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swisse葡萄籽长痘痘:朱大可：转型中国的三大文化隐喻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种转型社会，它是混合政体，由多种社会形态拼贴而成，文化逻辑暧昧而混乱，总体上呈现为动态、多元和精神分裂的特性。我们被告知，它兼具了早期社会主义、器物资本主义和符号资本主义等多重元素，它们形成了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织体。这种复杂景观不仅导致了价值判断的尺度错乱，也制造了文化阐释的障碍，令理论解读变得更加困难。

转型时期的二元对立事物的共时性并置，是文化结构中最引人注目的景象，它包括城市社会和乡村社会(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并置、居民社会和流氓社会的并置、实存社会和匿名社会(哄客社会)的并置、富有阶层和贫困阶层的并置，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并置，以及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并置，如此等等。在这种并置结构中隐含着尖锐的矛盾与冲突。

以上各项事物的共生和对立，引发了文化领域的激烈争议。其中，文化的功用及其周边环境，是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决定社会演变的主要动力，究竟来自文化，还是来自制度？文化决定论宣称，文化才是决定社会本质的核心要素，而制度决定论则认为，只要解决了制度问题，包括文化在内的任何社会问题都将迎刃而解。关于文化的生长环境，也出现过严重的理论分歧。弱经济论认为，文化是由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如古希腊创造的(恩格斯)。强经济论则坚持经济繁荣是文化发展的逻辑前提，而后者正是目前最流行的观点。

转型中国的文化研究，不仅要面对上述理论分歧，还要面对三种重要的文化隐喻。首先是布尔迪厄关于大写文化(Culture)到小写文化(cultures)的观点。他以字母的大小写为隐喻，要求知识分子从真理叙事、经典文本、高雅品位和神圣使命中解脱出来，转而关注大众的日常生活。在符号资本主义体制中，文化创造和消费的权利，不再被社会精英所垄断，而是向全体大众(中产阶级)扩散。这不仅是一种权利位移，而且也是一次公共伦理和美学趣味的变革。

布尔迪厄的字母隐喻，似乎为文化产业提供了美妙的理论前景。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人口基数，21世纪以来，以湖南卫视、各地都市报、类型小说和互联网博客为标志，文化的小写化运动已然发动。2005年，超女和芙蓉姐姐的联袂出演，开启了中国娱乐元年的全新历程，它意味着符号跃出知识圈层，成为大众消费的主要对象。一个庞大的符号市场正在形成，并且要对中国经济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第二个隐喻来自近年的汉字争议。在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简体字岁月之后，人们突然发现，原有的“繁体字”比“简体字”更能表达符号的多媒体特征。以汉字“听”为例，简体字的“听”的组字原理不知所云，“斤”既不是义傍，也不是音傍，“口”作为义傍，跟“斤”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繁体字的“聼”则完全不同，我们不妨把“耳”当做对耳朵和声音的喻示，把“罒”当做对眼睛和视像的喻示，把“心”当作对语义和思维的喻示，而这正是“形音义”的三位一体——— 多媒体符号的基本特征。

   王羲之书法作品：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深刻预言了这场“符号逾越节”的降临。

“听/聴”的汉字隐喻，阐释了作为消费对象的符号的基本样态。新的文化逻辑要求符号摆脱传统的单一维度(如传统文学)，而投奔针对多重感觉器官的多维媒介，以满足消费者的感官欲望。经历了上百万年的进化，人类的感官已经钝化，而欲望却在不断升级，向科技吁请着新的发明。20世纪下半叶以来，符号的灵魂开始从文学之类的二维平面上挣扎出来，向全新的多维度媒体逃亡，借助电影、电视和网络游戏，在21世纪初叶获得了重大胜利。没有任何一种文字像汉字那样，深刻预言了这场“符号逾越节”的降临。

我们要谈论的第三个隐喻，来自另一位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MichelFoucault，1926～1984)，他以隐喻的方式，谈论了垂直书写和水平书写的文化关系。福柯宣称，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都属于水平书写的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由左到右，还是由右到左。只有儒教文明是垂直书写。福柯以明快的风格，解决了不同文明的分界难题。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一旦加快由左到右的水平阅读，就会产生摇头效应，而一旦加快垂直阅读，则会出现点头效应。依据这样的转喻，我们似乎可以把基督教文化称作“摇头文化”，而把儒教文化命名为“点头文化”。

经过逻辑演绎的书写/阅读隐喻，最终可以用来喻指东亚文化和西欧文化的差异性。中国作为点头文化的策源地，保留了跟“点头”语符对应的各种文化属性：奴性、附庸性、继承性、保守性、拒绝性等等，并由此构成晚期民族性格中的阴影。而在转型时期，它又显示为文化复制和抄袭，并且无视知识产权的节制意义。对于急需向文化创意飞跃的中国制造业而言，这是一场严重的自我挑战。

字母C的大小写、汉字“听/聴”的变异以及垂直书写和点头文明，这三种跟文字相关的隐喻，分别喻指了大众文化的兴起、符号叙事的多维特性，以及中国符号工业所面临的文化障碍。而这些都是文化研究所要直面的重大难题。（原载《南方都市报》2009年9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