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id锁了怎么办:伊朗与美国是如何化友为敌的？(11.12.29)

在美国与伊朗开战（许多人美国人似乎很想这样做）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搞清楚伊朗是如何成为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的。从艾森豪威尔到卡特，美国总统曾把伊朗视作我们的朋友。中央情报局（CIA）不曾想到事情竟然发展到这一步，美国国务院也没有。

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1941年，英国和苏联入侵伊朗，因为伊朗国王礼萨·汗（Rezā Shāh）似乎无力对抗纳粹的影响。入侵者逼迫他下台。伊朗国王交出了他侵占的财富，其中包括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银行存款、约2千个村庄，以及其他数不胜数的财产。礼萨·汗的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evi ）被扶植为伊朗的政治领袖，因为他似乎更有可能对盟军言听计从。巴列维登基为王，成为了一位权力非常有限的立宪君主。  

战争和屈辱的入侵结束后，伊朗爆发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主义运动，叫嚣着要消除外国势力对他们国家的干预。英国撤离了军队，但苏联人竭力拖延。在经过漫长的谈判之后，伊朗和苏联达成协议，由双方共建一家石油公司。苏联军队最终撤出的部分原因在于，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Harry Truman)向莫斯科当局发出了严正警告。民族主义者发动游行示威活动，强烈反对拟议中的苏联石油交易，该协议最终被废除。

于是，民族主义者又将矛头对准了伊朗石油生产的垄断者——由英国政府控制的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Anglo-Iranian Oil Company)。在随后的谈判中，伊朗希望增加其石油收入分成，但遭到该公司的拒绝。由于二战后国内的财政状况岌岌可危，英国迫切希望实现其石油收入的最大化。野心勃勃、亲英国的哈吉·阿里·拉兹马拉将军（General Haj-Ali Razmara）遭到刺杀，此举无疑是在警告那些无视伊朗民族主义的人。

老谋深算的民族主义者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addeq），逐渐成为这场针对石油公司的运动的领袖。巴列维国王希望将这家石油公司国有化，尽管受到英国的威胁，他还是于1951年4月任命摩萨台为伊朗首相。摩萨台取消了英国在伊朗开采石油的权利，并下令没收英国的资产。盎格鲁-伊朗石油公司随后关闭了炼油厂，撤出员工，伊朗的石油生产随之崩溃。英国海军还封锁了伊朗的港口，由此扼杀了该国出口石油、进口食物的通道。伊朗则断绝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

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动荡。摩萨台要求更多的权力，尤其希望掌控财政和军队大权。当摩萨台没有在催促英国人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协议时，他就想方设法破坏巴列维国王在政府中的地位，不仅不让他参加会议，而且阻止其他政治家与国王接触。摩萨台在离间其政治对手的时候，时不时地接触奉行共产主义的伊朗群众党（Tudeh），甚至跟苏联人也打起了交道。与此同时，摩萨台还实行苏联式经济政策——没收地产，建立集体农庄。就在与英国人的谈判久拖不决之际，伊朗的经济进一步恶化，伊朗群众党发动组织的暴动和罢工运动此起彼伏。

伊朗民众开始谴责摩萨台，巴列维国王对摩萨台接二连三的阴谋诡计也有所察觉。1953年8月19日，他颇具胆识地解除了摩萨台的首相职位。面对不断升级的暴力事件，国王逃往伊拉克。在国王流亡期间，效忠王室的伊朗将领法兹卢拉·扎赫迪（General Fazlollah Zahedi）恢复了秩序，为国王安全回国创造了条件。回国后，巴列维国王要求参与政治和行政决策，坚决要求独掌军权，并最终在他的国家获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摩萨台被捕入狱。
 伊朗恢复了与英国的外交关系。英国对伊朗石油生产的垄断被打破，伊朗则对被国有化的财产做出了一定的资金补偿。伊朗政府开始再次获得石油收入。
 事实证明，针对摩萨台的暴动，以及效忠国王的军队发动的政变，都是由英国和美国中情局秘密特工在幕后组织的。英美当时非常担心的是，伊朗可能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仅仅几年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成功获取了东欧的掌控权，毛泽东则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如果共产党接管伊朗带来的威胁真如英美所担心的那样严重，我们或许可以认为这场军事政变是成功的。但在巴列维国王执政的剩余岁月里，他一直被视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在很大程度上，也的确如此。此外，在许多人看来，在扶植巴列维国王上台，并继续给予其支持的过程中，英美肯定在暗中买通了他的政策。当然，美国的历任总统和巴列维国王其他的冷战朋友一直非常谨慎，几乎没有公开批评过他。
 这是一种冒险行为，因为许多看起来固若磐石的政府都是被一些意想不到的政变和革命拉下马的。比如，1952年，一场由埃及上校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Gamal Abdel Nassar）领导的革命，推翻了自1905年以来一直统治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王朝——其统治时间远远超过了巴列维国王的父亲于1925年创建的伊朗王朝。纳赛尔推动建立了一个把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合二为一的政治体制。在随后的1958年，费萨尔一世（King Faisal I）于1921年在伊拉克建立的哈希姆王朝，被准将阿卜杜勒·卡里姆·卡西姆发动的军事政变推翻。国王、王子和3个公主被枪杀。1960年，土耳其的民选政府被军事政变推翻。  巴列维国王决定巩固自己的权力，并建立一个警察国家。用他的话说就是，“我父亲的独裁统治是很有必要的，我也有必要实行专制。”他买通记者，建立了一份能够以热情的笔调描述他和他的政策的报纸。通过修订伊朗的宪法，巴列维国王增加了他的权力。新成立的上议院由60名议员组成，其中一半都是由他本人直接任命的。面对举行自由选举的呼声，他为每个需要经过选举产生的职位挑选了至少两位候选人，然后让选民从中做出选择。他还动用警察监视人民的投票行为。
 1957年，中情局秘密特工帮助巴列维国王建立了情报组织萨瓦克（SAVAK）。建立该组织的本意是为了收集情报，但很快，帮助国王的朋友，并摧毁他的敌人，就成了这个机构的使命。一些广泛刊载的报道称，萨瓦克雇佣的秘密特工、告密者和合作者多达6万名。它的审讯方式据说包括，强奸、拔指甲、电击生殖器等。历史学家戈拉姆·礼萨·阿夫哈米（Gholam Reza Afkhami ）声称：“相比于摧毁政权的敌人，萨瓦克在招致国王支持者反感方面反而做得更成功一些。”
 巴列维国王对官办经济坚信无疑。他坚持认为，政府必须控制价格，“关键”产业必须由政府垄断。他决定限制私人部门的财富积累，担心财富的增加有可能赋予人民挑战其政权的能力。巴列维国王不仅没收了地产，还控制了伊朗仅存的一家私营电视台、最古老的私立大学和最有价值的私人矿场。在那些财产被窃取的受害者看来，巴列维国王简直就是一位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
“巴列维国王信奉经济集权主义，在他看来，国家有能力而且理应成为一头经济巨兽，”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阿巴斯·米拉里（Abbas Milani）指出。巴列维国王践行的是大规模的裙带资本主义。英国大使馆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几乎没有哪一个经济活动分支”能够逃脱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和亲信贪婪无比的手心。他们插足的经济领域包括：“银行、出版、批发和零售贸易、航运、建筑施工、酒店、农业发展，甚至住房。”据称，巴列维国王在水泥、化肥、甜菜糖生产和粮食购销等领域也有部分经济利益。巴列维国王还是一位备受重视的生意伙伴，因为他能够扫清困扰那些没有皇室关系的企业家的监管障碍。但所有这一切还不够。巴列维国王和他的亲信在商家购物时干脆就给空头支票，由此积聚了更多的战利品。  中央集权和挥霍无度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尽管伊朗拥有充沛的石油收入，但伊朗政府的财政状况多年来一直捉襟见肘。这就是巴列维国王频繁向美国官员索要资金的原因所在。他抱怨称，伊朗收到的美国援助不如土耳其和巴基斯坦那样多。在一封写给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总统的长信中，他恳求道，伊朗“亟需唯有美国才有能力施与的资金援助。”美国不断为巴列维国王提供资金，与其进行军事合作等做法，其实是在支持他的政策，从而使他的敌人变成我们的敌人。
 上世纪60年代，巴列维国王逐渐成为什叶派神职人员的敌人。伊朗官员传统的就职仪式是向古兰经（Qur’an）宣誓，就如同西方官员使用圣经一样。但巴列维国王认为不同的宗教群体可以使用他们自己的圣书。神职人员们被激怒了。他们坚持认为，古兰经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此外，巴列维国王认为妇女应该有能力投票，也可以担任公职。这些神职人员对此持反对意见，尽管妇女的选票并不被计算在内。
 即将在1979年反对巴列维国王的伊朗革命中发挥主导作用的阿亚图拉·霍梅尼 （Ayatollah Khomeini），也在这些愤怒的神职人员之列。巴列维国王藐视霍梅尼，将他称为“胡贾特·伊斯兰（Hojat-al Islam）”——在穆斯林宗教层级中地位较低的职级。当神职人员连同地主一道创建有组织的政治反对势力时，巴列维国王非常生气。 他谴责这些“可恶的、虚假的、过时的” 神职人员试图阻止伊朗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被激怒的霍梅尼开始广泛接触迅速壮大的穆斯林地下组织，其成员不乏正在密谋暗算巴列维国王的恐怖主义者。1965年，伊朗又爆发了一场没有成功的军事政变和暗杀行动。国王的军队枪杀了大约200名德黑兰暴动的参与者。巴列维国王指责霍梅尼是这场暴动的始作俑者。
 巴列维国王在上世纪70年代访美期间，遭遇了大量反对其压迫性政权的伊朗学生。历史学家阿巴斯·米拉里声称，巴列维国王“随便去一个西欧国家或美国城市，都绝对摆脱不了如影随形的学生抗议活动。”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反对派也逐渐形成气候。巴列维国王的朋友叶海亚·阿德勒博士（Dr. Yahya Adle）据称曾警告他说：“你的王冠总不能一直漂浮在血河之上吧。”  伊朗商人阿伯尔哈桑·埃布特哈吉（Abolhassan Ebtehaj ）在斯坦福大学发表的一次演讲中警告称，尽管美国政府已经给予巴列维国王逾1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但美国并没有获得伊朗人民的“爱戴和尊敬”。他解释道：“如果受援国政府腐败堕落，公众往往会产生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看法：捐助国政府这样做是在支持腐败。”
 针对巴列维国王的大规模示威活动始于1977年10月，在1978年1月份又进一步加剧，随后爆发的大规模罢工运动几乎让伊朗经济陷于停滞。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逃离伊朗。自上世纪60年代就成为国王死敌的阿亚图拉·霍梅尼，成为了这场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而政教合一的继任政权似乎比巴列维国王的政权更具压迫性。中情局和美国国务院显然没有预料到这场动荡，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接触过反巴列维国王阵营。
 当伊朗“朋友”突然变成宿敌的时候，美国人似乎非常震惊。然而，此前二十多年，在巴列维国王不断树敌的同时，伊朗的政治反对势力一直在积蓄力量。中产阶级极其厌恶巴列维国王及其家人和亲信明目张胆的腐败行为；国王的嚣张气焰和世俗政策得罪了什叶派神职人员；普通家庭愤慨的原因是他们的亲人遭到萨瓦克特工组织的折磨或谋杀；商人们不敢跟拥有特权的国王亲信正面竞争；土地被征用的地主和拥抱革命思想的学生，也对国王非常不满——所有人都希望国王下台。一点也没起到帮助作用的是，前中情局特工克米特·罗斯福（Kermit Roosevelt）大肆吹嘘自己在1953年策划搞垮摩萨台运动，从而帮助巴列维国王建立起独裁政权的历史功绩。
 诚然，巴列维国王在帮助美国阻挠苏联入侵中东方面贡献良多，但伊朗的民族主义者必定会像当年抵抗苏联和英国占据伊朗油田那样，抗击苏联的入侵。即使巴列维国王没有得到美国的支持，他无疑也会抗击苏联对其权力的另一次挑战——他不想成为别人的走狗。即使苏联人征服了伊朗，油价的持续上涨也会驱使他们加大石油生产和勘探的力度，从而增加石油供给，所以说全球市场自身就可以解决石油供应问题。此外，苏联帝国越庞大（苏联的势力当时已延伸至11个时区——它的摊子也就铺得越大，也就越脆弱。当然，一如此前过度延伸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帝国的命运，苏联最终解体了。  苏联入侵伊朗会构成严重的风险，但伊朗民族主义的反弹也会带来严重的风险。由于美国是支撑巴列维国王的主要幕后力量，巴列维国王的敌人也就成了美国的敌人。似乎担心这样做还不够，华盛顿方面双倍下注，又在伊拉克扶植起另一个独裁者——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试图以此来遏制伊朗的势力。在两伊战争 (1980-1988)中，据称有30万伊朗人被杀，可能还有70万伊朗人受伤。于是，当美国干预伊朗和伊拉克事务时，它扶植了两个独裁者，最终不得不应对的敌人也就增加了两个。鉴于伊朗正在一门心思地发展核能力，很难想象美国将如何化解这种带有致命性的仇恨。
 我们现在应该认识到，把制造敌人视为一件可以在事后圆满解决的事情，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想法。因失去亲人，被迫交出领土或遭受其他屈辱而激发起的仇恨，已经延续了数十年乃至数百年。在爱尔兰、德国、巴尔干、中东和其他地方，仇恨都引发了旷日持久的、具有杀伤力的暴力冲突。
 美国不仅需要一支足以防止攻击的震慑性国防力量，同时还需要执行一种尽量减少海外干预的外交政策。干预和战争应该是特例，而不是规则。
 本文作者吉姆·鲍威尔（Jim Powell）是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高级研究员，他著有《罗斯福总统的愚蠢行为》（FDR's Folly）、《打手》（Bully Boy）、《威尔逊的战争》（Wilson's Law）、《大解放》（Greatest Emancipations）、《东京的侏儒》（Gnomes of Tokyo）以及《自由的胜利》（The Triumph of Liberty）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