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kype手机版怎么注册:蒙元时期悯忠寺——法源寺

蒙元时期悯忠寺

蒙元时期（指1217年蒙古人攻陷燕京至1368年元朝灭亡）是法源寺历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先有高僧隆安善选受朝廷委派住持并重修遭受战争破坏的悯忠寺；继之有高僧祥杲在此弘传律学，并受持有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而后在蒙古宪宗八年（1258）和元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两度敕命于此焚毁道教伪经；其后在至元二十二年（1285）忽必烈召集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又有悯忠寺僧人湍吉祥参入校勘；另外还有至元二十六年（1289）南宋名臣谢枋得被囚禁在悯忠寺，后于寺中绝食身亡。

（一）隆安善选住持并重修悯忠寺

蒙古人入主金中都后，最早住持悯忠寺的是金末著名华严宗和律宗高僧隆安善选。《大元敕赐大崇国寺①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大师传戒碑》 （下面简称《善选传戒碑》对善选住持并修复悯忠寺有明确记载：

我师伐金，师转徙平滦，军中日无足食，将士或馈荤馔，终□却不受，人知其清洁，不复磨熬□。得还燕，闵忠、崇国二寺已俱为兵毁，丞相厦里等特奉朝命，徙各寺人匠，中书省耶律楚材署疏请主闵忠寺。寻主崇国寺，则丞相厦里之请也。师告施者，经营缔构，悉复旧观。②

从这段碑文可知，隆安善选住持悯忠寺是由当时丞相厦里、中书省丞相耶律楚材奉朝廷之命共同邀请的，原因是悯忠寺在蒙古伐金的战争中遭到了严重破坏，朝廷希望通过他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重修悯忠寺和崇国寺。结果，他没有辜负朝廷期望，发动信徒，“经营缔构”，恢复了悯忠、崇国二寺“旧观”。

在金末蒙古围攻金中都燕京的战争中，蒙古军队给燕京城市造成了极大破坏：宫殿被毁，城中的佛寺也在劫难逃。在历史文献中留下了一些中都城遭到战火破坏的零星记载，可以作为悯忠寺遭受战火焚毁的重要辅证。如《大金国志》载曰：

重庆元年正月三日，河东总督统军完颜及、高阳帅遣贲兴各路兵入援。至易州，完颜及又遣人使于朦骨，俾袭其国。……十五日，内城及四子城开，完颜及等见主大哭，主亦泣曰：燕京自天会初不罹兵革，殆将百年，僧侣道观、内外园苑、百司庶府、室屋华盛，焚毁无遗。向非献忠王有先见宏图，国不立矣。③

又《元一统志》载曰：

昭觉禅寺，亦旧刹也，金因之。贞佑初毁于回禄。④

又《湛然居士文集》载曰：

……贞佑初，天兵南伐，京城既降，兵火之余，僧童绝迹，官吏不为之恤，寺舍遂为居民有之……⑤

据《元史》记载，蒙古攻破金中都的时间是金贞祐三年（1217）。这样隆安善选入主悯忠寺的时间应在1217年以后。

隆安善选的事迹，在《善选传戒碑》中有详细记载。善选，俗姓刘，号隆安，香河会仙乡马家里人。生于金大定十五年（1175）。出生时有异光显现。长大后，于本乡隆安寺出家，礼真觉法师为师，学习华严要旨，遂有“隆安”之号。后来听说燕京永庆寺正法藏大师“素通清凉国师义疏”，乃求学其门下。他终日宴坐佛前，一日闻云板声，顿然开悟，便自号“空明”。后广学经论，“究璎珞、瑜伽论，知四不坏性，明三乘戒法”。值蒙古伐金，随军转徙到平滦。战争平息后，回到燕京。这时昔日规模宏大的悯忠和崇国两寺皆为战火焚毁，丞相厦里和中书省耶律楚材奉命请他主持并修复两寺。他先赴悯忠寺，不久入主崇国寺，使两寺都恢复了旧观。其后又受行台舒穆噜明安礼请，住持宝集寺。在宝集寺期间，他大弘华严和律学，曾参加了弘法寺所藏经版的校勘、补缺工作；甘泉寺本无禅师志玄建大戒坛，曾请他为教授师；后来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又受请为“羯磨传戒宗主”。⑥在这次资戒会上，他将辽道宗所书金字戒本传给了“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蒙古宪宗二年（1252）五月演说完八关斋戒，于第二天留偈而逝，世寿七十五，僧腊五十六。弟子为之建舍利塔于宛平县玉河乡鲁郭里之祖茔。

隆安善选门下弟子众多，入室弟子有二百余人，其中著名的有八人，即通辩大师定学、雄辩大师定义、通理大师道明、崇教大师慧英、寂照大师定志、广慧大师祖璋、圆照大师恒迁、崇教大师定演。其中定演后来住持北崇国寺⑦，定志住持南崇国寺。这二人事迹留有碑记，其他人事迹只有一些零星记载。这些人后来成了元代弘扬华严和律宗的一股主要力量。

另外，在《善选传戒碑》的碑阴也刻有文字，但字迹漫漶。经仔细辨读，为至正二十三年十月十六及二十六年二月十七日宣传政院追封隆安善选为国师的两道谕札，为元代圣旨白话碑形式。其中有一段碑文可以看出大概内容：

宣文阁里有时分，速古儿赤等奏，俺根底释教都坛主澄吉祥文书里咨呈：夫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选公释教都总统名分里委付了，有为他来亡殁了，有为他传授金字菩萨戒本立碑的。上头依先祖师例，封赠国师名分的说有，俺与伯撒里大师、右丞相一处商量了，依着他得来的文书，释教都总统澄慧国师选公名分，封赠怎生么道。⑧

从这段碑文看，隆安善选圆寂后在朝廷官员的奏请下又被追封为“国师”，追封的具体时间为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另外，在这段白话碑文中，隆安善选名前先后冠有两个头衔：一是释教都坛主，一是释教都总统。这两个头衔在《善选传戒碑》中都没有出现过，可补《善选传戒碑》之缺，同时也进一步揭示出隆安善选在元初佛教界的崇高地位和影响。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隆安善选舍利塔的情况。据有关文章介绍，隆安的舍利塔在新中国建立初期还存在，位于今八宝山以南鲁谷，与碑文所说的“鲁郭里”完全相符。该塔为密檐式，塔身、塔檐均向内凹入，塔檐造型富于弹性。特别是第一层塔身装饰有八角形倚柱，都作成五层密檐塔的形式，阑额之下，又刻有巨大的倒悬状云头纹装饰，八个窗子八种图案，无一雷同。该塔在元代佛塔中较为罕见，反映了元代高超的建筑和装饰艺术水平。遗憾的是该塔在1963年被拆除了。⑨八宝山以南的鲁谷是金元时期南北崇国寺的“祖茔”，崇国寺住持高僧圆寂后都建塔埋葬在那里，如善选的弟子定志和定演，根据他们的碑铭记载也都是塔葬于鲁郭里祖茔，因此八宝山鲁谷地方过去一定有很多塔，算是一处塔林。陈广斌先生曾写过一篇《八宝山塔林与崇国寺》文章，回忆八宝山鲁谷塔林被毁前的情况，发表在《北京日报》上。据笔者考察，现在鲁谷地方只剩下一座高约九米的喇嘛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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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崇国寺，指南崇国寺，始建于唐，又名金阁寺，原址在今广安门内大街长椿街南口以北。《顺天府志》记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时改名崇国。”《折津志辑佚》记载，“崇国寺，在大悲阁北，亦肇于有唐。”又《盘山志》卷2《上方寺道宗大师遗行碑》记载：“师讳道宗……元和九年秋，师年弱冠，于燕庭金阁寺受戒，礼志救寺如琳为师。”

② 《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刻于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九月十七日，危素撰文并正书，张璩篆额，张述刻。原存西城区护国寺，现不知下落。碑正面刻《善选传戒碑》内容，背面刻有宣政院两道谕札。见《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杜。

③《大金国志》卷23《东海郡侯纪年下》。

④ 《元一统志》卷1“昭觉禅寺”。

⑤ 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燕京大觉寺创建藏经记》。

⑥ 《善选传戒碑》记载： “乙丑年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师（善选）皆为羯摩传戒宗主，复受戒本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在十三世纪时，乙丑年有两个：一为公元1205年，一为公元1265年。但这两个乙丑年皆不符善选传戒本与行秀时间。若依1205年，蒙古尚未入主中都，善选亦未入主宝集寺，如何传戒本于宝集行秀。若依1265年，此时善选已入灭，与传戒本之事风马牛不相及。因此，笔者以为《善选传戒碑》中的“乙丑年”刻写有误。善选传戒本与行秀究竟为何年，需旁证考定。

⑦ 北崇国寺，即西城区护国寺，为善选弟子定演于至元二十四年（1282）所建。 《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记载：“至元二十四年，别赐地大都，乃与门人以力兴建，化块砾为宝坊，幻蒿莱为金界，作大殿以像三圣，封高阁以庋藏经，丈室、廊庑、斋厨、僧舍悉皆完美，故崇国有南北寺焉。”

⑧ 《善选传戒碑》碑阴“宣政院谕札”，录自《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

⑨ 薛增起、薛南编：《北京的塔》第153页《金安选公塔》，2002年北京出版社。

（二）圆融宣密大师祥杲与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

继隆安善选之后，悯忠寺又有一位著名的高僧——圆融宣密大师祥杲驻锡于此。虽然祥杲的事迹目前仅见《善选传戒碑》中一条记载，说他在元太宗癸卯年（应为乃马真后二年，即1243年〕曾得到宝集寺佑圣国师志玄授予辽道宗手书金字《菩萨戒本》，而后他又授予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善选，但是仅凭这条记载，足以引起我们对祥杲其人及元初悯忠寺的高度重视，因为金元两代能够得到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非常不易，表明了受持者及所在寺庙在佛教律学弘传上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影响。为此，我们不妨先来了解一下辽道宗的金字《菩萨戒本》及其流传情况。

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是辽道宗在位时亲笔书写的一本佛门传授菩萨戒的戒本。《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说是道宗刺血和金书写的①。虽然目前我们不知道它书写的具体年代，在辽代历史文献中也没有发现其他佐证，但是道宗书写金字《菩萨戒本》的事实应当是无可置疑的。我们从道宗崇佛的态度可以确信这一事实。辽道宗是辽代诸帝中奉佛最为热忱的一位，史称他“一岁饭僧三十六万，一日祝发三千”②。他曾于燕京西山灵光寺建招仙塔，供奉佛牙③；施钱五万贯建大昊天寺④；礼敬过通理、守臻、法悟、道殿、法均等名僧，皆赐以官爵和名号。不仅如此，他还对佛学研究颇有兴趣，曾命一些著名高僧为华严宗重要论著《释摩诃衍论》进行注疏⑤，他自己也亲自撰写了一部研究华严学方面的专著——《御制华严经赞》⑥。北宋苏辙《栾城集》里还专门记载了道宗对佛学的喜好，曰：“北朝皇帝好佛法，能自讲其书，每夏季，辄会诸京僧徒及其群臣执经亲讲，所在修盖寺院，度僧无数。”⑦苏辙是辽道宗时出使辽国的，他所指的北朝皇帝正是辽道宗。从这些情况看，道宗书写《菩萨戒本》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

道宗书写的金字《菩萨戒本》其实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梵网经》。此经全称《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由后秦鸠摩罗什翻译，共两卷，是为修学大乘佛法的人传授的戒律之一。菩萨戒在内容上有两种不同：一种出自《优婆塞戒经》，包括“六重二十八轻”戒；一种出自《梵网经》，包括“十重四十八轻”戒。但是一般皆遵《梵网经》 “十重四十八轻”戒。其中，“十重戒”为：杀戒、盗戒、淫戒、妄语戒、酤酒戒、说四众过戒、自赞毁他戒、悭惜加毁戒、嗔心不受悔戒、谤三宝戒；四十八轻戒如不敬师友戒、饮酒戒等。在性质上它又分为三种，也称三聚：一为摄律仪戒，意为凡断一切恶者属于此类戒；二为摄善法戒，意为凡修一切善者属于此类戒：三为摄众生戒，亦名饶益有情戒，意为凡普度一切众生者属于此类戒。因此，菩萨戒又称“三聚菩萨戒”或“三聚净戒”。

戒律是佛教徒修学的重要内容，被置于“三学” （戒、定、慧）之首。戒本是传授戒律时依据的具体蓝本，它涵盖了佛教律学的全部思想和内容，是佛教律学思想的条理化。由于道宗皇帝金字《菩萨戒本》具备了传授菩萨大戒的实际功用，同时又出自帝王之手，具有实用性、神圣性和权威性等多重价值，所以备受佛教徒关注和重视，被视之为律学传承的重要信物、律学权威的象征和“镇寺之宝”。因此，在佛教徒的虔心护持下，这部金字《菩萨戒本》自问世后便一直传到了元末，流传了二百年左右，前后受持的律僧有十八位。关于它的流传情况，《善选传戒碑》记载十分清楚：

……至辽道宗，以金泥□□书菩萨三聚戒本。耶律淳卒，群臣立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以三聚戒本畀马鞍山惠聚寺悟缠。后廿有九年，金贞元元年，弘祐寺圆怡掌之。又后六年，正隆三年，开悟寺行坰掌之。又后六季，大定三季，达恒掌之。又后九年，延洪寺善谦掌之。又后五年，善鑑掌之。又后十有七年，明昌二年，善兴掌之。又后七年，承安三年，惠应掌之。明年，性密掌之。又卅有六年而金亡。元兴，宝集寺祐圣国师志玄奉持尤谨，太宗皇帝癸卯岁，诏启圆戒大会，戒本传与悯忠圆融宣密大师祥杲，杲以传于崇国寺空明圆证大法师善选。由是知律学之渊源尚矣。……乙丑岁，真定邱王二帅继启资戒会，师（善选）皆为羯摩传戒宗主，复受戒本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隆安师示寂既久，行秀传戒本于崇国定志，志传昊天显净，净传崇国定演，演传原教法闻。俱戒行精严，人天师表。……以授今大崇国寺住持普明净慧大师臣僧智学……⑧

从这段碑文可见，辽道宗金字《菩萨戒本》流出皇宫是在辽兴宗之孙耶律淳驾崩，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之时。据考，耶律淳的卒年和其妻萧氏改元德兴为同一年，即公元1122年。可见金字《菩萨戒本》流出皇宫的确切时间应为公元1122年。最早受持金字《菩萨戒本》的是马鞍山惠聚寺（即今戒台寺）悟缠。悟缠，无碑刻史籍记载，但从其寺属和法名判断，应为辽代著名律僧法均的徒孙，因为法均另有两个徒孙，叫悟敏和悟铢⑨，都属于“悟”字辈。经过二十九年，即金贞元元年（1153），悟缠传戒本弘祐寺圆怡。又经六年，即金正隆三年（1158〕圆怡传开悟寺行坰。又过六年，即金大定三年（1163），行坰传达恒。又经九年，达恒传延洪寺善谦。又过五年，善谦传同门善鑑，又过十七年，即金明昌三年（1192〕善鑑传同门善兴。又过七年，即金承安三年（1198），善兴传惠应。金承安四年（1199），惠应又传性泌。以上受持者生平事迹均不见史料和碑刻记载。其中，达恒，善鑑、善兴、惠应、性泌等人法名前均不冠以寺名，可能是他们的寺属与其前面受持者寺属相同而略去。性泌受持达三十六年，直到金朝灭亡。到蒙古期，第一位受持者为宝集寺祐圣国师志玄。他是金末元初一位十分著名的律宗高僧，在《元一统志》中有两处关于他的记载：一处载曰： “大觉圆通大宗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暨归国朝，行业高峻，王侯将相，争趋下风，世称长公。”⑩一处载曰： “大明寺在旧城安仁坊，按重修寺记，乃宝集寺大觉圆通大师志玄当大元开国统御之际，见古燕大明故刹，屋老僧残，考其遗迹，乃金正隆二年安远大将军甄孝兴所建，旧名甄乐。师以金易其地，大阐法筵，律仪为世所重。”⑾ 至乃马真后二年（1243），在朝廷举办的圆戒大会上，志玄又将戒本传给悯忠寺圆融宣密大师祥杲。之后（应为善选从悯忠寺迁崇国寺后），祥杲又传崇国寺空明圆证大师善选。之后，在真定邱王二帅举办的资戒大会上，善选复将戒本传与宝集寺释教都坛主行秀。其后，行秀又传给崇国寺定志。定志是善选的弟子，继善选后住持崇国寺，曾受赐“清慧寂照大师”称号，其生平行事迹留有碑记。⑿ 其后，定志传昊天寺雄辩大师显净，显净又传北崇国寺定演。定演亦为善选的弟子，其生平有《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记载。据该碑记载，显净传定演戒本时间为至元二十四年（1287），也是在资戒大会上。⒀ 其后，定演又传大原教寺光教律师法闻。法闻（1258－1317）在明代明河《补续高僧传》上有其传记。最后，法闻传北崇国寺普明净慧大师智学。智学受持时已届元末。智学之后金字《菩萨戒本》传承情况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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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辽史》卷26《道宗纪六》。

② 《大崇国寺演公碑铭》记载： “时昊天宿德雄辩大师，授以道宗刺血金书戒本。” 《旧都文物略》第226—228页，1986年书目文献出版社。

③ 《辽史·道宗纪》。

④ 《辽史·公主表》。

⑤ 辽道宗：《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文》，《全辽文》卷2。

⑥ 《辽史》卷22《道宗纪二》。

⑦ 苏辙：《栾城集》卷41《北使论北边事答子》。

⑧ 《大元敕赐大崇国寺坛主空明圆证大法师隆安选公特赐澄慧国师传戒碑》，《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50册，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社。

⑨ 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悟敏、悟铢二传戒大师传》。

⑩ 《元一统志》卷1“宝集寺”。

⑾ 《元一统志》卷1“大明寺”。

⑿ 《定志塔铭》，《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片汇编》第48册，1996年中州古籍出版杜。

⒀ 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光教律师法闻传》。

（三）道藏伪经在悯忠寺焚毁

通过隆安善选的住持和重建，悯忠寺完全恢复昔日（辽代）的盛况，成了燕京城中一座举足轻重的佛教活动场所。蒙古宪宗八年（1258）和元至元十八年（1281），忽必烈两度将焚毁道藏伪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就足以说明它的宗教地位和影响非同一般。

关于悯忠寺焚毁《道藏》伪经的起因，还得从元初佛道之争说起。公元十三世纪，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民族为取得中原地区的统治，积极地拉拢中原各派宗教势力，借以达到“因其俗而柔其人”的目的。这时形成于金代中期的道教全真派在整个北方地区已发展为一支较强的宗教势力，自然成了蒙古国太祖成吉思汗笼络的重要对象。蒙古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派人诏请全真派掌门人丘处机赴大漠相见。丘处机应诏前往，随行弟子十八人，经过三年抵达大漠。成吉思汗见到丘处机极为欢喜，对他宠重有加。丘处机离别时，成吉思汗“赐号神仙，爵大宗师，”让他“掌管天下道教”。①太祖十九年（1224），丘处机回到燕京后，他与其门徒便倚仗雪山之行成吉思汗给予的恩宠，大力发展本教势力。他们不仅广招门徒，大兴道观，而且还肆意诋毁佛教，侵占佛寺、捣毁佛像及碑幢。如编撰《老子化胡经》，说佛祖释迦牟尼为老子所化；侵占佛寺四百八十二所，仅燕京地区的佛寺就侵占了三十余所之多，②妄图凌驾于中原诸教之上。全真教徒的这些行径，很快激起了中原佛教徒的愤慨，纷纷起而攻之。曾在大漠与丘处机相处过的耶律楚材率先举起了声讨道教的大旗。他回到燕京后，曾撰《西游录》上下篇，其中下篇主要是斥责全真教的。全篇用问答的形式，围绕着他与丘处机在雪山相识和交往的因缘，以及二人私下达成的协议（耶律楚材曾委托丘处机回到中原后关照佛教）。“备明丘公十谬”，③揭露丘处机言而无信，背信弃义。④由于这段因缘鲜为人知，所以该书付梓后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后来佛教在争斗中获胜起到了重要的宣传作用。为了平息风波，蒙古统治者在佛教界的强烈要求下，前后召集了三次佛道辩论会。

第一次辩论会是在蒙古宪宗五年（1255）举行的，地点在和林大内万安阁。佛道各派有重要人物参加。佛教界代表人物有迦湿弥罗国高僧那摩国师、少林长老福裕等人；道教界代表有李志常等人；另有“丞相钵刺海、亲王贵戚等译语合剌合孙并学士安藏”等人参加。宪宗皇帝亲自主持了这次辩论。⑤辩论的焦点有三个问题：一是《老子化胡经》真伪问题；二是佛寺塑像被破坏问题；三是佛寺及庙产被侵占问题。由于佛教界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这次辩论结果是道教大败。宪宗皇帝于同年九月底颁下圣旨，命燕京行省首席断事官布只儿负责处理。处理结果为：道士所毁坏的佛像、改塑的老君像，皆要改正修补。同时，“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著佛像，亦依前体例要罪过”。⑥但是宪宗皇帝的判决并没有解决佛教界要求的实质性问题。于是佛教界那摩国师和少林福裕长老等人于宪宗六年（1256）和宪宗七年又联合各地高僧两次北上和林，要求宪宗皇帝重开辩论会，与道教再决高下。但是因道教掌门李志常逝世等原因，道教界没有做出响应，致使辩论会一拖再拖，直到蒙古宪宗八年（1258）才得以重开。

第二次辩论会由忽必烈主持，地点在忽必烈新建的王邸开平府。辩论会共有七百余人参加，佛道两教都派出了最强大的阵容。佛教界有三百人，道士与官吏各二百余人。佛教界代表人物有那摩国师、八思巴国师、西蕃国师、河西国僧、外五路僧、大理国僧，以及中原各地高僧，如燕京圆福寺从超、奉福寺德亨、大明长老明津、药师院长老从伦、资圣寺统摄至温、上方长老道云等十七人；全真派的代表人物有燕京道士张志敬、樊志应、魏志阳、霍志融、周志立、申志贞、马志宁、张志柔，以及中原各地道士赵志修、李立全、于志申等人；朝廷官吏有丞相蒙速速、丞相没鲁花赤、平章政事廉希宪，以及儒士窦默、姚枢等人。可谓聚集了当时儒、释、道三教几乎所有的高层次人物。⑦辩论的内容与第一次相同。辩论前双方约定：“僧家无据，留发戴冠，道士义负，剃头为释。”⑧姚枢受命担任裁判。这次辩论仍以道教败北而告终。朝廷的判决结果为：参与辩论的十七名道士均被押赴龙光寺剃发为僧，随即押回燕京，“遍散诸寺”；全部退还四百八十二处寺庙、山林和田土，恢复佛寺塑像，改塑的老君等像，“并与迁革”；焚除《老子化胡经》、《八十一化胡图》经板及其他道教伪经。这次焚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至元辩伪录》对此有明确记载：“时戊午年七月十一日行张真人既听读讫，乃使人就云台观追取说谎伪经化胡经、八十一化胡图等板木，及随处宫观有底伪经，辇载到燕京，于大悯忠寺正殿之西南，对百官并与烧却，万寿谏和尚与下火云。”⑨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辩论会上，年仅二十三岁的藏传佛教萨迦派领袖八思巴表现出了非凡的辩才，是佛教最终战胜道教的关键性人物。关于八思巴的辩词，在《至元辩伪录》所收王磐等奉敕所撰《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碑》中有十分精彩的记载。八思巴对这次胜利也十分重视，专门写下了《调伏外道大师记》，收录在《萨迦五祖全集》中。⑩

通过和林和开平的两次辩论，佛道之争可以说已有圆满结果。但是实际上并未结束，原因是道教徒并不甘心失败，仍在伺机报复。忽必烈即帝位后，为稳固其统治，复崇其教，并于中统二年（1262），中统三年和至元六年（1269）先后下诏对全真教已故掌教尹志平、李志常、现掌教张志敬和全真五祖进行追赠和加封名号。全真教徒得到帝王的尊崇，认为重振教门的时机已到，于是暗中策划，图谋报复佛教。至元十七年（1280）四月，大都长春宫道士在提点甘志泉、知官王志真的指使下，“自焚禀舍”，并诬告是僧录广渊所为。中书省、枢密院受命审理此案。经过审理，最终判定是道教诬陷佛教。事后忽必烈命枢密院副使孛罗等颁下圣旨，对道教徒进行了严厉惩处。这时佛教界又趁机上奏：“往年所焚道家伪经板本化图，多隐匿未毁，其《道藏》诸书，类皆诋毁释教，剽窃佛语，宜加甄别。”于是忽必烈又命枢密副使孛罗、前中书省左丞张文谦、秘书监焦友直、释教总统台萨里、太常卿忽都于思、中书省客省使都鲁，以及在京诸僧首，共赴长春宫，会同道教各派领袖张宗演、祁庆诚、李德和、杜福春等人，再辩《道藏》诸经之真伪。这次辩论可称之为佛道第三次辩论。到至元十八年十月，道经真伪的甄别工作告竣，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官员张易上奏甄别结果曰： “参校道书，惟《道德经》系老子亲著，余皆后人伪撰，宜悉焚毁。”忽必烈接到上奏后，立即诏谕天下：焚毁除《道德经》外所有的《道藏》伪经。诏令下达第三天，即十月十二日，大都地区的《道藏》伪经全部集中到悯忠寺，在朝延官员和佛教四众弟子的监督下全部焚毁。当时大报恩寺的林泉从伦长老亲自主持了下火仪式。他按照佛教禅宗的仪轨，拈香说偈，然后“用火炬打一圆相”，点燃了伪经。⑾ 经过这次打击，道教再也无力与佛教抗争了。至此，历经数十年的佛道之争就像林泉从伦下火前以“火炬打一圆相”一样，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最后，有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忽必烈为何两度将焚毁道教伪经的地点选择在悯忠寺。对此，我们以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悯忠寺在元初曾被道教徒侵占，是直接的受害者。《至元辨伪录》记载：“京悯忠寺东塔院，大道信道姑占守坐住。”⑿ 这样选择在悯忠寺焚经自然具有一定的纪念意义。二是悯忠寺在元初属于教门，曾有隆安善选和祥杲等教僧在此弘扬华严和律宗，具有较高的地位，而忽必烈即位不久又采取了“重教抑禅”的政策，使教门地位得到提高，这样在宗教地位上选择悯忠寺焚经也就名实相符。这两方面应当是忽必烈选择在悯忠寺焚经的重要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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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10。

②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③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④ 耶律楚材《西游录》（下），2000年中华书局。

⑤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⑥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⑦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⑧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4。

⑨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4。

⑩ 陈庆英：《元朝帝师八思巴》第82—83页，1992年中国藏学出版杜。

⑾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5《圣旨焚毁诸路伪道藏经之碑》。

⑿ 如意祥迈：《至元辩伪录》卷3。

（四）湍吉祥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

湍吉祥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驻锡悯忠寺的一位高僧。他和蒙古时期悯忠寺僧人祥杲一样，生平事迹在文献和碑刻中也没有留下记载，仅在顺德府开元寺僧人庆吉祥主编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列有他的名号和职务，称“大都大悯忠寺传法通辩大师讲经沙门湍吉祥，奉诏校勘”①，由此而知他参加了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二十四年忽必烈亲自召集编纂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校勘工作。凭这一条记载，我们对湍吉祥其人就不可等闲视之，因为湍吉祥参加的《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校勘工作，是元朝举办的一项重要佛教学术活动，也是元朝做出的一项重要佛学成果。

 《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简称《至元录》，共十卷，是一部佛教经录著述。由顺德府开元寺庆吉祥主持编纂，从至元二十二年（1285）夏开始，到至元二十四年（1287）春结束。它对自东汉永平十一年（68）至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间一百九十四人所译著的佛典1644部的目录，按照显教和密教的类别重新进行分类编目，并对西藏和汉地两种文字的佛典进行校勘，详细注明二者的异同、有无、多寡等内容，还用汉字标注佛典名称的梵文译音。每部佛典都有千字文编号，从“无”字起，至“植”字止，有些学者因此认为这部佛典目录著作就是元代官版大藏经目录。但是由于元代大藏经至今没有发现一套完整实物，无法进行比对予以证实。尽管如此，这部著作仍不失为一部重要的佛典目录著作，它对研究元代大藏经、汉藏佛教经典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这部经录著作是由忽必烈发起，并在他的亲自过问下开展和完成的。为此，忽必烈专门召集了当时汉、藏，以及印度、北庭等地第一流的高僧和学者共同参与校勘编纂，就连元朝的帝师也参加了这项工作。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堪称汉藏文化史上一次空前的盛事。湍吉祥能够参加这次高规格的佛教学术活动，不仅体现了他本人高深的佛学修养，而且也反映了悯忠寺在元初重要的佛学地位和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湍吉祥的事迹缺乏文献记载，但是我们从《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列出的“传法通辩大师讲经沙门湍吉祥”这一长串学衔，还是可以发掘出一些关于他的重要的历史信息。我们先看“通辩大师”之号，这应当是元世祖忽必烈敕赐的一个封号，在《至元法宝勘同总录》中列出的僧人中都带有皇帝敕赐的封号，如崇国寺定演被封为“圆融崇教大师”，大圣寿万安寺知拣被封为“佛觉普安大师”等。②能够得到皇帝的赐号，说明湍吉祥地位非同一般。在《善选传戒碑》中，善选的弟子定学也有“通辩大师”之号，碑文中称“通辩大师定学”。而湍吉祥与善选同属悯忠寺僧人，前后相随，而且湍苦祥的修学据“通辩大师”、“讲经沙门”，以及他参与校勘《至元法宝勘同总录》的工作性质看，与善选又完全一致，应当同属教门。根据这些情况，可以判定湍吉祥很可能就是善选的弟子定学。但笔者还不敢最终定论，只是一种推测。再看“讲经沙门”。它应当是一个佛教学衔，表明湍吉祥在讲经方面的优势和专长。这种学衔在辽代燕京地区就十分流行，当时不仅有“讲经沙门”，还有“讲经论沙门”、“讲律沙门”、“讲华严沙门”等不同名称，可见元代的“讲经沙门”应当是继承了辽代的佛教教学制度。最后，我们看“湍吉祥”。这是一个名与号连用的称呼，“湍”是法名简称，是僧人法名的后一个字，即古人所谓的“名下一字”，前面一字省略了。我国古代佛教界一般取僧人名下一字称“某公”，表示尊敬的意思。但是这里不称“湍公”，而是称“湍吉祥”。这“吉祥”二字是什么意思呢？著名学者苏晋仁先生认为它“是受当时藏僧以吉祥命名的影响。”③这一说法有些笼统。《全元文》高翱《磁州嘉福寺贤公讲主碑》中有一段记载可以说明“吉祥”之号的真正来历：

至元二年，（道贤）同僧统洎诸名公入内殿祝圣寿。九年，圣旨集诸路僧受戒，僧受荐公召入万寿殿赞颂，称旨，蒙赐法衣一袭，受戒于国师，加号吉祥。④

由此可见，“吉祥”之号是从国师受戒而得到国师赐予的称号，也就是说凡带有“吉祥”号的僧人皆可视为国师的戒弟子。元代崇奉藏传佛教，所谓“帝师之盛，尤不可与古昔同语”。为了抬高藏传佛教的地位，元帝王让汉地僧人从帝师受戒，屈居帝师门下，进而达到掌控汉地佛教的目的，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做法。

综上可见，我们对湍吉祥可以获得一些大致了解：他是一位通达佛理、擅长经论的高僧；他曾得到元世祖忽必烈赐封的“通辩大师”之号；他还曾从国师受戒，受赐“吉祥”之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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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

② 元庆吉祥：《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1。

③ 苏晋仁：《佛教文化与历史》第264页《藏汉文化交流的历史丰碑》。

④ 《全元文》卷157。

（五）南宋名臣谢枋得在悯忠寺绝食身亡

在元代，悯忠寺除了宗教方面的影响外，还有一件重要的政治事件值得一提，那就是南宋名臣谢枋得曾被囚禁寺中，并最后在寺中绝食身亡，留下了一段千古传颂的佳话。

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祖籍信州弋阳（今江西上饶县）人。南宋宝祐四年（1256）及进士第，与著名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同科。入仕后，先为抚州司户参军。德祐元年（1275），以江东提举、江西招谕使身份知信州。值元兵南下，他曾率兵抗元。信州陷落后，他更名改姓流亡到建宁唐石山，以教书卖卜为生。南宋灭亡后，元世祖忽必烈广纳天下贤才，朝廷及地方官员多次举荐他：首先是至元二十三年（1286）集大学士程文海向忽必烈举荐二十二人，谢枋得列于名单首位；接着是至元二十四年（1287）行省丞相蒙古台奉旨前来请他；再一次是至元二十五年（1288）福建省参政管如德奉旨到江南访求人才，尚书留梦炎极力举荐他。但都遭到他的拒绝。最后福建行省参政魏天佑看到忽必烈求才心切，意欲举荐谢枋得以取悦皇上，博取奖赏，便将谢枋得强行带到了大都，抵京时间为至元二十六年（1289）四月。到大都后，谢枋得先去拜望谢太后，当听到“谢太后攒所及瀛国公①所在”，悲痛不已，并因此而病倒。朝廷将他安置在悯忠寺静养。一天，他稍感身体舒适，信步在寺中游览时，无意中看到一座殿堂的墙壁上刻写的《曹娥碑》，读后不禁悲泣不已，自语说：“小女子尚能如此，我岂能不如一个小女子？”②于是绝食数日而亡。死时六十四岁。有著作《叠山集》传世。

谢枋得因睹《曹娥碑》而绝食身亡，那么《曹娥碑》何以有如此大的力量呢？下面不妨让我们来看看它的内容。《曹娥碑》颂扬的是东汉孝女曹娥孝敬父母，终致为父而亡的感人故事。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东汉时，浙江上虞曹家堡有一位小女，名叫曹娥（130—143）。她自幼孝敬父母。先是其母病，她日侍汤药，衣不解带，并割股疗亲。母死后，她与父曹旴相依为命。后汉顺帝汉安二年（143）五月五日端午节，其父曹旴驾龙舟不幸落水身亡。当时年仅十四岁的曹娥，为寻找父亲尸体，沿江号哭十七天，最后因找不到父亲，便投入江中，五天后抱着父亲的尸体出现在沙滩上。曹娥寻父投江的孝行一时感动乡里，并惊动了上虞县官府。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上虞县令度尚，奏报朝延，要求将曹娥树为“孝女”典范，并为她建庙树碑。朝延答应了度尚的请求，于是曹娥庙和曹娥碑诞生了。 《曹娥碑》原名《后汉会稽孝女之碑》，为度尚立，度尚的学生邯郸淳撰文。因其文辞优美，历代模刻不断。当时谢枋得在悯忠寺壁间所见的《曹娥碑》也应是一块后人模刻的石碑。

谢枋得以身殉节的壮举一直得到了后人的崇敬和纪念。明景泰七年（1456）九月，在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和尚书胡滢等人的奏请下，明英宗为表彰谢枋得忠贞不侍二主的民族气节，特赐谥号曰“文节”。《明景泰帝实录》详细记载了明英宗为谢枋得赐谥号经过：

景泰七年九月，以巡抚江西右佥都御史韩雍之请，事下礼部，尚书胡滢等以为文天祥已建祠于顺天府学之右，岁时遣官致祭，惟谢枋得祀典有阙，宜令原籍所司岁举祀事，仍行翰林院议赐谥。于是少保大学士陈循等议，天祥弧忠大节，为宋臣首，按谥法，临患不忘国曰忠，秉德遵业为烈，请谥曰忠烈；枋得仗节死义，为天祥亚，按谥法，遵德博闻曰文，谨身制度为节，请谥曰文节。帝曰：奖忠所以励臣节也，有司其如所议行。③

明英宗给谢枋得赐谥号不久，朝廷又在他尽节之处建祠祭祀。祠称“谢公祠”，又称“谢文节祠”，位于今法源寺后街。其北门在今培育胡同二十号院，南门〔正门）在法源寺后街五号院。据记载，祠的正门原有一方匾额，名“薇馨堂”，是颂扬谢枋得气节的，出自商人伯夷、叔齐采薇而食，不食周粟的典故。祠堂的正堂有一副楹联，曰：“萧寺怆忠魂回首故乡何处是，桥亭留片迹伤心祖砚几时还。”是谢枋得后裔谢增黄于清咸丰二年（1285）所书。祠堂正中供有谢枋得塑像。祠堂内还有戏楼、花园、亭阁、宏慈院等建筑。其中花园在西北角，宏慈院在东跨院。祠堂原来归江西会馆管辖。解放后，这里曾为广安中学和实验女子中学校址，祠中建筑多被拆毁或改建。现在仅存五号院一座二层砖木结构小楼和数十间带走廊的房屋。④一代英雄的祠堂落到今天这般残破现状，着实令人痛惜！

榭枋得的尽节壮举历史上受到千人膜拜，万人景仰，留下了许多赞颂他的诗篇。明袁继咸《燕都吊谢叠山》诗：

北风尘起征车促，南火伤心不再虚。

三败犹还仲母在，两旬忍饿汉臣和。

归降当日原无表，却聘留今只有书。

无使先生沉卜市，建阳桔亦首阳居。

清秦瀛《谒谢文节祠》：

书成欲聘已长饥，卖卜余生涕泪挥。

沧海只余孤鹤在，钱塘不见六龙飞。

衣冠南渡空禾黍，日落西山长蕨薇。

天水到公残局尽，苍凉萧寺送斜晖。

清人王渔洋（士祯〕诗曰：

勤王信州兵，卖卜建宁市。

一片曹娥碑，堕泪女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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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瀛国公（1271－1323），南宋皇帝赵显，宋度宗赵禥之子。咸淳十年（1274）嗣位。元至元十三年（1276）降元，受封瀛国公。至元二十五年被遣往吐蕃学佛法，号合尊大师。长期住萨迦寺，翻译佛经，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著作，对汉藏文化交流有所贡献。至治三年（1323）53岁时死于河西。赵显曾娶元朝公主为妻，生有一子，叫赵完普。

② 《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

③ 《日下旧闻考》60卷《城市》引《明景宗实录》。

④ 刘仲孝《谢枋得与谢公祠》，胡玉远《日下回眸》第260页，2001年学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