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历史概要
序

　　中国道教是中国的一种具有悠久历史的社会现象，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
　　翻开东汉以后的中国历史，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国道教留下的斑斓史迹。
　　踏遍祖国的大好河山，到处都可以看到道教的名山、宫观、碑刻，记录着道教对中国民众生活的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鲁迅先生说过："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1918年8月20日，《致许寿裳》）。按我的理解，这个根柢就是在社会深层之中，在绝大多数民众之中，在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中。
　　当然，对中国文化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同道教有不解之缘的，还有哲学史上的道家。道家和道教，在西方语言中是一个词，英语是Taoism。但是，现在人们分得很清楚：道家是一个哲学流派，一种思想；而道教则是宗教，它有教徒组织、宫观设施、崇拜礼仪乃至一定的经济实力。道教在它的教义思想中借用了许多道家的概念和思想；道家也因道教而扩大了影响。如果说，道家的影响原来仅仅局限在士大夫阶层中间，那么，道教的影响就要大得多了，它曾深入到底层民众之中。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教和道家才成为中国文化巨鼎的三足之一，才成为"中国的根柢"。
　　对于道教的研究，我们起步较晚。1949年以前，只有寥廖可数的几本论著，几篇论文。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中国大陆也只发表过近七十篇论文，而且大多与《老子》的讨论、农民起义的讨论有关。可是，从本世纪初起，外国的学者却十分重视道教的研究，多方挖掘其宝藏。我的名字叫"道静"，有些朋友就说我同道教有缘。但是，我的专业研究领域是中国科技史，特别是农业史。直到我同老博士李约瑟有了交往，发现他的巨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又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引用了大量的道教经典总集《道藏》的材料，还提出一个著名的论点，即"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和技术的基础"，这才推动我的学术研究的注意力也转到"道教"上来。
　　道教是个学术的宝库。近十年来，据不完全的统计，我国出版的道教研究著作已有二十多种，发表的有关道教的论文和文章也有六百余篇。中国学术界对于道教的研究已达到相当的水平。一些重要的著作和论文已经受到国际学术界的惊叹和赞赏，有的已被翻译成多国语种出版。现在上海知识出版社约请国内道教研究专家，由卿希泰和陈耀庭、曾召南等同志主持编写四卷本《中国道教》，既是十年来道教研究的总结，又为今后的道教研究张目，这是可庆可贺的学术界大事。四卷本内容涉及道教的历史概要、宗派源流、人物传略、教义规戒、经籍书文、神仙谱系、科仪方术、文化艺术、名山宫观等方方面面，堪称大观。
　　对于道教这样一种历史悠久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的研究，恐怕不是一代学人就能达到"透彻"的高度的。对道教的研究，在日本从小柳司气太开始，在法国从马伯乐开始，至今都已经过三四代学者的辛勤耕耘。我有信心，我们中国学者经过几代努力，一定会做得更加完整、更加深入、更加透彻。
　　太上曰：天长地久。我深信：我们今天对道教所作的一切研究也将如此。
胡道静
1991年春，病中

引言

　　道教是以"道"为最高信仰的中国本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它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沿袭方仙道、黄老道某些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而于东汉时逐渐形成。它相信人经过一定修炼可长生不死，成为神仙。将老子及其《道德经》加以宗教化，尊老子为教主，奉为神明以《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并对之作宗教性的解释。创始时主要流行于民间，并成为某些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旗帜。魏晋以后，部分社会影响较大的道教徒因受封建统治者的扶植和利用，导致道教逐渐上层化并与儒家纲常名教观念相结合；在有些朝代还卷入了宫廷政治活动。而在民间则继续传播通俗形式的道教，从中还衍化出一些秘密宗教组织，在有些农民和平民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中，继续发挥其组织和纽带的作用。
　　道教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派别的不断繁衍增多，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经籍书文，后多汇编入《道藏》，其中许多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哲学、文学、艺术、音乐，以及医学、药物学、养生学、气功学、化学、天文、地理和社会心理、社会习俗等各个方面曾产生过不同程度的积极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道教的产生

　　道教形成于东汉的中后期。它之所以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所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思想渊源，并经长期的酝酿和积累的必然结果。
历史背景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由战国进入秦汉时代，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当时的世界上居于发达的领先地位。但是，秦汉的社会发展，又受到封建生产方式的制约，呈现时起时伏的波浪式延展的趋势。即使在秦汉鼎盛时期，社会矛盾也很尖锐。在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对广大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土地兼并也日益加剧，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无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囚徒）半道，断狱岁以千数"。①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日益突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也日益增多。封建统治者如何对付农民的反抗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秦王朝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实行严刑峻法，仅凭暴力镇压以加强其统治，又迷信神仙方士，大搞鬼神祠祀，梦想由一世至万世，但却转瞬之间即为农民大起义的怒涛所覆灭，从而震撼了整个地主阶级，迫使继起的汉王朝统治者不得不从中吸取教训，结合实际，重新调整其所谓"治国理民"的理论和策略，实行约法省禁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黄老政治"，以安定社会秩序。于是，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文景之治"的繁荣景象。汉武帝即位之后，他凭借几代经营积蓄起来的雄厚资财，连续发起反击北方匈奴的侵扰和开拓西南疆域的大规模战争，扩大和巩固了边防阵地。中国封建社会，处于空前强盛时期。但同时却"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蓄）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②封建社会的固有矛盾愈来愈尖锐。到武帝晚年，"郡国盗贼群起"，③农民纷纷起义。"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④
　　西汉王朝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便由盛而衰，最后终于灭亡。光武虽号中兴，但这个东汉王朝却是建立在农民起义的火山上的，只有光武、明帝和章帝三代，社会稍为安定。
　　从和帝开始，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势力迅速膨胀，并在政治上逐步形成外戚与宦官两大集团，彼此争夺政治权力，把持朝政；地方官吏则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东汉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和黑暗，整个社会一直动荡不安，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莫大的痛苦。特别是在外戚、宦官两大集团激烈争夺政权的过程中，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广大农民丧失土地后，一部分沦为依附豪强地主的佃农或雇佣，受着极其残酷的剥削，更多的农民则变成无家可归、辗转道路的流民，处境尤其悲惨，被迫起为"盗贼"，甚至出现"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籋相视分裂"⑤等目不忍睹的悲惨景象。加以当时自然灾害频仍，疫病流行，广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造成人民深重苦难的现实世界，是宗教赖以滋生的气候和土壤。一方面，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在摆脱秦王朝的奴役之后，又受到新建的汉王朝日益沉重的压榨而痛苦不堪。但他们当时受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局限，生产规模小，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知识十分贫乏，人民群众既无法避免、也无法理解封建压迫和自然灾害所造成的社会不平与人世苦难的根源，他们渴望摆脱苦难，而又找不到出路。

　　因此往往幻想有一种超人间的力量来伸张正义，并帮助他们改善处境，于是就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护皊上。这是产生宗教的内在条件；另一方面，统治阶级在面临严重的社会危机的时候，也极力企图利用宗教来麻痹人民反抗的意志，宣扬君权神授，借以消弭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人民抗争的风暴，同时也希望宗教成为他们统治的后盾，祈求"长治久安"和个人的福寿康宁。在上列两种条件下，宗教的产生，就成了客观的社会需要。
　　第二，汉代统治思想的宗教化，也直接为道教的产生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
　　秦王朝的覆灭，暴露了单靠严刑峻法和暴力镇压，并不能解决社会矛盾，治国安民。汉初奉行黄老之术，虽然使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也未能防止封建社会固有矛盾的发展，以致到汉武帝时，又面临"盗贼群起"、农民以暴力反抗官府的事件"不可胜数"的严重社会问题。为了在不可避免的社会矛盾中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他们鉴于历史上"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⑥的经验，企图借助鬼神的威力，加强"文武并用"的"长久之术"，以使黎民百姓成为规规矩矩的顺民。
　　《淮南子》明确主张"因鬼神为禨祥，而为之立禁"，"借鬼神之威，以声其教"。⑦
　　汉武帝更是身体力行，他即位之后，"尤敬鬼神之相"，⑧重用神仙方士，大搞祠神求仙活动。为适应封建统治阶级利用神权维护皇权的需要，董仲舒的宗天神学也应运而生。他援引阴阳五行学说，重新解释儒家经典，建立了一套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神学体系，把"天"说成是有意志、有目的、能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具有无上的权威，是"百神之大君"。⑨认为自然界日月星辰的运行，春夏秋冬四季的更替，人类社会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是由这个"大君"的意志所决定的。而帝王则是"承天意以从事"。⑩当帝王的行为体现了天意，积善累德，天就降符瑞任命他、嘉奖他；当帝王违反了天的意志，有了过失，天就降灾异警告他，让他改过；如果屡告不改，就要受到天的惩罚。这种"天人感应"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善恶报应"思想的表现，是宗教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为封建专制中央集权的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宗天神学，纵贯于昭、宣、元、成、哀、平各代，在政治生活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董仲舒不仅是一个宣扬"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的宗天神学家，而且还是神仙方术的鼓吹者。他在《春秋繁露》这一著作中，不仅以神秘的阴阳五行学说附会儒家经义，而且还创造求雨、止雨仪式，登坛祈祷作法，集儒生、巫师、方士于一身。他将儒学加以宗教化，促使儒生与方士合流。以董仲舒为前导，在汉王朝的支持下，谶纬之学逐渐兴起。"谶"是一种假托神意制造的政治预言，"诡为隐语，预决吉凶"，⑾源出巫师和方士，由来已久。"纬"是以神意来对儒家经典所作的解释，把儒家六经宗教化，把孔子神化为超人的教主。二者的形式虽然不同，但就其宗教神秘主义的实质来说，则是一样的。所以，"迨弥传弥失，又益以妖妄之辞，遂与谶合而为一"，⑿合称谶纬之学。
　　西汉末年，这种谶纬之学极为盛行。汉光武也是靠图谶起家的，即位以后，更是大力提倡，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之学，于是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氛之中。
　　这种气氛，显然是孕育道教极为重要的气候和土壤。再加上佛教在汉代的传入，也给某些神仙方士创立道教提供了启示，成为道教产生的助产剂。可见道教的产生，乃是当时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当然，有了这种气候和土壤，还必须要有产生道教的种子。没有这种种子，也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凭空产生。道教既是中国本民族的传统宗教，因而这种种子的来源也只能从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为了弄清这个问题，就有必要进一步考察它的思想渊源。
思想渊源
　　道教的思想渊源是"杂而多端"的，大体有以下几种主要因素：
　　首先是道家思想。道家和道教，本来是有区别的。先秦道家，是以老、庄为代表的哲学派别，而道教乃是东汉形成的一种宗教。但二者又不是毫无联系的。道教创立的时候，奉老子为教主，以老子《道德经》为其主要经典，规定为教徒必须习诵的功课。《道德经》的基本思想是"道"，并把道视为超时空的天地万物的根源，既有本体的意义，也含有规律的意义，其界属模糊不清，"玄之又玄"，十分神秘，不同的人可以作出不同的解说。《庄子》更把道解释成为："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并谓"黄帝得之，以登云天；颛顼得之，以处玄宫；禺强得之，立乎北极；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广，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说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⒀这种以道为万古常存、得道以后便可以长生久视、成为神仙的思想，为后来的道教所汲取。道教的基本信仰也是道，它从宗教的角度把道说成是神异之物，灵而有信，"为一切之祖首，万物之父母"，⒁并与神秘化了的元气说结合起来，认为道是"虚无之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天地之源"，"其大无外，其微无内"，无形无名，有清有浊，有动有静，"万象以之生，五音以之成"，⒂宇宙、阴阳、万物，都是由它化生的。
　　道教还把老子看作是道的化身，这种思想在道教产生之前就有了。东汉明帝、章帝之际，益州太守王阜作《老子圣母碑》称："老子者，道也。乃生于无形之先，起于太初之前，行于太素之元，浮游六虚，出入幽明，观混合之未别，窥清浊之未分"，把老子与道合而为一。道教继续发挥了这种思想。
　　《太平经》曰："老子者，得道之大圣，幽显所共师者也。应感则变化随方，功成则隐沦常住。住无所住，常无不在。不在之在，在乎无极。无极之极，极乎太玄。太玄者，太宗极主之所都也。老子都此，化应十方。敷有无之妙，应接无穷，……周流六虚，教化三界，出世间法，在世间法，有为无为，莫不毕究。"传为张陵（或为张鲁）所作的《老子想尔注》，也把老子作为道的化身，称"一者，道也"，"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其后《混元皇帝圣纪》又称："老子者，老君也，此即道之化身也，元气之祖宗，天地之根也。"于是老子与道便被神化为众生信奉的神灵。道是天地万物之源，因而作为道的化身的"太上老君"，也就成为"混沌之祖宗，天地之父母，阴阳之主宰，万神之帝君"。这说明哲学家老子和哲学范畴"道"在道教中已被神化为天上的神灵。因此，信道也就变成了信神，崇奉老子亦即崇奉天神。修道成仙思想乃是道教的核心，道教的教理教义和各种修炼方术，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而展开的。道教的命名，也与它的基本信仰有着密切的关系。由此可见，道家思想乃是道教最为重要的思想渊源之一；道家哲学乃是它的理论基础之一。《魏书·释老志》在谈到道教的本源和宗旨时便称："道家之原，出于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资万类。上处玉京，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为飞仙之主。千变万化，有德不德，随感应物，厥迹无常。……其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积行树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升天，长生世上。"这里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道教。正因为道教的形成和发展，与道家老子确有不解之缘，所以人们习惯上常常把道教也称为道家。
　　先秦道家后来演变为黄老之学。这种黄老之学是以道家的清静养生、无为治世为主，但汲取了阴阳、儒、墨、名、法各家的部分内容，已不完全是先秦的道家，而是被称为黄老术的新道家。后来，黄老养生之术演变为道教的修炼方术，奉黄老术的黄老道家便是道教的前驱。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对道家思想曾作过这样的评述："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是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他所说的道家，就是指黄老道术的新道家。司马谈的这种观点，被东晋道士葛洪所采用。
　　葛洪依据司马谈的这种观点，从神仙道教的基本立场出发，阐述了他的道本儒末、道高于儒的思想，以为道家之教"务在全大宗之朴，守真正之源"，主张"包儒墨之善，总名法之要"，吸收各家之长，来建树其神仙道教的理论体系。⒃在修道方法上，他也主张"内宝养生之道，外则和光于世，治身而身长修，治国而国太平。以六经训俗士，以方术授知音，欲少留则且止而佐时，欲升腾则凌霄而轻举"。⒄这就是他的"外儒内道"和儒道双修、内外两得的两重人格的本质表现，也是上层化的士族贵族神仙道教的一个显著特点。
　　其次，道教还汲取了儒家的伦理纲常思想。这种伦理纲常的核心是"三纲五常"，这是封建社会中最主要的道德规范。
　　这种伦理纲常思想，是儒家导其源，道教缵其绪，作了继承和发展。在道书中，虽然很少提到三纲五常的名称，但宣扬这种伦理道德思想颇力；在宣扬这些伦理道德的时候，往往与它的长生成仙思想结合起来，而且以"神"的威力驱使人们去奉行，这对维护封建社会的伦常和秩序，更容易发挥其特殊的作用。《荀子·礼论》提出"礼有三本"之说，认为"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
　　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焉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董仲舒则认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⒅把三纲五常说成是天经地义。《太平经》汲取了这些思想，提出"人亦天地之子也，子不慎力养天地所为，名为不孝之子也。"并称：
　　"子不孝，弟子不顺，臣不忠，罪皆不与于赦。令天甚疾之，地甚恶之，以为大事，以为大咎也。鬼神甚非之，故为最恶下行也。"又谓："子不孝，则不能尽力养其亲；弟子不顺，则不能尽力修明其师道；臣不忠，则不能尽力共事其君，为此三行而不善，罪名不可除也。天地憎之，鬼神害之，人共恶之，死尚有余责于地下，名为三行不顺善之子也。"⒆《太平经》不仅继承儒家旨趣，大肆宣扬天、地、君、父、师信仰的重要，而且还第一次将"天地君父师"合为一体，这在当时儒家的经典中尚未如此，而这正是后来社会上"天地君亲师"信仰的由来，其影响尤其深远。《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亦说：诸欲修道者，务必"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顺，内无二心。"它特别强调"事师不可不敬，事亲不可不孝，事君不可不忠，……仁义不可不行。"《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戒经》中，更把儒家的许多封建伦理道德规范都包括进去了，它说："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父言，则慈于子；与人师言，则爱于众；与人兄言，则悌于行；与人臣言，则忠于君；与人子言，则孝于亲；与人友言，则信于交；与人妇言，则贞于夫；与人夫言，则和于室；……与奴婢言，则慎于事。"这样，把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道德规范都讲到了，用"忠"、"孝"、"慈"、"爱"、"惠"、"悌"、"和"、"贞"、"信"、"慎"等道德规范来调整各种不同的人与人的关系，比儒家讲得更集中，更全面。
　　先秦儒家思想，到西汉董仲舒为之一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为核心的宗天神学以及随之而起的谶纬神学，均为道教直接所吸收，成为道教的重要渊源。如《河图纪命符》说：
　　"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纪。……又人身中有三尸。三尸之为物，实魂魄鬼神之属也，欲使人早死，此尸当得作鬼，自放纵游行，飨食人祭醊。每到六甲穷日，辄上天白司命，道人罪过。过大者夺人纪，小者夺人算。故求仙之人，先去三尸，恬淡无欲，神静性明，积众善，乃服药有益，乃成仙。"这类神秘的东西，几乎原封不动地为后来的道教所吸收，并加以发挥。其他如"少室山有玉膏，服即成仙"；昆仑山为仙人集聚之所；西王母为赐授仙经、指导修道之神；黄帝原本北斗黄神，即位后即"一道修德，唯仁是行"，最后乘龙上天；五岳四海和人的耳、目、鼻、齿、发皆各有神；以及星象预示吉凶之说和召神劾鬼之术，如此等等，均是便于道教利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