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家杂志 总编:没有不对的孩子只有不对的方法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1)
    吴雯        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每一个健健康康降生于人世，天真无邪、可爱活泼的孩子何曾不是一张白纸、一张原本都可以画成最新最美的图画的白纸?遗憾的是，在中国，理论上是一回事，而教育的现实却偏偏又是另一回事。有传媒披露:截止20世纪末，中国现有的3亿学生中，被全国各类学校划入“差生”行列的学生达到5000万人，相当于1个法国、10个瑞士、100个卢森堡的人口!这个惊人的数字对当下的中国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什么是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本        文主人公李圣珍老师        有这样一群孩子，他们天资并不傻并不笨并不坏，却被老师和父母看作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这是因为他们的学习成绩不尽人意，这是因为他们不是传统眼光中的好孩子，他们让父母伤心和失望，是父母心里难以言说的痛。“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像刻在他们额上的红字，使小小的他们，早早地就被划入另册，早早地就被判为失败者，使他们在本应该欢乐的童年就开始承受失败的痛苦和由此带来的白眼和歧视，使他们在本应该梦想和憧憬的年龄就被噩梦纠缠。他们往往被老师抛弃后又被父母抛弃，成为这个世界上孤独的一群人、痛苦的一群人。在北京市通州区二中李圣珍老师的家里，笔者认识了一群这样的孩子。        第一次听到李圣珍老师的名字，是1999年的7月12日。那天，一位名叫秋子的高二女生在家里服下大量安眠药后打开液化气开关自杀身亡。她在留给父母亲的遗书上说:我会考两门不及格，这对我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在采访秋子死亡事件时，我认识了一位名叫马丽的女孩儿，她是秋子的表姐，当时她刚参加完高考。她说，秋子是不幸的，我是幸运的，        因为我遇上了李老师，如果不是她，我恐怕早就死了，没死也早就疯了。秋子之死        1999年7月12日，家住北京市方庄小区的秋子在自己家里拧开煤气开关自杀身亡。        抱着她僵硬的尸体，她的父亲怎么也不能相信每天快乐得像小燕子一样的女儿会自杀!就在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女儿还快乐地弹琴、唱歌，还轻盈地迈着舞步给他跳了一段芭蕾舞，还将今年高考的作文题找来，连夜写了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就在自杀的这天早晨，她推着自行车去上学时还一脸笑容。她怎么会自杀?        虽然现场有女儿留下的遗书，可是秋子的父亲和母亲仍坚持要进行尸检。        7月24日，他们拿到了尸检报告，尸检证明:秋子是自杀。一个正在上高二的17岁少女，正是如花的年龄，她为什么要选择死亡?        秋子出生时，父亲和母亲都在部队。父亲是海军某部军官，母亲是空军某部飞行员。这是一个看起来令人羡慕的家庭。由于父亲的部队远在海南岛，母亲常有飞行任务，秋子的童年大部分是在北京的奶奶和姥姥家度过的。        1987年，父亲转业回到了北京，秋子才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家。可是这种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父母的争吵声打破了，她常常在半夜被争吵声惊醒而惶恐得不知所措。        1992年，父亲和母亲在彼此伤害得伤痕累累后终于分手了。母亲要了秋子。        那时，秋子上小学四年级。她不愿别人知道她的父母离婚了，她常常会在同学面前装出很幸福很快乐的样子。秋子的母亲也跟所有的母亲一样，她爱女儿，她希望女儿能成为一个优秀的人。她风里来雨里去送女儿学钢琴、上各种培训班，自己节衣缩食，却将女儿打扮得漂漂亮亮。但她又是一个严厉的母亲，16岁便离开父母走进军营的她，是在特殊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她不能容忍女儿的一点怠惰、一点娇气、学习上的一点落后，她常常用训斥对待女儿的一些坏毛病，却很少平心静气地跟女儿谈谈心。十三四岁的秋子正处在独立自主意识渐渐苏醒的“反叛”阶段，于是母女间的冲突便经常发生，并愈演愈烈。不止一次的晚上，她被怒不可遏的母亲赶出家门。        被赶出家门的秋子推着自行车徘徊在深夜的街头，有时她去奶奶家，有时去姥姥家，有时也会去找爸爸。爸爸那时还没房子，找人借了一间小屋。一天晚上，她又和母亲发生了激烈冲突，母亲气恼地说:“我不要你了，你找你爸爸去!”那是一个冬天的晚上，秋子顶着寒风骑了一个多小时自行车到了爸爸的住处，爸爸却不在，她便坐在楼梯上等，一直等到深夜，还不见爸爸回来。一位邻居见她冷得缩成一团，便将她喊进屋里，让她借住了一夜。从那以后，秋子再不愿回母亲那里去了，她想跟爸爸在一起，可是连房子都没有的爸爸没法收留她。秋子只好住到姑姑家。        虽然姑姑和姑父对她很好，可是秋子总有寄人篱下的感觉。姑姑的女儿马丽比她大几岁，也在上中学，秋子总是又羡慕又嫉妒地对她说:“姐姐，你多好呀，你有一个幸福的家，我没有。”        为了找到家的感觉，一到周末，秋子就去爸爸那里。爸爸的小屋里有一张上下铺的铁床，她睡上面，爸爸睡下面，饿了，父女俩就去附近的小餐馆里吃一顿。那两天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候。        秋子去世后，父亲找到了她在那个时候写下的日记:“我妈不要我了，我爸管不了我，我不知道我的家在哪里。”也许是这种动荡的生活，也许是深埋在心里的自卑和痛苦，秋子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她在班上的名次排到了倒数四五位。为了能让她考上高中，初二下学期，父亲费了很大周折将她转到海淀区一所比较好的中学，又不惜高价给她请了家教。为了让老师多鼓励秋子，让她恢复自信，父亲还不时去学校与老师“联络”感情。        那些日子，秋子非常努力，学习成绩有了明显进步。        中考时，一些亲友劝秋子报考幼儿师范，他们觉得秋子当幼儿教师很合适———秋子喜欢孩子，在她的床头挂满了布娃娃，平时见到谁家的孩子总是喜欢得眉开眼笑。而且，秋子爱唱歌跳舞，钢琴已经拿了六级。可是父亲不同意她报考幼儿师范，他希望女儿上高中，然后上大学。秋子考了558分，上了普高录取线。        也就在这时，秋子的父亲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秋子也终于有了一个家。        秋子的中考成绩只够上一所普通高中，可是望女成才的父亲却通过关系在朝阳区给秋子联系了一所重点中学。从城南的家里去城东的学校，骑自行车单程要1小时40分钟。父亲想让秋子住校，秋子不愿意，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家，哪怕路上再辛苦，她也愿意回到自己家里。        每天早晨，秋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晚上七八点钟才能回到家。那个时候，父亲总是做好了饭菜在等着她，她需要这种有人等候有人关爱的家的感觉。        可是在学校，秋子的自信却一点一点被击碎。入校后的第一次考试，她就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是她仍想努力赶上去。父亲给她请了家教，上高一的那个暑假，她基本上是在补中度过的，她从数学老师家里赶到物理老师家里，又从物理老师家里赶到化学老师家里。仅这一个暑假，补课费就花了几千元。        从高一开始，秋子除了寒暑假补课，平时每个周末的晚上也几乎都奔波在补课的路上。        父亲还给她报了芭蕾舞培训班、绘画培训班、硬笔书法培训班。为了鼓励她的学习积极性，父亲规定，每去一次培训班奖励10元钱，每练写一页字奖励3元钱。父亲还规定，数学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500元;总成绩进入班级前20名，奖励1000元。他将女儿的书法作品按时间一一编上号，让女儿看到自己进步的足迹。他请人将女儿画的画和她喜爱的卡通片，打磨到女儿小房间的窗玻璃上，让她高兴，让她为自己骄傲。        然而，望女成才的父亲不知道，这种“鼓励”更增加了秋子的精神压力，她害怕辜负父亲的期望，害怕对不起父亲的爱。在她的小房间里，书桌上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张复习计划，上面写着:“功夫不负有心人，加油!”桌子上还摆放着她给自己画的自画像，像的旁边，她写着:祝秋子考试成功!据她的同学讲，秋子一到考试就紧张，对分数敏感到恐怖的程度。每次考完试，她都如坐针毡掰着手算分，晚上经常做噩梦，常常一脸泪水一身冷汗地从噩梦中惊醒。这种内心的压力和恐惧她只对她的好朋友讲过，而在爱她的父亲面前，她将内心的这种恐惧深深地隐藏起来，展现给父亲的永远是灿烂的笑容，永远是快乐活泼的身影。偶尔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她也总是爱看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欢乐总动员》。秋子死后，父亲回忆说，秋子跟他一起生活以来他只见她哭过一次，那是她养的一只小松鼠死了，她给他打电话说:“爸爸，小松鼠死了……”说着便在电话里呜呜咽咽地哭开了，哭得很伤心。父亲不知道女儿“灿烂”笑容背后的苦涩和忧郁，不知道深夜里她偷偷的哭泣。        秋子最高兴、最放松的时候是去姥姥家，因为，没有文化的姥姥爱她疼她，从不问她的学习成绩怎样，从不问她拿了多少分。        可是在家里，秋子找不到这种轻松。虽然父亲从不训斥她从不指责她，但是那饱含着期待的目光，那句总挂在嘴边的“咱们一定能考上大本”的鼓励，像山一样压在她的心上，使她喘不过气来。她是多么想做一个父母希望的让他们骄傲的好女儿啊，可是那个目标对于她来说总是那样地遥不可及。虽然她很用功，也很努力，可是在这所强手如林的重点中学，她的心里总罩着失败的阴影，虽然她脸上整天都带着“灿烂”的笑容，可是心里却总有一样东西抓着她，使她自卑，使她不敢正视前方。        也许秋子觉得她一定会使父亲和母亲失望，也许那永远挂在脸上的“灿烂”笑容使她太累太累，她才决定用死去早早地将人生的帷幕拉上。        就在秋子悲观苦闷找不到自我时，一个男孩子走进了她心里。        男孩子叫涛涛（系化名），是高三年级的，他们是在1999年秋天打球时认识的。涛涛多才多艺，唱歌、弹吉它、打篮球，样样都很棒。开始，涛涛是被秋子的活泼吸引住的，她走到哪里，银铃般的笑声就飘到哪里，哪里就充满了欢声笑语。可是随着熟悉和了解，他渐渐发现了秋子掩藏在内心的痛苦，她渴望父母完整的爱，渴望心灵的呵护，渴望被人珍视、被人关爱。        涛涛的心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怜惜她，关心她，用自己的爱紧紧呵护着她。秋子的家在城南的方庄小区，涛涛的家在城东的团结湖，放学回家的路上，为了多陪陪秋子，涛涛总要骑车送她一程。每天早晨，他们总会在约好的地方会合然后一起去学校。路上的交谈，总是秋子最快乐的时光。        在老师眼里，秋子是个学习成绩不好的差生。在父母眼里，最看重的还是分数和排名。只有涛涛真正欣赏秋子。他欣赏她优美的歌声，欣赏她迷人的舞姿，欣赏她如泣如诉的琴声，欣赏她能说会辩的口才，还有她在导演、绘画、书法方面表现出来的聪明和灵慧。这种欣赏给了秋子从未有过的自信。        秋子的父亲发现她和涛涛好上了，是在去年的冬天。他先是发现了他们一起郊游的照片，后来又发现了涛涛送给秋子的礼物，那是一个“会叫娃”，一按肚子就会发出快乐的声音———“我爱你”。秋子承认自己爱涛涛。父亲第一次严厉地训斥了她，父亲说，你的学习成绩本来就不好，还早恋，你还想不想考大学，还要不要自己的前途?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2)
    那一次训斥后，秋子答应和涛涛断绝往来。可是不久后的一个星期天，秋子的父亲在街上发现他们手挽着手在一起。他阴沉着脸走过去说:“秋子，你跟我回家去。”没想到涛涛冷静地走上前说:“叔叔，我想跟你谈一谈。”两个男人走进一家咖啡屋坐下了。涛涛说:“叔叔，我知道你反对我和秋子在一起，可是我们是真心相爱……秋子并不快乐，她需要有人疼她呵护她……我们不会因为恋爱影响学习……”        两个男人在一起交谈了两个多小时。耽心女儿因早恋毁了学业的父亲，也许并没有认真去听涛涛的这番话，最后分手时，他正告涛涛，只有他考上了研究生，他才会同意他和秋子在一起。        秋子并没有与涛涛断绝往来，而随着高考的临近，一种深深的恐惧和不安紧紧攫住了她的心。她将这种恐惧和不安写在了日记里:“我爱他，我希望他考上大学，有个好的前程，可是我又怕失去他，怕失去他，我又希望他不要考上大学……”秋子一直想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值得涛涛爱的优秀的女孩儿，不但有涛涛欣赏的那一切，还应该学习成绩优秀。她的理想是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可是她的这些理想似乎很渺茫。        7月12日的早上，秋子曾给涛涛去电话问他考得怎么样，涛涛兴奋地告诉秋子考得不错，上大学没问题。        这是秋子给涛涛去的最后一个电话，几个小时后，她拧开了煤气开关。        秋子死后，我曾跟她很要好的一位同学进行了一次长谈。她告诉我，秋子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女孩儿，如果不是目前这种只认分数不认人、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教育，她也许会成长为一位很不错的导演抑或歌唱家、舞蹈家，她有很不错的组织才能和文艺天分。高一上学期，学校民主选举校学生会干部。秋子雄心勃勃地参加了竞选，她竞选的是校学生会文体部部长。竞选那天，她以出色的演说赢得了同学们的好感和信任，成为得票最高者。这可能是秋子短暂人生中最辉煌的一次成功。1998年元旦，学校要组织一场文艺演出，秋子承担了大部分组织排练工作。她自编自导，干得很认真很投入很得心应手，在那里，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自信的秋子。        可是课堂上的秋子却难有这样的自信。在只看分数不认人的老师眼里，秋子不是一个好学生。在课堂上，她常常因为回答不出老师的提问而被尴尬地挂在座位上，每当这个时候，羞愧难当的秋子恨不能有条地缝钻进去藏起来。她也常常因为考试成绩不好被喊到老师办公室训话，每回出来都抹着眼泪。        在课堂上，一些老师常常恨铁不成钢地公开将秋子这样的差生斥之为“猪脑子”、“脑积水”。        每一个生命都是有尊严的，可是秋子的尊严却在一次次的失败中被剥得精光。        用老师和家长的标准衡量自己，秋子总觉得自己很失败，这种挫折感使她无所适从，她想拼命抓住那个上大学的梦，可是那个梦却似乎越飘越远。        就在她自杀前的晚上，秋子从一位老师家拿回了今年的高考作文题，连夜写出了她的最后一篇作文———《假如记忆可以移植》。        假如记忆可以移植，我第一个要做的事儿……哈哈……肥仔是我们班的尖子生，哼，瞧他整天趾高气扬的德行，这次非要把他的记忆给移了。        嘻，要是我每次都能考全班第一的话，那我该多牛呀，老师和同学还不该另眼看我!        我还想移植比尔·盖茨的记忆，那我就能自由地遨游在电脑的海洋里。我也想移植篮球巨星麦克·乔丹的记忆，让我在球场上大展我非凡的风采。我想移植爱乐乐团著名指挥家劳林·马泽尔的记忆，那样，我国的交响乐团在国际上一定会举足轻重。我还想移植国外研制航空母舰的科学家的记忆，那样我就可以实现中国这一项零的突破……秋子，她是多么想找回失去的自信和自尊啊!        可是幻想毕竟不是现实。摆在秋子面前的现实是残酷的。在6月底进行的期末考试中，她有3门功课不及格。她又一次被喊到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告诉她，总成绩排在最后4名的同学，高三要分流出去，而秋子就刚好排在倒数第四名。所谓的分流，就是留级或者转到职业高中。        秋子哭了，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上不了高三可怎么办呀。”也许学校这样做是不得已而为之，在高考升学率的指挥棒下，他们只有早点将没有希望的学生淘汰掉才能保证高考升学率。在通往大学的逼仄的路上，竞争是残酷的，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可是这种竞争牺牲的却是大多数!大多数学生被淘汰出局，成为失败者，在以后漫长的人生中，他们也许永远也摆脱不了对这次失败的惨痛的记忆，永远也摆脱不了这次失败投在他们生活中的阴影。        7月12日，是星期一。秋子还是像往常那样五点半钟就起床了，吃了早点，笑盈盈地跟父亲打了招呼就推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可是她并没有去学校，也许她预计老师会在那天公布会考成绩，她没有勇气再次面对失败的打击。在父亲上班后，她又推着自行车回家了。果然像秋子预料的那样，这天上午，老师公布了会考成绩，她有两门功课不及格。秋子没来上课并没有引起老师的注意，老师只是轻描淡写地让一位同学通知秋子，让她交钱和照片参加补考。        同学在课间给秋子家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秋子。        下午五点半钟，父亲在厨房里发现了秋子的尸体。身边放着她留下的遗书:会考两门不及格对我的打击太大了……我对不起你们……        7月18日，是秋子遗体火化的日子。        离异多年的父亲和母亲相聚在女儿的遗体前。        母亲用酒精一点一点、细心地为女儿擦洗着身体，给她穿上了最漂亮的衣服，她将一方白丝巾放进女儿手里，那上面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她对女儿的爱。        父亲在秋子身上盖上了她最喜爱的缀满了小动物的被子，还在灵床周围摆满了秋子最喜欢的、做着各种调皮动作的米老鼠。        他们选择《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歌《爱无止境》为女儿送行:在我梦中的每个夜晚，我看见你，我想念你……        袅袅青烟中，秋子带着她这个年龄不该有的哀怨，不该有的痛苦去了那个据说是天堂的地方。被关进疯人院的马丽跟表妹秋子相比，马丽似乎是幸运的。她有一个温暖的家，有爱她疼她的爸爸妈妈。可是从小到大，马丽脸上却一直写满了忧愁。她告诉我，自从上小学后她就没快乐过，时时刻刻都被噩梦纠缠着。在她眼里，学校是一个可怕可憎的地方，是一个给她制造了痛苦的地方。        马丽曾经是个聪明、漂亮，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奇妙幻想的小女孩儿。三岁时，她捏着妈妈的鼻子说:“我要把妈妈的鼻子捏成大象的鼻子。”四岁时，她给爸爸讲自己编的故事《老婆婆的枣树》。那时，爸爸妈妈都认为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马丽五岁那年，妈妈将她送到钢琴老师家里学琴，和她一起学琴的还有一些和她差不多大的小朋友。马丽的乐感很好，可是手型却常常不符合老师的要求，严厉的老师见了便呵斥着用铅笔打她的小手。这使马丽对老师充满了恐惧，只要见到老师就紧张，越紧张越弹不好。学了没多久，老师在小朋友中进行淘汰赛，排在最后的她被无情地淘汰了。这是一直在宠爱和赞扬声中长大的马丽遭受的第一次挫折，遭到的第一次否定。        马丽要上小学了，她家附近就有两所小学，可是爸爸妈妈说，她应该上最好的学校，他们找了许多关系将她送进一所重点实验小学。上学不到一个月，发现她眼睛弱视，妈妈带她去治疗，医生将她的瞳孔放大了，在治疗的一个多月里，马丽看不见黑板上的字。期中考试，她两门功课不及格。马丽成了差生。班里同学歧视她，欺负她。放学路上，有的抢她的书包，有的揪她的头发，有的一边朝她身上扔着土块，一边喊着:“傻子，快打傻子呀!”在老师眼里，她是一个头脑迟钝的傻孩子。一次，二年级学生都要挨个儿去校长室考朗读，为了能得个好成绩，为了使别人不再喊自己傻子，马丽早就将那篇课文读得滚瓜烂熟。终于轮到她了，她翻开书正准备朗读，只见站在一旁的大队辅导员李老师在校长耳边说:“这孩子有点儿傻，可能脑子有问题。”马丽一下子呆住了，望着书上的课文，眼前一片模糊。这时耳边传来校长严厉的声音:“还愣着干嘛，还不快读?”马丽哆哆嗦嗦嗑嗑巴巴地读起来，那课文变得好长好长啊，怎么也读不完。课文终于读完了，她噙着泪水低着头跑出了教室。二年级下学期，正好是这位校长担任她所在班的数学老师，她怕他，她怕他看她的眼光，那眼光里似乎充满了鄙视和讥笑，似乎在说“你是傻子”。        一次上体育课，老师让大家围成圈做游戏。班长点了人数后报告说:“老师，多出一个人。”老师指着马丽说:“你出去，自己一边玩去吧。”马丽只好低着头走出队伍，背后传来一阵讥笑声:“傻呆呆的，还想做游戏……”她含着泪水孤独地走到操场外，她用树枝在地上拼命地写着:“我不是傻子，不是傻子……”        学校要举行歌咏比赛。马丽想，这次是全班合唱，不会没有我。可是排练的那天，老师却让她提前放学回家。她愣住了:“老师，为什么不让我参加排练?”老师皱了皱眉头说:“这次合唱没有你。”她鼓了鼓勇气问:“为什么没有我，老师，我唱歌得过满分的!”老师不耐烦地说:“这是班上的安排。”站在一旁的班干部说:“你傻啦巴叽的，上台会给我们班丢分的。”        从此后，马丽将自己更深地封闭起来。她恨那些用看傻子眼光看她的老师，她恨那些将她当傻子耍弄的同学，她讨厌学校。为了报复同学，她将毛毛虫偷偷放进那些欺负她的女同学的笔盒。为了报复老师，她故意天天迟到，天天不做作业，因为她的“捣乱”，年级的流动红旗她们班从没得到过。她不听课，也听不进课，老师讲课时，被永远安排坐在最后一排的她便神游在自己的世界里———那是一个充满了神奇的童话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是一个无所不能、又聪明又漂亮的小公主。        小学六年，马丽转了三所学校，可是她对学习已失去了兴趣，对学校已失去了美好的感觉，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父亲和母亲一次次被老师或校长喊到学校。回来后，马丽总逃不了一顿痛打。父母又气又急，他们不明白，曾经那么聪明可爱那么温顺听话的女儿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他们也怀疑起了女儿的智力。        马丽的父母，一位是从事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一位是大学老师，他们的青年时代几乎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的。他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所以，他们希望自己的女儿也是优秀的，希望女儿能让他们骄傲。马丽才咿哑学语，他们就对她开始了学前教育，教她认字教她算术，才四五岁就将她抱到琴凳上学钢琴。他们不但希望女儿优秀，有出息，他们还希望女儿将来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所以，他们经常对她进行思想教育，教她唱革命歌曲。马丽不会唱儿歌，可是却会唱《国际歌》、《南泥湾》、《红梅赞》，长大后，她不会唱同龄人都会唱的流行歌曲，却会唱苏联的《卡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父母煞费苦心地想为女儿筑起一道防护一切不良思想影响的安全屏障。可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女儿和她的同龄人格格不入，她不熟悉他们的语言，不熟悉他们的思想，不懂他们的游戏规则，她被同龄人看作异类，看作什么都不懂的傻子。马丽成了一个形单影只的孤独的孩子。        马丽不但让父母失望，让他们伤心，更让他们的自尊受到伤害。一次家庭聚会，舅舅当着众人的面夸自己的儿子怎么聪明，并提示马丽的妈妈带女儿去检查一下智力。一向要强的妈妈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她冲到正在另一个房间玩耍的女儿面前，狠狠地掴了她一耳光。马丽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吓得不知所措，嚎啕大哭，她不明白自己犯了什么错，惹得妈妈勃然大怒。        在家里，马丽是让父母失望和伤心的不争气的孩子;在学校，是被老师和同学歧视和瞧不起的差生。马丽对学校充满了恐惧，也充满了厌恶。她不愿上学。开始，她装肚子疼，可是“好”了后，她还得上学。见爷爷因肌肉萎缩，左手常控制不住地颤抖。她想，如果手抖得拿不住笔，妈妈就不会让我上学了。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3)
    一天早上，妈妈喊马丽起床上学，发现她双手颤抖不止，吓坏了，赶紧送她去医院。医生给她扎针灸，一连扎了半个月。扎针实在太痛苦了，马丽只好去上学。要真正逃避上学，只有装疯，只有失去记忆。        1989年，她11岁那年的一天，马丽突然“疯”了，爸爸妈妈不认识了，钢琴不会弹了，自行车也不会骑了，连10以上的加减法都不会做了。她披头散发呆呆地坐在床上，一会儿大喊大叫，一会儿胡言乱语。妈妈从医院给她买来了镇定药，可是药服下去后，马丽的“病”仍不见好。        一天，妈妈流着泪喊着她的小名问:“燕燕，送你去住院好吗?”马丽天真地想:“住院就不用上学了，还能看电视，也不用每天装得疯疯癫癫的样子。”她点点头。        去住院的那天是星期一，马丽显得兴高采烈，她穿上了漂亮的太阳裙，在裙子口袋里装满了泡泡糖，还带上了她心爱的两个布娃娃。        到了医院，只见高高的围墙圈着一个院子，院子里的病人，有的神情木然目光呆滞，有的胡言乱语满院子乱跑。这时，一位护士走过来拉着马丽的手带她走，还没等她反应过来，进来的那个小门就“嘭”地关上了，从外面传来一阵锁门声。爸爸妈妈不见了。马丽一阵恐惧，她猛地挣脱了护士的手，飞快地跑到那个小窄门边，一边拼命地拍打着门，一边哭喊着:“妈妈，我没有病，我真的没有病，我是装的呀，我要回家，你快带我回家呀……”        两位护士过来将她拖进了病房。她哭着喊着:“我没有病，我没有疯，不信你们可以考我，我什么都记得，我真的没有病。”医生将她的哭闹看成是“情绪不稳定”，他们将马丽绑在椅子上进行电针灸治疗，痛得她险些晕了过去。终于盼来了星期三，下午是探视时间，马丽准备将真相告诉爸爸妈妈，她要回家，她在这里一天都呆不下去。        下午，她从门缝里看见了妈妈，她哭喊着:“妈妈，快带我回家吧，我没有疯，我是装的。”她看见妈妈在哭，她听见了妈妈的哭声。可是妈妈没有进来看她，因为医生告诉妈妈，马丽的情绪很不稳定，不能探视。        马丽知道，如果再哭再闹，她永远回不了家，永远不能向爸爸妈妈说明真相。她变得乖了听话了，还主动帮助护士打扫病房里的卫生。终于盼到了星期天，妈妈来了。马丽说:“妈妈，我真的没有病，你带我回家吧。”        妈妈去征求医生的意见，医生见她安安静静的，说:“出去试一试吧，不行再送来。”马丽知道，她再也不会回到这可怕的地方来了。        可是妈妈对马丽说自己是装疯仍半信半疑。马丽住院的这家精神病院办了一个专门收治青少年的精神疗养班，白天治病，晚上可以回家。妈妈要马丽去了这个班。马丽发现，那里有不少像她一样讨厌学习的孩子。        见她情绪渐渐稳定下来，妈妈决定自己给她补习落下了三个月的功课。马丽这次表现得很认真很努力。补习了半个月，学校就要期末考试了，马丽主动要求回校参加考试。她是想以此告诉爸爸妈妈，她不是傻子，不是疯子。        考试结果令老师和父母惊讶，一个学期几乎没上学，她语文居然考了八十多分，数学也考了七十多分。妈妈疑惑地想:女儿也许并不傻!她将马丽带去做智商测定，几家医院的测定结果几乎是一致的，马丽是个智力超常的孩子，她的智商指数在130以上。        虽然父母不再怀疑她的智力，但是马丽没有想到，因为逃避上学装疯，会成为她永远也摆脱不掉的耻辱。进了中学后，在同学和老师的眼里，她不但是个傻子，还是个疯子，她走到哪里都会有人指指点点地说:她是疯子，进过精神病院。当大家抛弃了马丽，当她的心陷入无边的黑暗时，一位女教师亲切的笑容像一缕阳光使她的心得到了些许的温暖。这位女教师是马丽的数学老师，她不像其他老师那样歧视她嫌弃她，她从不另眼看待马丽，她对马丽和其他同学一样地温和可亲，马丽哪怕有了一点小进步，她也会由衷地赞赏。仅此一点，马丽的心就被深深地感动了，因为那么久那么久以来，她从没被老师尊重过，从没看见过老师对她投来如此亲切的笑容，她从没被老师关心过，从没得到过老师的表扬和赞赏。因为有了这位老师，马丽似乎觉得学校生活不再那么痛苦和难熬，书本也不再那么可厌和可憎。她喜欢上数学课，她认真听讲，认真做作业。她喜欢数学老师，为了能够更多地引起数学老师对她的关注，为了给数学老师留下更好的印象，马丽甚至向老师主动要求每天由她来开关教室的门。这是一个苦差事，每天早上，她必须提前半个小时到校，下午放学，她必须等同学们都走了才能锁上教室的门。可是她却主动揽下了这个谁也不愿干的苦差事，而且每天忠于职守。马丽将这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当作自己生活中惟一的阳光，她渴望老师更多地了解她，帮助她。可是她又缺乏主动走近老师的勇气。有好几次，放学后，她悄悄地骑着车跟随在老师的后面，目送着老师回家。可是不久，同学中议论纷纷，说马丽爱上了那位数学老师，说马丽是同性恋者。顿时，谣言像长了翅膀在校园里飞扬。也许因为马丽曾经有过“精神病史”，于是在许多人的眼里，她是一个不正常的女孩儿，所以，听到这个谣言的人几乎都深信不疑。就连那位和蔼可亲的数学老师也惶惑不安起来，她有意疏远了马丽。也许她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久被遗忘、久被歧视的女孩儿的心理，并不了解老师一个温暖的笑容、一句亲切的话语在一个被大家抛弃的女孩儿心里的分量。谣言也传到了马丽父母的耳里，也许他们并不真正相信女儿当初是装疯，也许他们内心深处也认为女儿是不正常的，所以，他们忧心忡忡地带马丽去看心理医生。那位据说是京城名医的心理医生，竟也怀疑马丽真的是个同性恋者。马丽欲哭无泪。后来，母亲几次要带马丽去见那位心理医生，都被她哭着拒绝了。        马丽真正地绝望了，她的心又一次陷进深深的黑暗里。她怕老师，怕同学，见了他们心里就打哆嗦;她还惧怕考试，只要考试，她就会晕厥在课堂上。马丽知道，自己已走进了人生的死胡同:不去死，就会真的发疯。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她常常躲在厕所里用刀片一道道地划伤自己的手，她常常让猫咪将她的手抓得手无完肤。有谁知道啊，她也曾有过那么多的理想，可是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打击被否定。她也渴望成功，可是却一次又一次地看不到希望。        1995年1月13日深夜，马丽用刀片划开了自己的手腕。她没有死，被母亲送进了医院。可是第二天母亲发现，她又用刀片将缝起来的伤口划开了。        就在马丽下了必死的决心时，一位叫李圣珍的老师走进了她的生活。        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北京一所中学请李老师讲“双差生的教育问题”。李老师说:“什么是双差生?这种划分本身就是错误的，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老师给学生的应该永远是希望……”讲座令人耳目一新。前来听讲的人中有一位是马丽母亲的同事，她跟李老师谈起了马丽，她说:“李老师，你一定要救救她，不然她死定了。”        那已是1995年的8月。一天，马丽如约来到了李老师的家。她低着头坐在沙发上，苍白如纸的脸冷若冰霜。李老师看见了她露在衬衣外面的手，那手背和手腕上的伤痕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她的心被强烈地震动了。        马丽说:“你不要救我，你救不了我，9月1号就要开学了，开学之前我一定要死。”        李老师用温柔的目光注视着她说:“你想死，可是你心里却是矛盾的，因为还有一种叫做‘希望’的东西在吸引着你，不然，你不会来我这里。”        马丽的心猛地一震，她抬起了头，目光迎上了那束正注视着她的温柔亲切的目光。从小到大，还没有人如此透彻地直达她的心灵深处，还没有人了解和洞悉她那自卑和自尊交织在一起而无法摆脱的矛盾，还没有人认为在她心里还有那种叫作“希望”的东西。        那天，她们海阔天空地聊着，谈三毛，谈海明威，谈《老人与海》，谈生与死的意义……马丽觉得，坐在她身边的这位老师与她所见过的老师不同，和她一起交谈，她不紧张也不害怕，因为她和她是平等的，她尊重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揉造作和言不由衷。        马丽走后，李老师想了许多。要救马丽，就只能将她带在自己身边，可是家里已经住进了三个孩子，而且，马丽受到的伤害又是那么的重，她那被严重扭曲的心理能调适好吗?如果出了意外，她又如何去面对她的父母?可是，那双伤痕累累的手却紧紧揪住了她的心，她如果抓住那双手，也许就能将她拖出死亡的阴影，如果她放弃了……那天晚上，她翻来覆去想了一夜。        第二天，她给马丽的母亲打去电话，说:“你将马丽送来吧，我已想好了，她下地狱，我跟着她一起下地狱，她要上天堂，我送她上天堂。”电话那边，绝望的母亲早已泣不成声。        几天后，马丽来到了李老师的家。推开门，她发现屋里有几张年轻的面孔，他们正有说有笑地包饺子，这些年轻人都是李老师的学生。见了她，大家很热情地拥上来打招呼，邀请她一起包饺子，渴望交流也渴望友谊的马丽在无拘无束的谈笑中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兴奋和快乐。        这天晚上，李老师让马丽跟她一起睡。当电灯关闭、黑暗降临时，她发现马丽马上用被子紧紧捂住了自己的头。没有人知道，连马丽的爸爸妈妈也不知道，马丽惧怕黑夜，她几乎夜夜被噩梦纠缠，多年来她几乎一直做着一个相同的噩梦:在漆黑的夜里，她被一群人紧紧追赶，她跑啊跑啊，突然，她惊恐万状地发现，前面已无路可逃，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悬崖……每一次从噩梦中醒来，她都大汗淋淋无法入睡，她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李老师轻轻握住马丽的手，在她耳边喃喃着:“好孩子，睡吧，别怕，好好睡吧，别怕……”在她的喃喃声中，马丽渐沉入了梦乡。这天晚上，那个纠缠马丽多年的噩梦一直没有出现。第二天早晨醒来时，她发现，她的右手仍被李老师握在手中。从那以后的三年里，几乎每天晚上，李老师都一边握着她的手一边在她的耳边喃喃着直到她入睡。        在马丽来到李老师家后的第二天晚上，李老师笑眯眯地拿出当年的高考试卷说:“我们一起来做做这些卷子好吗，看你能拿多少分。”这像一个游戏，马丽做得很轻松。结果，竟得了三百多分。李老师高兴地说:“马丽，你真行!只要努力，你一定能上北大。”        马丽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打从进了学校从来就没有人说过“马丽，你真行”，老师和同学没说过，爸爸和妈妈也没有说过，更没有人认为她有希望考上大学，而且还是北大。        她半信半疑地看了看李老师，她看到的是一张挂满了笑容的脸，那笑容像一缕阳光射进了她关闭已久的心灵，激活了她的自信，让她看到了希望。        马丽成了李老师班上的一名学生。开学不久，班上竞选班干部，李老师问马丽想不想参加竞选。马丽犹豫地说:“想是想，可我行吗?我从没当过班干部。”        “去吧，试试看，也许你能行。”李老师鼓励她说。        马丽报名竞选宣传委员。竞选开始了，马丽很紧张，她看了看坐在教室后排的李老师，李老师微笑着朝她点点头，那目光分明在告诉她:“不要怕，你能行!”她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更出乎马丽意料的是，投票时，李老师站起来投了她一票。        学校要举行秋季运动会，李老师鼓励马丽参加4000米越野比赛。马丽害怕地说:“我从没参加过运动会，更没参加过长跑，我哪行啊。”        “不要紧，只有你坚持跑不要停下来，你绝对不是最后一名。”李老师说。        比赛时，马丽牢记着李老师的话:坚持跑，不要停下来。结果她竟拿到了一个好名次。        转眼就是期中考试，对考试的恐惧又开始紧紧地缠绕着马丽。考试的前一天，她发起了高烧。那天晚上，李老师在她床边守了一夜，也想了一夜，如果马丽不参加考试，她就不知道这段时间努力的结果，就得不到成功的喜悦，但是如果没考好，对她又是一次打击。最后，她决定，如果早晨起来烧退了就让马丽去参加考试。        早晨，她摸摸马丽的额头，烧退了。马丽说:“我不去，我害怕……”李老师将她搂进怀里轻轻拍着她的背说:“好孩子，你能行，别怕。”        期中考试成绩出来了，入学时成绩排在全班最后一名的马丽，总分排在了全班第14名。        一直被打击被毁灭的自信在一点一点地修补，在一点一点地建立。马丽不再觉得学习是件痛苦不堪的事，她感受到了学习的快乐，生活的快乐。一天深夜，李老师还在灯下批改着作业。楼下传来青蛙欢快的叫声，马丽睡不着，她走到李老师身边，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你听，小青蛙又叫了，生活真好，我再也不想死了。”李圣珍泪流满面地紧紧抱住了马丽。        1999年，马丽以高分被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录取。在学校，她是能唱能跳能说的活跃分子，还是校业余话剧团的台柱子。今天，人们看到的马丽是一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活力的马丽。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4)
    曾经自虐的强强        我是在听说了马丽的故事后去拜访李老师的。马丽告诉我，她离开后，又有四个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一个叫大虎，一个叫岳岳，一个叫熹熹，一个叫田田。        那是三月初的一个清晨，我乘坐京通快巴去了通州。在一条名叫磁器胡同的小巷里，找到了李老师的家。两间不大的小屋里挤着四张单人床，那是孩子们睡的，李老师的床是一张破旧的黑沙发，人造革的沙发面裂开着一个个口子，晚上她蜷曲着身子睡在上面，白天便将铺盖卷起来。        我去的时候，李老师正在厨房里忙着给孩子们做早餐。那天是星期天，家在武汉的大虎和岳岳被家里人接回去了，只有从河北来的熹熹和从湖南来的甜甜在家里。        熹熹已经醒了，蹬开被子在床上翻起了跟头，见李老师进来，他调皮地眨着眼睛做了一个孙猴子偷吃仙桃的馋相。李老师的脸上立刻绽满了笑容:“好孩子，快起来，太阳晒到小屁股上了。”        李老师50岁开外，中等个子，皮肤白皙，她笑起来很好看，那笑容牵动着细细密密的皱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那天，她上身穿一件大红的对襟羊毛衫，下身是一条洗得有点发白的蓝西裤，浑身上下有一种随和的淡然。        李老师说她当了二十多年班主任，接触过各种各样的孩子，在她眼里从来就没有什么中差生，只有各有个性，各具特长的“这一个孩子”和“那一个孩子”。        1994年，李老师16岁的儿子王远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不久，一位姓张的中年妇女找到了李老师，她哭着说:“李老师，您救救我的孩子吧，我不指望他像您儿子一样有出息，我只希望他好好做人，不要成为社会的渣滓。”张女士经历过两次不幸的婚姻，她与第一个丈夫生下儿子强强不久，丈夫就无情地抛弃了他们。带着儿子改嫁后，她又一次陷入了新的不幸中，丈夫暴戾成性，她和儿子几乎没有一天不挨打。家里摔得连碗都没了，吃饭只能用一次性饭盒。在这种恶劣的家庭环境中，强强变得越来越内向，越来越阴沉，他将自己遭遇的不幸归咎于母亲，当他不能抗拒继父的拳头时，他就将怨恨撒向母亲。而且，他的学习成绩也越来越不好了，由年级的22名下降到146名。在班主任老师眼里，强强是一个变坏了的差生，他将强强从快班赶到了慢班。强强更加破罐子破摔，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上学了，一个学期竟有两个月没去学校上课，背着书包到处游荡。        就这样，14岁的强强成了第一个被送到李老师身边的孩子。父亲的背弃，继父的暴戾，使强强变得多疑和乖戾。与别人同行时，他一定要走在别人后面，说怕遭人暗算。一提起他人，他就会极戒备地问:“他是不是说我坏话了?”他常挂在嘴上的口头禅是“这世上哪有好人啊。活着多没劲!”但是一天晚上，李老师却发现这个显得很冷酷、一脸阴郁的孩子捂着被子在偷偷地哭泣。第二天吃午饭时，细心的她发现，强强吃得很慢，咽饭时，脸上的表情很痛苦，她亲切地问:“怎么啦，孩子?”强强抬起了头，他看见了一双充满了关爱的眼睛，便低声说:“嘴疼。”        李圣珍马上放下碗，将强强拉到一边让他张开嘴，她的心一阵抽搐，她发现强强嘴里血肉模糊，原来，为了发泄内心的痛苦，强强用尖利的笔尖戳伤了自己的嘴。李圣珍一把将他揽进怀里，嗓音颤抖地说:“孩子啊，你何苦要这样折磨自己呢。”        她拿来药水，轻轻地给强强清洗伤口。        这天晚上，李圣珍翻来覆去睡不着，强强的自虐让她看到了他深埋在内心的痛苦，一直缺少安全感的他是用乖戾作为保护自己的盔甲，但是在内心深处他却同其他孩子一样地渴望交流，渴望爱抚，渴望受到尊重。他爱母亲可怜母亲，却又怨恨母亲不幸的婚姻。正是这种内心矛盾的激烈冲撞才使他如此的痛苦。        在以后的日子里，李圣珍给了他母亲般的关爱。几乎每天晚上她都要来到强强的床前，握着他的手跟他说一会儿话，或给他念一篇能打动人心灵的美文。一天晚上，李圣珍给强强读《独臂的人》，当念到“妈妈的脚上都是深深的裂豁，那是岁月流下的伤口啊……”强强抽噎着哭了，晶莹的泪珠从脸颊上滚下来。李圣珍放下书将他的头轻轻揽进怀里，她说:“孩子，世上没有哪个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你可怜的妈妈之所以忍辱负重也都是为了你啊，你有出息，才是对她最好的回报……”        那天晚上，强强对妈妈一样的李老师敞开了关闭已久的心扉。        为了帮强强补上落下的功课，李老师每天晚上都要陪他学习到深夜。期末考试前，她又帮强强制定了复习计划，还精选出各科习题让他练习。可是考试前的晚上，强强却打起了退堂鼓，他低着头对李老师说:“我不想参加考试，我……我不舒服。”        李老师知道强强是对自己没信心，她说:“那我们现在就考试。”说着，她出了一份模拟试卷，结果，强强得了89分。第二天，当强强满怀信心地走进考场时，李老师却因连日熬夜血压升高病倒了。        几天后，考试成绩出来了，原来在班上排名倒数第一的强强，一下跃到了全班第九名。强强笑了，自信和快乐又回到了他身上。他的母亲惊喜地发现，她的强强变了，变得温顺了，懂事了，一回家就抢着做家务，他知道心疼妈妈照顾妈妈了。在电话里，这位饱经风霜的母亲泣不成声地对李老师说:“我又有儿子了，谢谢您，谢谢您……”        从那以后，一个又一个“傻孩子”、“笨孩子”、“呆孩子”、“坏孩子”被送到了李老师身边。他们每个人都有过噩梦般的过去，每个人都经历过不堪回首的痛苦。曾经是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5)
    曾经是“白痴”的熹熹        如果不是听李老师讲，我真难以相信眼前这个机灵聪明、活泼可爱的熹熹，在父母和老师眼里曾经是一个白痴。熹熹上小学三年级时还不会做100以内的加减法，语文课本上的字，他会认的没几个，九岁的他，智力只相当于五六岁的幼儿。他说话结结巴巴，几乎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见儿子痴痴呆呆的，父母伤心欲绝，他们不知道智力过人的他们怎么会生出一个白痴。熹熹的父亲是一位计算机专家，出版过好几本专著，上学时一直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是他的儿子竟连100以内的加减法都不会做。父亲感到在人前抬不起头。他们对熹熹绝望了，他们一次次地抱怨命运。        可是，父亲和母亲却没有好好想想，他们的熹熹原来可不是这样的，三岁以前的熹熹可是个爱说爱笑爱问对什么都感兴趣的孩子。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白痴”，他为什么会变成“白痴”呢?        也许是从三四岁开始吧，父母就开始教熹熹识字和做算术。熹熹顽皮好动，常常坐不了一会儿就想玩，这时，母亲就会将他打回到座位上。熹熹不知挨过多少打，字写得歪歪扭扭要挨打，计算出了错要挨打，玩要挨打，爱说话也要挨打。拿父母的话说，好的学习习惯是打出来的。        在棍棒、拳头和巴掌的驯服下，熹熹变成了一个乖孩子，也变成了一个胆小如鼠的孩子。他怕父亲和母亲，看见他们走近，就吓得直哆嗦。他怕老师，他们一个严厉的目光就能将他吓得半死。他怕黑夜，黑暗里，仿佛到处都潜伏着妖魔鬼怪，每天晚上他都将被子捂住头，大气不敢出地蜷缩在被子里。从五岁开始，他几乎夜夜失眠。        可是熹熹越来越厌恨书本，他讨厌那一个个方块字，讨厌那一个个像丑陋的小蝌蚪一样的数字。一看见它们，他就条件反射似地拒绝，拒绝它们走进他的大脑。在他眼里，那些方块字和数字是他的敌人，是他不共戴天的仇人。他恨它们，正是因为它们，他才经常挨打。正是因为它们，他才经常挨老师的训斥，遭同学的嘲笑。        有一天，父母煞费苦心地将熹熹带到书店，他眼神呆滞地跟在他们后面，那些琳琅满目的书对他没有丝毫的吸引力，就连那些同龄人爱看的卡通他也不愿多瞧一眼，不愿多瞧一眼是因为那些卡通上有文字，他一见了字就头疼。母亲从书架上拿起一本书，熹熹瞟了一眼，封面上画着一个男人，戴着一副眼镜，母亲说那是一位科学家，这本书讲的是那位科学家的成长经历，母亲问熹熹想不想看，熹熹一扭头逃也似地跑出了书店。        书本是熹熹的仇敌，他常趁父母不在家时拿起儿童冲锋枪扫射它们，一边扫射嘴里一边喊:“打死你们，打死你们，去死吧，你们，去死吧……”他要将它们一个个击毙，直到它们在他的想像中流血，倒地，死亡。        熹熹成了一个“白痴”，无论父母怎么辅导，无论老师怎样耐心讲解，他永远听不懂课，永远不会做作业，永远都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名。一直到上小学四年级，这一切仍没有丝毫的改变。        由于晚上经常失眠做噩梦，加上没有食欲，10岁的熹熹骨瘦如柴，体重不到20公斤。        就在熹熹的父母已经对熹熹彻底失望时，有人向他们谈起了李圣珍老师。说在李老师的家里住着一些“笨孩子”“傻孩子”“坏孩子”。那些孩子在李老师的帮助和引导下，一个个都变成了好孩子和聪明的孩子。        听到这些，父母燃起了一线希望。他们从河北老家赶到北京，对李老师说，我们的孩子脑子有毛病，身体也不好，只希望他将来能自食其力。        父母将熹熹送到了李老师家。        在李老师家呆了几天后，熹熹觉得这位李老师跟他父母不一样，跟他的老师也不一样，        她没有让熹熹看书，也没有让熹熹做那些令他头疼的计算题，她说:“熹熹，我看你缺觉，也没玩够，先别上学了，就在家玩和睡觉吧。”        于是，白天李老师去学校上课时，熹熹就在家自由自在地玩耍。晚上，熹熹睡觉时，李老师就坐在他床边，一边抚摸着他的背，一边哼着催眠曲一直到熹熹睡着。        刚到李老师家时，熹熹仍是害怕黑夜，睡不着觉，李老师就陪伴着他睡，她用一只手拉着熹熹的手，当熹熹从噩梦中惊醒时，她便将熹熹搂在怀里轻声地安慰他，直到他又沉入梦乡。每天晚上拉着李老师的手，熹熹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不再害怕黑夜，不再失眠了。        熹熹就这样玩了半年，睡了半年。他的脸渐渐红润了，他长胖了。        李老师见熹熹喜欢看图画不愿意看文字，她便找一些只有图画的书给熹熹看，并经常给他讲故事，有时也给他读文章，那一般都是很美很有意思的文字。渐渐地，熹熹觉得图画太简单了，一些故事看了似懂非懂。这时，李老师就对他说:“熹熹，你要是会认字，你就能知道很多很多故事。”想知道更多故事的欲望，终于诱惑着熹熹拿起了原来视作敌人的书。碰上不认识的字他就问李老师，奇怪的是，那些字在他眼里不再可厌可憎。为了更进一步激发熹熹的阅读兴趣，李老师还让他把从书上看到的故事讲给她听，讲给跟他住在一起的哥哥姐姐们听。熹熹第一次发现自己很有口才还很幽默，因为，他不但能将那些故事讲得惟妙惟，还常常能将李老师她们逗得捧腹大笑。        渐渐地，熹熹也不再讨厌那些数字了，他发现不同的数字组合在一起，竟会有不同的结果，就像拼积木一样有趣，而且用那些数字还能弹出美妙的音乐。        半年后的一天，李老师笑眯眯地问他:“熹熹，愿意去上学吗?”“当然愿意。”熹熹回答得很干脆。        现在，熹熹已是一名初中生了，不但当上了班干部，而且学习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他的作文常常得到老师好评，有好几次还作为范文在班上宣读。但是熹熹说他最喜欢的还是数学，他说现在再没有人向他扔白眼，喊他“白痴”了。        那天，熹熹的父亲来了，他抚摸着熹熹的头问:“熹熹，准备长大干什么?”熹熹说:“当航天专家。”        父亲的脸上充满了惊喜，几年前，他也许做梦也不会想到，他像白痴一样的儿子会有这样的志向。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6)
    失语的田田        我去李老师家的那天，正碰上田田的父母从长沙来看望女儿。这天，是11岁的田田到李老师家来的第35天。田田踢着毽子玩得正欢，桌上放着一摞这些日子以来她写的作业，每一天的作业都有李老师的批语。前一天的批语是:真好，真棒，继续努力，做题时不要着急。田田的父亲一边翻看着女儿的作业，一边感叹地说:“真难以相信这是她写的。”他说田田送到这里时，几乎已经丧失了学习能力，写字时，她会长时间反复只写一个字，而且写得乱七八糟。读书时，语不成句，而且读着读着就会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        “孩子成了这样，我们两口子心都要碎了，我们不知道她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上幼儿园之前，她可是一个很聪明很活泼的孩子呀。从小学二年级起，我们就一次次带她去看心理医生，有的医生说她是强迫症，有的医生说她是孤独症，可是，她为什么会得这种病呢?”田田父亲的眼里闪着泪光，他长叹一声将头深深地埋进了手掌。        过了好久，他抬起头，说:“后来，我们慢慢醒悟到，田田变成这样，我们有很大的责任。我们望女成凤，却不知道怎样做父亲、做母亲，当我们知道了这一切时，却已经铸成了大错，如果田田不能好起来，不能像一个正常孩子那样学习和生活，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原谅自己，一辈子都会在痛苦中煎熬，最爱她的是我和她的妈妈，可是正是我们给她带来了摆脱不掉的噩梦……”        田田的老家在湖南省一个偏僻的小县城，田田生下来之前，田田的父亲是县城一所中学的教师，母亲是一家工厂的工人。母亲怀上田田时，父亲正日夜苦读准备报考研究生，他发誓要走出这个偏僻的小县城，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改变还未出生的孩子的命运。田田生下来        不久，父亲终于如愿以偿，他收到了长沙某大学录取通知书。年近而立之年的他，告别妻儿，只身去长沙求学。        田田两岁时，母亲抱着她去长沙看望爸爸。一路上，田田兴奋无比，快乐无比，公路上飞驶而过的汽车，吸引着田田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汽车饿了吃什么?是吃肉吗?它力气那么大，一定要吃很多很多东西，是吗?”江上鸣着汽笛的轮船，也吸引着田田好奇的目光，她问妈妈:“那个大轮船的家在哪里?它是回家吗?”        那时的田田，总有问不完的问题。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        在长沙时，父亲带田田去动物园。这是田田第一次见到老虎、狮子、大象、斑马、海豚、大熊猫……，她兴奋地睁大了眼睛，她甩开爸爸妈妈的手，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关着各种动物的笼子中间跑来跑去，一会儿拔草喂大象，一会儿举着自己吃的饼干快乐地喊着:“大熊猫，请你吃饼干。”        父亲带田田去火车站看火车。看见面前卧着一个庞然大物，田田害怕地问爸爸:“这个怪物会不会吃人呀?”爸爸哈哈大笑，他告诉田田，它不吃人，只要买张票就可以坐着它去北京，去上海，去好多好多地方。爸爸抱着她说:“田田，以后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到北京去上大学，好吗?”田田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田田刚满三岁，父亲就将她们母女俩接到了长沙，那时，父亲已经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留在一所大学任教。        学校分给他们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生活过得有点窘迫，可是田田的歌声、笑声使小屋里的生活充满了幸福和欢乐。田田爱唱歌，她最爱唱的是“小燕子穿花衣”，只要她在家，小屋里就会飘出她清脆稚嫩的歌声:“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可是这种幸福快乐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田田的爸爸妈妈决定送田田去上幼儿园，一是他们忙照顾不了田田，二是他们认为，田田应该去幼儿园接受早期教育。        离父亲学校不远就有一家幼儿园。父亲去看了，条件蛮好的，而且离学校近也便于他早晚接送田田。听说要去上幼儿园，田田可高兴了。在这之前，妈妈曾经带田田去幼儿园玩过，那里不但有跷跷板，有滑梯，老师还教小朋友们唱歌、跳舞，还给她们讲故事。        第一天，田田是牵着父亲的手又蹦又跳地走进幼儿园的。可是下午父亲去接她时，发现她脸上挂着脏乎乎的泪痕。他没细想，以为田田是对新环境不习惯，过一段时间就会适应。        第二天早上，田田赖在床上不愿去幼儿园，父亲强行将她从床上抱起来穿好衣服，将她送进幼儿园。田田的父亲说他至今都忘不了那天他离开时女儿惊恐害怕的眼神。那段日子，父亲忙着做研究课题，母亲刚调到新单位每天早出晚归，他们虽然觉得田田上了幼儿园后，不像原来那样爱唱歌了，话也少了，有时还会莫名其妙地惊恐不安，但并没有多想，以为是换了新环境的缘故。不久后的一天，田田肚子饿了想吃饭，她指着高压锅张着嘴“啊啊”地却说不出话来。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7)
    田田失语了!        焦急万分的父亲抱她去了医院，全身都查遍了，没有发现她有器官性疾病。医生提醒他带孩子去看心理门诊。心理医生告诉他，极度的恐惧会造成失语。可是，刚上幼儿园的田田会遇到什么恐惧呢?医生让他回去后，每天给田田反复唱她最喜欢的一支歌，也许熟悉的歌声会重新开启她因惊吓而关闭的语言功能。        每天，父亲都将田田抱在怀里唱啊唱啊: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一天、两天、三天、第十五天的晚上，甜甜终于跟着父亲的歌声断断续续唱起来: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田田终于开口说话了。        在后来女儿断断续续的讲述中，父亲终于知道了女儿恐惧的是什么，她恐惧的是幼儿园的老师。田田吃饭慢，老师就拧她的耳朵敲她的头，有一次，小朋友们都吃完了，老师见田田碗里还有饭便走过来，一边呵斥着一边拿起勺子，将那半碗饭一口气全塞进田田嘴里，田田噎得满眼是泪。午睡时，老师拿着一根小棍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发现谁没睡着就敲一下谁的头，田田害怕极了，越害怕她越睡不着，老师发现了就掐她的屁股和腿。到后来，一说送她去幼儿园，田田就吓得直哆嗦。        为了使田田摆脱恐惧感，第二年，父亲给田田换了一家幼儿园。田田的语言功能虽然渐渐恢复了，可是从那以后，她却变得沉默和孤独，小屋里很少再听到她快乐的歌声。        六岁那年，田田进了小学。一年级上学期的期中考试，田田的语文考了八十多分，数学考了九十多分，可是父亲和母亲并不满意，他们给田田定的目标是“双百”。为了使她的成绩出类拔萃，父母给她制定了每天的学习计划，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田田还要做许多爸爸妈妈从书店里买回的各种辅导书上的题目。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放下书包，田田就要开始做似乎永远也做不完的练习题，只有当一天的学习计划完成后，田田才能上床睡觉。周而复始，每天如此。星期六和星期天，田田的时间也同样被安排得满满的。她得去学画画，学跳舞，学钢琴，学英语。她几乎没有玩的时间，母亲偶尔带她去逛一次商店她便高兴得欢天喜地。一年级还没上完，田田就厌学了，吵着闹着不愿去上学，又气又急的母亲用一顿痛打将她赶进了学校。从这以后，只要她不愿学习，只要她成绩不好，他们便打她。一年级下学期期末考试，田田两门功课都不及格。        如果父母在这时及时调整自己对女儿过高的期望值，如果他们能更多地关注孩子的心理变化，也许后面的事不会发生。        田田的学习成绩不见好起来，他们焦急万分，便更大量地增加她的学习内容，延长她的学习时间，希望她能尽快赶上去。可是田田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像他们期望的那样好起来，不但成绩越来越差，而且变得莫名的狂躁，常常在课堂上突然摔课本拍桌子，大声叫喊。做作业时，写着写着会突然大喊大叫将作业本扔在地上。她不再好好写字，没有人能看懂她划得乱七八糟的作业本。她也不再好好读书，她只读课文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而且无数次地重复。她也不再在父母怀里撒娇，只要他们靠近她，她就会惊恐地抱着头，吓得浑身哆嗦。见曾经聪明伶俐、活泼可爱的女儿如今变成了这样，他们伤心欲绝。他们开始反省自己，他们想和女儿重新开始，却束手无策。        他们带田田去看心理医生，医生说田田患了强迫症，医生给田田开了一包大大小小的白色药片。吃了这些药片，田田有时会安静下来，可是药性一过，她又故态重萌。他们知道医生给田田吃的是镇静药，他们也知道这些药治不了田田的病根。于是，他们又将田田带到了另一位心理医生面前，医生说田田患的是孤独自闭症，医生让他们带田田每周去做一次心理治疗。做了一年多心理治疗，似乎并没有什么效果，田田的病情越来越重，一看见课本就会莫名其妙地大喊大叫，有时安静下来，她会无数次地重复一个相同的动作。虽然田田已经不能正常地上课，正常地做作业，可是父母怕她落下了课，仍然每天都逼着她去学校。就在他们忧心如焚的时候，他们听人谈起了李圣珍老师，说她家里住满了从各地来的“笨孩子”、“傻孩子”、“呆孩子”，这些让老师头疼、使父母绝望的孩子在她那里都变成了好孩子、聪明的孩子和快乐的孩子。他们的心里燃起了希望。今年二月初，他们带着女千里迢迢来到了北京。北京刚下过一场大雪，树梢上挂着雪花，阳光照在上面，像一朵朵晶莹剔透的玻璃花，父亲看见女儿的眼睛里出现了好久好久都没见过的好奇。可是那种眼神只闪现了一下就熄灭了，又是那样地游移和迷离。        爸爸说:“田田，带你去看看天安门好吗?”她不点头也不摇头，只用呆呆的眼神看着他们。        他们的心像刀绞一样地难过。他们想起田田两岁那年带她去火车站看火车的情景，那时的田田，是那么爱说爱笑爱问，对身边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都要问个为什么。他们曾告诉田田，好好读书，将来坐火车去北京上大学。今天，他们带着田田来到了北京，可是他们的田田已不再是原来的那个田田。看着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对什么都很漠然的女儿，他们的心碎了。        他们找到了李老师的家。        见了田田，李老师笑眯眯地将她搂进怀里，将脸贴在她的小脸蛋上，田田满脸惊恐地使劲推她，一边推一边问:“你为什么抱我?”李老师轻轻抚摸着她的头亲切地说:“因为我喜欢你，你是个好孩子。”        田田不再躲避了，渐渐地，她像一只安静的小猫将头缩进了李老师的怀里。        每天，李老师让田田尽情地玩，只让她写几页字，读几篇课文。开始，田田写的字没有几个字能认得出来，写字时她常咬着腮帮子，似乎用着全身的力气，纸常常被圆珠笔尖戳成个个洞。李老师从乱七八糟的字里看出了她心里压抑的烦乱和痛苦，她是将这痛苦和烦乱宣泄在狂躁的笔尖下，宣泄在越读越快越快越乱的阅读中。这种狂躁和痛苦是精神创伤造成的，是长期的压抑造成的，要治愈她，先要走进她的心灵。        从马丽、熹熹、强强、田田他们身上，李老师发现，这些孩子普遍缺少安全感，他们几乎都爱做噩梦，都患有失眠症。小小年龄的他们本应该无忧无虑，本应该有沉醉梦乡的甜蜜，可是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父母或老师一次小小的疏忽，一次不经意的伤害，就会给他们带来也许是一生的阴影。在与这些孩子的父母接触的过程中，她还发现，这些孩子的父母爱他们的孩子，可是他们关心孩子的衣食冷暖，远远超过关心孩子的心灵，他们不知道孩子在什么时候需要爱，什么时候需要关怀。他们认为打孩子骂孩子是对孩子的爱，却不知道这种爱却深深地伤害了孩子，成为孩子不能摆脱的噩梦。        李老师谈起了一位母亲。那天，她将八岁的儿子送到了李老师家。她坐在沙发上滔滔不绝地数说着儿子的种种劣迹，诉说着她对儿子的失望。儿子就坐在她的身边，那孩子眼睛一直望着别处，漠然地听着母亲对他的控诉。        李老师说，当着别人和孩子的面全面否认自己孩子，公开地表示自己对孩子的失望，不但是对孩子的尊严和自信心的摧毁，也是对孩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心的打击。她说:“如果孩子生活在批评中，他便学会谴责。如果孩子生活在敌视中，他便会好斗。如果孩子生活在恐惧中，他便会忧心忡忡。如果孩子生活在鼓励中，他便学会自信。如果孩子生活在受欢迎的环境里，他便学会钟爱别人。如果孩子生活在友谊中，他便会觉得生活在一个多么美好的世界。”可是，并不是每一位父母都懂得这个道理。        李老师还跟我讲起了另外一位母亲。当只有七岁的女儿想钻进她怀里撒娇时，她竟一脸厌烦地推开了女儿，说:“去去去，这么大的人了还粘粘糊糊。”孩子很失望很伤心地走开了。李老师说，孩子普遍存在着情感饥饿和皮肤饥饿，多抚摸他们，多对他们说一说:“好孩子，你真乖。”不但会使他们有安全感，还会使他们产生受到鼓励和关怀的喜悦。每天晚上，田田上床睡觉时，李老师都要坐在她床边拉着她的手说:“你真是个好孩子。”然后轻轻地抚摸，直到她沉入梦乡。田田的父母说她很小就开始失眠，晚上经常做噩梦。可是在李老师身边，田田睡得很沉很香，噩梦不再缠绕她。每当田田写字时，李老师便坐在她身边轻轻地拍着她的背，使狂躁的她渐渐安静下来。田田读书时，李老师一句一句地领读，使语不成句的她渐渐找到了语感和句感。她将田田每天写的作业都写上日期、编上号，并在作业上写上鼓励的评语，让田田看到自己每天的进步。        李老师告诉我，所有送到这里的孩子，心灵都受过有意或无意的伤害。而伤害他们的往往是老师和他们的父母。她说，我并没有什么绝招，我只是和他们平等地、真诚地对话，只是总给他们以希望，使他们找到自信，因为，每个学生都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自尊有不同个性的人，尊重他们，真诚地鼓励他们，爱护他们，他们就会觉得学习是件快乐的事，这种学习的快乐感会激发出求知的欲望和创造的冲动，从而开掘出每个人本已存在的潜能。        遗憾的是，许多老师和父母却目中无“人”，他们有意或无意地在精神和肉体上驾驭孩子。在他们眼里，孩子是可以任意训斥任意惩罚的，孩子是没有思想没有个性的。正是这种错误的认知造成了数不清的悲剧。也许，他们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当初种下的是希望，今天收获的却是又苦又涩的果子。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8)
    “坏孩子”就这样变成了好孩子        第二次去李老师家，已经是枫叶泛红的初秋。        田田、大虎、岳岳已经被他们的父母接回去了，只有熹熹还留在李老师身边。熹熹是自己不愿回去，他说他喜欢这里的学校，他不愿离开李老师。        这天是星期天，熹熹找同学玩儿去了，李老师说他又长高了，长胖了，还当上了班干部。说着熹熹的变化，李老师脸上的笑容很沉醉。我发现，小屋比我第一次来时显得更逼仄了，那张两用的旧沙发被挤进了墙角，除了原来的两张上下铺单人床，又挤进了一张上下铺的铁架子床。小屋里又多了五张陌生孩子的脸:6岁的梅子，10岁的国栩，11岁的小锋，14岁的小宇，16岁的强强。        梅子的父亲常年在海外经商，能说多种语言，中年得子的他盼女成才心切，梅子刚咿哑学语，他就教梅子学语言，一会儿是粤语，一会儿是英语，一会儿是菲律宾语，一会儿是普通话，弄得梅子无所适从，不到三岁就出现了语言障碍，她无法顺畅地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因为在她脑子里，各种语言杂乱无章地混淆在一起，各种语言的发音纠缠在一起，她不知道如何准确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意思。于是，当她想表达什么的时候，嘴里发出的是一串谁也听不明白的含糊不清的音节。见自己的超前教育不但没使梅子成为小才女，反而使她成        了一个语言表达有障碍的孩子，她的父亲痛悔不已。        梅子是三个月前被父亲送到李老师家的，李老师发现，梅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几乎等于零。她教梅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好”。        每天早晨，当梅子睁开眼睛醒来，李老师就会笑眯眯地走到她的床前说一声:“早上好!”她对梅子实施的是“语言快乐教学法”，使梅子在一种亲切愉快的情境中感受到语言表达的快乐。因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在过去的日子里所体验到的是语言表达的痛苦，是语言表达不清遭受的讥笑、斥骂和屈辱。在她小小的心里，充满了对语言表达的恐惧，这种恐惧更加重了她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她甚至害怕说话，害怕与人交流，五岁以后的梅子几乎不开口说话，她成了一个没有语言表达能力的“哑巴”。        梅子见了我，上前牵着我的手说:“阿……姨，坐!”        李老师见了，笑着夸她说:“梅子真是个懂事的好孩子。”梅子笑了，笑得很开心。        小国栩正蹲在水池边洗自己的袜子，这是一个又矮又瘦的小男孩儿，鼻子上有几颗雀斑，两排密密的睫毛扑闪扑闪着，透着一股机灵劲儿。他一点都不怕生人，见了我便问:“阿姨，你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拍电视的?”见我笑着摇头，又问:“那你一定是记者?”        “你怎么认为我是记者呢?”我笑着问。        “因为记者都爱问这问那。”他抬起头天真地说。“你上几年级?”我问。“三年级。”        “喜欢念书吗?”        “原来不喜欢，现在喜欢。”“为什么?”        “原来老师不喜欢我，狠狠地打我，还让全班同学朝我脸上吐口水。后来我死活也不愿去学校上学，我爸没办法，就给我转了学，二年级那年，我转了六所学校。”        后来李老师告诉我，国栩没别的毛病，就是爱闹，上课不好好听讲，爱说话爱做小动作。她说，其实爱说话爱做小动作并不能算毛病，要说是毛病，大部分孩子都有这个毛病，只是他的自控能力差一些，该收的时候收不住。        父亲将国栩送到李老师家说:“哪所学校都不要他了，李老师，求求你收下他吧。”        开始，李老师规定他每天练字半小时，写完后，就让他自由自在地疯玩。现在，他已开始每天练字一小时，写字时，安安静静的，字也写得很工整。        国栩洗完了袜子。李老师对他说:“好孩子，带妹妹到楼下去玩吧，可别欺负妹妹。”        国栩调皮地伸了伸舌头，牵着梅子的手蹦蹦跳跳地下楼了。里屋，小宇和强强在做作业。穿着白圆领衫、蓝牛仔裤的小锋正趴在靠窗的一张小桌上写着什么。我走过去一看，原来小锋在给妈妈写信:妈妈，前天是我的生日，李老师给我买了一个大蛋糕，还请来了我的一些好朋友，我们一起玩得很快乐……妈妈，你的身体好些了吗，原来我总让你生气，让你失望，我以后决不让你再生气、再失望……        小锋的家在广西邕宁。小锋才一岁多时，爸爸妈妈就离婚了，法院将小锋判给了爸爸。那时，爸爸很少回来，说是在外面做生意。小锋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爷爷奶奶疼爱这个没爹亲没娘疼的孩子，千方百计满足他的要求，只要他喜欢的，只要他想要的，爷爷奶奶二话不说马上就去给他买。可是，这种百般的宠爱并不能给小锋带来那种温馨的家的感觉，并不能带来细腻的父爱和母爱，在他心里，隐隐地有着对父母的怨恨，他觉得，母亲不要他了，父亲也不要他了，他是个没人要的孩子，每当看到别的孩子跟爸爸妈妈在一起时那种幸福的样子，他总是又羡慕又嫉妒。        正是这种残缺的爱使小锋成了一匹难以驯服的野马。才七八岁时，他就成了他家那一带的孩子王，常常带着他的一帮小兄弟从东街打到西街，从西街打到东街。在一次次经常由他挑起的“战争”中，他将别的孩子打得皮开肉绽，自己也浑身落下累累伤痕。在学校，没有老师敢管他，上课时，他将脚放在课桌上，旁若无人地玩扑克牌。有一次期中考试，老师刚将卷子发下来，他就当着老师的面撕碎了，然后打开教室的门扬长而去。老师气得直哆嗦，上前一把揪住他，将他关进一间办公室。老师刚走开，他就一脚将门踹开了一个大洞，然后钻出来，跑了。        学校说什么也不要他了。爷爷只好将小锋转到了另外一所学校。可是没过多久，学校就通知他爷爷，这孩子我们管不了，你领走吧。仅小学四年级，小锋就转了四所学校。没有学校要他，小锋更自由自在了。每天，他找爷爷要了钱就钻进游戏机室，有时会在那里玩上几天几夜。游戏机玩腻了，就出去找人打架。爷爷和奶奶每天忧心忡忡，他们不知如何才能管住这匹脱了缰的野马。        一天，小锋的妈妈来了。自从跟小锋的爸爸离了婚后，她一直没再婚，心里也一直牵挂着儿子，听说儿子被学校开除了，她才知道儿子已变成了一个不学好的“小混混”。她心里充满了对儿子的歉疚，她要将儿子接到自己身边，她要让迷途的儿子醒悟过来，做一个好孩子。        母亲又将他送进了一所新的学校。刚到母亲身边时，小锋变得很乖，他不去游戏机室，也不去找他的那帮小兄弟，他似乎沉醉在失而复得的母爱里。可是没过多久，小锋的老毛病又犯了。一天，母亲见他又浑身泥土，眼圈一片青紫地回来了。他又开始不做作业，又开始逃学。一次，他在课堂上大声喧哗，老师厉声命令他出去，他歪着头看着老师就是不出去，老师气极了上前来拖他，他一脚踢在老师的腿上。如果不是母亲到学校向老师一次次道歉赔礼，一次次哀求，学校早就将他开除了。从这以后，小锋又像一匹脱了缰的野马，母亲再也管不住他了。        母亲又伤心又失望，她将小锋带去看心理医生，医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你的孩子是品德障碍，医学恐怕没有办法能治好他。”        就在小锋的母亲陷入绝望时，她从一份报纸上看到了李老师和马丽的故事，心里又燃起了一线希望，兴许，那位李老师有办法救我儿子。她将电话打到了李老师家。几天后，她便带着小锋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见到小锋时，李老师心里“咯噔”了一下，这孩子又黑又瘦，腿上手臂上到处都是伤疤，左手背上的一个伤口刚结痂，是被人咬的，下巴上的一片青紫，是被人用石头砸的。后来，李老师细细数了数，小锋的身上共有大大小小63块伤疤。小锋来的时候正是学校放暑假。在这个暑假里，有二十多个来自全国各地的“问题孩子”被送到李老师身边，他们各有各的故事，各有各的烦恼，各有各的痛苦。李老师在附近临时租了几间房子，那些日子，她每天都跟孩子们在一起，跟他们一起学习，一起玩耍，一起散步聊天。其中，有一个从山东来的叫诺诺的男孩儿。        诺诺的父母对他一直要求很严格，他们希望儿子拿回来的成绩单永远是优秀，他们希望自己的儿子永远是一流的。在父母过高期望值的追逼下，诺诺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久而久之，在他的潜意识里也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是一流的，可是进了高中后，他的学习成绩在班上只排到中等，面对父母时时流露出的责备和失望的目光，诺诺既痛苦又焦灼不安。在这种痛苦又焦灼不安的情绪中，他无法进入正常的学习状态，到了高二，他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在同学面前一直像个骄傲王子的诺诺，无法面对自己的失败，高二下学期期末考试的前夕，他趁家人不注意吃下一百多片安眠药企图自杀。送医院抢救苏醒后，诺诺哭着对医生说:“我肯定考不上大学，我是个没用的人，你们救我干什么，你们让我去死吧。”从这以后，诺诺一直没断死的念头，父母亲成天提心吊胆地看着他。        发生这件事不久，学校就放暑假了，诺诺的父亲听说了李老师，便将诺诺送到了这里。诺诺到这里后，神情一直很忧郁，他不爱跟人说话，也不愿跟大家一块玩儿，不做作业时，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一边沉思，有时却又莫名地烦躁，自己跟自己较真儿地生气。        一天傍晚，李老师和诺诺出去散步。        她和诺诺并肩走在幽静的公园里。夕阳正灿烂地燃烧着，将蓬蓬勃勃的树冠镀上了一圈玫瑰色的边儿。小鸟正在归巢，它们排着队“喳喳”地欢叫着从四面八方飞回来。诺诺抬头看着那些飞来掠去的小鸟说:“我要是一只小鸟该多好啊，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快快乐乐地飞来飞去。”        李老师微笑着说:“小鸟就未必没有烦恼没有痛苦，只不过我们不懂得鸟的语言罢了。痛苦和烦恼每个人都会遇到，有的人沉溺在痛苦和烦恼中不能自拔，有的人却能及时地调整自己。因为，如果换一个角度和心态去看遭遇到的烦恼和痛苦，也许会有迥然不同的认识和感受。譬如说，你现在最苦恼的是不能有一流的成绩，你为此自责和痛苦。可是，上大学难道就是人生惟一的选择?那些没有机会走进大学的人不也同样有自己精彩的人生。烦恼和痛苦总是阶段性的，总会过去的，可是人的生命却只有一次，放弃了，就没有办法再找回来……”        

没有差的学生，只有差的教师没有差学生 只有差老师(9)
    暑假结束了，诺诺就要离开北京回山东了，他拉着李老师的手说:“李老师，我会常常想念您，因为，是您让我打消了死的念头，让我知道，人生其实还有许多条路可走。我已经想好了，如果明年考不上大学，我就去上民办大学，学计算机专业。”        诺诺他们走了，小锋、小宇、国栩、强强和梅子留下来了。一天下午，李老师发现，正在读书的小锋左手的伤疤被撕开了，鲜血淋淋，她吓了一跳问:“孩子，你的手怎么了?”小锋若无其事地说:“没什么，是我自己撕开的。”“伤口长得好好的，为什么要撕开它呢?”“心里烦。”        不久，李老师发现那个刚刚愈合的伤疤又再次被撕开了。她明白了，小锋是在用这种自虐的方式发泄内心的痛苦。一天晚上，李老师给小锋读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的是发生在海边的一个孩子的故事。读到一半时，小锋忽然抬起头很认真地问:“什么叫优点?”        李老师愣了一下，她没想到11岁的小锋竟然不知道什么叫“优点”，也许从来就没有人告诉过他什么是优点，什么是缺点，所以他才在浑浑噩噩中长大，分辨不清是非对错。李老师告诉他，优点就是人身上最美的品质，优点会使人可爱，会使人美丽，一个人优点越多，就越会受到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不久后的一天，李老师从街上买回了一筐桃子。到了晚上，国栩、小宇他们纷纷到她面前告状说:“桃子都被小锋一个人吃了，我们一个都没吃上。”        李老师问小锋:“真的都是你一个人吃了吗?”小锋眼睛望着别处，不吭声。        “你看，梅子是妹妹，国栩是弟弟，先让给弟弟妹妹才像个哥哥，心中常常想到别人，这就是优点。”李老师抚摸着小锋的头温和地说。        小锋收回了散漫的目光，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转身走到自己的床铺前掀起被子，原来，桃子都被他藏到了被子里。在李老师家，小锋听到的最多的话是:“你真是好孩子，你真行!”从小到大，小锋似乎就没听见过这样的话，在他的耳边只有训斥，只有责骂，在人们眼里他是个不可救药的坏孩子，也是一个学习成绩不好的笨孩子，除了他的那些小兄弟，从来没有人说他“你真行”。        有一天，李老师让小锋看一篇文章，讲的是科学家茅以升小时候自己动手做马灯的故事。读完这篇文章后，小锋也想做一个灯，他将柚子挖空了，在里面点上了蜡烛，一个金黄色的灯笼便做成了。        李老师见了，一个劲地夸他聪明，说他手巧，还让梅子和国栩他们向他学习。李老师认为，孩子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心灵雕琢的过程，如果孩子的心灵雕琢得丑陋不堪，那是父母和老师的责任，却不是孩子的过错。        9月1日，小锋在李老师家附近的一所学校上学了，在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着:“今天我开始上学了，我打算在学校好好听老师讲课，不打人不骂人，做个懂礼貌的学生。”小锋变得懂事了，吃完饭他会主动地帮忙收拾桌椅碗筷，还会自己洗袜子，吃东西也会主动地让给弟弟妹妹。        一天晚上，妈妈打来了电话，小锋在电话里问:“妈妈，您最近身体好吗，我很想念您，还想爷爷和奶奶，代问他们好……”电话那头，妈妈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她不敢相信这是儿子的声音，她声音颤抖地问:“你是小锋吗，你真是小锋吗?”“妈妈，是我，我是小锋啊。”        母亲喜极而泣，在电话里一遍又一遍地说:“我的儿子变了，我的儿子变了……”几天后，小锋接到了妈妈的来信，妈妈在信中说:“那天晚上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声音，妈妈真的很高兴，我的儿子去李老师家没多久就懂得问候妈妈、爷爷还有奶奶过得好不好，我相信，我儿子在老师妈妈的教导下一定会成为一个很出色的孩子。”        小锋从枕头下拿出一个大信封，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妈妈和爷爷奶奶的来信。其中有一封信是妈妈刚寄来的:“锋儿，你的来信我收到了，妈妈很高兴，因为妈妈很久没有看到儿子写字写得那么好，那么整齐了，从你信上妈妈看得出你很用功，很认真，妈妈感到很欣慰……”小锋给我看了他的两则日记:9月19日:        今天，我读了爱因斯坦写的《追求》，他说，人追求理想和真理，才能得到内心的自由和安宁。我想，我应该不再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折磨自己，现在只要好好学习就成了……9月23日:        我今天读了《留着这颗心》的寓言，使我受到了启发。一个青年爱上了一个女子，青年不知那女子是魔鬼，女子叫青年把他妈妈的心挖出来给她吃，当青年捧着他挖出来的妈妈的心，准备送给那女子吃时，在路上摔了一个跟头，心问他:“跌疼了吗，我的儿子?”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伤了妈妈那么多心，可是妈妈还是永远爱着我们，以后，我再也不伤妈妈的心，要做个好孩子。在这篇日记的后面，小锋还抄下了这样一段话:你错了一次也就同时失去了一次对的时间和机会，你失败了一次也就同时失去了一次成功的时间和机会，你虚度了一天，不仅仅是浪费一天，而是两天……        对比死去的秋子，对比那些仍在痛苦炼狱中挣扎的孩子，马丽、田田、熹熹、强强、诺诺、小锋、国栩他们是幸运的，在李老师爱心的呵护下，在她科学的充满人性的教育方法的引导下，他们终于摆脱了噩梦的纠缠，他们终于找到了自信，找到了学习的快乐，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六年来，先后有二十多个孩子和李老师生活在一起，她是他们的老师，也是他们的妈妈。在她家的桌上，我见到了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她的育子经验: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注意孩子的情感饥饿和皮肤饥饿;不要对孩子说，你这不行那不行，真诚地称赞孩子的优点;实事求是地评价孩子的才能，不给孩子盲目制定目标;不在精神和肉体上驾驭孩子，真正将他们当作朋友……        在她家里，我还看到了一本厚厚的电话记录，自从今年年初有新闻媒体登载了她和孩子们的故事，她共接到了近千个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有绝望中的父母，有痛苦中的孩子。几乎每个星期天，都有家长带着孩子上门求助，既有本市的，也有风尘仆仆从外地赶来的。让她深深震惊的是:竟会有那么多一直生活在噩梦中的孩子。        李老师说她有个梦想，就是创办一所专门收所谓“坏孩子”、“笨孩子”、“傻孩子”的学校。在那所学校里，老师不只是授业者，不是学生精神和肉体的驾驭者，他们给学生的永远是真诚是平等是信心是希望，它是学习的乐园，快乐的天堂。愿她梦想成真，愿更多的孩子走出噩梦，走进天堂。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
    ———来自中国家庭教育误区的        报告“知心姐姐”卢勤        100年来，中国人一直传诵着一句名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人人都希望少年强，问题是少年怎样强?是逼着少年强，还是让少年自强?是给他们施以强大的压力，还是给予他们成长的“推动力”，调动他们的“内动力”?        2000年春天，一连几场罕见的沙尘暴，使人们切切实实感受到，环境的荒漠化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许多人都在思考:治理沙尘暴，我能做些什么呢?        然而，正当人们享受着一天比一天富裕的生活时，一场看不见的“沙尘暴”，正侵袭着孩子们心灵的世界，威胁着众多家庭的幸福。        2000年1月17日，在浙江一个富裕的城市———金华，发生了一起震惊社会的惨痛事件:金华市某中学高二学生徐力，用铁榔头打死了生他养他的母亲!        4月30日，浙江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        处被告徐力有期徒刑15年。为什么一个17岁的“好学生”，会使用如此极端手段对待自己的母亲?为什么爱儿子的母亲会死在自己儿子的手中?产生悲剧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3月10日，我同《中国少年报》、《中国中学生报》的两名记者，与浙江团省委少年部长俞能一起，来到金华市，想听听徐力的诉说，想走进金华父母、孩子心灵的世界，想寻找产生悲剧的根源。        3月11日，天阴沉沉的，下着细雨。走过一段石板路，就绕进了金华市的看守所。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看守所，只觉得院子里每堵墙都冒着寒气。        在看守所一间光线昏暗的屋子里，我们见到了徐力。他身穿蓝毛衣，头上戴着黄褐色的毛线帽。如果不是他手上的铁铐，谁能相信眼前这位瘦弱高挑、脸庞白净、表情平静温和的男孩儿，竟然是打死自己母亲的凶手。        我们面对面坐着，离得很近。徐力开始有点儿紧张，低着头，大半个脸被毛线帽子遮住了。        “小时候，你读过《中国少年报》吗?”我轻声问他，想唤醒他童年的美好记忆。“读过。”        “你知道‘知心姐姐’吗?”金华市少工委副主任施彩华问徐力。        “知道。”        “和你说话的这位阿姨就是‘知心姐姐’。”徐力忽然抬起了头，望了我一眼，眼光里闪过一丝惊喜和友好。刹那间，我看到的仍是一双大大的、纯净明亮的眼睛!        “谈谈你的家和你的妈妈好吗?”我平和地对徐力说。“好。”        徐力用平静的口气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没有间断地交谈了100分钟!        徐力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痛了我的心。从看守所出来我们谁也没开口说话。我只觉得眼在流泪，心在流血!        一个好端端的花季少年的青春年华就这样被葬送了!一个艰难的母亲的生命历程就这样悲惨地结束了!我的心中，好似刮了一场“沙尘暴”，究竟是谁杀死了谁?谁应该对谁负责?孩子的成长究竟需要什么?        冷静地想一想，今天我们的家庭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孩子?又应该怎样科学地教育父母?100年来，中国人一直传诵着一句名言:“少年强则国强。”今天，人人都希望少年强，问题是少年怎样强?是逼着少年强，还是让少年自强?是给他们施以强大的压力，还是给予他们成长的“推动力”，调动他们的“内动力”?孩子成长的五大需求        2000年2月1日，江泽民总书记就教育问题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正确引导和帮助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能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是一个关系我国教育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总书记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教育工作，为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环境。可以说，这不仅是百年大计，更是当务之急。        今天的教育既要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更要适应孩子自身成长的需求，符合孩子成长的需求。应该承认，孩子的内心世界对我们来说依然是一片神秘而陌生的“森林”。徐力事件的产生，使我们听到了孩子心灵的呼唤，了解了孩子成长中不可忽视的五大需求。        一、成长需要空间        徐力第一句话就说:“在家里，我没有一点儿秘密，我很压抑。”“我和父母的关系不是太好，他们总是把我当小孩儿看，把我管得很死。我家是个两居室，我有自己独立的房间，但是我没有自由的天地。我家没有一张桌子是带锁的。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有时候把不愿讲的事情写在日记里，放进抽屉。但我的任何东西母亲都要翻看，我一点儿小秘密都没有。有一天，我偷偷出去和同学溜冰，母亲在我外出时偷看了我的日记，发现了这件事。等我回来，她骂我怎么这么不听话，狠狠地打我的脸、打我的腿。我从此再也不写日记了。”        “你和妈妈的矛盾，是什么时候开始尖锐化的?”我问。“是上高中以后。在家里，我感到母亲处处在监视我。家里的电话铃响了，我没有资格去接，都是她先去接。有时同学打电话找我，她总是:‘你是谁，你找徐力有什么事?’问得清清楚楚，才把话筒给我。我跟母亲说过不要这样，但是她说，你可能在外面交坏朋友，根本听不进我的话。后来，同学们都不敢给我打电话，还嘲笑我说:‘徐力呀，谁敢给你电话，你妈太厉害了!’我有时候觉得孤独，想打电话给同学，母亲就说:‘有什么事在学校都讲完了，还有什么好说的，打什么电话?’”        如果没有刻骨的仇恨，孩子应该是不会打死自己的母亲的。于是我问:“你是否因此恨你的妈妈?”        徐力说:“恨谈不上，只是压抑感越来越强。我很爱打球，可母亲不让我打球，只让我在教室里学习。读高中后，每天都有晚自修。晚自修前有一段时间，同学们可以在外面打打篮球。这时母亲经常到学校来，监视我是在学习还是在玩。她希望我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学习，课外活动时间也学习。我有时多玩了一会儿，晚了10分钟回家，妈妈也要骂我、打我。她经常打我，用棍子、用皮带、用扫帚，有时把扫帚都打断了，我也不还手。我曾经跟她说我的理由，但她从不听。”        我问徐力:“你在家挨打的事，同学们知道吗?”        “同学们不知道。家里的事，不可宣扬。我也不想找人谈心，基本上是把心事憋在心里，或者到外面去大声喊几声，排除内心的苦闷。”        徐力说:“妈妈平时最多的语言就是关心学习。考不好，她就骂我:‘你这么笨，为什么学不过别人?别人能学好，你为什么不如人?’妈妈一个朋友的儿子，每次都是全年级第一二名，她便总是把我跟人家比。在学习方面，父母是站在一条战线的，他们对我的要求都非常高，让我考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至少要考上浙江大学。根据我自己的能力，根本考不上。但只要我尽力，不管上什么大学，本科是能够考上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妈妈不满的?”        “上高中以后。初中升高中时，我考进了学校的重点班。第一个学期，我的排名在全班倒数第二名，到第二个学期，我的成绩跃到了第10名。母亲十分高兴，要求我每次期中、期末考试的成绩都要排在班级的前10名，考不到，她就打我、骂我。我感到母亲管得太严了，怨恨就在慢慢生长。我感到，长这么大，她还以对小学生的方式管我，我心里非常难受、非常压抑。我喜欢踢足球、看书、看电视，但妈妈认为这些都影响学习，老是阻止我。在学校与同学交往，他们谈些新闻、电视剧，我什么都不知道，插不上嘴。我想看看报纸，妈妈又说，高考又不考报上的内容。每周六和周日，她也不让我出去玩，每天就是让我学习。我厌倦了，太单调了，我觉得学习学得很不开心，活着没有什么意思……”“你和母亲的矛盾是怎么激化的呢?”问题越来越接近事件的发生，我的提问便越来越小心。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2)
    “那天中午，吃过午饭，我见到母亲开着电视在卧室里织毛衣，我想过去看几眼电视。        母亲像往常一样又开始说我:‘我告诉你，考不上大学，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期末考不到前10名，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关系……’我心里很委屈、很愤恨，我觉得我已经很用功了，她怎么还这么说我。我一声不吭拎起书包往外走，走到门口看见鞋柜上有一把铁榔头，于是我冲进卧室，就……”        这时，徐力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没有继续往下问，不忍心再让他想起那残忍的一幕。        “事情发生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我很想知道，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打死母亲以后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心理。        “做了那事后，我一个人在大街上跑了两个小时。我不能理解自己为什么做出这样残忍的事情。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头也很晕。跑着跑着，我忽然想起，那是我妈，我得去救她!等我跑回家，我妈已失血过多，生命不可挽回了……”屋子里一片沉寂，空气仿佛也凝固了。        “看到母亲的样子，我害怕极了，”他继续说，“这时，我看到一个放衣服的箱子，就把衣服掏出来，塞到床底下，把母亲的尸体放进箱子。然后我去了录像厅，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那里。”        “你在那里看到了什么?”        “什么也没看到。当时我只想找个地方，冷静一下。半小时以后，我去学校呆了两个小时。那天晚上，我没敢回家，去了一家旅馆，80块钱一个晚上。”“这钱是平时妈妈给你的吗?”        “每周六，妈妈都给我两块钱，让我去买早点吃。每次我只花一块五，留下五毛钱。”        “你在旅馆里睡着了吗?”        “哪里睡得着呀!在朦胧中我以为这一切只是一场梦，一切都不是真的。当我看清这里不是家时，我才清醒，一切都晚了。”        “星期五，父亲回来了，他每周只回来两天。我没有勇气告诉父亲发生的事情。我说，妈妈出差了。我想，拖一天算一天吧。星期五、星期六我睡在家里，妈妈的尸体就在我房间的隔壁，我一直觉得心惊肉跳。爸爸一走，我锁上门也走了，住在同学家里。1月26日，爸爸又要回来了，我再也不敢回家，就去了义乌。其实，我在义乌没有任何亲人和熟人。义乌的旅馆30元一个晚上，我刚刚住下就被抓了。到现在，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屋子里又是一阵沉默。        “你知道你是怎样长大的吗?”我问。        “在看守所里，我常常想着自己是如何长大的。”        “记得上学时一个晚上，我忽然发高烧，要马上送医院。那时，妈妈一把背起我一步一步走到医院。我小时候很胖，妈妈背我很不容易。妈妈生我的时候，本应该剖腹产，但她听人说剖腹产对胎儿不利，硬忍着巨大的疼痛把我生下来。那时，她走路都非常小心。她爱吃辣的，但当听说辣东西对胎儿不利，便再也不吃辣的。每当想到这些，我就非常感动。我觉得母亲对我花的心思比对自己的还深。”        来之前，我以为徐力不知道这些，没想到妈妈对他的爱，他心里还是很清楚的。我便对徐力说:“你想过没有，在这世界上，有不少孩子生活在不幸的家庭中。有的孩子的父母长期瘫痪在床上，有的则是精神病，但是这些孩子却很孝敬父母，在身边伺候他们，为爸爸妈妈洗脸、做饭，哪怕有再多的委屈。因为他们知道，父母生我养我不容易!”        听到这里，徐力哭了，哭得很伤心。他说:“我是个畜生，竟然用自己的双手把亲生母亲‘送走’了，我十分后悔……”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徐力自从进了看守所，从来没有掉过眼泪，这是他第一次掉泪。也许，是我这句话，唤醒了在他心中沉睡了许久的一个儿子对母亲的责任意识。当天下午，我登上了全国少工委和金华团市委、少工委举办的素质教育报告会的讲台，我报告的题目是《为孩子们的今天和明天》。能容纳1700人的会场坐满了人。        报告会后，一个初二的女生走上台，满脸庄重地对我说:“我看过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对徐力事件的报道。我当时就对我妈说:‘妈，我怎么越看越觉得您像徐力他妈呀?’我妈说:‘那你也用铁榔头把我打死算了。’我对她说:‘我不会像徐力那样把您打死，可您的确很像徐力他妈!’”这个女孩儿的话，使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更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金华，我听到许多类似的说法。        徐力的同学说，他妈妈也像徐力的妈妈一样，整天逼他学习，他的家庭也类似徐力的家庭，没有欢笑，没有交流，没有自由的天空。许多孩子说:“我的家庭有徐母。”        有的同学甚至说:“徐力怎么不早点儿把他妈妈杀死了，这样我们就可以早点儿解放了!”        他们同情徐力，是因为他们同徐力一样，在家里有一种压抑甚至是窒息的感觉。的确，徐力从小是在非常压抑的环境中长大的，在家里他没有秘密、没有自由、没有应该属于他这个年龄的快乐———这种环境的制造者正是徐母。强烈的占有欲和过高的期望值，使徐母对儿子的爱扭曲了。她把儿子看成自己的私有财产，生下了他，就拥有了他的身体，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听自己的指挥;养大了他，就应该占有他的思想，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他，甚至认为“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了也没有关系”。在这种错误心理的驱使下，徐母把对儿子的关爱，扭曲成监视和压迫，使儿子在生活中失去了自由，在同学中失去了面子，人格尊严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孩子的心灵世界是靠人格尊严支撑的，而在高压之下，孩子永远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的这种被尊重的需求也就永远得不到满足。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尊重的感觉，他就不会去尊重别人，不会去尊重社会的规范。从小到大，徐母对儿子的看管、监视、打骂，早已把儿子的尊严消磨得荡然无存，逼得他一天天地走向毁灭!“哀莫大于心死”，事实上，徐力的心，已经在打死母亲之前被母亲打死了。失去了尊严，正是在压抑中长大的孩子更容易发生暴力的原因，也正是这场心灵的“沙尘暴”掀起的根本原因。        “家有徐母”，成为一种发人深省的说法。原来，徐力的家庭发生的事件不是什么个案，相似的家庭蕴藏着相同的危机，许多家庭里正隐藏着悲剧的隐患!更令人担忧的是，我们从孩子那里听到了一种可怕的声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觉得，孩子们发出的声音对每个家庭来说，是比沙尘暴更严重的挑战。        在今天3.2亿个家庭中，有徐母这种心态的母亲不止一个，徐力这种心态的孩子也不止一个。        在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丰富的今天，孩子成长却出现了“三大三小”的现象，即:生活的空间越来越大，生长的空间越来越小;房屋的空间越来越大，心灵的空间越来越小;外界的压力越来越大，内在的动力越来越小。        遏止家庭关系的“沙尘暴”，治理孩子心灵的荒漠，要从解放孩子的空间开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呼吁过，要给予孩子健康的生活，“解放儿童的创造力，解放儿童的头脑，解放儿童的空间，解放儿童的双手，解放儿童的时间，解放儿童的嘴”。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把给予孩子自由的时间看作是对孩子的施舍，那便是对孩子心灵的摧残。因为从小在压抑和施舍中长大的孩子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而是人的尊严。        解放孩子的前提是尊重孩子。人类最不能伤害的就是自尊，在家庭中建立起亲情的乐园，创造和谐、宽松的环境，要从尊重孩子开始，要从尊重孩子的秘密开始。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3)
    二、成长需要理想        理想，是孩子心灵世界的阳光，失去了阳光，心灵世界就会是一片黑暗。        “活着没有意思”，是徐力从失望走向绝望的思想根源。在交谈中，我问徐力:“上学时，你想过将来做什么吗?”“我也不知道什么适合我干。如果我真没考上大学，我也就没有了生活、没有了出路。父母说，我若考不上大学，就不管我了、不要我了，我觉得这些都是真话，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你指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子呢?”        “我想幸福生活应该是稳定的工作，收入比较高。我觉得，我的父母生活得不幸福，他们整天为赚钱而奔波。他们之间沟通比较少，没有共同语言。母亲看不起父亲。因为母亲是大学生，父亲只是初中毕业生。母亲觉得父亲没用，嫁给父亲太委屈自己了。所以，母亲经常对我讲，不要像父亲那样没出息，一定要考上大学……我觉得母亲活得太累了……”在徐力17年的生涯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生活的美好，他甚至天真地认为“母亲活在世上太可怜了，整天为我的学习操心，如果母亲死了，可怜的母亲也就可以解脱了”。        孩子们说的“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正是事实。徐力在母亲过多、过强的期望下，长期被压抑的怒气终于爆发，他的理智不复存在，于是打死了他的母亲……但是，另一批孩子却在沉默中走向了“灭亡”。        作为“知心姐姐”，我曾接过好几位想要自杀的少年打来的电话。他们的共同感受是“活着没有意思”。        一位自杀未遂的女孩儿对我说:“早死晚死，早晚都得死。早死了，一切都能解脱，您说是不是?”        我说:“道理是这样的，人总是要死的。但是并不是为了死而活着呀。董存瑞炸碉堡时喊的是‘为了新中国，冲呀!’而不是喊什么‘为了死，死呀。’毛主席不是讲过，‘人总是要死的，有的轻如鸿毛，有的重于泰山’吗?意思是那些为了人民做了好事的人，死了还被人民纪念;那些尽做坏事或者没做什么好事的人，活着没有价值。你才13岁，正是大好的年华，又那么聪明、善良，以后会有机会做许多事情，你现在死了，该有多可惜呀!”        女孩儿说:“您说得也对。可我活着，我妈和我爸太累了。我妈工作那么忙，还整天为我操心，天天还要管我，我死了她也就省心了。长痛不如短痛，我死了，他们顶多难过几天，可一辈子就轻松了!”        “傻孩子，”我被她的话感动，又觉得她太幼稚，“你想得太简单了!你想想你爸爸妈妈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死了，他们会痛苦一辈子的呀!”        这位被从死神手中夺回生命的女孩儿，是那样的善良，又是那样的幼稚。她不明白的是，一个人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生命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这又让我想起另一位14岁的少年，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是学校的三好生、班里的班长。他在生活中也遇到了与所有同龄人相同的困扰。        有一天，他看了一个电视节目，记者采访一个偏远山区的放牛娃。        “孩子，你在这儿放牛做什么?”“让牛长大!”        “那牛长大以后呢?”“娶媳妇，生娃。”“生了娃呢?”        “让他也来放牛呗!”        没想到，电视节目的几句简单的回答，却触发了这位少年的死亡。死前，他在日记中写道:“看了电视，我想到了自己———我为什么读书?考大学。考上大学又为什么?找一份好工作。有了好工作又怎样?找一个好老婆。然后呢?生孩子，让他也读书、考大学、找工作、娶媳妇……生命轮回，周而复始。”        “这样的生活没有意义，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这位14岁的少年做出这样的结论。夜里，在与父母一墙之隔的自己房间里，他饮毒自杀。        就在新世纪第一个春节里，我听到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2001年1月，北京，在中国的一所最高学府，两名大学生相继跳楼自杀!一名三年级学生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从原来的第6位退到第14位;另一名即将毕业的学生是因为几门功课不及格补考时请人代考被发现……还有一名得了精神分裂症。老师劝他回老家去休息，不要再读了，这个学生说:“我妈能同意嘛，我妈还等着我考研究生呢!”        一个个花季少年的自杀，一朵朵花蕾的过早凋谢，冷酷的现实给只关注孩子成绩的父母敲响了警钟:决定孩子一生命运的，不是分数，是理想。今天，面对学历至上的社会，家长们也很无奈。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上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有个好前途呢?可是靠考试得到高分数就能得到美好的生活吗?        父母过分高的期待、过大的压力，使许多家庭“穷”得只剩下“分”了———感情贫乏，亲子之间的话题只有考试、考试、考试!成绩、成绩、成绩!家里失去了欢乐，也失去了应有的亲情。全家人围着“分数”转，孩子考试分数高，全家便喜洋洋的;孩子考试分数低，全家人的心情就会变得十分低落，家庭关系也变得十分紧张。就像一个孩子形容的那样———家里处于“一级战备”状态，“战争”一触即发。一个小学生考试没考好，老师让他把卷子拿回去让家长签字，第二天，老师问他，父母有什么反响，这个男孩儿说:“昨天晚上，我遭到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反正该出手的都出手了!”        设身处地地为孩子想一想，这样的环境中，哪会产生美好的理想?        理想的种子，要生根、发芽、长大、开花、结果，必须有阳光雨露的滋润。在这种没有“阳光”、没有“雨露”的生活环境里，理想的种子想要发芽、生长、开花，难———太难了!        其实，家庭正是培育孩子美好情感和理想的最好温室。在童年和少年时代，孩子在家庭里生活的时间最长，和父母在一起的时光，应该是他们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记忆，是他们播撒理想种子的最佳时期。父母对人生的态度，直接影响到孩子。如果父母整天活得很累、很悲观，每天向孩子发出的都是负信息，那么孩子自然会产生“活着没有意思”的想法。一个家庭快乐不快乐，不看这个家庭有没有钱，孩子是不是能够考上大学，而是要看家庭成员之间有没有一个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有什么样的家庭，便有什么样的孩子。“问题父母”会培养出“问题少年”或者心理不健康的孩子;“快乐父母”会塑造出“快乐少年”或者心理正常发展的孩子。        因此，根治孩子情感世界的荒漠，其根本办法是改变成人对人生的态度，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顺其自然，无为而治”。        要知道，孩子自有他们自己的世界，也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未来。让孩子快乐地做他们自己，他们自然会体会到“活着真好”。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4)
    三、成长需要体验        今天，许多孩子心灵世界所以由荒芜成为沙漠，就是因为他们从未或者很少有过“我能行”的体验。        我问徐力:“在你记忆中，你有哪些值得自豪的事情吗?”徐力说:“我曾经是班上的班委，但母亲说会影响学习，让我辞去了班委的职务。我自己其实很乐意去做，因为能有发言权，能做一个管理人员。”        “初二的时候，我入了团。我曾经是学雷锋小组的成员，经常去一位孤独的老奶奶家打扫卫生、烧菜做饭。从初二开始，每星期去一次，老奶奶无儿无女，走路都很困难，我们都很可怜她，老奶奶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我想，以后总有一天要独立生活，烧菜做饭不能不会，学着帮助老奶奶，就是提高我的能力。但母亲知道这事后，说这样会影响学习，不准我再去。可是我很愿意去，在那里我觉得我很行。”“你觉得，你妈妈有没有很需要你的时候?”        我问他。        徐力说:“在家里，母亲不要我帮她做任何事，只让我学习。不过也有需要我的时候。妈妈身体一直不太好，每当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她就让我帮着搬煤气罐。这时，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还有点用，像个男子汉……不过，这样的机会不多。”在徐力17年的记忆中，只有两件事让他感到自豪:一是帮无儿无女的老奶奶做饭;一是帮有病的妈妈搬煤气罐。做这些事让他有同样的感受:“我还有点用!我能行!”这是一个男子汉成人的开始。遗憾的是，徐母没有认识到这种感觉的可贵，而认为这样的事与“考大学”无关，阻止儿子继续去做。而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自从阻止孩子去帮助别人那天起，她就在孩子心中埋下了无情的种子，关闭了孩子走向幸福的大门。因为，爱是一个口袋，你往里面装时是满足感，往出拿时，才会有成就感。人在帮助弱者时，最能体验个人的价值。        21世纪是以人为本的时代，中央关于素质教育的文件中明确提出“要将个人价值的体现和服务祖国人民统一起来”。追求体现个人价值，是人类进步的表现。当我们每个人在回忆自己童年生活中，记忆深刻的不是哪次考试得了100分，而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自己亲自设计、参与过的活动，自己“秘密地”做过的那些事情，无论是好事还是淘气的事，只要是自己想干的、爱干的、干成的，都会终生不忘，这就是体验。        江泽民总书记说得好:“人才成长最终要在社会的伟大实践和自身的不断努力来实现。”        实践的体验，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成功的体验，要比失败的体验更重要。因为，你不跑起来，怎么知道走是多么慢;你不飞起来，又怎么体会到爬行是多么辛苦!作为成人来说，如果你真爱孩子，就要帮助孩子去实现他人生的第一次“我能行”的体验，而不是让他在“我不行”的心态中长大。成功的基础是自信，喊着“我能行”长大的孩子，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背着“我不行”包袱长大的孩子。今天，我们在帮助孩子去体验“我能行”时，有三个问题特别要引起重视:        第一个问题，是重做“官”，还是重做事?        2000年2月，河南省安阳市一个学生的家长因为自己的儿子没有当上班干部，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就带人对班主任大打出手。这反映出今日父母的另一个误区，那就是把当干部看成是成功的标志。这是大错特错的!孙中山先生说过:“人不能立志做大官，人要立志做大事。”要教育孩子从小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同年四月，我去了湖北宜昌市得胜街小学，发现他们做得很出色。在素质教育中，他们提出一个口号“让我们自己来”，实行在班级“事事有人做，人人有事做”的办法，把班级所有的事情分给每个学生。比如:有的同学是“玻璃保管员”，有的同学是“黑板管理员”……有个孩子自豪地对我说:“我被选为‘吸尘器’，其实就是‘小小垃圾管理员’!”        小岗位，让孩子有了大责任，唤醒了孩子们沉睡的主体意识，这对成长中的孩子来说，比高分数更重要。第二个问题，是重结果，还是重过程?        徐母阻止孩子看书看报、参加课外活动，有一个不变的理由———“考大学也不考这个”。这正是中美教育的差异。今天，美国的家长关注的是，“今天你学到的东西，明天你用到什么地方”，而中国的家长关注的是，“今天你学到的东西，明天考大学考不考?你考多少分?”于是，孩子变成挣分的机器，变为装知识的容器。家长的要求十分简单:“只要你能考高分，考上大学，我一切都可以给你!”甚至为此可以牺牲包括自己的工作和幸福的一切。于是，这种“过度保护”使孩子无法正常成长。正是父母的短视，剥夺了孩子去体验成功的权利;也正是由于孩子从小很少有机会去体验成功，于是他们的心灵世界由荒芜变成了沙漠。        第三个问题，是替孩子干，还是让孩子自己干?        有个初中女孩儿和当记者的妈妈一起去参加夏令营，下火车时，她把重重的行李交给妈妈扛，妈妈欣然接受;到营地，记者出去采访，女孩儿到处找妈妈，说药放在妈妈那里了。妈妈回来受到女儿的责怪，却一个劲儿检讨，是妈妈的过错。我看不太懂，问这个女孩儿:“行李为什么不自己拿着?”女孩儿坦然地说:“这些事从来都是妈妈干的。”        许多父母就是这样心甘情愿地为孩子干这干那，而孩子却不“领情”，天天喊着“我很烦”;认为这一切都是父母的过错。今天的父母的累就累在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有个中学男生要去山里参加为期两天的野营。临行前，妈妈问儿子，是否需要帮助?儿子骄傲地说:“我会照顾自己。”晚上，妈妈悄悄检查了他的行李，发现没有带足够的衣服，因为山里要比平原冷得多。再有他没带电筒，这是野营时必须带的东西。妈妈并没有多说什么。第二天，儿子要出发了，妈妈问儿子:“东西都带齐了吗?”        “全带齐了，您就放心吧!”儿子自信地说着，出了家门。妈妈目送儿子上路，什么都没说。几天后，儿子回来了。        妈妈问:“怎么样?玩得开心吧?”        儿子说:“玩得很开心，就是我的衣服带得太少了，而且我没带手电筒，每天晚上要向别人借才能出去，这两件事让我很狼狈。”        “为什么衣服少带了呢?”        “我以为那儿的天气和这儿的一样呢，没想到山里会比这儿冷。下次再去，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那手电筒是怎么回事?”妈妈又问。        “我想到了，老师也告诉我们带手电筒，可是我忙来忙去，就给忘了。我想，下次野营时，应该先列一个单子，就像爸爸出差前准备东西一样，这样就不会忘记了。”        错误也是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位妈妈懂得让孩子在失败中学习的道理。她没有包办代替，也没有横加指责，而是让孩子去承受由于自己的粗心和考虑不周而带来的麻烦。于是，孩子获得了人生中最珍贵的礼物———体验。这种体验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也是大人代替不了的。大人可以代替孩子干这干那，但代替不了孩子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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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成长需要沟通        与成人沟通，是今天孩子们，尤其是独生子女特殊的精神需求。他们从小生长在“成人世界”里，是家庭的“个体户”，他们渴望被尊重、被信任、被理解，更渴望与父母沟通，与父母建立伙伴关系。但父母并不理解孩子的心，他们很奇怪:“你想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想要什么?”久而久之，孩子渴望沟通的大门关闭了，有的永远也打不开。        徐力从小生长在一个缺少沟通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在铁路工作，每周只回来一次。徐力主要和妈妈在一起生活。在交谈中，我问他:“在家里，你跟妈妈交流过吗?”        徐力说:“平时，我们不说话，吃饭也不交流。有时，我见她不开心，想问她是什么事情，她总是说:‘不要吵，我心里很烦!’我知道妈妈不开心是因为单位的事。母亲的单位长期效益不好，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了……”        我感到，徐力还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便说:“家庭也是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你想对天下的父母说些什么?”        “希望父母给孩子一个成长的空间，能理解孩子，多和孩子沟通———不要强迫孩子做某些事情。应该放手让他们做他们喜欢的事情。小孩儿的心里有一些秘密，大人不要去揭穿，让孩子心里藏着一些秘密，让他们心灵空间大一点，多理解孩子内心的想法。家里人应该多坐在一起谈谈心。”我想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徐力将永远不能回到母校，他对此又是怎样想的呢?于是，我便提出来最后一个问题:“你想对你的同学说点儿什么?”        徐力沉默了一会儿，慢慢地说:“心烦的时候，多和父母沟通，多向他们阐述自己的苦恼，不要藏在心里，因为毕竟我们还小，有些问题不能独自解决，父母见识广，能够为我们分担一些苦恼，说出来比憋在心里好受!”        徐力讲得十分连贯和动情，看来这些话已经在他心里憋了很久了。        徐力在给自己的同班同学的信里写道:“我真诚地希望同学们以我为诫，绝对不能再干这种灭绝人性的事。人在失去的时候，才更懂得珍惜，这次我是深刻体会到了。我希望你们珍惜现在的学习机会，不要在失去的时候再去珍惜。在看守所里，我时常梦见你们，梦见我们共同学习的教室，梦见我们一起讨论问题，梦见我们一起在操场上狂奔，梦见我们……但一觉醒来，才发觉这只是梦。我多么希望这不是梦，但事实摆在我的面前，我不能不面对。在这里，我只能祝愿你们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能够努力奋斗，为自己的明天创造更多的机会。但我也希望你们不要有过多的压力，尽量把压力化为动力，给自己一些空间。同学们，我想你们，假如有一天能够出去，我希望能够看到你们个个成才，个个成为国家的栋梁，我将会为你们感到由衷的高兴。”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这位17岁的中学生会与同龄伙伴沟通，他更渴望与父母沟通!他曾试图走进母亲的心灵世界，但没有成功。        徐母的内心，早已是一个“太糟了”的世界，别的人无法走进去了。        其实，徐母何尝不想与儿子沟通?徐母翻看儿子的日记，接听儿子的电话，到学校去监视儿子，窥视儿子的行踪……这一切一切，无非是想了解儿子的内心世界，怕儿子学坏，怕儿子不好好学习，并非想加害儿子呀!然而，她适得其反，由于违反了教育规则，不仅害了儿子，也害了自己!走进孩子的心灵，不是靠怀疑、监视，而是沟通。良好的沟通能使我们在家庭中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反之，不良的沟通则会破坏人与人的关系。        云南有个17岁的男生，看了我写的《写给年轻妈妈》那本书，通过中国妇女出版社写给我一封信，信中说:        “敬爱的知心姐姐，我在痛苦中认识了远方的你，是你帮我认识了自己的妈妈。有一个问题在我心里很久了，每当我收到远方朋友的来信时，心里总是有一点害怕。有一回我没在家，等我回来看见我的信被撕开了，放在桌上，拿起信一看，是好朋友写来的。我忍住怒气走出卧室，来到客厅。妈妈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你是我的儿子，看你的信是应该的。’我说:‘你这种做法不对，是违反法律的。’妈妈越说越有理，转身跑进卧室。知心姐姐，我很想去法院上诉，但是我现在身无分文，告了父母我就没有生活来源了，请知心姐姐告诉我应该怎么做才好。”        这个男孩儿在信的最后说:“我等待你的回信，我想你一定很忙，你可以给我打电话。”他留下了家里的电话号码。一个星期六的上午，我在家里给他拨通了电话。知道他爸爸是医生，妈妈是教师。他告诉我他已经上高中，身高1米70，他喜欢文学，将来想当记者。        “你知道当记者要什么本领吗?”我问他。        “知道。”他说了三条，“第一，文化素质要高;第二要有责任心;第三要对职业认真。”“你说得好!”我鼓励他，“但要加一条，记者要学会与人沟通，与人交流，能了解别人的心，也能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别人，比如，父母、老师、同学，他们每个人说话都不一样，你要留心把不同的人说的不同的话记下来，这样时间长了，你就能够听到别人听不到的话，看到别人看不见的事，这就是记者不同于别人之处。如果你想当记者，从现在开始，就准备一个小本子，记下你发现的不同，主动走进别人的心。”        “谢谢你，我会这样去做的。”        我答应送他一本我刚出版的《做人与做事》一书，他立刻把学校的详细地址告诉我。        其实，沟通并不是一件多么难的事，只要双方都能够发光发热，冰雪一定会融化。        在金华市人民大会堂，我进行了“知心姐姐”讲座。讲座刚刚结束，我还没下台，就被家长和孩子团团围住。一位五十多岁的男士拨开人群，流着眼泪对我说:“给我一点时间，我要带儿子来见您。”原来，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为儿子半夜归家而第一次动手打了儿子，扫帚都打断了，但儿子宁可忍受疼痛，始终不肯说出自己去了什么地方。        望着这位年龄与我相仿、面容憔悴、泪流满面的汉子，我没有任何理由不满足他的要求，尽管我的时间安排得很紧。我们约好下午5∶30～6∶00与他儿子见面。        五点半，他一家人都来了，每个人都是眼泪汪汪的。夫妇二人把儿子领到我的房间，就出去了。        这是一个胖胖的男孩儿，正上初二。男孩儿一脸稚气，用手托着脸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那神情很像我的儿子。“昨晚到哪里去了，让你爸爸那么着急?”我直截了当地小声问。        “去网吧了。”男孩儿向我道出真情，“昨天是周六，我和一个男同学约好五点半在路口见面，一起去玩，可他失约了，没有来，我一个人呆着没劲，就去网吧了。”        “网吧的环境不太适合中小学生，那里有些东西对你们影响不好……”我担心地说。        “我对别的不感兴趣。我主要是玩游戏攻关，攻下关来好跟同学去吹牛。”男孩儿的坦白让我对他很同情。是呀，哪个男孩儿不想在同学面前表现出自己很行呢!        “可是，我玩着玩着忘了时间，一共玩了五个小时，一看表已经是深夜一点了。”男孩儿开始讲述头天晚上的事情，我在静静地听。“我很害怕，硬着头皮往家走，走到家门口，我不敢进家，跑到河边站了很久，最后还是回去了。”“回家以后怎么样呢?”        “我爸在外面找我找了好几个小时，也刚刚回到家。他又急又气，问我去干什么了?我说去同学家了。我爸就拿来把扫帚狠狠地打了我……”        “那是你爸爸第一次打你吗?”“是的。”        “听你爸说，扫帚都被打断了。一定很痛吧?打什么地方了?”我关切地问他，好像挨打的是我自己的儿子。        “打大腿和屁股中间。疼倒是没有什么，只是我第一次看到我爸这么着急，我很难过……”男孩儿说着，用手捂着脸，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连忙递给他一条毛巾，可不知怎么回事，我的泪水也跟着流了出来———自己挨了打没在乎，在乎的是让爸爸着急了，多么善良的孩子!        “你能体会爸爸的心就好。你爸爸都50岁了，你才上初中，你爸爸是老来得子，能不爱你吗!你跟他说实话了吗?”“没有。”听我讲了这番话，孩子哭得更伤心了。        “呆会儿马上把实情告诉爸爸妈妈，请求他们的原谅。你要爱他们，就不要让他们再为你操心呀!你家里有钱买电脑吗?”为了让他不再哭，我换了一个话题。        “二手电脑3000元一台，我家才攒了一千多元。”男孩儿回答。        “慢慢攒。攒够了钱买一台，自己在家里玩会安全得多。”我很同情这个爱玩电脑的孩子，恨不得自己掏些钱，帮他如愿，可这样不符合教育原则。        “我会节省钱的，我以后不会让父母操心了。知心姐姐您相信我吗?”男孩儿用渴望的眼光望着我。        “你是个善良诚实的孩子，知心姐姐当然相信你。我想，你爸爸妈妈也会相信你的。一会儿就把实情告诉他们，好吗?”我拍拍他的肩，给他鼓励。        “好。”男孩儿点点头。这时，时针已经指向六点。男孩儿的爸爸妈妈走了进来。        “你有一个好儿子。”我对男孩儿父亲说。        这位父亲深深地给我鞠了一躬，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如果今天没有见到你，真不知道这件事怎么收场，不知道应该怎样再跟儿子相处。”“没什么。以后家庭中不管出现什么问题，父母、孩子都坐下来谈一谈，做父母的要用心听孩子说，而孩子呢，也要实话实说。”        当父亲听了买电脑的建议，便说马上去买。我制止了他:“事到如今，只能等攒够了钱再买，教育也要有个过程。”一家三口终于高高兴兴地离开了。        事后我想，假如我没有与他们一家人相遇，事情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所以说，学会沟通，对父母跟孩子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父母和孩子之间要及时沟通，有什么话，坐在一起谈谈。父母用心地倾听孩子的故事，用期待的目光鼓励他诉说一切;而孩子也要打开心灵的大门，听听大人们的心事、大人们的故事，在信任中达到理解。沟通是什么?沟通就是去分享，建立共识———通过亲子间的相互交流，是可以达到心灵沟通的目的的!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6)
    五、成长需要肯定        在和妈妈共同生活的17年中，徐力听妈妈讲得最多的话是:“你真笨!”“你太没出息了!”“你怎么不如人家?人家考试能考前三名，你为什么不能?”……可以说，徐力是在妈妈的责骂声中长大的，他的内心感受是什么呢?他气愤被责骂，因而产生了反抗的心理。这种反抗的心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爆发出来了。        出事那天，因为看电视这点小事，徐母又开始了无休止的唠叨:“我不会给你第二次考大学的机会，你考不上大学，我就打断你的腿!反正你是我生的，打死也没有关系!”当时，徐力感到委屈至极，他想的是:“我已经尽力了，你为什么老对我这样!”冲动之中，他举起铁榔头，朝母亲的头上打了下去……        悲剧就这样发生了。责骂，在父母看上去是平常的小事，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父母每日不休的责骂，便是自己“世界的末日”。因为，孩子的成长需要肯定，肯定是孩子生命中的阳光。        齐齐哈尔有位母亲给我打来长途电话，说她从电视上看到介绍我的书，很想买一本送给孩子，但是没有买到，她费了好大劲儿找到了我的电话。        “有什么急事吗?”我关切地问。        “我的女儿上初一，考试时总是马马虎虎，老是丢分，我瞅她就上火，每次都要狠狠地说她，可是她就是不改，怎么办?”我问这位母亲:“孩子认真的时候，你表扬过她吗?”“她可是很少有不出错的时候啊!”        “是呀，你的孩子只听到过因为马虎过失的责骂，而没有品尝过因细致成功的肯定与夸奖，那她当然不会有进步的愿望了!细致，应该是女孩的特有优点。我希望你能找回孩子失去的优点。办法只有一个:肯定她!”        “你讲得对，可是我的孩子就是没有上进心啊!”        “丧失上进心的孩子，是因为在有上进心的时候没有得到父母及时的肯定和夸奖。我建议你改变一下自己的眼光，关注孩子的优点、进步，让孩子寻找到被肯定的感觉。”“谢谢你的建议，我一定试试。”这位母亲十分虚心。        几天以后，她又打来了电话，高兴地告诉我:“知心姐姐，真的很感谢你。你的办法真灵，我尽量肯定她的长处，她的学习果然有了很大的进步，也真的有了上进心!”        许多父母总是认为，严格要求就要靠责骂，只有这样，孩子才能进步，其实不然。两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次心理测验:把孩子分成A、B两个组，分别考他们同样的问题。过了三天，再度去那所学校，告诉A组同学:        “上次考试成绩非常好，今天再考一次，你们千万不能输给上次，好好写吧!”        又对B组的同学说:“你们上次成绩很差!怎么行呢?这次必须反败为胜才行!”        结果，原本成绩相当的两组，得到肯定和夸奖的一组，第二次测试成绩很好;责骂后再考的那一组，成绩很不理想。美国一位教授曾使用精神气电现象的能量测定器，来证实夸奖与肯定比责骂与否定更有效果。他一直以测定器研究孩子课业与疲劳的关系，结果发现夸奖与肯定对消除疲劳非常有效。在测定中，他们对用功写作业而疲劳的孩子说:“哇!你做得很好!你真能干!”结果发现，因疲劳而下降的测定热量曲线一下子升了上去。相反，当孩子受到责骂和嘲笑时，那曲线就会明显下降。测定器的指针表明:一方面，透过夸奖和肯定可以消除疲劳，使用功的效率上升;另一方面，责骂与否定只能得到相反的效果。        有的父母虽然明白了“责骂孩子不好，肯定和夸奖才会使孩子变得更好”的道理，可是自己却做不到。眼看孩子不用功学习，甚至捣乱，不骂他反而夸他，这的确很难做到。此刻最重要的是，必须充分地理解孩子，相信孩子。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董事长徐亚芬，是一位事业上十分成功的女性，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母亲。        一次我去宁波参观她办的学校。在共进晚餐时，她对我谈起了自己教育孩子的事情，令我大受启发。        徐亚芬的儿子在寄宿制小学上学，语文成绩很好，但不爱学数学，所以数学成绩比较差。一次，儿子从学校回来，对妈妈说:“学校给我们测智商了。老师说我右脑比左脑发达，形象思维能力强，数字概念差，所以我的语文成绩比数学的好。看来，我的数学成绩是上不去了。”徐亚芬惊讶地问:“是这样吗?有空儿我去问问老师。”她真的去了学校，找了班主任，并暗地里与班主任达成了一项协议。几天后，徐亚芬十分认真地对儿子说:“儿子，告诉你一件大事，我去学校问过老师了，老师说他搞错了，你是左脑比右脑发达，学数学会比学语文强多了!”        “是真的?老师真是这么说?”儿子睁大了眼睛，好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那样兴奋。        “是呀，老师说，他看错结果了，他说的是另一个同学而不是你，你的左脑比右脑发达。”        儿子信以为真，真的认为“我的数学一定能够学好，我很行”。这个结果完全改变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从此，在学数学的时候，他恢复了自信，提起了精神，数学成绩很快超过了语文成绩。所以，对父母来说，重要的是信任孩子所拥有的潜在力量，只要能充分发挥这一力量，任何孩子都会成为了不起的孩子。        夸孩子也要会夸。不能简单地戴高帽，那样会引起孩子的反感。记得有个男孩子曾经对我说，父母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个人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想给妈妈一个惊喜。妈妈一回来，高声说:“你真是个爱劳动的好孩子!”一听这个，他就烦了，马上扫兴地说了一句:“真没劲!”这使我想起自己小时候的事，我也常常爱在家里没人时收拾房间。妈妈回来了，总是惊讶地说:“哎呀!这么干净啊!这是谁干的?”于是，我从门后跑出来。妈妈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是你干的!你真了不起!”当时，我心里高兴极了，有一种成功的体验。下次妈妈出门，我还想继续这样做。        当然，这种办法只适用于少年期的孩子。孩子小时候，你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你真了不起!”但是如果他长成青年了，你再这么说，他们八成会认为你要叫他们做事而不理你。所以，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做的事情带着夸奖的口气说给别人听，但又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感到“骄傲”。        有一位企业家曾对我说过，他的妈妈在这方面最内行，她会让他偷听到她所说的话，她知道许多话直接跟孩子说，孩子是不会听的。“记得有一次，妈妈跟她的一个朋友谈话（我后来猜他们是事先约好的），妈妈说:‘我拥有这条胡同最棒的孩子!’当时，我真的就想，我一定要当这条胡同最棒的孩子!后来，我成了一个出色的企业家。你看，我妈妈的那些话多管用!”        每一个成长的孩子渴望被父母肯定，被老师肯定，被社会肯定。只要能针对孩子的优点去夸他、肯定他，他必然会变得更好。        我经常听到父母们为了孩子的差劲大伤脑筋而发出的叹息声。这是因为父母认为让人伤脑筋的孩子很差劲，这是因为你想着他很差劲，所以他才真的差劲。如果你能换一种想法，确信“孩子哪有差劲的道理”，并用这样的心情去指导孩子，我想他一定会变得更好。因为，想如何去改造他，并且用各种方法改造他，仍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你想改造他这个想法错了，即使你多方面为他设想，他也好不了。如果你不去为他多方面设想，他反而自动好了。        因为必须相信这一点，放手让孩子自己去改善自己，他不想变化也是不容易的。面对我们身边那些脑子慢或爱捣蛋的孩子，绝对不可以打骂，他们更多地需要肯定。对于那些犯了错误甚至犯了罪的孩子来说，充满希望的鼓励会使他们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走出家教误区人是环境的产物。环境可以塑造人，也可以改变人。良好的环境可以帮助人成功，恶劣的环境可以使人窒息。环境是人创造的。家庭环境是父母和孩子共同创造的。宽松、和谐的家庭环境，培养的是身心健康、性格开朗的孩子;紧张、压抑的家庭环境，培养的是有心理障碍、心胸狭窄的孩子。作为父母，我们谁不爱自己的孩子?有的真可以说是“爱你没商量”，把孩子爱得“死去活来”，自己还觉得爱得不够。但是，这种“超重的爱”把孩子压得喘不过起来，他们一天天远离了我们，有的甚至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可怜的孩子们同时生活在“天堂”和“地狱”里，他们一方面获得了更多的爱，另一方面又感到压力过大，过早、过多地品尝到了人生的不幸、生活的重负和竞争的惨烈。面对一幕幕的悲剧的发生，难道我们不应该认真想一想，我们给予孩子的爱适不适当?我们今天的教育方式是不是科学?我们有没有勇气为了改变孩子生长的环境而首先改变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决心让每一个孩子都喊出“新世纪我能行”?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7)
    我想，我们最应该丢掉的是四大心理误区，即: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丢掉超常心，        找回正常心;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丢掉惧怕心，找回保护心。        一、丢掉补偿心，找回平常心        做父母的本应该有颗平常心。因为，生儿育女是最平常的事情。        可是，我们这一代做父母和我们自己的父母不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孩子。我们成长在特殊的年代，十年动乱使我们失去的太多，我们竭力想把自己没有能够实现的人生理想从孩子身上去实现，竭力想把自己没有得到的物质享受从下一代身上得到补偿，我们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这惟一的孩子身上了。于是，强烈的“补偿心”占据了我们的心头。“望子成龙”变成了“逼子成龙”。        有一次，我去贵阳开会。贵州电视台《女性话题》节目请我和六个家庭谈心，话题是———做个好妈妈。        有一位带着女儿来的年轻妈妈讲得十分激动:“文革时，我刚上小学四年级，我没有学到什么就下乡去插队了。我没有文化，返城后找不到工作，后来当了个体户，我丈夫也是个体户。我们挣了几个钱，舍不得吃、舍不得花，要留给孩子上大学，我一定要让孩子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可是我的女儿不争气。上一年级，才给我考了八十多分，我气急了，用绳子把她捆起来，吊到房梁上抽打。打昏过去了，我就用凉水把她泼醒。我气急败坏地朝她吼叫着:你记住没有，你要成为‘人上人’!女儿哭着、喊着:妈，你别打了，我一定成为‘人上人’!”        说到这里，这位年轻的母亲泣不成声。已经上四年级的女儿坐在妈妈身旁，大滴大滴的泪水流了下来。“你妈妈打你时，你是怎么想的?”我问女孩儿。        “我恨她，我恨她。可我也理解她，她让我成为‘人上人’也是为我好。”女孩儿委屈地回答。        “你现在能告诉我，什么叫‘人上人’吗?”我又问。“不知道!”女孩摇摇头。        女孩儿的回答，让全场的人啼笑皆非。四年前，女儿挨了一顿毒打，至今还不明白妈妈的期望到底是什么。        著名的老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早就告诫过父母们:“不要让孩子成为人上人，不要让孩子成为人下人，也不要让孩子成为人外人，要让孩子成为人中人。”“人中人”就是“平常人”。当“平常人”最安全、最实际。实际上，“平常人”就是心地和平、能与人和谐相处的心理健康的人。邓小平同志是一位世纪伟人，可他却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平常人。他有一句让老幼动容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一个伟人把自己看成平常人，人中人，我们这些普通人，却又非逼着孩子去当“人上人”不可，我们这不是在害孩子吗?有了这种心理，就不能科学、冷静地对待和教育孩子。为了让孩子当“人上人”，许多家长逼着孩子拼死拼活也要考上大学。孩子考试稍差，家长便冷眼相对;如果排名靠后，便会暴跳如雷、捶胸顿足，甚至恼羞成怒、大打出手。给孩子造成强大的思想压力，使他们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这样逼下去，就会像德国诗人海涅所说:“即使种下的是龙种，收获可能是跳蚤。”你希望孩子成为“人上人”，结果常常是经过了数十年，才发现孩子成为了一个最没有志气的平庸之辈，变成“人下人”。        培养平常人，要有平常心。        所谓平常人，就是少给孩子提一些过高的、难以做到的要求，而是要把人生的道理，用最平常、最通俗的语言讲给孩子，让孩子自己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在全国少工委和中央电视台组织的“民族好少年”评选中，作为评委，我看到一个少数民族地区农家妇女教子的故事:大山里有一个上中学的男孩子，见家里实在太困难，妈妈每天干活太辛苦，决定弃学。一天，他对妈妈说:“妈，我不念书了，帮你干活养家。”        这位不识字的农家母亲听了，一句话也没有说，把儿子带到玉米地里，掰下一穗青苞米，递给儿子。“好吃吗?”母亲问。        “好吃。”儿子不解地回答。        “青苞米是好吃，但是不能当饭吃呀!只有等苞米成熟了，脱下粒，磨成面，才能当饭吃。咱家再穷，也不能误了你的学业!”        男孩儿一下子明白了妈妈的心意:一个人有了知识，成熟了，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中他明白了人生的道理:“志当存高远”，“志不强者智不达”。他立即返回学校，发奋读书，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并立志用现代科学来建设自己的家乡。        这位农家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她很会教育孩子，因为她自己就心平气和，知道母亲的责任不是逼孩子学习，而是教孩子做人。        所谓平常心，就是让孩子快乐地成为自己。许多父母爱支配孩子，喜欢按照自己的愿望去支配孩子的未来，逼着孩子委屈地去做他自己没有兴趣的事情。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两个:一是使孩子成为只能顺从地按照别人的意志办事、缺少创造的人;另一个就是，引起孩子的反感，使孩子与父母较劲儿，你让他朝东，他偏要向西，事与愿违，有的走向了期望的反面。        仔细想一想，古今中外成大事、立大业者，有几个人是由父母安排的?马寅初的父亲给马寅初安排的前途是账房先生，而马寅初选择的道路则是离开家乡，到上海、天津，再到美国求学，拿回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有些事情往往很奇怪，结果常常和你想得到的相反:你想把孩子培养成“伟大”的人，但是最可能的结果是孩子很平庸，连普通人也做不好;而如果你按照平常人的模式培养孩子，也许经过或长或短的历练，最后孩子真能成为一个人物。有平常心的父母往往创造出平常之中的不平常。        台湾著名漫画家蔡志忠先生教育孩子的信念是———让孩子快乐地“当自己”一辈子。        他认为父母并不是孩子本身，凭什么替孩子决定前途?尤其是依从父母的意愿而不是孩子内心的想法，这根本是“本末倒置”。他从不强迫孩子去学这学那，他认为孩子学习不喜欢的项目，那份痛苦会根深蒂固地留在孩子心里，成为孩子心里抹不去的阴影。对女儿的教养，蔡志忠先生采取的是顺其自然、因材施教的办法。他曾送给女儿这样一个小故事:        有一棵小番茄秧，人们告诉它，只要它努力，就可以长得大，结的果实就会像西瓜一样大，味道也会像香气一样香，并且还会像苹果一样有营养。于是，小番茄秧很努力地汲取养分，很卖力地做体操运动强身健体。结果，它的果实仍然只是小小的番茄。最糟糕的是:现在的小番茄秧，它甚至连一点自信都没有了。        蔡志忠说，他只要自己的女儿成为自己，别的什么都不重要，只要能够健康地成长，只要能够快乐地当她自己，这就是他作为父亲毕生的心愿。给孩子过高的期望，强迫孩子追求自己能力以外的目标，会让孩子感到迷失，这实在是大错特错。        不要把你的愿望强加在孩子的身上，不要等着让孩子来实现你自己的理想。正像蔡志忠说的:“尊重每个孩子的不同，让孩子在规则中找到自己的路，留一个自由的空间，让孩子尽情地成长，完全地自我发展。”你的孩子并不是你，你可以给他爱，却不能给他思想，因为他有他的思想。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8)
    二、丢掉超常心，找回平常心        用超常的眼光看孩子，是当今父母最普通的问题。只要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如别人的孩子，就怀疑自己的孩子有毛病。有一年的寒假，我在北京青年宫连续进行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听”系列讲座。一天，讲座后我在大厅里搞心理咨询。有一位军人爸爸带着上小学的儿子来咨询。他们排在第三个，我一直很注意他们。看上去，那个男孩儿很老实。轮到他们，这位爸爸郑重地对我说:“我的儿子有病!”        “你的儿子不是挺好的吗!”我对这位爸爸有点儿不满，哪能当着孩子的面说他有病呢!        “我的儿子有多动症。”这位父亲认真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我仔细观察你儿子，他一直没有乱动呀!”我说。        “他是神经性多动症。”于是，我向他请教患“神经性多动症”的人是什么样子。“一会儿嘴角抽动一下，一会儿眼角抽动一下。”爸爸说。我又看了一眼孩子。他爸爸没说他有病时他还是挺好的，说到他嘴角、眼角抽动，他的嘴角和眼角真的就开始抽动起来了。我淡淡地说道:“男孩儿当然好动了!”        可是，爸爸仍然执著地说着:“我带他去过好多家医院呢!”“医生怎么说?”我很是关心检查的结果。“医生说他没有病。”        “那你为什么还不放心呢?”我有点儿奇怪这位爸爸的想法。“治多动症的人说他有病呀!”        “那当然了，不说孩子有病，他们到哪里去赚钱呀?有的地方治多动症，一个疗程要收三千多块钱呢!”        这时候，男孩子已经显得不耐烦了。他拿起桌上的一本书，挡住自己的嘴，小声地对我说:“知心姐姐，告诉你吧，我根本就没有病!”        我把他手中的书接过来，也学着他的样子，用书挡着嘴，小声对他说:“对!你没有病，是你爸有病!”        我为什么要说他的爸爸有病呢?因为当着孩子的面就说孩子有病，这本身就不正常。正常的父母不会这么做的。我不希望孩子的头上从小就笼罩着“有病”的阴云。        这倒使我想起一个外国男孩儿的事。他出生时就生得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爸爸妈妈告诉他，所有的人都是这样，他们跑得那么匀称，是因为他们自己下功夫练出来的。孩子的爸爸妈妈始终把孩子看成正常，一样让他参加体育锻炼，一样让他去跑步……这个孩子虽然身体有残疾，可是心理一直是很正常的。经过刻苦的锻炼，他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运动员。这叫什么?正信息!对孩子来说，“有病”就是负信息，“没病”是正信息。在正信息中长大的残疾孩子，身体虽然不健全，但是心理是正常的、健康的;可是在“负信息”中成长的孩子，肢体虽然健全，可心理有病，总怀疑自己有病，时间一长，身体真会出毛病。        有位妈妈很不负责任，她的女儿上一年级的时候，成绩较差，她十分焦急。一天老师对她说，你的孩子是弱智，送弱智学校去吧!这位妈妈信以为真，没有经过医生鉴定，就把女儿送进了弱智学校。上六年级时，女儿参加全区弱智学生运动会，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结果一体检，医生说她是个完全正常的孩子，成绩不算数。记者闻讯，前来采访这个“假弱智生”，问她这六年的感受。女孩儿说，刚刚来弱智学校的时候，觉得周围的人说话、走路都不正常，可没过多久，周围的人却认为她“不正常”、“有病”。她也开始学着弱智生走路、说话的样子，慢慢地，别人也看她“正常”了，她也就真的变成了“弱智”。        可以说，是环境改变了人，把正常人变成了不正常的人。如果父母有了“超常心理”，总怀疑原本正常的孩子不正常，自己每天处在紧张、焦虑之中，这样不仅自己会缩短寿命，还会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使一些孩子小小的年纪就患上糖尿病、高血压、哮喘等大人才常见的疾病。成人在长期的生活中，体内具有了一定的抵抗力，所以有时没有什么症状，而孩子的防御能力差，只好替父母生病了。        所以，医学专家告诫我们，长期压力过大、精神紧张易短寿。长寿的秘诀是:保持乐观的情绪，减少精神紧张的生活方式。精神紧张与心理有关。一个人如果总是用“超常”的眼光看自己、看孩子，那你说他该有多累!        怎样让自己变得轻松呢?还是恢复“正常”吧!当我们学会用正常的眼光、发展的眼光、长大的眼光看孩子，你就会理解孩子的心理，原谅孩子的过失，看到孩子的长处，你就会发现“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正常”的标准是:不拿自己的孩子跟别人的孩子比较，要相信自己的孩子是最棒的!今天的父母多是烦恼少有惊喜，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眼光出了毛病。我们不是用心去观察自己的孩子，而总是用眼睛盯着别人的孩子。        有一次，我去参加中华慈善总会的会议，听民政部的同志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说，外国人领养中国孤儿，你给他一个孤儿的照片，他进了孤儿院，就直朝这个孤儿奔去，抱起孤儿又搂又亲，如获至宝，认为这是“上帝”赐给他的，是最好的，至于别人领养的孤儿什么样子，他一点儿兴趣都没有。而中国人领养孤儿，先要求找个长得好看的。进了孤儿院，抱起自己的孩子，眼睛却盯着别人怀里的孩子。还要说什么:“呦!她的孩子怎么比我的漂亮呀?”作为父母，如果总认为别人家的孩子好，不珍惜自己的孩子，别人的孩子是个“宝”，        自己的孩子倒像根“草”，对于孩子来说，那是莫大的悲哀。你是不是应该这样看，你们的孩子是你们夫妇的生命啊!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9)
    三、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        今天的家长面对孩子那么心急气躁，那么不冷静，是为了什么?虚荣!        孩子没考好，你就觉得是让你没面子了，便拳脚相加;孩子没考上大学，是让你丢面子了，于是冷眼相对;孩子有了点成绩或是考上了大学，是给你增添了光彩，于是到处炫耀，把孩子的一切和自己的荣誉挂在了一起。把考高分的孩子当成往自己脸上贴金的招牌，把有缺点的孩子看成是自己的耻辱，把有特长的孩子当成自己的摇钱树，这是什么?是虚荣!是对孩子的不负责任。        那位被自己亲生儿子徐力杀死的母亲说过:“考不上大学就打死你，你就别回来!”这是多么的不负责任!作为你的孩子，无论是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做母亲的也不能说出这样的话———难道就只有上大学才是有前途的吗?有些父母，看到儿女上了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他们多高兴呀，以为真是完成了什么重要的使命!但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呢?是一场悲剧!        我儿子报考大学的时候，我曾经咨询过北京一位著名大学的老教授:儿子究竟选择哪所大学?这位教授说:“你把各个学校的情况提供给他，请孩子自己决定。你不要替孩子选择，让他自己选择。”        接着，她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偏远地区的一个女学生，学习特别好，人称“三脑袋”，物理、数学、化学都能考高分。高考时，父母让她报考一所全国重点大学，她不想考那所学校，可父母非逼着她报不可，说是让她为祖宗增光。她违心地报考了那所大学，果然也被录取了。但是，入学后，学校进行的三次考试，她的成绩都名列中下。过去，她一直是当地的“状元”，这样的结果她哪里能够接受得了呢!于是，入学仅三个月她便跳楼自杀了。她的母亲来到学校“接”她，欲哭无泪，一声一声地喊着:“是我害了我的女儿!我当初不逼她，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每一年，在大学生中自杀的学生不止一个、两个。你想想，如果这是你的孩子，你怎样对待?且不说孩子承受力如何低，单说长一生的心血，不都付之东流了吗?为了让孩子能够出人头地，家长真是操碎了心，什么事情都替孩子想好、办好，甚至把孩子将来的前途都设计好了。但一桩桩事实向我们发问:费这些力气，能讨个好吗?你的那些设想和做法，符合社会的需要和孩子成长的规律吗?倘使什么都替孩子打点好了，你又能够真正替孩子把人生路走到底吗?世界上最长的路是人生的路。人生的路上，每一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使命。那么，父母的使命是什么呢?用知心以孩子为友，陪孩子走一程。        可我们有些父母却忘却了自己“陪”孩子的使命，反而喧宾夺主，把“陪”变成了“替”，把“配角”当成了“主角”。孩子上小学，替孩子收拾书包、背书包;孩子上大学，替孩子扛行李、收拾床铺;孩子去春游，替孩子“抢”座位;孩子要考大学，替孩子选学校、选专业;孩子参加兴趣班，替孩子选择兴趣……无怪乎有人说，孩子有点什么事情，最忙乎的是家长。家长忙了，孩子却没事情可做了;家长情绪饱满、乐此不疲，孩子却早没了兴趣，在一边“旁观”。        “减负”了，我去了北京几所重点小学和孩子们聊天，想听听他们说一说“解放”后的“快乐”感受。谁知，一个漂亮的小姑娘愁眉苦脸地对我说:“减负”前，我妈给我报了三个兴趣班;“减负”后，我妈说这回有时间了，不能闲着，又给我报了两个兴趣班。我苦死了，哪儿有快乐呀!我每天真是度日如年啊……        有她这样命运的孩子不止一个。        一个男孩儿告诉我:“我爸逼着我学习钢琴，我不爱学，他就打我，还说有什么特长考大学可以加50分!”        我对他们说:“能加分的只是少数。我儿子是个艺术特长生，参加过清华大学和北京市教委组织的应届高中毕业生艺术特长生测试。全国来报名的学生有一千多人，报考钢琴的就有六百多个，而被各个重点大学降分录取的只有几个人，你能是那几个人中的一位吗?如果你不喜欢弹钢琴，单纯为那50分去拼命，我看不值。”        男孩儿说:“您要是我爸就好了。我可说不服我爸，我不知道我能熬到哪一天……”        家长们对设计孩子的未来兴致勃勃，孩子却觉得苦不堪言。家长还着急、替孩子花钱、替孩子受累，到头来孩子非但不领情，反而一个个感觉被爱得“死去活来”。        我们真应该冷静地想一想，我们可以替孩子做这做那，但我们代替不了孩子成长呀!你让孩子学这个学那个，孩子不愿意学、不想学、不好好学，你岂不是白花钱?        有位爸爸让孩子学习特长，将来好在上大学时加分，前后花了两万多元钱，结果孩子不但没有学出来，没有考上大学，反而对生活失去了兴趣，每天只想着自杀。这位爸爸真是追悔莫及，写信给我，求我救救他的儿子。“替”和“逼”的背后是什么呢?        虚荣。过去人们在一起比吃、比穿、比钱多钱少、比家用电器高级不高级，现在呢，发展到了比孩子;比谁家的孩子上了重点学校、比谁家的孩子考了高分、比谁家的孩子上了父母期望的大学……把孩子的成绩、孩子学业上的成就，当成了装饰品，成为向别人炫耀的东西。        有位父亲，在单位担任主要领导。过去常常把上中学的儿子带到单位来吃饭，孩子也常常参加父亲单位组织的活动。自从孩子没考上大学，这位父亲就再也不让儿子在单位露面了。单位的同志都说，领导不让孩子来单位，是虚荣心在作怪。全国那么多考生落榜，其实是很平常的事情嘛。可这位父亲却认为儿子给自己丢了面子，不想让儿子再来单位，岂不知这对儿子的心灵实际上造成了一种伤害!马克思说:“对这种人来说，只有一种动力，那就是虚荣心。像一切爱慕虚荣的人一样，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眼前的成功、一时的风头。”        前不久，我在一份家教报纸上看到一个儿子控诉父亲的文章，题目的《是父亲的虚荣心害了我》。文章中讲述了这样一件事:        在我国一个偏远的小镇，有一位小学体育老师，一心希望儿子能出国留学、光宗耀祖。考研究生时，儿子分数差了一点儿，失去了出国留学的机会。父亲着急得不得了，到处托人找关系，想让儿子早一点出国。最后，终于通过一个中间人，交了两万美金，把儿子“弄”到了美国。父亲逢人就讲:“我的儿子出国留学去了!”        没想到，儿子出国后，并没有走上父亲企盼的那种“辉煌”求学之路。不仅历尽艰辛，最后还受了重伤，“人财两空”地回到家乡。        在这之前，儿子先后把自己挣的1000美金寄回了家。父亲立刻“牛”起来，穿戴也讲究起来;过去他们家冷冷清清的，如今门庭若市，连校长也经常光顾他们家。很快，父亲从一位体育教师升到了教导主任的职位，后来还当上了副校长。但就在父亲竞争校长职位的工夫，儿子被打伤了。儿子给父亲打电话诉说自己的遭遇，并提出要回国。父亲哭了，勉强同意他回来。儿子回来后，父亲很不高兴，说:“你真不给我争气。我现在正在竞选校长呢，你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丢我的脸!你最好找个没人看到你的地方呆着去!”        儿子十分伤心、愤恨，连夜写了这篇文章，控诉父亲的虚荣心使他沦落到今天这种悲惨的地步。        这是个很典型的例子。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虚荣心是很可怕的东西，父母的虚荣心可以毁掉孩子的一生!正如古人所说:“世人单为‘体面’二字，坏却平生。”        “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都围绕虚荣心而生，都不过是满足虚荣心的手段。”        很多大人把孩子当成工具，当成他们未竟梦想的延续，要求孩子为父母挣面子，于是，一味地要求、强迫孩子，不尊重孩子。殊不知，这也是对孩子心灵的一种摧残。我们丢掉虚荣心，找回责任心的前提是———承认孩子不是父母的工具，孩子的生命为了本身的目的而存在，父母只是陪孩子走一段路而已。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0)
    四、丢掉惧怕心，找回保护心        高尔基曾经说过:“爱孩子，这是连母鸡都会做的。关        键是会教育孩子。”独生子女的父母更爱孩子，但有些父母却把爱变成了过度的保护，产生了惧怕心，即:生男孩子怕变坏，生女孩子怕受害。每天为孩子提心吊胆。有的父母恨不得把孩子变成BP机，挂在自己的裤腰上，有什么事就“紧急呼叫”。但是，你不可能整天围绕在他身边，你有你的事业，孩子也有腿有脚，有自己生活的空间。        大家都记得发生在北京的“流星雨事件”吧?女学生马晏由于没有自护能力，竟被一个假冒警察的坏人骗到小树林里杀害了;山西一位女大学生，大白天走在校园里，竟被一个声称“是教务处的”坏蛋骗到一个废旧的房屋强奸后焚尸……一个个令人发指的恶性案件的发生，一次次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做父母的要保护孩子，并不只是用自己的肩膀，而是要教给孩子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父母要特别关心自己的女儿。        女孩儿容易上当受骗。父母要从小告诉女儿不要贪小便宜不要随便接受别人的东西，不要跟陌生人走，更不允许男性随便摸她。要告诉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女孩子，一定要把钥匙藏好，不要让别人看到。北京有个流氓成性的人，常常跟踪那些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小学生，入宅抢劫，他多次作案，先后强奸了四十多个女孩子。        女孩子要从小培养勇敢精神，遇事要不慌不忙。        我记得我在北京女一中上初中时，就曾经遇到过一个流氓。那是一个冬天的傍晚，放学后我乘公共汽车回家。车上很挤，我感到后面老有人拱我。我警觉起来。我想起妈妈的话，遇到坏人别害怕，要沉着。我慢慢往车门口挪动，没想到脖子上的大围巾却被那坏人悄悄拽住了。我不动声色，也没有回头看那个人，怕自己害怕。        车一停，我“噌”地跳下车，同时使劲把围巾拽了出来，快步往家走。走着走着，我忽然发觉后面有人跟踪我，可能是那个坏人也下了车。这时，我又想起妈妈的话:有人跟踪你的时候，你要往人多的地方去，不要往家跑，因为坏人要是知道你住在哪里，以后你就会天天处在危险之中。        我灵机一动，径直往胡同口的首都剧场走去，正好赶上刚刚散场，我混在人群里转了两圈，把围巾放在书包里，换了个模样。看看“尾巴”甩掉了，我才跑回家。到家才发现，我的衬衣全湿透了———那可是大冬天呀!我把“历险记”跟妈妈一讲，妈妈当时就夸了我:“太好了!你真勇敢，还挺聪明，干得好!”        其实，妈妈就是这样大胆的一个女人。她常说，女人就是要胆大，将来才能做大事。我们小时，父亲在外地工作，家里的大事小事都由妈妈做主，她果敢坚毅，有了妈妈我们的心里都感觉好踏实。而妈妈呢，也教给了我的姐妹———她的女儿们从小拥有这种坚强的性格。        没想到的是，妈妈培养我的坚强勇敢的性格，竟成为我离开她后独立生活的最重要财富。        19岁，我离开家，去东北农村插队。不久，当上了北京知青集体户的户长，带着大家过日子;后来，又当上了妇女队长，带领着村子里的60名妇女下地干活。虽然那时的我并不怎么会干农活，可是我心里有那么一股“我能行”的勇气，帮助我把工作做得很好。记得有一个傍晚，我被通知去县里开会，集体户的一名女生送我去大队，我们在大草甸子上迷了路。周围是一片沼泽地，怎么走也走不出去，慢慢地天黑了，远处还传来了狼的嚎叫声。我们两个并没有害怕，只是静静地呆在草地上，等着天亮。后来，生产队才发现人丢了，派了许多村民来找，才把我们找回去。大家见到我们就问怕不怕有鬼来。我说:“鬼怕人，人才不怕鬼呢!”        事后想起来还真有点儿后怕。但是这件事，让我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害怕，那就是自己吓唬自己。就像培根说的:“没有比害怕本身更害怕的了。”在农村插队的那些年，我经历了许多次惊险，每一次成功地摆脱险境，都使我向“勇敢”靠近了一步。我终于悟出这样的道理:勇敢是精神气魄的力量，而不是四肢的力量。那些最能适应环境的人才是勇敢的人。勇气是在每一次对困难的顽强抵抗中养成的，大胆是取得进步的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        生活把我锤炼成为了一个大胆的人。        一次，我带领三十多名北京小学生去香港参加夏令营活动。回来的那天晚上，北京下起了大雨，机场雷电交加，飞机几次降落都没有成功。飞机大起大落，机舱内颠簸得非常厉害，好像马上就要机毁人亡一般。旅客乱作一团，有大声惊叫的、有喊爹喊娘的……跟我同行的一位年轻女记者第一次遇到这样的险情，她紧紧地抱着我哆嗦，忍不住大叫起来。我一直在安慰她:“不要紧，不要紧的……”        飞机终于在天津机场迫降，等待北京方面的命令。这时，外面还下着瓢泼大雨。        一些旅客吵着要下飞机。有的人还对我们说:“你们怎么这么奴性，还不叫乘务员打开舱门，把孩子带下飞机，你们不想活了啊!”        同行的人问我怎么办，下不下飞机。我冷静地说:“不能下去。外面下着那么大的雨，只有飞机上最安全。我们要相信中国民航。”于是，我们招呼孩子们安静地休息，还把自己手里的矿泉水贡献出来，给那些吵着要喝水的旅客。在孩子们的影响下，机舱里的旅客慢慢都安静下来。一个小时后，飞机在北京机场安全降落。在机场等候多时的家长们看到孩子安全归来，都十分高兴。        那位年轻的记者动情地对我说:“卢头儿，我真佩服你!你真有大将风度，临危不惧!如果我们中途下了飞机，我想我以后肯定再也不敢乘飞机了!”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励。我想，人生也是如此，要做暴风雨中的海燕，才能领略风雨的壮观。妈妈给予我的这种勇敢精神，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在社会上，还有一些大男孩儿抢劫小男孩儿钱财的现象，这也要特别注意。家长们最好不要让孩子把名贵的衣服穿到学校去，否则很容易引起别有用心的人打他的主意。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男孩子穿着妈妈从美国买的价值一千多元钱的名牌运动鞋去上学，一出门，就被人截住了。        “把鞋脱下来，让我穿两天!凭什么你就穿这么好的鞋?”那个大男孩狠狠地说着，把自己的旧鞋踢过来。小男孩吭也不敢吭一声，把鞋脱下来了。        很多孩子被人劫去钱物，不是因为穿得太好，就是由于兜里有钱太招摇了。新加坡、日本等国对中小学生都有严格的规定:所有的学生必须穿校服到学校，不允许穿别的服装。这样，就不会在学生中间造成贫富悬殊的现象，也就不会发生什么恶性的抢劫事件。        在这里，我想提醒家长，尤其是那些家庭经济状况比较宽裕的家长，不要让孩子在经济方面产生比别人强的心理，更不要让孩子在金钱方面有优越感，因为，这样对孩子并不是什么好事。让自己的孩子“变”得普通一点儿、平凡一点儿，并不是在“虐待”孩子，而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空间。让孩子摆脱惧怕，获得保护，是每一个家长必须要做到、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要让今天的孩子成功进入21世纪，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伟业的人才，必须调整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改善孩子成长的环境。        

没有差的孩子，只有差的家长没有差孩子 只有差家长(11)
    2000年3月，全国少工委、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共同创办了“知心家庭学校”。我们倡导这样一种理念:在“知心家庭学校”里，爸爸妈妈和孩子，既是同学，又是朋友，大家相互信任、相互沟通、相互学习，建立起一种新型的家庭关系。全国第一个挂牌的城市就是金华市。我荣幸地担任了“金华市知心家庭学校”名誉校长。        事隔八个月，“知心家庭学校”如雨后春笋，在金华市中、小学校建立起来。11月11日，全国“知心家庭学校”现场推进会议在金华召开。我欣喜地看到，金华市刮起了“知心风暴”。        在徐力读书的金华四中率先建立起“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知心信箱、知心报、知心辅导室、心灵之桥演播室、知心热线等以知心为主题的心理健康教育系列。“知心家庭学校”不定期地以座谈会、专家报告会、家长现身说法等形式进行家庭教育方面的知识传授。针对家庭中母亲与子女接触较多的现状，“知心家庭学校”开办了“现代母亲素质讲座”。金华四中的知心信箱就挂在学校通知栏旁边。同学们学习上、生活上的烦恼，对同学、老师、学校的建议等等都可以写在信上，投进知心信箱。知心信箱为每一位来信的同学保密。知心信箱的辅导老师，通过信函的形式尽快给来信的同学答复。普遍的问题，还在学校的知心报上予以解答。目前，学校收到的来信中有诉说自己感到孤单没有朋友的，有询问学习方法的，也有讨教如何与同学、老师、父母相处的等等，内容涉及学生生活的方方面面。“知心家庭学校”对每一封来信都有回信，而且由专人送到来信人手中。“知心热线”曾接到一位爸爸的来电，问该如何教育他的儿子。经询问得知这是一个单亲家庭，父母离异后，已懂事的儿子整天郁郁寡欢，觉得在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经常把自己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接热线的老师问这位父亲:“可以和您的孩子谈谈吗?您先问问儿子愿不愿意?”父亲小心翼翼地询问子，儿子慢慢地走过来，拿起话筒，辅导老师就与他商量能否与他交个朋友，与他谈谈知心话?那孩子答应了，第二天来到了“知心辅导室”，在辅导员的耐心开导下，终于揭开了多年的心结。        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在辽宁营口，在山东青岛，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建立起来，2001年将建起300所。        在金华，当我提出再去看看徐力时，我听到一个好消息:徐力已由原来的15年徒刑改判为12年，现在已经转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可是，听说徐力曾说，15年和12年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        我心里很不安。看来徐力对自己的前途尚没有信心。我想，别的少年犯会有父母去看望，而徐力呢，没有了妈妈，他更需要的是母爱。于是，我便决定推迟一天返京，去杭州看他。我要让天下的父母都相信一个事实:环境可以改变人!好的环境可以把孩子变好!阳光可以融化一个少年心头的冰雪!11月16日，我来到杭州少年管教所。在宽敞明亮的探视室里，少管所负责人说，徐力刚来半个月，但表现很好。所里组织少年犯学习时，他朗读文章，还会出板报。听了这些，我十分高兴。        一会儿，教官把徐力带来了。他剃光了头发，身穿少年犯的服装。        “你认识她吗?”教官问道。        “知心姐姐!”徐力亲切地叫着，脸上露出好看的笑容。天天都会听见有人叫我“知心姐姐”，不知怎么，今天听到徐力这样叫我，我心里的滋味却不寻常。看得出，在徐力的内心世界里，“知心姐姐”占着多么重要的位置!        我们并排坐着。我仔细端详着他:比起八个月前，他白了，也长胖、长高了，令人欣慰的是，他苍白的脸上有了红晕。“听说你减刑了，祝贺你。”我真诚地对他说。        “是的，同学们联名上书法院要求为我减刑，我爸也到处奔走为我说话，法院终于判了，减了三年。我很感动也很难过，我犯的罪，判多少年也不算多啊!”徐力低下头动情地说。我的心放下了，原来徐力所说的“15年和12年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的话，并不是出于自悲而是自责。        “这说明大家对你还抱着很大的希望啊!你要有决心重新开始!你在少管所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上午学习政治文化，下午劳动。我只要有空就学习，我叫我爸把我的书包和课本都带来了，我要好好学习，出去还要考大学。”徐力坚定地说。        “你很有志气。少管所也是一所学校，你只要珍惜大好时光，会学到好多知识。方志敏烈士生前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条件那么恶劣还写下了《可爱的中国》那样不朽的著作，因为他坚信共产主义的理想一定会实现;你现在的条件比他好得不知多少倍，又有那么多人关心你，你可不能虚度年华，要相信，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将来出去要为祖国效力，没有科学文化知识不行!再说，这也是你妈妈一生的希望……”一提到妈妈，徐力的眼睛红了，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我会努力的，知心姐姐您放心。我还让我爸带来了《红岩》、《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还借给别的人看。我还要学习外语和电脑，21世纪是高科技时代，没有本领不行!”        “有志者事竟成，你一定行!需要什么的话，你可以给我写信。”        俗话说: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12年后的徐力会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我让徐力抽空儿把他和他母亲的事情写成书，用来唤醒天下的“徐母”，也来警示天下的“徐力”。        临走，我们把事先买的毛衣、袜子、水果塞在他手里，徐力又惊又喜，连声说“谢谢”。        我和徐力并肩照了一张照片。回来洗出来看时，照片上，徐力的脸上露出了甜蜜的微笑。每每看到这张照片，我这个做母亲的心中，仿佛又多了一份对儿子的牵挂!        当新世纪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我收到徐力从少管所寄来的信。可以说，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件事。信是这样写的———知心姐姐:您好!        由于时间安排的原因，我直到现在才给您写信，我在这里先说声“对不起”，希望您能谅解我。        当我时隔半年在少管所再次见到您时，除了惊讶，更多的是激动。惊讶的是我没想到您“不辞千里”来看我这个失足少年，激动的是我终于又见到了心目中的“知心姐姐”。您在谈话中对我的开导和教育使我受益匪浅。当我得知您以我们四中为基点建立了一个“知心家庭学校”，建起了我们与父母沟通的桥梁，我的喜悦自不必说。我们终于能够找到与父母沟通的途径，通过“知心家庭学校”的建立，我们逐渐拉近了与父母的距离，虽然我没有机会深切体验，但我更能感受到这种作用。知心姐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支持这项活动，把我的亲身体验和感受告诉大家，不再酿成我这种“悲剧”。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对父母普遍存在着距离感。主要由于孩子与父母沟通的时间不多，心中的一些不悦和困惑无人倾诉。再加上现在的父母在对孩子的管束上普遍偏紧，特别是在学习上，只注重孩子的成绩和名次，不去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种过高的要求会使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心理上的畸形，这对于孩子的成长将构成严重的影响。所以我希望全世界的父母能够多关心孩子，不仅在“物质”上，更重要的是心理上的抚慰。让孩子真正拥有一个倾诉的对象，在孩子与父母之间建起一条沟通的桥梁。        我也希望孩子们能多与父母沟通，也许最初的沟通会充满苦涩，但基于父母对孩子和孩子对父母的那份深爱，沟通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圆满的。由于孩子与父母之间久未交流真实思想，要一下子面对面交谈会很难，下面我建议几种办法供大家参考:        1.给父母写一封信;        2.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        3.用自己喜欢的方法让他们阅;        4.写几篇日记;        5.诉说自己的苦恼;        6.有意放在父母可以看到的地方;        7.请老师、阿姨等你和父母都信任的人向父母说明你的状况。        上述办法的作用是引起父母对孩子的状况的了解与关注，创造孩子与父母进一步沟通的条件，请相信，当父母明白了这一切后，一定会认识到考重点高中、重点大学远不如让儿女身心健康、拥有幸福快乐更重要，而孩子卸下了沉重的包袱后，不但会心情愉快，学习也变得轻松。        我就是没找到与父母沟通的正确途径，所以才酿成今天的悲剧。我真的不想让这种悲剧重演。我希望知心姐姐能把我的切身体验告诉所有的父母和孩子，这也是我现在惟一的心愿。        知心姐姐，新年将至，我希望你们一家幸福美满，也希望所有的人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能再次看到您那慈祥和蔼的面容，更希望您能组建更多的“知心家庭”。就此搁笔。        祝家人幸福!徐力        2000年12月28日徐力的心愿，也是知心姐姐的心愿:        让所有的孩子都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让所有的家庭都成为“知心家庭”!        春节前，徐力的爸爸给我打来电话，他泣不成声地感谢“知心姐姐”两次去看望他的儿子，答应一定常去看徐力，鼓励他重新做人。        我相信，“知心风暴”一定会压倒“心灵尘暴”。当和谐的家庭气氛建立起来，当父母与孩子成为“知心朋友”之日，家庭将成为“知心的小屋”，成为“和谐”人才的培训地，而不是“沙尘暴”的发源地。        让我们期待着那一天早日到来，让“知心风暴”刮得更猛烈吧!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1)
    吴雯        在中国，上大学是多少人的梦想。无论对家长、学生还是学校，中小学长达12年的教育，归根结底目的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考上大学。然而，当成千上万的考生挥汗如雨奋力拼搏饥不择食般地从拥挤不堪的高考独木桥中挣脱，总算闯进大学的校门时，迎接他们的难道只有鲜花与欢笑吗?不!当他们如梦初醒，发现自己原本选择志愿的权利被无情剥夺、进入的大学和专业是学非所爱、对大学的陈旧的教材和平庸的教师都大失所望的时候，苦涩与无奈便不可避免。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当代中国大学生群体，你会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相反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惘……        那是个星期天，上午还一片阳光灿烂，下午却突然刮起了北风。那不知从何而来的风携着沙尘，不到一个时辰就将北京城搅得天昏地暗。我和小路约好在报社见面。这是我和小路的第二次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0年8月。        那天，一位朋友从香港来北京，晚上约了几位新知旧友在城东的一家酒楼小聚。席间，朋友的一位旧友谈起了她的儿子，说:“苦熬了十几年，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可是没读到一半他就跑出来了，连文凭也不要了。他的一个同学，以高分考进上海一所重点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只读了一年也跑出来了。还有我老同学的儿子，在北京上大学，也在闹着要退学。你说，这些年轻人是怎么了?就是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想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也得先拿到文凭啊……”在座的人听了，也都唏嘘不已。        饭吃到一半，一位高个儿、背着黑色摄影包的年轻人推门进来。        “这是我儿子小路。”他妈妈站起来给大家介绍说。梳着马尾辫，穿着大红T恤的小路，朝大家微笑着点点头。因为是母亲的老友请客，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客套，坐下来便狼吞虎咽。        分手时，小路母亲悄悄跟我说:“你是记者，也许他愿意跟你谈谈，你问问他，他是怎么想的。”这之后，我曾多次给小路打电话，都是他母亲接的。他不是在忙着拍电影就是去法语班听课或是去酒吧看电影会朋友。        不久前的一个深夜，我终于在电话那头逮着了小路。他答应和我聊聊。        18岁以前，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上大学从小学到高中，我一直都是好学生，虽然初中毕业以几分之差没考上重点高中，但是高中三年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那些年，我满脑子就想着一件事:一定要考上大学。我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他们不像我有些同学的父母那样将考大学挂在嘴边上，但是他们每一点细致入微的关怀，每一句殷殷叮嘱的话语，都能使我感觉到那份沉甸甸的期望。我还有一位姐姐，她在国内读了大学后，又留学日本，每逢谈起她，爸爸妈妈总流露出掩饰不住的骄傲。那时，姐姐就是我的榜样，姐姐走的路似乎也是我应该走的路。后来我才明白，不管我和我的同龄人愿不愿意，上大学，这似乎是一条规定好了的路，在我们前面，已有无数师哥师姐从这条路上走过;在我们后面，还将有无数的师弟师妹从这条路上走过。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告诉我们，你们人生的路只有一条，这就是考大学。        为了考上大学，虽然我没有头悬梁锥刺股，学习也算是刻苦的。我不喜欢英语课，可是为了高考不拉分，我不得不硬着头皮背单词，记句型，那些日子背单词我背得昏天黑地。虽然下了这样的苦功夫，后来进了大学，我对英语也没热爱起来。上课时，我不得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因为老师告诉我们，只有跟着他走，才能考上大学。        记得上高中时，一次，语文老师让我们给一篇课文分段，并写出段落大意和课文的中心思想。我向来就对这种划分段落、总结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的作业很反感。一篇好文章，一千个人阅读，会有一千种不同的理解和感悟，怎么可能只有一种答案。况且，划分段落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怎么可能只有一种划分。那次，我的作业得了低分。老师在课堂上严肃地说，有不同的看法可以保留，但是考试时，必须按标准答案答题。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随心所欲地答题了。因为我知道，如果随心所欲下去，我也许就考不上大学。        还有一次，化学老师给我们布置课堂练习。我做错了一道题，是因为粗心大意，而不是不会做。老师将我狠狠训了一顿，罚我回家后做100道化学题。那天晚上，我做题一直做到凌晨。心里虽然百般委屈，却不敢说半个“不”字。如果当时不是一心想上大学，我一定受不了这份委屈。        上小学三年级时，我爱上了摄影。开始，也就是拍拍风景照、人物照。后来，我进行了一种尝试，就是将正活动着的人或动物拍成一组，有点像动画片。我将这种反映连续动作的照片给同学看，同学说，你这拍得有点像电影。我一下子很振奋，觉得拍电影也许并不是什么难事。虽然当时的想法很幼稚，但是后来我知道了，我的兴趣和爱好其实早在小学时就开始潜伏在身上，只是为了考大学我闭目不见而已。因为上大学与玩摄影比起来，前者似乎实惠得多。但是，上高一时，我又一次产生了搞摄影的冲动。一天，我无意间看到了一篇报道，说由于城市建设，北京的胡同正在逐渐消失。我产生了一个冲动，我想去拍胡同，去将那些正在逐渐消失的胡同拍下来，留下一份史照。那年的寒暑假，做完作业，我就背着相机、骑着自行车出去，见胡同就钻，拍完了，还找那些爷爷奶奶或大伯大妈们打听胡同的起源和历史，记下了不少资料。一直到上高二，寒暑假时，我还骑自行车出去拍照。那时候，我陆陆续续已经拍下了几十条胡同。可是到了高三，一日重似一日的学习压力终于使我不得不中断了拍摄计划。        为了考上大学，我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那是我对自己内心欲望的一次妥协。后来我才明白，那种欲望并不是我自己的，它是外界强加给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过:上大学以后呢?以后的路怎么走?回想初中到高中那六年，其实是糊里糊涂过来的。我从来就没有问过自己将来想干什么，从来没有真正审视过自己。因为在那时，上大学似乎已成为我的终极目标。        这种随波逐流，在我填报大学志愿时又可略见一斑。1997年，我参加了高考，总分超过了重点大学本科录取分数线。填报学校和专业时，虽然我很想上电影学院，可是听说电影学院不是重点大学便犹豫了，觉得亏了。父母建议我报考上海一所重点大学。母亲是上海人，对上海怀有一份特殊感情，我也很喜欢上海这座城市，于是，学校很快就敲定了。父母问我想学什么专业，我将那所大学所有的专业都看了一遍，似乎没什么感兴趣的，后来觉得自己化学还可以，就胡乱填报了“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当时我的感觉，就好像一场马拉松比赛终于跑到了终点，我只知道自己是胜利者，其他我就不关心了。        进了大学才发现我犯了一个错误，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刚进大学时有一阵子兴奋和新鲜。可不到一个月，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沮丧、失望、苦闷和彷徨。因为我发现，所学的并不是自己所热爱的。我对“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压根儿就没兴趣。这时我才知道，当初一个轻率的选择已铸成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我为自己错误的选择懊悔。但是，我已没有改正的机会，学校不允许转系换专业。最初，我也曾试图说服自己学一行爱一行，也曾尝试着进入学习状态，但是，我最终不能说服自己，如果学了一辈子、干了一辈子，也不爱这一行怎么办?我为这个假设的结果不寒而栗。        不热爱自己所学的专业，也就没有了学习的热情和动力。第一个学期，我算是硬着头皮撑过来了，各门功课勉强及格。可是到了第二个学期，我再也打不起精神去听课了，同学去上课，我就躲在宿舍里读自己喜欢的书。我还开始写诗，不是为了发表，也不是想当诗人，而是宣泄内心的苦闷。        那段时间我很彷徨，我不知道脚下的路该怎么走。如果就此放弃，寒窗十几年的努力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放弃，学一门自己不喜欢的专业是一种痛苦，也许会是终生痛苦。就在这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计算机系一年级的S君（请原谅我不说出他的名字）。S君来自青岛，虽然他学的专业令许多人羡慕，可他自己并不喜欢，他喜欢的是音乐，他收藏了一千多张CD，书桌抽屉里、放衣服的箱子里、纸盒子里装的全是CD。自从进了大学，S君就很少去听课，不是躺在床上听CD，就是趴在桌子上写词作曲。大一上学期，他每门功课都亮了红灯。我没有问过S君，他为什么要读自己不喜欢的专业，也许是父母武断的决定，也许是阴差阳错的无奈，也许是像我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因为在我的同学中，不少人就是这样进来的。        如果在大学生中作一个“你所学的专业是你喜欢的吗”的调查，我敢肯定，起码有一半人会答“不是”。因为当初，大多数人都将考上大学作为底线，而并非将志趣和爱好作为底线，不管是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会有人为了能上大学而做出无奈的选择。        如果这个调查结果成立，该是一件多么可怕而又不幸的事啊，也就是说，大学生中有一半人是在学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不知有没有人对大学生的就业去向进行过追踪调查，他们中有多少人是在干本行?如果学了四年又干别的去了，对于个人来说，辛辛苦苦拿到的文凭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可是对于教育资源本就短缺的国家来说，却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当然，我是进了大学以后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是进了大学以后才知道，真正理想的专业是建立在个人兴趣、爱好基础上的，只有那样，学习才是一件快乐的事。可是，我已悔之晚矣。        认识S君后，我们常在一起唱歌、弹吉它、聊天，也倾诉各自心里的苦闷。我们觉得，仅仅为了一张文凭在学校混下去，是浪费生命，不如离开学校去做自己感兴趣的、喜欢做的事。到那个时候我已经明白了，我之所以对所学的专业提不起兴趣，是因为那个在儿时就潜伏着的梦苏醒了———摄影才是我最喜欢最热爱的。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2)
    1998年5月，我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态度坚决地提出要退学，并谈了退学的种种理由，我说，我不愿将生命耗费在我不感兴趣的学习上。我不知道我的信给父母带来怎样的震惊和不安。几天后，母亲从北京赶到上海。我以为母亲一定会严厉地训斥我、数落我，没想到，她见到我后平静地说，你不喜欢现在的专业，我跟你爸都能理解，但是，你不能不上大学。那天晚上，我和母亲在学校旁边的林阴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交谈，母亲讲了许多鼓励我继续上大学的话。她说，这个社会是一个重文凭重学历的社会，没有大学文凭你将如何在社会立足?她说，我不反对你以后去干自己感兴趣的事，但是必须先拿到文凭，即使以后不干这一行了，有个大学文凭，出去的身份是大学生而不是其他。最后，母亲答应让我转校，改学文科专业。从不求人的父母，几乎动用了他们所有的关系，上海另一所重点大学终于同意让我转到该校广告专业。虽然这并不是我喜欢的专业，但我不忍心伤害四处为我奔走的父亲和母亲。        1998年9月，我作为该校98级新生入校学习。既然结论有了，还是惟一的，还用得着学吗刚进校我就打定了主意，好歹将四年学完，拿到本科文凭后再去干自己喜欢干的。        没想到，不到一年我就坚持不下去了。我的失望是从哲学课开始的。我对哲学一直怀有好感，如果没有哲学家，人类也许还在黑暗中摸索。可是学校开的哲学课却让人失望。单一、陈旧的教材，死板、僵化、照本宣科的教学，使这门课变得索然无味。        哲学本是引发人思考的学问，本是思想火花的撞击，可是我们的哲学教材却已经将自认为正确的观点和结论告诉你了，不管你同不同意，你只能接受这样一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考试时，你的回答也只能是这种现成的观点和结论，只能是一种标准答案。往往在考试前，老师就告诉我们哪些是重点，哪些内容应该背记，让我们在教材上划出来。没有谁敢斗胆将自己的观点和结论交上去，除非你不在乎那门课的学分。所以，就是一个学期不去听课，只要考前背几个晚上也一定能过。既然别人已经代替我思考了，我还需要思想吗?这样的哲学课培养的只会是思想的懒汉和惟命是从的思想奴隶。        这个世界一刻也没停止过思考，每一个时代都有以思考为职业的哲学家。从古希腊哲学到现代哲学，从泰勒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笛卡尔、休谟、康德到20世纪分析哲学家群体，在浩瀚无边的思想海洋里该有多少智慧的浪花，可是我们的哲学课却视而不见。这样的哲学课只会使我们成为井底之蛙，使思想神经萎缩。        大一上学期临近期末考试时，老师让我们写一篇论文，我写的题目是“哲学的末路”，探讨的是哲学的危机和困境。几天后，老师找我谈话，说:“你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最后评价你的还是考试，如果考试时你这样答题肯定不行。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观点，但是答题时，你必须按标准答案做。”当时我心里就很悲哀，不知是为老师，还是为自己。既然结论和观点都是现成的，而且还被规定为是惟一的，还用得着我去学吗，还用得着我去思考吗?记得哲学家康德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不应该被作为手段，不应被作为一部机器上的齿轮。人是有自我目的的，他是自主、自律、自觉、自立的，是由他自己来引导内心，是出于自身的理智并按自身的意义来行动的。”        而我们的哲学课，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教我们如何去思考，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培养我们具有批评性思考的能力，而是用统一的思想和观点、统一的训练手段，让我们在强大的社会机器上做一个特定的垫片或铆钉。这样的哲学课不听也罢。从那以后，哲学课我基本上不去听了。        这一切都让我失望，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英国人纽曼说:“大学不是诗人的生地，但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激起年轻人的一些诗心的回荡、一些对人类问题的思索，那么，这所大学之缺少感染力是无可置疑的。”        而我们的大学，大多都是缺少感染力的大学，她既难以激起我们诗心的回荡，也难以引发我们对人类问题的思索。她像一座庞大的专业工厂，在一条巨大的生产线上，怀着热情和梦想的年轻人被整齐地打造成同型、同质的产品。        大一下学期开了现代诗歌课。这本是我很喜欢的一门课，可是听了几课后，我再也不想去听了。        记得有一次，老师讲冯至的诗。冯至的爱情诗我读过一些，特别是他的十四行诗，他的诗一般比较柔婉并略含感伤，我还记得那首“我是一条小河/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你无心把你彩霞般的影儿/投入我软软的柔波……”有着不同心情、不同经历和故事的人读这首诗时会有不同的感受和心灵体验。可是老师在讲冯至的诗时，却大谈冯至在写这首诗时是如何如何想的，他为什么会这么想。诗人当时想了什么，谁知道啊，更别说诗人当时为什么要这么想了。也许诗人心仪一位姑娘，却不知道姑娘是否也心仪于他，为此而苦恼;也许这是一种拟人写法，暗喻的也许是诗人萦绕于心的另一种情愫。谁能说得清呢，除非诗人自己来说明。更要命的是，考试时你还必须按老师的要求回答问题，给冯至加上莫须有的想法，还莫须有地编造一堆他为什么这么想的理由。        那个学期还开了现代文学课。这门课应该是能讲得很生动的一门课。可是老师讲起来却味同嚼蜡。听课的后果是，失去了看这些作品的兴趣。        教育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可是我没有那种被摇动的感觉，也没有被推动的感觉，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        当然，也不是每门课都讲得不好。大二上学期开的广告创意课就讲得不错。讲这门课的老师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广告人，他讲课的方法是一种聊天式。他会用他智慧的火花撞击你，让你与他一起互动。他会用一种既轻松而又充满睿智的语言激活你，使你不知不觉地张开幻想的翅膀。但是，这样的老师在大学里确实太少了。这一切都让我失望，我想，这就是我十几年寒窗苦读梦寐以求的大学吗?我来这里求知，可是我又学到了什么呢?有的老师十几年讲一本教材，有的专业甚至还在使用六七十年代出版的课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技术的升级更新，已经在以“月”和“日”计，可是我们使用的计算机教材还是90年代初的版本。        失望还来自周围的环境。我有一位同学，每天都过着机械、刻板的生活，专业课不怎么上心，却拼命在学外语。我问他学了外语以后干什么，他回答说:“出国。”我又问:“你出国以后干什么?”他一脸茫然。在大学里，像这样的同学为数不少。还有一些同学终日无所事事，经常逃课到校外泡网吧，在网上聊天玩游戏，因为他们太空虚太无聊。        到了大二上学期，爱好音乐的S君已义无反顾地退学回了青岛，快乐地做着自己想做的事。那些日子，我一次次问自己，仅仅为了一张文凭付出四年时光值得吗?虽然一百次一千次地认为不值得，但是我怕又一次伤了父母的心，所以一直迟迟不能下决心。也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老师将经常旷课的学生名单交到了学校，那上面就有我。有关领导找我们谈话，让写个检查保证以后不旷课。其他同学都写了，只有我没有写。我想，我该下决心了，如果再拖下去，也许我会失去今天的激情。        2000年2月，我去学校办了退学手续。        离开大学后我活得充实和快乐，父亲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感谢我的父母，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我退学的事实，使我没有太大的心理负担和压力。        他们每个月给我200元零花钱，他们说，这条路是你自己选择的，希望你走好。我将父母每个月给我的200元钱几乎都花在买影碟上，我常常通宵达旦地泡在影碟机前，大半年时间，我就看了四五百部中外影片，一些优秀的大片和艺术片我反复看，分析和研究各种镜头的运用。        除了看电影，其他的时间几乎都放在阅读有关电影摄像、电影导演的书籍上。一位朋友告诉我，北京电影学院后面有一家黄亭子酒吧，每周六、周日放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大都是一些电影爱好者。从这以后，黄亭子酒吧成了我每个星期必去的地方。在那里，不但能看到在电影院难以看到的欧洲艺术片、亚洲的新电影，还能看到很多独立电影、纪录片、留学生短片、“实践社”社员的DV作品。“实践社”是一个由喜欢看电影和拍电影的年轻人组成的民间组织。        去年四月，我随父母去日本探亲带回了一台小型数码摄像机。拿着这台摄像机，我急不可奈地开始了尝试，急不可奈地要将自己的电影理念用镜头语言表达出来。我的处女作是一部实验片。讲的是两个年轻人甲和乙的故事。甲在一家机关上班，每天都过着机械、呆板却很平稳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似乎将甲变成了一个中规中矩、四平八稳的人。乙是做音乐的，喝酒、打架，有点玩世不恭。可是这两个有着不同生活背景、不同性格的人，内心却有着几乎相同的苦闷和压抑。我将两个人同时表现在一个画面上，屏幕一分为二，这一半讲这个人的故事，那一半讲那个人的故事。拍完素材给圈内人看，有人说看了很新奇很震撼。        去年国庆节，我一天都没休息，日夜赶拍一部新影片，片名叫《试探或恋爱的魅力》。剧本写的是一个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的故事。通过一对青年在恋爱中相互躲藏又相互寻找，表达了人们对于爱情不可把握的困惑。影片中，我采用双镜头相叠的手法，强烈地营造出一个或虚或实的意境。白天，我背着摄像机乘公共汽车从一个外景点赶到另一个外景点，晚上进行剪辑，常常忙到天亮才回家。片子拍完后，我们拿到北大、清华和三味书屋放映，受到欢迎，网上还出现了评论文章。        前不久，我与一位朋友合拍的短片《明天》，获得了“三星”数码专题片优秀奖。这个短片还被推荐参加纽约短片节，最近，我们已得到了入围通知。        最近，我又构思了一个短片，正在筹备拍摄。这是一个看起来有点荒诞的故事。一位疲惫的男人，推开一扇熟悉的门，他发现那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又推开了一扇熟悉的门，发现仍不是他要去的地方。他执著地推开一扇又一扇熟悉的门，最后发现自己站在车水马龙、人声鼎沸的大街上。我是想通过这个片子说点什么。其实我们的生活常常充满了这种荒诞。比如说，我苦读了12年就是为了能考上大学，可是进了大学后却发现，那不是我想像的大学，我走进了一个让我陌生的莫名其妙的地方。        这一年，我是在忙忙碌碌中度过的，可是却过得充实和快乐，每一次创作的过程都是一次神秘的游历，充满了探索、困惑和喜悦。那天，父亲笑着说，他最欣赏的是这一年里的我。其实，在这22年的人生中，我最欣赏的也是这一年里的自己。        说到这里，小路舒心地笑了。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3)
    窗外，风已经停了，一缕夕阳正奋力穿过云层，似乎要给这个灰蒙蒙的下午抹一笔亮色。        小路说他的朋友里，有不少是像他一样逃出大学的。他说前不久那个跟他一起逃出大学的S君到北京来了，他带着S君几乎跑遍了北京城里所有的音像店，S君喜滋滋地买了一大堆CD、VCD，直到兜里只剩下返程的车票钱才罢手。临走时，S君对他说:“我也许不会成功，但是我很快乐，这就足够了。”        我送小路出门时，他告诉我，他正在法语培训中心学习法语。他说:“我想去欧洲学习电影摄影或电影导演，但是我一定会回来，因为，我想拍的东西是中国的。”当我在“服从调剂”一栏上签字后，我就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利与王姗见面的那天，太阳像个火球挂在天上，空气燥热得彷佛一点就着。路边的树上，那些往日爱扯着嗓子嘶叫的蝉儿也热得失了声。        我和王姗相约在学院路附近的一家酒吧见面。        这次见面缘于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我为何逃出大学》，在那篇文章里，我讲述了小路的故事。稿子见报的当天我就接到了十几个电话，他们中，有在校的大学生，也有已走出大学的年轻人。有向我诉说不喜欢所学专业的苦恼和茫然无措的彷徨，有的向我抱怨大学里生活乏味、教材乏味、教师乏味。也有的向我打听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年轻人的电话及通信地址，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勇敢者，做出了他们想作而不敢作的选择，走了一条他们想走而不敢走的路。在这之后的一段日子里，我不断接到类似的电话，并收到了一摞来自四面八方的信。        王姗没有给我打电话，她的信也姗姗来迟。收到她写给我的信时，距离发表那篇文章已经一个多月了。那是一封字迹娟秀的信。信很简短，却一下抓住了我的心:        我是一名大二学生，提笔给您写这封信之前，我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        在世人眼里，在父母和亲友的眼里，我是一个幸运儿，我考上了我一直希望考上的这所名牌大学。可是两年来，我无时无刻不生活在痛苦中，因为我不喜欢我现在所学的专业，一点也不喜欢。开始，我也想培养自己对这门专业的兴趣，希望自己能喜欢上它，结果发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是，我每天仍必须面对这些令我憎恶的面孔:一本本教材和讲这些教材的老师。痛苦中，我选择了逃课，选择了沉沦，选择了玩世不恭，可是在我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声音总在向我呼唤，你不能这样，你不能就这样毁了自己。我知道，如果这样下去，我也许连文凭也拿不到，即使拿到了文凭，走出大学校园的我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又如何在社会立足?写到这里，我的心又沉入了黑暗……        我很佩服那位逃出了大学的大学生，我也曾无数次地想逃出去，但是面对父母期望的目光，面对校园外那个复杂多变的社会，我缺乏像他那样的勇气和胆量。我正站在十字路口，很迷茫，也很恐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后面的两年时间如何度过。        给您写信，我并没有期望能得到您的回信，我只是想倾诉，因为我心里实在太压抑，太痛苦。您知道我的理想是什么吗?告诉您吧，就是想当一名像您那样的记者。谢谢您抽出宝贵的时间看这封信。        我的呼机号是:191××××××××苦恼的叶子        第二天，我试着拨出了那个呼机号，并留下了我的名字和电话。没想到一会儿她就给我来电话了:“您好，我是叶子。”“叶子，我看了你的信，知道你很苦恼，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跟我聊聊。”        她在电话那端沉默了一会儿后说:“可以，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如果您要写文章，请不要写我们学校的名字好吗?”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我正准备放下电话，她说:“我不叫叶子，我叫王姗。”        见面地点是王姗定的，那里离她学校不远。当我裹着一股热浪走进那间酒吧时，发现靠窗的一张小桌旁已坐着一位女孩儿，虽然她背对着门，但我猜想那一定就是王姗了。我径直走到那张小桌旁。女孩儿站起来笑了笑，说:“您是吴老师吧，我是王姗。”        面前的王姗，高挑个儿，肤色白皙，细眯眯的眼睛，笑起来像一弯月亮，很温柔，很妩媚。可是那天下午，我只见她笑过一次。        我们的交谈开始有点滞涩，后来才渐渐流畅起来———在父母眼里，我是个乖女孩儿。因为从小到大，我几乎没让他们操过心。上小学时，我是老师宠爱、同学羡慕嫉妒的好学生，小学毕业那年，一所省级重点中学招生，我轻轻松松地就考上了。        那时，我的理想是多彩的，也是多变的。上初一时认为医生救死扶伤很伟大，穿上白大褂也很神气，便想当医生。初二那年迷上了刘德华，成了追星族，又想做一夜成名的歌星。        初三时，读了夏绿蒂姐妹的《简爱》和《呼啸山庄》，便一心想当作家。一直到高一下学期我的理想才算定型。        那个学期开学不久，班上组织了一次班会，题目是“新闻幕后的故事”，前来讲故事的是一位很有名的女记者。我一下子就被她吸引住了，她所讲的那些亲身经历的故事，更是让我激动不已。我喜欢那种每天都有激情撞击的生活，喜欢那种具有冒险性和挑战性的工作。我讨厌四平八稳、按部就班，更讨厌死水一潭的生活。如果说过去的我，理想是孩子气的，是模糊的、摇摆不定的，那么，那天下午，那位女记者就像一支火把，照亮了我理想的隧道，我第一次严肃地思考理想和未来这个重大的问题，第一次清晰地知道自己真正喜欢的是什么，热爱的是什么，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在那天下午，我将做一名记者的理想装进了心里。参加高考那年，我所在的省实行考前填报志愿。有人说高考靠实力，填志愿靠运气，因为即使考出了高分，如果志愿没填好，兴许也会落榜。每年都会有一些因志愿没填好而落榜的倒霉蛋为此而痛不欲生。所以，也有人说填报志愿是赌博，敢赌的人，要么赢得莫名其妙，要么输得精光。就好比扔手中的骰子，抛出去是六点还是一点，全凭运气。说到这里，王姗一脸苦笑。        考后填报志愿，仍有如此大的风险，考前填报志愿，风险就更大了。我们填报志愿的时间是6月15日～16日。那两天，父亲、母亲和我将1996年～1998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在省招生录取统计资料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报考我现在所在的这所大学。这是一所我心仪已久的大学，它的新闻专业也是在全国叫得响的。        我之所以敢报这所竞争性很强的大学，是因为我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在那所重点中学里，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在年级前20名。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新闻，后面几个志愿分别是汉语言文学、社会学等。总之，都是文科类专业。志愿表上，有“是否愿意服从调剂”一栏。我犹豫了，久久不敢下笔。因为在此之前，我听到了太多的带有悲剧性的故事。不喜欢学地理的被调剂到地理专业，不喜欢学数学的进了数学系，喜欢学生物的被调剂到机械制造系，喜欢法学专业的被调剂去学中国革命史。可是我父亲坚持认为，应填上“愿意服从调剂”，应该给自己多留一条后路，这样就会多一份被录取的希望。他说，假如你前几个志愿都未被录取，如果不愿服从调剂，你的档案也许马上就会被抛给第二批院校，这就等于你与重点大学无缘。        父亲的话不无道理，可是我仍很犹豫。填报志愿的截止时间是16日下午6点。6点钟，在向老师交志愿表的最后一刻，我咬咬牙填上了“愿意服从调剂”几个字。那时我心存侥幸，觉得那倒霉的事不会在我身上发生。可是没想到，这种倒霉的事还真的在我身上发生了。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天是7月24日，当查分热线报出我的成绩是615分的时候，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虽然我的成绩比第一批文科重点院校最低录取分数线要高出几十分，但是我所报考的这所大学在省里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却一直徘徊在610分左右。8月18日，我终于收到了录取通知书，录取我的学校正是我填报的学校。可是，我还没来得及高兴，马上就跌入了失望的深渊，因为我看到在录取专业一行写着:图书馆系。我的头一下就大了，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怎么可能，录取我的怎么会是图书馆系?虽然在那段等待的日子里，我也曾作过种种不好的假设，比如，如果不被新闻系录取，也许会去中文系;如果中文系不被录取，也许会去社会学系;可是从就没想到过会去与我的爱好风马牛不相及的图书馆系。这时我才痛心疾首地认识到，我填写了“服从调剂”，就等于交出了自己的意愿，交出了自己的理想，交出了自己选择的权力。填写了“服从调剂”，就不得不接受任人摆布的命运。我的心被一种深深的失望笼罩着。当我的老师、同学和亲友兴奋地向我表示祝贺时，我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父亲和母亲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也知道我想当一名记者，所以接到录取通知后他们也有一点遗憾，但是他们仍然很兴奋、很激动，因为他们的女儿考上的毕竟是一所令许多人都羡慕不已的重点大学。        父母他们看重的也许是面子，是我给他们带来的骄傲，因为人们问起来，总会说“你女儿考进了哪所大学?”却很少有人问“学什么专业”，何况，图书馆专业和新闻专业也没有高低之分。没有人会关心你的兴趣、你的爱好，没有人会关心你的理想。在千军万马仍在挤独木桥的现实中，能考上大学已是幸运了，能考上重点大学就更是幸运中的幸运。当大多数人还在以能上大学为第一目标时，个人的兴趣、爱好、理想便成了一种很奢侈的东西。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扼杀了多少人的梦想，埋没了多少人的兴趣和爱好啊!        拿到录取通知书虽然很失望，但是那时候，我仍抱有一丝幻想，因为我听别人说，有些学校允许学生入学后调换专业。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去学校报到的第一天，我就四处向人打听转系的事。结果是令人失望的。虽然学校允许学生转系，但却有严格的规定，最关键的一条是，你想去的那个系具有扩容的空间。那一年，是大学实行扩大招生的第一年，全国招生计划一下就增加了30万，在校舍、教师、学生宿舍基本都没增加的情况下，一下就多招进了30万大学生，几乎每所学校都喊挤。新闻系的招生人数已大大超过了计划数，由于招生人数多于往年，已经没有扩容空间。转系的希望破灭了，我的情绪更是一落千丈，我甚至后悔不该来报到，后悔没有回校复读第二年再考。但是，如果我真的不来报到，真的回校复读，一定会有不少人说我有病，考上了重点大学不去上，而要回校复读，说什么他们也不能理解。        也许是我在电话中无意间透露了我的消沉和失望，父亲给我写来了长长的信，满纸的担忧和勉励。他一遍又一遍地叮嘱我，一定要学一行爱一行，他告诉我，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既然现实已经无法改变，我就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像父亲告诫的那样，学一行爱一行。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4)
    在中学，我一直都是一个很勤奋的学生，因为，那时候有一面理想的旗帜在前方不远处高高地飘扬着。每当我在茫茫题海里游得累了、困了，我就会抬头看看那面旗帜，它像一剂解乏治困的药，让我又重新兴奋起来，拼命地游起来。每当我不堪忍受高三那地狱般的生活时，我就会看看那面旗帜，它让我有了忍耐的勇气和力量。        可是进了大学，我没有了理想的旗帜，一切都变得不堪忍受起来。我记得进大学后的第一节课是政治课。那位头发已经有点花白的老师站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得唇干舌燥，并在黑板上写满了板书，可是我看见教室里几乎有三分之一的人在睡觉和看别的书，可老师似乎没看见，他目中无人地自说自听。我当时的感觉是，那位老师也许认为讲课是他的一项任务，他只是将他应该讲的内容讲完，至于学生愿不愿听，在不在听，他并不在乎。这样的政治课听得索然无味。后来，每次上政治课我都带一本书去看，有时是小说，有时是随便抓到手的一本杂志。进了大学没多久我就发现，这里与中学似乎并没有多大区别，还是在搞应试教育那一套，教师还是满堂灌，学生还是埋头刷刷地记笔记，考试还是考背功，谁能背，谁就能得高分。        前不久，我在西单图书大厦看到一本书，是一位北大毕业生写的，他在文章中将目前仍未摆脱应试教育的大学生活，称为“后中学时代”。我觉得他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的大学生活其实是中学生活的延续，如果说有什么改变的话，是我们不需每天都面对一板正经地教训我们的老师，不需每天面对那几张每天都是相同的老师的脸，大学里的老师上完课夹着讲义就走了，有的恐怕连他的学生姓甚名谁都知道得不全。        虽然我努力想学一行爱一行，但是我的理智总在排斥那些我不喜欢的、也不感兴趣的课程。由于不喜欢，也就没有学习的热情，书里的文字读起来味同嚼蜡，那些概念、定义更是让人觉得面目可憎。所以，每摊开课本，我要么是不由自主地犯困、昏昏欲睡，要么是手里捧着书，灵魂却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对我来说，学习成了一种痛苦的事，成了一种折磨。我无比绝望地发现，无论我怎么努力，我仍不能爱上这门专业。我第一次逃课，是大一下学期。        在这之前，我已有很长时间没有认真听课了。因为大一上学期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每次上课，总有一些同学早早地就去了教室，他们提前去不为别的，为的是抢占教室最后一排座位，因为那是与老师距离最远、最不容易被老师关注的地方，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看其他的书或睡觉。        同学中，有人经过长期细心观察和研究得出结论，课堂上，老师重点关注的范围是前三排。他们将前三排称作“死亡地带”。虽然“研究者”提供不了极具说服力的理论根据，但据我细心观察，发现所言极是，老师的目光确实很少落到坐在三排以后的同学身上。发现了这个秘密后，我也成了一名后排座位的积极争夺者。每次上课，我都提前去教室，进去后就直奔最后一排最偏的一个角落，那是全教室里的最佳位置，因而也是争夺进行得最激烈的地方。如果抢不到最后一排，我就抢倒数第二排，总之，决不悲惨地落入“死亡地带”。躲在老师看不到或习惯不看的角落，我打发着无聊的、漫长的时间，有时看小说，有时戴上耳塞听音乐，有时什么都不干，呆呆地看窗外呆滞不变的风景。        在抢占后排座位的争夺战中，我和一些竞争对手竟成了朋友。跟他们聊得深了，我发现，这些抢占后排座位、不认真听课的同学大都是因为对这些课不感兴趣，有的是压根儿就不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像我一样阴差阳错地进对了大门，却进错了小门。有的是对某一门或某几门课不感兴趣，所以不想听课。他们中，有一位来自陕西的同学，叫冬冬。冬冬是他在网上的名字。        认识冬冬，是在上大公共课的时候。大公共课在阶梯教室上，听课的除了我们图书馆系，还有其他系的同学。每次上大公共课，总是逃课率最高的时候，因为人多，老师一般不点名，就是点名，请同学代为应答也能蒙混过关，上大课的老师是分辨不出真假李逵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逃课的胆量，虽然身在曹营心在汉，但是每堂课还是会去。那天的课是在下午，知道是上大公共课，抢占后排的同学多，我便提前了十几分钟去教室，当我直奔后排最右边的座位时，发现那里已有人捷足先登了。捷足先登者是一个男生，塞着耳塞正很沉醉地听着音乐。我便退而求次之，在他旁边的位置上坐下，拿出一本书看起来，是刚出炉的林白的《玻璃虫》。        过了一会儿，同学陆陆续续都进来了，老师也夹着讲义上了讲台，坐在我旁边的男生仍旁若无人地听着音乐。也许是要倒带，他拔下了耳塞，见我在看书没听课，他悄悄问了一句:“喂，你是哪个系的?”我和冬冬就这样认识了。        冬冬学的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我羡慕地说:“你真幸福啊，念中文多好。”        “好什么好，好个屁!”没想到冬冬的脸竟一下涨得通红。后来我才知道，冬冬的兴趣和爱好是搞音乐，我还知道他是复读生。1998年，冬冬报考了中央音乐学院，结果没考上。复读了一年后，他还是想再次报考中央音乐学院，可是他的父母坚决不同意，他们本就不赞成他搞音乐，见考了一年没考上，就更不让他报了。结果，填写志愿表时，他和父母之间发生了冲突，父母要他填报文理兼收的经济学专业，他执意要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父母后来以不给他提供学费、生活费相威胁。他妥协了，但是妥协的同时他提出一个条件，他可以不报考中央音乐学院，但是他也不报考经济学专业，因为，他对经济学一点兴趣都没有，看见数字头就大了。妥协的结果是他报考了汉语言文学专业。        我和冬冬同病相怜。我们常在一起聊天、听音乐，有时也一起去附近的一家迪厅疯狂地宣泄一番。我和冬冬像情侣一样形影相随。但是我知道这不是爱情，冬冬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从来就没对我说过“我爱你”。他总是说:“你很可爱。”我们在一起，是因为我需要他，他也需要我。因为我们都很孤独，都很无助。我们需要刺激，我们害怕单调乏味的生活会使我们的生命窒息，会使我们的青春过早地凋谢。我开始跟冬冬一起逃课。不过，我逃得很巧妙，尽量不让老师发现。我们逃课后，有时躲在宿舍听音乐，有时去北大东门的“雕刻时光”酒吧和北大西门的EveryDay酒吧看电影。在那里看电影的都是一些“新新人类”和电影发烧友，也有不少逃课的大学生。可是每次逃了课后，我总会有一种深深的犯罪感，还有一种对父母的愧疚感。特别是每次去邮局领家里给我寄来的生活费时，我就很自责，觉得自己愧对那份寄托着父母希望的汇款。爸爸和妈妈一直为我骄傲，如果他们知道了这一切，知道我这样消沉，这样自暴自弃，他们一定很伤心很失望。        我也曾一次次地想振作起来，可我就是打不起精神，翻开课本我就心烦意乱地看不进去。每次临到考试，我就借同学的笔记临时抱佛脚地背它个昏天黑地，居然也能每次混及格。        可是这个学期的期末考试我就没这么幸运，有一门课亮了红灯。得知有一门课不及格的那天晚上，我哭了一整夜，不是自责，也不是懊悔，而是很迷茫，很害怕，很绝望。我也曾想过逃出大学，与其这样混日子，真不如一走了之，出去后，再重新走一条自己愿意走的路。可是，我始终缺少这样的勇气，也缺少这样的胆量。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回去后，我如何面对父母，面对亲友，面对我的老师和同学?如果我放弃了上大学，在这个重文凭的社会，我是否真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些问题，日日夜夜在我的脑海里翻腾着，令我痛苦万分。我越来越感觉到生活的无聊和乏味，却找不到改变这种生活的契机。我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正在滑向深渊，却找不到拯救自己的办法。        时间正在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似乎能听到时间流动的哗哗声，我很心痛，却又无奈。有时，我真想放纵自己，让灵魂已经麻木的肉体随波逐流。有时，我真想就此沉沦下去，任由命运之舟推到哪里算哪里。但是，在我内心深处，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着:你还年轻，你不能就这样自暴自弃。        如今，我正站在一个充满分岔的路口，不知道哪一条是归属自己双脚的路。        王姗将目光茫然地投向窗外。        窗外，那轮像火一样燃烧的太阳已经下山了，炙人的热浪正一步一步退去，一辆洒水车播着悠扬的乐曲、喷射着水花从窗前开过。街灯开始一盏一盏地亮了，酒吧也渐渐失去了午后的宁静。我不知道该对王姗说什么。有人估计，目前在校大学生中，可能有40%的人在学习自己不感兴趣的专业。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是一个令人触目惊心的数字!也是一个不能不引人深思的数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有40%的大学生不是在快乐地学习，而是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当一个人痛苦、无奈地学习时，这种学习就很难是智慧的学习，很难是创造性的学习。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视学习为快乐时，他智慧的源泉才会被发掘，他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活。“志愿”是什么，它是一个人喜欢的、感兴趣的、愿意去学习的知识领域，是一个人向社会公开表明的志向和愿望。它应该首先得到尊重和保护。学校要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志愿，父母也同样应该尊重和保护孩子的志愿。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学生的“志愿”常常被学校移植或嫁接，常常被父母的意志所左右。        2001年6月2日，北京市高校招生咨询会在地坛公园举行。不到九点钟，咨询现场已是摩肩接踵，人声鼎沸。一个个扯着横幅、摆放着宣传板的大专院校咨询点被围得水泄不通。在现场采访的我，惊讶地发现，前来咨询的大都是学生家长，而作为当事人的学生，却少有光顾者。        父母们汗流浃背地挤进一个咨询点问了情况，买下资料，又挤进另一个咨询点打听情况，买下资料。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咨询点，四十多岁的李先生好不容易挤到咨询台前，他向负责咨询的老师打听该校经济学专业去年理科录取分数线，然后又仔细询问该专业开设的课程，一一作了记录后，将装着资料的袋子举过头顶从人缝里挤出来。        我问他，孩子怎么没来。他笑着说:“我怕耽误他复习，没让他来。”        我说:“孩子自己不来了解各个学校的情况，怎么作决定?”他说:“嗨，让他操那份心干啥?你看，我拿了这么多资料，就是为了回去后好好研究，最后作决定的还不是父母?孩子他知道啥，只要好好学习就行。”说着，李先生又向北京理工大学咨询点挤去。在清华大学咨询台前，我见到一位从山东专程赶来的学生家长，她说她是从网上看到了举办高招咨询会的消息，因为想让孩子报考北京的学校，前一天下午她就赶到了北京。我问她选择上北京的学校是孩子的意愿还是父母的决定，她笑着说:“主要是我们的意见，因为报考大学是孩子人生的重大选择，选择不当，也许会影响他的一生。”这位母亲还告诉我，她是北京知青，当年插队去了山东，后来在当地结了婚，一直回不了北京，她让儿子报考北京的学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要让儿子实现她多年来的梦想，成为有北京户口的北京人。        报考什么大学，选择什么专业，本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这个选择的权利是学生，而不应该是父母。父母越俎代庖，不但剥夺了孩子选择的权利，而且还有可能会扼杀他们的创造热情和潜能，使本应该幸福一生、快乐一生的他们，终生吞咽懊悔和遗憾的苦果，使本有可能成为有能力、有趣味的人的他们，成为平庸的、乏味的人。父母的志愿不应该成为孩子的志愿，父母的理想也不应该成为孩子的理想。因为高中毕业的他们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他们有能力、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未来。        杨东平说，学习的自由是人的一种基本权利，人有权利去学习自己所喜爱的专业，有权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他认为，要使学生真正拥有更多的学习的自由，一是要继续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培养能力，使大学教育真正走向大众;二是要进一步改革教育教学制度，增加学制的弹性、灵活性和学生的选择性，给学生提供更大的选择和发展的空间。只有充分尊重、张扬人的个性，使人能够做自己喜欢做的事，使学习成为一件乐事，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热情正是创新的心理基础和动力。面对贫穷，他们选择了妥协可是在大学里发生的理想错位的悲剧，有的并不是学校造成的，也不是父母造成的，而是学生自己一手造成的。他们，或是因为信息闭塞、或是因为盲目轻率、或是因为幼稚无知而填错了志愿，也有的人却是为了能上大学或出于经济考虑而不得不做出妥协。        那天，在午后的酒吧，在听着王姗的倾诉时，一张清瘦苍白的脸从记忆的深处，清晰地浮现出来。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5)
    那是1997年初，报社派我采写一组有关贫困大学生的报道。当我走近这个特殊的群体时，我发现，这些贫困生有80%来自农村。我还发现，他们所选择的专业大都是学费较低的、不太好的专业。        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山区、名叫林永强的年轻人。我是在学校学生处提供的采访名单上看到“林永强”这个名字的。据他们介绍，林永强是个孤儿，属特困生，学费和生活费的来源主要靠他自己做家教、打零工，可是他学业成绩优秀，连续两个学期被评为校级三好学生。        一个星期天的傍晚，我估计林永强外出做家教该回学校了，便去学校找他。面前的林永强，中等个儿，戴着一副近视眼镜，脸色有点苍白，可谈吐中却透露出一种他这个年龄少有的成熟和沉稳。        林永强出身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他本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12岁那年患病死了，听说得的是肺炎。林永强上高一那年，一辆装载重物的货车，将一辆装满了人的手扶拖拉机撞进了山崖，那辆手扶拖拉机上有林永强的父亲、母亲和弟弟。        得知噩耗，他狂奔了五十多里山路，一路哭着嚎着从学校赶回了家。家里躺着三具血肉模糊、已经冰凉的尸体，双目失明的爷爷气若游丝地躺在床上。林永强抱着爹哭，抱着娘哭，抱着弟弟哭，哭得昏天黑地。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林永强安葬了亲人。成了孤儿的他，与双目失明的爷爷相依为命。失去了父母，林永强已无力再继续学业，他准备辍学外出打工，等挣到了钱再回来读书。可是村委会的干部对他说:“你是咱们村第一个考上县重点中学的学生，而且成绩那么好，如果退学太可惜了。”他们劝他回学校，说村里的乡亲们会帮助他。        从那以后，村里的乡亲，东家送一把米、西家送一棵菜地帮着他们，村委会的干部还亲自到学校为他说情，请求为他减免学费。        1995年高考，林永强终于没有辜负乡亲们的期望，成了地区的理科状元。老师告诉他，他的成绩足够填报最好的学校。        村里的乡亲得知消息，跟他一样高兴和激动，在他家门口燃放了一挂千响的鞭炮。        当最初的兴奋和激动过去之后，林永强开始为学费发愁。很久很久以来，他一直就有一个梦想，梦想自己能走进清华园，成为清华大学的学生。他曾研究过清华大学近年来的招生资料，他知道，凭他的考分完全可以大胆地填报这所学校，他最想学的专业是建筑学，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建筑师。但是清华大学每年的学费就需要几千元，几年的学费在他的眼里是个天文数字。巨额学费像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在他的面前。填报志愿前的几个日夜，他一直在痛苦地思考着，在反复地抉择着。        爷爷知道他在为上学的钱发愁，一天，趁他去地里干活，爷爷一路点着那根帮他认路的竹棍，敲开了乡亲们的门。每进一家，他都双膝跪下磕着头说:“帮帮我的孙子吧，将来他有出息了，一定会报答你们的大恩大德。”他家乡的这个县，是全国有名的贫困县，他所在的这个乡，又是全县最穷的乡，村里，家家户户的日子都过得很艰难。因为穷，这个乡的中小学生辍学率在全县是最高的。虽然如此，乡亲们仍倾其所有，他们将一张张带着体温、沾着汗水的钱放在爷爷的手里。        见爷爷手里拿着一摞皱巴巴的钱摸索着回来，林永强抱着爷爷哭了。        爷爷笑着安慰他说:“别哭，别哭，这下好了，你有钱上学了。”他一张张地点数着爷爷借来的钱，一共是一千四百零八元两分。也就在这一刻，林永强做出了决定，放弃理想，放弃清华，填报一所学费低的学校。做出这个决定是痛苦的，但是他别无选择。他不能再让爷爷为他操心了，他不能再让爷爷四处为他借钱了。况且，他已经无处可借。        他将招生报摊在床上，一所一所学校地寻找，寻找学费在1400元左右的专业。他终于找到了南方的一所大学，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每年的学费只需1400元。于是，他决定填报这所学校的教育学专业。当林永强在第一志愿里填上这所学校时，他的手在哆嗦，他的心在哭泣，因为贫穷，他不得不放弃他本可以去的清华，他不得不向命运妥协。进大学后，林永强一边学习，一边做家教、打零工。周末，他上午去做家教，下午去帮人挨家挨户送广告，送一份5分钱，有时还会去建筑工地做搬砖、和灰泥的小工。暑假和寒假他都没回家，一边打工，一边看书学习。他不但要凭自己的能力完成学业、养活自己，他还要让受了一辈子苦的爷爷过上几天好日子，他每个月都要给爷爷寄去100元钱。天渐渐黑下来。告别时，林永强悄悄告诉我，他正在自学建筑学专业的教材，他想毕业后报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我听了很震惊，我没想到，他仍在坚守着自己的理想，并选择了一条艰辛的自学之路。        那次见面后不久，我离开了那座城市，也失去了与林永强的联系，我不知道他是否圆了他的清华梦。但是我知道，那个梦就像一盏灯会永远地亮在他的心里。        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的缺失，使他们在人生的重大选择面前，缺少选择的能力“服从调剂”让王姗不得不交出自己的理想，交出自己选择的权利。贫穷让林永强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理想。可是，在众多所学非所爱、咀嚼着痛苦的大学生中，有许多人却是因为在填报志愿时，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自己需要的什么。        在过去的岁月里，一心埋头学习的他们，只有一个目标，这就是考上大学。考上大学成了他们的终极目标，他们以为，只要进了大学，理想就实现了。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有建立在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上的理想，这种爱好和兴趣才是创造的源泉。没有人告诉他们，每个人都应该选择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在这样的道路上行走，会少一些失败，少一些坎坷。学校没有告诉他们，家长没有告诉他们，那些充斥街头报摊的各种报纸和杂志似乎没有告诉他们。学校只关心他们能不能考上大学，能不能考上名牌大学。考上大学，可为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增加分子而不是分母;如果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但能为学校带来荣誉，带来更好的生源，还能带来财富。家长也只关心孩子能不能考上大学，他们十几年的辛劳，十几年的焦虑，为的就是这个目标。对于这些面临人生重大选择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理想教育其实一直是一个空白。        然而更可悲的是，由于社会、学校、家庭的关注点全聚焦般地投射在能不能考上大学上，创造性教育也几乎成了空白，有许多人的兴趣和爱好在幼年时就被粗暴地掐断了，成了书本的奴隶，又遑论兴趣和爱好!        正是缺少了理想教育和创造性教育这一课，学生才会在人生的选择面前，或茫然无知或不知所措，而缺少选择的能力。在采访中，我不只一次地听他们给我描述填报志愿时的情景。        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学行政管理专业的女大学生说，她的志愿是老师帮助定的。那天，要填志愿了，老师身边围满了咨询的同学。她很想报上海复旦大学，可又拿不定主意。她挤到老师身边，问老师是报上海的学校还是报北京的学校，老师想了想说:“你就报北京吧，听说上海人很排斥外地人，再说，北京离咱东北也近些。”于是她就在志愿表上填上了北京的一所学校;她又去问老师应该报什么专业，老师又想了想说:“女孩子嘛，学管理吧，学管理的一般都是坐办公室。”于是她便在专业那一栏里填上了行政管理。        一位学园林专业的大学生说他的志愿是父亲定的。那天，县招生办给他家来电话，说有两所大学都愿录取他，一所是林业大学的园林专业，一所是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那天，他刚好不在家，接电话的是他父亲。父亲是老林业工人，对林业情有独钟，当即就告诉对方，上林业大学。        这位大学生说，如果是他选择，他肯定会选择去化工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可是父亲已经代替他选择了，他想改变也不可能了。        上大学是人生的一次重大选择，当事人却没有选择的能力，或者轻易放弃选择的权利，这不能不是一种悲哀。        一天，我去一所工业大学采访，中午在学生食堂吃饭时，见邻桌一位戴着黑框眼镜、气质儒雅的大学生，正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翻看一本《财经》杂志。见我在注意他，他抬头朝我微微笑了一下。我说:“你喜欢看《财经》?”他笑着点点头。        “你是哪个系的?”我端着碗坐到他对面。“材料科学。”        “你喜欢这门专业吗?”        “不喜欢。”他回答得很干脆。        “既然不喜欢，当初为什么要报这个专业呢?”        “当时很幼稚，稀里糊涂就报了，那时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干什么的，进来后才发现我对它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我知道他叫陈忠，是99级学生，来自湖南湘西。陈忠的家在湖南湘西一个傍依沅江的小镇上，在沈从文先生的笔下，那是一个充满了灵气的山清水秀的好地方。不过，当年沈先生看到的石板路如今已铺上了沥青路面，当年卖麦芽糖、竹背篓的店铺早就没有了，已建起了钢筋水泥的楼房。可是在陈忠的眼里，那里仍很封闭和落后。还在上小学时，他就有一个理想，这就是考上大学远走高飞。其实，这个理想是父母告诉他的。从小学时起，当工人的父母就不断在他耳边灌输着上大学的理想，他们告诉他，只有考上大学才有前途，只有考上大学才能过好日子。“大学”像一个诱人的馅饼，高高地悬挂在他的面前。        考上大学一直是他最高的理想，他从没有认真思考过考上大学以后学什么，从没思考过自己喜欢什么。因为，在父母对他进行的“理想”教育里，就从没谈到过这一点。他记得上小学四年级时，他家住的那条街上来了一位捏泥人的中年人，那中年人能用各种颜色的橡皮泥，像变戏法一样捏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也有面如桃花、身似蛇身的白骨精、美丽可爱的“美人鱼”，还有弱不禁风的林黛玉、雍容华贵的杨贵妃。他着了迷一样地被深深吸引住了。那段日子，几乎每天放学后他都要去泥人摊前看一会儿，看那双灵巧的大手如何变出一个个人物来。他用悄悄攒下来的零花钱买下了几个他最喜欢的人物，还买了一堆橡皮泥，有空就照着样子偷偷捏起来。他将自己捏的泥人带到学校去，同学都说他捏得好。那时他甚至忘记了考大学的理想，捏泥人成了他最大的快乐，他甚至想像那个街头捏泥人的艺人那样快乐地捏一辈子泥人。        这种念头，很快就被父母的呵斥吓得无影无踪。他们没收了他的橡皮泥，将他买的几个泥人捣得稀巴烂后丢进了垃圾桶。他们气急败坏地责骂他，骂他没出息，说如果他考不上大学，就只能去做苦力。从此，他成了一个再也不敢有非分之想的、循规蹈矩的学生。从此，他再也没有过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他每门功课的成绩都说得过去，但却没有一门是特别冒尖的;他机械地看书，机械地做题，谈不上有什么热情，似乎只是一种使命，这种使命的终点是考上大学。高考那年，他的总分达到了第一批重点大学录取分数线。得知成绩的那一刻，他如释重负，好像一场马拉松长跑终于跑到了终点，拿到了金牌。老师通知填志愿，他拿到志愿表不知所措，不知该填什么。他去问父母，父母说:“就拣你的分够上的大学填吧。”分数够上的大学不少，该填哪一所呢?学校的招生资料大同小异，很难看出高下，他仍举棋不定。最后，他想出了一个办法———在离家最近的半径里找。当然，前提必须是大城市。他将一根直尺放在地图上，寻找离湘西最近的地方。在直尺下他看到，往南，最近的是广州。往北，最近的是武汉。考虑到广东人的粤语难懂，恐有语言障碍，他决定填报武汉的高校。报什么专业呢?他又犯难了。那些专业似乎都很陌生，他不知道那些专业开什么课，毕业后是干什么的。后来他看到有一个“材料科学”专业，他觉得这个专业与科学联系在一起一定不错，于是便将它填写进了自己的第一志愿。        他苦笑着说:“当时，我之所以会填报材料专业，可能潜意识里仍有少年时的那个‘橡皮泥情结’，可是我大错特错了，此材料非彼材料，这个金属的、陶瓷的材料在我眼里是僵死的，是冷冰冰的，毫无乐趣可言。”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6)
    进了大学后，陈忠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这个专业所学的课程，他毫无兴趣，每次进实验室都是一种痛苦。同时他还发现，他根本就不是搞科学研究的料，因为他几乎无法忍受每天关在实验室里的那种枯燥、单调的生活。他渐渐地看清了自己，渐渐地明白了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渐渐地知道了自己最适合做什么。        陈忠发现，在过去的日子里，由于背负着高考的压力，由于父母的管制，他的天性有意无意地被压抑了，他成了一个听话的、循规蹈矩的乖孩子。可是那个好动的、喜欢追求新鲜刺激生活的天性，其实仍一直在他的身体里蛰伏着，当高考的压力释放了，当远离了父母的管制和束缚，那种一直蛰伏的天性便苏醒了。天性苏醒后的陈忠发现，他最喜欢、最愿意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他最适合做的工作是市场策划。可是，当他发现了这个真正的自我时，当他真正知道自己适合做什么时，已经是大二下学期了，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他为自己当初轻率的选择痛悔不已，为自己要白白浪费四年时光痛悔不已。因为他已决定，一出校门就改行。那么，这四年的学习就几乎是无意义的了。已经上大三的陈忠说他不会中途退学，他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坚持混到毕业，因为出校门后改行，大学文凭仍是一块敲门砖。没有大学文凭，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从湘西一个小镇来的打工仔。在学非所爱的大学生中，类似陈忠这样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人还真不少。一些大学生是走进了大学以后，才真正明白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是什么，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因为在大学，他们不再像在中学时那样背负着高考的压力、无暇或无心去观看教室外的风景，他们看到了一个精彩的、热闹的，充满了各种各样机会的世界，他们开始重新思考自己人生的路，重新开始给自己的人生定位。可是这时他们发现，白纸黑字填写的志愿，已经使他们几乎失去了重新选择的可能性。        糊里糊涂进错了门的学生，还有的是缺少信息，缺少指导。招生学校提供的信息和介绍大都简短而空泛，要么是笼而统之、充满溢美之词的介绍资料，要么是简单的、没有专业介绍、只有招生人数的招生计划。不了解详情的学生，就只能将自己的命运像掷骰子一样抛出去。撞对了，是运气;撞错了，也许就错了一生。        某大学一位在读的研究生，当初考大学时填报的专业令他自己也啼笑皆非。        因为家庭贫困，他填报了一所师范院校，这所学校设有几十个专业，填报哪个专业呢，他拿不定主意。他很想了解各个专业的情况，填报一个适合自己的专业，可是招生资料上没有这方面的介绍。后来，他看到招生计划中有一个“特殊教育”专业，这“特殊教育”是干什么的，他一无所知。于是他就想当然地认为，“特殊教育”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学问，会比一般的教育更有发展前途。于是，便在志愿表上填写了“特殊教育”专业。进了大学他才知道，这个“特殊教育”专业并不是特别有学问、特别有发展前途的专业，由于它针对的是一群非正常智力儿童的教育，所以才冠以“特殊”二字。得知真相，他仿佛掉进了冰窖。他无法想像自己一辈子要去跟一群痴呆的、自闭的孩子打交道，不是他缺少爱心，而是他的性格根本就不可能干好这一行。        调换专业的可能性为零。他要么退学，要么硬着头皮念下去。好不容易才考出来，好不容易才摆脱父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无论如何他不能再回去了，即使能让他第二年重新参加高考，谁又能保证一定能考得上呢?他只能选择后者，虽然这种选择太痛苦、太无奈。学“特殊教育”专业的大都是女孩子，五大三粗的他坐在她们中间，连他自己也觉得别扭。最令他难堪和无奈的是去这种“特殊”学校实习，面对那些无法正常交流的孩子，他觉得自己很笨拙很无能，他无法进入角色，更无法走进那些孩子的心灵。        四年的学习是痛苦的。更让他痛苦的是，毕业后他果然去了一所这样的“特殊”学校，做了一群弱智儿童的老师。他本不想去，但是他所学的专业限制了他的选择，他的就业方向在学这个专业时似乎就已经确定了。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一个错误的“志愿”会影响自己的一生。他在那所学校痛苦地呆了一年后，决定报考研究生。这也许是改变命运的惟一机会和惟一途径。经过一年的准备后，他如愿以偿，改学了一门自己喜欢的专业。        在走了一段对于他来说是错误的航程后，虽然他终于抓住机会改正了错误，驶进了一条自己重新选择的新航线。但是，他为那个错误付出的代价毕竟太大了，那是整整六年啊，那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时光，是本应该快乐地学习和工作的一段人生。而且，那次错误的选择给他带来的痛苦和身心折磨，又怎会说忘就忘了呢!        学非所爱，带来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悲剧，它还给本就短缺的高等教育资源带来一种浪费，造成了一种隐性的低效率、低回报。因为，如果有40%的大学生在痛苦地或无奈地学习，那么，用于这40%大学生身上的教育资源，所得到的回报率实际上是较低的。        据一位教育专家估计，大学毕业后从事本专业工作的人只有50%左右。他们中，大部分人都是因为不喜欢本专业而改行的。对于这部分用非所学的人来说，国家投入在他们身上的培养经费是低回报的，而他们为了改行重新学习，又造成了国家在教育经费上对同一个人的复投入。另外，尽管一些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走出校门后仍在从事本专业工作，但他们中，真正学了这行渐渐爱上这行的人毕竟是少数，大多数人也许是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能改行。这些想改行而没有能改行的人，如果仅仅将工作视作一份养家糊口的职业，而缺少工作热情，缺少创造冲动，那么对于社会来讲，这实际上仍是一种低回报。        志愿上什么大学，志愿学什么专业，本应是一种自觉的、快乐的选择，它不应该是一种苦涩、一种无奈，更不应该是一种痛苦。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能充分激发每个人创造性的教育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教育体制下，学生才会有自己的理想、自己的选择和选择的能力。要达到这种美好的境界，需要建立起一个真正科学、真正合理，并充满人文关怀的高等教育招生体制，只有在这样的招生体制下，“志愿”才能回归真实，才能真正体现本人意愿。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目前有的学校开始允许学生跨系、跨专业选修课程;有的学校开始实行双学位制，允许学生在学习一个专业的同时学习一个新的专业。有的学校开始打破壁垒，允许少数学生转系、换专业。这些措施在专业的壁垒上凿开了一条缝，在专业的鸿沟上搭起了一座座可以通行的便桥，给一些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更广阔的学习空间、更自由的学习环境，给那些有意或无意报错了“志愿”的学生，提供了改正“志愿”的机会。        但是，面对近40%学非所爱、希望调换专业的大学生群体，这种改革目前仍是有限的，这种改革的步子仍是迟缓的。在许多大学，专业之间的流动、院校之间的流动仍步履维艰;转系、改换专业仍困难重重。即使是在一些已有松动的学校，受名额限制，因经济原因，大部分有此愿望的学生仍望门兴叹，难以如愿。        因为学非所爱，学习便成了一种负累，因而变得索然无味。然而，这并不是一些大学生逃出或想逃出大学的惟一原因。记得那天小路骑自行车到报社来找我时说过一句话，他说他之所以愿意见我，是因为我是第一个关注到他们这个群体的记者。当他说出“我们这个群体”时，我心里曾暗暗吃惊，我一直以为逃出大学的小路只是一个个别案例。可是当我走进大学校园，走近被称作天之骄子的大学生群体，我发现，这些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好不容易挤过独木桥的大学生，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并没有胜利者的喜悦，许多人心里充满了失望和迷茫。        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无意间，我读到了一位大学生的自述。自述者是2000年从某著名高等院校计算机系毕业的许知远———        我对于1995年的9月印象深刻。那是个不太炎热的秋天，19岁的我背着一个破烂军挎书包在第三教学楼里乱窜。这时候，我刚刚成为不可一世的大一新生。因为第一个月没有安排正式课程，于是，我开始在三教里寻找消遣。我无比怀念那时候自己拥有的勇气和热忱。我常常是上课时间在楼道里逡巡，一双拖鞋和我左摇右晃的身体完美地搭配着。我会一个教室挨一个教室地观察授课教师的样子，让人满意，我就会摇摇晃晃地推门进去，直挺挺地坐下来开始听课。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我听了十几门课程，其中涉及了文学、历史、政治、法律、计算机，甚至还有一门有机化学。当然，大多数课我都没有听完，我常常是在把凳子坐热之前就离开。这些课程，让我生硬地知道了一些名词，听到了一些朦胧的概念……        我怀疑，这一个月耗尽了我对上课的所有热忱。因为在接下来的四年时间里，上课只给我带来了无休止的厌倦与疲惫。我和宿舍里的同学们，积极去抢占教室的最后一排位置，然后通过睡眠与交流色情笑话熬过漫长的50分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干脆逃避上课。我总觉得，讲台上那个正说话的人，与我缺乏关联，他讲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我通过考试，获得某项资格证书。        一种致命的平庸与现实感死死地围困着我，周围的同学要么疯狂地学习，努力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生;要么就终日无所事事，通过玩电脑游戏消磨时光;还有一少部分乐此不疲地加入以舞厅与录像厅为核心的社交场所……        快结束大学生活的时候，我阅读到阿兰·布鲁姆的一段话，这位芝加哥大学教授认为，作为老师，他得到的最大奉承，是他最欣赏的一个学生在游历意大利时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道:“你不但是一个政治哲学教授，而且还是导游。”阿兰感慨道:“作为一个教育者，没有什么比这能更好地表达我的动机。他认为我已经给他的所见所闻作好了准备，然后他可以独立地思考了……在我们的时代，教育应该去发现学生们渴望完美的任何东西，重建一种知识体系，能让他们自发地去追求完美。”        这段略嫌口罗唆的话精确地说明了我厌倦的原因———我缺乏灵魂上的导游者。我回忆起入学的第一个月，如果说得夸张与抽象一点，那应该是颗充满稚气的灵魂在三教里游荡，它本能地在寻找着一些东西，它渴望与某些目标发生亲近。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执著地在三教里游荡的一个主要原因，源于对大学的幻觉。        对于样子懵懂的19岁少年来讲，前方的道路光明却无序。他希望在这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而在此之前，我阅读到的一切书籍都向我暗示，大学是这样一个地方。在那里，有许多充满智慧的长者，向你传达他们积累多年的经验，帮助你辨明方向。他们可以激发出你的热情，激活你的心智。我怀疑，我不知疲倦地在三教里乱窜，正是出于这一本能性的渴望。        可是，我渴望寻找方向的灵魂遭受了粗暴的冷遇。我的老师似乎更习惯于让我的大脑塞入各种公式数据或者理论，他们没有热情或者没有能力赋予这些公式数据理论以意义，更糟糕的是，他们似乎压根看不出台下那群头发乱蓬蓬、满脸一触即发的热情的家伙们，是一颗颗灵魂，而这些灵魂是如此渴望被引入某种奇特的旅行之中……        我不知道阿兰·布鲁姆是如何去充当这个灵魂的导游者的。但是后来，我读到一本有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德勒的书。这位教授的授课方式是这样的，他每周布置一本经典著作让学生阅读，在下周的课堂上，将就这本书展开讨论。每个学生都必须阐述其独特的观点，而艾德勒像一位窥视者一样，深入每一个发言者的内心世界，逼迫它进行更深入地思考，诱导他进入一个更宽广的空间。于是，每一次讨论都演化成了一次心智上的格斗。        这是一种怎样的高峰体验。我甚至可以猜想出，那些与我年纪相仿的家伙，如何在课堂上时而慷慨激昂，时而气急败坏，时而不知所云的模样。但正是在这过程中，他们最大限度地探索了这种可能，让自己的思维在不断撞击中成熟起来。这也正是阿兰·布鲁姆所说的让        他们获得思考的能力。当然，我并非奢望每一位老师都能具有艾德勒的这种能力。但是，有一点是确凿无疑的，我们的大学教育者从来就没有被赋予灵魂导游者的使命，他们更多地从事的是知识的灌输者。于是，一届届的学生茫然走进大学校园，然后更加茫然地走出大学校园;在进入大学时，他们怀着某种渴望，走出校园时，却带着深深的失望。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扑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的宿舍里有点不适应。        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7)
    英国著名教育学家怀特海说:“在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望去。”        可是走进大学的我们，仍然在伏案学习，因为没有人扶我们站起来，我们既没有站起来        的能力，更没有眺望的能力。我们过早地就经历了专业的折磨。从高中起，大多数学校已经实行文理分科，在思想成之前，我们的视野就被局限在狭窄的一块小天地上。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了解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目标是什么，许多人在父母与老师的“帮助”下，选择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专业。进入大学以后，我们的课程仍按照文理科被严密地切分开了。在大学里，文科生与理科生被显而易见地区分着，即使在纯文科或纯理科之内，也很容易察觉到那条深深的鸿沟。除了英语，本科生之间几乎缺乏任何共同的科目。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小小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可是，我们从来就缺少这种意识，也从来没有人引导过我们。从小学到中学，我忙于如何成为一个大学生。而进了大学，我又在忙于应付各种课程，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我的课程里缺乏所谓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我们的人生意义先是被强行地与空洞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当这种大而空的话变成一种谁都明了的滑稽之后，我们就变得茫然无措甚至玩世不恭。        在大学教育中，我们的灵魂是被忽视的，大学缺少基本的人文精神。它已经沦为一种技术教育和工具教育，一些针对就业开展的训练。许知远的自述，强烈地震撼了我。因为他就读的那所大学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地方，它曾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曾是中国百年“民主与良心”，曾是思想最活跃、最能畅所欲言的地方。他的自述是一个学子对“大学是什么”的一种质疑，一种追问。“大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蔡元培先生曾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他指出:“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给抱有他种目的的人去应用。”        可是在许知远的笔下，今天的大学校园，却缺少灵魂的导游者。这位学子也许是失望之极，又写了一篇《乏味的大学》:我走在世纪末的校园里，呼吸着北京日渐污浊的空气，痛楚地看着我身旁那些和当年的孔庆东们一样年轻的生命已经不再“好玩”。一位师姐曾经感慨道:现在的校园不比从前，放眼一望，学子们个个山清水秀，走在一起分不出赵钱孙李，很像是批量生产出来的，花色品种变也变不到哪里去……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我们的生存空间却越来越小。分数、出国、赚钱，现在的学生的道路似乎被限制到如此狭窄。他们日益繁忙，却不知道为何繁忙，我们过多地把大学看成一个学习知识的地方，死亡的知识拥挤着我们充满活力的心灵。大学也越来越变成了一个学习机构，我们在这里寻找到生存的技巧而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完整的人，所以我们越来越被要求去适应这个社会，而不是保持自己。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让自己有趣味。趣味需要的是自由，而这种自由和趣味又可以增加个人本身的抵御力……大学本来应该成为发挥个人独特性的场所，在这里，年轻但是充满激情活力的生命不会遭受太多的损害。读牛津剑桥大学的校园文章常令人心驰神往……剑桥大学的莘莘学子以对待科学研究同等认真的精神来玩耍，甚至是胡闹、放肆的程度。科研圣殿三一学院的门楼上，站着创建者亨利八世的雕像，左手托球，右手握节杖。50年代在一次学院的晚会上，闹疯了的学生大概为抒发对亨利八世曾砍掉剑桥大学校长费雪脑袋一事的愤慨，想出了一个荒唐无比的恶作剧:竟然爬上了“伟大之门”把皇帝老子的节杖扔掉，换上一截破椅子的木腿。从此，满脸庄严的万岁爷便拿着破椅子的木腿站着，一站就是几十年。        这种自由甚至疯狂的氛围其实是每一所推崇“独立健全人格”的大学的共识。但是这种气氛在目前的中国大学极度欠缺。“现在的校园气氛一点也不好玩，学生都挺傻的。”一位外校的大学生在闲聊中说道。在他的记忆中，90年代以后的大学生越来越像中学生，除了脸上稚气未脱，在思维上也呈现出幼稚的倾向。功利主义的盛行使得校园日益变得枯燥，物化的需求和各种压力冲淡了学生本来应该“务虚”的青春。没有理想，不会胡闹，不会浪漫，在这个最应该放肆的年纪，我们的心灵却自觉地禁锢起来，生命力的活跃是大于任何实用知识的掌握的，因为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生存。或许我真的就该纵情声色之中，就如拜伦勋爵多年前在剑桥的荒唐一样。        刚刚走出大学的许知远，回望身后，有许多感慨，有许多惆怅。在这种感慨和惆怅中，他追问和思考着:那个19岁时背着书包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见教室就钻，见课就听的年轻人，为什么会丧失上课的热情?那个希望在充满分岔的路口寻到一条归属自己双脚的路的年轻人，对大学的幻想是怎样破灭的?他的追问和思考不仅仅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更多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追问和思考。        一份来自校园的调查也许能说明这种追问和思考的重要性。据这份调查指出，在大学校园里，已出现了一群“逃课族”，大学生逃课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经调查统计，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        大学生费尽心机逃课，到底都去了哪里?据调查者在部分高校调查的结果:47%的同学在图书馆自习，16%的同学在上网，11%的同学在忙着找工作，20%的同学在外兼职。而真正因为贪玩贪睡逃课的同学只占6%。        好不容易走进大学校园，本应该珍惜时光好好学习的大学生为什么要逃课?        在调查中发现，大多数同学都抱怨老师上课的内容和形式太死板，课堂气氛沉闷，学生就像抄笔记的机器。        有的说:“老师上课内容太老套，很多课只要考前背背笔记就搞定了，所以，不如多花点时间看自己喜欢的书。”有的说:“本以为到了大学，上课会有趣一些，结果很让人失望，还不如自学。”        在调查中还发现，教材陈旧也是大学生逃课的原因。大学课本大多是80年代的产物。如现行的《古代汉语》是1981年4月第2版、1998年4月第27次印刷;《中国现代文学史简编》是1984年3月第1版，1998年5月第17次印刷。而大学里选用的计算机教程更是跟不上计算机日新月异的发展。虽然有部分高校已开始引进国外最新原版教材，但能学习这种教材的大学生毕竟仍是少数。        在逃课的大学生中，还有一类人是“缺乏灵魂的导游者”。一位大学教授指出:“在现行教育体制中，应试教育仍占据主导地位，升学是学习的惟一动力。部分学生进大学后，没有了原来的支撑点，新的目标又没有确定。在这个空档里，他们学习松懈，没有寄托，不知何去何从。”        因为没有“灵魂的导游”，他们找不到方向，没有学习目标，没有学习激情，便成为了逃课一族。        每天都跟大学生打交道的杨东平，说他在与一些大学生的交谈中发现，不少学生走进大学后都有类似的失落感，这种失落感在重点大学的学生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越是优秀的学生，这种失落感越强烈。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目前的大学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过去传统的延续，死记硬背、以考试为中心、读死书、理论脱离实际、教学内容和方法陈旧落后等现象十分普遍。而我们长期提倡的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以及国外那种以解决问题为主、鼓励不同见解、极具挑战性的研究型学习基本还没有确立。这种工厂化的、大规模培养标准件的人才培养方式，对那些具有创造潜质的优秀学生是一种伤害。在目前高校教学尚未大面积改善的情况下，他认为至少有一件事是可能做到的，这就是:为学生留下更多的时间，给他们自我发展的空间。大学本科教育应该更强调基础性、通用性和综合性。大学之大，原本意味着广博、综合、自由开放，在大学的范围内确立自己的学习领域，而不应将学生的知识和视野局限在一个非常狭窄的专业领域之内。美国哈佛大学校长的名言之一，是告诫新生不要说自己是某某学院的学生。每一个进入哈佛的学生都是哈佛大学的学生。        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一位研究生投书一家报社，标题是《真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生》:        我一直都不太愿意提起我的研究生学历和硕士学位。这不是谦虚，是有点儿心虚。我是国家计划内招生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可在实际工作中，我感觉不到自己这个硕士比人家本科生高明到哪里去，虽然学校给我们制订的培养目标是本专业内的高级人才。回想起研究生期间的学习，有很多遗憾。        在读研之前，我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满怀憧憬:即将就读的学校和学科在国内很有名气，拥有一流的专家学者队伍;研究生的学习非常自由，我可以大量选修自己感兴趣的课程，拓展知识结构;可以彻底摆脱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那种学习模式的折磨，跟讨厌的考试、分数说“拜拜”。        可是一周的课上下来，我感觉又回到本科时代。按规定，读研的三年里，我们要修满58个学分。可是在这期间，有一个学期要实习，最后一年要做论文找工作，也就是说，大部分学分要在一年半的时间里修完，这就意味着我的时间几乎要全部用在上课上。更不可思议的是，这五十多个学分几乎都是必修课。对这样的培养计划，导师们也意见很大，认为课程太多，学生根本就没有时间读书、做研究。可是意见归意见，想法归想法，培养计划不变。第一门课是公共课。我以为老师会布置一些书目，大家回来自己读书。一上课，发现还是老师讲、学生记的老套路。看着老师在讲台上讲得口干舌燥，同学在下面低着头匆匆记录，与读本科时并无两样，我感觉又回到了本科时代。对专业课我也深深失望。首先，专业课课程设置和本科大量重复，没有拉开差距，连课程的名称都差不多。本科学的是中国新闻史，现在叫新闻史研究;本科时叫新闻编辑学，现在叫新闻编辑学研究。虽然后面加了“研究”，但内容没有多少差别，只不过细化了些。比如，新闻摄影研究，老师讲的还是照相机的结构、成像原理、感光片的种类这些基础知识。中国新闻史研究，老师居然从新闻的起源讲起。且不说我这种专业出身的，就是那些跨专业学习的同学经过入学考试，对这些内容也已经烂熟于胸。        不但如此，授课内容陈旧、老化，跟社会现实几乎没什么关系。人类已进入21世纪，闻传播业已进入一个巨变的时代，可是学的课程中，有相当一部分课程还在重复那些讲了几十年的东西。新闻评论学研究，关注的还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些政论家和他们的作品，时代背景、作品风格、写作特点、主题思想不厌其烦。梁启超的评论确实写得漂亮，我们应该有了解，可是花大量的时间去总结、记忆他的作品有什么特点、是什么风格，有多大的实际价值呢?更何况，这些知识在新闻史的课堂上，在任何一本研究梁启超的著作里都有论述。这种重复学习又有多大必要呢?新闻评论和时代是紧密联系的，为什么我们不去研究一下当代新闻评论新的发展趋势和其承担的功能呢?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8)
    现在连中小学都提倡研究性学习，我们的大多数课却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有一门课主要是介绍名记者和他们的报道作品，按说，这门课完全可以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记者进行研究，然后互相交流心得和成果，再一起研讨，既锻炼大家的科研能力，又有思维的碰撞和交流。可是，这门课的教授方式还是老师介绍、学生记录，考试考笔记。        这种课听起来不但乏味而且收获甚少。到了第二学期，逃课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各忙各的，“出国派”时间用在考托考G上，“实践派”整天忙着在外面兼职打工，既锻炼实践能力，又解决生活费用。少数立志搞学术研究的同学，精力也没放在课堂上，而是转移到了图书馆。我开始失望，我问自己，读研到底有什么意义，如果仅是为了一纸文凭，浪费这三年的时光值不值得?        导师是什么，导师应该是引导我们走进学术研究之门的人，应该是经常能给学生以指导的人，应该是经常与学生进行学术讨论、学术切磋的人。可实际上，又有多少人能从导师那里得到切实的指导呢?且不说导师自身的研究水平和能力如何，导师有没有时间和学生交流探讨都成问题。我的大学同学晓寒，在读研究生的三年里，和导师的每一次交流都是逢年过节在饭桌上进行的。晓寒的导师带了一群研究生，自己又有行政职务，根本就无暇顾及每个学生。有时候在外面遇见学生，拍着学生的肩膀连声说“你好，你好”，却叫不上名字。        我有幸遇到了一位认真严谨的导师，还不时地抽查我的读书笔记，或是要我汇报生活和学习情况。不过，他老人家也经常感慨:“哎，事情太多了，没有多少时间管你，主要靠你自己学。想当年，我带你大师兄时，每两个星期就要谈一次话。”最近，打电话问候导师，导师抱怨说，他现在带的学生比我那时多了一倍，“到毕业的时候，连每个人的论文认真看一遍的时间都不够”。        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扩大，招生人数以每年30%的速度递增。可是研究风气淡薄，研究生的思考能力普遍下降，却已是不争的事实。        按照培养计划，每个学年我们都要写一篇学年论文，这是培养科研能力的一个重要环节，可据我所知，我们班有一半同学的学年论文都不了了之。我恰好当时帮老师做了两个课题，最后就当做了学年论文。毕业论文，应该是检验学生是否达到培养目标的重要依据之一。        可是现在，毕业生论文大都是粗制滥造之作，既无新的创见，又无学术价值。我一位师姐关于第四媒体的硕士论文被答辩委员评价甚高。你知道她用多长时间写的吗?一个星期。她一直忙着联系出国，哪有时间专注于论文，她是在网上找的资料，“再找一个巧妙的角度，把材料组织好”。        这位师姐说，“答辩委员都是我导师亲自请的，能为难我吗?”她还说，“他们都不太了解因特网。”        那时，我对师姐的话半信半疑。直到自己走过一遍后，才知道，硕士论文，真的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儿。        到了研三，大家忙着出国、忙着找工作，论文只能凑合。在校图书馆，我查阅了不少学长的论文，有的水平真不敢恭维，简直就是资料的堆砌，有些连错别字都没有改过来。尽管如此，绝大部分论文都能顺利通过。没有哪位导师会卡自己的学生。论文的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一般都由导师选定;答辩时，答辩委员们也会提一些问题、挑一些毛病，但最后的结果一定是“同意授予某某同学硕士学位”。在外面等候的导师也就进来表示感谢，然后大家共赴学生准备好的宴席，皆大欢喜。        说实话，我们也想好好做一篇论文，毕竟是对自己三年研究生学习生活的总结，可确实身不由己。我的论文着手比较早，开始也下了一些功夫。研三暑假一开学，我就天天泡在图书馆里查资料，也做了一些调研。但一个半月之后，随着校园招聘会的开张，我就踏上了求职路，论文只好暂时放下。12月份，在导师的催促下，草草列了一个提纲，做了开题报告，但元旦前后正是招聘高峰，几乎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大大小小的招聘考试上，论文再次搁置。        春节之后，工作还没有着落，只好一边参加各种考试，一边写论文，直到四月中旬才把论文初稿交上去。这在我们班还算是比较早的，有位同学五月份才动笔，论文的质量可想而知。        回想我的研究生生活，要说一点收获都没有也不客观，自己的逻辑思维能力、分析问题的能力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提高，但是，自认为和研究生的培养目标距离很远。我有自知之明，反正我不是什么高级专业人才。        读了这位研究生的信，人们不能不追问:大学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给予学生的应该是什么?无庸置疑，大学是传授知识的地方，但它应该是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而决不应该是批发知识的场所。大学给予学生的应该是能激发人创造力的知识，而决不应该是陈旧知识的拷贝。正是由于缺少这种富有想像力地传授知识的环境与氛围，大学成了令许多年轻人失望的地方。他们怀着热望走进大学，潜心地寻找理想并时刻准备实现它，但是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多少有益的启示，于是，他们中有的人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有的人则随波逐流、玩世不恭。        有人尖锐地抨击目下大学生是“有智商，没有智慧;有前途，没有壮志;有雄心，没有烈胆;有文化，没有教养;有知识，没有思想;有眼光，没有见识”。而“硕士不硕，博士不博”，也似乎不足为怪。        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硕士学位本身已不再是学术有造诣的标志，而仅仅意味着能过上一种收益可观的生活。这无疑是高等教育的退化和悲哀。        今天，不难看到，在一群又一群应试高手和创新低能儿被批量生产出来的同时，大学教育所固有的理念和初衷也正在遭到破坏。无论是本科生、研究生，还是博士生，他们又有几人能无愧地说“我是合格的毕业生”?也许，他们谁都不想这样混日子，谁都不想做一个腹中空空的人。但是为什么大学校园里会弥漫着这种浮躁、浅近、轻飘的学风?为什么偌大的校园难以放下几张平静的书桌?        那位学新闻的研究生羞于自己是研究生，一位刚走出大学校园的理工科学生却羞愧自己所受到的大学教育。        他说:“我的大学是一所理工大学，尽管校方在介绍里称之为综合性大学，事实上是，我们除了应付考试，文、史、哲、经、法的书籍一概拒之门外。大学‘重理工轻人文’的程度远超过我的想像，而且从校方到学生似乎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正常。回想我四年的大学生活，实在令我惭愧得无地自容。每一天都在愚蠢地打发时间:背烂了的英语单词一个也没记住，寒冷的夜里无休止地自习却依旧什么也不懂。身边的人更使我打不起精神来。几乎没有人读过《唐诗三百首》，也不曾读过诸子的任何一家，尽管他们都有很高的GPA;没有人看过《莎士比亚戏剧》，也没有人看完过《悲惨世界》，尽管他们的‘寄托’（GRE，TORFL）都考了很高分;没有人看过《资本论》的一页，也没有人读完只短短几十页的《共产党宣言》;没有人倾心于安娜的高贵和反叛，也没有人为玛格丽特黯然神伤。我羞愧我所受到的大学教育:它不是塑造灵魂的教育，年轻的心根本无处探索闯荡，更谈不上具备独立的人格自由地观察世界、思考世界。我只是被当做流水线上的一个产品而整齐地按统一规格打造。年轻的头脑毫无例外地被圈禁直到麻木，丧失激情。我终会离开我的大学，而同样的事情还在发生，同样的悲剧还在继续。”当明白不能学到多少真本事时，他们走出了校园        每个星期，易民都要去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上两天班。他像那些上班族一样，一大早就起来，匆匆赶到车站去挤公共汽车。易民是某大学在读研究生，学的是会计专业，他上班的地方在亚运村附近。这种半工半读的生活，他是从研二上学期开始的。易民的本科是在东北一所大学念的，学的也是会计专业。毕业那年，易民本打算找份工作，可是心里却有点虚，因为他觉得学了四年，虽然书也读了不少，考试成绩也都说得过去，但对这门专业似乎还是雾里看花，懵懵懂懂。        考研的决定是在大四上学期做出的。他说，我不想报考本校，在这所学校呆了四年，我已知道，即使在这里再呆三年也学不到什么东西。那里的学术空气太沉闷，而且那些老师思想陈旧、知识老化。举个例子吧，有一位在专业领域颇有声望的老师，居然连上网查资料都不会，他给我们上课时，拿出的参考书还是80年代的版本。        

考上大学的苦恼考不上大学的苦恼(9)
    易民决定报考北京的一所学校。他认为，北京是中国教育、文化的中心，是专家学者云集的地方，思想一定更活跃，学术空气一定更浓厚，视野也一定更开阔。经过几个月的拼搏，易民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北京一所大学，开始了他的研究生生活。        可是进校没多久，易民就失望了。研究生的课程与本科生的课程并没有大的差别，没有应该有的梯度;老师还是那样照本宣科地满堂灌，学生还是那样记笔记背笔记考笔记。让易民失望的还有带他的导师。他的导师是在这所学校一直读到博士、后来留校的新秀。按说，这样的导师应该有真学问，有真见识，应该思想活跃有创见。可是易民听他讲课，常常觉得一堂课下来所获甚少。导师上课时，要么是先吹嘘一通最近有哪家哪家公司请他做顾问，他最近又会见了中国经济界或金融界某某名人，或与某某名人一起共进晚餐。要么就是一上来就讲一通经济界或金融界的轶闻趣事，博得满堂笑声。往往讲完这类“课”，一堂课就过去了一多半，接下来的时间基本上是念教材。        这一届，导师共带了五名研究生。开学没多久就是国庆节，导师将他们都喊到家里，师母做了一桌色香味美的饭菜，大家围桌而坐。席间，导师对他们说:“最近我接了一个活儿，是编写一本教材，你们一人编写一章，最后交给我，由我来统稿。”        “我们行吗?”一位师妹问导师。        “怎么不行?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就编写了好几本书。资料可以去图书馆或网上找。”        易民和他的同学接受了任务后，就泡进了图书馆。他们将有关资料都检索出来，然后复印、剪贴、装订，一本所谓的新教材就编写好了。他们将“书稿”交给了导师。不久，那本书果然出版了，编写者的名字是导师和一位他们不知道的陌生人。易民和几个参加编书的同学每人拿到了300元报酬。        按培养计划规定，在校期间，易民他们必须有两篇论文在公开出版的学术刊物上发表，否则不能拿到学位。研一下学期，易民想写一篇论文，确定题目之前，他很想得到导师的指导。可是他几次打电话给导师，导师都说没空。        一天，易民拿着论文提纲终于在教学楼里堵住了导师。导师将他的提纲草草看了看后说:“你要注意两点:论文的角度要巧妙，不要嚼别人嚼过的馍;所引用的资料要新，要去网上找。”说着，导师将提纲塞到他手里匆匆地走了。易民愣愣地站在原地，想想导师说的那两点意见，是没错，是很有道理，但是，那两点意见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说了等于没说，因为他并没有就易民的论文提纲提出任何意见和看法。易民很失望，也很苦恼。他觉得如果这样学下去，到毕业时，除了一张研究生文凭，除了装了一脑袋死知识，很难有能在社会立住脚的真本事。读了研究生，他不但没有成为研究型人才，出去后，恐怕连一般的会计、出纳的事都做不了。        易民从即将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口里得知，他们中有不少人一直悄悄在外面兼职，以锻炼自己的能力，也为将来就业积累资本，因为用人单位一般都比较看重大学生的社会实践经历。他还得知，这种在外面兼职的现象，不但他们这个专业有，其他专业也有，研究生中有，本科生中也有。这在校园里已是公开的秘密。        一位师兄告诉他说:“如果你去中关村找工作，那里的老板不会问你的成绩怎么样，而会问你会干什么，以成绩论英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师兄还告诉他说:“大学已越来越成为一种光环，但是，如果你没有真本事，那个光环很快就会破灭，很快就会消失。”师兄的一席话，如醍醐灌顶。易民觉得，与其在学校死啃书本，学一些没有多大用处的死知识，还不如走出校园，在实践中学习。        在师兄的介绍下，易民去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开始，易民是以实习的身份去的。去了后，也就是跑跑腿、打打杂、接听一下电话什么的，虽然如此，易民却从中学到了不少东西。这是一家业务量比较大的会计师事务所，每天工作纷繁复杂，在这里工作不但需要娴熟的业务，更需要有与各种类型客户打交道的能力。这种能力是在学校学不到的。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易民无比惊讶地发现，他们正在学习的一些知识其实已经过时，已经被淘汰，而一些已为社会运用的新知识却迟迟未能进入大学教材，他们不但没学过，有的甚至没听说过。        有人作过估计，大学生学完四年课程走出校园时，所学的知识有70%已成为无用的知识。在这个知识大爆炸大裂变的时代，新知识每时每刻都在涌现;新领域一片又一片地被发现，被急速地打开。可是大学的教材却仍熟视无睹地多年不变。一位教育界人士无奈地说，现在学校用什么教材有上面管着，不但有统一的教学大纲，甚至还规定统一的教材，不但教师没有权利更改，连学校也无权自己选择教材。如果想动一动教材，要经过一条漫长的审批之路。        可是，这种僵化的大一统，这种麻木不仁的低效率，所付出的代价却是:让成千成万的年轻人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去学习一堆无用的知识。        易民在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还发现，书本知识只能给人以营养，却不能给人以能力，大学缺少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如果说本科四年主要是学习知识、开阔眼界、打好基础的时期，那么作为研究生，就应该是术业有专攻的时期，应该是具有动手能力的时期。可是易民惭愧地发现，读了一年多研究生课程，他仍只有本科生的眼界，本科生的水平，更别说能力。        三个月后，易民结束了“实习”期，成了这家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准职员。他说，他现在每周用30%的精力学习他不得不学习的课程，为的是那张文凭，但他却用70%的精力学习和培养自己的能力。他还悄悄告诉我，除了去会计师事务所上班，他偶尔还去给成人大专班讲课，从研二开始，他就经济独立了，不但没找父母要钱，存折上还有了五位数的存款。        我问他:“你在外面兼职，上课怎么办?”        他一脸坦然地说:“能逃就逃，能混就混，只要考试能拿60分就行。”        在大学校园里，像易民这样逃出校园的“打工族”并不在少数。有的人是急功近利，有的人是对学习的厌倦，有的人是想练一练工作能力，有的人是对外面世界的好奇，还有的人是为了寻找一个多样发展的空间。大学生变相逃离校园的现象，也许并不能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学校。在这个充满了诱惑，充满了机会，也充满了浮躁的社会里，年轻的心很容易被校园外的喧嚣吸引，很容易被急功近利的机会诱惑，要守住一张平静的书桌，需要有一颗耐得住寂寞的平常心，更需要有一种能抵挡种种诱惑的坚毅。但是，大学生变相逃出校园的现象，使我们不能不对目前的高等教育进行反思:学校的教育模式和专业设置是不是太僵化和死板?学习内容是不是太陈旧而缺乏创新?教学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太落后以至压抑了学生的个性和创造激情?我们的大学不能不反躬自问:我是否缺少足够的吸引力?我是否给了学生面对社会竞争所需要的能力?我是否给学生提供了一个能让他们多样发展的空间?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主任郗杰英指出:“由于教材更新速度太慢，学生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和实际脱节，这使他们不愿为那些陈旧的知识费功夫，他们更愿意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和社会接触紧跟社会发展，这种取舍是明智的、合理的。”当综合素质已成为用人单位的选择标准时，当社会越来越看重一个人的实际能力时，大学生逃出大学，在校园外学习动手能力、社交能力、创新能力，不能不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只有当教育赋予人更强的自我选择、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能力，从而赋予人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尊，才会从根本上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        前不久，我从外地出差回来，打开电子信箱，发现了小路母亲发来的邮件:        “小路已于9月1日去了巴黎，开始了他的电影学习。你的那篇文章我已看到（指2001年6月13日《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我为何逃出大学》），是小路的同学告诉我的。”小路走了，带着对大学的失望，带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留给我们的却是沉重的思考。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1)
    ———一位母亲和她儿子的故事曲兰        一位原本醉心于事业的母亲，因儿子令人头痛的学习成绩而导致离婚，离婚的痛楚促使她转而全身心投向儿子的学习。她整天督促儿子做作业，不惜血本给儿子买来各种辅导资料、请家教，母子俩疲惫不堪痛苦不堪但得不偿失，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儿子最终只考上了中专。万般无奈的母亲只得教儿子学电脑，没想到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数字化教育却让原本顽劣的儿子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儿子不但因不屑于中专文凭毅然中途退学，有一天竟然还走上大学讲台给学历和年龄都高于自己的大学生讲课。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年仅18岁的儿子因闯过了微软认证考试中难度最高的两项国际性考试而一跃成为令人羡慕的“亚洲最年轻的数据库专家”!向分数宣战        如果有人问我:命运是什么构成的?我会回答:是选择构成的。人生，说到底，是一个不断选择的过程。        当我离婚后，把儿子接到身边时，我就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我是选择自己的前途，还是选择儿子的前途?如果我牺牲自己的前途，能不能挽救儿子的前途?        如果你能举起50斤，而有人每天让你举100斤，那么这个人就是在训练你讨厌举重。我想，儿子对学习的厌倦，就是这样让我给“督促”出来的。        我得了一种病。什么病?我告诉你，叫塔尖儿焦虑症!快走到街道办事处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你可想好了，到底要不要孩子?”        “我要孩子。”我执拗地说。我知道，从这里再出来，我们就变成路人了。就在这个瞬间，我们俩要确定儿子的抚养权。“你平时做事总是很冲动，但我希望你这次能慎重。离婚后如果你自己带这个孩子，可就别想到处去采访了，你要想想你的前途，这是一。再一个，带着孩子，凭你这个年龄，恐怕也就别想再找人了，你有没有独身的准备?孩子的事我已经和我妈谈了好几次了，现在她非要这个孩子。如果你已经想好了，真想要孩子，我就得跟我妈死磕。”“我要!”        他叹了口气:“你呀，永远改不了这副牛脾气。好吧!我尊重你的意见。我妈说了，你要把孩子带走，她就不活了。不过只要我坚持，她最终也得同意。再说了，”他脸上又露出我熟悉的那副玩世不恭的笑容，“不行你还可以打官司嘛!”其实从我内心里，我甚至比丈夫还清楚一个单身女人把孩子带在身边可能产生的后果，操劳自不待言，前途就会更暗淡了。拖着孩子这个小油瓶，我再热爱我所从事的职业，作为记者，我可能也无法再外出采访了。而且，我能把这个从小娇生惯养、顽劣执拗的儿子教养好吗?心中一点把握也没有。其实，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顺水推舟地把孩子留在老人身边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可是老人一直非常溺爱孩子，在孩子的教育上，我们也曾多次发生冲突，而且每次都以我的退让宣告结束。如果离婚后我撒手离开孩子，我简直无法想像这种溺爱会导致什么结果。为了儿子能够健康正常地成长，再苦再难，我也得把他带在身边。“这些问题我都想过了，我没有别的选择。”        “好吧!既然你下了决心，那我也无话可说了。你好自为之吧!”他说。        他办完离婚手续后，很快就飞回广州。我相信，他在走之前肯定与他母亲在孩子的问题上有一番激烈的交锋。        我和前夫为了把孩子要过来又不伤害老人，小心翼翼地一次又一次与婆婆谈判。婆婆还是深明大义，为了孩子的前途，她终于同意孩子回到我身边。把孩子接走时，我对她老人家说:“妈，等淘气长大了，我就把他送回您身边，给您养老。这几年您可一定要保重身体!您要有什么事，就给我打电话，我马上就来。”婆婆含泪点点头，在我们给孩子搬东西时，她一直默默地抚摸着儿子的头。那情景让我心中十分难受。心中叹道:”唉!这个臭儿子，如果他能自觉一些，成绩好一点，我也就把他留在奶奶身边了，何苦让他们祖孙分离!”儿子的学习成绩让我五脏俱焚。我必须尽快把他接到身边，严加管教，这样才有可能使他在中考时成绩能赶上去。现在，中考是比高考还要激烈的竞争，能不能考上重点高中，直接关系他的前途。办完转学、迁户口的种种手续之后，我领着13岁的儿子来到我位于团结湖的家中。我记得，那天晚上月亮很明亮，影影绰绰的树影撒在窗前。儿子已经睡了，我靠在床上，望着他那稚气的面孔，陷入沉思。        我真的有能力教育这孩子吗?这些年，对于孩子我一直有一种歉疚的心理。在他学习最关键的那几年，我经常在外地采访，而他父亲又一直在广州工作，儿子基本上是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的。隔代人不会像父母那样管孩子，常常失之于溺爱。淘气的爷爷奶奶也是如此，对他是百般娇惯，也没人辅导他的学习，所以学习成绩一直很不好。为这点，我和前夫没少争执，他认为，男人就应该在外面闯，而女人是应该为孩子牺牲的（即使是记者）。他说:“过去说忠孝不能两全，那是对男人，现在已经不提这茬儿了。不过现在用在女人身上倒挺合适。女人首先应该是好母亲，其次才能去做记者。这些年，你在儿子身上下了多少功夫?你看人家德贵儿（他的一个朋友），他老婆为了孩子最后把职都辞了，那可是个优秀教师!现在专门辅导自个儿孩子了，人家的孩子学习就是好，每次考试都是班里前几名。你天天往贫困区跑，你以为你就能成名记者吗?是你的前途重要还是儿子的前途重要?女人要是想当好记者，干脆就别结婚，别生孩子。事先就想好喽，想不想做贤妻良母?不想作，就别结婚!若是我养不起你们，那是我的责任，谁让我是男人呢!若是你也像我似的在外面摸爬滚打，那你算什么?!”这样经常的指责，让我自己现在也迷惑了。现在孩子已经上初中了，就算我以后不再采访，牺牲自己的前途而去拯救儿子的前途，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就能救得了这孩子吗?现在是不是太晚了点儿?尽管我每次都竭力同他争辩，但那也只是嘴上硬，我想，最终导致我们分手，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这些年，我真觉得自己的心灵备受煎熬，因为我这个人本质上是一个完美主义者，既想当好记者，又想当好母亲。我总是活在一种深刻的心灵矛盾中:不断为自己未尽母亲的责任而苦恼，可同时又被自己甘于平庸的自责所折磨。活得既焦虑又无奈。总觉得自己到头来是什么也没做好。每当想起这些，我就觉得自己整个人生是挺失败的，心里十分悲哀。现在，儿子算是要过来了，而且是我自己非要把儿子要过来的，实际上我也就没有退路了。在我们这个只有母子组成的小家庭里，能够拯救儿子的，只有我一个人了。过去还有一大家子人帮我，现在是谁也帮不了我了。那一刻，对于我这个母亲来说，真有一种背水一战的感觉。        把儿子接到身边后，我们的生活渐渐走入正轨。儿子转学后在我这里上初二，学校离家很近。我平时不坐班，每天早上起来，先为儿子做好早饭，他走之后我便逛一圈早市买了当天的菜，然后再做自己的事。那一段时间我的全部生活内容除了工作上那点儿事，就是围着孩子转，为儿子做一天三顿饭，检查他的功课。        “贤妻”是做不成了，当好记者的愿望也跑到爪哇国去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只剩下做良母的愿望了，这愿望异常强烈起来。我开始调动自己的全部潜能，向儿子的分数开战，争取让儿子在初中阶段把成绩赶上来，若能考上一个重点高中，他今后也就是坦途一片了。        我开始实施我的教子计划。晚上我几乎很少看电视，吃完晚饭先检查儿子的作业。作业本上的那些3分，经常深深地刺激我:“这是怎么回事?”        “我看错题了。”儿子嚅嚅地说。        “你怎么老看错题呀!”我顿时火了。不知为什么，一到这时我就搂不住火儿。儿子不语。        “你这粗心的毛病老是改不了!作题之前，先要审题!审题懂吗!考试的时候要是这样，不是白丢分吗!这样吧，你先把昨天错的题重做一遍，然后再做今天的作业。”电视是绝不允许他看的。因为怕声音传到他的房间影响他学习，我也不看电视。单位里我的一个同事的孩子学习成绩很好，她说:“没别的，就是法西斯手段管的!”这是经验之谈———人家的孩子就是不一样!所谓“乱世要用重典”，我决意用最严厉的手段来管教他。过去他在奶奶那里是太舒服了，简直成了一匹野马。到了这儿，得好好勒勒嚼子!一个小时之后，我来到儿子房间，见他虽然趴在桌前，作业本也摊在桌上，但似乎心不在焉，心里登时又火了，但我还是忍了下来:“作业做完了吗?”“还没呢。”        “作业没做完，你发什么呆啊!赶快做!”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2)
    第二天，儿子上学去了，我来到他的房间，发现在桌子旁的墙上，有他用小刀划的人名，这些名字我都不认识。看来他的心思根本不在作业上!我气得火冒三丈。儿子一放学，我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斥。儿子自从到我这里来之后，就变得蔫头耷脑，我无论怎么发火，他也不反驳，但依然我行我素。我知道，他肯定是怀念在奶奶那里的好时光。所以每个周末，无论功课多紧张，他都一定要回奶奶那里去。几个月过去了，儿子的学习成绩毫无起色。面对        冥顽不化的儿子，我真是感到束手无策。这些年为了怕伤老人的心，在公公婆婆面前一直不敢严厉管教他。现在我终于可以不受束缚地管教他了，早积了一肚子的教子韬略，可有施展的地方了。因为我总觉得他是让奶奶惯坏了，不严厉就不能矫正过来。        我的教子计划的第二步，就是带他到书店去买各种辅导书。我想，他在奶奶那里时，奶奶不可能给他买辅导书，因为老人也不知道他需要什么样的书。而儿子所以每次考试分数不高，肯定与他缺少辅导书有关。我从小儿就没学会“计划”经济。从参加工作那天起，我基本就是把每月工资剩下的存起来，没有计算的习惯，每月究竟花多少钱，从来都没数。可现在得计算了，因为我每月都得存一部分钱，为儿子以后上大学作储备。我想，现在大学学费年年涨，到儿子上大学的时候，必须有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才能保证他读完大学。所以，他父亲每月给我500元的抚养费，我基本都存起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只用我一人的工资，多少有些拮据。尽管如此，只要是对他学习有好处，再花钱我也不吝惜。我带儿子来到东单一家专卖教材的书店，里面琳琅满目地摆着各种辅导材料。他东看看西看看，却不吭气。我急了，把所有初二的教材挑了一堆:“这不都是适合你的吗?怎么就挑不出来呢?!”儿子不置可否，我也就不再征求他的意见，把这些辅导材料一古脑地都买了下来，反正总会有用的。几百元的辅导材料，我连眉头都不皱一下。而我平时为自己，上50元的衣服都舍不得买。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把这一大堆书扛回家时，我心中暗忖:“这下可好了，有了这么多辅导材料，我就可以不费那么大劲，他的学习也能上去了!”这些辅导材料都自称为学生提供学习某门课程的捷径，儿子有这么多诀窍在胸，还愁分数上不去吗?        从那以后，每隔一段时间，我都要带儿子到那家专卖教材的书店去。终于有一天，儿子坚决不肯去了:“我不去了，那些辅导材料都没什么用!好多都不适合我。光学校发的辅导材料上面的题我都做不完，这些书上的题我就更没时间做了!”        我固执地说:“妈不怕花钱!只要你学习上需要。”        “你根本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样的辅导书!买了还不是搁在那儿占地方!”        这时我才发现，我给儿子买的那一摞一摞的辅导书还是崭新的，没有翻过的迹象，已经落满了尘土。现在想起来，大概不少出版商就是靠像我这样盲目的父母，赚了不少钱。儿子的学习仍然没有起色。我到学校去了几次，老师认为:这个孩子自制力比较差，注意力很难集中。班主任老师说话非常含蓄，她没说我的儿子傻，而是说:“我觉得这孩子各方面发育都比同龄的孩子要晚一些。上课的时候他注意力老是不集中，他倒不影响别的孩子，就是老在课桌下面鼓捣什么。”我很伤心，因为儿子不仅个头儿比同龄孩子矮，好像智力也真的是不太好。我心里头一直有些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智力有缺陷。        吃晚饭的时候，我问他:“淘气，你上课的时候是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        “好像有点儿。”        “你有没有想过注意力集中不了是什么原因?”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提醒我一下，我就注意点，可过一会儿又忘了。”        “是因为你对现在学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吗?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课?”        我记得很多关于儿童教育的书中都提到，兴趣是学习的动力，我很了解儿子，由于他的自制力比较差，所以只要他没兴趣，肯定就学不好。        “我也不知道我对什么课感兴趣，可能数学还有点兴趣吧?”他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和我焦虑的心态恰恰相反。现在儿子已经13岁了，个头儿已经与我一样高了，不能再打了，再打会严重地伤害孩子的自尊心。心中虽然怒火万丈，却只能压住火儿和颜悦色地同他谈，可他还照样儿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恨得我牙痒痒:“这孩子怎么软硬不吃呢?!”据说历史上寡母抚养的孩子成才率特别高，像人们耳熟能详的岳飞的母亲、孟子的母亲，怎么人家的孩子就那么可圈可点，那么有造就?我这儿子就油盐不进呢?!我也没少下功夫啊?        不爱看书?他会不会对电脑感兴趣呢?我和他商量这件事，琢磨着给他买一台电脑，据说当时有一种软件叫“科利华”，分初中辅导和高中辅导，编得很好。我是个电脑发烧友，我知道用软件学习，比书的效果要好，因为软件的辅导材料都是多媒体的，对提高他的成绩可能帮助更大。        “我是得有一台电脑，你那台又老不让我动。”儿子立马表示赞成。        “你老想玩游戏，给我招上病毒怎么办?再说你现在学习这么紧张，到时候你净玩游戏了，影响学习怎么办?”“不会的。老妈。拉勾怎么样?”        “我不跟你拉勾。这次期中考试你能考好，我就给你买一台电脑。”        话说出口了，我就开始攒钱。到了期中，这个人不大鬼大的东西，果然还考得不错，于是我只得兑现诺言，给他买了电脑，同时还不惜血本地花了1800元，为他买了一套科利华的初中辅导软件。这套软件内容很全，初中各门课程的辅导都有。可儿子装模作样地用了没几次，就扔在一边了。过去，我总把孩子学习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他奶奶的溺爱，以为让孩子离开奶奶后，严加管教，就能把这顽劣的家伙给管过来。可是一年多过去了，孩子的成绩仍无起色。随着时间的推移，离中考越来越近，我也变得越来越焦虑:我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挽救儿子报纸上关于就业严峻形势的报道也在不断地加深我的焦虑。儿子如果中考考不好，上不了重点高中，将来就不能上大学，上不了大学，能找到工作吗?还不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这是连锁反应，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        这时一位朋友给我出主意:到中考这个关键时刻，得给孩子请个“家教”。他认识一个残疾人没有工作，专门在家做家教，现在教着好几个孩子。于是我提着礼物和那位朋友一起来到这位残疾人家中。说好每次两小时，每小时10元，周六和周日孩子都到他这里补课。每到周末，儿子总是高高兴兴地哼着小曲就出门了，到这个残疾人家里去补课。两个学期过去，儿子的成绩还是原地踏步。        我急得抓耳挠腮，一上班就打听，有没有更好的家教。正在左右为难之时，又一位朋友向我介绍北京五中的辅导班，说那里辅导得非常好，一学期750元钱的学费。        上!别说750元钱了，就是砸锅卖铁，为了让儿子考上好高中，这钱也得出。于是，每个周末儿子又开始上五中的辅导班。据儿子说，为了向中考冲刺，他们班上很多同学都在上各重点中学办的辅导班，因为他所在的学校不是重点中学。人家成绩好的孩子都上辅导班，我的儿子更得上啦!儿子就像上紧了发条的钟，除了睡觉，几乎每时每刻都陷在题海中。        儿子就是这种状况，在学习上一点儿动力都没有。我管得紧点，他的成绩就稍微好点，只要稍一放松，他的成绩马上就下来，让我又气又恨。临近中考了，大战前夕，儿子竟在电脑上玩起游戏来。我到他房间里探了一下头，他大概感觉到了，但没理我，仍然玩他的游戏。我心中十分不悦，想说，但忍住了。最好是靠他的自觉性。可能是学累了，玩一会儿就会作题的。我自己安慰自己。但心里总不踏实，一边做饭，一边竖着耳朵听着他屋里的动静。看看表，一个小时过去了，从键盘的敲打声分析，他还在玩游戏。我终于忍不住了:“淘气，该学习了，你玩了多半天了!”“知道。”儿子头也不抬。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你知道不知道?!”我终于火了。“我休息一会儿。”        “这是一会儿吗?你玩多半天了!现在离中考已经没几天了，你还想不想考好?”        儿子突然站起来，满脸怒气地冲着我:“妈，我不想像你那样活着!你别强迫我!”        “像我这样活着?我怎样活着了?”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儿子一脸讥笑地看着我，那神色没有一点儿孩子气，竟像个成年人:“你不觉得你活得太累吗?你从来不浪费一分钟时间，连娱乐的概念都没有，是不是希望我也这样活一辈子?”我直发傻，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当妈的突然给儿子教育了一下，这下傻了。        儿子在我对面坐下来，声音不高，却一字一顿地说:“我不会，我不会这么活着。我有时候就是想玩，就是什么也不想学!”        “你怎么这样和我说话?”我心里疑疑惑惑的。我不懂他的敌意从何而来，是因为学习太紧张精神要崩溃?还是他长大了，有主意了?他懂什么是“娱乐的概念”!晚上躺在床上，越想越气，孩子所以这样不听话，都怪我没早点儿让他离开他奶奶。小时候能打的时候，总被老人拦着;等把孩子弄到身边，想严厉管教时，孩子又大了，打不得了，于是就把孩子惯成这样!心里也十分后悔当初给他买电脑，正经的东西没学什么，净玩游戏了!早知道真不该给他买这破电脑!        回到妈妈那里时，忍不住会把心里的苦楚向妈妈倒出来:“我真是所有的办法都想尽了，淘气的功课就是上不去!我们编辑部的几个人，人家孩子的学习都挺好的，谁家孩子也没像他这样让人操心的!我也不知道是我的教育方式不对，还是别的原因。”妈妈也直叹气:“这个淘气，从小就不让人省心!你们姐妹仨小时候，学习上从不让我操心。我那会儿工作忙，都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长大的，一眨眼功夫，你们就长大成人了，我也不懂得怎样教育你们哪!我那会儿带三个孩子也没你现在带一个孩子累!”我想，妈妈那一代人，反正好几个子女，只要有一个有出息就行，也不枉为人父母一场。或者妈妈压根儿也没有指着我们杰出的奢望。而我们不行，我们这代人就这一个孩子，我们惟一的孩子只能赢不能输!他们只能杰出，就好像宝塔上那尖儿，他们只能做那尖儿，否则就没出路，所以谁也不能做塔身或者基座。三个孩子出一个塔尖儿的概率与一个孩子出一个塔尖儿的概率能一样么?我怎么能不焦虑呢?!        无奈的选择        在与儿子分数的战争中，满以为把儿子接到身边后，凭着一肚子的教子方略，能够挽救残局。但儿子中考的分数，彻底打破了我的幻想。        上不了重点高中等于什么?等于上不了大学，或者即使上了大学也读不了好专业，二者结果都一样找不到好工作。这样一个等式，就好像一个锥子，刺伤了天下多少父母的心?中考前的那些日子，儿子也有点儿急了，每天都学到深夜，这孩子就这毛病，照老辈人的话说就是“现上轿现扎耳朵眼儿”!这会儿着急有什么用啊!这臭儿子!要早知道这样用功，何至于如此!他那边苦学苦赶，我这边惟一能为他做的，就是每天都趴在儿子学校发的一大本全市高中和中专的名册上，一个学校一个学校地研究，反复权衡儿子该报考哪所学校。上普通高中吧，如果孩子的成绩还像现在这样不温不火的，很可能以后考不上大学，而如果上不了大学，高中三年学的数理化对他以后的工作又毫无用处;可上中专吧，虽然学了一门技能，但学历又太低，找工作也还是麻烦事。唉，在中国就是如此，当了塔尖儿，条条大路通罗马，当不了塔尖儿，就哪条路也走不通!        我问儿子:“你的意见呢?”“我想上大学。”        这个不长进的东西，竟还有脸说想上大学!听这话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想上大学你平时不好好学习?现在呀，什么都晚啦!上中专吧，妈妈这些日子也想了很久了，就报计算机专业吧，以后找工作可能还稍微好点儿。何况咱家学计算机还有比较好的条件，妈就是个电脑发烧友，以后咱俩还能互教互学。”        “那就上中专吧。”儿子这弯儿可转得真快，马上就爽快地同意了。我发觉，这臭儿子一点儿也不像我，我是一根筋，什么事儿喜欢一条道儿走到黑，老是自个儿跟自个儿过不去。他不，他可善于给自己台阶儿下了。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3)
    在焦虑不堪中，终于熬到了中考。那一年中考的作文题是:我有一双××的手。中考一过，单位里的同事们一上班就纷纷打听、交流起来:“你们孩子中考作文怎么写的?”这中考对我们大家可是大事儿，自然是大家伙儿的热门话题，我也凑上去。让我惊奇的是，好像商量好了似的，他们的孩子竟全写的是“我有一双笨拙的手”!中考前，与我儿子一起到五中补课的那个同学，平时在班上学习很好，一模、二模成绩也很好，据儿子回来说，他这次写的也是“我有一双笨拙的手”。怎么都是一双笨拙的手!难道是老师规定的?连用词都一样?        可我那顽劣的儿子写的却是“我有一双灵巧的手”!瞧瞧，最差的学生，手倒最灵巧。这个厚颜的东西!15岁的儿子颇为得意地讲述了自己这双手在电脑上做了许多他过去不曾做过、甚至不敢想的事。当儿子向我叙述他中考的作文时，我未加评论。其实，儿子与别人不一样，正是我心里欣赏他的地方，说明他有自己独特的看法。所以非但没有责备他，还暗自窃喜:没准儿就我儿子分数高呢!别人都千篇一律，惟独他与众不同———平时我常鼓励他做事不要模仿别人，要善于另辟蹊径，看来儿子颇得我真传。        可我得意太早了。中考成绩出来了:儿子比别人的分数都低。那些“有一双笨拙的手”的同学，都如愿以偿地上了重点高中，我那“有一双灵巧的手”的儿子连第一志愿也没考上，只好上了那所工业学校。        这件事对我震动挺大。想想儿子到我这里的两年中，除了分数总是上不去这一点外，我的教育在其他方面还是挺有成效的。比如我教育他凡事不要随大流，要学会独立思考，我告诉他走别人走过的路，就永远不会有出息;我教育他男人要有责任感，这是男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这种责任不仅是对祖国的责任，还有对亲人，对自己所爱的人的责任。中考时，他功课再紧，周末也时常回去看望奶奶，因为他觉得这是他的责任;我教育他与同学相处，在小事上不要计较，抱吃亏态度，他也这么做了……        其实，假如反省一下我自己，即使是我自己的本性，也是习惯随大流的，比如我对儿子分数的追逐。我也像其他父母一样，希望儿子学习出类拔萃，将来能到美国留学。如果我是阅卷老师，我会怎样?会欣赏这种与别的孩子不一样的学生吗?        接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终于得到结果的儿子呼呼睡去，他从来不与自己为难，反正有学上就不再担忧了。我却睡不着:是不是我错了?也许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新学校开学了，儿子将大本大本的课本拿回家:“妈，你看，这是我们学校发的新书。跟初中不一样了，全是大本的!”“你没翻翻，那上面的东西有没有你会的?”我随口问。“翻了N次了!”        “瞎扯!刚拿回来的书，就翻了N次了?”        “那可不是!尽是讲DOS系统的，我都会。”儿子满不在乎地说。        “都是DOS的?怎么会呢?”        晚上，等儿子睡了，我把他的课本全抱到我的房间，一本一本认真地翻了一遍，结果大失所望。这时已经是1997年了，图形界面的WINDOWS95操作系统早已出现两年，非常普及了，可他们学的课程还主要是DOS操作系统和基于这个操作系统的编程语言和数据库语言，而这些课本上的编程语言和数据库语言，都是近两年已经很少有人用的。真正基于WINDOWS操作系统的编程语言和数据库我在课本上又没看到。        1997年，虽然那时网络在中国还不普及，但已初露端倪，前景无限。WINDOWS95操作系统已经很普及，很少有人用DOS了，DOS已经可以看出被淘汰的趋势。此前，我曾采访过一位网络专家，他说的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刻:“计算机这个行业，在网络时代，每隔2～3个月，就会出现一项改变全行业的新技术!”我天天上网，也十分关注计算机技术发展的状况，这个行业发展得太快了，快到让人目不暇接的程度，他说得一点儿也不过分。如果说几个月的时间，就有一代新技术诞生的话，各种大大小小的新技术则更是随时随地、层出不穷地出现。        我注意到，在计算机这个领域，除非学最前沿的知识，否则很快就成为垃圾知识，任何一个行业都不会像计算机这个行业一样，淘汰率这么高!儿子在中专要上四年，那么四年以后，装了满脑子DOS的儿子，还能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呢?        晚上躺在床上，心中十分忧虑，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我觉得眼前一片迷茫:儿子这个年龄，我们有个名词，叫学龄，学龄的孩子就该上学。这个年龄的孩子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可整整四年，就让孩子学这些西?我不知道儿子的出路在哪里，总不能无缘无故地休学吧?15岁，别说找不到工作，就算找到工作，也是童工，谁敢要他呀!        第二天早上，我忧心忡忡地问儿子:“你们怎么光学DOS的东西呀?WINDOWS的呢?”        “我们老师说了，到四年级才学VB（基于WINDOWS的一种编程语言）呢!”        我的天!四年之后，没准儿VB又过时了呢!这还不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学校离我们家不远，班上的同学大部分是北京东郊的农民子弟。从成绩上来说，在班里，儿子的中考成绩是第九名，因此还当上了课代表。我想，这臭儿子总算当了回课代表，也许真能增强他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对他是个促进。可是，学这些淘汰知识，成绩再好又有什么用呢?        不久，在学校开家长会时，我得知儿子的成绩又开始下降了，据老师讲，他的成绩落到了班上第21名。这时，我真有点儿心灰意懒:连中专这样的学校，他都学不好，成绩不断下降，你说这孩子还有什么救呀!        我突然不想再苦口婆心地同他谈了，我知道谈也没用!我不知道别的孩子的家长是否有过我这样的经历，我时常会感到很绝望:一方面，你爱他，强烈地希望他成才;另一方面，你可能使出浑身解数，也无能为力真是黔驴技穷啊!都说孩子的可塑性很强，怎么我这儿子就像马尾拴豆腐，提不起来呢?是我的教育方法有问题?        很长时间，我处于一种既无奈又焦虑的心境中，好像一个人站在黑暗里，看不到出路。        在我们国家，几乎所有的家长都对孩子有一种超值期待。这种超值期待可真折磨人，常常让你痛苦不堪。这些年，生活中最让我牵肠挂肚的事，就是儿子的分数了。每次考试多少分、在班上是第几名成了儿子每次必报的情况。按说人生的痛苦中，比这严重、比这折磨人的事儿可多了，怎么这小小的分数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我来教儿子很多家长一提起孩子用电脑玩游戏，就恨得牙痒痒的。就是因为怕孩子玩游戏，于是家中的电脑就成了摆设，一摆就是几年都不动它。        我的看法与大多数家长不一样。我认为，电脑恰恰是玩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我认识的电脑高手，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游戏迷!        关键是让孩子们怎么玩，怎样玩出智慧，玩出知识。那几天我一直很沉默。        “妈，你这两天怎么了?没生病吧?”儿子注意到了，问我。我气哼哼地说:“我是有病，心病!”我是有心病，儿子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在学校既学不到东西，还要老为他绷着一根弦儿，防止他心思用在别的地方。用在学习上没用，不用在学习上又会走歪路……我该怎么办?        有一次，和一位朋友谈起这份苦恼，朋友的一句话，让我豁然开朗:“你不是懂计算机吗?你自己教他啊!”        自己教他?我还真没想到这点。要说教计算机，我还真有点儿资本。从1990年，我就开始换笔了，这么多年一直是用电脑打稿子。从1995年开始，我发现电脑的多媒体趋势，给人带来了越来越多的用处，不仅是工作，娱乐和学习有了电脑的帮助，效果也大不一样。比如，我后来就不爱用录音机听音乐了，而是把CD盘上自己喜欢的歌曲都压成MP3，写东西时，从电脑的桌面上打开MP3，边写边听，悠然自得。我也因而成了个电脑发烧友，很快又成了一个网虫。对呀，我怎么就没想到这点呢?既然学校学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我为什么不能教儿子最新的知识呢?虽然我没当过教师，可我熟悉互联网啊，我可以指导孩子怎样上网去学。网上那么多高手，那么多雷锋，还怕儿子学不到东西么?我自己这点计算机知识就是在网上学的啊!儿子这个年龄已经能够自学了，何况网上什么新知识都有啊!        想清楚这事儿，我也就认真地筹划起来，既然打算自个儿教了，就多少要有个计划:从哪儿教起?让儿子学些什么?我知道，儿子现在所学内容将来对他职业的选择将有很大影响。怎样才能让他对我教的东西感兴趣?        以我对计算机知识的了解，我把当前计算机领域的知识基本分为四个部分:一是图形设计;二是网络知识;三是编程语言;四是数据库。以我的经验，在让孩子学习计算机知识之前，家长对计算机知识的这四个方向应有基本的了解，同时，对自己的孩子也要有所了解，你的孩子适合学哪些知识?他在哪方面有兴趣?尽早确定学习的方向，这叫知己知彼，这样才不会让孩子盲目地学很多无用的知识。因为计算机领域知识淘汰的速度很快，因而在这个领域，所谓的垃圾知识也最多，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一般女孩子就比较适宜学图形设计，因为女孩子相比之下右脑比较发达，艺术感觉比男孩子好。而男孩子比较适合学编程和数据库，因为男孩子天生逻辑思维比较好。而计算机知识的这四部分，比较容易学的这部分就是图形设计，而且随着我国广告业日益发达，将来找工作也比较容易。于是我就先从图形设计入手，开始实施对儿子的教育计划。        不过，我知道，儿子现在已经得了“学习恐惧症”了，我要是摆出一副教育的姿态来，他马上会兴味索然。要想让他学好，首先得想办法引起他的兴趣。过去总用强迫的方法逼儿子学习，效果很差，现在我要改变策略，引着儿子学。怎么办呢?我发现儿子有一个特点，很善于找乐子，对可笑的事情很有兴趣。他平时说话也很幽默，常常让我忍俊不禁。那么，我就先来幽他一默!        我先把他的一张照片用扫描仪扫进计算机里，然后用最常用的图形软件PHOTOSHOP将他的形象做了一个变形处理，使他的脸变得滑稽可笑，然后叫他过来:“淘气，你看妈这张图做得怎样?”        儿子凑到我的机器前一看，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妈，你怎么做的?”        这时，我又用这个软件一下把屏幕上他的鼻子拉长到一个可笑的长度:“这样你是不是显得更英俊一些?”        儿子来精神了:“嘿，有意思啊!这是什么软件哪?给我的机器上也装一个!”于是我趁机把PHOTOSHOP这个软件找出来，递给他:“你自己装吧!”那时PHOTOSHOP这个大型软件还没有中文版，初学时，让人两眼一摸黑，不知道该从哪儿学起，我摸索了很长时间，才对这个软件熟悉起来。我把这个软件给儿子装了以后，并没有主动教他，假装不再管这事儿，好像并没想教他，只是拿他的照片逗他玩玩儿。我若是上赶着教他，他可能反倒没兴趣了。在引导孩子自学计算机的第一步，我就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段，先为难为难儿子，他就是问我，我也爱搭不理的，问多了，才教他几招儿，等他真上了瘾，便趁机把我买的学习PHOTOˉSHOP这个软件的光盘给了他:“你自己学吧，妈也不是很精通。”15岁的孩子，仍然会对玩感兴趣，而且这时他还有极强的好奇心，最好的办法是利用这两点，并且让他在玩中学。儿子刚学会这个软件时，兴致很高，不停地做各种图形，然后用其中的滤镜做变形处理。        其实，那时我对PHOˉTOSHOP这个软件学得也不好，于是我就与他互教互学，我学会一点儿，立即教给他，他学会一点儿也马上教给我，而每当他教我的时候，我常常会鼓励他:“不错!你还掌握得挺快。”儿子受到鼓励，更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和兴趣。这样，我们俩都在短时间内基本掌握了这个软件。因为互教互学，我们母子之间的话题也多了起来。儿子还用这个软件为班上同学自己制作的班刊做了一个漂亮的封面，他在上面用这个软件的滤镜做出火焰的效果，得到同学们一致的好评。他告诉我:“同学们都说我这个封面做得挺棒的!”据说人的艺术思维与他的右脑有关，而逻辑思维与他的左脑有关。我想我儿子的右脑可能不太发达，他对艺术的兴趣似乎不很大。这个软件学会以后，他就没那么大兴趣了，又开始一有时间就玩游戏了。在学习中，兴趣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兴趣也常常与人的潜质有关。我的小外甥就对绘画非常有兴趣，他不仅学PHOTOSHOP，还会主动学3DMAX等软件。可我发觉儿子对这类图形软件就没太大的兴趣。要想搞图形设计，一是艺术感觉要好，再就是对此类软件有高度的兴趣。既然儿子对此兴趣不大，我也就不再在这上面下功夫了。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4)
    下一步就是要观察儿子在网络、编程或数据库方面是否有兴趣了。近两年的计算机热，使电脑成了中国家庭必备的大件了。在我们单位，编辑部门的同志买电脑，大多是为写东西。但后勤行政部门的同志家里也都买了电脑，不少是给孩子买的。但他们把电脑搬回家后，才发现电脑成了“鸡肋”———这个东西自己不会用，似乎也没有用的必要;孩子又除了玩游戏，也不会用电脑干别的。“怎么能让他们沉溺于游戏呢?这不是玩物丧志吗?影响学习怎么办?”于是电脑只好尘封在那里，一摆就是几年都不动。据说，北师大心理系对北京400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调查，94.6%的儿童在回答“在因特网上你最常做的事情是什么”时选择了“玩游戏”一项，而选择“浏览图书资料”的只有0.9%，这与家长们买电脑是为帮助孩子们学习的初衷南辕北辙。究竟应不应该让孩子们玩电脑游戏呢?        据我的观察，男孩子，几乎百分之百的是游戏迷。看着儿子对游戏这么痴迷，我也曾很担忧，怕影响他学习。从一开始，我就简单地限制他玩游戏的时间，因为这样省心。其实很多电脑游戏对孩子的思维训练十分有利，玩游戏表面上看是浪费了时间，实际上孩子在玩的过程中学到不少东西。因为使用电脑要掌握很多知识，而游戏能高度调动孩子的兴趣，使孩子在玩的过程中，掌握这些电脑知识。我认识的电脑高手，无一例外都是游戏迷!电脑恰恰是玩出来的，而不是学出来的。        我并不准备放任儿子玩游戏，我要想办法引导他。        作为家长，在教育中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制止，这不用通过思考就可以做到。而这种方法        也是最愚蠢的教育方法。我发觉，如果你不让孩子做某事，最好的办法是装作对这件事很不屑，有时挺有效果。        一天，我到儿子房间，看他又在玩“大富豪”，便不以为然地对他说:“这个游戏档次太低!妈这儿有一个游戏，这个游戏要是玩好了才叫棒呢，不过你的英语不行，估计玩不了。”        “什么游戏?”儿子漫不经心地问了一句，眼睛并没从屏幕上移开。他不认为我这个从不玩游戏的妈会给他推荐什么好玩的游戏。“CIVILIZATION.”        “文明?”他反应了一下才说，“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游戏?”“帽儿了吧?（土老帽的简称）这是微软出的一个特棒的战略游戏。你都这么大了，玩一般的打来打去的游戏还有劲吗?都是些战术游戏。那些战术游戏都是小打小闹的功夫———花拳绣腿。真正的玩家是玩战略游戏，那才是高度智慧的较量，什么叫大军事家呀?那都是玩战略游戏玩出来的。而且玩这个游戏还能练练英语。”        儿子来精神了，立刻就要在他的电脑里装上这个游戏。我想，可能所有男孩子本性中都有好斗的一面，所以他们才会喜欢足球，喜欢争强好胜、打来斗去的电脑游戏，而女孩子中，很少有沉迷于电脑游戏的。        “哎，别那么忍耐不住!周末再说。你呀，先把作业做完，特别是英语，好好练练，要不那个游戏你也玩不了。况且那是战略游戏，得且琢磨呢。再说了，没玩过《文明》的，那还叫高手吗?”        “那可说好，周末你让我装!”        儿子立刻把“大富豪”的界面给关了，进入DOS界面，开始做学校新学的程序。        第二天下班回家，我发现放光盘的柜子已经让儿子翻过了，他想趁我不在时来个突袭，悄悄把“文明”找出来装上，但我已经给藏起来了，就是想吊吊他的胃口。因为他现在英语程度很低，玩几下总玩不会，就会因失去兴趣而放弃。以他现在的程度，必须一边玩一边钻研英语才行。玩这个游戏，一方面促进他的思维能力，一方面促进他的英语学习，实是一举两得。        周末，儿子早早地把所有作业本都摆在我面前:“全做完了，我在学校就都做完了。”然后一伸手，“老妈，把密电码交出来吧?”这是我的口头语，因为他对样板戏并不熟悉，但他很善于模仿。        我把盘递给他的时候，顺便问了一句:“要不要装金山词霸?我觉得你英语可能不灵。”        “行，拿来吧。”        早就想给他装金山词霸，但想想还是与这个游戏一起给他比较好。若是单给他这个翻译软件，他可能新鲜两天就不用了。而和游戏一同给他，为了玩儿，他不得不依赖这个软件时，就可能使他习惯于将它当作常用工具来使用。儿子把“文明”装上以后，我就坐在他旁边看他玩儿，不时还问一句:“这是什么意思?”        “嗨，这还不懂?”他就开始给我解释。因为经常给我解释，在将这个全英文的游戏玩会之时，他的许多英语单词也掌握得更好了。有人曾对我说:“学习的最好方法，就是让人把刚学到的东西去教别人，教一遍比复习一百遍都管用。”而且儿子还因为比我懂得多而洋洋得意。        不时地，我还给他出出主意:“哎，这样，这样!”让他把鼠标移过来。        “去!你这招儿太臭!妈，你不是这料儿，该干嘛干嘛去吧。你让我自个儿玩好不好，我这是一整套战略呢!像你那样，我两下就得输。”        儿子玩上瘾了，我也就悄然退出了。        为了不让儿子在电脑前坐太长时间，每隔一个小时后，我就叫儿子起来运动运动。家里没有什么健身器材，我就叫他举凳子，举30下，然后再跳100下。有时，他玩得上瘾了，就敷衍我，迅速蹦两下。        “不行!没到100下，重跳。”        上中专一段时间后，儿子在学校开始学基于DOS的编程软件了。我觉得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同时自学基于WINDOWS的编程软件了。我把我所订的《电脑报》等计算机类报刊中关于编程的文章都给剪下来，分类贴在不同的本子上，DELPHI是一类，VB是一类，POWERBUIDER是一类，JAVA是一类，并将它们由易到难按顺序剪贴起来。同时，我还到中关村的软件店搜集有关学习编程的光盘，买了一些，又上网将一些有关编程的网站都夹在浏览器的书签中，并把一些个人主页上有关学习编程的文章下载下来，分类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中。那时有很多个人主页上有交流编程经验的文章。        这时，我已经上网一年多了。那时，上网费还很贵，国内上网的人数还很少。碰巧，我所在的小区，新安的电话全部是每月只交36元，可以无限时地打，这让我捡了个大便宜!我的一位记者朋友又给了我一个一家ISP专门给记者的网号，于是我就有了每天可无限时上网的条件。那时，这个条件可是得天独厚，太难得了!        互联网一下子打开了我的眼界，我想不到网上有这么丰富的信息，几乎是人所想得到的信息网上全有。我的很多有关计算机和网络方面的知识，全是在网上学的。有一次，我爸爸得了痛风症，当了一辈子医生的妈妈也有点束手无策，不知该怎么办才好。于是我上网在搜索引擎上打出“痛风”两个字，有关痛风的文章全搜索出来，我打印了一大本，看完这大本，几乎就是痛风病的专家了，妈妈看了大为吃惊，爸爸也因此受益匪浅。这使我知道，由于资料的丰富，任何人都可以利用网络在短时间内成为“专家”。尽管我对编程一窍不通，却完全可以教儿子!因为我身后有互联网这个大宝库。        尽管我不懂编程，但由于我经常上网，因而对整个计算机行业都比较了解。而且做新闻工作这么多年，养成了一种记者的思维:我在采访中最注重报道的就是趋势性的现象。因而，在指导儿子的学习中，我也很注意这个领域中那些趋势性的东西:比如哪一种编程语言已经过时，哪一种比较有前途，哪一种比较简单，哪一种比较繁琐，都多少有点儿数。而且，即使儿子遇到不懂的问题，也可以在网上找到老师，网上这种自愿帮助别人的雷锋多得是。        有一次，儿子让我看他刚编的一个程序，是他在学校新学的。我根本看不懂，但煞有介事地看完了，然后假装很内行地对儿子说:“儿呀，妈觉得你可以再用VB试试，没准儿也能达到这个效果。”        “我们四年级才学VB呢!我现在根本不会。”儿子说。“不会就不能学啦!你可以自学呀。”        儿子有点儿懵:“自学?自学编程可不容易!”我把剪贴的关于学习VB的那一本拿出来，还找出VB的软件:“嗨，试试嘛!学不会也没关系!妈这就有VB，你先装上，然后在这些文章里找个简单的小程序，尝试一下，看能做出什么?”晚上散步时，我假装无意地问儿子:“儿子，你长大了想干什么工作?”        儿子想了想说:“我想编游戏软件，我觉得那挺好玩儿的。”“那你就得学编程。妈不知道你对编程是不是感兴趣?”“还行吧!我觉得比图形设计的那些东西有趣，编程能锻炼脑子。”“好啊!就是别三分钟热度，像狗熊掰棒子，掰一个丢一个!要学，就得下功夫。”“好嘞!”儿子一边说，一边做了一个姿势，“妈，我给你打一套军体拳怎么样?这次军训刚学的!”在阿里巴巴的宝库前拥有两亿多个网站的互联网上到底有什么宝藏?在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面前，有没有一座明亮的灯塔，引导我们进行智慧的远航?        我们能不能放心地把孩子交给网络?这里面有什么样的陷阱?我们怎样躲避它?它会不会吃掉我们的孩子?这些可能是很多家长焦虑的问题。然而，把网络与孩子隔绝，将使孩子失去重要的发展机遇。我们怎样才能走出两难的境地?哲人们曾经说过:困难和解决困难的条件是一同产生的。互联网航行的海图在哪里?        让儿子上网之前，我也是犹豫了好久。我不知道，像儿子这样顽皮的孩子，是不是应该给予更多的限制才行?        这时在中国，网络还没有热起来。有一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则消息，讲一位美国的母亲，有一次无意中打开一封给她10岁儿子的电子邮件，上面竟是一幅极端淫秽的图像!我不知道我的儿子上网后，会不会遇到同样的情况。        1997年，中学生还很少有上网的。因为那时网上中文信息还不十分丰富，而英文网站又太芜杂，不良信息很多，特别是那些众多的黄色网站，让人防不胜防。如果让儿子上网，我就必须在丰富与危险之间作选择。        据说，人类在教育史上，经历了三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农业社会，人们开始在龟甲兽骨上刻下各种符号。象形文字的诞生，使人类结束了口耳相传的教学方式;第二次革命发生在工业时代，造纸术、印刷术的发明。课本的出现让教育得以普及。那么第三次革命就是数字化了，它打破了教育的单一灌输的方式，变成双向的;它超越时空，使教育者与被教育者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实行教育;知识的载体由纸变成数字，从而可以承载大量信息……        数字化并不等同于网络。网络，只是知识数字化方式的一种。它将怎样改变教育，至今还是个未知数。不过，积我这多年老网虫的经验，我认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网络使学习不再需要大量记忆了交给数据库吧!用的时候去查就行了，反正方便!（数据库和网络，就像一根藤上的许多瓜，网络上大量的信息就储存在数据库这个“瓜”里。）因此，网络这东西大受我等懒虫的欢迎。过去说，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现在变了，脑瓜再好使，能比数据库存的东西多吗?我只要熟悉网络，知道用什么东西，到哪儿去搜索就行了。脑袋瓜还是省下来做更有用的事吧!过去我总是通过剪报来收集资料，现在不用收集了，需要什么到网上找就行了。我是在上网一年多之后，已经对网络比较熟悉了，才考虑让儿子上网的。这好比我发现了阿里巴巴的宝库，当我手牵儿子站在这宝库门口时，我突然停住了:能贸然领他进去么?会不会迷路?那堆积如山的宝藏后面，会不会有陷阱?互联网太大了，谁也无法真正了解它你不知道它有多少宝藏，也不知道它有多少陷阱。我很了解我的儿子，他从小就是惹祸精。这孩子一是好奇心极强，二是胆子大，对这样的孩子，绝不能让他信马由缰地跑，那他就不知道会跑到哪儿去!对付我这个儿子，马嚼子得老那么勒着一点点!再说，网络这么大，全世界有几亿网站，从哪儿入手呢?哪里是路?        最开始让他上网时，掌握一个“度”非常重要，既要防止他沉溺于网络，又不能使他对网络失去兴趣。这样，最开始从哪儿进入，怎样为他选择网站，就显得非常重要。在孩子上网之前，我就开始“攒”网址了。        首先是从我订的那些电脑报刊上搜集网址。这些电脑报刊上经常分专题刊登许多的网址，我把这些网址分类剪贴在几个大本上，有的是对我有用的，有的是对儿子有用的。我的做法是，国内的网站，我攒的网址主要以学英语的网站为主，还包括一些教育网站和一些电脑高手自己做的个人主页。在这些个人主页上，不仅有很多做网页的JAˉVA小程序，而且还有很多编程技巧。那一段时间，互联网在国内兴起不久，有关计算机和网络知识的教材非常匮乏，想学都无从学起。但有不少”网上雷锋”把他们的智力成果放在网上进行交流，任何人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学习需要的教材。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5)
    国外的网站，我在选择上就比较谨慎。因为国外的网站在安全性上很难保证。一个是容易对电脑的安全构成威胁，比如病毒、黑客程序什么的，有时你只要进入一个网站，马上会感染病毒，或者不知不觉地被删掉什么东西，让人防不胜防。二是色情网站很多，在我注册的“HOTMAIL”的信箱里，每天都被人塞进大量色情网站网址的广告，不胜其烦。一开始，我是让儿子上国外那些儿童网站。因为上这些网站有三个好处:一是这些网站内容健康，没有下流内容;二是对儿子学英语有好处，这上面的语言浅显易学;三是图文并茂，非常适合孩子们的口味，儿子看起来有兴趣。我把这些儿童类网址，从易到难分别贴在不同的本上。然后分别到这些网站上逛逛，主要是英文网站，借助翻译词典，我大致弄明白这个网站的内容，再夹加到浏览器的书签里。其次，每年春秋两季的书市，我是必去不可。因为在这些书市上，平时很贵的电脑类图书和光盘会非常便宜，而且自1996年以来，每年的书市都有专门卖光盘的区域，几元钱就能买到很好的正版光盘。我把这些专门登载网址的书和光盘全都搜集起来。        最后，就是通过搜索引擎，查出针对儿子学习用的网址和让儿子有兴趣的娱乐网址。作为父母，在把孩子领到阿里巴巴的宝库面前，一定要想清楚。不是把他领来就万事大吉了———得，你自个儿走吧!那他可就不知道会走到哪儿去了!在他进门的时候，要让他知道两点:一是要有度，只选你需要的，并且要知道到哪儿去找你需要的。二是要知道路怎么走，哪里是捷径，哪里是陷阱。在指导孩子上网的过程中，父母们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一条路径，让孩子学到东西，而又能避开那些不良网页。        我在最初让儿子上网时，就在三个方面对他限制:一是时间限制，每天只有一小时。二是内容限制，只许他上我给他做的书签上的网站。三是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天用一个叫ACDSEE的软件检查电脑缓存区里孩子浏览的内容。不过现在不用了，IE6浏览器只要在脱机状态下，就可以检查了。        我的第另一个经验是不要让孩子在国外的免费信箱注册电子信箱，只让他们在国内的信箱注册。比如国内网友们都很熟悉的HOTMAIL，常常被人塞进一些黄色网站的网址，我就曾有过教训。我没在儿子的电脑上装网络系统，只让他在我的电脑上上网，这样我就可以控制他。在电脑技术上，我什么都教儿子，惟独查看电脑缓存区的内容这点，我没教他，那个软件也藏在硬盘的一大堆文件中，不让他发现。就像我小时候看的一个故事，猫把什么本领都教给了老虎，惟独上树这一招没教，后来终于有一天老虎长大了，虎性暴露，想要吃掉猫，最后猫爬到树上才逃出虎口。我也留着这一招，到关键时刻用。        在儿子最初上网时，我没少与儿子谈话，这种恩威并重的谈话贯穿在儿子上网的整个过程中。在限制的同时，我会像对待电脑发烧友那样，兴致勃勃地有意谈论一些网站，或者有意用孩子们常用的语言评论这些网站，引起他的兴趣，引导儿子上这些能对他学习有帮助的网站。而且，在他上网时，我尽可能坐在他身边。不过，我在一旁时，尽量不让儿子感觉我在监督他，我和儿子一起学习。有时，我只是在旁边埋头编我的稿子，并不理会他，这样，他也不敢上那些不健康的网站。加之由于经济上的原因，后来，我得到的那个免费的网号被取消了，每天也只能让他上一小时的网，所以在一旁监督他也并没耽误我多少时间。        要想充分利用互联网这座宝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使用搜索引擎。早期的互联网上只有文字，没有图像和声音，而且网站数量也不多。但自从1993年互联网上出现了最早的Web浏览器后，互联网就迅速发展起来。站点数目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于是人们就无法用传统的记忆方式来应付与日俱增的站点。这时，搜索引擎诞生了。现在，人们为了在几亿网站中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一般都要借助搜索引擎。        在指导孩子上网时，我首先让他学会在国内几家著名的搜索引擎上查找资料，比如:新浪，网易，搜狐，263等。我教给他，如果需要搜索的结果中包含有查询的两个或是两个以上的内容时，可以把几个条件之间用“+”号相连，而在查询某个题材时，如果不希望在这个题材中包含另一个题材，这时你就可以使用减号。如果想查网站，在限定的条件中，就要注明是网站;如果只是想查找一篇文章，那么在限定的条件中就要注明是网页。如果需要查找得更精确，就要输入短语。        不久，儿子在网上找到一个叫“ME”的聊天室，上这个聊天室的都是像他一样的半大孩子，而且这些孩子来自世界各地。有一段时间，儿子每天都要上这个聊天室和世界各地的孩子聊天、骂架，彼此攻击，包括互相交流怎么瞒着家长玩游戏、怎么和老师作对，甚至怎么追女孩子。我想，儿子的生活是太枯燥了，每天都生活在家长和老师的禁锢和教育中，而在这个聊天室里，他可以尽情地抒发自己的苦恼，聊所有他这个年龄的孩子感兴趣的话题，甚至为满足自尊心而交所谓的女朋友。所以尽管儿子下网后，我会把他浏览过的网页调出来，然后用翻译软件把他们聊天的内容看个半懂不懂的，但我还是没有去干涉他。这个聊天室有美国、加拿大、以色列、日本、英国、法国等很多国家的孩子，惟独没有中国孩子。一是中国孩子英语都不太好，很难进行交流;再一个是1997年中学生还很少上网。儿子在这个聊天室泡了很久以后，才发现了一个中国人，他告诉儿子他在山东。这使儿子大为兴奋，就好像在国外突然遇到了中国人一样，两人无话不谈起来，聊网络，聊计算机技术。儿子对我说:“他外语还真不错!我们俩特别谈得来。现在我们开始不在聊天室见了，我们发E-MAIL。”        第二次他又告诉我:“妈，你猜他多大年龄?”“比你大点儿吧?”        “是比我大点儿，28岁!在一家网络公司做数据库。”“难怪英语这么好!你可以跟他学不少东西呀!”        两个中国人，在中国用英语不断地交流。这一段时间，儿子的英语渐渐上去了，也就是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儿子的英语突然跃到了班上的前几名。儿子第一次出现学习上的爆发力。在后一段，我开始放松一点儿，允许儿子进聊天室，因为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学英语，比在课堂上老师教的那些更能让他记住。        过了几天，儿子又对我说:“妈，我认识了一个澳大利亚的大姐姐，现在已经开始E-MAIL了。”一般在聊天室认识的朋友，一旦觉得比较谈得来，两人就同时退出聊天室开始用E-MAIL通信。有几天儿子不进聊天室了，因为他有限的时间只能用于和这个澳大利亚姐姐“单练”。        这个澳大利亚姐姐知道儿子是中国人后，非常兴奋，她告诉儿子她是第一次和中国人交朋友，而且她非常喜欢遥远的中国，觉得那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以后有机会她要到中国来看望儿子。同时，她指出儿子信中一些语法的错误。儿子回信时，问她能不能向她学英语?她满口答应。从那以后，她每天都给儿子写一封信，而且信中语言的难度慢慢地增加。儿子在与她的每日通信中，英语水平大为提高，就在这半个多月中，儿子突然过了阅读关，他开始看一些非儿童的英文网页了。        不知不觉中，儿子的学习越来越好。他的英语越学越轻松，大概在两个月中，他的成绩就一跃而到班上的前几名，紧接着，学校学的那点儿东西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要了，他可以不做作业，就能考很好的分数。计算机课程也是如此，他的成绩在班里一下子名列前茅。        “给你提个建议好不好?”有一天，我很郑重地说。“行啊。”        “你现在16岁，应该是你一生中记忆力和理解力都达到高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应该学那些对你最有用的东西。我觉得你应该在网络和编程方面学更多的东西了。妈觉得你现在应该逐渐把重点放在自学上。有一件事妈妈一直没告诉你，但我觉得现在应该告诉你了。        你刚上中专的时候，妈把你的教材全看了一遍，你们所学的东西还全部是基于DOS系统的，而现在操作系统已经是WIN98了，这就是说明你们学的东西已经很过时了。而计算机技术又发展得非常快，只有新的、前沿的东西才有价值。以妈对计算机这个行业的了解，妈觉得你应该学UNIX、VB、DELPHI了。”儿子表示同意，但又不知从哪儿学起。        “你们以后不是要学到VB吗?VB还是有用的，你可以现在就学呀!”我又一头扎到中关村的软件店里，千挑万选，为他买学VB的光盘。这时，我很希望儿子以后能作个程序员，因为男孩子很适合做这个工作。这些年我订了不少电脑类报刊，一方面学了很多电脑知识，丰富了自己，另一方面也更加了解计算机技术的整体发展状况。多年的记者生涯，使我更习惯于从宏观的角度、从发展趋势来看问题，对儿子的未来的筹划也是如此。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就应该考虑他今后的职业，来确定学习方向。        我当时觉得，当程序员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直在想办法给儿子打下一个编程的基础。        我知道，程序员的职业生涯非常短，一般到35岁就很难有造诣了。而一般人二十多岁才大学毕业，那么他们其实只有十年的时间在这个领域拼杀。而儿子的年龄还很小，从现在开始冲击编程领域，他就可以比其他人多5～10年时间的优势年龄。当时的想法也很简单，儿子提前学了VB，等到中专四年级学这个软件时，他能学得轻松一些。        因为和儿子一起学习电脑，共同语言也多起来了。        那天，他父亲来电话，提出想买台电脑:“老曲，你也算是电脑高手了，给我出个主意，买什么牌子的电脑好?”        “找你儿子呀!他是学计算机的，对电脑比我熟!”我说。“他那两下子怎么样啊?我还要装一些软件呢!”儿子在父亲的眼中，还是孩子，买电脑这类大事不可能依靠他。“你如果觉得他不行，找别人也可以呀!”我讥讽地回了他一句。        他爸爸嘟嘟囔囔地说:“找别人找谁呀?我们这儿也没人懂这玩意儿!那还不如叫淘气呢!”他爸爸对电脑是一窍不通，所以我也没法向他解释儿子的电脑水平究竟到什么程度，既不能说儿子很精通，也不能说儿子水平太低。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6)
    到了周末，儿子回到他那边，他们父子俩一起到中关村，千挑万选，把电脑搬回了家。我都可以想像出儿子怎样颐指气使地指挥他那对电脑一窍不通的爹，然后又怎样故作高手地把所有软件给装上。看到儿子如此熟练地在电脑这高科技的玩意儿面前指挥若定，这使他爸爸既惊奇又高兴。转眼间，他就给他爸爸装了不少新鲜玩意儿，看VCD的，听MP3的，画画的，上网的……在别的家庭里，这些东西都是慢慢买了软件才逐渐装备起来的，而现在儿子一口气都给他装上了。装上之后，还挨个儿都给他演示了一遍。一个电脑竟有如此多的功能俨然一个家庭娱乐中心嘛!让他又惊又喜，因为在他眼里，淘气还完全是个孩子，没想到对电脑使用得这么熟练。于是这当爹的什么都听儿子的，这让一直被人当作孩子的儿子特别地感觉良好，也就更加地要作专家状。麻烦的是，这还一下子激发起儿子的主人翁精神来了!我想我们都低估了儿子的这点主人翁精神。主人嘛，就要指挥一切，要有权力。而不懂的那个人，自然是要乖乖地听人家的。“主人翁”第二次去他爸爸那儿，就开始行使权力，提出要把那新买的宝贝给拆了。他爸爸心里挺别扭的:毕竟是崭新东西，就大卸八块了?可看看“主人翁”的脸色，便把话又咽回去了。一则他不了解儿子的水平究竟有多高，以为能装这些软件就必是高手;二则这一周来用儿子帮忙给调试好的电脑，让他玩得不亦乐乎，加之儿子平时又不是总在身边的，不便像过去那样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因而也只好同意。儿子这时颇有点儿大拿的样子，根本不去注意当爹的脸上那勉强的表情，一脸高手的严肃状，三下五除二就把那宝贝给大卸八块了他的好奇心太强了!这孩子也是给憋了好久了，在我这儿，我不让他随便给电脑动手术，他基本上没有决定权。因为他一旦把电脑弄坏了，我就写不了东西了，会影响我的工作。我也不让他动他自己的机器，因为我知道他的水平，加之学习紧张，因而他一直也没有机会。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儿子，其实根本没有掌握攒机的技术，就迫不及待地想探究“宝贝”的内脏这铁玩意儿肚子里到底是些啥东西?现在他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倒要看看这铁玩意儿的“牛黄狗宝”是什么样儿!        看到自己新买的计算机被儿子卸了个七零八落，他爸爸甚是心疼，但“门外汉”又不知儿子的计算机究竟到什么程度，只好自己安慰自己:他能拆还不能装么?反正也是给拆了，说也没什么用，倒让儿子不高兴。他爸爸耐心地在一旁等着，不时还向一脸严肃的高手问几句。没想到这一次高手算是瞎菜了。儿子左捣鼓右捣鼓，怎么也装不起来了，那一脸严肃渐渐变成了慌张。“怎么回事?装不上了?”        “这不装着呢嘛!你别急呀!”其实儿子已经急出汗了。鼓捣了一天，儿子仍然回天乏力。“宝贝”终于宣告不治。他爸爸到处打电话，找了几家公司，人家都不给上门修，于是只好把散了架的“宝贝”搜罗起来，叫辆出租车送到中关村找到买机器的公司才给装好。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怕儿子回他父亲那儿。只要他父亲打电话来，多半是告状，一定是他那“宝贝”又受到侵害。        “这是很正常的。”我总是这样安慰他，“如果你老怕机器弄坏而不让儿子捣鼓的话，儿子就总也学不会。学计算机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大胆，敢去弄，弄弄就弄会了。为什么越年轻学计算机越快呀，就是因为年轻人没什么顾忌，敢弄。年龄大的人，老怕把机器弄坏，所以就老也学不会。为了让他学好计算机，咱们也得付出点儿代价呀!”        有一天他父亲又打来电话抱怨:“嗨!这些日子，别人推荐我装了个炒股的卡。我现在也忙，没时间老上证券公司去，装了这个卡觉得挺方便，在家里就可以买单了。可这孩子这次回来又不知犯了什么邪，就跟我这机器有仇似的，又开始拆机器了。我怕他把机器再弄坏了，还告诉他我装了炒股的卡，叫他小心点儿，他一边答应着一边又把机器拆了，结果又装不好了。机器这一坏，弄得我几天没法儿上网走单，正好赶上股市变化，一下子损失了10万!你说这孩子气人不气人!”        这么惨重的损失!我一下子目瞪口呆。过了好一会儿才嗫嚅着说:“那……那你也不能不让儿子弄机器呀?”“唉!”对面是一声长叹。        怎么办?谁让我们为人父母呢?机器还得让儿子弄，没办法，这关乎他的前途!        但他爸爸后来终于苦尽甘来，因为儿子的计算机水平提高很快，软件方面不用说，硬件方面也很快熟练起来，他爸爸的机器不论出了什么问题，他都能很快解决了。他爸爸想装什么软件，想听音乐、看电影、上网等一系列的问题，儿子都可以轻松为他办到。他根本不用花钱买软件，想用什么只要叫儿子给装上就可以了，因为我这里什么软件都有。儿子成了他那”宝贝”的保镖。他的朋友也都知道他有一个儿子是电脑高手，谁家电脑出了问题都找他，甭管什么毛病，儿子都能手到病除。他爸爸开始为他感到骄傲。退学风波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是时间，它是构成生命的单元。        在文凭与儿子的青春之间，我选择哪一个?从母亲的角度，我衡量的是文凭与儿子的青春哪一个更重。然而，当我从记者的角度来看这个考试制度时，便不再是孰轻孰重的问题了，而不得不颇为困惑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教育的核心目的是什么?换言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人?        为什么，我们这么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培养的却是考试机器?我们的教育在培养越来越善于考试、并且只具有此类知识结构的人才。我们造就了为考试而学习的学生，为考试而教书的老师，为考试而存在的教育体制，为考试而忐忑不安、心力交瘁的家长。多少年来，我们就是在营造一个适合考试生存的土壤。儿子在上中专的两年中，他的学习成绩一路飙升，很快在班上名列前茅。而且，他还学了大量课外的知识，计算机水平也越来越专业了。按理说，我应该很欣慰，终于不再为他的分数发愁了。照这样发展下去，他应该能顺利地毕业并由学校分配工作，像所有身边的孩子那样，走上工作岗位。然而，不知为什么，我内心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以往的惯性思维突然停止了，我觉得我不能让儿子再这样学下去了!他将还要用两年时间去学习很多对他来说是无用的知识。在我的人生信条中，一直认为生命中最重要的就是时间，因为时间是构成生命的单元。        两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我总觉得，一个人在60岁时浪费两年时光也许并不可惜，而在16岁时浪费两年，代价就太高了。因为在16岁这个年龄，是一个人记忆力、理解力、综合反应能力都达到最佳状态的年龄。在学计算机的过程中，我就发现:在学习上，开始是我跑，然后是我拉着儿子跑，以后我们并肩跑，最后，我眼看着儿子甩下我，绝尘而去……他真是年轻啊!他学计算机不到两年，而我使用计算机已经10年了，我从1990年就买了一台计算机，一直用它打稿子。真正全面学习计算机知识也有5年了，可到现在，就水平来讲，我已经无法和他相比了。我们俩虽然互教互学，但我教他的，说一遍他就会了，有时甚至只说一半他就明白了，灵得让我吃惊;而他教我时，常常要说好几遍，而且有的东西我就是学不会了。我们俩就像龟兔赛跑，乌龟很勤勉地爬着，而兔子虽不勤勉，但也没有长时间睡懒觉，他轻轻松松地跑着跳着，就远远地跑到前面去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儿子不仅是记忆力超过我，理解力也远远在我之上。使我吃惊的是他在学习上的这种爆发力，在很短的时间，也就是三两个月的时间，他的英语突然上去了，计算机突然上去了，学习成绩一跃而为班上前几名，这是他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连我这个做母亲的都很吃惊:知识的积累应该是一个过程，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发生这种大的变化呢?难道男孩子就是有一个这样爆发的时期吗?        我相信，在人的一生中，这种最佳状态、或者说最聪明的时期不会是很长时间，如果把这一段时间用于学习淘汰知识，就有点儿太亏了。这就好像打硬仗时要用精锐部队一样，最聪明的这一段年龄要用来学习最重要、最前沿的知识。虽然现在儿子能通过自学学到很多东西，甚至成绩能在班里名列前茅，但他毕竟每天都要用最主要的时间学习学校的课程，真正对他有用的知识，却只能“业余”学了。        我不想让儿子再在学校浪费时间了。可真是退学，我又下不了决心。这么小的孩子，退了学，让他干什么去?儿子当时不到17岁，比我下乡时的年龄还稍大点儿。可我当时是没办法，没学可上呀!儿子就不一样了，硬让他退学，当社会青年?        这也没有先例呀!我周围就没有一个孩子退学的。似乎一退学就脱离了“组织”了，人怎么可能没有单位呢?这个单位是学校也好，是工厂也好，是杂志社也好，总之是得有一个地方管着你，生老病死，分子，分配工作，都是要组织上管的。我这一辈子都是非常有“组织观念”的，那是我的靠山，我所有的安全感，都是因为有了组织。儿子也应该如此呀，中专毕业或者由国家分配或者升大学，然后再由国家分配工作。一退学，岂不成了社会游民?别的不说，档案放在哪儿呀?没有转档案的地方，不跟外地民工一样了吗?犹犹豫豫中就到了暑假。我早就计划好了，让他利用这个暑假去学UNIX，这一般是作为网络服务器的操作系统，做网络管理员必须具备的知识。但是学这门知识需要有较高的计算机基础，一般中学生是学不了的。当时网络管理员的职业非常吃香，工资也很高。由于这两年不断地给儿子开“小灶”，以儿子目前的计算机水平，去学这门知识应该是没问题的。上培训班学一周，学费是1400元，相当于我一个月的工资。尽管这钱对我来说不是小数目，但为了儿子的前途，这钱也得花。儿子对学这门知识没什么意见，一放暑假就高高兴兴地每天到中关村去上课了。        恰恰在这时，国家的教育政策改变了。过去，按照国家规定，中专毕业是不允许考大学的，这是为了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但鉴于近些年中专毕业生就业困难的局面，国家开始允许中专毕业生考大学了。儿子所在学校曾为此专门召开了全校家长大会，校长语重心长地讲到中专目前严峻的就业形和国家这项政策给中专学生带来的光明前景。其实家长心中都明镜似的，别说中专了，就是大专毕业，找工作也不容易。所以中专毕业后继续上大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让儿子继续追寻传统的大学梦还是退学的选择让我备受煎熬。以儿子目前的学习成绩，上大学应该是没问题了，特别是如果能学计算机专业，他应该更是驾轻就熟。我在心中反复权衡这样一个问题:为了一纸文凭，值不值得让孩子付出几年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而到后来，儿子越学越深的时候，我越发觉得儿子别说再接着上两年中专了，就是上四年大学去学计算机也是很不划算的。他的计算机水平甚至可能不比大学教计算机的老师差了。我认为，这时就是让儿子直接读计算机系的研究生，应该都没问题，甚至他连这也已经没必要读了。因为儿子已经掌握了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善于选择。他基本上是没有学无用的知识。如果继续上学，被动地受教育的话，在学习上绝不可能突进得这么快。其实一张中专的文凭确实犯不着我这么作难，关键是儿子要接着拿下一个文凭大学的文凭。而为了那个大学文凭，儿子就要再拿出六年的时间来学对他来说可能毫无意义的课程。六年的生命啊，这让我这个做母亲的真是难下决心。        敢走退学这一步吗?这毕竟是你最爱的一个人，这是他六年的青春!        那些日子，我夜夜难以入眠。当妈的也真是难啊!儿子学习不好，你着急;现在他学习好了，好得老师都教不了他了，你还着急!我就想不明白，这文凭，不就是一张纸么?怎么竟有这么大魔力，这天底下就没有一个人敢与它对抗，所有人都跳不出它的手心儿?        说到底，那一纸文凭是什么?不过是中国的考试制度在你身上盖的一个戳，表明你被他验明正身，这与那产品检验合格的戳，本质上意义相同。你的一生，从此就获得一个通行证，一个不再处处受阻的通行证。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7)
    可这一纸文凭，又不仅是一个戳，是中国人早已渗透到骨子里的对考试制度的敬畏!若说这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可是源远流长的，已经延续了上千年。而中国传统文化的鼻祖、大圣人孔子也早有高论‘学而优则仕’，几千年来，入仕就是读书人全部生存的动力，远比商贾等任何职业都重要。要不，那蒲松龄何至于在70岁的皓首之年，还拼着那老身子奋战于考场?旧文人全部生命价值的体现，就是金榜题名。你还真不能不佩服孔大圣人，这“学而优则仕”的理念，硬是挺了几千年都没断了根儿!它对我们整个民族的心理机制、文化素养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或者说它一直在我们这个民族的潜意识里起着作用。那天，儿子又开始抱怨学校学的东西都过时了，我对他说:“儿子，妈一直想问你这个问题:你说你现在在学校还能学到东西吗?是不是有些课程还是能学点东西的?”“学什么呀?主课是计算机课，讲的都是过时的东西，全是DOS的。就是老师现在讲WINDOWS的东西，也不如网上的新啊!其他就是英语、语文、数学。英语更是小儿科了，听和不听都没什么区别，而中专的语文和数学都不是主要课程了!”“那你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就耗呗。真觉得浪费时间!”儿子颇为不满。“咱们退学怎样?”        “退学?!”儿子大吃一惊，“那我不成无业游民了?”“你觉得如果退学的话，你能找工作吗?”“谁知道呢，我没想过。”        “如果能找到工作，你退不退?”我问儿子。“我不知道。再说吧。”        他确实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这么大的事，光和孩子商量也弄不出什么结果。我也不能自己作主，应该跟他爸爸商量一下，就是退了，也要让他爸爸事先知道，免得以后落埋怨。于是给他爸爸打了一个电话:“我想让淘气退学。”“你疯了吧!”他爸爸一听就急了，        “你怎么会想到让儿子退学呢?他才多大，17岁还不到!不管怎么样，四年学出来也是中专毕业!他现在退学，不就是初中毕业吗?你瞅瞅全北京，现在还有一个初中毕业的没有?再说了，这事我怎么跟他奶奶说?淘气是她的命根子，她这还老是问淘气的成绩呢!我都不愿意跟你说，当初你让儿子上中专，老太太意见大了!她本想让淘气上大学的，你非让他上了中专，邻居们问起来，她都不好意思说这事儿。”        “孩子现在在学校已经学不到东西了，教的都是DOS那一套，早淘汰了。孩子现在上学就是浪费时间。淘气现在的水平，上大学学计算机专业都学不到什么了。”        “你别替他吹了!淘气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从小就不好好学习，现在能比大学生都强?这不笑话吗!”        我心里这个气呀，心想:“本来就没管孩子，到了孩子关键的时候，又老是与我作对!”        一气之下，我摔了电话。        那时是1999年，我一直兼职在一家报纸的网络版担任网页制作工作。开始接下这份兼职的工作只是为了增加收入，因为我的工资并不高，而供一个上中学的孩子开销又很大，学校不断地要家长出各种费用。加上这些年又不断为儿子报各种辅导班和家教，买辅导书，买光盘，使我们的生活一直很拮据。那几年，我真是节衣缩食，也基本上很少给儿子买衣服，因为他有校服可穿。儿子倒不在乎，反正冻不着饿不着就行。儿子在这方面让我挺欣慰，他挺随和，在生活上要求也不多，从来没向我提出过让我给他买名牌东西。为了改变家里的经济状况，一个朋友给我介绍了这份兼职的活儿，加上我又不坐班，就接了下来。有了两份收入，经济上就宽裕一些。做两份工作，开始还挺乐，可时间一长，就觉得有些疲惫。除了工作以外，要操心家中的柴米油盐，还要抓时间学点东西。家里经济状况稍微好一点以后，我就提出想辞去这份兼职的工作，而那时能做网页的人很难找，竟因一直找不到接替的人而辞不了这份兼职的活儿。我琢磨着，这也是一个机会，正好可以让儿子接替我这份兼职的工作。过了两天，我再次给他父亲打电话商量退学之事，他的口气软了一些:“淘气的学历太低啊，退了学找不到工作咋办?”        “我想好了，有两个办法。一个是我同报社商量，让他接替我这份兼职的工作，看行不行;如果不行，就先让他去上几个专业的培训班，边上边找工作。这孩子现在图形设计、网页制作、编程序都能做，像他这样技术全面的人，我觉得北京还真不多。找工作应该不是太难。”        “你光这么说，他那么小，又没文凭，谁认哪!”他爸爸忧心忡忡地说。        自从把孩子接到我这里后，在孩子的教育上，他爸爸一直是很支持我的，孩子每次出现问题，他都尽可能地帮我做儿子的工作。但退学这事太大了，每次打电话商量这件事，他都要质问我一句:“你让他退学，以后他生活过得不好了，他埋怨你，你负得起这责任吗?”        “他以后生活得好不好，并不取决于他是不是退学。退学只是为了不让他浪费时间，浪费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生命!再说了，我也不会逼他退学，是否退学，这个大决定还是要由淘气自己做出来的。关键是咱们俩意见要统一，再说服老人，别让他奶奶为此受刺激。”        “他奶奶受刺激大了，我没法儿说服她。”        这样的电话，我们打了多次。对于孩子的前途，我们俩都着急。我也能理解他，退学这事儿，也有点太出格儿，一般人不会这么做的。他这当爹的，平时就算很配合我了，而且基本上不干涉我对孩子的教育。可他毕竟对计算机这个行业不是很了解，对儿子的水平也不那么了解谁敢去和大一统的教育体制抗衡啊?这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在父亲的眼中，老淘（所有人里，只有他管淘气叫老淘）同志压根儿就是个淘气包!不惹祸已是不错了，还要工作，        养家糊口，这不扯淡吗!我想，我们最后终于能取得一致，是源于我们都爱孩子。作为父母，我们虽然分开了，彼此再有怨恨，对儿子的爱，却是一样的。取得他父亲的谅解之后，下一个目标就是淘气的奶奶了。        那一段时间，我也不断地与儿子商量退学的事。每次儿子回奶奶家，我都要教唆他一番，如何跟奶奶谈退学之事。儿子成了说客，每次回去都不断说服他父亲和奶奶，似乎还挺有成效。待儿子铺垫到一定的火候，我才适时地出动，给他奶奶打了一个很长的电话，说明了我对孩子未来的想法和退学的原因，取得了他奶奶的谅解。        别看儿子把别人都说通了，他自己却迟迟拿不定主意。这也难怪，他毕竟还是个孩子，还不能很全面、很成熟地考虑许多问题。在我心里，这文凭的事，想得越清楚，越倾向于为儿子选择青春与未来，但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他退学，退学的决定应该是他自己做出的。        一天，儿子从中关村上课回来对我说:“妈，我想好了，现在我就退学。”        “咦，你想好了?下决心了?”“我想好了。”        “找不着工作咋办?你想过没有?”        “不是有个现成的吗?我干脆接你那份兼职的工作得了，你也不用那么累。”        “你不想上大学了?上班可跟上学不一样。”“我想好了，以后我就自学吧。”儿子似乎是一瞬间就想好了。他总是这样，让人很怀疑他是否考虑过。其实我事后才知道，他在这个UNIX的培训班上认识了不少中关村IT界的人士，这些IT白领一直是儿子心中的偶像，他们谈论的话题，对儿子影响很大。班上一个科技企业的经理，告诉他最好去学微软的MCDˉBA，儿子也深知学MCDBA的难度，学下这门课要用很多时间。他觉得如果留在学校里，大量的功课会占用他很多的时间，而这些功课对他又没有什么用处，所以这才下了退学的决心。        “淘气，妈现在可是把你当作成年人实际上你也已经成年了。对于退学这件事你可想好!一旦咱们真的退了学，可就不能后悔了。妈妈也不知道退学这条路是对还是错，也许是一条捷径，也许会因此让你一生备受磨难。所以你想好，作一个大决定。妈是早不想再干这个兼职的工作了，因为太累了，只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接替我，所以只好干着，你如果能接替妈的这份工作，那就太好了。”        “退。我觉得我现在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        “妈支持你。不过，以后你可就像高尔基一样，是上社会大学了。从现在开始，你就要自己给自己当教授，安排自己的学习了。妈问你，你说自个儿教自个儿，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是什么?我不知道。”儿子一时摸不着头脑。        “最重要的是选择。在学校里，老师教什么你学什么，选择不了。今后，学哪些东西就要由你自己决定了。只拣最有用的学，而且还要学有发展前景的。别费很大劲学了半天，没两天这东西就被淘汰了，白费功夫。有的时候，选择比刻苦还重要。”晚上，儿子睡着了。我蹑手蹑脚地来到他的床边，望着睡梦中还是一脸孩子气的儿子，心中感叹:说到底，他毕竟只有17岁啊，现在却要工作了!从此他便要加入社会竞争的行列。而他的同龄人，还要在课堂上坐好几年呢。他睡得好沉啊，真是无忧无虑的年龄!退学这么大的决心，一旦下了之后，他竟然不失眠，还睡得这么香!不过天天从城东跑到中关村去上课，也够他累的了。房间里是一团凌乱，臭袜子扔得东一只西一只，桌上乱七八糟地摆着书和光盘。他是否知道今天这个决定对他一生的影响?他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因为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而抱憾终生?会不会因此而经受比我更多的磨难?        儿子走上大学讲台        过去说“自古英雄出少年”，而今，计算机领域最典型地表现出这种情形。这些年，这个领域频出少年高手、少年黑客、少年专家。我发现，滋生少年高手最好的土壤就是家庭环境。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数字化的时候，一个电脑发烧友无意中用数字化的方式，教育了她的儿子，于是这个普通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走到了专业领域的前沿，然后，他又走到了大学的讲台上。儿子接替我这份兼职的工作，到了这家报社的网络版，负责网页的设计制作及每日新闻        的更新。        在给儿子办退学时，他的班主任老师一见到我，似乎就明白了，说:“班上同学都说他要出国了，我估计就是这几天，家里就会来办手续了。”        当听到我的儿子并不是出国，只是要退学时，老师的脸色突然严肃起来:“那你们作为家长的，可要想好，一旦退了，想再上可就不行了!”我知道，在这所学校里，不是因为出国而退学的，还没有先例。        我与他的班主任老师谈起退学的原因:“我觉得中专的教材比较陈旧，计算机技术发展这么快，可孩子们还在学DOS系统的东西，很多知识已经被淘汰了。现在WIN98都出来了，以后所有的应用程序都是要基于这个平台了。可他们现在还在学一大堆DOS的东西，将来找工作也是个问题。所以我考虑让孩子退学了。”        老师说:“我们也看到这个问题了，可我们的教学大纲是四年制定一次，即使是最新的大纲，到学生毕业时也不能保证他们学的都是前沿知识。我们老师也没有办法，我们必须按教学大纲来教。”        我的天，四年制定一次教学大纲!我心里暗自为自己让儿子退学的决定而庆幸。四年，在计算机领域，该换多少代技术了!我真觉得这样的大纲，是吞食年轻生命的黑洞，溜之乎吧!        我知道，儿子每天的工作量并不大，在网页设计完之后，就是把每天的新闻更新上去，一旦出了技术上的毛病给解决一下，这份工作其实就是个“闲差”。所以我对儿子说:“儿子，你得自己给自己制定个教学大纲。你现在每天时间这么多，别荒过去，要充分利用起来。”我想同他商量一下，还是要让他系统地学一些计算机知识，免得他整日想着当网上大侠。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8)
    “我想考微软的MCDBA。”儿子轻描淡写地说。        “什么?!”我倒抽了一口冷气，这一惊非同小可，“MCˉDBA?”我以为儿子尚年轻，对今后的发展还不会有什么想法。他若有什么想法，我们母子怎么也得研究研究吧?可听他刚才这口气，分明早已胸有成竹，而且一上来就提出这样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目标。MCDBA是微软公司比较高级的一种国际性认证考试数据库认证专家。照我的思维，我们俩应该坐下来，根据儿子的兴趣和计算机未来发展方向，认真地研究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方案，没想到儿子竟一下子就把目标定了如此高。哪有这样学的?再说了，MCDBA的难度，搞计算机的人都清楚，就是专业IT人士，一般也不敢轻易涉足。我那不知天高地厚的儿子，顶多也就是个电脑发烧友的水平，而且考MCDBA所需的英语程度，一个中学生也        是完全达不到的。以我的理解，数据库在计算机技术中，应该算最高境界了，没有专门训练，几乎是很难通过自学来达到的。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对啊。上周末我已经到清华问了，因为那儿有个培训班。价格我也问了，学一门课是500元，考一次是230元。买教材是1300元。我先买教材吧。”        “真够贵的!”我脱口而出。心里却琢磨着，儿子这是怎么了?花这么多钱，去考一个毫无希望的认证，他脑子出毛病了吧，MCDBA根本不是一般电脑爱好者能考的呀!        “这是便宜的呢!因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照顾!要是在美国或者欧洲考，得比在国内贵好几倍呢。”        我想说:“你哪能学这个呀，这不是白浪费钱吗?”但是本能让我把这句话咽了回去，说出来的却是:“行!过去不是说吗?人有多大胆儿，地有多大产，不妨去试试。妈先给你2000元，把教材先买了，第一门课的培训费也先交了。等以后你拿到工资就用你自己的工资支付吧。”        儿子开始哼着歌，高高兴兴地帮我洗碗，洗完一个，就冲着我做一个拳击的动作，他总喜欢跟我玩这悬的，作武林高手状，而且总是把拳头眼看就要打到我了，突然收回去，有一次不小心还真打到了我的鼻子上，肿了好几天，气得我捶了他一顿，可他总不接受教训，老要做这让我提心吊胆的动作。说到底，他还是个孩子啊!        晚上躺在床上，我心里七上八下的他这是发什么烧啊?我了解儿子，他根本算不上是电脑高手，只能算个发烧友罢了，怎么想起去考MCDBA了呢?我知道这是当前比较难的一种考试，据说全世界也仅有几千人考过，而且大部分是英语国家的人，亚洲国家几乎没多少人考过。而国内的中学生就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个考试，即使在业界知道的人也不多。尽管现在微软的考试很吃得开，但即使是IT界的人士，也大多参加微软考试中容易一些的MCSE（网络认证）的考试。MCDBA考试不仅英文程度要求很高，计算机的水平也必须很高，国内根本没多少人考!我觉得儿子几乎没什么希望。        我这傻儿子怎么不知从易到难地学呢?他完全可以先考MCSE呀，能考得过去，再尝试考MCDBA呗!我真搞不清楚他那胆大包天的性格到底是谁的遗传!不过，说实在的，若考试费低一些，让儿子去考一下也无妨，因为即使考不过去，也让儿子经历一下，而且让他对自己的计算机水平也有个了解。可儿子报的这个MCDBA要考好几门，除了1300元的教材费，每考一门，培训费与考试费加起来也近千元，对于我们这个工薪之家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即使儿子每次都顺利通过，考下MCDBA也要好几千元，如果每门都考上好几次才过，那我这个当妈的可就惨了，我哪儿拿得出这么多钱哪。何况儿子这水平，能指望他每次都顺利通过吗?!我所以能一下子拿出2000元让他报名培训和买教材，也是因为不用惦记上大学的事了，加之他也有一份收入。        但我凭直觉，这个时候不能阻止儿子。尽管他的胆子是太大了，但也要保护他的锐气。        我知道，在计算机这个领域，少年的锐气是极其重要的。现在儿子好在也有了工作，每月也有一千多元的进项。我想好了，不妨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去尝试一下，考不过，我再把我这番道理摆出来，也让他知道自己有多少水平。我琢磨着，就让他考三次，若三次考不过，我就不再给他钱了。我也学美国家长，你要再想考，自己想办法吧!        那些日子我总是无奈地想:但愿儿子能创造奇迹!可是从内心里，我又不相信儿子能创造奇迹。        真退了学，儿子的学习倒抓得紧起来，天天学到很晚。过去是逼着儿子学，现在是逼着儿子早点儿睡觉。        那天下班回来，儿子又对我说:“我跟网友们说了，我要考MCDBA，你猜网友们说什么?他        们都说我年少轻狂!”“他们知道你多大吗?你不是尽在网上说你三十多岁吗?”“那是跟老外        。跟国内的网友我就说我17岁。”        “别听他们的!妈就相信你能创造奇迹。”到了这份儿上，只能鼓励他。我这儿子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胆子大，从他计算机学了没几天，就敢拆他爸爸的机器我就看出来了。报MCDBA也是如此，说他年少轻狂其实并不为过。考试的日子一天天近了，我装作若无其事，心里却十分不安，也煞是心疼那230元，也不知道要多少个230元儿子才能通过MCDBA?平时我都让儿子自己弄早饭吃，锻炼他的自理能力，可考试这天我早早起来为他做了早饭。我不想给儿子心理增加负担，但还是忍不住对儿子说:“儿，考完就给妈妈打个电话好吗?”这种考试都是通过网上进行机考，考完分数就出来了。我觉得如果等到儿子从中关村那边回来后才知道结果，这时间太漫长了，我可熬不了这好几个小时。        “别那么紧张，老妈!考完我就给你打电话。”儿子倒是挺轻松，把挎包往背后一背的样子，倒像是去旅游。他还不知道生活的艰难，那230元在他心里也没概念。不过这也倒好，这样他没负担。若换了我，本来能考过去的，让这230元搅和得一紧张，也考不过去了。那几个小时真是什么事也干不了，我不断在心中安慰自己:就当他考不过去，也没什么!考不了MCDBA，还可以考别的嘛!不见得考不过MCDBA，他这一辈子就没出息了。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等来了儿子的电话:“妈，你猜我过了吗?”        “没过。”我沮丧地说，“你要过了就创造奇迹了。”这时候我多希望儿子把我驳回呀!可儿子说:“没关系，妈。我觉得这次没过，可我知道我的弱点在哪儿了，而且我的分数已经很接近了，我下次肯定能过。”完了!果然这MCDBA不是好啃的骨头。        “妈相信你!你就赶快回家吧。”我琢磨着，“相信你”这三个字，我有机会说三遍，三遍之后，就该阻止他考MCDˉBA了。三次都过不了，就说明他根本没有这能力!儿子回来后把考试结果给我看，果然分数差得不多。我拍拍儿子的脸:“你就大着胆子去考吧，别考虑钱的事，妈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考。”        “没那么严重，妈。”儿子一边说，一边就打开计算机。我在心里不断地对自己说:顺其        自然，顺其自然!因为焦虑也没用，而且我是一点也帮不上儿子了，在那么专业的领域，我已经望尘莫及了。        我犹犹豫豫地问儿子:“要不，你再上一遍培训班，不就多花500元吗!”        “现在不是500啦，涨啦，800块了。”“啊?!”        儿子笑嘻嘻地看着我说:“别紧张，妈。我不用再上培训班了，我觉得我再好好复习一下，下次能行。”        儿子第二次去考试的时候，我忍不住还是嘱咐了一句:“考完就给妈打电话!”        儿子出门前无奈地冲我笑了笑，那意思是“你又那么紧张”，但他还是应了一句:“行!”        焦虑不安的几个小时终于过去了，又等来了儿子的电话，声音十分低沉:“妈，你说我过了吗?”        “没过?”听儿子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就沉到了底，那一瞬间心里真是很难受，因为如果两次都考不过的话，考过MCDBA的希望就很渺茫了。为了这个考试，儿子没白天没黑夜地学，花了那么多精力，而且我真不知道能拿出多少钱来让他这么考……        突然间，儿子的声音提高了八度:“妈!我过啦!”“什么?真的，儿子，你可得跟妈妈说实话!”“妈，我真的过了!”儿子又一次欢呼起来。        我还是不能相信，等到儿子回到家把成绩单给我看的时候，我才敢相信。望着儿子那张孩子气的脸，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好一会儿我才说了一句:“妈真挺为你骄傲的!”儿子告诉我，他马上又向网友们汇报了:“他们说我:你大概记错年龄了吧，八成是27记成17了!张莎莎（他经常联系的一个女网友）给我作证，说:他真的是17岁。妈妈，你猜怎么着?居然没一个人相信!”“妈相信你，奇迹都是人创造的。”        只要有一门考过了，就说明他具有考MCDBA的水平，下面几门也有希望了。后来的几门就比较顺利了，虽然有时也有考两次的，但大部分时间都是一次考试就通过了，而且儿子开始用自己的工资支付考试费了。儿子越学越顺，后来连培训班也不用上了，每次八百多元的费用也省了，照样能考过去。MCDBA还没考完，儿子又对我说:“妈，我想考MCSD。”        我愣了一下，这是微软最高级的一项考试了，虽然仅考四门，但难度比MCDBA还高。我知道这是微软的软件专家认证考试。        不过这时，我对儿子创造奇迹的能力有了点儿认识。计算机这个行业，是吃青春饭的。        因为这个行业发展太快了，让人目不暇接。而对于人来说，是越年轻，适应变化、接受新知识的能力越强。程序员到了35岁，就已是“廉颇老矣”，难有什么大作为了。        然而，大多数孩子在学习计算机的最佳年龄，没有人指导，没有一个适宜的家庭环境。        而到孩子真正进入专业领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这时学校里有人教了，周围也有一个环境了，但这时孩子大部分已经20岁左右了。学计算机环境非常重要，通俗点儿说就是要有师兄弟，随时随地可以切磋。多数孩子是上大学之后才进入这个环境，因为有了同是学计算机的同学。而我的儿子在14岁时，就开始进入这个环境，随时可以和我切磋。家里不仅有数不清的光盘，而且有我这个可以代替师兄弟的电脑发烧友妈妈。        报社的工作虽然很轻松，但我觉得儿子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很难有大的发展。在报社，他的工作是最轻松的，每天只要点两下鼠标，把别人做好的新闻更新上去就没事了。看着知足常乐的儿子每天哼着歌去上班，我心里又感到不对劲儿了。        我觉得这孩子有一种惰性，他很容易适应一种环境，而且适应之后就安于现状，缺少向自己挑战的精神。作为母亲，我更希望他到一个高手林立的单位，一个让他经常遇到困难的地方，而不是这么一个舒适的环境，舒适的工作。        由于对IT业的了解，我知道儿子找工作并不困难。因为像儿子这样在计算机方面技术如此全面的人并不多见。当时网络在中国刚开始热起来，而他基本上在图形制作、网络技术、编程和数据库四个方面的知识都具备一些，很多工作他都是可以胜任的。        我跟儿子说:“在报社工作是挺舒服的，不过妈觉得对你最有利的环境是一个困难环境，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就不会有长进。在鸡群里，你可能毫不费力就飞得最高;而在鹰群里，你可能会很费力，但还是飞得最低的。可是，就像列宁说的，鹰有时飞得比鸡还低，但鸡永远也飞不了鹰那么高。妈希望你是鹰，而不是鸡。”        “要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怎么办?再说，我现在不仅要考微软件的认证，还要参加自学考试，文凭还没拿到呢!谁会要我呀?”        “那你也应该去尝试尝试嘛!”        正在这时，他爸爸打来电话:“老曲呀，你还记得老丁吗（我对这个老丁还有印象，他是我和前夫过去的战友）?他现在是一家数码公司的老总了，我那天跟他说了儿子的事，他说他们公司正需要这样的人呢!他挺想让淘气去他那儿的。”“你得问清楚，如果让儿子到他那里，能干什么?”“他说了，网管兼数据库。”        这太好了，这不是天遂人愿吗!一个人做两份工作，而且都是技术性要求很强的工作，网络管理员兼数据库主管，真是太理想了，我觉得儿子恰恰是在这两方面应该好好锻炼一下。        

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从分数重压下救出的少年英才(9)
    可儿子犹豫不决:“我现在正考着认证呢!如果到这家公司工作太紧张，就没有时间学习了。”        “妈倒觉得，你就是应该在工作中学呢!”        我与他父亲做了儿子多日的工作，儿子终于同意了。这天，儿子病了，体温越来越高，一直在39度徘徊。我急得不知怎么办好，一会儿给他量一次体温，一会儿给他吃片药。儿子脸烧得通红，昏昏沉沉地睡去。早上，他撑着要起来去上班。        “不行，你今天不能上班了!单位离家那么远，万一晕在路上出危险怎么办?”        “我必须得去!我不去，新闻就更新不了。”儿子有气无力地说。        我张口想阻止他，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儿子是对的，尽管他已经决定要离开这家报社了，但他仍然恪守职责，这正是我应该鼓励的。如果我这时因为心疼他而阻止他，在他心中，是非就有可能混淆。这时，我知道，我必须与自己的母亲情结作斗争:艰难与困苦，恰恰是        磨练儿子意志的好机会。“别急，儿子，妈妈给你蒸碗蛋羹，你吃了再走。”        儿子歪在椅子上，勉强吃了一半，就把碗推到一边:“我吃不下。妈，我上班去了。”        我忧心忡忡地看着脸烧得红红的儿子骑上车，远去了。他路上要骑1个小时，我真是为他担忧极了。        可忧虑归忧虑，我在心里还是非常欣赏儿子，欣赏他的这种契约精神。因为这是现代人必须具备的精神。        他在辞职前1个月正式通知报社，并在离开报社前，重点教会了另一个人更新新闻。当时，报社为了挽留他，提出给他的工资翻番，比总编辑的工资还高。他问我:“妈，你说我应该怎么办?”“你觉得呢?”        他有些留恋地说:“刚对报社比较熟悉了，其实我挺不想离开这儿。不过，我知道我应该到一个更困难的地方去。我昨天跟社领导说了，即使我走了，以后网络部有什么技术问题我也会管的。但是我没想到，会一下子给我涨那么多工资!”“你认为工资重要吗?”        儿子笑嘻嘻地反问我:“那你说呢?”        “是不是自尊心特满足?”我嘲讽地说。“对啦!”        “是啊，妈知道你，也许在你眼里，钱不是最重要的，但钱能说明你的价值，于是自尊心特满足。但妈是这样认为的，钱不重要，自尊心也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你应该去做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不能在一个很舒服的环境里。妈还是那个观点，你应该到鹰群里去，到所有人都比你强的地方去。但这次走不走，由你自己决定，因为你现在已经成人了，妈不会干涉你了。”        儿子到了新公司后，立即开始着手建立局域网，设计具有模糊查询等先进技术在内的影视资料数据库。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有一次，我发现他和一个女孩子交往密切，就问起来。他挺不情愿地交代:“我到她们大学讲课认识的。”“到大学讲课?!你?!”我吃惊不小。那表情可能把儿子吓住了，他嘟囔着:“是啊。认识个朋友你也那么紧张!也就是一般的朋友，她上大二。”        “你到大学讲课了?你去讲什么?”我迫不及待地问。“还能讲什么?数据库呗。”        “你从来没讲过课，难道就不害怕?”“怕什么?”他好像有点莫名其妙。        “你讲了几次课，就认识这个女孩子了?”        “是呀。”过了一会儿，他又笑嘻嘻地解释到:“她不好好听讲，问题还特多，下了课，老找我问问题———老妈，你别那么紧张，我这人比较地诲人不倦，就这么点儿优点，你说人家那么爱学习哎，你怎么啦?”儿子正贫着呢，见我愣愣的，以为我又因为他早恋而生气。因为这时他只有18岁。其实，我并没有为他认识一个女朋友生气，这不过是年轻人之间很正常的交往。我只是觉得这消息对我来说太突然了，真让我有些悲喜交集。我的儿子竟然走上大学讲台!他不能理解一个始终未能实现大学梦的母亲，得知自己儿子走上大学讲台时的心情。他可能觉得讲一次课同他在电脑上玩一次游戏那样轻松平常。他不知道，这对母亲来说意义却非同一般。        是啊，他不可能知道他的母亲对大学的向往，也不可能知道母亲所经历的磨难。他不能想像得出文化大革命中断学业给我们这一代人心灵造成的伤害，也不可能想像得出望子成龙的期望在我们的生命中有多重的分量。        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18岁年轻人，却走上了大学，教的学生年龄都比他大，且当年学习成绩也肯定都比他好。我相信，在中国的大学讲台上，他肯定是最年轻的一个，这难道不是奇迹?        然而，这个奇迹是谁创造的?不是我，也不是儿子，是数字化教育!说它是奇迹，也因为它是一个偶然:当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进入数字化的时候，一个电脑发烧友无意中用数字化的方式，教育了她的儿子，于是这个普通的孩子在极短的时间里，一下子走到了专业领域的前沿，然后，他又走到了大学的讲台上。        我有时也想，这孩子怎么胆子这么大呢?他从来没讲过课啊!居然一点没有胆怯地就走上了大学讲台!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想也不敢想的事啊!        我想，他与我最根本的不同就在于他的思维没有约束，不用去突破什么，想干就干了，甚至从不问自己:我干得了吗?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他不像我，心灵总是在挣扎。        我们这一代人可能就栽在老想做“好××”上了，就怕被人认为是“不肖子孙”!于是我们思维上即使有所突破也极有限。也许他说得对，他没有像我这样活着。什么是时代呀?一代人和一代人活着的方式不一样了!他不必循规蹈矩，什么“规”，什么“矩”，都对他构不成束缚和威胁。他为什么会这样?        可能是因为他小时我忙得顾不上他，未能及时地给他圈上思维的藩篱。而天马行空的思维，又恰恰是才气的肥沃土壤。        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朱棣在谈到一个成功者的经验时说:“要想在科学上取得成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会用与别人不同的思维方式、别人忽略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也就是说要有一定的创造性。”这就是我们常讲的创造性思维。        我想，儿子走过的道路总是与同龄孩子不同，大概也跟我们常说的这句话有关系。而大多数家长在孩子成才的道路上，犯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分数上，而这样的父母教育“成功”后，孩子可能恰恰会没有发展的潜力了。实际上，做父母应该更关心孩子的个性发展和非智力因素的培养，而被精心呵护的个性，会成为孩子成才最重要的因素。        儿子到新公司后，更加如鱼得水。工作也十分顺利。到公司没两天，儿子带回来一台非常精巧的笔记本电脑，他告诉我:“这是丁叔叔用的，现在给我用了。”“为什么让你把笔记本带回家里来啊?”        “我设计数据库啊!我想到一个程序，立刻就得输进去，要不就忘了。再说，没有这个，我要是在家设计一个程序，想拷到公司的机器里，一张3寸盘也装不下，多不方便呀!”得，        这下可好，比在报社更舒服了!        儿子到公司之后，我才知道，公司虽然叫数码公司，其实是做电视片交易的公司，因此，在公司里，在计算机技术方面，儿子仍然是坐头一把交椅。在开始建设局域网和设计数据库时，他很忙。等主要工作做完之后，他的工作又轻闲起来，主要是技术维护工作了。我觉得这种情况对儿子的发展是最不利的，因为第一，他很难从工作中学到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交流;第二，由于别人都不懂技术，多有求于他，容易养成他的骄横之气，因为儿子毕竟太年轻了。这哪儿成啊!我很后悔，当初就应该想到，不能让儿子到熟人的手下工作。        我与儿子商量:“儿子，妈觉得你在这个公司不太合适……”“好了，好了!”儿子这一次颇不耐烦地打断我的话，“你又要开始说你那个鹰和鸡的著名理论了!我刚在一个单位安定下来，你又撺掇我跳槽!我往哪儿跳?!”我不想勉强儿子，也就没再说什么。        我觉得，儿子不应该生活在我与他爸爸的荫庇下，他应该靠自己的能力去打天下。我给他爸爸打电话:“我想来想去，总觉得让儿子到老丁的公司不合适。老丁对他挺宽容，又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在公司还不成了特殊人物?在这种环境中呆长了怎么行啊?他这么年轻，本来就没什么自制力，他在老丁那儿呆长了，将来都不知道自己几两重了!”“老丁挺看重他的，而且跟我说了，公司的尖端技术得掌握在自己人手里。淘气要一走，老丁那儿也不好办哪!”        “我想让淘气自己辞职。”        “那哪儿成啊，这不把老丁晾了?”        “以后哇，咱们谁也别帮孩子找工作了，他自己的事，就让他自己干。让他自己去闯，他都多大了，咱们还老包办他的事，那他还有什么出息呀!”        就在这期间，儿子又把微软的另一个认证MCSD给拿了下来。一天，儿子下班回来对我说:“公司让我签正式合同，我的试用期已经过了。”“你准备签吗?”“我……”儿子犹豫了一下，”我想我不签了。我想来想去，我还是应该到IT业的公司        ，要不，我学的这些东西也用不上。”第二天，儿子又告诉我:“公司说，如果不签合同，我就不能呆下去了。”        “那就走呗!老丁那儿，让你爸说去。”        儿子有些着急地说:“你说得倒轻松!我走了，上哪儿去?到这家公司是你让我来的，干了才几个月，现在你又让我走。我现在连地方都没有，上哪儿去!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你难道不认为应该自己找工作吗?再好的工作，如果是你爸爸给你找的，算什么本事!你已经18岁了，成年人了吧?妈觉得你应该自己锻炼锻炼了，你可以试试到网上找啊，去各种招聘会，找工作的办法多了。再说了，你不想走就不走，妈也没逼你呀!你发什么火啊。”        “我心里觉得还是你对嘛。可真要自己找工作，心里又没谱儿。”        “你平时不是胆子挺大的吗?现在连试也不敢试了?!”我讥讽地一撇嘴。“试就试!”那一段时间，我的压力也很大，所有人都认为我有毛病，放着现成的好工作不让儿子干，非要穷折腾。因为就是连我也没把握，他那两张微软认证的证书，是不是对他找工作有用。而像他这种学历，同那些外地民工，几乎没什么区别。过了几天，儿子告诉我，他找到工作了，工作很适合他，工资也很满意，他挺高兴。我问他:“你怎么找到的?”        “在网上找的!妈，我算了一下，每发10份简历，就有5个单位要我。现在中关村好多单位需要懂数据库的。妈，我觉得还是你说得对。老妈还是挺有先见之明的。”        “儿子，这是妈妈最后一次帮你选择，妈以后就不会再给你出主意了。今后你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选择也完全由你自己来做了。但妈要告诉你两个原则:第一，别把钱看得太重，工资多一点少一点都不重要。第二，今后你再跳槽，首先考虑的应该是新的单位是否适合你今后的发展，是否能使你得到锻炼。而且自学考试的事你要抓紧点儿，文凭还是有一个好。”        半年多以后，儿子告诉我，他正带领一个开发小组，开发一个系统整合方面的项目这个项目的投资是600万元。据我所知，这个项目在国际上也是比较先进的。儿子开始没日没夜地扑在工作上，这个项目从立项、论证、招人、开发、研制，都是儿子挑头干的。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而人才的知识结构的衔接、工作的彼此配合、整个项目的进度，包括财物的支出，儿子都要操心。我很为儿子高兴，因为他已经不仅是一个数据库开发人员了，而且开始熟悉一个项目的全部开发过程，这对他的锻炼是非常大的。再见到儿子时，他头发长了，一脸疲惫，但很兴奋。他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工作，我一边听着，一边望着他。我发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已经变了，脸上的棱角更清晰了，孩子气的表情几乎看不到了，说话也更坚定，更有力了。我还是忍不住为他担忧:“你是第一次做这种大项目，能行吗?”        “你对你儿子还怀疑呀?”儿子笑嘻嘻地反问，然后不容置疑地说，“妈，只要我想做的，就一定能做到。”        又是半年过去了，儿子告诉我，他们的项目已经开发成功。儿子从这时开始做项目经理，这是我国IT界很缺少的人才。因为一个项目常常需要各种人才的配合工作，这些人才所涉及的知识，项目经理都要有所了解。对于项目经理来说，需要复合的知识结构，是一个计算机知识方面的全才，而不只具备单一的计算机知识。我想明白了，我想要什么。        我不希望儿子是一个在优越的环境中，逐渐养肥的鸡。我希望在他成长的过程中，经历挫折和磨难，千锤百炼、玉汝于成。我希望他是鹰，他是依靠自己的力量飞到大海上去，而不只是在上一辈人的翅膀底下飞。哪怕他一开始飞得歪歪斜斜，但最终要凭自己的力量搏击风雨。我希望他性格快乐，人格健全，钱挣多少无妨，只要能温饱足矣，而不仅仅只是一个挣钱的机器。        我知道，这一次，他飞出去，就是真的飞出去了。我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帮儿子选择了。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我不会再帮他选择，我只会远远地看着他，牵挂着他。我的目光会随着他越飞越高……        我想要什么?我只想让儿子成为一只能在风雨中飞翔的鹰。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1)
    吴雯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忧心如焚，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高考，不仅是考学生，同样也是考家长。如何帮助孩子选择志愿;如何选择学校里五花八门的专业;如何内紧外松，所有的压力自己扛;如何为孩子制作可口的饭菜，让孩子有一个好胃口;如何帮助孩子克服考前的焦虑、考后的不安;如何帮助孩子面对失败的打击，重新站立起来，这一切都成了考验家长的一道道关口。高考大“移民”        太阳白晃晃的，烤得人七窍生烟，周建设吃力地踩着自行车，汗水像蚯蚓一样爬了一脸。        儿子今天上午的考试一直揪着他的心，考得好，儿子就能留在这所北京市的重点中学，如果考得不好……他不愿想下去。儿子借读的这所中学是一所很有名的重点中学，当初为了能让儿子进这所中学借读，他没少求人。儿子小铉有北京市户口，是刚刚才办下来的，但他的学籍在山东，他一直生活在那里，先是与爸爸妈妈在一起，后来爸爸妈妈来北京了，他就和姥姥姥爷在一起。他对爸爸妈妈的记忆几乎都是10岁以前的。        1995年，在山东某商业银行业务处任处长的周建设被借调到北京总行。        第二年，妻子也辞职到了北京，并在一家企业找了一份临时工。妻子来后，他们租了一间房子，有了一个临时的家。也是在这时，周建设动了想调进北京的念头。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儿子。        山东是高考大省，每年参加高考的学生达三十多万人，而算上大专总录取率也只有50%左右，所以竞争异常激烈，录取分数线每年在全国居高不下。        2001年，某家中央大报将各省市录取分数线公之于众，山东省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线比北京要高出一百多分。这年高考前后，公平问题成为社会热点，北京、上海成为关注焦点。        外地人认为北京人占了便宜，不但沾了首都的光，也沾了高校资源丰富的光。就因为北京高校资源丰富，北京的孩子考大学就容易，十个人里有七八个能上大学。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愤愤不平，有人站出来说:“咱北京的孩子别看分数低，可素质高。”这更招来一阵猛烈的板儿砖。2001年9月，北京市对外宣布:2002年，北京市高考将自主命题。嫉妒的、愤愤不平的、抨击的，全都傻眼了，人家不跟你玩一个游戏了，跟你的游戏规则不一样了，你还说啥?如果不是家里有一个也即将要高考的孩子，周建设也许不会去关心录取分数线的问题，不会去关心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儿子上的是一所重点中学，成绩不算好也不算坏，上个大学估计没问题，但要想进重点大学还有点儿悬。        虽然借调到北京，但在北京落户，周建设倒真没想过。分行的两位副行长在一两年内将先后退休，他这个重点业务处的处长接副行长的位置似乎顺理成章。再说，他也没觉得北京有什么好，这里，局级干部一抓一大把，当个局长，也得自己骑自行车上下班。所以，他当时的想法是，好好干半年，给领导留个好印象。        努力进京的目标最初是由妻子提出来的，她对丈夫说:“咱小铉要是在北京参加高考，没准儿能进清华。你一定要好好努力努力，为了儿子。”这话说了没多久，妻子悄悄把在银行的一份好工作辞了，亲自到北京来了，大有破釜沉舟的架势。为了有个北京户口，周建设拼命努力工作，希望得到领导的赏识，因为对他来说这是惟一的途径。说起当初的动机，周建设苦笑着摇摇头说:“这动机不高尚，很卑微，但却是真实的。”        2002年元月，是周建设借调到北京的第七个年头。由于他工作表现出色，总行破例为他申请到了全家户口进京指标。周建设说，那天我从北京市公安局拿到户口迁入证时，真是百感交集。记起有一年回家过年，儿子见了我很陌生地看着我说:“爸，你再不回来，我都快不记得你长什么样儿了。”我听了差一点儿就掉了眼泪。如果不是为了儿子，也许我早就打了退堂鼓。当我终于拿到了那个想了多年、等了多年的户口本时，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儿子终于是北京人了。”        办完了户口，周建设马上着手为儿子联系转学的事。他辗转托了很多关系，最后还是一位老领导出面，找到了儿子现在借读的这所市重点中学。校长告诉他，在不能确认孩子的真实学习情况时，只能办借读，两个月后参加高二期末考试，如果总成绩能进年级前100名，学校再为其办理转学手续。        有人告诉他，这已经是很给面子了，能进这所学校的学生谁不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进来的，就是那些借读的学生也不是说谁想进就可以进的，除了要交数目不小的借读费，还得有关系。儿子听说要到北京上学，似乎并不欢欣鼓舞，要走的前两天，晚上回来得很晚，问他去哪儿了，说是跟同学在一起。到北京后，周建设很郑重很严肃地跟儿子谈了一次话。他说，这次期末考试很重要，你要是考不进100名，你就进不了这所学校，进不了这所学校你就只能去二类学校，所以，一定要认真对待，万万不可掉以轻心。        儿子一直低头听着，看不清他脸上的表情。周建设突然觉得他和儿子之间有了距离，面前的这个半大小子，已不是几年前搂着他的脖子缠着要他讲故事的那个胖小子了。怕儿子不能适应新的环境，周建设几乎每天都要去学校看看。他发现儿子下课后几乎不出教室，也不跟周围的同学说话，一个人趴在桌子上做作业。回家后，他想跟儿子好好谈谈，因为儿子并不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        那天，一吃完晚饭，儿子就坐到电脑前，说是要给山东的同学发邮件，在电脑前竟一坐就是一个多小时。周建设见了又急又气，忍了半天，见儿子还没有从网上下来的意思，终于忍不住了，走过去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不抓紧。”儿子抬头看了他一眼，“叭”地关上了电脑。        周建设说:“到了这里要学会跟新同学处好关系，别一天到晚老惦记着老同学……”话还没说完，儿子就冲着他说:“我一开口说话他们就嘲笑我，学我的山东话，还叫我外地人，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周建设没想到儿子有一肚子委屈，竟一下不知说什么好。如果儿子不能融入新的集体，不能心情愉快地投入学习，势必影响学习成绩。他心急如焚，第二天就去了学校，跟班主任谈了儿子目前的心态，希望老师能从中做做工作。也许老师在下面做了工作，儿子的脸上渐渐有了笑容，虽然还不大爱与新同学交往，但性格活跃了一些。        小铉期末考试成绩进了年级前100名，学籍由山东转到了这所重点中学。新学期开学，小铉成了该校高三年级学生。周建设也就成了高三学生家长。        儿子进了高三，周建设和妻子的神经绷得更紧了，这可是决定命运的一年，不少孩子就是在这一年功亏一篑。可是周建设发现，他和儿子几乎无法沟通，七年的分离，父子之间已变得陌生，似乎有一种看不见的距离在阻隔着他们，使他和儿子无法靠近。        儿子的床头摆放着一只布做的玩具老鼠，那是他从山东带来的。他对那只玩具老鼠喜欢得不行，晚上睡觉时也抱在怀里。周建设看不惯，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怎么还像个孩子，要抱玩具睡觉?他看了心里别扭。一天乘儿子不在家，他将那只玩具老鼠藏起来了。儿子晚上回来，见老鼠不见了，焦急地问:“小老鼠呢?我的小老鼠呢?”说着，便满屋找起来。        周建设皱着眉头说:“什么小老鼠小老鼠的，你都多大了，还玩那些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        没想到比他高出一头的儿子横眉竖眼地冲到他面前说:“你有什么权利干涉我的自由，我喜欢小老鼠怎么了?那是我的自由!”        周建设气得浑身哆嗦，扬起手给了他一巴掌，从小到大，他还从没打过儿子。挨了一巴掌的小铉没有哭，只是恨恨地盯着他说:“周建设，我告诉你，不是看你是我爸，我现在就把你撂倒在地上。”说着回到自己的房间，“砰”地关上了门。这一巴掌将他和儿子的距离打得更远了。儿子为什么那么钟爱那只玩具老鼠，来北京时还带在身边?周建设对此产生了怀疑，难道他早恋了，难道那只玩具老鼠是对方送的定情物?联想到儿子来北京后经常上网，有时在网上一呆就是一两个小时，周建设的心一下就提到了嗓子眼儿上。那天，打了儿子一巴掌后，他懊悔了很久，不管儿子有什么错，都不应该动手，毕竟，他已经是成年人了。再说他也知道，对于高三学生来说，这一年承受的压力比任何一年都大，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和愉快的心情非常重要。他不愿因为这件事弄糟了儿子的心情，更不愿儿子在对他的抱怨中度过这一年。周建设甚至想过当面向儿子道歉，但是犹豫了几次一直没好意思开口，但是他说他还是想找机会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        周建设将自己的怀疑告诉了妻子，妻子也说有这种可能，因为儿子长年不在身边，他们对他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有了这个怀疑，心里就一直放不下，有几次，儿子在敲打邮件时，他示意妻子借送牛奶之机去看看他在写什么，可是见她来了，儿子马上点击键盘，将“文件”藏起来，她只得尴尬地走开。        后来，周建设就多了个心眼儿，见他打开电脑，就远远地盯着他的手指，看他敲击键盘的位置，这样偷看了几次，大概能猜到他的密码。有一天，乘儿子上学去了，他试了几次，真的就打开了信箱。儿子的信箱已经被邮件塞得满满的，都是山东的同学发来的。但是周建设将整个邮箱都翻遍了，也没找到一封情书，倒是从那些邮件里，他隐隐约约地感到儿子在北京过得并不快乐，他似乎很孤独很忧郁。在一封给同学的信里，他写着:“你们也许很羡慕我，因为我在北京也许很轻松地就能考上一所大学，但是不知为什么我却一直高兴不起来。我知道父母为了将我的户口办到北京付出了很多，可是他们并不能理解我，我在这里惟一的朋友就是我的小老鼠，我的苦恼只有它能听得懂……”        这封信像一枚楔子进周建设心里。他觉得心很痛很痛，却又一下找不到痛的根源。七年的骨肉分离，他终于如愿以偿地将儿子的户口办到了北京，可到底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他真说不清。但是他却知道，有一些已经失去的东西是很难再找回来了。        小铉的高三生活才刚刚开始，周建设说他已有心力交瘁的感觉。        当周建设为儿子忧心时，远在武汉的紫琼却在忍受着与女儿分离的痛苦。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也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见她的前夫，那个10年前抛弃了她和女儿的男人。她和前夫鲍勇是大学同学，毕业后，双双留在武汉。她在一家报社当记者，鲍勇去了政府机关做公务员。结婚的第二年，他们有了女儿婷婷。1988年，鲍勇辞职去了海南，与几位朋友一起办起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听说当时生意做得很红火。后来海南开发热降温，他又去了北京，还是搞房地产开发。也就在这个阶段，他们的婚姻发生了危机。1991年，鲍勇告诉她，他爱上了另一个女人，他要离婚。那段时间，紫琼几乎痛不欲生，他和她曾经那么相爱，怎么说不爱就不爱了，而且他们还有女儿婷婷呀。可是鲍勇似乎铁了心，两人冷战了半年后，他将一纸离婚诉状递到了法院，理由是长期分居感情破裂。        听说鲍勇起诉到法院，紫琼知道他们的婚姻是彻底地完了。既然婚姻已经无法挽回，冷静地分手也许才是最理智的。她平静地找到鲍勇说:“你撤诉吧，我同意离婚。”        他们办了协议离婚后，鲍勇给了她一张50万元的存单，并说愿意每个月给女儿1000元抚养费。紫琼没要他的存单，也没要女儿的生活费，她说，我能养活女儿。那年，婷婷只有六岁。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2)
    10年来，她和女儿相依为命，没有再嫁。紫琼说她不是独身主义者，但是她要等女儿上了大学后再重新安排自己的生活。        促使她主动与鲍勇联系的是报纸上的一条消息。消息说，北京市将放宽户口政策，子女户口可随母亲也可随父亲。这让她产生了将女儿的户口转到北京的想法，如果将婷婷改判给鲍勇，也许婷婷的户口就转到北京。紫琼之所以产生这个想法，是因为婷婷的学习成绩一直让她忧心。如果在武汉参加高考，婷婷充其量只能上个大专，这不是紫琼的愿望。离婚后，开始一两年鲍勇也常常给婷婷打打电话，但是婷婷的态度很冷淡，后来电话也就越来越少了。但是婷婷每年过生日，他仍有电话来，有时还会托人给婷婷送来一份礼物。紫琼决定在电话里跟鲍勇好好谈谈。没想到电话打过去，鲍勇很痛快地答应了，同意将女儿改判给他，同意将女儿的户口办到他身边。鲍勇结婚后，没再要孩子，他对女儿一直怀有愧疚，他希望有机会对她进行补偿，现在紫琼愿意将女儿送到他身边，他正求之不得。        北京市政府虽然出台了放宽户口的政策，但是办理起来难度仍不小，仍有不少条条框框的限制。虽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鲍勇到底还是在女儿上高二的那个暑假将这件事给办成了，女儿的户口进了他的户口簿。        当紫琼将办户口和转学的事告诉婷婷时，婷婷沉默了好久后说:“我有一个条件，我去北京后，不住他家，我要到学校住宿。”        紫琼将婷婷的意思委婉地告诉了鲍勇。鲍勇答应了，并很快就在离家不远的朝阳区为婷婷联系好了学校。那是一所重点中学，学校有住宿条件。        八月底，紫琼送女儿到北京上学。鲍勇到火车站来接她们。这是他们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彼此都有点尴尬。在匆匆的一瞥中，俩人都发现了岁月在对方脸上留下的印痕。见到女儿，鲍勇百感交集，当年他离开时，女儿刚上小学二年级，还扎着两根羊角辫，现在却已是亭亭玉立的少女。那眼睛、鼻子都跟他这当父亲的像极了。那一刻，鲍勇强烈地感到，无论是时间还是距离都无法改变他们之间的骨肉亲情。出车站，鲍勇说已在学校附近的宾馆为她们订好了房间。        鲍勇开车将她们送到宾馆，安顿好后，鲍勇说一起去吃饭。饭桌上，鲍勇当着婷婷的面对紫琼说:“这些年，我没有对婷婷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往后的日子我会好好照顾她，你就放心。”鲍勇说当年紫琼不肯要婷婷的抚养费，但他仍每个月给婷婷存了1000元钱，他说往后婷婷的生活和教育费用都不用紫琼操心。        紫琼并不想将女儿就此推给鲍勇，当年她有勇气独自担起抚育女儿的责任，今天她仍有这样的勇气。如果不是为了女儿的前途，她不会找鲍勇，也不会像今天这样和他坐在一起。她正准备向他表明她的意思，婷婷抢在她前面说话了:“这些年都是妈妈带我，你也该为我尽点责任，往后需要钱了我会找你要，但你放心，我不会随便挥霍你的钱。”婷婷的这番话，让鲍勇感到一阵冷冷的凉意，他知道要走近女儿，他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新学期开学，婷婷成了一名高三学生。紫琼在北京陪女儿住了几天后准备回去上班，临走时，她跟婷婷做了一次长谈。她希望解开女儿的心结，从感情上接纳她的父亲，只有这样，她在北京才会过得快乐，才能心情愉快地学习。她对婷婷说:“送你到北京来就是希望你能考上大学，你一定要争气。爸爸和妈妈之间的事是大人之间的事，他是你的爸爸，这是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的，不要去怨恨他……”婷婷搂着她的脖子说:“妈妈，我会想你……”        紫琼说:“妈妈也会想你的，但是咱们无论如何也要坚持这一年，等你考上大学就好了。”        紫琼回武汉了，可是她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在北京的女儿。        鲍勇几乎每天都到学校来看婷婷。周末，他提出想带婷婷回家，婷婷说:“学校挺好的，我不去。”她不愿看见那个将爸爸从妈妈身边抢走的女人。鲍勇不好再勉强，只好每个周末带她在外面吃顿饭，并尽量点些好吃的。        开学没多久，学校开了一次高三学生家长会，鲍勇去了。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家长会，与紫琼离婚前，女儿才上二年级，那时他在海南，每次开家长会都是紫琼去。        高三学生家长会有点像战前动员会，校长分析明年的高考形势，提出该校的奋斗目标，根据目标给家长提出若干点希望。开完家长会后，鲍勇觉得肩上的担子重了许多，他第一次体会到紫琼的艰辛，一个单身母亲独自抚育和培养孩子的艰辛，也第一次知道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所要担负的沉甸甸的担子。紫琼将女儿交给他，如果女儿没能考上大学，他无法向紫琼交代，只有女儿考上了大学，他才能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婷婷对他仍很冷淡，虽然也喊“爸爸”，但仍有意无意流露出对他的怨恨。她几乎每天都与紫琼通电话，却从未主动跟他打过电话。他很想走近女儿，可是女儿似乎在拒绝他的走近;他曾试图与女儿沟通，但女儿似乎并不愿跟他多说话。开完家长会，鲍勇知道，在高三这一年，他要面对的将是双重压力———做一个高三学生家长的压力和与婷婷沟通的压力。近年来，像小铉和婷婷这样为高考而移民的学生越来越多。在高考独木桥上拥挤、拼杀的考生和家长，近年来忽然意识到:成败并不全部来自个人奋斗，只要变换户籍所在地，考生的命运也许就会发生重大转变。随着各地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入，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由于高考地区分数差异引发的为高考而移民的现象在近年出现了高潮。        2002年8月7日，千龙新闻网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对“大移民”的现象作了细致的描述和深刻的剖析:高考大移民，给各地学生家长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其社会影响也正日趋显现出来。        一位来自内蒙古的高三家长送孩子去海南读高三，路经北京时，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在他孩子就读的学校，今年有五十多名学生把户口迁到了海南，目的是准备在海南参加高考。        这些孩子原来就读的学校，是一所重点高中，教学质量也不错。大批学生放弃教学质量较好、守家在地的高中，千里迢迢从祖国的北部跑到最南端，到教育质量相对落后的海南求学的理由很简单:海南高考的录取分数线远远低于内地。在内地进不了录取线的，到海南能进录取线;在内地进不了重点大学的，到海南就能上重点大学。        据从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省外就读生在海南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1998年有100多人，1999年有200多人，2001年达到500多人，2002年则有1000多人。但从了解到的情况看，真实数据远远大于这个统计结果。不仅在海南，国内很多地区也同样存在类似情况。        就在这五十多名学生迁往海南的同时，那所内蒙古高中今年同样接收了数十名来自山东的学生。理由同样简单:内蒙古的高考分数线低于山东。        同样，在浙江、江苏、湖南……这些高考分数线较高的地区，考生外流已经不是秘密。        像北京、上海等分数线相对较低的大城市，由于户籍管理严格，想“移民”进去比较难，一些人便在北京周边一些小城镇投资50万元，再买上一套两居室的房子，这样就能获得北京市户口。许多外地人在北京周边地区投资买房，就是为了孩子高考能享受北京考生的低分数线。        2002年，全国有527万考生参加高考，预计录取率52%。但北京、上海、海南、新疆等地预测录取率都超过70%，其中，海南的录取率预计高达76%。从录取分数线看，以文科重点为例，2002年北京462分，上海497分，新疆490分。而山东是568分，河南562分，浙江560分。        北京与山东等地相差100分左右。        由于存在这种“地区差”，武汉市的一家报纸登出招生广告:某校在汉招收的学生可获得某自治区学籍参加高考。京西某楼盘称，与北京某中学签订合作协议，不论是本市还是外省，购楼后，其子女都优惠录取进入这所学校，保证其考上大学，某大学会以定向生录取，毕业后户口留京。其“优势”之处显然就在于其较好地运用了“地区差”。在浙江，2002年高考刚结束，一张“到北京读高复，可以转北京户口，享受北京考生待遇”的招生广告，便在杭州诸多有考生的家长中快速流传。一所名为“北京清华志清中学”的学校称，进这所学校的高考复读生由京郊延庆县中鲁科技园负责办理北京户口。不少家长闻讯后纷纷前往打听消息。        《人往低处流高考‘大移民’愈演愈烈》一文的作者分析说:“户籍改革为‘高考移民’创造了条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深入，一些城市对户籍的限制正逐步取消，这为人口的迁移创造了条件。但在高考地区分数线的差异上，户口仍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既然户口迁移不再是难事，为了孩子的前途，许多家长都会不遗余力地为孩子创造条件。这也是出现高中学生大迁移的最重要原因。户籍、学籍、高考、录取分数线这个怪圈，首先在户籍制度这个最关键的一环被打破。高考制度的改革如果不能相应跟上，类似高考大移民的事情就不可能消除。”        高考“大移民”是一种无奈的选择，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在得到的同时又失去了什么，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陪读母亲见到乔珍，是她从火车站送儿子回来。儿子考上了成都一所大学，欢天喜地地上学去了。        三年没见到乔珍，她老多了，变化也大极了，才43岁，两鬓就有了白发，额上、脸上也牵上了细细密密的皱纹。这三年，她是陪着儿子在大别山区的一个小县城里度过的。三年的陪读生活似乎绞干了她生命的活力，在我们相处的五六个小时里，我竟没见她笑过。过去，她可是一个爱说爱笑爱闹的女人。        她说，儿子走了，我的心一下子空了。这些年来，我的希望我的注意力，我全部的喜怒哀乐都在儿子身上。现在，这一切似乎都被儿子带走了。我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自己，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自己已经千疮百孔的婚姻。她接下来的讲述听起来让人百感交集:        儿子终于考上了大学，按说我应该感到高兴和欣慰，十几年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可是为了这个结果，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大，不仅仅是孩子，还有我，也许还有他，也就是孩子他爸。因为他说了，如果你不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就不会去碰别的女人。我知道他这是在给自己的出轨行为找理由，但是话说回来，他毕竟是一个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大活男人。        中考，儿子考得出乎意料地差，分数只够上普通高中，而且只能去三类学校，这种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几乎为零。湖北省历年都是全国高考的高分地区，孩子只有进了重点中学，考大学才有希望。在我们周围，有不少家长将孩子送到武汉市以外的市县重点中学借读，仅我儿子那所学校，在外地借读的学生就有几十个，有的学生从初中开始就外出借读，直到高考时才回来。有人将这种现象称作“土插队”。那些日子，我俩为孩子的事愁得吃饭不香睡觉不宁。开始，我们并没有想送孩子去“土插队”，我们想在武汉给儿子找一个重点中学借读，可是没有熟人，加上孩子分数太低，没学校愿意接收。        商量来商量去，我们最后决定将孩子送到某县一中借读，那是一所在省内小有名气的重点中学，每年的高考升学率都在百分之九十左右。有人告诉我，只要将孩子送进那所学校，哪怕跟着那里的教学进度拖三年，回到武汉也能考上一所大学。        我们听了怦然心动，与其让儿子在一所三类学校耗三年，不如赌一把，将他送到外地重点中学借读，即使大学考不上，考个大专总应该没问题。        恰好，我有一位远房堂哥就在那个县的工商银行工作，我打电话给堂哥，堂哥满口答应帮忙与学校联系。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3)
    借读的事堂哥很快就帮我们联系好了，借读费是每学年6000元。我们本想将儿子拜托给堂哥关照，可是堂哥在电话里说，不是我怕麻烦，而是我负不起这个责任，如果你儿子学不好，考不上大学，我没办法向你交代，你最好自己能来陪他。他还告诉我，每年都有武汉的学生到那里借读，由于身边没人管教，有的孩子不但没考上大学还学坏了。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堂哥的建议。儿子从未离开过家，而且十四五岁的年龄正是青春躁动期，万一受到不良东西引诱学坏了，那可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如果去陪读，也只能我去，他爸是一家大型企业的工程师，当时厂里从德国进口了一条生产线，他是技术主管，不可能离开。而且这一去就是三年，总不能让一个大男人这么早就退休回家陪儿子。那时，我在厂质检科做质检员，单位的经济效益虽然在下滑，却还能发出工资，如果去陪读，我就得办内退，每个月只能拿三四百块钱。那年我才40岁，这个年龄就办退休，成为名副其实的家庭妇女，说实在的，当时心里还真不好受，可是没别的办法，我和丈夫必须有一个人做出牺牲，那就牺牲我吧。        其实，丈夫心里也不希望我走。平时在家里一直是他主外我主内，家务事我从没让他插过手，如果我走了，他得自己做饭，自己洗衣服，他得一个人独守空房。但是，既然下了这么大的决心将儿子送去借读，就是希望他能考上大学，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只有做出牺牲，只得忍受。        我去厂里办了内退手续。开学前，我带着儿子去了距离武汉市近两百公里的某县。我在县城租了一间没有卫生间，也没有厨房的小屋，开始了我的陪读生活。我是在武汉市长大的，当年高中毕业时，因哥哥和姐姐都下乡插队去了，父母身边没其他子女，我被照顾免于上山下乡。所以，刚到那座偏僻的小县城时，我很不习惯。小屋没有电视，没有电话，而且在那里，除了堂哥一家，我连一个可说说话的朋友都没有。可是为了儿子，我不得不努力适应那里的生活，我将全部身心都放在儿子身上。        入学后的第一次考试，儿子的成绩在班上排倒数第五名。他回来后不敢告诉我，我是从班主任老师那里知道的。为了使他的学习成绩尽快赶上去，我决定给他请一位家庭教师。在那里，要请到好老师，就得出高价钱，但是为了儿子，为了实现上大学的目标，我咬咬牙，给儿子请了最好的老师。从周一到周日，学校每天都上课，辅导课只能定在周六的晚上，因为学校只有周六晚上不上晚自习。每天早上，儿子五点半钟就得起床去学校，上完晚自习回到家，一般总在十点半钟以后。为了保证他吃好，午饭和晚饭都是我做好了送到学校。到了高一下学期，儿子终于厌倦了这种没日没夜、没有丝毫喘息时间的学习。一天早上，他躺在床上死活不起来，说头痛。摸摸他的额头并不发烧，我知道他是想逃避上学。我硬着心肠将他从床上拉起来，连说带哄地将他送到了学校。可是有一天，有人看见他中午在游戏机室玩游戏。我又急又气。晚上他回家后，我刚要审问他，他自己就说了实话，他承认自己错了，可是他说，妈，我也知道要好好学习，但是我的生活实在太单调太没意思了，我宁愿像你们小时候那样缺吃少穿生活上苦点却能够自由自在地玩耍，也不愿过这种没有半点快乐、枯燥无味的日子。        儿子的话让我很震惊。是啊，打从上小学，我们就给他定了一个又一个目标。上小学时，我们跟他说，儿子呀，要好好学习，争取考上市外国语学校。考进了那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结果，儿子没能考上那所中学。那是他人生中遭受的第一次打击。上了初中后，我们又跟他说，儿子，别泄气，好好努力，争取考上重点高中。也许正是背负着这种压力，儿子在中考时发挥失常。中考的失败几乎摧毁了他全部的自信。我确实难以理直气壮地说服儿子，我们的童年经历的是生活的艰辛和磨难，而他们经受的则是精神的磨难和痛苦。我不知道对于我们这两代人来说，谁更不幸。我对儿子说，既然我们无力去改变什么，就要面对现实，在现实中，似乎只有一条路可走，这就是考上大学。儿子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好久，然后说:“妈，我知道了。”        第二天早上，当我看着儿子背着沉重的书包向学校走去时，我哭了。我觉得自己在折磨儿子。可是这种陪读的日子又何尝不是对自己的折磨呢。儿子的每一次考试都牵动着我的心，表面上，我装得若无其事，可是心里比儿子还紧张，考试前的几个晚上，几乎夜夜失眠。儿子考完后，如果成绩不理想，我的情绪也一样的低落，只是我尽量不在儿子面前流露这种情绪罢了。那时，我真有点怀疑自己是患上了考试焦虑症。这种毛病在儿子高考那段时间更是严重，高考前后那半个月，我的体重一下减了十几斤。        除了这以外，还有情感的折磨。为了给儿子补课，高一和高二两年的寒暑假，我们都没回家。那三年的春节，都是他爸从武汉赶来跟我们一起过年。小屋里没装电话，我就跟他爸约好了，每个星期通一次电话，让他将电话打到我堂哥家。每一次去堂哥家等电话，我都要激动好一阵子;他也一样，常常拿着电话没完没了地跟我说话，询问儿子的情况，诉说对我们的思念，有时在电话里说着说着就哽咽无语。几乎每一次都是我提醒他，该挂电话了，因为那是要付长话费的呀。        记得高二那年的春节，他爸来了，当时孩子不在家，他一进门就抱住我说:“我们这过的是什么日子呀。”我见他满脸胡子拉碴的，咖啡色的外套油腻腻的，还掉了一颗扣子，我的眼泪一下就涌出来了。        我和他不但是从小学一直到初中的同学，而且从小就在一块儿长大，我们两家相距不过几百米，小时候玩过家家时，我就是他的小妻子。婚后我们感情一直很好，结婚十多年，我们分开的日子屈指可数，彼此非常地依恋。正是为了孩子，我们才选择了这种牛郎织女般的生活。虽说从武汉来县城一趟，只有几百里路，但是来回的路费要一百多元，为了缴纳每年6000元的借读费，为了给儿子请辅导老师，为了每月要付的200元房屋租金，我们必须尽量节省开支，我陪儿子借读的3年，他一共只来了4次。        其实，当我们选择了送孩子到外地借读，当我选择了放弃工作给儿子陪读，就已经破釜沉舟没有退路了。不管多么艰难，我们都得挺过去。我这样安慰自己，也这样安慰他。终于熬到了高三。我和儿子也同时走进了一段最艰苦、最受煎熬的日子。在那个有近70万人口的县里，儿子所在的重点中学就是当地初中学生心目中的清华、北大。当地人说，如果谁家的孩子考进了这所中学，就等于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大学门槛。因为进来的都是佼佼者，竞争异常激烈。在这样的环境里，儿子心理压力很大。到了高三，虽然他在班上的排名由倒数第5名追到了45名左右，但按这个名次想考上大学仍很危险。他们班共有55名学生，按往年高考升学率算，只有进入了前40名的人才有希望考上大学本科。所以，刚进高三那阵子，儿子有点灰心丧气，觉得自己也努力了，也付出了，效果并不明显。一天，他跟我说:“妈，你和爸可要有心理准备，也许我考不上大学。”        我知道，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气可鼓而不可泄，我说:“爸爸和妈妈相信你能行，你不是已经超过了10名同学吗，一个一个地去超，只要再超过5名同学你就有希望。”我不能给儿子定太高的目标，目标太高了会吓着他，会让他有力不从心的挫折感。我的想法是，积小目标为大目标，将大目标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目标，这样，会让他有够一够就能摘到它的信心。对于一个高三学生来说，信心太重要了。特别是像我儿子这样经历过一次次失败的学生，信心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精神支柱，信心就是呼吸的空气。信心如果没了，就什么都完了。        儿子真的制定了他的追赶目标，第一个目标是在他前面的第44名。        没有经历过高三的学生不会知道什么是紧张，什么是辛苦，什么是竞争，什么是残酷。没有做过高三学生家长的人不会知道什么是焦虑不安，什么是提心吊胆，什么是忧心如焚。儿子所在的重点中学之所以有较高的升学率，并不在于有多么好的老师，而是在于魔鬼般的训练。关于高考应对策略的书汗牛充栋，可是有一个东西却是书上没有的，那就是让常人难以忍受的魔鬼般的训练。其实，在那些顶着光环走进大学的学子里，大多数人都经历过这样的训练。因为，天才毕竟总是少数。        到了高三下学期，学生每天做的功课就是考试，上午考完了，下午接着考，吃了晚饭再继续考。十点多钟考完了，还要发下晚上回去必须做的卷子。        一天，儿子对我说:“我们班一眼望过去，精神有病的最少占20%。”我问:“那20%里包括你吗?”他苦着脸说:“我已经在那20%到80%的边缘了。”        从儿子的这番话里，你能知道他们学得有多苦有多累。随着高考日子的临近，我既激动又忧心忡忡，激动的是我们终于要熬出头了，终于要回家了;忧心的是，熬了三年，忍受了三年分离的痛苦，万一无获而归怎么办?一想到这里，我的心就会“怦怦”地像撞小鼓一样。由于儿子的学籍和户口在武汉，他必须回武汉参加高考。我们是在高考前三天回来的。        那天，当长途汽车驶进市区时，我的眼睛潮湿了，儿子也很激动，我们已经有三年没有回家了。        三年来，我一直陪伴在儿子身边，由于心理压力大，我常有心力交瘁的感觉。这些我都挺过来了。可是对丈夫的思念有时会让我备感痛苦。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一天一天地数着后面的日子，盼着一家人团聚的那一天，我就想着后面还有漫长的日子可以与丈夫相守。现在，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再也不会离开家，再也不会离开我深爱的丈夫。看着车窗外繁华的市景和鳞次栉比的高楼，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总算熬出头了，但愿儿子能顺利通过高考，实现上大学的理想。其实，这既是儿子的理想，也是我和他爸的理想。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三年的分离，我们的感情已经悄悄出现了致命的危机，我们的婚姻之船已被一只无情的手撬开了一个大洞。        事情发生在我们回家的那天晚上。我在清理丈夫的衣服时，发现了一盒没有用完的避孕套。由于我上了避孕环，我们原来过夫妻生活时从来不用这个东西。我的心抽紧了，直觉告诉我，他有了另一个女人。        儿子马上要参加高考，我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跟他捅破窗户纸，我将眼泪使劲咽进肚子里。我对自己说，千万要挺住，千万不能让儿子知道这件事，如果功亏一篑，我的牺牲将毫无意义。        这天晚上，我不愿跟他同房，他尴尬地看着我，问是不是太累了，我闭上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眼泪却抑制不住地冲出了眼眶。他没再说什么，低着头将被子抱到了沙发上。那几天他就一直睡沙发，再没碰过我。        那几天，我的心每天在痛苦中煎熬，家里的一切都变得那么陌生，那么令我伤感，一种从未有过的怨恨将我的心撕扯得鲜血淋淋。虽然我将床单、枕套和被子全换上了新的，可是睡在床上仍如睡针毡。我闻到了另一个女人的气息，那种令我窒息的气息，无处不在地漂浮在我身边，它在我睡觉的床上，在我做饭的厨房里，在我梳头的镜子前，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有好几次，我被内心的痛苦折磨得实在喘不过气来，便钻到卫生间将自己反锁起来，躲在里面悄悄地流泪，当抑制不住悲痛时，我便打开马桶的水开关，让哗哗的流水声掩盖住我的抽泣。直到哭够了，才擦干眼泪若无其事地走出来。我在儿子面前不但要装着高兴，装着平静，而且还要做出一付很放松很快乐的样子，我要努力让儿子保持一种最佳的精神状态，去应对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考试。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4)
    那几天，丈夫也在有意躲着我，他借口陪儿子，每天都在考场外呆着。跟儿子一起回家时，他也有意做出谈笑风生的样子，我知道，不管我们俩之间发生了什么，我们对儿子的爱却是相同的，我们的心愿也是一致的。即使是天大的事，我们也得暂时放下来。        高考结束的那天，儿子自我感觉良好，回来后他搂着我和他爸的脖子说:“你们就等着录取通知书吧。”吃了晚饭，他就找同学玩去了。        儿子走后，房间里只有我们俩人，空气顿时紧张得仿佛一点就着。他垂着头拿打火机点烟，手却哆嗦着几次都没点着。我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用平静的口气对他说:“现在该谈谈我们的事了，我想听你跟我说实话。”        他坐在餐桌边低着头抽烟，过了好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对不起你，我是有了另一个女人。可是，我真正爱的只有你，如果你没有离开，如果你不是一走就是三年，我决不会有别的女人……”        虽然我已经有预感，已经有猜测，可是当这个预感和猜测真的成为事实，我的心仍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        他和那个女人好了已经快一年了。那个女人是他的同事，丈夫是开长途汽车的，常常一出去就是三四天，他们常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两人就好上了。他说他和那个女人在一起是因为孤独，他并不爱她，也从没想到要拆散家庭。他结结巴巴地说完了这一切后，跪倒在我面前说:“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儿子，可是这几年来，你知道我有多孤独多寂寞，每天下班回来，家里冷冰冰的，一点生气都没有。我是一个正常的男人，我希望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夫妻生活，可是我得不到……”        委屈和痛苦使我失声痛哭，我说，难道这一切都怪我吗?你知道我在那里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吗?你做出了牺牲，我呢，难道我就没有做出牺牲?为了儿子，我连工作都丢掉了……他的辩护实在太虚弱太自私了。如果曾经山盟海誓的爱情如此脆弱，如此经不住风雨，我还能相信什么?        他满脸愧色地低着头，说他保证再不跟那个女人来往，也保证以后再不犯这样的错误，求我原谅他。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原谅他，婚姻这只船已经破了一个洞，它还能修补好吗?我也不知道自己的后半辈子该怎么过。儿子已经奔他自己的前程去了，我呢，我该怎么办?我想做一只猫有人说高三是人生的一段苦旅。这种苦，更多地来源于沉重的心理压力。        高三生活是枯燥的、乏味的，也是痛苦的，学生在承受着体力和脑力消耗的同时，还承受着巨大的升学压力，这种压力就像一块磨石时时刻刻压在他们心上，令他们喘不过气来。        孩子进了高三后，家长们会发现，一向爱说爱笑的孩子变得沉默寡言了，一向性格温顺的孩子变得烦躁和易怒，一向与父母亲密无间的孩子突然成了叛逆者，一向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孩子突然失去了自信。这种种现象，其实是心理焦虑的表现。        同时，这些走进高三的学生，在年龄上正处于重要的转折阶段，他们的内心世界逐渐丰富，而心灵之门则一点点地关小，到最后，只有少数掌握了密码的朋友，才可能让他们敞开心扉。所以，对于高三学生来说，他们其实承受着双重的压力:高考的压力和成长的压力。        袁梅发现，女儿小波自进了高三后好像变了一个人，不但郁郁寡欢，成天没个好脸色，而且说话像吃了枪药，满口都是火药味儿。有时还会为了一点小事，歇斯底里地发作，大哭大闹。        那天早上，她还是像往常那样六点钟喊女儿起床，走进房间，发现她的枕边放着一本畿米的漫画，袁梅皱了皱眉头，都什么时候了，还看这些闲书。她顺手将书藏到了柜子里面。晚上，小波上完自习回来进房间没一会儿就喊起来:“我的书呢，妈妈，看见我床上的书没有?”        袁梅说:“那书我给你收起来了，都啥时候了，还看那些闲书。”小波从房间冲出来大喊大叫:“你凭什么收我的书呀，快给我，快将书给我……”        袁梅说:“你嚷，嚷什么呀，看看你周围的同学，谁不是起五更睡半夜地复习，你倒好，这么宝贵的时间拿来看漫画。”没想到这句话像导火索，刺刺地点着了炸药桶，小波“砰”地摔上房门，随即房间里传出一阵哭声:“复习复习，成天都是复习，人都快成木头了，有什么意思呀……”        袁梅强压住心里蹿起的火，不理她，由她哭个够。她知道，哭也是一种宣泄。        袁梅说:“高三家长不好当啊，你对孩子重不得轻不得，他们敏感得像只猫，稍不留意也许就触动了他们敏感的神经。”小波的学习成绩虽然不算很拔尖，但在班上也能排中偏上。上高三之前，有时她回来还会谈谈学习上的事，比方说哪个老师讲课怎么样啊，今天物理实验都做了些啥啊，可是自从进了高三后，她在家闭口不谈学习上的事，更不谈考试上的事，无论是考得好还是考得差，回家都一言不发。有时谈别的话题高兴了，袁梅趁机将话题转到学习上，想打探一点“情况”，小波会立即变脸:“烦不烦啊，又是学习!”气氛马上紧张起来。        到了高三下学期，第一轮复习基本上完了，又进入了第二轮复习，这是一场更加消耗体力和脑力的持久战。从早上7点20分到校一直到晚上9点钟离开学校，除了午饭和晚饭的一个小时，学生几乎每分每秒都泡在题海里。做完了数学卷子，发下来物理卷子。做完了物理卷子，又发下来英语卷子，没完没了。每个星期六，一整天都是考试。只有星期天下午不上学，但也只是将教室搬到了家里，因为有一大堆卷子要做。        平时，小波一日三餐几乎都在学校吃，只有星期天的中餐和晚餐能和家人在一起。这本该是全家人轻松愉快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可是自从小波进了高三后，饭桌上的气氛总是很沉闷很压抑。小波闷头吃饭，跟谁都不说话。有时，袁梅和丈夫想找些话题调剂调剂气氛，可是说着说着，不知哪句话又搅动了她敏感的神经，小波马上又不言不语，闷头吃饭，谁也不搭理，吃完饭推开碗就进了自己房间，常常弄得他们无所适从。        家里因为有一个高三学生，生存环境一下变得恶劣起来。袁梅说，后来只要女儿在家的时候，她就很压抑，家里的空气也仿佛缺氧似的令她喘不过气来。女儿上学去了，不在家了，她反而轻松了，连说话声音也大了。        女儿的变化开始并没有引起袁梅的警惕和足够的重视，她以为是每个孩子都会有的“青春期”，青春期过了自然也就好了。可是有一天，女儿很郑重地对她说:“妈，你当初就不该生我，我不想做人，我想做猫。”袁梅愣了一下问:“干嘛要做猫?”“猫不用高考。”        “做人有什么好，一个个像斗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我可是将人看透了。人活着干什么，活着就是考大学，考上大学就是成功者就是英雄，考不上大学就是失败者就是狗熊，万一我没考上呢?你说，万一我没考上怎么办?怎么办啊?”小波自言自语着。        袁梅说当时小波的眼神很可怕，那眼神像是溺水的人正拼命地想抓住什么似的，充满了恐惧和绝望。那眼神一下把她镇住了，也吓住了。        虽然袁梅知道小波心里一直有很大的压力，知道她情绪反复无常跟这压力有关系，可是她却万万没有想到，这压力竟如此巨大，已将女儿推到了几近崩溃的边缘。        袁梅之所以过去没太看重这压力，是因为小波的学习成绩在班上一直都在中上游，这样的成绩虽然进不了清华、北大这些国内顶尖的大学，但考一个重点大学应该没问题，因为在这所市重点中学里，每年有近60%的考生被重点大学录取。        那么，小波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压力?她对高考为什么会如此惧怕?袁梅决定弄个明白。        小波有记日记的习惯，那是从小学就开始养成的。小波的日记本就放在她床头柜的抽屉里，那是一本带锁的日记。过去，袁梅从没偷看过她的日记，甚至连这个念头也没有过，她知道那是属于小波的隐私，她不能随便侵犯。可是现在，她急切地想知道答案，这答案不可能从女儿口中得到，而且女儿也没有特别要好的朋友，即使有，即使小波将心事告诉了朋友，朋友也不可能告诉她。        袁梅说她拉开抽屉看到日记本时，有一种做贼的感觉，她说她的脸当时肯定红了，可是事情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还有两个多月就要高考了，以女儿现在这种状态和心情，如何能闯过拥挤着千军万马的“独木桥”?袁梅决定“铤而走险”。        日记本上的小锁拨弄了几下就开了。翻开封面，扉页上写着一行大字:为考上北大努力呀!        第一篇日记是高三开学的前一天写的:        “明天，我就是一名高三学生了。有人将高三称作‘集中营’，也有人将高三称作地狱，不管是集中营还是地狱我都得走过去，因为我的理想就是考上北大，虽然按目前我的成绩考北大还有困难，但是我相信自己在高三一定能将名次提高到班上前三名，只要能进前三名，我就能上北大。努力吧!”往后的日记是断断续续的，有的只有草草的几行，有的甚至只有短短几个字:“累!累极了!!!”        “考了一天，人都被‘考’煳了，什么时候才能不考试啊。”“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了沙滩上的一条死鱼。一定是每天缺氧的缘故，要不然我怎么会梦见自己变成了死鱼呢，不是死在水里，是死在沙滩上。”        有几篇日记记得较完整:        1月12日阴        今天是灰暗的一天，期末考试成绩出来了，我在班上的排名只提高了两名———第17名，这离我的目标差得太远了。我一直很努力很用功，为什么进步不大?张晓琼原来在我后面一名，这次竟跑到我前面去了，老师念排名时，她转过头看了我一眼，脸上还带着笑，那一定是得意的笑。我的心像被剐了一刀似地疼痛。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输给她。我一定要努力，一定要超过她。        2月26日阴        明天就是重点中学联考，这是高三下学期的第一次大考，是比拼的时候了，这次，我一定要考好，我的目标是进前10名。上帝啊，保佑我吧。        也许是老想着考试的事，这几天晚上老做噩梦，梦见考试时答题卡没填，还梦见自己的卷子没写名字，吓出了一身冷汗。切记:考试时千万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3月1日晴        今天上午第一节课，老师公布考试成绩，当老师念着我的名字、分数和排名时，我紧张得屏住了呼吸，连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生怕把分数给吓少了。幸好，我排在了第14名，虽然没能进入前10名，但将张晓琼甩在了后面，这回该我冲她笑了。        3月9日多云        今天早上我明明看见董倩倩在做海淀区的模拟试卷，中午我找她借，她竟说没有。没想到口口声声说是好朋友，到了关键时候也翻脸不认人。自从进了高三，同学之间的关系好像都变了，你防着我，我防你。那天下课，我正做卷子，张晓琼好像闲得没事似的走到我身边，说她最近看了一部《流星花园》，很好看，里面的主角是几个小帅哥，叫F4，问我看不看，还说她家有影碟。我早看出她是黄鼠狼拜年没安好心，我才不上她的当呢。再说，真借回了影碟，我妈我爸能让我看吗，那天看了几页畿米就挨了一顿训。他们没想想，我天天做卷子人都快做疯了，如果不让畿米中途出来拉我一把，我恐怕死定了。        4月25日阴没想这次考试考得这么差，努力了大半年又回到了原点，又是该死的第19名。我知道自己的实力不应该只有这个名次，可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害怕考试，一次比一次紧张。第一天上午考语文，我进教室时腿发软，拿起笔手也直哆嗦，有好几道题要放在平时我肯定能做出来，可一紧张怎么也记不起来了。照这样下去，不说考北大，恐怕考一般的大学都够戗，一想到这里我就不寒而栗。怎么办啊，谁能救救我!袁梅说她看完女儿的日记后震惊不已，她没想到女儿一直背着这么沉重的精神包袱。如此，女儿怎么可能笑得起来、轻松得起来?她怎么可能不烦躁、不焦虑?袁梅为自己的粗心和疏忽深深自责。那几天，袁梅吃不香卧不宁，她不知道怎样才能解开女儿的心结，既不能单刀直入，又不能隔靴搔痒。说得太直白了会引起女儿的怀疑，那结果一定更糟。绕弯子兜圈子又解决不了问题。袁梅苦恼极了。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5)
    这时她想起，前不久一家报纸刊登过一家心理热线的电话，当时扫了一眼，但没记住号码。袁梅马上将一堆旧报纸抱出来一张张查找，终于找到了那个电话号码。        袁梅将电话打过去，接电话的是一位心理专家。他听了袁梅的叙述后说，学生进入高三后，常会出现这种心理焦虑，这是一种普遍的、但又具有明显阶段性的心理特点，有人称它为“高三现象”。据调查，在高三学生中，有40%的人患有学习焦虑症，而且女生比男生严重，越临近高考，患学习焦虑症的比例越高。学习焦虑症不但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而且会对一些学生的性格产生负面影响，如自卑、敏感、疑心重、幽闭等。对患有学习焦虑症的孩子，应该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家长要与他们做朋友，倾听他们的苦恼，平等地与他们交流，特别是要为他们“减负”，也就是减轻心理负担。        他分析认为，小波的心理焦虑主要来源于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奋斗目标定得太高，自己的力量又一下不能达到，一次次的挫折更加剧了这种焦虑。他认为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降低目标，针对小波的具体情况，提出现实的、可达到的奋斗目标。调整奋斗目标的目的是减压，压力减下来了，包袱自然也就放下来了，没有了包袱，才能轻装上阵。他还建议袁梅适当转移孩子对高考的过度关注，在鼓励孩子进取的同时，不忘经常性地给她减压，组织一些轻松愉快的活动或者坐在一起聊聊天什么的。总之，要一张一弛，当孩子压力过大时，及时减压;当孩子过于松懈时，适当加压。        他说:“高三是人生的一个特殊阶段，在这个阶段更要重视对孩子的心灵呵护，因为这个阶段的孩子心理最脆弱，最敏感。作为家长，有责任扶着孩子走过这片人生的沼泽。”听了专家的分析和建议，袁梅做出的第一个决定是:“五一”全家一起去看一场演出，然后去烤鸭店吃烤鸭。小波最爱吃烤鸭，因天天忙学习，她已经有两年没进烤鸭店了。吃晚饭时，袁梅宣布了这个决定，她看见小波不相信地瞪大了眼睛，然后问:“妈，这该不是做梦吧?”        袁梅买了5月2号下午的票，那是一场有港台与内地歌手联袂演出的演唱会，小波是其中一位歌手的追星族，不但房间里挂满了他的照片，连家里电脑的显示屏也被她换上了那位小帅哥的靓照。听说演唱会有那位歌手参加，小波很兴奋，不但话多起来，笑声也多起来。“五一”那天，她早晨六点钟不到就起床开始复习，晚上一直复习到凌晨，她说要将第二天出去玩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袁梅心里暗暗高兴，这也许是解开女儿心结的机会。演唱会上，女儿很兴奋，当那位小帅哥出来时，她又蹦又跳地大声喊着他的名字。看完演唱会，他们又一起进了烤鸭店。小波似乎还没有从兴奋和激动中走出来，一边吃着一边作着评论。走出烤鸭店，小波挽起了爸爸和妈妈的手，一家人有说有笑地走在马路上。这样并肩走在一起的情景已经很久没有过了，想起近一年来所经历的一切，袁梅心里无比感慨。        那天晚上，袁梅与小波做了一次长谈，她分析了女儿的各科成绩，认为最实际的奋斗目标应该放在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重点院校，这样的目标她只要踮起脚就能达到。听了她的建议，小波脸上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表情。袁梅明白了，其实小波心里知道，上北大的目标她是达不到的，可是在心理上又不愿自己从那个台阶上走下来，那就等于承认失败。袁梅的分析和建议实际上给她搭了一个下来的台阶。她很自然地就走下来了。        确定了新的奋斗目标，小波变得轻松了，愉快了，学习效率反而高了，在六月初进行的二模考试中，小波的成绩第一次进入了班级前10名。        一位刚走过高三的年轻人说，在高三的时候，老师是坚强的，家长是坚强的，考卷是坚强的，习题也是坚强的，也许，惟一脆弱的，就是那些为了固定的行刑日期而奋斗着的学生们。脆弱的人，需要的是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理解，一点点爱。“快乐”高考见到尚秀，是在北京市高考录取分数线公布的那天，女儿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批重点院校录取分数线高出了73分。听说我要跟她聊聊那场“快乐的高考”，她笑着说，幸好有这个结果，不然，也许我就是个失败者。一个失败者是没有发言权的。虽然我自始至终都认为，高考不应该是一件让千千万的考生和家长饱受痛苦和备受折磨的事，如果它让那么多的人饱受痛苦和折磨，那么它一定出了问题，一定不合理、不正常。但是，选择“快乐高考”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那时候，女儿的精神已到了崩溃的边缘。        女儿逢大考就紧张就做噩梦，不是梦见答题卡没填，就是梦见卷子拉下没做，常常大哭着从噩梦中惊醒。而且这样的噩梦在考前和考中总反反复复地做，有时闹得整夜整夜不能入睡。女儿的恐惧症是从“一模”前开始的。        高考前的第一次模拟考试定在5月9号。“五一”，学校放了七天长假，担心女儿犯老毛病，我想让她有张有弛地安排这段时间的生活，调整调整自己的情绪。我们给那几天作了一个安排:一起去参加一个朋友的聚会;去逛一次商场;去听一场音乐会;其余的时间复习。聚会给了她快乐轻松的气氛;逛商场满足了她喜欢逛街购物的兴趣和爱好;而那场原汁原味的奥地利交响乐团演出的音乐会更让她的身心得到了放松。        那几天她过得充实而快乐。问题出在考试的前一天。那天晚上，我似乎有预感，睡觉时，我没有关上房间的门，睡到半夜突然听到一阵抽泣声，接着是一声又一声沉重的叹息，那声音是从女儿房间传来的，我心往下一沉，我知道噩梦又开始纠缠她了。        我没敢开灯，摸黑到她的房间，发现她已经坐起来了。见我进来，她喘着粗气说:“妈，好可怕，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我数学卷子答题卡没填，而且跟同学对答案，我的答案全是错的。”        她似乎还没有从梦中醒来，泪水又顺着她的脸颊流下来。我轻轻摸了摸她的头说:“快躺下睡吧，你是在做梦，是假的，都是假的……”她睡下后，我回到房间，却翻来覆去睡不着，俗话说，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噩梦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女儿内心隐藏的对考试的恐惧。如今，高考已经一天天逼近，如果女儿摆脱不了噩梦的纠缠，也许还没进考场她的精神就会崩溃，就会垮下来。想到这里我心急如焚。        早晨，女儿出门时我笑着对她说:“妈妈相信你能行!祝你好运。”女儿勉强挤出一个笑脸。望着女儿消失的背影，我在心里暗暗为她祈祷。        女儿的“一模”成绩出来了，虽然与平时成绩有点差距，但在区里排名仍比较靠前，而且英语成绩进了东城区前60名。如果她能保持平稳的心态参加高考，是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的。        可是，“一模”考试后，她并没有轻松起来，反而一天比一天紧张，而且经常莫名其妙地烦躁，害得我在她面前说话都不敢大声，更不敢问她有关学习的事。家里的气氛可想而知。我想，如果这样下去，说不定我的精神也要跟着她一起崩溃了。        转眼已是五月底，高考已进入倒计时。报纸、电视、网站上有关高考的文章铺天盖地，不是“高考技巧”，就是“名师坐堂”，有的报纸甚至开辟了“高考进行时”专栏，将高考的气氛造得像一触即发的战争。        而学校也开始进入了战前总动员，一周内开了三次由家长和学生一起参加的大会，每一次都是校长亲自讲话，分析形势，找出问题，提出希望。        “人生在此一搏”，“十二年辛苦就是为了这一天”，“考上大学方能修成正果”。当这样的教诲常在耳边响起时，考生不能不紧张，家长不能不紧张，不能不感到沉重的压力。        其实，高考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痛苦抑或快乐其实是自己的选择，眼前是黑色还是橙色，全看自己怎么看。        快乐需要找个借口，减压也需要找到一个契机。就在我想给快乐找个理由时，“世界杯”来了。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它对我和女儿意味着什么，因为我们都不是铁杆球迷，虽然偶尔也看看球赛，但从未疯狂过，更不会将它作为生活的一部分。        这届世界杯因为将战场搬到了亚洲，更因为有中国队的加入，使中国许多原本不是球迷的人也成了球迷，我和女儿就属于这一类。第一轮比赛每天从下午两点半开始，那个时候我一般都会放下手里的事赶回家，坐到电视机前。这与其说是给自己找个快乐的理由，不如说是一种逃避，逃避高考给我带来的焦虑。因为我已感受到了这种焦虑的折磨。开始几天，我一直为让不让女儿看球犹豫不决，后来我发现，看球使我的焦虑症状明显减弱，我每天像盼望一部精彩的电视连续剧开演那样盼望着下午的球赛，我不再忧心忡忡，我的心和情绪跟着足球在飞，或击掌叫好或顿足叹息，一会儿大喜一会儿大悲。        6月4日，是中国队对哥斯达黎加队，这是中国队在世界杯上第一次亮相。那天女儿放学早，回家赶上了看下半场，那球踢的真让人揪心啊，球传到了李玮峰的脚下，女儿激动得大喊大叫:“帅哥，快带球冲啊!”可是那球踢着踢着不知怎么又到了哥斯达黎加队员的脚下，女儿指着电视机里的李玮峰说:“臭，你真臭。”        看完球，我和女儿坐下吃晚饭，饭桌上的话题自然是对这场球的评点。女儿说，中国队太不经打了，输了两个球就打不起精神，你看看人家日本队、韩国队，打不死你，拖也要拖死你，那才叫精神!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6)
    我真有点不相信这样的豪言壮语是从她嘴里出来的，要知道，“人是要有点精神的”这话我也在她面前说过，可她从没听进去过，只要我开口，她就说，去去去，你怎么就像个政治辅导员呢。        这时，我开始品味出了一点足球魅力的奥秘。那看球的，看的其实不是球，而是人，是人的魅力。足球比赛与其说是球技比赛，不如说是一场精神的较量。        从六月初开始，学校只上大半天课，让学生自己回家复习。女儿回家的时候，往往正是下午第二场球赛开始的时候。经我们共同商议后决定，前两轮比赛，她只看精彩的，其他赛事由我转播，后两轮比赛她全看。        由于有了“世界杯”，我和女儿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饭桌上的气氛也不再沉闷。有时是我向她转播世界杯，并加上我自己的评点。如果那场球是一起看的，一个人的评点便变成了两个人的评点和讨论。        中国队对巴西、中国队对土耳其的两场球赛，女儿一场不落地都看了。她为中国队在场上的表现顿足、羞愧，为日本队、韩国队敢拼敢抢、不轻言放弃的精神大声叫好和感动。六月的每一天，因为“世界杯”而过得有滋有味，家里没有那种高考前的紧张气氛。女儿不但看球赛，而且每天雷打不动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刘建宏和沈冰评球，看完后便回房间埋头复习。        一天，一位朋友来访，见我女儿津津有味地在看电视，很惊讶地悄悄问我:“她是今年高考吗?怎么还在看电视呀?”说实在的，虽然我给自己和女儿找了一个快乐的理由，可是心里有时也会不踏实，坐在电视机前有时也会想:“别的孩子这会儿都在复习，我让她看电视，可别害了她呀。”有时甚至会产生将她赶回房间复习的念头。可是我又安慰自己，她高兴了，放松了，效率说不定会更高，堤内损失堤外补吧。再说，专家都说了，高考能否成功，一半靠实力，一半靠心态，而对于女儿来说，她缺的不是实力，而是好的心态。给我们带来快乐，让我们天天牵肠挂肚的世界杯终于结束了，我心里竟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失落和惆怅，我相信女儿也会有这种感觉。        世界杯结束后，对中国足球和世界杯的反思也开始了。白岩松、刘欢、牛群等纷纷走进中央电视台演播室。女儿也加入了这种反思，她说，这次看世界杯最大的收获就是看出了中国球员与日韩球员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仅是球技，更主要的是精神。我乘机也大谈自己的感想，谈日韩球员敢拼敢抢的精神对自己的震撼，这就是不拼到最后一分钟，决不放弃，中国球员缺的就是这种精神，所以中国球队输的不是球而是骨子里的那种精神。女儿听了颇有同感地频频点头。我暗中窃喜，对于女儿来说，耳濡目染的世界杯球赛其实就是最好的考前动员，它胜过任何说教，因为，那种被称为“精神”的东西在课本里是很难找到的。而且，在“世界杯”足球赛中，“精神”这种抽象的东西已转变为一种可视可感的具象，并形象地阐释了“精神”。        印象最深的是那场关于世界杯规则的讨论，大家从本届世界杯暴露出来的问题谈到规则的修正和完善，谈到规则的公平和公正。我们自始至终地看完了这场讨论，没想到歪打正着，高考的话题作文谈的正是“规则”。        那些日子，女儿不再像原来那样每天怀着一颗毫无自信的心在书山卷海中无望地跋涉，不再诚惶诚恐地每夜做噩梦。她似乎有了自信，变得从容和坦然，吃得香，睡得酣，每天早晨起床总要连哄带拉才能下床。考前她自己在家里称了一下体重，发现一个月长了五斤，于是大惊失色地说:“都成胖妞了，不行，考完了，我得减肥去。”        7月6日晚上，她照样乐呵呵地看“娱乐无极限”，看动画片“神秘花园”，看完了翻了一会儿书就躺下睡觉了。        那天晚上，虽然我表面看起来很平静，像往常那样该干嘛干嘛，可心里却一直忐忑不安        。明天就要高考了，她可千万别害怕，别紧张，千万别睡不着，别做噩梦啊。        怕影响她睡觉，我也早早就躺下了，却竖着耳朵听她房间里的动静，不到10分钟，我就听到了轻微的鼾声。        7月7日上午，我送她去考场。考场门前已黑压压地围着许多家长。我笑着轻轻握了握她的手说:“别怕，你能行，祝你成功!”        她笑了，说:“妈，你回去吧，不要守在这里，知道你守在这儿我才紧张呢。”        “行，我现在就回去。”        我目送着她一路小跑地进了考场。        上午考完语文，她神态轻松，说监考的两位老师很和善很亲切，她一点也不紧张。高考前，女儿曾对我约法二章:一、考完后不能向她打听考试情况;二、不能问她考得怎么样。所以，我闭口不谈考试的事。倒是她自己破坏了规定，兴奋地说，你猜今年的话题作文是什么是围绕“规则”写一篇文章，题材不限，标题自定，我写的是“谁说规则不能‘破坏’”。        那天，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请白岩松等人评球，谈的就是规则，说规则是可以改变的，规则是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完善的。比方说，为了使足球比赛更公平公正，有人建议下一届世界杯将场上裁判由现在的三人改为四人，这就是对原来规则的“破坏”，而“破”则是为了“立”……        见她谈得津津乐道，我高兴地想，这世界杯真没白看。可是，没想到下午风云突变。考完数学我去接她，老远就见她一边垂头丧气地往外走，一边抹眼泪，我的心往下一沉。见了我，她不说话，泪水哗哗地流。        我挽住她的手安慰说:“没考好不要紧，尽力了就行。”她抽抽噎噎地哭着说:“什么没考好啊，是考得糟透了，你有个心理准备吧，不是上二批就是复读，北广是考不上了。”“不要紧，不就是一科没考好吗，明天还有两科，全力以赴将后面两科考好就行。”        “明天，我哪还有明天啊，你也知道我指望数学拿分，明天要考的理综本来就是我的弱项，还能指望上什么，我完了，全完了……”说着又呜咽呜咽地哭起来。        回到家里，她还是哭，不愿吃饭。我的心乱极了。但我尽量掌握好自己的表情、语气、语调。在孩子最脆弱的时候，大人的一个小小的情绪变化，也许对痛苦中的她都是莫大的打击，都是雪上加霜。        这个时候，任何安慰和劝说都无济于事，不如让她痛痛快快、无拘无束地宣泄痛苦，这也许是眼下最该做的。        我对她说:“你哭吧，痛痛快快地好好哭一场，然后去洗个澡，我出去买点东西回来。”        说着，我便关上门出去了。        买东西只是一个借口，我是想让她有一个可以尽情发泄痛苦的空间，同时，我也需要找个地方好好整理整理自己的情绪，思索一下该怎么办。我不愿让她看到我的失望、焦虑和不安。        我沿着街边走着，心里沉甸甸的。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更没想到一根横飞过来的棍子就将女儿打倒了。在这个节骨眼上，如果自信心没了，精神垮了，就真完了。我心里甚至有一点自责和后悔，我问自己，是不是我错了，在最后的复习阶段对她太放松了?如果快乐高考收获的是一枚苦果呢?但是我又说服自己:如果她一直被噩梦纠缠，诚惶诚恐地走进高考，没准儿结果会更糟。而且，在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她是快乐的，并且是以轻松坦然的心态走进高考，这不正是我希望的吗?虽然现在遭遇了意外的挫折，但这并不能说我们的做法是错的。现在最要紧的是让她重新恢复自信，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刻，不能轻言放弃。        在外面逗留了一个多小时，我回到家，推开房间的门，见她已洗完澡，正拿着一本物理书坐在凳子上，眼睛红肿着，眼角的泪水还没干。        我在她面前坐下来，说:“你现在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不能就这么轻易地放弃，明天的两门考试才是重头戏，一共有450分呢，没到最后，怎么能说失败。咱俩看球赛时，你也看到了，就说日本队对土耳其队的那场比赛，虽然土耳其队的实力在场上占了上风，但日本队员即使在最后一分钟也没有丢掉胜利的信念，仍在场上顽强拼抢。虽然后来输给了土耳其队没能进入八强，但日本队虽败犹荣，因为他们输的是球技而不是精神。学学日本队、韩国队，拿出点像他们那样的精神来，不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不轻言放弃，争取创造奇迹。即使最后失败了，只要你尽力了，就不会有太大的懊悔……再说，即使考砸了，天也塌不下来。”女儿听了后说:“刚才我也想了很多，没办法，既然这样了，想再多也没用，不想了，复习吧。”说着，将凳子搬到桌前看起了书。        这一夜，我辗转难以入睡，我担心她睡不着觉，担心她做噩梦，担心她明天不能以充沛的精力走进考场。我紧张不安地竖着耳朵听她床上的动静，一直到深夜1点多钟，我才听见她的呼吸渐渐均匀起来。        第二天早上，她进卫生间洗脸，见镜子里有张眼睛浮肿的脸，先是一愣，接着对着镜子“嘻嘻嘻”地做了一个鬼脸。我见了，暗暗笑了，也放下心来，能“嘻嘻嘻”地对着镜子做鬼脸，说明她已从精神濒于崩溃的边缘走出来了。        在去考场的路上，我问:“你说，中国队在世界杯上打的那三场球，哪一场打得最好。”        她说:“跟巴西的那场打得最好。”“为什么?”        “精神上放松了呗，反正打不过人家，干脆将泼劲儿狠劲儿都拿出来，反而打得漂亮。”        我说:“那你今天就学学中国队吧，放下包袱，打一个漂亮仗。”她笑了笑点点头没说什么。看她的身影消失在考场楼梯口的拐角处，我心里在暗暗为她鼓劲，为她加油。        考场前的气氛与昨天相比似乎有点不同，家长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纷纷，原来大家议论的是昨天的数学考试，都说题目出的怪，孩子考得不理想。        听了大家的议论，我心里也踏实点儿了，直后悔昨天晚上没跟家里有考生的朋友打打电话，不然，女儿的情绪会好一些，不至于有那么重的挫折感。        11点半，女儿走出考场，远远地看见我就微笑着向我招手，我在心里念了一声“阿弥陀佛”，猜想考得不会太坏。我连忙将搜集到的信息告诉她，我说，放心吧，大家感觉都不好，下午全力以赴去考好英语吧。她已不再像昨天那样心情沮丧，饭桌上也有说有笑了。下午的英语似乎考得很顺利，走出考场时，她显得很轻松。这场有快乐也有痛苦、有激动也有悲伤的高考终于结束了。当拿到成绩通知单时，我对女儿说，你应该感谢世界杯，它不但给你带来了快乐，还在你跌倒的时候拯救了你。我相信，那两天大喜大悲的经历，将会成为女儿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家有考生家有考生(7)
    给自己画个太阳        一位高三家长说。高考其实就是一个魔方，你不知自己将会转出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这结果是好是坏你都得兜着。据媒体报道，2002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为527万人，录取计划为275万人。按照这个计划，2002年，全国将有252万考生成为落榜生。        2002年，北京市报名参加高考的考生约有7万名，全国普通高校在京招生约49300人，虽然升学率仍保持在70%左右，但仍有2万多名考生落榜。        但实际上，除了这些被高考竞争淘汰下来的落榜生外，还有另外一类“落榜生”:他们已经艰难地挤过了“独木桥”，他们已经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却因为录取的学校或专业不理想而自动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这样的“落榜生”到底有多少?没有谁能说得清。        刘江没想到儿子会成为落榜生，因为按他平时的学习成绩，是应该进重点大学的。真是世事难料啊，难怪有人说，高考就是一场赌博，一半靠实力，一半靠运气。        这个结果对于刘江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儿子身上，刘江倾注了无数心血，儿子的每一步都寄托着他的希望。不说上小学时，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骑车接送，不说无数个晚上送儿子上培优班在外面苦苦守候，仅高三这一年，为了有更多的时间陪儿子复习，他离开了薪水丰厚的公司，去了一家不用坐班、薪水却少得多的单位。高考结束的那天，儿子考完英语出来一脸轻松，说英语最少能拿120分以上。今年的数学考试大家都喊难，可儿子考完后出来很兴奋，说有一道题涉及计算机编程，他做出来了，他认为能做出这道题的人绝对凤毛麟角。他说他之所以能做出来，是因为考前两天，他和“家教”专门讨论过类似的题目。儿子说的“家教”指的是刘江给他在清华大学请的一位博士，该博士当年参加高考是省里的理科状元。刘江是通过一位熟人介绍认识这位博士的，于是便想请博士给儿子作一些辅导，博士很痛快地答应了。几次辅导下来，儿子和博士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        儿子越是感觉轻松，刘江就越是心里没底，越是忧心忡忡。儿子的毛病他了如指掌:马虎粗心，而且他自我感觉良好的考试，最后的结果总是与他良好的感觉差距甚远;感觉不好的考试，成绩出来后反而给人一个惊喜。那天考完后走出考场，儿子笑哈哈地说:“老爸，你就等着大学通知书吧。”说完，和一帮同学打篮球去了。考完后的那几天，儿子天天出去和同学一起疯玩，后来又提出要跟同学一起去大连旅游。刘江满口答应。高中三年，儿子一直捆在高考这辆战车上，就没离开过北京，现在考完了，包袱卸下来了，也应该出去放松放松了。        看儿子轻松地背着旅行袋渐渐消失的背影，刘江想，也许这次儿子真的考得不错，要不然不会有这么轻松的心态。虽然儿子自我感觉良好，可是分数没下来，刘江的心就一直悬着不敢放下来。儿子第一批重点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第二批普通本科院校的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工商大学。第三批专科学校的志愿儿子没填，儿子很自信地说:“我怎么样也不会掉到二批本科线下面呀，如果真的掉了，第三批录了我，我也不会去。”        刘江也觉得第三批志愿没必要填，现在连本科生找工作都很困难，许多人拼命要考研究生，谁还会去读专科。虽然读了专科也有再升本科的机会，但是专升本也是有比例的，不是你想升就能升。再说了，各大学的专科现在一般都成了职业学院，学费不少收，有的比本科收得还高，但能不能学到东西就难说了。所以，儿子填报的志愿，最底线是普通本科院校，如果此线失守，他就没有学上了。但是刘江对儿子的实力是相信的，只要在考场上不出意外，这个底线他应该是能守住的。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学校就拿到了各科的标准答案，通知学生去学校估分，儿子估完分回来很高兴，说应该在560分以上。如果真有这个分数，进北京理工大学应该问题不大，而且在志愿后面已填了“服从调剂”，即使第一志愿专业不被录取，也会被调剂到别的专业。虽然儿子估了分，刘江心里仍不踏实。在忐忑不安中，终于等到了高考成绩公布的日子。        7月23日早上8点，北京市高考查分热线开通。这时，儿子已经从大连回来了。7点50分，父子俩就开始守在电话机旁。墙上的时钟刚敲过8点，刘江就拨通了自动查询电话，他按提示输入儿子的准考证号，对方报出了儿子的名字和各门科目的考分，刘江像遭雷击一样惊呆了:语文92分，数学70分，理综190分，英语66分，总成绩只有418分。这怎么可能呢?高中三年，哪怕考得再差，也从来没有过这样差的成绩。他哆嗦着手又拨通了人工查询台，对方报出的成绩跟刚才一模一样。从父亲骤然变色的脸上，儿子似乎明白凶多吉少，他夺过话机自己拨通了电话，听了对方报出的分数，他脸色一下变得苍白，喃喃着:“这怎么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一定是弄错了，一定是把我的成绩弄错了……”见儿子失魂落魄的样子，刘江说:“会不会是成绩张冠李戴了?或者卷子上的分数统计错了?比如说只有主观题的分，没有加上客观题的分。”高考阅卷虽然认真仔细，有道道把关措施，但这样的错误也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刘江这样安慰着自己，也这样安慰着儿子。        刘江决定给儿子的班主任打个电话，提出自己对这个成绩的疑问，儿子即使自我感觉良好，估分有水分，也不至于与估出的分数相差这么多。班主任听了成绩也觉得有问题，因为她了解她的学生，怎么样也不会考出这个成绩。她告诉刘江，市教育考试院已经有通知，考生对自己的成绩如有疑问，可以申请查分，考生要带上准考证和每科10元的查分费到学校登记，最后交由区招生办公室统一查分。        刘江和儿子觉得每个科目都应该查一查，虽然语文和理科综合的分数与估分差距不大，但再查一下也许能找回几分。儿子带上准考证去学校登了记。查分结果要7月29号才能出来。        这是一段分分秒秒都备受煎熬的日子。儿子整天郁郁寡欢，饭吃不下，觉睡不着，人明显消瘦下来。刘江的心虽然每天像在油锅里煎熬，可还得强打起精神，说些安慰儿子的话。他说，即使查分结果还是这样，即使这次没考上，也不要灰心丧气，振作起精神明年再考。刘江得作最坏的打算，他得先下点毛毛雨，要不，如果查分结果仍是这个成绩，他担心儿子承受不了。儿子一直很自信，没有一点失败的思想准备，要自尊心很强的他接受这样的失败不但是痛苦的，而且也是艰难的。        7月29日，刘江和儿子一起去学校拿查分结果。结果不但令人绝望，而且让人欲哭无泪，英语答题卡上几乎有三分之二的题号是空白，也就是说没有答案。可是儿子说英语客观题他每题都做了，不可能是空白。那么惟一的原因只会是，他用2B铅笔涂题号颜色涂得太浅，计算机没有阅读出来。数学卷上有两道大题没有分数，其中包括那道儿子走出考场时很得意的涉及计算机编程的大题。可儿子说这两道大题他明明都做了，而且后来估分对了，标准答案也没错。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这两道大题没有得分呢?儿子突然想起来，他在做这两道题时，卷子的空白处已经写满了，于是他就将这两道题的答案写到了卷子的边沿。那么导致这两道题没有得分的原因一定是答案超过了装订线，阅卷老师找不到他的答案。        刘江没想到儿子犯的竟是这样的错误，而这样的错误一下就把他送到了落榜生的队伍。        因为此前，市高招办已公布了今年北京地区全国统考各批次录取控制线，理科第一批为469分、第二批为424分。儿子只考了418分，今年，他与大学无缘。        儿子为自己的错误痛悔不已，如果是考卷上的题目不会做，如果是做题过程中出现了失误，他心里都要好受一些，可这算什么?输得窝窝囊囊，输得不明不白。可是痛悔又有什么用，高考就是一场没有改错机会的较量，一个小小的失误也许就彻底改变了事情发展的走向，也许就改变了人生的命运。        刘江开始出去打听高考复读班的消息。开始，他本想让儿子回校复读，一是学校环境熟悉，老师也熟悉，虽然儿子心里会有点别扭，但总比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好。可是去了学校一打听才知道，由于教育部明文规定，从2002年秋季开学起，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复读。所以，儿子就读的那所高中明确表示不接收复读生。        近年来，“非北大清华不上”的高分落榜生越来越多，使得复读生人数逐年增加。2000年北京市复读生不到2000人，2001年则多达5000余人，而2002年复读生已超过了10000人。由于复读生越来越多，北京市有十多所重点高中充分利用自己的品牌优势和教学资源优势相继举办高考复读班，这些复读班吸引了大部分复读生。但是2002年秋季，这些复读班将与“母体”即重点高中分离，单独成立培训中心或培训部。刘江担心的是，这些独立出来的培训中心或培训部能否保证教学质量。        8月上旬，顶着毒辣的太阳，刘江对这十几家培训机构挨个儿进行了一番考察。最后，他锁定了一所实力雄厚、师资力量较强的培训中心。        复读的学校是定下来了，可是要使儿子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进入学习状态，不是件容易的事。自从查分结果出来后，儿子几乎每天都在懊悔和痛苦中度过，有时捶胸顿足地号啕大哭，有时呆坐着沉默不语。刘江知道，要让儿子重新振作起来，必须搬掉他心上的石头。因为，心上的石头也将是脚下的石头，只有搬去它们，才能轻装上阵。        那天，刘江从报纸上读到了一个小幽默:一位奥运会的游泳冠军在一次重大比赛中失利了，当人们纷纷为他惋惜，担心他承受不了这样的打击时，没想到他说了一句让大家忍俊不禁的话:“决赛前有人在看台上冲我大喊大叫，称我为‘飞机’先生。然而很不幸，今天晚上飞机失事啦。”        幽默化的自嘲可以淡化沮丧，让人摆脱失败的阴影重新振作起来。刘江将这段小幽默用毛笔一字一句抄下来，贴在儿子书桌上方的墙上，然后，他又画了个初升的太阳:在万道霞光的簇拥下，一轮红日正冉冉升起……        在画的上方，刘江工工整整地写着:明天，新的太阳仍会升起。        令千百万考生和家长备受煎熬，令他们的亲朋好友牵肠挂肚的2002年高考终于结束了。        可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高考，每年几乎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只是故事的主角换了一茬又一茬。对于每一年的高三新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新的高考，永远被寄托着满怀希望，无论前面等待他们的是什么，他们都要坚定地朝着那个希望走去。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1)
    一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在儿子长到20岁的时候，非要逼迫儿子签一份协议。这份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了协议一旦生效，父母从此可以在四个方面不管儿子;儿子也可以不管父母。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这位独生子女的父亲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六年前郝麦收用一纸协议将儿子郝丁推出了家门。六年后郝丁对我说他父亲简直就是一只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里的“老狐狸”。也许，有人会觉得下面的故事只不过是发生在郝家的一段往事，这段“往事”只是郝家教育孩子的特殊方法，但是，人们或许只看到了星火，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星火”的微光闪烁正预示着一场家庭革命，它或早或晚一定会在中国发生———一纸协议        1996年9月18，对中国人来说，一个因为“国耻”而不能忘记的日子，但是已经习惯了和平，正紧赶慢赶着“奔小康”的大部分中国父老乡亲并不是人人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半个世纪前日本炮轰沈阳北大营继而侵略中国的惨剧，而在天津，一户三口之家，父亲郝麦收、母亲孙子芳、儿子郝丁正在面对一件就要发生在他们家里的“新鲜事”。这件事是由在天津社科院工作，研究社会学、人口学、老年问题的郝麦收教授一手炮制的，他要在这一天和儿子郝丁签订一份《亲子双向自立协议》。这份“父子协议”连郝麦收自己也明白，虽说它只是一张纸，但一旦抛出，对于郝家不啻为一颗立刻就会爆炸的“定时炸弹”。现在，先让我们来看看郝麦收《父子协议》的内容条款:第一部分，（儿子）郝丁要承担的责任:1.自力承担受高等教育的经费;2.自力谋业，自己创业;3.自力结婚成家;4.自己培育子女。        第二部分，（父母）郝麦收、孙子芳要承担的责任:1.养老费和医疗费自我储蓄;2.日常生活和患病生活的自我料理;3.精神文化生活的自我丰富;4.回归事宜的自我办理。        整个协议条款不过76个字，概括它的精神就是“四不管”。这“四不管”规定协议一旦生效，郝家从此父母可以在上述四个方面不管孩子;孩子也可以不管父母。而在这双向“四不管”的合同中，郝麦收首先要针对甚至“为难”的不是“老的”，而是“小的”———郝丁。        正常人实在很难想像郝麦收为什么要在自己家里鼓捣出这么一件立刻要引起“战争”的事情。中国几千年文明历史，家庭生活和父子亲情组合着一种一成不变的内涵，用现在的法律来解释就是:“父母有养育子女的责任和义务，子女也有赡养父母的责任和义务。”而郝麦收全然不顾几千年的古老传统，执意要在自己家里来一场革命，“革”儿子的命，也“革”自己的命。        我问过郝麦收，您这么做知不知道自己是在干着一件“史无前例”的绝事儿，这么做是不是多少有点“反传统”?郝麦收说“知道”，他就是要反传统，彻底反，因为有些传统不反不行，不反就没法教育今天的孩子，准确地说是独生子女，而他这么做的初衷是为了能让儿子郝丁早点自立。郝丁怎么了?为什么说不和父亲签这么一份《父子协议》就不能自立?这份协议规定了那么苛刻而残酷的内容，郝丁能接受吗?签了这样的协议无异于被父亲一脚踢出大门，这个字他签没签、怎么会签?我心里一大堆问号。        我急于要见到郝丁。“炸弹”引爆这就是郝丁。属龙，1976年生人。        从照片上看他皮光肉嫩、清秀挺拔的，但走到跟前我才发现其实他个子并不高，很瘦，两个窄窄的肩膀尤其委委屈屈地向身体两侧滑去，让人看了分外生怜。        2002年岁末，一个满天飘雪粒子的晚上，我去天津采访，让他跟我说说六年前他父亲和他签订《父子协议》时的情景。这位26岁的小伙子，带着已经整整六年的沧桑一边笑，一边摇头。显然那六年“炼狱”般的日子他过得并不容易，而且提起六年前的“9·18”，郝丁告诉我那个日子对于他不仅仅是“国难”，也是他“受难”的开始。那天晚上他真的是被这件事给震翻了———        1996年9月，郝丁刚刚职高毕业，满心欢喜地等着父亲通过关系给他在天津开发区找一份体面的工作。18号晚上，他像往常一样轻飘飘地爬上楼推开了家门，母亲没有像往常一样手里端着热腾腾的饭菜招呼他赶快洗手，吃饭，事实上孙子芳还没有回来。屋里只有父亲郝麦收，坐在沙发上，已经等了他好一会儿。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签‘协议’的事情吗?”郝麦收面对儿子，这句话在心里已经反复念叨了好几遍。        “协议?什么协议?”郝丁支吾着。过了几秒钟，他突然想起来:对，父亲是和他讲过好多遍，要和他签一份什么《亲子双向自立协议》。但是，这事，不过说说而已，这么快，老爸您，还真的当真了?        “怎么办?签还是不签?”        郝丁心里在紧张地斗争着，事实上还没等他完全反应过来，那张白纸黑字要命的东西已经被他接过来，拿在了自己手里。        当时郝丁的感觉就是一股火“腾”地一下子从身上蹿起，从哪蹿的?心里?还是脚丫子?他不知道。20岁的小男子汉，脸上正是挂不住屈辱的年龄，“签就签!”他迅速拿起父亲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的笔，乱云飞渡地在协议上签下了名字，然后跑回自己的房间，“砰”地一下把门摔得山响。这一声“山响”把突如其来的不解、委屈甚至从来没有过的对父亲的恨都从心里摔了出去。“炸弹”就这样引爆。        再晚一点孙子芳下班回来，她感到屋里和往常不一样，太静了。丈夫郝麦收坐在沙发上一个人沉着脸，儿子郝丁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回来了，反正房门紧闭。接着丈夫告诉她:那个协议他和儿子已经签了，“你也过来签上字吧”。        采访中我发现孙子芳还有机会挽回僵局，就问:“后来您也在协议上签字了吗?您为什么签?您要是不签，这事不就没法成立，没法继续?”        孙子芳说:“我知道我们家郝麦收是个什么样的人，一旦他打算要干的事10头牛也拦不住。另外，他说签了这么个协议，郝丁就能早点自立，这事是早就跟我吹过枕边风。但道理上我想得通，只是事到临头，特别是看到郝丁签了协议以后反应这么大，一个人关在屋里，连我敲门都不开，我才知道事情麻烦了。”        随后发生的“故事”可想而知———“炸弹”引爆，儿子爆怒，老婆哭闹，父子冷战，好好一个家庭从此不得安生!抱大的一代“小皇帝”        要说郝丁，他自己也不反对，他是属于被抱大了的一代“小皇帝”。作为独生子女，他在家里享受着所有被娇惯的独生子女都能享受得到的一切。        1976年郝麦收还在沈阳部队工作，32岁做父亲，又是龙年得“龙子”，接到电报，高兴得他连件衣服都没顾得上换就急忙往火车站跑。到了车站，火车晚点（像是专门等着他），只是车门被挤得一团疙瘩，后来的人根本挤不上去，他又生怕火车开跑，情急中硬是求人帮忙把他从窗户塞进了车厢。正因为中年得子，郝麦收夫妇对郝丁宠爱有加，捧之怕摔，含之怕化。只是郝丁蔫儿淘，小时候大人觉得可爱，大了一点就开始让人担心，慢慢地，独生子女身上的一切毛病也都一一在他身上显露出来———不爱惜东西:苹果咬一口就扔，鸡蛋夹馍一口没咬也敢扔。动手能力差:六岁了还会把鞋穿反，六年级了还不会自己系红领巾。        没有自制力:什么东西都拆，家里的玩具、收音机，甚至爸爸挂在墙上的枪。        不负责任:上小学时逃学一个月，家里、学校都不见人，他却早、晚按点出去，按点回家，一个人整天在公园、马路上闲逛。不知深浅，胡作非为:抽烟、打闹，叫同学到家里来折腾，学李白斗酒诗百篇，用馒头蘸老白干，喝得一屋子孩子烂醉如泥。        对于这样一个“没出息”的独生子女，郝麦收说也说了，打也打了，但是任你家长怎么说教打骂，郝丁就是有他的小心眼儿:我就这么着，看你们怎么办?反正我是你们的独生儿子，再急、再气，还能不要我?活生生折磨了父母20年。到了他好歹读完了职业高中，气得望子成龙的郝麦收实在没法，不得不想出一个和儿子签协议的绝招儿，下“狠心”来好好整治整治皇帝老子也打造不了的他。这就有了“9·18”之夜，有了《父子协议》。        然而，事情之所以显得残酷，那是因为郝丁的身体。        郝丁出生时本是个“早产儿”，因为在娘胎里少呆了一个月，生下来就猫一样的可怜。不仅如此，落生后又赶上唐山大地震，大人都得住抗震棚，弱小的郝丁就被母亲送回了山西老家，请奶妈抚养。后来发现他身体实在很差，10个月后又被接回了天津。小的时候感冒发烧是常事，经常闹痢疾、肺炎，半夜三更由母亲一个人抱着去医院看急诊（那时郝麦收还没有从部队转业回到天津），可以说郝丁是在母亲的怜惜和抱怨中一天天“熬”大的。对于这么一个“病秧子”“小可怜儿”，母亲孙子芳只觉得能把他养活，别半路夭折了就谢天谢，哪里还有过高的期望要求孩子成龙成凤?因为我也是母亲，也有一个从小体弱的孩子，所以非常同情孙子芳。        我不知道天下像我们这样的妈妈会不会赞成郝麦收那样的做法，还是大多数人都宁愿自己的弱儿在父母的呵护下，以身体健康为第一，长大了也就靠父母安排一个一般一点的工作，谁会狠心用“协议”的办法强行把孩子推向社会，逼着他早点自立，只为了将来“有出息”?        孙子芳告诉我:她的思想并不是那么保守，在企业，她一直是搞政工的。如果按照她的本意，她是宁愿让郝丁平平庸庸的，也不愿意看着郝丁这么受自己父亲的折磨。“天下的父亲和母亲到底不一样，郝丁毕竟是我一个人惊一天险一宿地把他带大的，现在都长到二十几了，你看他还是那么瘦小枯干，要是依着我自己，我可下不了他父亲那样的‘狠心’。”她说着，几次忍不住泪，弄得我心里也潮潮的。        怎么办呢?郝丁已经软软弱弱地长到了20岁，父亲郝麦收却就是因为他长到了20岁还那么软软弱弱地不成器才决定逼他，一场战争不可避免。郝麦收把《父子协议》看成一场志在必得的“实验”，那么郝丁呢，他成了什么?我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角色?郝丁苦着脸:怎么不知道?用我同学经常嘲笑我的话说:“我就是我父亲实验室里的那只完全被动的‘小白鼠’!”冷战        1996年的“9·18”，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下了《父子协议》，由于儿子无法接受“四不管”的“苛刻”条件，父子俩展开了长达半年的“冷战”。在这半年的“冷战”中，郝丁根本不和父亲说话，有的时候连晚饭也不出来吃，得由母亲端进他的房间，等他吃完了再悄悄地去收拾。        一边，父子俩在“僵持”，两个人都在暗暗较劲;另一边，母亲孙子芳经常叹气，实在憋不住了就和丈夫吵，要丈夫收回成命，终止合同，打电话给开发区的朋友马上替儿子安排个工作。        郝麦收呢，这段日子何尝好过?        往日亲昵的儿子不仅不再叫一声“爸爸”，同在一个屋檐下见了老爸如同仇人，而且更要命的是郝丁尽管已经在协议上签了字，但这份协议在他心里根本就没有“生效”。郝丁根本就没把这件事当真，他用无言的敌视来煎熬着父亲的“良心”，还是“我就这么等着，看你怎么办?”“我就是不出去找工作，就在家里24小时地睡大觉，看你有本事哪一天真的把我一脚踢出门?”有的时候郝麦收实在看不下儿子的横眉立目，他也曾一个人老泪横流地躲在屋里一遍遍地问自己:“我这是何苦，何苦呢?”        多少个尴尬的白天、夜晚，郝麦收尽管心里犯着“堵”，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他知道他正在和儿子斗志，他明白这个时候时间在考验儿子，也在考验自己，无论如何他都不能后退。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2)
    采访中我不断地深究郝麦收究竟为什么一定要用《父子协议》的形式逼迫郝丁自立，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难道这种办法不觉得让儿子实在难以接受?难道这么做一定会收到理想的效果?做实验成、败两存，难道他就真的不怕失败?这种实验万一失败，往小里说他和孙子芳年过半百了可能会从此失去儿子的爱;往大里说儿子会不会因为不能理解父母的做法，在这段时间里出什么事?什么事?比如离家出走，四处碰撞，遇到坏人，酗酒赌博，吸毒鬼混，甚至抢劫偷盗，违法入狱。毕竟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复杂，到处都是陷阱，什么都可能发生，那样不是反而把孩子给糟蹋了吗?郝麦收被我问得有些无奈。他告诉我，他也明白现在社会上危险处处存在，他的赌注押的是自己的宝贝儿子，不是一个学术课题。当家长用“协议”这样冷酷的办法对待自己“不争气”的孩子的时候，他实验的对象是人，的确不是一件东西。但是郝麦收没有丝毫的后悔，采访中他用几个小时的声情并茂、激昂陈词，起码让我看到了他的考虑、他的协议出台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对这件事他已经深思熟虑了很多年:        讲老实话，我也并不是没有想过其他的办法。20年来我已经说破了嘴，但是光靠说，孩子只当耳旁风，多了还逆反。俗话说“响鼓要用重锤敲”，说教不是重锤，那是软锤子，敲不响，也不管用。怎么才能让儿子真正独立?我觉得非得找一种特殊的力量让他震撼，引起他强烈的情绪激荡。为什么一定要找契约这种方式?商品社会对人最好的制约手段就是“合同”。因为协议是你自己签的，说明你同意这么做。国家现在要走向法治，要依法治国，我想我也可以在我们家里尝试着“依法治家”。1992年，我们单位开始办老年婚介所，采取协议的方式，让再婚的双方对各自婚前的财产归属、婚后的生活有一个书面约定，结果证明，这种办法的稳定率很高，没有《婚前协议》的老人再婚的离婚率如果在70%，我们的就只有5%，这些都是我的参考指数。我是可以在开发区给郝丁安排一个工作，但他后半生的路可怎么走?中国的孩子大多数只有一次断奶，那是物质的断奶，我觉得他们需要第二次，第二次是精神的“断奶”。我知道我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人都反对，包括我父亲。但是我们中国几千年的父母对孩子都是“无限责任公司”的经理，传统文化缔造的父子关系都是一种“双向依赖”的关系，子代靠父代养育长大，父母要供他们上学，给他们找工作，给他们盖房、买房，帮他们结婚，甚至以后还要替他们看孩子，为此付出了几乎全部的精力;孩子长大了呢，必须按传统习俗孝敬父母，给他们养老送终，不孝敬就违法，“孝敬”不了也得孝敬。这是小农经济的亲子关系，不是大工业社会的亲子关系。所以我说这种观念要变，我们只能管孩子一段，不能管他们一生。事实上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我们想管也管不了，而我们最该“管”的就是想办法让他们在成人的时候已经学会了自立。我们只能做“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这恰恰不是绝情，是大的有情。如果我们不“绝情”，孩子就会在父母的羽翼下一辈子不“断奶”，那样很难想像他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一个有独立意识的人，那样做才有可能真正毁了他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少年来总是讲“情”，但就是不讲“理”。我们太缺乏“理”，从来也没有人认真地挖掘过父子关系中的“理”，更重要的应当是“理”。所以，有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对郝丁的做法不仅仅是在解决我们郝家一个家庭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父亲对一个孩子的教育改革，有的时候，我觉得这应该是全中国的父亲对全中国的独生子女都应该做的当务之急。        走出家门        郝麦收的话不能不说闪耀着理性的光辉，他那由自己的一家之子忧及天下之子的情怀也不能不让人感动。但是毕竟我们中华民族是最讲“情”的民族，郝麦收的做法尽管再有道理，表面上总是让人觉得太缺少“人情味儿”，不是吗?我问郝麦收:“您这样做就真的不怕郝丁将来恨您?”郝麦收这样回答我:“但是我们不‘狠心’不行啊!你想想，中国现在都是独生子女，我们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家长，我们的孩子在家里不是‘小皇帝’，就是‘小公主’，他们有太强的依赖性，以自我为中心，没有责任感，付不了辛苦，没有机会体味人生的艰难，不懂得什么是责任感。这些孩子一旦长大成人，成了国家的栋梁，他们必然会把身上的弱点和先天成长的不足带到工作中去，那时候就会碰得头破血流，那时候他们就不会埋怨我们当家长的没有在他们成长的时候给他们一定的挫折教育吗?我相信郝丁最终不会恨我，因为‘协议’虽然签了，但我和郝丁的父子亲情并没有结束，相反，那是一种新的‘亲情’的开始。”        事实上，在用“一纸协议”把郝丁“推”出家门以后，郝麦收并没有停止对儿子生活上的关爱。这位意志刚强的老军人一辈子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向什么人低过头，但在和儿子“冷战”的那段日子里他却常常要“看”儿子的脸色行事，好吃好喝地对待他，只是原则问题不动摇。曾经，孙子芳为了帮助儿子，偷偷从自己的奖金中扣下了一部分钱给郝丁存了起来，郝麦收发现后立刻没收，并劝阻妻子:“你可不能这样，咱们的儿子就要从痛苦中走出来了，你偷偷给他存钱，万一让他知道了还有后路，我们的计划就得前功尽弃。”妻子只好又到一边去抹眼泪儿。        但是郝丁呢，虽然他父亲和我讲的这些道理过去也和他无数次地讲过，可是一旦“协议”真的来了，他会被这场家庭革命“革”成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得再回到六年前父子冷战时的郝家。        我很想知道《父子协议》后郝丁在家里睡大觉一直睡到了什么时候，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冷战的前两个月基本上是委屈、怨恨、气愤、恨，还有理直气壮地赌气!”        “赌气怎么还‘理直气壮’呢?”我问。        “因为在我心里既然我是他们的孩子，那么爸爸妈妈给我一切包括吃穿、上学、工作、房子、结婚成家，这是非常顺理成章的，那时我真的就是这么想。”“你的同学、朋友也都这么认为?”“当然!”        “他们也都是独生子女吗?”“基本上都是。”        “那么两个月以后呢?你是什么心态?”我把问题引向实质。郝丁说:“后两个月嘛，开始和自己较劲。”“什么叫‘较劲’?”        “就是想往后的日子可怎么办呗。”        两个月后，郝丁职高毕业已经很长时间，同学们几乎都找到了工作，今天这个请客，明天那个开Party庆祝，而郝丁早在毕业前就向同学们夸下了海口，说他老爸在开发区有关系，一毕业他就会去开发区，具体单位都手拿把掐了，开发区人事局，到时候他肯定是班里最早一个上班的，第一个月的工资大伙别担心:“我肯定拿出来，你们挑地方，挑地方!”“冷战”的后半截，郝丁最怕家里来电话，一有电话找他准是他的同学，大家要么邀请他吃饭，要么问他的工作找到了没有，个别人还经常开玩笑:“嘿，郝丁，人事局怎么样?你都快当上科长了吧?”        “那段日子，”郝丁后来告诉我，“真是不好过。”        “难道你就没试着想想自己出去找找工作?”我问。        郝丁说:“是啊，后来没法子了，我就是想自己出去。白天晚上没事，我就翻床头一沓子的求职信息，我知道那是我父亲悄悄给我放在那里的。可是我也明白，我一旦出去，我父亲的‘阴谋’就宣告得逞，但现实的问题怎么办?我也不能永远在家里睡大觉呀!”        “不能永远在家里睡大觉”，这是郝麦收“家庭革命”初步成功的一个标志性信号。几个月来郝麦收在难熬的等待中就是盼着儿子有一天能从床上爬起来，能自己走出家门。现在儿子终于把门推开了，对于他来说那是从家里走向社会的一扇门，是他从依赖走向独立的一扇门，更是经风雨、见世面，推开以后就可以见到阳光和希望的一扇大门。第一份工作郝丁终于从床上起来了，他终于第一次走出家门自己出去找工作了。但是这一次的“走出家门”和以后的“离家出走”之间还有好几年“炼狱”般的日子在等待着他，只不过此时他全然不知。        三九隆冬，郝丁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出现在大马路上，这样的情景不是一次，也不是几次，母亲看了心酸得不行。        职业介绍中心，郝丁不是没有去过，但是在那里他收获的只有轻视和自卑。        现在就业形势那么紧张，一个职高毕业生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是郝麦收和孙子芳心里都再清楚不过的。别说职介中心里三层外三层，郝丁没有勇气往桌前挤，就是好不容易挤到了前面，见了招聘的人，最开始他发现他根本不敢开口介绍自己。        没办法，郝丁只有一个人回到家里对着镜子练，第一句话:“我叫郝丁———”        我曾问:“这个时候你会让你父亲看见吗?”        郝丁说:“当然不会。我一个人，傻乎乎的。这种事当然不能让父亲看到，我总是把门插起来。”        又一个寒冷的下午，郝丁像往常一样求职失败，沮丧地往家走。突然，大道拐角一棵大树上挂着一块牌子，他把车停下来一看，是“招工启事”，一家打字室正在招聘打字员。他心里一跳:“嗳，这活儿我能干!”多年前父亲曾让他接受过电脑打字培训，他的技术还行。“好，进去看看。”但又一瞧，人家的小木牌儿上分明写得很清楚:“只招女性。”郝丁犯难了，“进还是不进?”但是此时他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每天出来闯荡，一份工作也没找到，偌大一个天津好像就没有一个单位可以容纳自己，想到这些，他再也顾不了男不男，女不女的，锁上车就推开了那间小小打字室的门。        事情进展得相当顺利，结果更是出乎郝丁的预料:就在他提着心进了打字室，向经理说明了来意，当面让人验证了一下他的打字速度后，完全没想到，经理竟轻轻地说:“行，男孩儿就男孩儿吧，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        什么?“明天就可以来上班?”郝丁真的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愣在那里，几个月找工作他看尽了各种各样的白眼，现在怎么这么轻松、这么友好、这么温暖，一份工作就属于自己了?喜得他竟一下子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其实郝丁不明白，这一刻他之所以那么感动，那纯粹是因为几个月来他在求职的路上四处碰壁，已经让他对工作好坏的要求、对世间冷暖的渴望降到了最低。这种标准如果和他当初指望着老爸一个电话就可以把他弄到开发区人事局去上班时的心理期待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何况，半年前他在做着“人事科长”的美梦，一个小小的路边打字员怎么可能让他如此动心，接待方一句“明天你就可以来上班了”的普通话怎么可能让他听了忍不住要对对方“感激涕零”?找到第一份工作的那一天，孙子芳回忆，郝丁简直是一边哼着歌一边推开家门的，那是自打有了《父子协议》，自打有了父子“冷战”之后郝家的第一个晴天。        破天荒，这一天郝家一家三口第一次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不堵心”的饭。饭桌上郝麦收不住地给儿子夹菜，倒饮料，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可郝丁呢?高兴归高兴，他心里对父亲的抵触依然没有全部化解，这会儿，他的“理直气壮”可是有了硬硬的托辞:“这份工作是我自己找到的，跟你有什么关系?”炼狱长长在找到第一份工作后，郝丁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其中最让郝麦收高兴的是郝丁对这份工作十分在意，他认认真真，起早贪黑，虽然一个月只能挣五六百块，还经常加班到晚上十点十一点，但是他干得很起劲。打字室经理看他眼勤、手勤，除了打字以外慢慢地还让他经手一些业务，郝丁就在这两件事中慢慢地学会了怎么做一个雇员，怎么样做才算是对工作负责任，此外还有怎么和人打交道、怎么说话。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3)
    八个月后，郝丁离开了那个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的街边打字室，不是因为活儿太累，环境太恶劣，是他自己觉得“翅膀有点硬了”，想尝试着再去干一些别的，比如业务员、公司白领、大企业广告人，差不多了自己也可以尝尝做老板的滋味儿。        果然，没过多久，他真的拉了一伙子人自己做起了老板。那时候他以为他已经吃了八个月的苦，有了一点积蓄，也学会了“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一定能给自己赚到钱，有了钱就可以上学，如果自己兜里老是揣着一张中专文凭，永远也不可能在社会上找到一份体面的职业。但是上学得有钱，他不能忘记那份《父子协议》还在，协议的头一条就严格规定:今后        郝丁要上大学可以，可钱，得自己掏!        但是老板哪有那么好当的?钱哪有那么好赚?        不久后的一天，郝麦收下班回家，信箱里发现了一样他从没见过的东西———一张传票:法院通知郝丁不日内得以被告的身份出庭对付诉讼。“被告”?郝麦收吓了一跳，儿子怎么了?怎么会突然间就成了被告?他急忙找儿子，也不管儿子愿不愿意告诉他实情。这样，郝丁自己在外头办公司，经营石膏画，公司倒闭，欠债未还，被人告上法院的“好事”才不得不在家里“暴露”。        那时候，用郝丁的话说，他还不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参加工作没几天就敢办公司，没有经验，资金不足，结果不赔个“底儿掉”才怪呢?!可是现在事情包不住了，他不得不告诉家里，后来公司赔得只剩下几把椅子，还没卖出去的那些石膏画谁看着好也让谁拿走了。他渴望父亲在这个时候别责怪他，更希望父亲最好能在资金上帮一帮他。        果然，郝麦收没有责怪儿子，他知道让儿子自己出去闯荡其中必须包括让他品尝失败的内容和过程。他主动替儿子还上了欠投资人的钱，这事让郝丁心里充满了感激。在和父亲结束了半年的“冷战”之后，郝丁记得这还是头一次他心里荡漾起幸福。那时候在他看来，父母到底是父母，当他落难的时候，老爸老妈怎么也不会眼看着不管，他又重        新有了一种爸爸妈妈宝贝儿子的感觉。只是这种心情还没有“荡漾”多久，父亲就拿出了一张白纸，让他在纸上写下某年、某月，郝丁向父母借了多少钱———原来，父亲替他还的这笔钱他不是可以白拿的，在规定的时间内他还要还!什么———面对“借条”，郝丁回到了现实，又回到了《父子协议》中，他当时的感觉就是一口吞了个冰枣儿，想吐都吐不出来。往后的日子，郝丁又开始一次次外出去找工作，一次次被人拒之门外。父母虽然还让他继续吃在家里，住在家里，可是这一回他自己在家里再也呆不住、睡不着了。        他上街卖过包子，起五更睡半夜地和面、发面、剁菜、拌馅儿，包子熟了，来不及擦一把汗就赶紧推到街上去吆喝。他到酒厂当过小工，酿酒、烧锅炉、装箱、扛大个，一干就是两年多。        可就在他在酒厂一天超负荷地再也拿不动大号铁锹翻麦粒儿的时候，又一个沉重的打击差点儿要了他的小命———还是在干打字员的时候，郝丁结识了一位姑娘，两个人由相亲到相爱，已经到了见过彼此父母，定下终身的程度。但是有一天郝家的“新鲜事”让姑娘的爹妈知道了，郝家的《父子协议》规定今后郝丁再学、结婚、置家、生子，父母在经济上统统不管，这个现实让姑娘的家人实在接受不了。姑娘的妈妈说，孩子，你这不是跳进了一个“火坑”吗?没有男方家长的支持，郝丁就是个“穷光蛋”，将来你们的日子可怎么过呀?随着年龄的慢慢增长，姑娘变得不现实也不行，终于有一天忍痛和郝丁提出了分手。本来，一份《父子协议》的重压就还没有让郝丁直起腰身，现在姑娘又和他“北风吹”，已经陷入热恋中的小伙子根本应付不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击，郝丁倒下了。        后来，当我问起这件伤心事，郝丁明显地不愿多回忆。他的眼泪没有流出来，但是我能感到那泪水分明是涨在他的心里。因为他反复地对我说:“那个女孩儿，我真的很需要她，很爱她，真的，很爱!”        郝麦收和孙子芳至今也不知道“失恋”这件事情曾经给他们的儿子造成的心灵伤害有多大。孙子芳只知道郝丁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一睡几天不出门，但是她不知道儿子在这几天已经几次写好了遗书，抽屉里就放着整瓶的安眠药。郝丁并不是不明白他的姑娘之所以离他而去就是因为他身上背着一份和父母签订的“四不管”协议，这在现代社会不仅仅使他第一个深爱的姑娘难以接受，以后有没有姑娘能够接受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苦苦地想着哈姆雷特的那个著名问题:“活着，还是死去?”活着，没有依靠，没有尊严;死了，不用依靠，没有烦恼，但更没有尊严。最终郝丁没有因为失恋而走上绝路，又站起来，他自己一个人又走到镜子前:“我不能死，不能就这么死了!”原因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他明白一旦他为“失恋”这么点小事而轻生，他在父亲郝麦收心里可就永远成了一个经不起任何挫折的胆小鬼!所以，他不能，不能死!        郝丁活过来了，在和父亲的较量中活了过来，在和自己的较量中活了过来。经过痛苦挣扎他又开始出去找工作，失败了，再找，找到了又失去。此时他对自己未来和前途的绝望已经深深地让妈妈替他捏起了一把汗。        好几次孙子芳苦苦地哀求丈夫:郝麦收你也整得差不多了吧，咱们儿子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艰辛，已经懂得了什么是苦难、懂得了凡事自己应该去奋斗，你就行了吧，还不赶快把那份倒霉的协议给收回来，你非得把孩子逼得有一天出了什么事!母亲害怕什么，后来的“什么”就出现在她的“害怕”里。在协议被执行的第三年，郝丁的“炼狱之旅”也走到了最迷蒙、最绝望的地步。在现实面前，他觉得自己真的挺不住，他准备向父亲屈服。        我问:“‘屈服’是什么意思，你当时想的?”        郝丁说就是把自尊心抛出去喂狗，求父亲别再折磨他，他那个时候已经走投无路，他不想死，只是真不知道，自己的活路在哪里?尊严在哪里?但是还没等他屈辱地向父亲张开嘴，父亲的再一次责怪就使他一气之下离开了家。        那一次“出走”他是打定主意再也不进郝家的门。他不愿意留在家里，也没脸继续留在家里。那天他给母亲悄悄地留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妈妈，我走了，别找我，混不出个人样来，我绝不回来见您。”        写完纸条，他把门轻轻地关上，抬起脚往外走，但是此时他根本不知道茫茫世界哪里是他的立足之地。他决定离开天津这座已经让他伤透了心的城市，去北京找一份工作。但是到了北京以后，他躲在一个小旅店里，一个星期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积蓄也没有找到一份工作，连再出去给人打字也摸不着门路。无奈之下，他又狼狈地溜回了天津，自己找了一间小屋住下。        小屋里除了四面空墙，只有一张光板床。白天睡着，晚上醒来。郝丁看着自己胳膊、腿齐全，就是活不出个人样来，心境暗淡到了极点。几天过后的一个夜里，当快要急疯了的孙子芳和也被吓坏了的郝麦收终于通过他的同学找到了他的住所，伤心的母亲发现，郝丁已经几天没吃上过一顿热饭，小屋里除了脏兮兮、曲蜷在床上的一个他，地上只有一片东倒西歪的空酒瓶……也是折磨自己“炼狱”的磨难让郝丁几次死去活来，妈妈的心也随着儿子的沉浮一天到晚七上八下。        就在郝丁终于“离家出走”的日子里，孙子芳真的是急了，好几次哭着对丈夫郝麦收说:“这一次你狠够了吧，狠够了吧!如果这一次儿子有个好歹，我，我一定和你没完!”其实，在郝麦收和儿子郝丁签的《父子协议》里，如果我们好好研究研究那“四不管”的协议条款就会明白，这份协议受折磨的不仅仅是郝丁一个人，这份协议如果是一把剑，那么这把剑其实也是双刃的。        协议规定郝丁今后人生的诸多大事做父母的不再相助，同时，父母今后的生老病死，甚至丧葬事宜儿子也可以不管。起初孙子芳对协议这样规定根本接受不了，既然我们搞协议就是为了教育孩子，为什么也要把我们自己弄得这样被动?20年咱们把郝丁养大不容易，将来咱们老了不靠他靠谁?        郝麦收的解释只有两句话:第一，凡是协议，双方的责任就得平等，你让儿子独立，同时却让他背起赡养我们的包袱这合理吗?第二，现在社会年轻人有独立的必要，老年人也有，等我们老了，只有自己独立，才会不拖累子女，才能让他们集中精力去为国家也为自己更多地创造财富。        但是孙子芳还是想不通:“可是咱们老了不光是经济困难、有病有灾的问题呀，咱们还需要儿子的感情。”        “郝丁很快就会从艰难中爬起来，孩子一旦体会了父母的用心，他怎么会和我们中断感情呢?‘抽刀断水水更流’，到时候只会更亲。”        郝麦收就是这样安慰妻子的。但是说老实话，即使我不是郝丁的妈妈，我也不能只听了郝麦收这么几句简单的安慰就完全放下一颗做母亲的心。        我和郝麦收也曾争论:“可能，将来郝丁会在‘苦难’中变得坚强、自立，但是谁能保证他痛苦的经历不会使他在感情上疏远你们?中国几千年来无数代人的亲子关系就是养儿防老，父母倾其全部的心血来养育后代，后代接受了父母的恩情，反过来又用全部的爱去赡养父母，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一个由‘情’字组成的美丽链条，我们有没有必要改变它?”郝麦收告诉我:这样的链条是很有人情味儿，是很美丽。但是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这样的链条都正在断裂。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经诞生了一代独生子女，这代人又已经到了为人父、为人母的年龄，想想两个独生子女结婚后再生一个小孩儿，他们对下要养育自己的后代，对上还要负担起码四个老人的养老问题，都是“421”的家庭，想让他们赡养父母，他们赡养得过来吗?        这倒是个现实问题。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可是我们一旦老了，身边没有儿女日夜照顾，这种照顾不光是端茶倒水，还包括贴心        贴肺，到时候我们怎么受得了，到时候您怎么受得了?”        郝麦收说:“受得了，受不了也得受，受不了今天我们就要赶快自立。”        在郝麦收的眼里，今日中国确立新型的“亲子双向自立关系”是21世纪必须解决的一个大课题，不然会严重制约我们社会的发展。他也同意子女不养老人到什么时候都说不过去，但是他更主张现代社会养老模式要变，孩子们只有在取得了自立能力之后直接地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把社会利益的蛋糕做大，社会在进行第二次分配的时候，才有可能把给老人的那一块也切大，这就从根本上把子女对老人的“直接赡养”转变成了“间接赡养”，那才是与大工业化社会发展同步存在的新型“亲子关系”应有的价值体现。        为了鼓励儿子赶快自立，这些年他和老伴儿也为自己制定了自立计划，比如他们开始办老年婚介所，孙子芳在学习美容，这都是在为自己慢慢进入老年在经济上和精神生活上作的各种准备。不仅如此，郝麦收还告诉我，他目前正在写一篇文章，那是他多年不间断地研究老年问题的重要心得，题目叫作《老，你准备好了吗?》这是他在革自己的“命”的思考，在这条崭新的老年人自立自强的道路上，他一直在拽着老伴儿，拉着老伴儿和自己同舟共济。        今日郝丁岁月催人，铁杵磨针。就在郝丁历炼了痛苦、磨难，一次次摔倒又一次次爬起来的过程中，他自己都没有意识        到，慢慢地他已经变得冷静，客观，变得坚强。        因为没有一下子做“白领”的实力，自己就得从“蓝领”起步。因为没有后路，自己就得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往前拼。他不知道，一个人只要拼着，闯着，只要不倒下，终于有一天老天爷会让他站稳、站好。        郝丁后来告诉我，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这些年来，他每一次更换工作，父母并不是什么都不管，父母总会悄悄找到单位，向他的领导述说他们的《父子协议》和用心，关注着他的状况。因此可以说，六年的“炼狱”摔打，他的背后总有父母的一双双眼睛在默默地注视着他的成长，包括注视着他的痛苦、磨难和每一次舔好伤口以后的醒悟。终于，郝丁长大了。        

家庭革命家庭革命(4)
    他又打起精神，重新走入了求职大军，同时报名上了大学。白天上班，晚上读书。他要充实自己，让自己已经开始了的积极向上的雄心借助知识的风帆驶入人生真正的大海。开始，学费还是他向父亲借的。        几年中郝丁读完了大学，又读研究生，总共向父亲借了两万多。自打和父母借了第一笔钱，以后再借，他已经觉得很自然，“借条”也打得很自然，而且借钱时他还会考虑自己的还款能力，一次借多少，每个月能还多少。        2001年，郝丁再次到一家白领公司去应聘，七八十个报名者，老板就看中了他，这还是一家日本公司。        郝丁告诉我，他那时候已经懂得怎么样才能成功地推销自己，怎么样才能在面试中既让考官感到你很自信又不轻浮，何况他在打算到这家日本公司去看看自己的实力之前已经在一家中国广告公司坐到了部门经理的位置上。        不断地找工作，不断地换职业。开始是人家要不要他，后来他可以挑岗位，讲条件。郝丁知道这是他吃了不知多少社会给他的苦，才给自己找到的本钱和实力。并不是一个工作自己做不了了才去换一个，不停地“跳槽”是为了让自己有能力承担不同行业的不同角色，爬一座高山就多见一分世面，多增长一分才干。那时候的郝丁已经敢于在大千世界领略各种风光，他已经浑身是“胆”了。        郝麦收看到儿子在成长在进步，脸上露出了笑容，这笑容只有他这样的父亲才能体会，才能品尝。        但是他和孙子芳并没有把夸奖整天挂在嘴上，他们知道儿子自立的路今后还很长。他自力完成了高等教育，能够靠自己的实力在社会上立住脚跟，但是今后他还要自力结婚，自己组织家庭，独立抚养后代，毕竟《父子协议》还没有执行完。        2002年岁末，那个满天飘雪粒子的晚上，为了制作《新闻调查》电视节目我见到郝丁的时候，他已经又一次“跳槽”，目前正在天津《今晚报》干媒体广告。        我问:“那家日本公司不做了?你可是好不容易才被人家选中的!”        郝丁说:“干了一个星期我就辞职了，因为尽管在日本公司每个月的工资比我原来的单位高多了，但是他们晚上老加班，和我上学冲突，我就放弃了，毕竟学业更重要，文凭既能逼着自己学点真东西，又很现实。”        郝丁真是长大了，他的语言、思维、能力和实干精神已经能够让他在社会上独当一面。        不过，六年“炼狱”般的生活让郝丁首先明白了什么道理，我很想知道。        郝丁这样回答我:“首先，我知道了自己能吃几碗干饭，其次是怎么吃，再次是怎么吃好。”        “那你对你父亲心里还有恨吗?”我向他提出了一个始终在我心里想问、又不得不问的问题。        郝丁笑了笑，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        “有一次天津电视台给我们全家做了一个节目，是带嘉宾访谈那种，我在现场说了一段话:‘我现在才真正理解了我父母当初的良苦用心。’我看见父亲听了我的话当时就老泪纵横，但是那句话是真的，是我用六年的时间慢慢体会出来的。”就在郝丁已经理解了父亲，全力抬头向上爬坡的时候，有一天下班，到家已经很晚，客厅里的灯还亮着，父亲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已经睡着，桌上摆着留给他的饭菜，郝丁从父亲的身后走过，那一刻他发现父亲的头发几乎全白了，那一刻他眼睛潮湿地想到了朱自清的《背影》。而也是在那一刻，郝丁告诉我，他理解了父亲。他的心里再也没有一分对父亲的恨，相反是一种没法用语言、也没法用行动表达的感激和爱。他想叫醒父亲，递给他自己刚刚被提拔成了公司部门经理的新名片，但是又不忍心打扰父亲。这时，父亲醒了，站起来像往常一样地说:“哦，回来了，饭都凉了，我去给你热热……”        故事讲到这里，连我感动的眼泪中也有了明确的欣慰，而郝丁此时却很男子汉地把泪脸一抹，转而又告诉我另外一件事:        “六年中在我心理和体力最不支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酒厂，我的师傅很支持我父亲的举动，他用男人才能对男人说的话一次次激励我:‘要想活得理直气壮，就得靠自己!’以后        有一年的大年三十，所有人都回家过年去了，工厂里只有我一个，外面大雪纷飞，车间里的高温却达四十度。我一会儿脱得身上只剩一件跨栏背心，一会儿又不得不披上大衣到室外去给锅炉添煤，身边只有一条大狼狗陪着我，但是当时我忽然发现我不再那么委屈了，相反，我心里挺乐和，挺骄傲的，因为和我的同龄人相比，我那时多牛啊?那一刻我觉得我已经可以战胜苦难，享受苦难，我已经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中最棒的了!”        郝丁的话还没有完，他还告诉我如果让他再从20岁过一遍，他还要和父亲签一份《父子协议》，没有这份“无情”的协议就没有他郝丁的今天。        “六年前的我是懦弱、经不起任何风雨的‘一团泥’，现在，我什么样的苦都能吃，我可以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站着，而且把腰板挺直。”        采访结束了，但是那天晚上，我久久不能入睡，因为我心里总也忘不了郝丁最后向我描述他父亲现在在他心里的那个形象:        “日本电影《狐狸的故事》看过吗?那只老狐狸您还记得吗?小狐狸刚刚长大他就强迫孩子离开，自己去觅食，饿着逃回来，再赶开。我父亲就是那只老狐狸，既伟大，又残酷。”说这话的时候，郝丁的眼里闪动着另一种泪光，我知道那样的泪光才是他父亲真正想看到的———深沉、悲怆、有情、有义、坚定而刚强……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1)
    曲兰        一位高中男生对记者坦言:我对性敢说敢问，而老爸却在家中谈“性”色变，高中之前全家看电视，只要出现亲热镜头，马上让我闭眼。我第一次遗精时，问我老爸，他欲说还“羞”，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现在学校不光是应该给学生开设性教育课，同样还应组织专家给家长上性教育课!        我记得，我的少女时代，不得不做一个乖孩子，一直被妈妈牢牢地拴在裤腰带上（我想只有这样描述最恰当）。只要天一黑，妈妈绝对不允许我出门。我们家本来在部队大院里，有军人站岗，应该算是很安全了，但妈妈就是不给我半点自由。一直接受正统教育的我，虽没有“非礼勿视，非礼勿闻”的觉悟，但由于妈妈的严格保护，所有非“礼”之事，我绝对看不到也闻不到。那时我天真地以为人人都可以像李玉和、阿庆嫂那些英雄那样生活一辈子的。        当兵以后，在新兵连的第一个月，我所在的医院就发生了一件让我们所有新兵都感到震惊的事件:检验科主任因男女关系受处分了。我们宿舍的一位“消息灵通人士”悄悄告诉大家:是作风问题!一听说是作风问题，屋子里的六个女兵都会意地露出暧昧的笑容，谁也没说什么。但晚上熄灯后，黑暗中有人突然问了一句:“什么叫发生关系?”因为这个主任据说与一个检验员“发生了关系”。        我的下铺说:“哎，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发生关系?是发生关系就会生孩子吗?”        一个说:“据说亲嘴就会生孩子!”“真的呀?”有人惊呼。        这时，有人说:“我好像知道一点儿!”        “怎么回事?快说说!”全屋的女兵同时好奇地把脑袋从被窝里伸出来。        “我不知道对不对啊，我在农村时看到过老乡配猪，公猪趴在母猪身上，肚子里突然抽出一个亮晶晶的东西……是不是人也会这样?”        “亮晶晶的东西?猪还有那玩意儿?”大家更好奇了。“是猪尿泡吧?”        “猪尿泡要是掉出来，猪还不早就死了?”        大家鸡一嘴、鸭一嘴热烈地讨论起来，直到门外传来指导员的一声断喝:“三班，不许说话!睡觉!”讨论才戛然而止。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人有“作风问题”，这辈子也就算完了，前途从此断送。黑暗中，虽然大家都不敢说话了，可都跟我一样，心里在纳闷:这发生关系，对检验科主任就那么重要吗?甚至不惜挨处分，丢军籍?        这是我一生中受到的第一次“性教育”，那一年我20岁。在我们这个对“性”讳莫如深的民族，在那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我们这一代人的性知识几乎都是“无师自通”的，没有人教给我们。偏偏我这人天生愚笨，还就缺少无师自通的机灵劲儿!于是，关于“发生关系”这个概念，我直到结婚后才弄明白。        在我们的成长阶段，这样一种空白，对我们的未来产生了什么影响?让我们的心灵经历了怎样的挣扎?我们为我们的无知付出了怎样的代价?        我们的青春，是处在这样一个年代:没有电视，也没有互联网，没有手机，甚至没有正规的大学;我们能够看到的书只是“毛选”，只是马列著作。连《外国民歌200首》也被认为是黄色歌曲，只能偷偷地哼唱……        但我们的孩子呢?在他们进入青春期这个“危险年龄”时，面对的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一个各种诱惑空前巨大的时代，一个由单一价值观向多元价值观转变的时代，一个社会由道德约束向法律约束转变的时代……各种良莠不齐的信息，以各种方式随时随地在“教育”、影响着我们的孩子———他们将怎样成长?        苦涩的果实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初恋的感觉:你突然开始注意班上的一个男同学，他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你都觉得意蕴无穷，眼前的世界变得阳光灿烂……她现在就是这样。考上高中后，报到的那天，她是在篮球场见到他的。他一边用衣服擦汗，一边从她身边匆匆走过，一米八零的个头，宽宽的肩……那是一种惊鸿一瞥的感觉，她觉得他特男人，特酷。        没想到，他还和她分在一个班。        一次学校组织春游，分组时，好几个女生都想跟他分在一组，可他却跑到她面前，问她愿不愿意跟他一组，让她兴奋得脸都红了!余光中，她分明看到其他女生嫉妒的目光。从那以后，他们似乎就有了某种默契，只要是学校组织的活动，两人就想办法在一起。她也常常找他问数学题———他的数学很好，解题能力很强，她特别崇拜他。到后来，他们开始像好朋友一样，一起骑车上学下学，总有说不完的话。        她没想别的，只是觉得有个人可以说心里话，可以倾吐自己的烦恼，可以依靠，可以在学习上互相帮助，特别好。可是，事情慢慢出现了变化。先是同学们背后指指点点，发展到了后来，老师开始找她谈话了。老师告诉她，对她很失望，因为她是个好学生，不应该像有的孩子那样早恋，自毁前程，高中是她人生最重要的阶段。老师语重心长地要她以学习为重，千万不可冲动!爸爸妈妈也很快知道了这件事，一次严厉的谈话之后，坚决不许她以后再和他来往，还到学校威胁他:如果再“纠缠”他们的女儿，他们就到公安局去告他!面对压力，他们都感到惶惑:他们错在哪儿了?他们是想好好学习呀!在一起都是说的学习上的事儿，他们谈得最多的话题就是争取一起考上重点大学。就因为有他在身边，学习不再像苦役，成了乐趣。        “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突然间，他们成了坏孩子，同学们都开始避着他们了……她痛苦极了，不敢再和他说话，孤独让她感到恐惧，所有过去她感到亲切的父母、老师甚至要好的同学，都站到了她的对立面，没有人可以倾诉。有一次，在上学的路上碰到他，她假装没看见，扭头要走，他突然把自行车挡在她的面前，直视着她:“你为什么不理我?难道你怕他们吗?咱们又没做错什么!”“我爸妈不让我和你来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他们互相对视着，心里都痛苦到了极点。终于，他点了点头:“好吧!”转身骑车走了，她突然间感到一种恐惧，害怕再一次被抛到孤独的海洋中———他是惟一理解她，对她好的人。她大声喊他的名字，他愣了一刹那，就返身骑回来，突然紧紧地抱住她!这一刻，所有的委屈恐惧痛苦都烟消云散了……他们想:我们凭什么这么折磨自己?我们没有早恋，既然大人们都说我们早恋，担了这个坏名声，我们索性就好好地恋一场!        从那以后，那种朦朦胧胧的感觉消失了，他们真的就恋起来了。一旦真恋起来，他们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光明正大”了。所有的约会都变成秘密的，在学校他们从不讲话，好像不认识一样。老师和家长都感到挺欣慰，认为他们的教育有效果。妈妈摸着她的脑袋说:“这就对了，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学习，否则你会后悔一辈子!”        当两个人共同恪守一个秘密的时候，就成了最亲近的人。学习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她开始渴望与他的身体接触，渴望在他宽大的肩膀中享受瞬间的安全感，她觉得外面的世界变得太严酷，只有他对她最好。终于有一天，她感到了身体的异样，当发觉自己怀孕时，他们都吓得手足无措———这点常识他们还是有的，很快他们的秘密就保守不住了，比早恋更严重的事情天底下都会知道了!        她只有偷偷地哭，她告诉他，她爸爸妈妈会把她打死的。两个人只要在一起，就在商量怎么办。他对她说，你每天多做跳跃运动，这样就可以把孩子跳下来。她跳得站都站不住了也没用。        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好带她“私奔”了。这是他乡下的一个亲戚家，亲戚外出打工了。他们冒充夫妻住了下来。他每天偷偷地出去买点吃的回来，像做贼一样，怕被人认出来，报告学校和家长。两人每天守在一起，所有美好的感觉都荡然无存，肚子里的孩子也明显地一天天大起来，她更害怕了，每天不停地哭。        终于有一天，她忍不住了，对他说:“给我爸爸妈妈打电话吧，我害怕极了，不然，我会死的。”        他吞吞吐吐地说:如果被他们知道，我们以后怎么办啊?终于他也承受不住了，给她父母打了个电话。她突然发现，那宽大的肩膀靠不住，最后还是要靠父母来解决问题。父母得知她的信息后，十万火急地赶来了。那一刻，她伏在妈妈的怀里，委屈得大哭起来。她忘了恐惧，忘了爸爸妈妈可能会把她打死的事。        出乎她的意料，父亲母亲没有像她想像的那样严厉责备她，而是立即带她去了医院。医生告诉他们，孩子已经成型，堕胎来不及了。在那个撕心裂肺的时刻，妈妈一直陪在她旁边，紧紧握住她的手，任凭她疼得将她抓得鲜血淋漓，妈妈不停地抚摸着她的额头说:“孩子，别怕，一切都会好的。”她走出医院的时候，像蜕掉一层皮一样，内心的狂风暴雨一下子平静了，再也掀不起波澜了。他也好，重点大学也好，对她都无所谓了，心如死灰。他们再也没见过。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调查:某中学一个班有42名同学，被认为有12对早恋。其实，这12对“恋人”，大多只是“我和你好”的关系，而且有几对只是由于比较接近，而其他同学因为自己有了朋友，就指认他们也是“一对儿”。12对儿，就是24人，于是就成了让老师和家长都感到忧虑的数字:超过了一半!        情窦初开，朦朦胧胧，似有似无……什么是友谊，什么是爱情?可能我们每个人在青春期都经历过这样一种说不清的感情。然而，这种意境却常常让我们难以忘怀，伴随我们的青春期，让我们有一种安全感和自我认同。这样一种飘忽的感情与依恋，绝大多数的情况，与婚姻、择偶无关，大多很快就自生自灭了，很少发展成为终生相伴的恋情。大部分青少年异性之间的交往属于一种本能的、朦胧的吸引。因此，很多专家不赞成对青少年男女之间这种亲密的关系一概称为“早恋”。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2)
    可是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受不了，我们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儿，总要防患于未然……而这种如临大敌的态势，又会误导他们，让他们认为这种朦胧的感情是错误的，让他们的心灵陷入自责的挣扎中，让他们因为痛苦而走到一起……我不知道，这种作法，是制止了悲剧还是制造了悲剧?在我国，少女堕胎现象近年来骤然增多，而且出现明显的低龄化趋势，引起了人们普遍的关注与忧虑。为此，仅在2003年，就有好几个省市相继成立了青少年意外怀孕援助中心或类似机构。        在刚刚过去的2003年，人们除了对孙志刚事件、对SARS、对美国打伊拉克、抓获萨达、神舟5号上天这些国内外的重大事件记忆犹新以外，还有两件关于青少年问题的社会新闻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一个是林伟峰和陈曦两个高中生完成中学生性现状调查，被专家称为“奇迹”，连联合国代表也惊动了，称这项调查“填补了国内空白”;另一个则是反映少女堕胎的报告文学《涩果》。        这篇报告文学的作者叫桑地，北大的一名博士。他用四年的时间采访了20多个省区、40多个城市、60多家医院的妇产科，与240多位妇产科医生和护士交谈过，采访了数千人，对当代中国少年性现状进行了全面考察。        一个大老爷们儿，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泡在妇产医院，也真够难为他的!当他亮出记者证时，连医生也不免露出怀疑的目光。        “医生，我想了解一下，咱们医院近一段时间有没有出现少女怀孕的病例?尤其是年龄特别小的那种?”        医生显然用一种不太合作的目光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刚刚被抬上手术台的病人:“你说多大算少女?”        然而，他的采访确实揭示出一个惊人的事实:在这60家医院中，有32家发现了超低龄“少女孕妇”，年龄在12至14岁之间的52人，12岁以下的13人，年龄最小的竟然只有10岁。在桑地的笔下，14岁就开始卖淫的少女、10岁就与邻家小哥哥尝试性爱而怀孕的小姑娘，私人诊所的野蛮大夫……让人看了心惊肉跳。        其实，少女堕胎现象算不上什么稀罕事，少女因无知，因缺乏自我保护意识而被引诱、被强暴的现象自古就不鲜见。应该说，少女怀孕问题，是一个全球性的公共卫生问题，全世界每年有440多万的少女堕胎。然而，少女怀孕率激增的情况，又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现象，它总是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相关。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随着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出现的“性解放”浪潮，曾相继出现了青少年婚前性行为大幅度上升和少女怀孕率激增的状况，仅在美国，每年就有100多万少女怀孕，致使美国每年用于解决少女生育的经费高达70亿美元。而在全球范围内，15～19岁少女生育孩子的数量已占年出生总人口的10%以上。非婚早育不仅导致人口数量的增加，还带来了一系列其他的社会问题。        中国恰恰正在经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以及人们道德取向的多元化，对“性”的宽容度也越来越大，而与此同时出现的，便是少女堕胎现象大幅上升。据广州市某报的调查，近年来广州地区到医院做人流的未婚少女明显增多，其中有不少是尚在花季的中学生，年龄多在15～17岁之间，甚至出现13岁女生怀孕的现象。据一位妇产科医生介绍，在她接诊的人流手术中，年龄为18岁以下的约占三成。另一医院妇产科的主任也介绍，18岁以下的少女到医院做引产手术的每年以1%～2%的速度递增。虽然这些孩子到医院做人流时都尽力隐瞒身份，但掩饰不住的稚气让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中学生。        这些年，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怪现象:一到所谓的“黄金周”，随着旅游热的出现，各医院的妇产科就会出现堕胎热，这其中很多是不到20岁的中学生。据报载，仅广州部分大医院妇产科粗略统计，2003年“五一”黄金周假期前后，就有一百多名女学生到医院做人流。珠江医院的一位医生说，每次长假期前和过后的15天至1个月时间里，都是学生做人流的高峰期。        因为利用长假做人流，还能有几天的休息，神不知鬼不觉。根据目前各医院的统计，在做人流的女孩子中，18～20岁所占比例最大，而且两次以上甚至多次人流的比例逐年增加。重庆市“青少年意外怀孕紧急避孕援助中心”成立后，由于考虑到前来求助的少女都是在校学生，没有经济收入，因此手术费和一般药品都是免费的。然而，专家们想不到，困扰少女们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另一个让医生们既担心又无奈的问题……        一个17岁的少女经过检查，发现已经怀孕五个多月，无法再为她做人流了，援助中心的专家决定为其实施中期引产手术。可是，这样大的手术是需要监护人签字的，告诉她:这么大的手术，一定要有父母的签字，中心才能为她做。一听说要让父母来，女孩子一下变了脸。年轻的她，完全不了解这种中期引产手术的危险，非常决绝地对医生说:如果父母或老师知道了，她只能一死了之。        “我们请教了法律专家，没有监护人签字，一切结果都得由医院承担。这显然不恰当。”院长陷入两难的境地:答应她吧，有违法律;不答应她吧，作为医生，他知道如果他们拒绝她，这个孩子就只能到私人诊所去堕胎，而那里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本来是想做好事救助这些孩子，若是让人给告上法庭……这种好事谁敢做?北京京伦青春期性健康咨询热线也曾接到广东增城的一个女孩儿的电话，声音充满了惊恐:“帮帮我，怎样剪断孩子的脐带……”这是一个意外怀孕的少女，怕事情败露不敢到医院，在与男友同居的单元楼里独自生下了孩子……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求助咨询热线。        有一位14岁的女孩儿怀孕三个多月了，也在电话里哭着对医生说:“阿姨，可不可以叫我的女同学陪我来做手术?求求你们了，打死我，我也不想告诉爸爸妈妈!”孩子们的恐惧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一家医院就接待了这样两个年轻人，女孩子是个职高生，男孩子是个大学生。意外怀孕后，由于极度恐惧，就一拖再拖。她根本不知道早期可以采取无痛人流或者药物流产。最后没办法，两人来到医院时，女孩儿已经怀孕三个月了，只能做中期引产。女孩儿的母亲知道后，先是把女儿暴打一顿，然后又到男孩儿所在的学校大闹一通，让本来就惊恐不安的两个孩子身心都受到极大的伤害。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开办“少女怀孕救助门诊”后，也出现了这样的现象:门诊每天都要接上百个求助电话，但实际每天救助的少女却只有两人。据他们的统计，咨询人数和实际救助的比例是1400∶3。为什么呢?很多女孩子因为怕父母责骂而到私人诊所堕胎或私自药流。这些私人诊所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呢?我没有采访过，但桑地的《涩果》描述了那些私人的所谓“无痛流产医院”:“女人的惨叫，像杀猪一样”，叫人毛骨悚然。据说这些私人诊所很多没有正规的执照，甚至没有专业的医生，只是为了赚钱，缺乏起码的安全保障。由于条件参差不齐，很可能造成感染和其他的后遗症，给这些少女造成不可挽回的身体损伤。        一个只有17岁的女中学生到妇产医院做手术。当医生问她，为什么不采取避孕措施，男朋友戴安全套?女孩子竟然反问道:“我现在不是来避孕了吗?”当医生告诉她，72小时内是可以采取紧急避孕措施的，那样对身体的伤害小，也不太痛苦，而现在只能做人工流产时，女孩子才一下子慌了神……其实，让人感到惊悚的，并不是少女堕胎率这个数字———因为数字只能说明“量”。真正可怕的，是这些少女因无知、因处于“地下状态”而得不到成年人的帮助，盲目的性行为和私自流产给她们带来的伤害，往往是致命的。她们在发生性关系后一般都存在侥幸心理，而且一旦怀孕了也不敢告诉父母，因而常常错过了人工流产的最佳时机，只能引产。而在怀孕中期引产，则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与痛苦。由于18岁以下的少女生殖系统中的子宫、阴道等发育尚不完全，这样的引产不仅会对少女身心造成巨大伤害，而且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如大出血、子宫穿孔等。青少年因过早进行“人流”还容易造成特殊病原体感染，导致出现一些难以医治的疾病或造成习惯性流产;有的少女在短时间内多次做人流手术，一个女孩子甚至连续到医院做了四次人流。深圳一名17岁的高中生，流产后的当天又与男朋友发生了关系，结果导致大出血被送到医院。少女尚未发育成熟的子宫，经过多次人流，极有可能引起生育困难、不孕、失去生育能力等不良后果，给他们的一生蒙上阴影。而且，由于15岁以下的少女发育尚未完成，死于因为生育和怀孕引发并发症的危险，是成年妇女的25倍!        尽管近年来有不少关于少女堕胎的调查与报道，但没有人去追踪这些堕胎少女的命运，当她们走出医院或救助中心后，就消失在人群中。然而，少女———这些未来的母亲，她们的悲剧，也许总有一天会让我们支付我们今天未必能够领悟的代价。        与少女堕胎率激增同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来自我国性病门诊。据调查，我国青少年的性病，也出现同样的一种趋势———低龄化。        据报载，一家医院的性病门诊，不久前接待了一位年仅17岁的少年。经检查，这位尚未走出校门的中学生已经染上了梅毒。原来，这个少年因为沉迷于上网，在网上聊天室认识了几个女网友，多次发生性关系，染上了这种性病。        还有一个男孩子，应邀参加同学在歌舞厅举办的生日聚会时，与一个三陪小姐相识，两人多次发生性关系。未经世事的孩子，怎么也不会想到与三陪小姐的“亲密接触”会带来什么后果，更不会想到伴随所谓快感而来的将是无穷的烦恼。        近20年来，我国青少年性传播疾病发生率明显上升，而且主要集中在15～24岁的年轻人中。不过这并不是我国独有的现象，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每年全世界新发生的3.33亿性传播疾病患者中，至少有1.11亿是25岁以下的年轻人。        在所有性传播疾病中，最可怕的就是艾滋病。它不仅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而且蔓延的速度也非常快，人类至今尚未找到有效的方法对抗这种可怕的疾病———除了预防。据专家预测:如果缺乏有效的控制，再过10年，艾滋病将成为中国的“国家性灾难”。有人形容我国艾滋病感染的形势，“已经没有一个安全的地区了!”有关专家指出:如果性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就会使感染艾滋病的危险高出10倍!目前，全球每年新感染的青少年艾滋病是260多万例，几乎每一分钟就有5名青年男女被感染。在我国，艾滋病感染者中，青少年占66%，在不同地区的性病患者中，青少年分别占25.25%～42.1%，并且这一比例还在持续升高。可以这么说，性病和艾滋病肆虐给人类的生存发展带来的后果，完全是灾难性的。它使数十年的人类公共卫生革命的成果毁于一旦，也使很多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缩短了整整10年。        专家们认为:在我国青少年中，不仅存在婚前性行为普遍、性病和艾滋病蔓延、少女怀孕增加等现象，青少年性犯罪案件也在不断飙升。目前，中国青少年的犯罪数量已经占到总犯罪量的70%，而这个“70%”中，又有30%是性犯罪。近几年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呈现出团伙化、低龄化、手段残忍、犯罪类型多等特点。        据调查，未成年人性罪犯主体绝大多数为在校的学生，犯罪时的年龄集中在14～16岁之间。他们多采取共同犯罪的形式，选择自己的熟人为犯罪对象。据《生活时报》报道，2001年门头沟法院少年审判庭审理的4件未成年性犯罪案件中有3件案件的被害人是被告人的邻居或者通过同学认识的女孩儿。被告人大多认为侵犯熟悉的女孩儿比较容易，风险性小，被害人多数不会告发他们。而被害人也呈现出低龄化的趋势，多数为不满14周岁的幼女，普遍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某少管所关押着一个年仅15岁的强奸犯。人们想不到的是，促使他走上性犯罪歧途的，竟然只是一本书———这本书一下子就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导致他犯罪的动因十分偶然:那天他到书摊闲逛，一位摊主神秘兮兮地从角落里翻出一本没有封面的书，说此书内容十分精彩，他买回家后就好奇地一头钻进书中，书中的淫乱描述令他面红心跳，恰好此时邻居家的女孩儿来他家借东西，他盯着女孩儿的身体，想着书中的情节，突然间昏了头，猛地把女孩儿拖进了自己的卧房……        还有一个上初三的男孩子，初次遗精的时候，以为是自己“小便流脓”了，于是非常恐慌。他首先想到去求助于妈妈，但他的母亲非常不耐烦:“真不要脸，这种事情都来问我，去问你爸爸!”他又去问爸爸，爸爸说:“你真没有出息，这么点儿大就流这玩意儿。”作父母的，这时只要拿出10分钟的时间，向孩子耐心地解释这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也许悲剧就不会发生了。然而，忙碌的父母根本没有注意到孩子恐慌的神情。忐忑不安的他，只好去问邻居哥哥，邻居哥哥拍了一下他的肩说:“哥们儿，你出了这东西，这样最舒服。”朦朦胧胧的他，照着邻居哥哥的动作去做，从而不可自拔。邻居哥哥还给了他一本下流的手抄本，他越看越上瘾，最后走上了性犯罪的道路。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3)
    在青少年犯罪的现象中，少女也不能幸免。        北京曾有一个高二的女学生，怀孕时连她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在一次上体育课时，她突然感到肚子疼，于是请假回家。在家中，她竟然生下了一个孩子!更为荒诞的是，慌乱之中，她把这活生生的、正在啼哭的婴儿，从高楼上扔了下去……这种事确实太荒诞了!可偏偏这种荒诞之事近两年却屡屡见诸报端，仅在北京，少女杀婴的事件已经发生多起。就在我写这篇文章时，上海也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那天凌晨五时左右，家住浦东博山东路的吴先生夫妇突然听到一阵尖细的哭声，两人还以为是经常出没在附近的野猫在闹，都没在意。当时正在小区里清扫卫生的师傅也听到了孩子的啼哭声，但由于天色很暗，看不清楚，还以为是居民家中的孩子在哭。到了早上七时多，吴先生起床后悚然发现自家后窗的防盗铁栏里，有一只马甲袋，里面似乎是个婴儿在哭，新装的防盗窗顶棚上已经被砸出一个大洞。他们赶紧打110报警，警方赶到现场，从马甲袋里抱出全身赤裸、沾满血迹、尚存一丝气息的男婴。虽然人们立即用棉毯将婴儿裹好后急送医院，然而，这个备受摧残的小生命还是死了，因为那天早晨的气温只有1°C左右。而将婴儿抛下高楼的未婚妈妈还不满16周岁。        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肖建国曾代理过一起特殊的强奸案，一名15岁的男孩儿和一名13岁的女孩儿发生了性关系。在看守所里，男孩儿交出一本名叫《性爱》的书，说班里同学们传着看，因为好奇。在审讯中，男孩子懊恼地问:“我能不能告那家出版社?”小的时候，我记得老师总爱说这样一句话:一张白纸，才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让我想起我们的孩子们。正因为他们是一张白纸，不光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也最容易被玷污。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性表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宽容。这种宽容，既体现了对人的某些权利的尊重，也带来一些副作用，比如性病的蔓延。        性观念的开放和一些媒体对“性”的商业化炒作，无时不在地影响着孩子们，也使他们不再像我们或者我们的父辈一样，谈“性”色变了。青春期的他们，对新生事物极为敏感，而模仿力又极强，就好像是一块海绵，会不加选择地将他们感兴趣的所有东西都吸进去。互联网上的黄色信息、非法出版物，都成为影响他们道德观形成的重要因素。而这时，他们又无法从正常渠道得到科学的性知识，因此就很容易在不良信息的影响下误入歧途。很多少年犯就是在看过黄色书刊或录像后想入非非，从而实施了强奸行为。扭曲性道德观，就是在性教育缺失的情况下形成的。正如台湾著名教育家晏涵文教授说的那样:“青少年无奈地去摸索、尝试错误，从色情商品中学习扭曲的两性关系……”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会长肖建国也认为:放牧式的性教育是危险的。        “长袖善舞”的都是什么人这是一支普通的圆珠笔。上面绘着两个泳装女人，假如它躺在铅笔盒里，不会引起家长的注意。它的玄妙就在于当你把它倒过来时，上面就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泳装从两个女人的身上滑落，两个女人变得一丝不挂!        这是一本巴掌大的小册子，而这本口袋书却不是我们以往用来背单词的，里面的内容全是男女性爱赤裸裸的描写，其下流的程度，不亚于我们日常所说的“毛片”。这种口袋书就是针对情窦初开的中学生的，内容颇具教唆性质。这两样东西，都是一位家长从他上中学的儿子那里搜来的。他是怎样发现了这两样东西的呢?        他的孩子，曾经是班上数一数二的好学生。然而，这位细心的家长发现，孩子最近一回家就关上自己的房门，神神秘秘地不知在里面鼓捣什么。孩子上学以后，他在孩子的桌子上发现一些火柴盒那样大小的贴片，这些贴片倒看不出什么问题，只是普通的卡通画。但有一次，他在无意中看到儿子用火柴去烤那些图画，这让他感到很奇怪。于是，他也照着做了，结果让他大吃一惊:火一烤，一个全裸的女人就显现出来……        据兰州市中小学的老师们反映说，他们经常在学生身上发现很多带有色情、暴力内容的小册子和黄色贴片等。这些东西没收一批，不久又会发现一批。一位老师沮丧地说:“我教毕业班，发现有的男生有那种卡通书，我就收上来。后来我发现有的学生把那些黄色的插图撕下来互相传着看，我感到非常害怕。你说，我们在辛辛苦苦教导孩子，可是一本不好的书、一个黄色贴片就把他们引过去了。”        “口袋本在中学校园里相当普遍，根本挡不住。”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心理老师钟波天也发现了。“一本书基本上在一天的时间传遍全班，上课的时候偷着看，夹在课本中间，课间就公开看，老师一批评孩子们就说，学习多紧张呀，换换脑子有什么不好，口袋书又不都是坏的。实在太下流的没收上来，但不久又有新的流行起来。老师基本上没法阻止。”在全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出现了口袋书泛滥的情况。为此共青团中央、全国扫黄打非工作小组、中央综治委、新闻出版总署、教育部、公安部、文化部、国家工商总局等曾联合发文，要求在全国开展口袋书的专项整治工作，净化校园环境。2002年6月5日，北京市新闻出版局稽查执法大队和北京市公安局从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路2号院某楼的一个居民的地下室里查获120余种20万册口袋书，拉了整整7卡车!执法大队的一位副大队长介绍:“目前口袋书已经形成组织化的地下网络，技术手段越来越高明，编、印、发跨省行动，一查就转移，打击的力度越大，对方就越隐蔽。”        据说这些口袋书和非法出版物的制造者，可以轻易地注册一家工作室，不仅能出书，还制作各种光盘或胶片，找一家小印刷厂，很快就大量制造出来。这种口袋书的刷新速度极快，从1998年北京大量出现口袋书到现在，已经不知流行多少茬了!这些卖口袋书的零售店，大多堂而皇之地开在学校周围。摆在店面上的都是一些正版图书，口袋书则只有一张书名目录，孩子看单购书，选中后，老板从别的地方将书拿来，成年人是绝对别想从店里买出一本这样的书的。一本口袋书的成本大约是8角，最多不过1元钱，但售价是3.6元，有的竟高达11.8元。对于孩子们来说，这些书正好满足了他们对性的好奇与渴望。        天津市有一位母亲，她有一对颇让她感到骄傲的双胞胎儿子———两个学习成绩很不错        的中学生。尤其是老二小强，在学校还是文艺骨干。可是不久前，她发觉小强有点不对劲，便问孩子的奶奶:“妈，小二怎么老抱着我的裤衩乳罩睡觉呢?”奶奶说:“我看见好几回了，我给他搁起来，他转天又悄悄偷回去了。这孩子是怎么了?”老师也说:“这孩子最近不对劲，平常不下楼，也不参加体育活动，走路溜墙边，没事总爱上厕所蹲着。”        就在这时，另一件事让这位母亲吓一跳，家里的电话费一个月竟达一千一百多元!平时，家里的电话费也就是六七十元，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么多?给电信局打电话，人家非常肯定地说，你家电话打了声讯台。她把两个儿子叫到跟前:你们两个谁打了这么多的电话?小强一下子扑到床上哭起来:“妈        妈，别提了，都是流氓的事!”原来放寒假时，孩子无意中拨了信息台9917，没想到不久9917就把电话打了回来，接电话的正是小强。        “她一打来就问，你的小鸡鸡有多大了?”孩子吓得一下把电话扣了。可是这个电话马上又打了回来。“她说，你再不给我打这个电话，我就天天给你打，等你妈知道了叫你妈打你。”小强只好把电话又打了过去，电话里的那个女人说:你不愿说你的，我就说我的吧。然后她就从她的胸开始说起，小强就在这样的引诱和恐吓当中一步步地陷下去。        “孩子的脸焦黄焦黄的，两眼都是直的，就像是痴呆症一样。我在家里找出一个避孕套，一看全是血，再一看孩子的下面，肿得老粗，都发炎了，这些都是电话里的那个女人教他做的。”孩子的父亲心痛得哭了起来。        可能人们都会奇怪:电话那头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一个48岁的老女人!据说这个名叫刘士华的老女人，在电话里她用的名字分别是刘佳、白云、李蕊。每当接线的时候，她就把自己的嗓音调整到20岁。        小强的妈妈录下了9913、9917信息台的内容后，愤而将他们告到天津市扫黄打非办。信息台知道后要与她私了，她坚决不同意。        公安人员在获得证据后，30名防暴警察冲进信息台。昏暗的灯光下，十几个话务员半依半躺着在接电话，地下摊着几个地铺。每个小姐的工作台上都放着一个工作手册，上面记着接听的电话号码和时间，还有大量的黄色笑话、黄色故事，一些淫秽书刊也摆放在其间。愤怒的母亲一下子就听出了“白云”的声音。公安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一份奖励话务员的喜报:就是这个“白云”，创造了连续通话10万分钟的记录!        她有什么样的魔力，竟然能让人与她通10万分钟的电话?这些接线小姐，每接一分钟电话提成一毛钱，接的时间越长挣的钱就越多。        刘士华其实完全明白电话的另一端是一个孩子，她说:“声音细细的嫩嫩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刘士华，在当接线员之前，还是一名小学教师!我想，为人师表这档事就别提了!48岁的年纪，她还应该是个母亲吧?如果她有孩子的话，应该与小强差不多大……她怎么就下得了手?        她真的内心就没有一点愧疚吗?刘士华倒坦白得很:“刚来的第一个月有一点，后来看别人都这样，就习惯了。”她第一个月挣了三百多，第二个月她的工资就多出了一大截。天津公安机关对刘士华、王小美（9913信息台负责人）、冯秀英（9917信息台负责人）处以劳动教养二年，但小强却休学在家，接受天津安定医院精神病医生的心理治疗。他的主治医生刘建勋说:“这么小的心灵受到这么大的黄色毒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例子很极端:事情未见得这么严重吧?开始我也是这么想，但当我的一个朋友找我的时候，终于让我警觉了。我的这位朋友让我帮他看一看他家电话费的清单，他很奇怪:怎么这个月的电话费这么高?我在这份长长的电话清单中发现，其中最大的支出是声讯台的信息费，有好几百元，而这位朋友告诉我，他从未打过声讯台!显然这是他刚上初中的孩子打的!        这些声讯台到底都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孩子们会这么感兴趣?为了调查声讯台的情况，我和我的一个男同行“联合作战”。我先拨通了一家声讯台的电话，声讯台小姐一听我是女的，两句话就把电话挂了，显然无意与我废话。过了一会儿，我的这位男同事又拨通了同一个电话，声讯台的小姐认为来了生意，立刻极尽下流、挑逗的语言，不堪入耳，让我这位见多识广、当记者的同事面红耳赤，实在听不下去，放了电话。我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声讯台的顾客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在办公室值班而备感无聊的男性，用公家电话消遣;还有一类就是上中学的男孩子。        就是这些声讯台，直到今天还堂而皇之地在各种报纸上刊登广告!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4)
    2004年第一期的《家庭》杂志发表了一篇通讯，题目是:谁对13岁少年包“小姐”事件负责。我所以要特别提到这件事，就是因为它对我心灵的撞击太强烈了!几个13岁的孩子，3天之内就挥霍掉2.5万元:玩电子游戏、洗脚、按摩、唱卡拉OK、赌博、包“小姐”过夜……所有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所不耻的事情，他们全干了!几个正在上学的孩子，怎么就会想到去按摩、赌博、包小姐呢?这究竟是几个什么样的孩子呢?事件的主角、偷了父母的钱肆意挥霍的这个孩子叫林强，文章中说他“身高不到1.5米，长着个大脑袋，模样憨厚老实”。另一个孩子叫张小奇。“据说13岁的张小奇，看上去就像10岁的孩子，长着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他们用来挥霍的，是林强父母借来盖房子的2.5万元，其中2000元，是他那贫穷的父母十多年的积蓄!        原来，这几个小家伙一开始倒没想赌博嫖妓，只想拿着这么多钱到电子游戏室玩个痛快。可当他们无意中经过“洗脚城”的时候，却突然生出一份好奇:成年人总在这里进进出出，反正有钱了，也进去看看?        悲剧就从这里开始了。在洗脚城里专门进行色情服务的“小姐”们一开始对这几个毛孩子并无多大兴趣。然而，当她们知道孩子们手里有钱时，态度立刻就不一样了。而精明的洗脚城老板，则从孩子们一走进来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不仅让“小姐”们为这几个小毛孩儿“竭诚服务”，洗脚、按摩、包房……服务得就别提多周到了!这些风尘中的“小姐”们，对成年人都是“手到擒来”，对付这几个情窦初开的小男孩儿，还不是“小菜一碟”!为了“钓住”他们，老板还破例让“小姐”陪同他们离开洗脚城去唱卡拉OK，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        在一些城市，所谓娱乐场所其实就是色情场所。而所谓小姐，人们也心知肚明，以至现在北京的姑娘都不愿别人称她们为小姐。而洗脚城的“小姐”在把这几个“阔少”弄得晕头转向之后，不仅拿了不少小费，还不失时机地让这几个“阔少”为她们各自买了高档手机，几千元转瞬就到手了。不过，这并不能让“小姐”们满足，她们又与地痞们勾结，一次又一次抢劫这几个孩子，直至将他们所有的钱抢个精光!最后，张小奇惊魂未定地给母亲打电话，而张母得知后拨打了110报警，林强等三人被送到常德市武陵区公安局城西派出所，这场闹剧才算收场。        尽管国家法律明文规定，娱乐场所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按摩等服务，但这几个孩子光顾过的娱乐场所，无论游戏厅还是洗脚城、歌厅，没有一个地方不是对他们“全线绿灯”、“竭诚服务”的!        就在这座城市里，几乎每所学校都被游戏厅包围着，而且到那里的绝大部分主顾是法律禁止进入游戏厅的中小学生，有的游戏厅甚至公然开在乡派出所的大门前!这就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环境!当我们做着让他们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留学的美梦时，当我们承担了所有的家务，只让他们一心一意读书时，他们可能正在这种诱惑中走向深渊!        我们做家长做老师的，也知道他们进入了青春期，也知道他们开始有七情六欲了……我多想让他们健康成长啊!我们不希望他们在学习上分心，怕他们早恋，我们想告诉他们一些什么，可就是说不出口，欲说还羞……我们张不开口，别人可不管这一套!游戏厅、洗脚城老板、各种“小姐”、非法出版商和那些地痞，为了孩子们手里的钱，他们什么事干不出来?他们可曾有过一点儿顾忌?        青春期，是一个特殊的时期。按照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标准，将青春期的年龄界定为10～19岁。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由于性激素的影响，孩子们的生理和心理会发生急剧的变化。其变化之快、幅度之大，往往是人们难以预料的。有些学者把这个时期称为“暴风骤雨时期”。孩子们的身体在很短的时间里突然发生巨大变化，随之而来的是心理上的激烈冲撞，他们处于内心的矛盾、困惑、好奇、焦虑或冲动之中……他们往往既无思想准备，又缺乏必要的生理卫生知识和控制能力。有的孩子隐约感到这种现象与性有关，但羞于启齿。他们常常因为沟通的障碍，无法从成年人那里得到答案。而这种生理与心理的巨大变化所引        起的内心冲突，有时会在一些孩子们心中引起类似犯罪的心理体验，导致他们做一些悔之莫及的事情。“青春期”的异性关系，是一个最容易被忽视、最容易被误解、又最容易出差错的问题。两代人的冲突也常常由此而起。德国学者赖恩斯的一项研究表明:青春期的孤独感是导致青少年发生性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严重的甚至可能导致性滥交。只要能够解除孤独，他们无惧于做任何事情。在这个时候，如果成年人能够察觉并及时地加以疏导，消除他们的这种孤独感，往往能够起到很好的效果。        而我们国家的青少年，从整体上来说，又比其他国家的孩子在青春期这个阶段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他们基本上都是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比以往的任何一代人都更加独。而父母由于工作生活的压力，往往只关注他们的学习与生活，很少关注他们的心灵。亲子沟通的障碍，使孩子们在度过青春期心理震荡的过程中更加艰难。特别是在一些单亲家        庭中，这种现象就更严重。15岁的小娇和14岁的国强是深圳某私立学校初三的学生。中考来临前夕，两个孩子突然        失踪了，这可把大人们急坏了。经过多方寻找，才在湖北的一个小城市将两人找到。在小娇的日记中，人们终于了解了她的心理轨迹。原来，她的父母离异，父亲每天忙于赚钱，无法照顾她，只好把她送进寄宿的所谓“贵族学校”。在学校里，小娇由于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被老师批评，内心十分委屈和孤独。和同样年幼的国强成为好朋友，让她孤独的心灵有了慰藉，她觉得除了国强，这世界上没有人关心她。        小国强也来自一个离异的家庭，相似的遭遇使这两个孩子有很多共同语言。彼此的依恋与慰藉，使他俩总是形影不离，于是同学们便戏称他们是“老夫老妻”。两个孩子还挺喜欢这个外号，因为这种感情上的依恋，让他们有一种安全感。        可能是他们太小了，在离家出走的半个月里，这对“老夫老妻”竟没有一次———发生关系!他们只是因为害怕孤独，相互温暖对方的心灵。        我国每年大约有2000万青少年进入青春期，而10～20岁的青少年数量达到3亿以上。因为青春期的孩子常常容易出现偏离行为，因此被人们称为“危险人群”。        我们该怎样去面对这样一个缺乏正确认识和控制能力，在独立意识和性意识的逐渐萌发当中的庞大群体?        今天，我要特别提到这个青春期!别以为孩子们就是那点儿“荷尔蒙”闹的———荷尔蒙固然是“始作俑”者，但随着青春期的来临、性意识的萌发，带来的是激烈的心理冲突，而这种心理冲突常常会成为过激行为的导火索。伴随青春期的，还有一个危险因素就是不计后果。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没有社会经验，在激烈的内心冲突时，往往会做出毫无理性的行动。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缺乏对社会的认识，缺乏自我控制能力，敢作敢为，难以抵抗诱惑……好奇、躁动不安、桀骜不驯是这个年龄的特点，用一句老话来说就是:点火就着!        著名医学家吴阶平认为:“人的一生在不断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教育时期，一个是0～4岁智力开发的早期教育，另一个就是10～15岁青少年的青春期教育。”青春期对于人的一生来说，非常关键。因为这个时期，不仅是性意识萌发的时期，更是青少年自我觉醒、个性品质逐渐形成、包括人生观、道德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只要说到青春期的性教育，我立即会想到“大军压境”这个词。洗脚城的老板、“小姐”们和非法出版商，几乎组成了一个“联合部队”，开始与我们争夺孩子的心灵了。我们该怎么办?        自古以来，我们这个礼义之邦的子民，说到性，从来都是遮遮掩掩、闪烁其辞的。那《红楼梦》中的贾政贾赦们，就是自己三妻六妾，在外面嫖娼狎妓，在儿子面前，也是绝对要做出一番“正人君子”状的，否则何来父亲的威严?今天的父亲们，虽然早没了三妻六妾、嫖娼狎妓的特权，但正人君子的形象是无论如何要维护的，让他们如何对孩子进行性教育?怎么开口?似乎没有哪个父母愿意与孩子一起面对这个尴尬的话题———正人君子也好，伪君子也好。非礼勿视、非礼勿闻的劲儿得做足了，才像父亲!        既然张不了口，也罢!索性把这一切推个干净。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父亲的言论，他这样认为:        对于青少年的性教育，我说还是不进行好，五千多年的文明古国，华夏的炎黄子孙发展到今天，往近了说50年代人未受过性教育，请问:耽误人类繁衍了没有?没有!请问:是过去的青少年懂文明礼貌，还是今天的青少年懂文明礼貌?回答肯定是过去，否则不会有在《新华字典》中都找不到的京骂与国骂。我认为讨论青少年的性教育与否简直太可悲了，不值得辩论，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人的本能都不知道，还探讨什么?辩论什么?过去没进行性教育，哪一位家长也没耽误养儿子、生姑娘，对吧?        结婚是人生的必经之路，尤其这个“婚”字已包含蕴藏无限美妙人生的品味，说破了还有什么意思?就好像魔术一样，说透了还有啥意思?如果泛滥成灾，天天念叨性教育，结婚不结婚已失去意义。说到这里，画家中不是有朦胧派吗?他们的作品价值连城。我没文化，说错了你们也别见怪。让青少年用人生有限的宝贵时间去学习真本事，为国家为人民做出卓绝优秀的贡献，而不去讨论连低级动物先天都会的问题。这种做法也是中华民族含蓄、深沉，富含文化底蕴的精神境界。放心吧家长们，结婚那天，没一个傻子。我的天!只要孩子们将来不耽误养儿子、生姑娘，就可以不教育他们了吗?不让他们去无师自通，还品味不了人生的美妙了?        我们太善良了!真以为孩子们天生就有“存天理，灭人欲，克己修身”的道行呢!怎么“小姐”们几句话就把他们拉下水了呢?        据2003年7月12日《北京晨报》报道，在第14个世界人口日，北京广播学院组织了一个由大学生与政府官员直面谈性健康的座谈会。这些学生分别来自四所高等院校，他们提的问题都非常尖锐。科技大学的黄峰第一个问题就提给了国家计生委的一位司长:当您的孩子进入青春期时，您给孩子讲过性知识吗?座谈会立刻活跃起来，引来一片笑声，大家都想看这位司长如何回答。他犹豫了一下说:“我的孩子是男孩儿，没讲过，主要是难以启齿，但我家有很多书，孩子会通过看书获得知识。”        我琢磨着，这位司长大概是挺尴尬的，但他倒真诚实。他的工作，就是管“性”这件事的，相比我们大多数家长，该更专业一些吧?他的儿子想必没我这般愚钝，自个儿就知道该看哪些书来无师自通!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5)
    《南京晨报》的另一条新闻就更令人寻味。据这家报纸2003年12月24日的报道，该报关于中学生家长对孩子性知识了解情况的调查中，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6份。这次调查中的第10项“您赞成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吗”，回答“赞成”的仅有10人。绝大多数家长对学校开展性教育课程持反对态度。        据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一对只有初中文化的父母，对独生儿子期望甚高，要求他至少要考上重点大学，因而管教十分严格。一次，孩子在家中看一本学校发下来的性教育的书籍，被父亲发现，他将孩子狠狠地揍了一顿。得知这是学校发的书籍以后，该父又到学校“大闹天宫”，指责学校教坏了他的孩子。这件事后来在学校被传为笑柄，孩子觉得无法在校园立足，最后不得不申请转学。        不久前，我采访了海淀区某中学的女生晶晶。这之前，老师告诉我，晶晶的父亲———我国中医学的一位博士，2003年春天的非典期间，作为医生的他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乖巧可爱的晶晶，让人一见就顿生怜惜之意。我问她:上过性教育的课吗?        晶晶说:我们学校有青春期生理卫生课。我不喜欢上，上完男生老起哄。一个男生上完课就问我:你月过经吗?我特别反感，他们男生特别感兴趣，态度不端正。        晶晶是一个老师们都喜欢的典型的好孩子。望着她那双纯净无邪的眼睛，我就想，我如果有晶晶这么一个可爱的女儿，我还会希望学校进行“性教育”吗?会不会让那些坏孩子反而有了骚扰我女儿的口实?可是晶晶的妈妈却不是这样，她不仅积极支持学校的性教育，而且与女儿一起参加学校组织的“预防艾滋病”的各种社会活动。别说做父母的有这种担心，就是专家们也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性教育根本不符合中国的“国情”，教育不好，倒把孩子们的好奇心激发到越轨尝试的地步。言外之意，这种事，还是无师自通为好。有些人虽然认为性教育很必要，但分寸怎么掌握，又众说不一，让人一头雾水。让专家与他们的孩子谈谈性教育试试?他们能张得开嘴吗?        据说某市计划生育协会为一个中学的老师做性教育讲座时，生殖器官图刚刚挂上黑板，便有一位老教师神情紧张地说:“别挂，我们这儿还有没结婚的老师呢。”没结婚的老师都不能看，那学生就更不能看啦!搞什么性教育呀?        有一个叫海丹的女学生，她这样说到他们学校的“性教育”课:我们学校叫“生理卫生课”，初一上过，我觉得也没学到什么。讲课的是一位很男性化的女老师，上课时她挂起一男一女两张生理解剖图，将男女的生殖器官名称给大家讲了一遍，这节课就算完了。再一堂课将男女生分开讲第二性特征，主要是放录像带，其中还包括如何预防沙眼的内容。我看老师自己就不爱讲，始终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可能她心里就觉得性是丑陋的，您说她能教给我们什么。我上初中以后其实心理变化挺大的，男女生之间也互有好感了。现在获取这方面知识的渠道很多，许多事情我们都明白，只是在家长、老师面前装糊涂。我感觉初中生里性行为已比较普遍，包括怀孕，我的一位女同学就曾向我借钱去流产。遇到这样的事应该怎么处理，如何保护自己，对自己不时涌现出的各种欲望怎样对待?其实这些是我们特想知道的，所以我觉得进行青春期性教育很重要，但不是我们学校现在的这种讲法。我主要靠看文学作品去了解。比如莫言的小说，还有《苔丝》《红字》《洛丽塔》等翻译作品。这些文学名著对人性的描写细腻准确，甚至从那些变态的感情中我也能明白许多道理。还有就是到书店去看这方面的书籍。        早恋是勾当吗?算犯罪吗?我们学校老师在大会上就是这样明确讲的，说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自由。我想问一问，罗密欧与朱丽叶、张生与崔莹莹、贾宝玉与林黛玉这些被称颂的千古爱情，当时男女主角年龄有多大?不都是十几岁吗!为什么到我们这就成了大逆不道。我认为少男少女的感情也是美好的，靠贬低它的价值阻止早恋实在是幼稚可笑。学校这种教育方式只能是引起大家的心理反感，结果事与愿违。在学校里，女生有许多男生追求是被大家羡慕的，男生以有多个女朋友为自豪，我们认为这是有人格魅力的表现。这种状态我们不会告诉家长和老师。一些女生将避孕套放在书包里并不会真用，是为了有种安全感。        据我的估计，这个海丹绝对是个好学生，因为她没有千方百计从黄色网站中去了解性知识，而是从文学名著中学习。这让我们这些做家长的在欣慰之余，也不免有点疑问:我们干嘛要让孩子们自己去瞎琢磨呀?        在同一篇文章里，记者问一个高中男生:你父亲跟你谈有关性的知识吗?他回答:        我对性敢说敢问，而老爸却在家中谈“性”色变，高中之前全家看电视，只要出现亲热镜头，马上让我闭眼。我第一次遗精时，问我老爸，他欲说还“羞”，不知从何说起。我觉得现在学校不光应该给学生开设性教育课，还应组织专家给家长上课，让家长全面理解这性教育的重要性。现在我们面前几乎各类广告都和美女有关，而美女们大都有挑逗的眼神和暴露的衣着，只要在互联网上点击，就可以获得所有的性技巧，而且图文并茂。特别是黄色刊、光碟半公开地到处流行，这些都刺激着我们，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不到的知识，我们就只好在杂乱的“性”息中选择。        有一个高一的学生说，他从小到大，父母都从没有跟他谈过性，他只能从“影碟、同学间聊天、网络、书”这些途径获得性知识。更有孩子直言不讳地表示，对于性，他是从毛片中“自学”的。        闹了半天，他们都是这样无师自通的!        要说现在的孩子，非但不如我这般愚钝，且个个都是人精!一个初二的学生说:“网上的黄色内容，只要同学指点一句，就能很快找到许多黄色图片和文字。大人们看到了，我就说在搜索学习资料，在网吧上网的同学，父母更加管不了。大人搞得神神秘秘，反而激起我们的好奇心。其实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        “家长、教师和社会低估现在中学生所掌握的性信息。”北京理工大学附中的心理老师钟波天用“量大、繁杂、良莠不分”几个词来归纳孩子们所掌握的性信息。就在钟老师给孩子们进行性教育时，有孩子就在课堂上提议:“老师下堂课讲讲性技巧。”让这位从事性教育的老师也大吃一惊。        瞧瞧，我们这些成年人，孩子都生过了，说到性，还羞羞答答的;而我们的孩子们呢，大方得很呐!直接就让老师教性技巧，他们说这话时并不脸红，一点儿都不!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我们遮遮掩掩，捂着盖着;孩子们呢，什么都知道，不过跟我们装糊涂罢了，蒙我们还不容易吗?        其实，这“压境”的大军，并非只是洗脚城老板、“小姐”和非法出版商。在今天这个时代，互联网上的黄色信息更是铺天盖地。在网络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够被封锁，任何信息都能很方便地得到，现在的孩子，只要他们想知道的，就可以通过任何渠道得知。如果你私下问一问上中学的孩子，只要他们肯跟你说真话的话，很少有人没上过黄色网站。即使是公开出版物中，被认为充斥着大量性描写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也可以在中国随便一个书店或书摊上找到;就在不久前，中国内地的出版机构还推出一部女中学生自传体小说《北京娃娃》，以描述一个14岁就初次体验性经历的少女成长经历为炒作由头，大炒了一番，据说在中学生中影响甚大。这其中又有多少信息是针对孩子的，是正确引导的?        今天的孩子们，面临的社会环境远比我们的青春期要复杂得多!我们还能等闲视之吗?还能指望他们无师自通地健康成长吗?        其实，说到这性教育，也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该怎么教育，什么时候教育?大人争论来争论去，孩子们一茬又一茬地早长大了。多少年过去了，多少代走过来了……我们的闪失在哪儿?有关教育的书籍，各种教育手段，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我们还有那么多专门研究性问题的专家，心理学的专家更多了去了……我们有德育标准、智力标准、体育标准，在青少年教育的目标上，我们有不少标准。为什么在“性”，这个凝聚了人最复杂功能与行为规范的领域里，我们没有一个科学的标准?我们耻于谈性，于是就给中学生弄了一个不伦不类的生理卫生课，这是生理能解决的吗?在这个复杂的问题上，我们就这样让孩子们去认识人类的动物性的一面———中国的性教育怎么成了这样一种局面?        为什么我们这些成年人，什么宏图伟业都能做成，太空都有人走一圈回来了，在青少年最关键的性教育上，我们却束手无策?        我们还在这儿转腰子呢，社会的“教育”已经“大军压境”了。而洗脚城老板和“小姐”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性质?完全是一种基于商业谋利的“教育”，这样的“教育”与教唆有什么区别?难道不是对人类文明准则的一种破坏?        我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一个母亲讲他们夫妻带着刚生下来的双胞胎儿子回到家，邻居家三岁男孩儿，跑来看这对双胞胎小弟弟。两个小弟弟穿开裆裤，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小男孩儿第一眼注意到的不是别的，而是指着两个小弟弟的要害:“鸡鸡!”        这真是人的本性所在!即使是三岁孩童。        我们人类的性行为与动物有什么区别?除了繁衍后代、一种本能需求（生理和心理）外，人类的性行为同动物意义的繁衍完全不同，它不仅是一种生理现象，更是一种精神升华、愉悦、享受的过程。正因为人类有尊严，它才需要隐蔽，动物则是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交配的。人类性行为是不孤立的交配行为，它还同责任、同经济、同道德、同生活质量、同很多社会性的因素相关。而能够对性行为的后果负责，则需要诸多条件:年龄、生理及心理的成熟，合法的伴侣，一定的经济条件，相关的知识。最重要的，性道德，直接关系到孩子们的未来生活，因为幸福的人生———恋爱、结婚、生育、抚养后代，都需要健康的性道德来支撑。这些，孩子们也能无师自通吗?他们也能在“毛片”和网上学到吗?没错，本能的东西他们确实能无师自通，然而，没有经过教育，他们就只能凭借本能，在社会这个芜杂的环境中“摸        着石头来过河”，至于他们摸到哪里去了，我们有谱儿吗?孩子们到了青春期，性激素就开始分泌了。只要性激素开始分泌，他的生理状况、精神状态、乃至整个生命都会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在这个阶段，必然有许多尖锐的问题随之而来，两代人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尽管如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家长都不想阻止这种生命本能的成长。        鲁迅先生说:“生物的个体，总免不了衰老和死亡，为继续生命起见，就有一种本能，这就是性欲，因性欲才有性交，因性交才有后代，继续了生命，所以，性交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因此对性问题大可不必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应理直气壮地谈论它，研究它，让更多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正确认识它，以增强对性犯罪的免疫力。”        我不想用“空白”这个词来形容我国的性教育，因为确实有很多教育工作者在做这个工作。可是，我们国家到今天止，有一套权威、系统的性教育教材吗?在中学，也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们集中的地方，有多少学校有专职的性教育老师?有专门的社会工作者在研究独生子女的青春期性教育吗?有对他们父母的指导吗?        性教育说到底是一种什么教育?生命教育。我们是不是该对孩子进行人的基本知识的教育?是不是该对他们进行珍视生命的教育?是不是该把性的教育融合在语文、数学、生物、英语、自然等各种课程中去?而生命教育对于孩子们的重要性，远比考高分要大得多!我们有没有一种力量去与那些洗脚城老板、非法出版商和“小姐”们抗衡?        其实，不仅是我们面临这个难题，美国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就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当时西方一些国家兴起一股“性自由”“性解放”运动。这场运动对于美国当时的青少年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直接后果就是少女怀孕逐年增多，每年有100多万少女怀孕，65%婴儿是私生的。每年还有约300万少年染上性病。有的调查指出，每个美国观众在一年的电视节目中，可以看到9000个暗示或间接表现性行为的镜头。        即使在美国这个崇尚高度自由的国家，人们仍然认为需要对中学生进行性科学知识、性道德包括避孕知识的教育。美国《时代》周刊的一次调查中发现，有78%的美国人赞成学校开设青春期性教育课程。当时美国被公认的学校青春期性教育目标有:减少性病，减少私生子和不良性行为，培养青少年正确对待异性，与异性建立高尚关系的态度和能力等内容。美国“性信息和性教育”理事会主席玛丽·考尔德博士认为，对于性教育，可能特别紧要而有效的时期是14岁之前，尤其是5岁之前。这一时期所接受的有关“性”的培养和教育，无疑将决定儿童、少年以至与此后一生有关“性”的种种方面。因此，性教育应在儿童早期即进行。        一位母亲这样说:如果不是有意识地对孩子进行性教育，他在将来的生活中学到的可能只是性本能，而不是健康的性生理知识和性观念。青春需要陪伴“你好!这里是青春热线。”        “嗯，我不是一个坏孩子……”一个12岁的女孩儿吞吞吐吐地说，“我今年考上了一个重点中学。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嗯，是个男同学，考上了另一个重点中学……原来在小学的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商量班里的工作，互相配合，关系挺好的。我现在……我现在非常想他……我知道早恋不好，可是我克制不了我自己……”这是《中国青年报》的青春热线。很多处于青春期苦恼中的年轻人向他们诉说心中的苦恼。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6)
    我早就听说过陆小娅和她办的青春热线，我的一个同事还是她那个热线的志愿者。据我所知，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到青春热线当志愿者的，要经过考试，被挑选上以后，还要经过培训才能上岗。        是什么力量支撑着陆小娅，以至她把她一生中最重要的10年都投入到这样一个热线电话上?到今天已经是12年了，陆小娅就像一个守土的战士一样坚守在热线电话旁，为了什么?        “为了帮助别人。”在12年中，陆小娅和她的那些志愿者们，帮助了多少处于青春期苦恼中的年轻人，挽救了多少濒于自杀的生命，我不得而知，但是她的坚韧，确实让我折服。我是在陆小娅的办公室采访她的。别看她语调温柔、不紧不慢的，但回答我的问话时几乎都是脱口而出，我想她所以成竹在胸，是因为她对这些问题考虑得很深了。问:你认为性教育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陆:从生下来就开始。男孩子很小就知道站着撒尿，小女孩儿会有疑问:为什么我们不站着撒尿?孩子的性意识萌发得很早。        问:一个人从出生到成年大约有20年的时间，你认为在他的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应该怎么教育?比如像我们做父母的，其实很惶惑，不知道各个年龄段的孩子应该用什么方法来教育。        陆:学呀!谁让我们做了父母呢?过去我们的生活相对单纯一些，信息也不那么通畅，过去没有网络，可现在不同了，不仅网上什么都有，而且QQ、动感地带什么的，花名堂多了。比如我女儿的学校，为了防止孩子们早恋，采取的作法是把作业留得多多的，让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早恋。可是照样有早恋的、单相思的、上黄色网站的。        问:我们做家长的，其实很希望能找到对孩子进行正确的性教育的方法。因为我们毕竟与你们专家不一样。        陆:性教育的成败，最主要的是取决于教育者的态度，而不是性教育的内容。比如父母怎样与孩子沟通?是不是平等的?所谓态度就是在与孩子谈到性的时候，你应该很平和，很自然。不要讳莫如深，如临大敌，你还没谈呢，汗先下来了。这样的态度就等于告诉孩子，性是很肮脏的，很丑陋的，不道德的，坏的，使孩子感到很羞耻，或者越发好奇。你要用很自然，很平和，很坦诚的态度与孩子谈这个问题。现在的中学生在性知识的问题上是两极分化，男生有的什么都知道，甚至比你知道得还多，有的则什么都不知道。有的孩子会有一些错误的看法，比如有的男孩子认为女人都喜欢被强奸。他们往往是从黄色网站或色情作品中得到的这种印象。而女生可能情感发育比较早，但性知识不一定懂得很多，这也非常容易出问题。        问:我们做家长的，其实很惶惑，不知道该和孩子谈什么。陆:不是你谈什么，而是他谈什么，他是否愿意与你谈。问:现在中学生的父母其实很愿意与孩子沟通，而且我们有很多忧虑:女孩子的父母可能怕孩子怀孕，男孩子的父母会怕孩子一时冲动，把别的女孩子弄怀孕了，女孩儿的父母打上门来。可这时候的孩子对家长都很防备，家长也特别想知道孩子的秘密。        陆:为什么要知道孩子的秘密?        问:我不知道他的秘密就不知道他会干什么。陆:你不信任孩子。        问:我有一个朋友的孩子，是一个10岁的男孩子，非常调皮。那年放暑假的时候，单位里的同事们把孩子都带到单位。他带着另一个7岁的小女孩儿，画了单位里另一个3岁小男孩儿的裸体，还注明某处是他的小鸡鸡，并把这张裸体画贴到了单位的电梯上。直到单位的保卫干事找到他，才知道这件事，把我这个朋友气坏了，要打这个孩子。陆:多好玩儿!这时，你就该装作很好奇的神态问孩子: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画别人的裸体呢?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贴在电梯里?然后你告诉他这是什么器官，而且很温和地告诉他这样的东西是不能在公共场合去表现的。我们现在给老师作培训，就是训练他们的态度，你不能一谈到乳房、阴茎就说不出话来。应该说孩子出问题总是很偶然的，但是家长很担心，很害怕，于是情绪就很激烈，让孩子也很紧张。你做出一个好奇的态度，孩子就会说出心里话。        问:你们这些与孩子谈话的技巧，怎么让家长们知道?陆:培训家长啊!我退休后就很想办这件事。比如我在写一本书《母爱新主张》，序言就写到:当母亲是个非常大的挑战，因为你没有100%的把握教育好你的孩子，让他生活得很快乐，心理上没有阴影。        问:孩子在各个年龄段性教育的方式应该不同吧?        陆:比如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在她两岁时就问妈妈:为什么元元（同幼儿园的小男孩儿）是站着撒尿?我为什么不能站着撒尿啊?她妈妈问她:你真的想站着撒尿吗?如果你真的想，你可以试试。于是这个两岁的女孩儿就真的站着撒了一泡，结果弄得满腿都是尿，连裤子都湿了。从此她就知道女孩子是不能站着撒尿的。        问:你认为青春期的孩子性知识的偏差目前到什么程度?陆:我没有调查。在青春热线中，10%的问题是性问题，有同性恋的，有乱伦的，有想变性的，有被老师搔扰的，有父亲性乱影响了孩子、孩子也去尝试的。        问:你认为父母掌握一些关于性教育的知识，能解决问题吗?陆:知识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父母能不能与孩子交流，只要能交流，孩子的危险就不大。就是一个大学教授，不能与孩子交流，孩子的麻烦可能也会很大。        问:现在的父母都很愿意与孩子交流，常常是孩子不愿与父母交流。        陆:那是父母不会交流。谈话并不等于交流，交流首先要倾听。在沟通中听比说重要多了，但也最不容易做到。家长如果在孩子青春期以前就成为孩子的朋友，养成很好的交流习惯，孩子顺利度过青春期的可能性就比较大。相反，你不能成为孩子的朋友，孩子什么都不愿意和你说，在现在这样充满诱惑的社会里，孩子就随时可能出现各种问题，遇到危机或出现意外，比如女孩儿怀孕、因恋爱影响学习、被坏人骗了等。        问:如果孩子受到伤害，对他以后的婚姻会有影响吗?陆:会有影响，但也要看父母如何处理。研究这些问题的专家认为，假如你的女儿怀孕了，用传统的话说就是失去贞操了，你如果怒不可遏，气急败坏，她也一定会认为自己完了，心理上有阴影，对她以后的恋爱婚姻有影响，甚至有的孩子就破罐破摔了。作为妈妈，如果你不认为女孩儿的价值是由处女膜决定的，不给她自己从此低人等的心理暗示，对孩子的伤害相对会小一些。有的学者认为，我们今天仍然必须提倡贞洁，主张重新使用“贞洁”“童贞”这样的词汇，我非常反对这种观点。我认为，所谓“童贞”只是对女性单方面的约束，因为男人没有处女膜，没法确定他是否失去了“童贞”。所以提倡用这样的词汇，对女性而言是不公平的。而这些学者，当然是男学者说:宁愿让一部分女人付出代价来维护社会稳定。这种观点我是不能接受的，它让女性来承担所有的后果和压力，太不公平了。大家都知道，性行为是双方的事，很多时候女性还是被欺骗、被诱惑或被强暴的，凭什么因为女性有处女膜，就得替男性担着?有些女孩儿给“青春热线”打电话，就是因为种种原因失去童贞了，就想自杀，可见我们的文化给她们造成了多大的心理压力。难道我们还要回到那个封建社会去吗?在做“少女课堂”项目时，我曾经作过一个调查，我问一些女中学生:你喜欢你自己吗?你喜欢你是女人吗?我发现，凡是不喜欢自己的人，都不喜欢自己的性别。        问:在美国，为了保护孩子们，一些中学会发给他们避孕套，你怎么看?        陆:美国的性教育也是五花八门，没有统一的性教育标准。目前性教育主要是三种模式:        一是以安全为导向的模式。既然避免不了，索性给孩子们发安全套，让他们避免怀孕和得性病。二是以纯洁为导向的模式。这主要是一些宗教人士，认为贞节应保留到结婚，把第一次献给对方。三是综合式的，既讲性道德，同时主张教会孩子如何避免性伤害。在没有发生意外之前，就告诉孩子，如果你在很小的年龄选择性，后果是什么。你可能怀孕，也可能染上性病。有研究发现，将两结合起来的性教育，比单纯的性安全教育或性纯洁教育效果都要好，因为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初次性行为的年龄推迟了，未婚妈妈减少了。        问:我们很多家长是这样的，总是告诫孩子:你不要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你这个年龄要好好学习。        陆:我不会这样教育孩子。成年人应该与孩子一起去探讨，而不是干涉。你说不许、不能、不行，有用吗?他们听吗?就说网络吧，现在的孩子比你精通，很多孩子都上过黄色网站。还有交异性朋友，干涉的结果常常是适得其反，外界压力越大，两人就越团结。相反，大人不硬去拆，孩子交往一段，往往会感到并不合适，也就分开了。在这一点上，成年人只能影响孩子，而无法限制孩子。至于影响的大小，取决于父母自己心理是否健康，与孩子沟通的技巧是否高超等因素。        问:如果我的孩子现在正处在青春期，我该怎么办?        陆:没有现成的模式，只能尽可能与孩子沟通，让孩子愿意跟你谈，然后该怎么做怎么做。有一位母亲在女儿来月经前，就告诉她女人会来月经，天真的女儿说:妈妈，等我来月经时，你送我一枚戒指好吗?孩子的话虽然是无心的，但这实际上是让母亲为她举办一个成人仪式。等女儿来月经的那天，这位母亲果然给她买了一个上面有三颗星星的戒指，代表他们一家        三口人。有的母亲在女儿来月经的那天请女儿到外面吃饭，让孩子懂得这是女性成长的一个时期，说明她成熟了，很正常。而有的母亲遮遮掩掩，孩子就会认为这是很倒霉的事。如果孩子怀孕，我会很关切地问她你对今后怎么想?你的男朋友会不会很在意?母亲关切的问候，比斥责对孩子的伤害要小得多。        在采访小娅时，我注意到，她的声音柔和而亲切，让人很自然地就想和她说说心里话。我私忖:可能她们作咨询的人，都有这种让人一见如故的本领吧?而且，我还不合时宜地想起那个在声讯台憋着嗓子装少女的刘士华———她的年龄碰巧与陆小娅相仿，她们也同样是守在一个电话机旁……陆小娅认为: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互联网的兴起，新技术与新经济正在急剧地、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可以说，在电影、广播、电视等大众媒体蓬勃发展之后，计算机和网络使得信息传播方式再一次发生了革命。由于青少年对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掌握往往比成人更快、更多，因此他们开始进一步打破被成年人控制的信息疆界，方便地获取过去只有成人才能得到的信息，包括大量与性有关的信息。而缺乏计算机及网络知识与技能的成年人，常常对此目瞪口呆，惊吓不已，不知所措。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位作家偶然在家中发现了一张黄色光盘，他把上初三的儿子叫过来厉声盘问:“这东西哪来的?”孩子用奇怪地眼光看了父亲片刻，反问道:“难道你没看过吗?”        陆小娅在她与上述有关的学术论文中，针对我们这个时代的性教育，提出了这样三个问题:第一，性教育应该以性安全为目标，还是以性纯洁为目标?第二，性教育是应该满足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需要，还是单纯为了防止社会问题的出现?        第三，什么时候开始性教育?怎样进行性教育?        这三个问题让我心中豁然开朗:对呀!我们为什么要对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就是为了让她们保持纯洁?不怀孕?还是仅仅为了防止他们犯罪?这是不是有点儿太狭隘了?12年，陆小娅和她的志愿者们守护和陪伴着那些躁动不安的青春的灵魂，像战士守卫疆土。也许这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业绩，然而，我们谁能计算出他们的工作对这个社会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李彦春在2003年11月17日报道当了7年助产士的黄义芳，她总是四处托人做一件事———“我给你们单位办个生殖健康讲座吧。35岁以下的，十几个人就成，义务的。”她的目的很简单:我的讲座，只要能制止一个人流就成!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7)
    《北京青年报》用整版的篇幅报道了这个普通人，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你安全健康的长城》。我觉得这个题目真好，我们确实应该为青春期的孩子们筑起一道“长城”，制造一个大的保险系统。而且，这座长城不应该是一道，要有好几道:社会有一道，学校有一道，家庭还要有一道;一层失灵，还有另一道。        在国外，就有一些自发的社会组织进行保护孩子们的工作，就像那些环境保护组织一样。在网络上有不少黑客，专门利用他们的技术对色情网站进行攻击，甚至端掉那些儿童色情网站。这些电脑精英在线跟踪色情网站的IP地址，并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让ISP商关掉这些网站。在位于澳洲的布里斯班市，就有这样一个反色情的女黑客。三年前她为女儿买了电脑，在网上冲浪时，她发现了许多下流的地下色情网站。于是她加盟了一个世界性的由志愿者组织起来的Condemned.org网站组织，他们在4个月中就端掉了500个儿童色情网站。        另一个名为“互联网天使”的志愿组织，也专门帮助全世界忐忑不安的家长们追杀那些儿童不宜的色情网站，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这个组织的6000多名成员，遍布14个国家，他们在互联网上进行巡逻，每天可以发现70个儿童色情网站，他们对这些网站进行跟踪并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迄今，他们已帮助政府部门逮捕了数百名不法分子。据说，海淀区教委最近有一个让性教育课“强行起飞”的行动。我在这里把《北京日报》的一条消息摘录如下:一张巨大的学生吹安全套的大投影，奏响了海淀区大规模进行性教育的前奏。昨天上午九时，人大附中、八一中学等五十多所中学的一百多位教师坐进教室，开始上性教育第一课:学学怎样给学生讲性教育。        海淀中教科科长纪世铭坐在讲台前，慢条斯理地说:“从9月12日开始，海淀区对中学生性健康教育进入一个新阶段———老师先上课，做学生性教育的引路人。”接着，初、高中《性健康导向》教材发到教师手中。教师们迫不及待地翻看内容，不时有几个老师窃窃私语。一位二十多岁模样的女教师，没翻几页脸就红了。主讲人钟波天，是教材的编写者之一。他说:“性信息无孔不入，性诱惑到处都是，性侵犯在危害着学生。如果不进行性教育，让我们的孩子在黑暗中摸索，有的可能掉进黄窝，有的可能毁了人生。”        有的老师小声说:“当性教育老师，好像自己也不正经。”钟老师说:“风言风语肯定会有的，但我们做的是为孩子健康成长导航的大事，是政府行为，有法律根据，讲的是性科学，要理直气壮讲性教育。教孩子转变性观念，解决性困惑，学会性自护，提高性美感，促进性健康。”        性教育，还要强行起飞?没错，确实应该有一支“正规部队”与社会上的“联合部队”全面交火了!        不管有多少阻力，我们都要抢占制高点。在性教育这个领域，哪里是制高点?青春期!因为这个年龄的孩子正是萌发独立意识的时候，大人管不了他了，而心理发育又没有脱离儿童阶段，既是最容易被教育，也是最容易被诱骗的时期。我采访了海淀区某中学的心理教师张丽丽。那天，她穿一身黑衣服，显得十分文静。我心中暗忖:她这么年轻，想必还没有做母亲吧?作为“强行起飞”行动的一员，她会怎样给中学生上性教育课呢?换了我，若是在她这个年纪，打死我也不肯在大庭广众之下谈性这个话题!这个北航的高材生，怎么就当起了心理教师?而且搞起了性教育?所以，我先问起她的经历。她说:早在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参加了学校的学生心理热线———大学生热线364，还曾经当过        一段时间的“线头儿”。那条大学生热线曾经相当红火，除了海南，全国各地都有我们的咨询来电者。大二的时候我参加了青春热线，开始接触正规的咨询训练。也对心理咨询有了更加浓厚的兴趣，这也决定了我日后的职业选择。所以，在刚刚踏上工作岗位，成为一名中学团委书记的同时，我也同时成了一名中学的心理教师。        我出身于一个工人家庭，父母中年得女，如掌上明珠，对我宠爱有加。但年龄的差距也造成了亲子沟通上的一些困难。我们总有些像隔辈的人，彼此相爱，但却不容易相互理解。我的父母文化水平不高，夫妻关系不是很好，他们的争吵成了我童年记忆中非常重要的一段记忆。所以，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缺乏安全感，对人生的态度也比较消极。但也正是这样的一段经历让我开始关注心灵的问题让我积极去探索内心的平静与力量。热线咨询的助人经历，给了我许多许多。在那里，我学会怎样同情别人，帮助别人，而我自己也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成长和变化。        做团委书记和政教主任的三年，使我对人生的认识又有了新的突破。当我的角色从学生一下子变成了老师，一种责任感便很自然地进入我的教师使命。在每天与学生的接触中，我发现，许多学生的问题与家庭是不无关系的。我在孩子的身上总能看到家长的影子。家庭是一个孩子生存和成长的土壤，如果我们只从学生入手，而不关心他们的土壤，这些孩子便很难改变。        而当我们将一个孩子的问题放入他的整个生存环境，我们常常会发现他的表现是多么地无奈和令人同情。所以，我开始接受家长的咨询，也为家长讲一些课程。因为每一位父母都渴望自己的孩子成材，但每一位父母也都缺乏支持和经验，他们对孩子的变化没有心理准备，他们对如何教育孩子还存在着一些误区。作为父母，他们常常是孤军奋战的，很辛苦，也常常无助。        我到现在还是青春热线的志愿者，每月有两个晚上在那里值班，每次三小时。可以这么说，我是在热线长大的，从学生变成了老师，现在我已经是热线的督导了。在当教师的这段时间里，张丽丽接触过很多“问题”孩子，她发现，这些“问题孩子”的问题，大多与他们的青春期有关。有的孩子直接反映出“早恋”的问题，学校与家长都很紧张，怕影响孩子的学习。        她教过的一个女孩子，父母离异了，随母亲生活。她是个非常活泼外向的孩子，热情好动，好事，有点婆婆妈妈，她热衷的都是与学习无关的事，让家长与老师十分气恼。有一次她同一个学习很好的男孩子又好上了，学校的政教主任想把他们拆开，因为张丽丽与女孩儿平时的关系很好，就把这个任务交给她了，她当时是团委书记兼高一的心理课。张丽丽说:我与她谈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心思，因为我知道与这个年龄的孩子谈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们正处在青春反抗期，这个年龄的孩子不把成年人当成同一战线的，不管你与她关系多好，她都会认为你是在教训她。我问她:“你想过没有，这本来是两个人的事，老师为什么总是找你而不找他呢?”她说:“老师就总觉得我不是好孩子呗!”我又问她:“为什么人家总是怪你而不怪他呢?”这时她就哭了。我一找她，她就知道什么事了。她的学习成绩不好，她妈妈也来找过我，孩子出一点问题，家长往往就非常紧张，对于孩子的问题，家长与我们理解不一样，说话稍不注意家长就会很着急，回去就可能伤害孩子。上周五，我给初二的家长们讲亲子关系。孩子一到青春期，家长跟他们就会很难相处，有的家长事业有成，多难的事，他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可一到孩子的问题上却束手无策。孩子到初二的阶段，开始追求独立了，好多事不跟家长说了，对异性开始感兴趣了，对异性开始有一种探谜的心理。而这个时候家长往往非常紧张，怕孩子为此分散精力影响学习。我主要给家长们讲怎样与孩子沟通，首先要与孩子建立很好的关系，这样，孩子一般不容易出问题，或者即使出了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因为有个支持系统。其实，我认为，孩子的很多问题都在亲子关系这儿，亲子关系好，就会大事化小。家长要知道，孩子这个年龄会由一个很乖的孩子变成一个刺儿头。这不是坏事，恰恰说明孩子长大了，而不是成心与你作对。对此，家长要有心理准备，这样你对孩子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你平静了，与孩子相处就容易多了。有了思想准备以后，就是技巧的问题了。你要花一些时间去听孩子说，那个听，是真听，是很好奇地听，是关心，而不是边做饭边心不在焉地听。孩子出了问题，很多家长会自责，不知道该怎么当家长。她讲到这儿，让我很吃惊:以她的年龄，而且还没有做母亲，比我这个做了母亲，并且教育过孩子的人都明白许多。我问:你为什么这么年轻就这么懂家长的心理?        张丽丽说:因为我生长在一个经常争吵的家庭，所以从小就很敏感，对人有很细的观察。        同时，也能够体会不同的思考角度。在热线的咨询过程中，我看到过许多青春的生命挣扎与成长的过程，我对这些过程充满了敬意。它们让我懂得人生是不容易的。让我对生命充满敬畏，对每个生命个体也充满了欣赏和理解。而这些是任何简单的心理学课程都不能给予的。可以说心理咨询是一种以生命面对生命的工作。做咨询的人，自己的心中必须首先充满温暖和关爱。因此，在咨询工作中，我自己成长得特别快。我现在正在北大读心理咨询的研究生班，我希望能够将实践的经验与理论技巧更好地结合起来，完善自己的工作。我会告诉那些焦虑的家长，你当家长的时间也不长，也是第一次，也没有经验，犯一些错误也是很正常的。心理学有个很核心的概念，就是要相信人本身的力量，每个人生来都是有很大潜能的，都会自我发展得很好的。有的孩子所以出现问题，是因为他不能喜欢自己，不能接纳自己，不相信自己有潜能。        我问张丽丽:你现在喜欢自己吗?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自己的?        张丽丽说:我越来越喜欢自己了，这个过程很像蛇蜕皮一样，每脱下一层皮，眼前的世界就变得更明亮了。我告诉家长，让他们放松，人一放松就会有智慧了!在自责的时候，很多主意就被湮没了。我见过一些心理学的博士、硕士，学了那么多年，却没什么用。他关心别人吗?他喜欢自己吗?一个人如果不能先解放自己，那么他便不太可能去解放别人。因为心理咨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所使用的工具是我们自身。这个工具的好坏会影响到我们的工作成效。所以，我们需要将自己的状态调节到最好。只有这样，我们的工作才能更有意义。        我问:人为什么要喜欢自己?会不会变得过于自爱?张丽丽说:一个人如果不喜欢自己，就会产生自卑。比如他如果觉得自己脸长得不好，就会不自觉地避免让别人看到他的脸，就会老低着头，会觉得别人老盯着他的缺陷，就会误解别人，人格就会发生障碍，你想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少男少女情窦初开的时候，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就像花儿在开放时的美丽一样。如果哪个孩子对我说:我喜欢谁，我会说，好啊!第一次有个人让你辗转难眠、牵肠挂肚，多好啊!我对学生可能会说:你知道吗?你已经到了一个心理阶段了，喜欢一个人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我问她:孩会不会因为你的鼓励而早恋呢?        张丽丽很肯定地说:不会的。如果你坚决阻止，以后孩子有什么话就不再跟你说了。孩子第一次有这种感觉时，心理会很紧张，这时他恰恰特别需要帮助。有一个孩子就这样对我说:我特别想和一个走过人生的成年人交流，我的同学们的水平都差不多，我们的讨论总是不能解决问题。但我不敢对任何成人说，我们怕受到指责。你要相信，孩子心理上放松后，智慧就会出来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很多孩子出了事之后没人知道，在他特别需要帮助时，没有人能够从深层次了解他，陪着他一起走过来。应该说家长也是挺不容易的，他们不是专门研究少年心理的。我很想搞一个家长沙龙，进行一系列的培训。一般来说，中学生的家长最不容易，他们正处在中年，上有老下有少，而这时，孩子又处在一个特殊时期，不光学习紧张，而且正是人格发展与性格形成的时期，他对性发育的理解，对性本身的理解，他对与异性关系的理解，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而且对他以后的人生影响非常大。我问: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怎样与异性相处，甚至年纪很大了还是如此，这是不是与青春期的教育有关?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8)
    张丽丽说:人在青春期时，会第一次觉得异性对自己那么重要，愿意同异性很亲密，正是培养与异性相处的关键时期。但很多人错过了。我们不断地被告知，学习是第一任务，我们与异性交往的愿望被压抑了。很多成年人的问题，甚至很多五六十岁的人，到老都不知道如何与异性相处，都是青春期的问题。        我问:这确实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我甚至认为我自己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你认为应该怎么解决呢?        张丽丽说: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孩子在青春期能有一个陪伴者。所以我老强调亲子关系，这非常重要。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是最亲近的人。基于这点，我认为培训家长特别重要。比如我当时就有一种自卑心理，因此我就不知道怎样与男生相处。在青春期与异性相处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一旦错过了这个时期，往往就很难补救了。我总觉得，一辈子生活得很平稳很幸福，比当博士更重要。无论是家长还是其他的成人，我们都应该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考上大学并不是人生的最高准则，而只是一个开始，我们不能用一时的分数将未来的幸福抹杀掉。        我问她: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恋爱的?你觉得你会与异性相处吗?        张丽丽坦诚地说:我大一就开始谈恋爱了，他是我的同学，也是青春热线的志愿者。我们一直关系很好，相濡以沫，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和接纳。我一直在研究性教育，因此我知道男性与女性不同的心理特征，因此我们发生矛盾时沟通起来也很容易。他在中科院工作，现在也仍然是热线的志愿者。学习与异性交往的知识以及两性间的不同，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世界是由两性构成的，我们不但要与一个异性相处到老，而且生活中还要与众多异性相处，所以我课堂上的重点就是这块儿。        我在心理课上给孩子们出过这样一个题目，让男生与女生各自写下自己最喜欢的异性，这让孩子们很兴奋，很积极地参与。男生会列出很多，第一都是漂亮的，然后有善良的、温柔的、听话的，让我感到很有趣的是很多男生还会写上:孝顺的。看来他们对这点也很看重。女生会写幽默的，帅的，有钱的，可靠的。        这时我告诉他们:十全十美的人是没有的，我让他们依次删去不太重要的，或者只留最重要的一项，女生最后就剩下安全。有的男生就会说，只要是个女的就行。        我让他们猜对方最后剩的最重要的一项是什么，他们猜得都不对。于是，我就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他们男女之间是有差异的。女孩子一般会要求安全的关系，所以许多女孩子总有一两个知心朋友，互相谈点儿小秘密。而男孩子会比较现实，理性，对性往往比女孩子感兴趣得多。比如男孩子会提到孝顺，在感情上却比较简单，没有女孩子涉及得那么多。我会把结果让他们互相看，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总是喜欢按自己的想法去推测对方，这时就会产生误解。而且男生与女生性最活跃的时期是不一样的，比如男性在十几岁左右，而女性常常要到三十岁左右。男生往往对性比女生知道得多很多，他会非常感兴趣，去探索。        为什么有的孩子会发生性行为?男孩子会推测女孩子:她是愿意的。而女孩子会认为:我这是为他付出了，他会感激的。两性心理的不同会造成两性交往中的许多误会和悲剧。男生会把感情与性分得很清楚，女生把感情与性混为一谈，所以容易发生偏差，对性就会有误解。        测试完了，我会与孩子们讨论，让他们有一个概念:男女确实不一样，不要拿自己的心理去猜对方，你不要觉得你愿意对方就一定愿意，即使双方都愿意，愿意的理由也是不同的，对对方的期待更是存在很大的差异。男女是需要沟通的。孩子们不会想到男女之间有这么大的差别，他也不会想到他跟一个异性要共度终生，因此学会与异性相处有多么重要!知道这一点，知道你不仅要与爱人相处，还要与异性的朋友、同事相处一生，如果你不懂相处之道的话，很多烦恼都源于此。        我们的家长总是教育孩子:你要怎么做，不要怎么做。而在青春期，日益加强的独立性会让他们对家长的话做出不同的选择。真正有意义的是让孩子了解真相，然后帮助他们共同去面对。        我觉得青春期性教育的重点不是要不要发生性关系，这太可笑了!我们教了半天，难道就为了这个吗?我们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比较健康、比较美好的人生，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让孩子们学会欣赏自己，并且能在欣赏中成长变化，从而体验享受生命的感觉，这是最重要的。        比如，我们曾经在学校中发现有一对高中生动作很亲密。老师们对此非常担心。但在与学生的谈话中，这两个学生对老师非常抵触，男孩子说:“你们想怎么办怎么办吧，什么事由我负责。”与学校非常对立。后来有一个老师提出:给孩子们开一个讲座吧，给我出的题目是给女孩儿讲怎么自尊自爱。有的老师认为是这个女孩儿的问题，因为男生比她低一年级。我当时想，得选一个好的角度，否则就变成教训孩子了。这个年龄的孩子正处于青春反抗期，你想阻止他们，他们不会听，越阻止，他们反抗性越强，有时会适得其反。于是我在心理课上讲男女在生物性上的不同导致了他们认识上的不同。男性的精子很多，而女性的卵子只有一个，所以他们在生理上的投资是不一样的。女性更重视关系的稳定，而男性会不断地寻找新的异性来传递基因，这是他们的生物性决定的。包括从心理上来讲，在男性的活跃期，男性会把性与成就放在一起。        我这时才谈到什么叫女性的自尊，要从不同的层面来追求自尊，不仅是生理上的，还有心理上和社会的角度追求自尊，从而选择自己的行为。因为不了解社会，孩子们会受媒体的影响，比如现在炒得很厉害的“木子美”，会让孩子认为性很时髦，认为性是无所谓的事。很多孩子在中学压力很大，一上大学，压力小了，就会急于去尝试。我告诉他们，不要认为只是老师在强迫他们，其实媒体的一些东西也以时尚的方式来操纵强迫他们。让孩子们真正了解自己的内心想要什么，而不是被别人所左右，这才是真正的自尊与独立。我有个做时尚杂志的朋友对我说:什么是时尚?我说什么是时尚什么就是时尚。而中学的孩子是最容易受影响的，并把这些当作很个性的东西来崇拜。        说到恋爱，要问孩子:我为什么要恋爱，因为时尚?因为大家都恋爱了而我没恋爱才恋爱?还是我生活中真的需要这么一个异性?这是有差别的。什么叫尊重自己?要清楚这个人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才叫尊重自己。        我给孩子们讲了以后，他们非常感兴趣，就会慢慢来找我咨询，于是我就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他们，陪伴他们，与他们讨论。我没指望我的讲座给他们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每天每时影响他们的因素太多了，我只是给他们一个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孩子们总是从父母与老师那里得到这样的信息:青春期不应该早恋，否则就是坏孩子，因而压力很大。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感情不是水龙头，说关掉就可以关掉，所以很多孩子其实是每天在矛盾中挣扎，想忘忘不掉，不忘又自责。他们过得很不快乐，而且这种压抑会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痕迹。如果痕迹很深，或者有一些误解，就可能造成终身的问题。而如果你告诉他们:你这个年龄能找到一个喜欢的人是很幸运的，而且是正常的。这样他就放松了，就会学会理智，不会纠缠在里面。        我教的一个孩子，她初一时喜欢一个男孩儿，因为那个男生长得很帅，像她的一个偶像。她是很勤奋但成绩不是很好的女孩子，为此她很自责。我对她说:“这很好啊!喜欢一个人，又能天天见到他，这没什么，不会影响学习的。”她就放松了，后来她又喜欢另一个男生了，问我:“我是不是很花心哪?”我告诉她:“这没什么，这个时期的感情就是这样不稳定的。就像你走进一座花园，能看到各种的花，也能被不同的花所吸引。但是真要把它搬到家里去时，就要慎重了，要考虑家里的条件适不适合它的生长，能不能养好等因素了。所以，选择一朵花，需要成熟的考虑和负责的决定。”她告诉我:“我喜欢第一个男孩儿是因为他帅，喜欢第二个男孩儿是因为他幽默，会讨女孩儿喜欢。”我告诉她:“等你长大了，你会发现每个男孩儿都有他的可爱之处。”于是她不再责备自己，她最近告诉我，那个男孩儿也很喜欢她，他们俩都要好好学习。        我很担心地问了一句:你认为他们早恋好不好?张丽丽马上回应了一句:他们没有早恋!就是一种朦胧的感情，就是女孩子自己老在挣扎，老在想。而那个男孩子早就知道她的想法，后来自己主动调换了座位，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现在两个人都在努力，希望考上理想的学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地在一起过。        我问:你能不能把你的工作对我说说?        她说:我给孩子们上心理课，为他们单独进行心理咨询，组织男生日、女生日，把家长们请到学校来给他们讲青春期男生女生的变化，让孩子们座谈，让孩子们说说，在青春期希望家长告诉他们什么。我还与金色雨林青少年发展公司的一位心理学博士合作，给家长们讲如何对待孩子青春期的变化。都是与青春期心理有关。我们学校是北京市青春健康项目的试点校，开展青春期性教育的各种活动，在同学中间找主持人，先培训小主持人，然后让主持人再给同学们讲，通过同伴教育，让孩子们知道性的发育、艾滋病预防等知识，包括朋友是如何相处、收到异性的纸条怎么办、今后的人生怎样设计等课。        青春期是发育的关键时期，生理和心理都面临最大的挑战，而且也奠定成人后的认识基础。在高三这个阶段，学习非常紧张，很多学习很好的孩子出现问题，不是学习的问题，而是自我认识的问题。人际关系，包括同性、异性，积累起来，成为孩子生命中的一个坎儿，每到关键时刻就过不去。我在热线做成人咨询时，发现很多人的问题能追溯到这个时期。比如有个孩子，青春期父母管教得非常严，特别是他的母亲很严厉。他出现手淫的现象，让母亲给压抑住了。成年后这个问题总是解决不了，于是他就不断地找人咨询:手淫到底有没有害?他的父母没办法，只好把他送到外地去，结果他还是解脱不出来，还是不断地想方设法问这个问题。从外表看，这个孩子高高的，长得很帅，可心理上就是摆脱不了青春期在他心理上留下的阴影，生活上也处处不顺。本来学习很好的一个孩子，因为这个问题高考也没考好，后来一系列的生活问题都没处理好，很可悲。而这样的父母我们还可以经常见到。        我一直强调孩子要了解男女的不同，这不光关系到他们结婚后的幸福，而且他们有一天也要当家长，如果他们自己的问题不解决，对孩子的教育就会有问题，他们的孩子到青春期也肯定会出毛病。有的家长就问我:“孩子为什么会手淫?为什么会这么下流?”有的妈妈为了防止孩子手淫，就和孩子住在一个屋里，只要一听到孩子有动静就开灯，不让他这么做。我告诉她，你千万别这样!这对孩子非常不好，以后他的性功能都会有问题。这样会制造悲剧，太可怕了!        这也是差异的表现:女性认为这不能接受，妈妈常常接受不了，但这对男性来说却很正常，爸爸可能不那么激烈，对妈妈常常是很大的冲击。我发现，在管教孩子上，父母往往不同，孩子的一些问题，妈妈常很在意，爸爸不当回事。而且很多家庭是妈妈管得多，于是很多矛盾发生在母子之间。        我问她:我很想问你一个也许不那么合适的问题，如果你有一个孩子，假如他早恋了，你在乎吗?        张丽丽说:我肯定在乎。因为那是她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阶段，表明她进入了不同的时期。我会很快参与进去，和她共同讨论一些问题，也告诉她一些应该了解的东西。我们会比较深入地去谈两性的话题，去归纳我们不同的理解。我会和她一起去欣赏生命中的这个美好季节，也去共同面对这个季节里一些苦涩和难题。        

欲说还羞性教育欲说还羞性教育(9)
    我问她:你能不能把你的经验为家长归纳几点?        张丽丽说:第一，家长自己的心态要放松。明白孩子的变化是成长中的必然过程，有一个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要将孩的不听话看成是针对自己，要明白他只是希望借此能感受到自己的独立。家长放松了，看待事物的视角也就变化了，亲子关系也会更融洽一些。第二，能够欣赏孩子成长的过程。他们遇到的问题、困难都是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你要和他一起欣赏这个过程。成长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指望人人都有捷径可寻，可以不经历痛苦就一下子长大。孩子的每个问题其实都是他们成长的机会，不要抱怨问题，而要抓住机会。让生命中每件事都能成为滋养的力量，这是家长和孩子都需要学习的能力。        第三，要做孩子心灵的陪伴者。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孩子的成长过程是孤单的。青春期的孩子尤其容易感受孤独。不要被他们表面的倔强所欺骗，他们的内心依然脆弱。他们每天也都在呼唤关注和理解。所以，陪伴非常重要，它能给孩子安全感，让他们可以大胆地探索，可以给他人以信任。没有这种陪伴，他们的人生都会感到孤单。        第四，要相信孩子。首先要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的人格力量，在关键时刻孩子会想到你，会把握自己。家长对于孩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你一手带大。你的世界观，你的人生态度一定会潜移默化地传给你的孩子。所以，如果你对自己是信任的，那么你也应该信任自己的孩子。因为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父母的嘱托都会第一个跳入脑海。只要孩子与你是彼此相爱的，关键时刻，你们就会彼此牵挂。        青春期性教育，一直是我感到十分困惑的问题:应该给孩子们讲些什么?讲到什么程度?作为成年人，我们怎样才能坦然面对孩子那双纯洁的眼睛，去讲那些我们自己都脸红的事情?这真是个大难题。别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本不是教育家，对于性教育我们更是外行了，说深了不是，说浅了也不是……我们自个儿就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对性知识不是无师自通就是道听途说的，根本谈不上系统，怎么去教育他们?        采访陆小娅和张丽丽以后，我发觉，原来让我觉得那么困难的一件事，一下子竟变得简单了:我们用不着防贼似的盯着孩子们，防止他们早恋。在他们经历青春期这个“危险年龄”后果，相信他们的智慧，帮助他们从那些青春的“坎儿”上迈过去。        不过，掌握一些技巧也很重要。如果你正在经历这种困惑，我不妨给你出点主意:首先，你不必刻意安排与孩子谈性问题的谈话。正襟危坐地谈一件我们打小儿就羞于启齿的事，不仅你难堪，孩子也会尴尬。你可以利用这样一些机会，比如一起上厕所、孩子的生日、你们的结婚纪念日、孩子玩过家家、照顾小动物……可以趁着观察动、植物的机会，解释生物如何由传递花粉及交配来繁衍生命。告诉他们，这是生物的本能，是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们一起看电视，新闻中有关两性相处、青少年怀孕或强暴事件时，听听孩子的看法，甚至和孩子一起观看讨论两性关系的节目。如果你很坦然，孩子也就不紧张了。你还可作“道貌岸然”状，当孩子说“小鸡鸡”时，你用术语告诉他:学名叫“阴茎”。在讲述生殖器官时，尽可能用科学、中性的术语代替暧昧的、含混的、带有贬意的俗语。特别是孩子问你一些有关性的问题时，千万别烦!这可是性教育的好机会，如果你能回答得很巧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就会非常有利。如果你答不出来，也别不懂装懂，索性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会想办法找到答案的。应该让孩子知道，你不是无所不能，你们可以一起查资料，一起讨论。一位性教育方面的专家认为:性教育的“度”，应该根据孩子各年龄阶段所表现的特点来掌握。既不要让孩子听不懂，也不要在听得懂的时候回避一些问题。        不过，千万别以为性教育就是讲男女的生殖器官，我们不仅要给孩子们讲性的生理结构，更要告诉他们两性间由于生理的不同而导致的心理的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看问题角度的不同、理解力的不同。知道两性间本质的差异，就会让他们成年之后与异性产生许许多多的误解。比让他们了解的生理结构更重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性的社会学含义，让他们知道性行为的后果、责任、权利、义务，性的美学价值，它与人生、与幸福的种种关系……我们不仅要教给他们“性”，更重要的是要教给他们“爱”的能力，不懂得爱，性行为就蜕变成纯粹的动物性活动。不懂得爱，他肯定得不到幸福!        别跟我说你自己都不懂这些!既然为人父母，就要学着去做个称职的父母，什么时候学都不晚!这些知识不仅对孩子重要，对我们的人生同样重要。因为你一旦成了母亲，这个角色就是终生的———和孩子一起成长吧!        其次，如果你觉得这样还是难以启齿，还可以采用“曲线救国”的方式，用信件与孩子交流。不过交流前，你先得补补课，买点儿相关的书看看，有针对性的写给他们。至于写什么内容，就“各庄有各庄的高招儿”了。        信可以放在他的书桌或床上，这样大家都不会感到尴尬，他也许会期待下一封信的出现。如果他主动问你一些问题，就太令人欢欣鼓舞了，说明你的方法很管用。用点儿心思，写得有点儿文采，让他感兴趣，别让他觉得你老帽儿，这样他才听得进去。        再次，你可以选择有关性教育的书籍让他（她）阅读。也许你会担心:看这种书，会不会反而让孩子对性问题更感兴趣了?这种担心我觉得多余，因为声讯台的小姐、地摊上的非法出版物和各种孩子们唾手可得的包含性爱内容的成人杂志，早就捷足先登了，反正他想看的东西都能看到，社会上芜杂的信息时时都在影响你的孩子。你不可能为他创造一个纯之又纯的环境———水至清则无鱼。        既然如此，不如先下手为强!让孩子阅读这些由专家写的性教育书籍，绝对是有益的。我所知道的这类书有:《知心博士与年轻父母谈性》《我们的青春我们的身体》《当代人的七情六欲》等。        最好把这些书悄悄地放在孩子能够发现的地方。你放心，他肯定能找到，并且一定会看的————好奇心使然。如果孩子装出生气的样子说:“谁把这种书放在我这里?”就表示他已经看完了。你不必再问孩子的感受，悄没声儿把书拿回来就是。要知道，孩子和咱们一样，有时也爱假装正人君子。        如果发现孩子看了黄色的书籍，也不必太紧张。天不会因此就塌下来，可能你自个儿年轻时也偷偷看过这类东西。如果你说不许，他反而越发好奇。要知道，“不许”对青春期的孩子多半没用。但你不能因此掉以轻心，你可以假装无意地给他讲色情文化对孩子产生危害的故事，要让他知道后果，让孩子有防范意识。结尾我们每个人，是否问过自己这样一些问题:我一生要学多少知识?哪些知识对于我获得幸福至关重要?        我的回答是（个人观点，仅供参考）:首先是谋生的知识。保证我在一生中的物质生活，得有饭吃嘛。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知识对我也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知识是保证我的生命质和幸福感的，比如健康知识、为人处世的知识等等，性知识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我们的教育者，是否想过这样一个问题:在性的教育中，我们要教给孩子们哪些知识?仅仅是教给他们性的生理结构、男人与女人有哪些不同吗?我们自己是怎么认识性的?如果仅仅把性看成一种冲动、一种生物性的发泄，我们将在文明的道路上倒退多远?我们以往的性教育有什么缺陷?        在今天，对孩子们的性教育，早已不是教与不教的问题。因为我们不教，洗脚城老板、        “小姐”们和非法出版商就见缝插针了。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教?我们只教给他们性，不教给他们爱，行吗?不教给他们自我保护的意识，不教给他们尊重别人的意识，不教给他们正确的社会道德规范，行吗?        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人的青春期，性教育的缺失，会导致什么后果?我想，后果无非是两个方面:一个后果是被误导，从而导致性道德扭曲，以及堕胎、性病、性犯罪;另一个后果也不可忽视，那就是性知识的缺失而导致的人格障碍和婚姻畸形，以及性无能等生理疾患。        曾有专家这样描述我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性教育情景:假如想让一个孩子对脚趾头有罪恶感，很简单，当幼儿第一次摸脚趾的时候，就严厉申斥他，再摸就骂他:“羞，丢人!”命令他立刻穿上袜子，不能让别人看见，也不许看别人的。我们教他身体各个部位的名称，就是不教脚趾;但凡问题涉及脚趾，全都避而不答，或者支支吾吾，或者骂他一顿。你成功了，孩子对脚趾的罪恶感形成了。        所以，有人说，我们一代一代的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文化氛围中无师自通，在黑暗中摸索，造就了大量的人格障碍和不幸婚姻。        有一位妇产科医生谈到她的一位女病人:“病人自诉婚后十年未孕，做妇科检查时发现，她根本就无阴道（医学上叫先天性无阴道，一种发育畸形）、尿道口变大。他们就这样过了十年的夫妻生活!”        这个例子也许太极端了，但生活中，因为不了解生殖、生理知识而在婚后性生活中出现偏差的例子，则数不胜数。我又要回到这篇文章开头的那个年代，当时我以为整个宿舍的女兵里，只有我一个人不懂什么叫“发生关系”，到了晚上熄灯后大家讨论起来，我才发现，所有人都不懂!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在懵懵懂懂中走入婚姻的。        对性，我们确实是无师自通的。通是通了，可是，我们具备健康的性心理、基本的性知识吗?我们了解两性间的生理与心理差异吗?我们只是能“性”，却不懂“性”。在我们那个年代出生的女人中，由于缺乏性知识，很多人一生都没有经历过性高潮，很多人一辈子都不懂得如何与异性相处，很多夫妻因为误解与吵闹离婚了，很多夫妻一辈子生活在误解与冲突中———我们这一代人，确实在一个相对“纯洁”的环境中长大，没有“小姐”和非法出版商误导我们，可是怎样呢?在我们的生命中，多少烦恼与痛苦都源于性教育的缺失?        即使在今天，有些悲剧仍然在重演。我在网上还看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学习成绩很优秀的中学生，由于偶然目睹父母作爱的场面，使得他意识中的美丑标准全部崩溃，因而陷入极度的心理冲突之中。后来这个学生采取诱骗他人看录像的手段，在自己的家里强奸了同班的4名女同学，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在审讯时，他不断强调这样一句话:“每个人都在这样做，你们难道不做吗?而且我也亲眼看到了父母亲也一样在做，为什么我是强奸而别人不是?”有一个现象一直让我感到困惑:我的朋友们的孩子里，有两类孩子比较典型。一类是好孩子，这些孩子一般比较听家长与老师的话，一心只读“圣贤书”，学习成绩很好，常常是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的学生。这类孩子一般不早恋，但他们长大后却常常面临另一种困扰————不少人老大不小了，虽然人很优秀，却总是“情场失意”，沦落成单身“白领”。还        有一类孩子，学习成绩老是上不去，却早恋、吸烟、结伙打架，让家长操心不已，忧心忡忡。我的一位朋友的女儿，正值花季，无论家长怎么督促，着急上火，报了多少个辅导班也没用，学习就是毫无起色。惟独有一点，特别招男孩子的喜欢，照别人的话说就是:谈恋爱一门灵!她的妈妈最后也看开了:哎，反正女孩子嘛，干得好不如嫁得好，随她去了。我们做父母、做老师的，头痛的就是这种谈恋爱“一门灵”的孩子，怕他们误入歧途。        可是，难道好孩子就不用进行性教育了?我们当父母的，都巴不得孩子只知学习不管其他，连帮我们干一点儿家务活，操劳的母亲们也会马上说:“得了，你别干了，快学习去吧，马上就中考了，时间多呀!”还别说让他们分心去想别的了。我们巴不得他们纯之又纯，巴不得他们能考上重点中学、重点大学，然后留学，我们脸上就有光了，跟别人说起孩子就备觉有面子。可是，我们的孩子也是人哪，也是有血有肉的活物啊，也有七情六欲呀!他们不是一架学习的机器!错过了花季，他们的某些能力就丧失了。他们一门心思就知道学习，当他们终于从桌上抬起头来的时候，已经错过了“干柴烈火”的激情年代，同龄人孩子都领上了，而他们四顾茫然，形影相吊，他们的一生会幸福吗?        主编《青少年性健康教育丛书》的陈一筠教授，曾经讲过一个男孩子的故事:这个孩子叫小钟，是一个让老师和家长都颇感到骄傲的孩子，品学兼优，是班上的学习委员。因为经常与班长小琴在一起商量班委会的工作，有的同学就认为他们在谈恋爱。可是两个单纯的孩子并未注意到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于是他们做了一件傻事:为了商量班级学科比赛的事情，两个孩子竟约在一家电影院的门口会合———在一般人印象中这是恋人们约会的场所。他们没当过恋人，怎么知道这是约会的地方?无巧不成书，他们见面的时候偏偏被一名老师“抓奸捉双”，老师误认为两人是约会看电影，根本不听他们的解释，通知了双方的家长，结果小钟被父亲暴打一顿。        这场早恋风波后，小钟果然如父母所愿，努力学习，对女同学避而远之。后来他考上重点大学然后出国留学，最后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在求学的过程中，他仍然是“一心只读圣贤书”，和异性没有任何交往。等到小钟28岁还没有结交女朋友的时候，当初反对儿子“早恋”的父母着急了，他们找到陈教授，希望能够为自己的孩子介绍一个女朋友。陈教授为他物色了一个挺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但见面当天，小钟就迟到了40分钟。后来陈教授才知道，他并不是没有时间观念，而是一直在家里磨蹭，不敢出来。见面以后，他也一直坐在一边，低头吃花生，根本不敢和那姑娘交谈。为了给两人制造机会，陈教授让他们出去走走，结果不到10分钟姑娘就打电话过来，说小钟一下楼，就自顾自地乘车回去了。        陈教授认为:因为青春期的遭遇，使小钟对异性交往产生了恐惧，此后也一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于是出现了性格上的缺陷，因而一直找不到女朋友。而一个人学识再丰富，也很难弥补这一段青春期的伤害。婚姻也是一项事业，而且是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因此也需要经营。而在青春期和异性交往就是一个最好的“岗前培训”，学习与异性接触交往，为以后的婚姻家庭作准备。现在中国离婚率日渐升高，有很多并非夫妻双方的错，而是因为双方对婚姻的“无知”，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没有经过“早恋”这个“岗前培训”，没有学会对异性的平等和尊重，匆匆“上岗”，最后只能“失业”。        我们作父母的，哪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成为工程师、科学家、外交家、艺术家?我们甚至不惜血本地将所有积蓄拿出来让他们留学……为什么?不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让他们在社会上扮演一个成功的角色?但我们也许忘了:我们的孩子不仅要成为一个什么“家”，他更要成为一个好男人、好女人、好妻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母亲，而且他要同异性的亲人、朋友、上司、下属相处终生!生殖健康、性心理健康和人格的健康，将决定他们能否获得正常、幸福的生活。在这方面，他们同样需要接受良好的教育，才会拥有美满的人生。就算他再成功，挣的钱再多，可是打一辈子光棍儿，你们做父母的愿意吗?在写这篇报告文学的过程中，我一直在追索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特别重视青春期的性教育?仅仅是为了防止少女怀孕?仅仅是为了防止青少年犯罪?仅仅是为了让他们不得性病、艾滋病?        也许这些都很重要，然而，更重要的是，通过正确的性教育，让他们懂得正确的性知识，培养健康的人格，顺利地度过“危险丛生”的青春期;让他们通过这种教育，领悟人生、理解人生、享受人生。        我们的孩子们，应该有一个比我们幸福的人生。因为我们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