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yinhang.com:中国人历来就是东亚病夫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0 10:19:27
  日前,媒体报道重庆市近万名应届高中选择不参加高考。获悉,颇有诸多感想触之笔端。

西元1904年,长沙玉楼春菜馆开张,撰一联曰:“要汤以割,见尧于羹。”今天重读此联,感慨万千。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病过去,一病又来。虽然朝代有更替,人事有代谢,然古人、今人都一样有病,每个时代都有其“病”,其势其理不得不然。故称中国人曰:东亚病夫。

王国维《殷周制度论》云:“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子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 后来,有人反驳王国维,说商代末期立嫡与兄终弟继曾一度并行,所以殷周之变的“立嫡之制”一论难以成立。继而,有人提出中国文化在于“周秦之变”。秦始皇统一天下,建立帝制国家,废除封建制,推行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统治。

封建时代(秦以前),“中国人”之“病”在血统。血统不好,命运卑微,不管后天怎么样的努力奋斗,都无济于事。周礼在权力分配上,实行世袭制。不论人的品德与才能,只论其是否为嫡长子。若是庶出子孙,即使最有才能与品德,也只能遵守游戏规则,安分守己做螺丝钉。在封建主的私人领地内,封建主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利。可以这么说,立嫡之制是生殖器决定一切。嫡长子未必代代天赋异秉,而庶出的子孙或士农未必代代庸俗无能。这势必引发矛盾冲突。所以明代湖南思想家王船山先生在《读通鉴论》第一卷说:“古者诸侯世国,而后大夫缘之以世官,势所必滥也。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而天之生才也无择,则士有顽而农有秀;秀不能终屈于顽,而相乘以兴,又势所必激也。” 因“血统”之病,所以产生有春秋公羊学。

秦汉及其以下,实现选举制。“官”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精英”。两汉至隋开科举以前,选举制多以道德相品题。后因豪强把持选举制,因陈积弊,导致名实相违。曹操一反成法,改为“唯才是举”。科举成为改变命运的主要途径之后,学而优则仕,读书被认为是上上签。所以古语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考得功名,就有资格做官。做大官就可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选举时代(秦汉至清末)的“病”在“仕”。一本《儒林外史》,写的就是那个时代人们心中的“病”。虽然范进得了疯病,被岳父胡屠夫一巴掌“治”好了,但病根未去。虽然中医不治已病能治未病,但至今也没配伍出一副治疗中国人这种心病的良药,甚为遗憾。

当官了,叫“入流”,即进入既得利益集团,有权有势,自然有名有利。尤其是当大官了,各种东西纷至沓来,要什么就有什么。不当官,无权无势,没什么社会地位,也没什么名誉,不仅被人鄙视,而且还受尽各种剥削与压迫。像李白、杜甫,他们的“病”就是想当大官。“官人”一词的由来与流行,我没考证,据说从宋代开始,社会流行将男人称作“官人”,即当官的人。像《金瓶梅》里的土地主西门庆,虽然不是什么官,王婆还是称呼他为“西门大官人”,相当于今日的“老板”、“董事长”、“总经理”、“老总”。

在今天,当官在某些方面固然如同以前,但金钱已成为当前的主要的“病”。当今时代, “商”成为“精英”、“英雄”,与“官”分势。所以,“老板”、“董事长”、“总经理”、“老总”成为一种引以为豪的身份。古人趋炎附势大多是攀附权贵,今天则大多是攀附富豪。

在选举时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在当今时代,世俗观念认为金钱是衡量一个人能力大小的标准。有钱则社会地位高,没钱则受人鄙视。套用古语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致富高。”致富的途径与手段并不靠读书,读书难以实现致富的目的。尤其是读书反而需要大笔金钱,投入太大,产出很小,收支失衡的情况下,大部分人自然不愿意读书,选择去经商。即使开一个小杂货铺,或许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也或发家致富。对于尘世间众生而言,既然如此,“何必读书?”(《论语·先进》)

纵观古今,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病”。此病人人种之,其毒入心髓,如干柴烈火,逢风愈猛,愈久弥狂。虽“病”之名不同,或爵或得,或官或商,或权或钱,然其状一样,其势相同,如水之就下,其理不得不然。因这些病毒的侵植,暴力与贪婪扼杀了民族的良知,愚昧和无耻孕育了低劣的族群。

 

黄守愚于阕一庐

己丑季春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