院: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湖南长沙报道

     到长沙旅游,两个地方必须去,一是马王堆汉墓,另一个就是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始建于北宋976年,至今已有1000多年历史。每天,源源不断的旅游巴士,带来了游人的喧闹,扬声器中传出导游讲解历史的高亢声音,详解每一栋建筑的由来,每一处文字的深意。

     从大门口,经过赫曦台、忠孝廉洁堂、御书楼,再到文庙。在文庙大堂的后门,有个一米多高的木栅栏,上有“游人止步”的牌子。推开栅栏,右面是明伦堂,二楼,几个学生在听一位老师讲文物鉴赏。

     在分区之前,经常有游客在窗外听老师讲课,听到入神处,还会情不自禁地登堂入室。

     岳麓书院既是文保单位,又是湖南大学的一个二级学院,承担着教学功能,有历史学和哲学的硕士、博士点。

     中国古代书院有几千所,遗留下来的书院上百所,岳麓书院是现存修复最好、实用功能最强的书院。

     2009年5月下旬,本刊记者专访了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

     岳麓书院模式

     岳麓书院的工作人员由三部分组成,教学研究人员,行政管理人员,文物管理人员。

     在岳麓书院大门南侧,有一个建筑正在施工,是修建中的“国家书院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教学机构、博物馆,都在同一地点,由同一批人管理运转。书院的老师称之为“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因此,在采访的几天里,朱汉民总是异常忙碌,行政、文物、科研等各方面的管理工作集于一身。

     “文物部门一般由文化、园林、旅游部门管理,属于大学管理的还很少,我们的模式非常成功,很多书院(文物局下属)和大学都来参观。朱汉民对本刊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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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楼


     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把它总结为“岳麓书院模式”。

     游客进入岳麓书院要买30元门票,湖南大学的教师和学生则凭工作证和学生证自由进出。而且,他们证件还可以免去进入岳麓山(公园)的15元门票。而其他学校则不能享有这一特权。

     这是因为,历史上,岳麓山很大一部分是岳麓书院的学田(院产),从建院到解放后,历经千年承袭下来,直到上世纪50年代土改才被分割。

     每天下午5点后,这里的教师学生也必须像游客一样,全部退出院子,一律不能在里面食宿,大门紧闭,仅留保安人员。

     这里的旅游收入归书院所有,书院日常运转,包括科研和文物保护的费用基本上是自己解决。

     一般的历史学和哲学研究所都是“清水衙门”,但是岳麓书院经济殷实,这种“造血功能”让在书院工作的人员都颇为自豪。

     “我们已经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书院研究中心和资料中心。”朱汉民说。

     正在修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是岳麓书院主动向国务院提出的申请,2003年获批。

     “一般带‘国’字头的(博物馆),都在北京。我们能坚持下来,成为国内外的书院研究中心,很不容易。”朱汉民说。

     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

     岳麓书院现在硕士博士加起来有100多人,主要有中国思想学术、典章制度、儒佛道与文学艺术、书院文化、湖湘文化等几个研究方向。

     书院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的,还可以做兼职为游客做讲解工作。

     采访中,有几个即将毕业的硕士生到朱汉民办公室,要求把哲学硕士学位改成教育学硕士,以便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能在几千家古代书院中进入体制,现在还在发挥作用,什么原因?

     朱汉民:晚清中国文化在与西学的对抗中逐步败退,学习西学,怎么学?开始有些学堂,比如船政学堂。晚清就出现了两套教育制度,传统书院和现代学堂,但还是以传统为主。1901年光绪帝下了一道诏令,改书院建学堂。但是没有多久就夭折了,后来慈禧新政,在教育和工业方面甚至比光绪走得更过头一点,完全废除书院和科举,建学堂,实行西方的分科制度,分成文理工,延续到今天的就是当时的那套体制。

     晚清改学制,很多书院都改成了学堂。现在的很多大学,追溯它的前身很多都跟书院有关系,四川大学是几所书院合并,浙江大学前身是求实书院,山西大学前身也是书院。当时的诏令是,县城的书院改成小学,府级书院改成中学,省级的书院改成大学,岳麓书院就是省城书院。

     书院开始都是在山林里,读书人远离政治中心,清静,修身养性,最早的书院旁边都有道教的道观或佛教的寺庙,岳麓书院所在的岳麓山上就有湖南最早的寺庙和道观。白鹿洞书院和嵩阳书院也都在山林里面,但岳麓书院不同的是,它在宋代是在山林里,到了清代成了省会所在地,所以改制的时候,直接改成了大学。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在管理上相对湖南大学的其他学院,有没有相对的独立性?比如在学分设置和课程设置上。

     朱汉民:没有,我们的研究生培养属于体制内的教育,必须非常严格地按照学校的要求,设必修课、选修课,学生必须完成学分和论文。

     书院是古代的教育组织,和现在体制内的教育组织差别非常大。比如古代书院多为私学,不分科,没有学历和学位之说,学生大多会去参加科举考试。我们做的就是把一个古代的书院纳入到现在的大学,作为一个院系。现在的岳麓书院教育主要是现代大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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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楼


     《瞭望东方周刊》:那么,岳麓书院还保留了多少传统书院的东西?

     朱汉民:这是非常敏感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教室仍然是古代教学用的明伦堂;其次,老师所讲的内容主要是传统国学;其三,我们在教学形式上也努力继承古代书院传统,如师生相互讨论,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讲学。

     现在为什么会兴起书院的热潮,因为现代教育体制存在某些缺陷,学校是人成长的重要地方,而现代教育是很工具性的,是商品社会生产的标准化,大批量生产,这样不利于人才多样化发展。书院注重“人”的教育,求知只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组成部分。

     我们就是把古代书院的传统和现代对接,把古老的学院变成现代大学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一种合乎社会发展需要的转变。

     原来李铁映来视察的时候说:“你们应该走自己的道路,保留传统书院的特点。”但是在教育体系内,现代教育对大学的管理体制我们不可能摆脱。

     《瞭望东方周刊》:有没有想过摆脱,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吗?

     朱汉民:(向湖南大学)提过,但是行不通。比如,要求研究生必须要发表几篇论文,才能参加答辩,我们认为没必要。这种困境,钱穆当年办书院的时候也面临,想自由,就别拿文凭,想拿文凭就得适应体制。在这个体制下,只能做很小的事情,很难培养人才,更难出现大师大家。

     不跟体制合作,还有经费问题。古代书院经济独立,学生不仅不交学费,还有助学金,现在大学的拨款是按照学生的人头,如果我们跳出体制,上面拨款的没有,下面交学费的也没有,钱从哪里来?

     没有体制了,教授也留不住。这个体系像一个网,是很难摆脱的,这个困境不是我们自己的困境,而是书院面对整个体制的困境。

     《瞭望东方周刊》:胡适很怀念书院自由的传统和独立的精神,现在很难坚持吧?

     朱汉民:当然。胡适讲的是自由议政,我们至少能在学术上做到独立思考和独立创新。

     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

     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朱熹自福建抵长沙,与岳麓书院主教张在院内同台会讲,论辩“中和”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其影响盛况空前。而后,“岳麓之为书院非前之岳麓矣!地以人而重也!”

     院因人重,人因院名,书院因之成为“朱张过化之地”,而获后世学者敬慕。

     朱张会讲,开创了书院不同学派“会讲”先河,体现了书院“百家争鸣”、“自由讲学”的特色,使书院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具备了强劲的动力。岳麓书院在此会讲之后,逐渐成为了湖湘学派的重镇和湖湘文化的中心。

     从1999年开始,在当年朱张会讲的地方,岳麓书院效仿当年的讲学形式,创建了“千年讲坛”。知名人士纷纷在此亮相:余秋雨、金庸、樊纲、张朝阳、傅聪、星云大师??一直延续到今天。

     讲座向社会开放,听众除了湖大学生,也有各学校老师学生、文化爱好者、地方政府官员、企业家。

     每有名人来讲座,都盛况空前,听众的热衷,让朱汉民甚至用“防不胜防”来形容。听讲免费,讲坛前面的院子只能容纳四五百人,书院里的学生要听,湖南大学的学生要照顾。如果讲经济,企业家会过来;讲政治历史,很多官员要来。

     《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朱张会讲,使书院名声大噪,每个书院都需要有灵魂人物,才有号召力和吸引力,现在还能找到这样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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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楼


     朱汉民:你问的是个很关键的问题。这个时代确实是缺乏大师的,现在既没有民国初年,有一批学贯中西的学术大师,更比不上以前能创立学说的朱熹等人,这是时代造成的。

     民国为什么有大师呢?那时候他们有很好的国学积累,后来又到西方学习,两种文化都很深厚,这个时代如果成为大师,必须中西兼容,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国学根基深厚的人很少了,如果有,起码再过几十年,懂西学的也是(上世纪)80年代以后出去的,无论是学术领域,还是文学艺术领域,都没有普遍认同大师。星云大师,很多人都认可(佛学大师),也有人说不是,南怀瑾也有很多人说不是(大师)。现在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时代。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不是压力很大?

     朱汉民:不能因为没有大师就不讲学了,只有讲下去,才能出大师。不能等着大师出来才讲学。没有这个逻辑。先是思想活跃起来,才有碰撞积累。我们尽量从国内外请一些学术地位比较高的人,虽然没有大师,但是有些体制内的老教授,这些老师都带硕士博士,学问做得不错,而且在国内比较有声望的,也会邀请。

     《瞭望东方周刊》:岳麓书院的办学宗旨是传道济民,通晓时务物理,这种思想培养出了很多人才。

     朱汉民:过去的书院往往会形成学派,宋代的时候岳麓书院和湖湘学派合为一体,而且结合一直非常稳定。既推崇理学,又注重实践,强调经世济用,这种学风沉淀下来,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王船山、曾国藩、左宗棠最突出,既有个人修养,又能经世治国。他们崇尚军事,往往文人也能带兵打仗。追求政治功利,与个人修养是两个方面,而湖湘学派就能把他们凝结在一起。

     《瞭望东方周刊》:这个办学传统现在还能坚持做到吗?

     朱汉民:这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我们正在一步步学,一下子做到很难。现在与当时的教育体制不同,他们的教育在科举制度之外,所以有非常自觉的意识。现代教育有强制性,达到某个要求才能毕业,发专业的证书,为了找工作。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还能培养出以前那样的人才吗?

     朱汉民:现在教育发生了转型,是不是能培养出书院历史上出现过的那样的人才,我们不敢说喽。■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柴爱新 | 苏州、长沙报道

     “历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花了多少教育经费培养了多少人才,然后出来了还要负责给大家找职业!哎呦,大学生失业的太多??活该!谁叫你读书的?中国本来诗礼传家,都是家里读的,自愿读的,要谋生你就直接学谋生技术好了。这个我们要反省了。”南怀瑾在一次讲座中谈到现在的教育和就业制度时说。

     “中国历史上的名人、才子、忠臣、孝子,乃至于最好的宰相,最好的文臣、武将,都是民间自己培养起来的。政府三年一考,五年一考,考取了做官或者备用。”他说,“书院是私塾制度哦,不是现代学校制度。”

     “书院集中了中国古代教育的精华。”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接受本刊采访时说。

     中国古代教育有两条线索,官学和私学,书院吸收了二者的长处。私学的长处是可以自由讲学,老师不一定是朝廷的官员,都以个人身份讲学,因此,思想活跃。官学的优点是,有正式的场所,有讲堂、藏书楼,有固定的学田,经济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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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楼


     “书院就是把私学的自由讲学和官学的制度化管理结合起来。”朱汉民说。

     书院在现代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

     1901年光绪帝下诏,改书院为学堂,实行西化教育。

     “书院被完全抛弃,是在五四之后。甲午战争,被我们以前有点看不起的日本打败,就开始反省,派了很多人到日本学习。日本人为什么可以打败我们?是因为他们学习了西方。于是,西学占了上风,认为科举制度不好,也认为书院不好。废书院改学堂,不仅是学制,所有的东西,都要学习西方。好像传统丢得越彻底越好。”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向本刊记者分析书院寥落的背景。

     邓洪波的研究方向是书院和文化问题,因为对自己的研究对象---书院格外有感情,被戏称“邓书院”。

     五四之后,很快,那一代人,包括蔡元培、胡适、毛泽东等人,都意识到,废除书院做法过激。

     “蔡元培当年整顿北大的时候就把书院的管理思想融入进去。”邓洪波说,蔡元培曾做过晚清两个县级书院的院长,此时的书院不仅学习传统的经史之学,也开始转型,“这是他进入北大的特殊背景”。

     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不仅包容西方,也包容传统,所以当年拖着长辫子的辜鸿铭,也能留下来。

     胡适认为书院在教育中被排除是一大损失。上世纪20年代他就写文章,对抛弃书院的精神表示惋惜,强调书院的独立,还可以自由议政,号召研究书院。

     每个人对书院留恋的内容存在差异。

     毛泽东更看重书院的课程简单,师生关系融洽。其恩师杨昌济就是岳麓书院的代表人物,青年毛泽东曾跟随杨昌济寓居岳麓书院很长时间。他认为西化教育不仅课程繁琐,而且师生关系冷漠,变成一种买卖关系,学生出钱,学校教给知识,最后拿文凭。

     1921年,毛泽东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成立宣言中明确说明要取书院之长,去学堂之短。

     上世纪50年代初,钱穆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

     “当时钱穆办书院有很强的意识,他不在台湾也不在大陆办,而是选择香港,因为那里是殖民地。提携传统文化,以宋朝的书院来体现,很有文化担当和使命感。”邓洪波说。

     到70年代,终因学历问题,新亚书院和其他两个书院合并成香港中文大学。钱穆坚持保留固有的传统,书院作为独立的教学单位,主管教学和招生,未得港方政府认可,钱穆被迫辞职。

     但钱穆的坚持,仍然起了作用,学校保留了原来书院的董事会。余英时,当时钱穆在新亚书院的学生,接替钱穆打理。但他第一任期未满,就因与校方理念不合而辞职。

     “现在的新亚书院基本上不参与教学,主导教学功能已经失去,书院的机构还在,还有董事会,主要做一些不进入学分的课程,课外辅导,关注学生心灵成长。他们也感觉到很无力,但还是在坚持。”邓洪波说,他1991年曾在那里住了三个月,进行书院研究。

     季羡林在岳麓书院主编的《书院辞典》序言中说,中国教育以前是官学和书院两条腿走路,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

     礼失而求诸野

     朱汉民和邓洪波都告诉《望东方周刊》,他们去韩国,有一个惊讶的发现:韩国的千元纸币上,印的是一所书院,而不是国家领导人。

     中国的书院明代传入朝鲜半岛,现在整个半岛上还有1000多个书院,韩国千元纸币上的书院是韩国最有名的书院---陶山书院,是韩国儒家代表人物李退溪讲学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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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楼


     “韩国保留书院的传统比我们好。他们有儒林,就是儒家学者的协会,还很有势力,有社会活动,称为‘儒林大会’,相当于我们的学术论坛。”邓洪波说。

     讲学、藏书、祭祀,是古代书院的三大功能。韩国书院主要保留了祭祀功能,书院家族的祭祀都保留得非常完整。

     比如陶山书院主要祭祀李氏家族(儒家),谱系是:孔子、孟子、朱熹、李退溪??

     “到我们这里(岳麓书院)有韩国留学生,有时提到朱熹,他就把脸一板,‘你不能说朱熹,朱子!’他好生气。”邓洪波笑着说。

     而中国书院的祭祀传统则完全中断了,即使在仍然教学的岳麓书院,里面的文庙,只作旅游观光之用。

     岳麓书院正打算恢复文庙祭祀,“以前的祭祀仪式非常复杂,现在不可能做到了。仪式怎么把握,有一个度的问题。一般的做法又太简化,献一个花圈,然后鞠躬,没法承接上来。”朱汉民说。

     “没有信仰是我们很大的问题,等于自废武功。以前讲‘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实现不了:后来信钱,但钱又靠不住。”邓洪波叹息道。

     邓洪波认为韩潮的流行是激起了储藏在我们民族心灵中的传统文化记忆,那些看似“婆婆妈妈”很琐碎的情节中,有传统的儒家思想在。

     到日本,邓洪波也惊讶地发现,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上流社会的文集皆为纯正的文言文。日本境内现存书院有100多所,有几家还在教学。

     这几年,邓洪波转向东亚书院的研究,他发现,日本有些书院,还遵循白鹿洞书院学规,每次升旗仪式的时候,唱的是白鹿洞书院学规。

     礼失而求诸野,当我们的书院几乎都变成了文物单位,我们只能到国外寻求研究样本,“真让人痛心”。邓洪波说。

     书院在最宽容的朝代兴盛

     近几年,书院重新兴起。山东省作协主席张炜创办的“万松浦书院”,陕西作协主席陈忠实的“白鹿书院”,天津作协主席办“北洋书院”,学者蒋庆办“阳明精舍”,南怀瑾的太湖大学堂??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多数书院是各省作协主席在做,“作家这个职业,更有社会责任感,而且他们有一定的社会资源,能行动起来,不仅是想一想。”邓洪波认为。

     朱汉民还告诉本刊记者,现在很多高校也有与书院合作的想法。

     上个月,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和历史系主任曾到岳麓书院“取经”,探讨如何把书院和学校结合起来,请教方法和建议。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的嵩阳书院就在河南境内。

     江西九江师院也主动把一些学生的活动放在距离九江市40公里外的白鹿洞书院。

     此外,还有一些商人创办的书院。

     厦门某房地产商曾到岳麓书院咨询,打算在其开发的地产中辟出一块地方作为文化场所,参照书院来做。

     “书院有要素。如果挂个牌子就是书院,那就乱了。有些叫个书院的名字,跟书院毫无关系。”针对书院泥沙俱下的状况,张炜说。

     古代四大书院,都有原创学术思想和灵魂人物。

     “我认为(书院重新兴起)是好事。可能泥沙俱下,才能形成一种潮流,才能历练出好的书院。”邓洪波的看法比较乐观和宽容。

     “书院的兴盛是文化复兴的迹象,历朝历代都是这个规律。”邓洪波说,“而且现在的文化复兴,是新起点上的,立足于自己的文化根基,加入西方的因素,视野开阔,就像几百年前我们用佛教来改造文化一样。”

     中国书院兴起于宋代。

     “从社会政治环境来说,宋代应该是最宽容的一个朝代了,很自由,各种各样的思想都有。唐朝虽然宽容,但是还是会杀(文人)头,而宋朝没有杀过。”邓洪波说。

     “陈桥兵变对赵匡胤的影响很深,如果武将让别人黄袍加身,他就江山不保了,所以他很注意跟文官的关系。皇帝不太喜欢苏东坡,就把他贬到这里那里,不杀。朱熹因为‘伪学案’,曾经变成‘现行反革命’,但是(皇帝)也没有杀他,他还能拿着俸禄辞官。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难得的。”

     邓洪波认为,书院不是一个纯粹的教学机关,而是知识分子读书、教书、著书、写书的地方,是文化积累、研究、创造和传播的场所。

     “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越来越高,地位高了就强调主体意识,主体意识只能从文化中找到,中国要在自己的文化中寻找能安身立命的东西。”朱汉民说。他认为现在书院的兴起,与同时出现的国学热出于同样背景,“到书院来学国学还是比较正统的”。

     “想把传统彻底抛弃掉,是抛弃不掉的,这是在血液里面的。”邓洪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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