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书总序一

作者：张正明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第一批的《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四册即将付梓出版，这是为我国的工商企业家和商业文化爱好者精心准备的一套系列丛书。应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的热情邀请，特作此序。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发展、完善，我国的经济实力已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提高。今天，人们真正认识了发展经济的重要性，也越来越肯定了工商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种认识过程是通过不断地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而逐步得来的，实属不易。
    中国自古以来对工商业评价甚低，“百工”、“商贾”都在九流之末。封建社会自给自足，历来重视农耕，轻视工商业，把农耕称为“本”，而将工商业称为“末”，几千年来都是扬本抑末。实际上，这也是社会发展停滞、中国处于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从近代以后，直到我国改革开放之前，虽然对于工业有所肯定，即肯定了生产，但对于商业发展，对于需求的认识仍然处在十分低下的水平。轻视商业的观念从正统理论到民间意识都十分严重。工商业实际是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的血液和血管，是将社会的养分给予社会机体，使之能健康运行的唯一办法和通道。有之旺之，则经济发达，无之少之，则经济萎缩。中国经济的发展正在证明着这一道理。所以中国的工商业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艰苦的历史阶段，这种发展和认识的提高可能要贯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的全过程。
    明清时代，尤其是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都要求工商业更快地发展，由此产生了中国商人在各个地区生存发展、艰苦奋斗、辉煌衰落、五光十色的历史。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上的工商业前辈们的爱国精神、进取精神、探索精神、奋斗精神和公益精神，以及经济之道、营销谋略有十分重要的教益和补益，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化传承和借鉴作用。我想，这就是出版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
    从第一批出版的四个分册中已经能够看到，各时期、各地的商人在历史上有着许多共同的特征和性格。由于发展的大环境恶劣，中国的工商业前辈们的创业和发展都要花极大的气力，鼓极大的勇气，几乎所有成功者都是通过艰苦的奋斗、百般的挫折、几番上下才得以创业、发展。工商业前辈们在事业有成之后，绝大多数都能造福乡里，都提倡爱国爱家。当财富逐步增长之后，他们大都展现出一种积极的学习精神，包括对于经营的学习和对中国文化的学习。在经营的企业和事业达到较大规模时，他们也大都恪守诚信和信誉。以上特点是中国商人的共性，直到今日，我国的企业家和经营者仍然有这些“商人性格”。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地域广大，经济发展不平衡，环境差异也很大，这就使中国商人有着许许多多各自的地域特征。例如，徽商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结合最紧密，以后江苏、浙江、上海等地商人文化层次属最高。晋商以聚财和理财为特点，已经从单纯经营商品货物发展到经营金融产品，成为中国早期的比较高层次的市场经济的代表。京商大多经营与皇家消费有关的产品，如衣、食、药等，而作为一国之都的经营者，他们来自五湖四海，是“门户之见”最少的商帮。津商则以其较早对外开埠的地位，形成融东西方文化于一体的经营理念。纵观这些地域特点，不难发现，直到现代，这些不同地域、不同籍贯的经营者仍然具备这些特质，如长江流域的经营者文令较足，山西的经营者聚财敛财能力强，北京的经营者豁然大度，天津的经营者精明细致。当然，如果仔细挖掘，我们还能找到老一辈工商业者与现在的工商企业家们的行业传承和文化传承关系。这种独特的文化性也是本套丛书的特点。
    在这里我想多说两句有关“诚信”、“信用”的问题。原因是，我国国有企业正处在转型改革之中，而民营企业则处在一个升级换代的攀登时期。这是一个“诚信”和“信用”的建立时期和发挥重大作用的时期。中国商界前辈们无论处于何时何代，都将“诚实守信”作为基本的经营信条，尤其是大企业家和大商业家就更提倡诚信。这也成为各地工商企业做大做长的根本原因之一。从我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中国商人的诚信、信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礼知信”完全结合，所以当经营达到一定规模后，中国的传统文化自然而然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撑，使经营者们从文化的传承中就可以达到诚信的结果，并运用在商战当中。另一方面，从经济发展的规律来说，诚信、信用则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趋势。
    100多年前，恩格斯在其著作《〈英国工人阶段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曾将诚信、信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规律之一。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愈发展，它就愈不能采用作为它早期阶段的特征的那些琐细的哄骗和欺诈手段。”他在描写当时英国、德国经济发展阶段时提出：“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德国的许多情况似乎也改变了……先给人们送上一些好的样品，然后再把蹩脚的货物送去，……已经不合算了，哪里时间就是金钱，哪里商业道德必然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伦理的热狂，而纯粹是为了不白费时间和劳动。”因此，发展到一定规模的企业必须建立道德规范，首先是经济规律之一，因为大企业用不道德的办法去坑蒙消费者，将丧失效率和竞争能力，它的损失将会非常巨大，绝对得不偿失。我国经济发展已经上了几个台阶，许多企业的经营规模都已经达到大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这个时候，是守信用、讲诚信能使企业做强做大做长，还是用不信用的办法能使企业发展，应当是不言自明的道理。实际上，在资讯越来越发达的现代，不要说不讲信用，即便是生产经营中有技术漏洞也可以使具备相当规模的企业毁于一旦。既有经济发展的规律，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可以相信，富有中国特色的以诚信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商业道德体系一定会逐步建立起来，中国商界一定会继续铸造出讲诚信、讲信用的众多儒商和“百年老店”。
    自明清时期一直到近现代的中国各地商人，虽然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夹缝中生存，但仍逆流而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和社会辉煌。然而，就像大江流水一样，有起有落，有兴有衰。究其原因，自然各有各的缘由，但根本原因，还是前期的封建社会形态和后期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态阻碍了经济的发展，使传统的中国商人不可能成为经济主角或社会主角，而最终衰落。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多年，则是中国经济发展和工商业发展的一个全新时期，也使中国真正走上了富国富民的现代化道路。我们所有的工商业者都应倍加珍惜这个机遇，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建设和谐社会贡献自己的才智和力量。这也是这套丛书对于今天读者的一种启示。
    这套丛书的作者均是各地经济史和商业史的长期研究者，全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应是一部介绍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历程的好读本。一地商人为一分册，体例基本相同，文字平和，采用纪实写法，以叙事为主兼有评说。既写出了中国商人光彩的一面，又不掩其弱点和一定之恶习，还中国商人的本来面目。为增加感性认识和可读性，还收入了许多图片和商业谚语。
    据出版规划，本次四本为第一批，以后还将陆续推出其它地区分册。希望读者阅读后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的出版能更合读者意愿。
    胡德平（用手写签字）

丛书总序二

 

    《中国商人谋略坊》丛书的第一批四本著作终于和读者见面了，它们是：《话说徽商》《话说晋商》《话说京商》《话说津商》。本丛书的策划者兼责任编辑寿乐英女士，在开始筹划这套丛书时就与我探讨过它的主体内容和布局结构，现在又读了这第一批出版的四本书，觉得其涵义所在是欲将中国近代（有的商帮上朔到明清时期）各地各业商人的经营之道、处世之理总结出来，形之于书，传之于世，继之于今。正如寿乐英女士在《丛书编后记》中所说：“这套丛书讲述的是近代中国各地商人的传奇故事，展现的是异彩纷呈，悲喜交织的商战大戏。丛书名中的谋略是广义的谋略，不仅包括经营的谋略，更包括人生的大方略、大智慧。”中国商人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也可以说是一种商业或商人文化，因此，从本丛书所设定的范围和涵盖的内容来看，它是一套关于中国近代商业文化研究的丛书。
    从本丛书的设计和现出版的四本书来看，其所研究的商业文化的载体，不是分散的一个一个的商人，而是不同地区的商人群体，这种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近代商业文化，或可称之为商帮商业文化，是近年来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新兴领域。已有的这一研究，主要是与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等商人团体的研究结合在一起进行的。有关的研究成果，既有单个群体的研究，如徽商、晋商、宁波帮、广东帮、上海商会、苏州商会、天津商会、上海银行公会、上海钱业公会等的研究，也有各类别群体的综合性研究，如商帮、商会、行会、同业公会都已有这种综合性的研究。本丛书虽然与这些已有的商人群体研究有一定的渊源关系，但更有它的特色所在和独到之处。
    第一，开创了对近代商帮商业文化的专项研究。以往的商帮商业文化研究，主要从作为其载体的商人群体的研究出发，其着眼点主要在于群体的组织方面，只是在考察组织的经济功能和活动时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商业文化。本丛书则与之相反，以商业文化为研究主体，只是把各种商人群体作为考察的一个范围和载体。因此，能够对商帮商业文化进行更为全面、深入、具体、生动的研究，如其内容的构成，每一个商帮都从九个方面加以论述，每一个方面再分为九种表现，既有某一方面的总体抽象概括，又有某一个案的具体事例考察。
    第二，扩展了以商人群体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的研究范围。中国自明清以来产生了不少地域性的商帮，并延至近代。其中比较突出的如徽州商帮、山西商帮、广东商帮、宁波商帮、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江苏）、江右商帮、龙游商帮等，有所谓“十大商帮”之称，它们也是以往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主要对象，尤以前四个商帮的研究较多。本丛书除了对这些商帮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之外，还对某一城市全体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进行研究。一个城市的商人包涵着众多的商帮，特别是像本丛书已经涉及的天津、北京，以及尚未涉及的上海、武汉等工商业大城市，几乎所有的商帮都涉足其中。因此，以一个城市全体商人为载体的商业文化研究，不仅要提炼出这一城市特有的商业文化，而且必须包涵融合于这一城市中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还应考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城市的商业文化是如何融合各种商帮商业文化的，各种商帮商业文化又是如何塑造城市商业文化的，本丛书中的有关某一城市商人所承载的商业文化研究，在这方面也做出值得注意的探索。
    第三，揭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特点。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既以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的商人为载体，就必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这个特点，至少应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域特点，由于不同的商帮产生于不同的地区，因而就会带有其原生地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不同城市的商人也会带有其所在城市的地理、文化和经济的烙印。二是行业特点，不同商帮往往有不同的主营行业，如徽商之于盐业、海上贸易；晋商之于票号业、边境贸易；粤商之于外贸商业；宁波商之于运输业、钱庄业；津商之于外贸商业、工矿业；京商之于娱乐商业、文化商业，因而就会有不同的经营之道和处世之理。三是时代特点，不同的商帮繁盛于不同的时代，如徽商繁盛于明清，晋商繁盛于清代中期，粤商繁盛于晚清，宁波商繁盛于晚清和民国；即使是同一个商帮也会经历不同的历史时期，因此处于不同时期的商帮，其特点也应该会有程度不同的变化，体现出传统商业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之间的继承、演变和发展关系。考察和探讨各商帮商业文化的这些特点，可以说是商帮商业文化研究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也是其亮点所在，只有抓住和突出了这些特点，才能显示出商帮商业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整体面貌。本丛书已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些特点。
    第四，显示了各商帮、各地域商业文化的丰富内涵。各商帮商业文化和城市商业文化，无论它以哪个商帮或城市商人为载体，作为一种商业文化，都有一些最基本的共同内涵，如诚实守信，开拓进取、乡族观念等，但也会因其承载体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具体做法，各有各的行为准则和奇招妙法。同时，各商帮在对资金的运筹、对利润的支配；与官方的联系、与外商的关系；协调同行的措施、选用人员的办法；招徕客户的方式、拓展业务的途径等经营之道方面，也有各自不同的观念和做法。本丛书在这一方面着力甚多，力图反映不同商帮和不同城市商人所承载的不同的商业文化，不同的地域社会历史文化禀赋，不同的经商智慧和经验积累。
    与上述四点的主要理论贡献相应，本丛书在论述中还列举了大量的实例和资料。这些实例和史料所涉及的范围包括某一商帮、某一商人家族、某一商业行业、某一商业部门和单位、某个杰出商人；也包涵着各地风土人情、各行商业制度、各种经商理念、各种职业道德，以及多方征集所得的各地各业的商业谚语和各种历史图片。有了这些实例和史料，既使本丛书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建立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之上，也给相关商业文化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不少可资利用的史料。
    这种自明清以来延及近代的商帮商业文化或城市商业文化，是那个时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各商帮和城市商人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逐渐摸索出来的成功经验，它既具有一般商业理论的普遍意义，也各具自己的国情和地域特点，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中的一块瑰宝。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繁荣，随着国内和国际经济竞争的日益激烈，各种地域和城市的商人群体重现商场，各展风采。因此，对这些传统商业文化作系统的整理、总结和提炼，既具有对传统商业文化的内容和精神进行深入发掘和全面积累的学术意义，也具有为当今商人群体的健康发展和事业成功提供历史借鉴的现实价值，是一项很值得做的事情。
    总而言之，本丛书内容丰富，深入浅出，史论结合，风格活泼，体现了商业文化与传统文化、地域文化的兼容并蓄，包含着经济与文化的联姻，历史对现实的关照。希望包括商人、学生、教师、学者在内的各类读者，能够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营养。
    虞和平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致富源泉

      当今中国的温州，人均土地面积只有0.3亩，土地资源占有量在全国是倒数第一，综合资源指数在全国排名也仅仅是倒数第三。人们惊奇的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温州人竟创造了经济发展的奇迹，诞生了所谓现代化的“温州模式”。
    无独有偶，素以“地瘠民贫”、“十年九旱”著称的山西，在历史上竟曾诞生过海内最富的晋商。余秋雨先生“抱愧山西”，就是因为未曾想到山西商人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商帮，在历史的长河中，跨越明清两朝，足迹遍及天下，纵横捭阖，兴盛繁华达500余年，创造了独特的商业文明。
    晋商大贾甲天下，温州老板遍世界，这不禁令人惊异，人世间究竟是什么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是什么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20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首先是观念。历史上的山西商人的发家史告诉我们，重要的也是观念。 世人有这样的印象：西方人热衷于并善于经商，而东方的中国人则是世世代代被束缚在土地上，像老黄牛一样终身辛勤耕作；西方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倡、鼓励经商，而中国的整个文化传统贬低、压制、摧残经商活动。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既有儒家的重义轻利传统，又有源远流长的经商传统，并且形成了极其丰富的商人精神和智慧。晋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古人云：“民以食为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道出了吃饭穿衣是人之本能要求和人伦物理的道理。在山西商人看来，经商与其他行业一样，都是生活之需，是平等的职业。
    山西柳林县《杨氏家谱》有这么一段话：
    天地生人，有一人莫不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是当尽一日之勤。业不可废，道惟一勤。功不妄练，贵专本业。本业者，所身所托之业也。假如侧身士林，则学为本业；寄迹田畴，则农为本业；置身曲艺，则工为本业；他如市尘贸易，鱼盐负贩，与挑担小买卖，皆为商贾，则商贾即其本业。此其为此，虽云不一。然无不可资以养生，资以送死，资以嫁女娶妻。……无论士为、农为、工为、商为，努力自强，无少偷安，则人力定可胜矣！安在今日贫族，且不为将来富矣！
    许多山西商人把经商作为树基业、荣宗耀祖的事业来看待。明代山西平阳府（临汾）人席铭，青年时科举功名不成，又不愿耕田，最后选择了经商职业，他认为：“大丈夫尽管不能科举成名，又不甘于耕田，难道不能树基业发家致富吗？”于是外出经商，数十年终成大商。曲沃人李明性，由于家境拮据，不得已半途辍学。明性叹道：“身为七尺男儿，虽然力不能耕，但也不能总是依靠父兄生活。”于是外出经商，常年在陕甘一带活动，终成西北有名的大富商。蒲州（永济）人王文显，父亲官卑职微，家境清贫，供养五个儿子读书有一定困难。文显从青年时就弃士经商，决心在商界干出大事业，以荣宗耀祖。文显经商40余年，终成大业，在家乡大兴土木，建筑王氏新宅，并帮助弟妹完婚，使王氏成为当地著名的富户。这种把经商作为一种基业，作为荣宗耀祖的事业来对待，正是明清晋商经商事业成功的重要思想源泉。 在封建社会中，传统的观念是重儒轻商，故“士农工商”的四民中，士为首等，商为末等。商人在社会上受到人们的歧视，屡屡遭遇的冷遇使经商之人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人们但有三分奈何也是谋求仕途之路。但是在山西，这种“四民”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1724年（清雍正二年），山西巡抚刘於义奏称：“山右积习，重利之念，甚于重名。子弟之俊秀者，多入贸易一途，其次宁为胥吏，至中材以下，方使之读书应试。”雍正皇帝朱批道：“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可见山西人经商风气的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排序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各业之首。这种观念和风气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举人刘大鹏说：“近年吾乡（太谷县）风气大坏，视读书甚轻，视商业为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庠序竟弃儒就商者。亦谓读书之士，多受饥寒，曷若为商之多得银钱，俾家道之丰裕也。”
    有一些民谣也反映了当时山西人的观念和风气：“有儿开商店，强如坐知县”；“良田万顷，不抵日进分文”；“要想富，庄稼带店铺”；“买卖兴隆把钱赚，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出现应考之童不敷额数的现象。刘大鹏说：“当此之时，凡有子弟者，不令读书，往往俾学商贾，谓读书而多困穷，不若商贾之能致富也。是以应考之童不敷额数之县，晋省居多，他省不知也。”这是山西人重商带来的一个社会现象。
    在思想观念上，他们甚至走得更远。传统的说法是“学而优则仕”，但他们是“学而优则商”。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为子弟提供优越的学习条件，尊师重教，但目的并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家族的经商活动培养人才。九世常万王己、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之后并没有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王己创立“十大昌”商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
    陶朱术，就是经商术。中国历史上有个叫范蠡的人，他辅佐越王勾践复兴越国，打败吴国后，急流勇退，隐姓埋名，乘扁舟浮于江湖，经营商业，最终成为拥有数十万家财的巨富。他别号陶朱公，所以陶朱公在汉语中成为“商人”、“富商”、“善于经营的商人”的代名词。常万育经商20年，很有成就。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孙，仍以经商为荣。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其子常维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仍然弃学经商了。晋商这种以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学而优则商”的观念，在今天看来，仍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对于强国富民有着积极的意义。孔子说过：富者可以求，就是执鞭贱职，吾亦愿为。司马迁则说：有千乘兵车的诸侯，万家大夫的侯爵，百户封地的贵族，尚且以贫穷为忧愁祸患，更何况一般的平民百姓呢？也就是说，人们为了生计，在商业活动中赚取利润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在如何赚取利润，在利和义的问题上，人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与做法。这就是：狡诈和欺骗的奸商行为，公平与诚信无欺的经商之道。按伦理道德标准，人们把前者称为奸商或贪贾，后者称为良贾或廉贾。
    奸商、贪贾惟利是图，不择手段，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惟一的最终目标，他们为了金钱可以寡廉鲜耻，丧尽天良，什么仁义道德统统抛在九霄云外。他们的生意经是“若要发，狠心刮”，“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道德实质是惟利是图和损人利己。为了追求高额利润，他们投机倒把，弄虚作假，尔虞我诈，坑害买主。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夏洛克就是为了追回欠款，要从安东尼奥身上割下一磅肉，这个故事将高利贷商人的蛇蝎心肠刻划得淋漓尽致。在明清之际，有“放京债者，山西人居多，折扣最甚”，其放债利息“皆八分加一，又恐犯法，惟立券时，逼借钱人于券上虚写若干，如借十串，写作百串”。
    但是，在晋商中占主流的却是良贾和廉贾，他们主张以义制利，强调在经商活动中以伦理道德为先，见利思义，讲求“君子爱财，生财有道”；“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仁中取利真君子，义中求财大丈夫”。晋商认为：高明的商人虽利而不污，他们是先义而利，以义制利。这种以义制利的观念是晋商长期雄踞商界的重要思想基础。
    清代著名的山西介休县商人范永斗，就是由于在辽东经商， “久著信义”，而受到清政府的垂青，后来当上了皇商。其孙范毓香宾也颇重义气，康熙时官办铜矿的头儿王某亏欠83万银，无法偿还，范毓香宾代王某“按期如额赔偿”。
    光绪年间山西大旱，当时祁县著名富商乔致庸（在中堂）已80多岁，为了搞好赈灾，他亲自部署，要求：第一，凡本乔家堡的人，按人发给若干粮食；第二，在村里的大街上安一口大锅舍粥，以应付外来的饥民；第三，家中男女老少一切从简，一年内不准做新衣裳，不准吃海味山珍。仅从这次赈灾，便足以看出晋商的精明与宽厚，既救了老百姓，整顿了家风，又扬了美名，利国利民利家利己，真可谓一举多得！不仅如此，还免了乔家的一次大灾难：据说，当时曾有一股四处流窜的土匪，来乔家堡转悠了好几天。本想抢劫在中堂，但他们不仅从在中堂的佣人中找不到一个内线，而且从整个村子里都找不出一个内线做耳目！再加之慑于乔家在中堂森严的高墙壁垒和忠心耿耿的护院武士，这些土匪遂作罢而去。
    乔致庸曾将其经商活动总结为三点：第一是讲信，第二是讲义，第三才是讲利。可谓对晋商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经营价值观的概括与总结之语。 对于儒和贾，明清社会上的一般看法是“儒为名高，贾为厚利”，认为儒、贾追求目标不一。但一些山西商人却提出了儒贾相通观，他们认为行贾也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儒和贾行业不同，做人的道理却一样。
    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文显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王文显说：“经商与做官，尽管道路不同，但做人的道理是一样的。善于经商之人，虽处财货之场，却修有德之行，可谓图利而不污；善于做官的人，须遵循先哲教导，绝货利之途，才能以名求成。因而，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苍天可鉴，照此办理，子孙必代代昌盛，身安而家裕。”在山西商人中不乏读书之人，如明代蒲州（永济）商人王瑶，就是经商而讲信义，做买卖间隙就抓紧读书。明代蒲州（永济）商人杨光溥，生而聪颖，有志向，幼读《周易》，日夜勤学，用心甚苦，以家中负担重不能专门读书，只好外出经商，然随身携书读之，并将学习心得和研究成果，著成一书名《日用录》。蒲州（永济）人沈邦良，幼读书，成绩很好，后来经了商，南到江浙，西至陕甘，十分成功，但无论走到哪里，随身都携带一本《小学通鉴》，并能背诵如流，遇事常能引经据典。
    还有一位明代山西代州商人杨继美，因在儒学上很有造诣，曾被众商推为盐商祭酒。祭酒，是明代国子监掌国学诸生训导政令之官，官阶从四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中央直属的国立大学校长。这样的官职，要求在盐场居住相当的年代，品格、人才皆出众，经众盐商推举出任。盐商祭酒既在同业中起斡旋、调解作用，又协助政府推行盐政，使所征盐税得以落实。杨继美在扬州经营两淮盐业多年，他虽在商界，却喜与读书人交往，经常与他们高谈阔论，研讨经史，还常常赠送这些人银两。后来，在这些人当中有不少科举得中做了官，仍与杨继美保持书信往来，或一起叙旧。于是，江淮数千里都听说有一位杨继美，士人不敢以商贾轻视他。
    晋商对业商又能仕者，同样认为是很荣光的事。明朝政府为了补充财政收入，有鬻官制度，即按入资多少授予一定的官职。蒲州盐商展玉泉，经商致富后，便入资数百银两，得授河南商丘驿丞。官职虽微，他却十分得意。临行，嘱托其子道：“我去上任，得闲时可来看你。展家商业全交付于你，望你好自为之，不要辜负父辈的期望”。展玉泉虽然入资做官走了，但蒲籍同人却很器重他的为人，并称赞他既能由商而官，又能官而不失经商世业。
    展玉泉的经商能力在盐商中是比较出众的。当展氏由商而官时，他的同乡、大学士张四维也认为：以展氏之才，出任职位很低的驿丞是大材小用，这一职务让展氏干是游刃有余。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清末举人出身自命不凡的刘大鹏就承认，“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会做生意的人，主要不在于手上有多少资金，而在于他做生意前会不会做人。谁都知道，借贷是讲抵押的，没有本钱向人家借钱，可抵押的便是借贷者自己，你连一笔数目不太大的资金都借不到，怎能说服你自己真的可以经营？你连在亲戚朋友之间的基本信用都没有，如何能在专讲信用的商场混得好呢？有一定问题存在的经营者，与性格有关，与人格有关，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再说商场上成功的人，不管有多大成就，在他们创业之初，确有一些人是两手空空，一贫如洗。他们是艰苦地从小生意开始，建立了可以做生意的形象，然后越做越大。同一条路，有的人生意保守不前，有的一直迈步。这与经营者的为人有重要关系！
    中国古代思想家认为培养人才之道是“修身、正己、齐家、治国、平天下”，以自我修养为前提。“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这就是说，修身正己，是使人具备担当治国、安天下重任的基本素质要求。关于这些基本素质的标准，孟子主张“仁义礼智信”，兵家对为将者的要求是“智信仁勇严”，《三略》概括为“道、德、义、仁、礼”。诸家对修身正己的标准虽然提法不一，但其核心内容是相同的，目标是一致的，构成了中国人文思想的重要内容。
    明清山西商人在传统人文思想的影响下，与诸家一样重视受教和养生，并结合经商活动的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的基本素质要求。
    一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清代山西盂县商人张静轩说：“经商交结务存吃亏心，酬酢务存退让心，日用务存节俭心，操持务存含忍心。……前人之愚，断非后人之智所可及，忠厚留有余。”
    二是敬业精神。敬业是儒家哲学的一个基本范畴，孔子就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他说过“执事敬”、“修己以敬”。晋商始终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如山西榆次富商常麒麟说：“子贡亦贤人也，吾从子贡。”子贡作为孔子的学生，经商后富可敌国，孔子赞他“经商有道”，常常以子贡为榜样，自然不存在儒尊贾卑的看法。
    三是进取精神，进取就是敢于奋勇向前，能够开拓上进，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许多山西商人出身贫寒，他们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白手起家而成大业。山西商人的进取精神还表现在他们不畏艰辛，敢于冒险等方面。他们拉着骆驼，千里走沙漠，冒风雪，闯险阻，北走蒙藏；横渡万里浪，顶风暴，跨重洋，东渡扶桑，南达南洋。
    四是团队精神。山西商人很重视发挥群体力量，他们用家族宗法与乡里之谊彼此团结在一起，用会馆来维系，增强相互间的了解，通过讲义气，讲相与，讲帮靠，协调商号间的关系，来消除人际间的不和，逐渐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商帮群体。
    五是勤劳节俭。这是山西商人为人的一大特点和优点。他们认为勤俭才能致富，致富必须勤俭，勤俭是经商之本。明人沈恩孝说：“晋俗勤俭，善泊利于外。”就是晋商勤俭善商的很好概括。关公，作为晋商最普遍敬奉的神灵，并形成商人普遍尊崇的一种文化，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更有推动晋商走向辉煌的伦理意义。
    关公是山西解州人，三国桃园结义的故事妇孺皆知。民间崇祀关羽，让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朝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
    1614年（明万历四十二年），明神宗更加封关公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到清朝时关帝庙遍及全国每一村落，“县县有文庙，村村有武庙”。有学者推算，至清末民初，全国以30省计，每省以100县计，全国约有孔庙3000座；又以每县100村计，全国有关帝庙30万座之多。武庙数目之多，分布之广，信仰人数之众是孔夫子望尘莫及的。也可以说形成了“关公文化”现象。赶会过庙既是民间文娱活动的一种形式，也是民众乞求消灾降福的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寄托。而商人更希望得到关帝的庇佑，所以在受到帝王保护、推崇的“关公文化”运动中，山西商人借助于地缘亲情，在经商足迹所至之地建庙立祀，成为造神的主导力量。
    山西商人之所以对关羽情有独钟，膜拜之至，奉他为精神领袖，最根本的原因是关公一生身体力行“忠义”二字。
    忠就是“尽己”，就是责任心，就是爱国。以爱国为使命，以社会大众为考虑前提向来是经营任何事业的第一条件。谚云：“大河有水小河满。”没有国家的安定，社会的繁荣，就没有企业的生命和发展。山西商人深明此理。1554年（明嘉靖三十三年），山陕盐商为反抗日本海盗入侵，曾选善射骁勇者500名作为商兵，协助防守扬州。1567年（明隆庆元年），江苏松江倭寇压境，山陕诸商曾“协力御之”。清后期，英国的一个公司通过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获得了山西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定、平阳（临汾）五处煤铁采矿权。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山西商人积极参加了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特别是山西祁县富商渠本翘出于爱国热情，多方奔走筹措赎矿银，山西各票号也全力以赴，短时间内就筹集银150万两，终于从英商手中赎回了山西的煤铁采矿权，保护了山西的煤铁矿藏资源。
    “信义为上，利从义来”，是商人从几千年传统文化中得到的最有价值的传家宝，而关羽被人们誉为最讲“信义”的神灵，因此，山西商人以关羽的“义”来团结同仁，摒弃“见利忘义”、“不仁不义”等不良观念与动机，以关羽的“信”来取信于主顾，摒弃欺诈行为。山西商人不仅在家中、店铺中供奉关羽，而且在各地的会馆中为关羽修殿盖宇，其目的就是请这位神威广大的神灵，日夜监督他们的精神世界和商业活动，同时从关羽身上汲取无穷的正义力量，使商业活动立于不败之地。
    河南南阳赊旗山西会馆一通碑有这样的记载：雍正时有的商号改换戥秤，大小不一，于是全行商贾齐集会馆关帝庙，公议秤是16两，戥依天平为则，公议之后，不得私下更换戥秤。如有犯者，罚戏三台，如不遵者，举秤禀究官治。
    山西商人齐集关帝庙议事，实际上更重要的伦理意义在于借助于神祗的精神威慑力量，增强商人在神祗监督下的自我约束能力，警惕“见利忘义”、“不仁不义”、“损人利己”、“独网其利”等邪恶动机的产生，树立起诚商廉贾的商家正气。
    “忠义”两字，把晋商推向了宏大的商业舞台。在山西商人的影响下，其他商人对关羽的崇祀也渐成风气。正如清史学者郭松义所说：“明清以来，山西商人又遍布全国，当时各地的许多祀关坛庙，就是由山西商人出资修造的，其他商人受其影响，相互效仿，因此形成风气”。“走西口”精神就是闯荡江湖、四海为家的精神。当代温州人就是因为有了这一精神，才有了温州老板遍天下的辉煌。阎锡山时代以后的山西人，在世人眼里似乎成了传统保守而死守故土的族类，殊不知数百年前山西人的乡土观念是何其的淡薄！
    “若问我从何处来，山西洪洞大槐树”，这句民谣就说明了在很久以前，山西人的脚印就开始迈出了家乡，走向邻近的省份乃至全国。明万历时的《潞安府志》就记载：“惟是好商游起家，婚娶故占籍，遂为东西南北之人”。山西北连大漠，山西人出塞北上，由来已久。明代蒙汉互市开通，山西人北上贸易者日益增多，并且出现了私自逃到塞外定居之人。清朝放宽出塞的限制后，山西人北上经商、种地、搞运输、从事手工业者更是络绎不绝。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走口外”、“闯关东”。走口外是指出杀虎口或张家口，前者为西口，后者为东口，闯关东是指到东北地方。
    晋商自称：凡有麻雀能飞到的地方就有山西人。
    明代山西商帮的活动区域，还处于半天下的态势。有清一代，山西商人进入鼎盛时期，其商业网络遍布国内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并延伸到整个北部地区，可以说足迹“遍天下”。以“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来描绘山西商人一点也不为过。从蒙古草原的骆驼商队到扬州起锚出海的商船，从呼伦贝尔草原的醋坊到贵州茅台酒厂，都有山西人在酿造、出售；南起香港、印度加尔各答，北到俄罗斯西伯利亚、莫斯科、彼得堡，东到日本大阪、神户、横滨、仁川，西达塔尔巴哈台、什噶尔、阿拉伯国家，都留下山西商人的足迹。他们中有不少人可以用蒙古语、维吾尔语、俄语，与北方少数民族和俄国人洽谈贸易。当今晋商遗迹随处可见：扬州的亢园、苏州的全晋会馆、亳州的老西庙等等。
    1961年有人在北京调查，55个明清工商业会馆中有山西会馆15个，占27%。如同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商人在伦敦发展建立了伦巴第街成为英国金融中心一样，晋商云集的张家口日升昌巷（以日升昌票号命名）曾一度成为北亚的金融贸易中心。山西商人所到之地，设庄贸易，成为商品集散之地，逐渐由普通的村镇发展为城市，无怪在东北有“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有“先有复盛西，后有包头城”，青海有“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
    山西人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者有多少人，迄今无法稽考。1933年7月1日截止的山海关报告反映，东北沦陷，从关外返回的山西商人达17万之众，估计不及晋商的1/3。又，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从俄国返回的山西商人代表时，汾阳代表说，在俄国的山西商人有一万人。可以说，山西商人以其特有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在明清时代演出了一场长达数百年的宏大致富史诗，其舞台之广阔，演员之众多，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
    山西人在飘泊中找到了商机，在闯荡中走上了兴旺。要发财先做发财梦。梦想是以热情、精力、期望作为后盾的一种具有想象力的思考。当今温州人以“两板”精神著名，一是敢于当老板，一是不怕睡地板。前者就是无时无刻不梦想发财。美国旅店大王希尔顿认为，完成大事业的先导是梦想。为什么许多人工作了十几年几十年，忙忙碌碌却终无所成呢？因为他们没有梦想！一切都是机械、被动地去做，像上了发条的机器，他们尽管兢兢业业地工作，一丝不苟，但最终是为他人做嫁衣！野心勃勃的斯坦福（美国铁路大王），向铁路投机业挑战的摩根，至今仍在左右美国财政界的杜邦家族，他们的光荣就筑于梦想之上，无尽的追求和越来越大的梦想化作滚雪球般增大的财富。通观商界没有哪位发家的大亨不具野心，没有哪个是因为偶然的运气暴富。
    人生必须有梦想，赚钱也必须有目标。在晋商的发迹史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并非生下来就是豪商大贾，相反有的甚至是一贫如洗。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发财的梦想、致富的宏图。
    旅蒙大盛魁商号创始人之一王相卿，祖籍山西太谷武家堡，幼年家贫，为生活所迫，曾到山西右玉县杂虎口为人佣工，后在清军费扬古队伍中服杂役，再往后与山西祁县人张杰、史大学一起随军贸易，吃尽辛苦，几度受挫，仍坚持发财信念，三人通力合作，终于创业。
    祁县乔家家业创史人乔贵发，开始在一家祁县人开设的旅蒙商号里拉骆驼。拉骆驼作为一种运输职业，都是由于生活所迫。当时归化城有句俗语：“世上三般没奈何，赶车下夜拉骆驼。”每年春秋两季，受老板的指挥，驮运货物，前往外蒙、新疆与内地。每天下午在太阳接近地平线和晚霞照红了草原的时候，他们就登上驼路，缓缓前进，经过一夜的辛勤跋涉，次日中午，必须到达水草丰盛的预定程头。住宿之后，既要编班守夜，又要放牧骆驼，身体疲困，终年也得不到几天的休息。
    就这样，乔贵发一年四季餐风露宿，受苦受累，但并未消磨他发财创业当老板的梦想。
    有一天，他结算了自己的工钱，带上积蓄，奔蒙古萨拉齐而来。萨拉齐位于土默特川上，土地肥沃，又有黄河水之利。自雍正皇帝号召囤疆恳荒以来，优越的自然条件和优越的税赋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农民来这里开荒种地。经过十几年的时间，这里聚集了不少农民。这里又是归化城通往西部蒙古草原的交通要道，所以也有不少专门为旅蒙商队服务的小店铺。萨拉齐气候寒冷，冬季时间长，一到冬天蔬菜奇缺，整日就是土豆和胡萝卜。这里盛产豆类，却没有一家生豆芽做豆腐的！所以乔贵发开始选准了做豆腐生豆芽的生意。独家买卖一上市，不仅抢手，而且价格看好，利润可观！一年下来，就把他几年拉骆驼积蓄的本钱翻了几倍。后来不断发展干上了赚大钱的买卖，终于成了掌柜。克勤于邦，克俭于家，是中国人一贯提倡的节俭作风。山西人一直保持着俭约风尚。俭朴之风是山西人在艰苦中保护自身的“金钟罩”，也是山西人积累财富的“聚宝盆”。
    山西商人把“勤俭为黄金本”作为他们的经营原则来看待。明人谢肇湖在《五杂俎》中称：富商“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奢而山右俭也”。山右说的就是山西。康熙皇帝有一次南巡时说：“我一向听说东南有许多巨商大贾，但今天我走遍了江浙一带，仔细观察从商之人大多系是山西人，而当地人很少，应该是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的原因吧”。
    山西人节俭，所以看人有钱没钱绝不能以貌取人。明人沈思孝在一本《晋录》中说：“晋中俗俭朴古，有唐虞夏之风，百金之家，夏无布帽；千金之家，冬无长衣；万金之家，食无兼味”。顾公燮也说：“山陕之人，富而若贫，江粤之人，贫而若富”。张四维《条农堂集》载：明代蒲州人王恩，尽管天南地北做生意，发了大财，但仍然量入为出，小心谨慎，“终其身未常有锱铢滥费”。乾隆《祁县志》记载：清代祁县人郭干诚，“虑家贫，以生殖致饶裕，性俭约，不喜奢华”。定襄邢渐达“十五岁而孤，……而自事生业，艰苦备尝，不辞劳瘁，自奉俭约……盖自服贾以还，一切货物往来，俱存宽厚”。这些例子也许说明俭约是山西人的一种天性吧。
    勤俭能致富，奢侈则家败，在晋商中这样的事倒也很多。如包头广盛公商号，本是祁县乔、秦两家创立，但秦氏子弟奢侈浪费，把个家业搞得难以维持，而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四合院，他们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在广盛公遇到商业不景气时，商号掌柜要东家投资，扩大生意，以扭转商号不景气状况，乔氏出银四万两，而秦氏一分没有。六年后，广盛公又获大利，将广盛公改名复盛公，股本中乔家共投入六万余两，秦家只余一万余两，这样乔家有11股，秦家只有三股。到后来，秦家因子弟不争气，只会花钱，从复盛公中抽股，而秦家抽一股，乔家补一股，最后秦家只剩下一厘二毫五了。明朝嘉靖年间，声势显赫、家财万贯的内阁大学士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一次在家中与众宾客煮酒论“天下富有”，以其“积资满50万以上方居首等”，结果17家被列入，其中“山西三姓，徽州二姓”。到了清朝，有个叫徐珂的，他在《清稗类钞》中对光绪时资产在30万两以上的山西富商还排了一个坐次，类似今天的福布斯杂志。平阳亢氏居首，为数千万两，其次有介休侯氏七八百万两，太谷曹氏六七百万两，祁县百氏四五百万两，祁县梁氏三四百万两，榆次常氏百数十万两，太谷刘氏百万两以上，榆次侯氏80万两，太谷武氏50万两，榆次王氏50万两，太谷孟氏40万两，榆次何氏40万两，太谷杨氏30万两，介休冀氏30万两，榆次郝氏30万两。
    当然，徐珂对山西富商极盛时资产的估计，还不完全。
    俗语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晋商如此庞大的财富，究竟是怎样实现原始积累的呢？  山西富商对其致富的真正原因，常常秘而不宣，而是编造了许多神话传说。如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在老南院楼上，常年供奉着一根红漆桑木扁担，就是它给赵家的发迹留下了一个美好的传说。
    相传明代年间，赵氏先人夫妇两人外出游乡打铁，行至途中，忽听一种“圪吱圪吱下海安，下到海安有吃穿”的声音，初以为路人哼唱，不以为然，渐渐这种声音越听越清，而且连续不断。细细分辨，方知是肩上的桑木扁担发出的声音。夫妇二人甚觉奇怪，随即向路人打问海安。听说海安远在黄海之滨，背井离乡，千里迢迢，男人一时兴头顿消，低头不语。精明的妻子看透了男人的心思，果断地说：“不管到哪里，都是打铁混饭吃，不妨到海安试试也许那里好混饭。再说，咱村上周家、司家在江南开有生意，听他们说江南也在海滨。也许海安离江南不远，如若不行，找找老乡，让他们帮助一下，真不行再返回来，有什么放不下的。”一席话，说得男人振作起来，决计到海安闯一下。几天后，夫妇二人返回，告别家中二老及兄弟姐妹，肩挑扁担，向海安去了。
    下了太行山，一马平川，一眼望不到头。一路上，风餐露宿，边干活，边东行，不知走了多少日子。一天到达海安，天色已晚，遂借宿一破屋。不想睡至半夜，忽然屋门大开，从外面进来一红脸大汉，径直走在赵某的身边，手执一串金灿灿的钥匙说：“主人啊，你总算来了，我在此为你守候多年，此屋墙角埋的都是你的财宝，现在总算交差了。”说罢将手中钥匙向赵某丢来，扬长而去。赵某正在发呆，忽见大汉手中的金钥匙砸向自己，惊叫一声，翻身滚向一旁。醒来原来是南柯一梦。赵某心有疑虑，不过还是借着月光把墙角地上的青砖撬起，试试运气，不想没挖几下，忽感下面有硬物，挖出一看，原来是一个大银锭，上面有一“赵”字，再挖又是一个。越挖越多，最后满地都是。赵某惊喜万分，忽联想起当时扁担之事。夫妇遂跪在那根扁担面前，叩头不已。
    赵氏夫妇发迹以后，不再肩挑扁担四处游乡，遂以打铁掩护，办起了打造和经营铁钉的生意，而且越办越大，不断向外地扩展。但他们却念念不忘那根为他们打开发财之门的桑木扁担。从此，将桑木扁担油漆一新，常年供奉，视为神物。数百年来，这根红漆桑木扁担尽享赵家烟火。而且在当地留下一个美妙的传说，为赵家发迹布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在太谷北洸富商曹氏故里，也流传着一个类似离奇的故事，说的是曹家始祖曹邦彦原本太原花塔村人，是个走村串户卖砂锅的小贩。一天傍晚，曹邦彦推着砂锅车来到北洸村，住进了一个闹鬼的房子，结果晚上发现也是满地的金银财宝。还有旅蒙大商号大盛魁，列有所谓的“财神股份”，相传在王相卿、张杰、史大学创业时，财神化作驼倌向他们借宿，结果留了一麻袋银子，从此不归。三人找不到客人的下落，遂商定把这笔钱当做贷款计入了大盛魁的“万金账”，并按本计息，算作“财神股”。
    山西富商致富的原因，实际是他们敢闯、敢创、敢冒险的结果。之所以有这些神话传说，恐怕有这么两个原因：一是宣扬其暴富因有神助，故理所应当，以免遭人嫉妒，招来祸事。二是弘扬其品行操守，借此抬高其身份，隐讳其原来的贫穷身世。中国近现代交通工具尚未出现之前，山西以其地接各经济发达地区，又与塞外民族地区接壤的独特地利优势，自古以来就是东西南北的交通要道。明中叶后，山西有驿站58个，居全国第七位；至清代增至125个，升至第五位；由此可见山西在交通上的重要。地理的适中，交通的发达，为山西商人向塞外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提供了广阔的舞台。
    塞外，是长城以外蒙古大漠的俗称。这里经济单一，以游牧业为主，非常需要中原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到塞外经商风险大，但利润也大。明代，明蒙关系很不稳定，一度在大同、宣府开马市，并允许民间私市，于是晋商蜂拥而至，以内地绸缎、绢、棉花、针线、篦梳、米、盐、糖、果、铁锡等交换蒙古牧民马、牛、羊、驴、马尾、羊皮、皮袄等。万历以后，民市贸易大大超过官市。明中叶后，靠近蒙古的山西北部一些小城镇，已成为大小市场的所在地。
    明末清初晋商在长城沿边蒙汉接壤地区城镇开设商号的，主要在大同、宣府、张家口、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多伦诺尔等城市。其中如张家口于明末开设的八大商号：王登库、靳良玉、范永斗、梁嘉宾、田生兰、翟堂、黄云发，其东家都是山西人。
    入清以后，随着清王朝在全国统治的建立，逐渐允许内地商人赴塞外贸易，晋商是塞外贸易的主力军。如康熙二十九年，玄烨帝亲率清军分三路进军漠北征讨噶尔丹时，就曾调派部分晋商奉命为清军远征运输粮食和军需物品、收购良马供军用，并随军从事蒙古贸易。其后这些商人遂在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军队驻防的重镇开设商号，成为早期来漠北贸易的坐商。同时，有部分在归化城、大同、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城市的旅蒙商大号，当库伦西营子、恰克库前营子（买卖城）等地逐渐发展为商肆时，他们便派遣掌柜、伙计、学徒人员前去设立分号，成为这些地区的坐商。咸丰年间，京、津、直隶等地大、中旅蒙商号，也迁去开设分号。这些早期到蒙古草原城镇经营贸易的大中等坐商，皆成为旅蒙商人中的富豪。他们中有的长期从事为清朝军队提供军需物品供应，成为享有特权的旅蒙商贾，并获取巨额的垄断贸易利润，如清初以专为清廷派遣在蒙古地区征伐大军备办粮饷起家的山西商人世家范氏商号。
    然而，历时间之长，涉地域之广，人数更为众多的是山西出塞贸易的行商。清代出塞贸易的晋商，分为蒙古境外行商和蒙古境内行商两种。境外行商，是指住在蒙古境外的长城沿边地区城镇的手工业者兼商贩。他们春去秋归，到近边的蒙古草原牧区做生意，这类商人为数不少。每年约二三月出发，以三五辆牛车或五七峰骆驼为一帮，由三五人或十几人结伙，驮载蒙古人日常生活所需砖茶、烟酒、火柴、食品、糕点、布帛、针线等小商品，有的还带上工具，为牧民修理蒙古包、家具、马鞍辔、蒙古靴，为牧民剪羊毛、擀毡等，从事手工业劳务活动。他们自带沿途所需的食品、被褥、炊具、帐篷，多数是到距内地边境约三五百里左右蒙古人屯、营住地，进行贸易。或边干活边做生意，迨至秋季九十月间，将赚取的毛皮畜产品或马、牛、羊等运回内地销售，翌年按季节，再去做蒙古买卖。也有些是身背肩挑，经营烟茶、针线等小日用品零碎杂货，兼而揽工干活的小生意人，蒙古人称他们为“巴嘎丹门庆”（意为小货郎）。
    境内行商，是指住在塞北蒙古境内的旅蒙晋商商号。这类商人，也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专门设有商号店铺，从事购销活动的纯商人；另一种经营粉坊、磨坊、毡坊等手工业作坊，把自己生产的产品运到蒙古人游牧的屯落销售后，换回牲畜和毛皮等畜产品；也有一些是从事放牧牛羊生产的同时，贩运部分货物销售，然后购进蒙古人的牲畜和毛皮。
    在蒙古境内专门从事贸易购销活动的行商，大多是属于大、中等旅蒙晋商商号的从业人员。他们的经营规模比较大，从事推销人员多，既有商号的掌柜，也有伙计、学徒和雇佣的驼夫等工人。他们经营商品的种类比较多，砖茶、布帛等杂货齐全。且都带有自己的房子（帐篷），赶着数十辆或百余辆勒勒车，又称“草原列车”。或驼队驮载货物，进行“旗下贸易”，如归化城、张家口、多伦诺尔等地旅蒙商号，派遣人从事流动贸易称为“出拨子”（做草地买卖）。
    清代中后期，这些旅蒙晋商的经营足迹几乎遍及内外蒙古各地的大草原，他们经年累月地游屯串帐在草原牧区流动售货，成为蒙古地方须臾离不开的商业经营者。山西素有“八分山丘二分田”之说，境内除有起伏的山岳外，北部地瘠民贫，“岁丰，亩不满斗”。南部和中部汾河沿岸，虽稍多沃土，但“地狭人满”，农田不足，人们在本土上谋生不易，必须有人外出贸易维持生活。由于当时商路畅通，有相当数量的农民离家出走，组成了小商小贩肩挑走四方的贸易大军。晋东南的铁和丝绸，解州的盐，北部的明矾，以及省内各地出产的药材、羊皮、干果、土布等大量土产品，都是晋商贩于各地的重要商品。后来煤炭也作为重要商品被运销到邻近地区。
    扁担这个不起眼的原始运输工具，对于晋商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许多供奉祖先的祠堂里，扁担成了神物。因为正是靠肩上这根长木，挑出了一串又一串的铜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
    明末，在宣府、大同、西宁、甘州、凉州、宁夏北边地带，常常出没许多从事冒险走私的边商和肩挑背负的小商贩。他们凑了一些资本，带上少量货物，做冒着生命危险的“血本生意”，越过长城来到蒙古游牧地区交易。进入清初，许多后来在蒙古地区城市成为豪商巨贾的大商号，开始亦多起家于肩担小贩的行商。
    山西祁县商民王相卿（时人称：“王二疤子”），清初在大同杀虎口等地以“肩挑小贩”做蒙古生意。后又拉着骆驼，驮着零星货物，串蒙古包做草地买卖。传说，他远涉乌里雅苏台时，适有一蒙古王公的女儿身患重疾，王相卿将携带的中药“龟灵集”献给该患者服用，即见效遂痊愈。该王公感其救女之恩，遂招赘王二疤子为婿。王相卿借着此种姻戚关系，又联络祁县商人张杰、史大学，在乌里雅苏台创建大盛魁商号。
    清朝征噶尔丹后，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驻有重兵。乌里雅苏台成为清朝统治外蒙的一个军事政治中心。在这里住有大量军政人员，需要一些商号为他们的生活服务。大盛魁的初期，就是以乌里雅苏台为基地，为清朝的军政人员服务，开展各项营业活动的。遂又在科布多、库伦等地设立分庄。
    随着清朝对外蒙的统治进一步加强和大盛魁营业的发展，大盛魁为清朝军政服务的范围就更为广泛。除清朝驻前后营的大员和大小部门的军需供应均由大盛魁经办外，外蒙王公向北京纳贡、值班和引见，也由大盛魁予以协助、联系，并以高利贷的办法，贷给所需的一切费用。
    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大盛魁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营范围更加扩展，清朝政府把外蒙的税收也包给大盛魁。
    1803年（清嘉庆八年），清廷诏令派驻外蒙的将军、参赞、办事大臣和帮办大臣等官员，会同外蒙各王公，严格检查旅蒙商号的经商票照，并严令每年彻底检查一次。经过这样的检查，在乌里雅苏台、库伦、科布多、恰克图以及在外蒙其他各地进行贸易的旅蒙商号，很多因为没有经商票照，或者因为所持的经商票照已过期，被驱逐出境。有的还受到罚款和没收货物的处分。而大盛魁由于和清廷派驻外蒙的军政大员、军队和王公贵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它不仅没有被驱逐出境，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而且得到了一个大发展的机会。它以极便宜的价钱，接收了那些被驱逐的旅蒙商号的铺底和货物，开设分号。这不仅使大盛魁得到了大笔意外的财富，而且接收了许多旅蒙商号多年来在外蒙的贸易关系。清朝政府没收下的货物，官员们不会处理，也以廉价赊给大盛魁，这就使大盛魁又得到了一种意外的好处。
    道光年间，大盛魁一方面扩大销售地区和增加经营货物品种的数量，一方面加大放印票帐的数量。这时清朝把征收驿站的费用也包给大盛魁，这样，大盛魁的营业就更加发展了。
    咸丰以后，它又在一些城市广为增设分支机构和小号，不仅获得了大量利润，也形成了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的商业网。
    大盛魁就是这样经过不断发展，成为外蒙市场上一家垄断性的大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