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模拟交易实训周记:中国模式背后的代价

2011年初，中国经济的增长率超过9%。就在不久前，在2010年11月的首尔20国集团(G20)峰会上，中国刚刚举得了一场胜利：即中国应拿出更多行动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从而展示自己是可靠的经济大国。由于美国经济低迷，欧洲进一步陷入一场看似无休止的危机之中，许多企业认为中国是一个重要的后备力量。到了2011年底，世界的看法变得颇为不同。现在大家主要关心的是中国经济能否实现软着陆。近来许多企业开始提高警惕，资本也开始流出中国。2011年最终成了投资者和管理者对中国经济提出新的质疑的一年。

2012年会有很多人思考以下三个问题：

1）中国能够实现转型，成功扩大内需吗？

虽然这一问题事关宏观经济再平衡，但它对微观经济也有影响。当外国人说，他们“希望中国能加大消费量”，他们其实想说的是能加大对外国产品的消费量。到目前为止，外国消费品和重型设备厂商已经尝到了一些甜头。随着中国经济更加繁荣，中国人对洗发水、电池、计算机和拖拉机的消费量也在提升，这些产品中就有部分是国外制造的。但消费在经济中的占比仍然大大低于本应有的水平。增加消费品的消费量只能部分缩小这种差距。真正可挖掘的潜力在服务业。美国等国在服务业这一领域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其对中国的出口原本可能大大增加。但中国政府仍然固执地封闭这一领域，其中有一部分是出于政治原因。就像谷歌在2010年发现的那样，由于服务业助长了人际联系，它们可能会对专制国家形成威胁。2011年，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承诺扩大国内需求。那些认为这一转型能够实现的人说，如果中国政府这样承诺，那么它一定会找到某种办法确保承诺能够实现。但这种逻辑适用于“扩大消费”一说吗？虽然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可以很容易地撬动杠杆（只要投资是由一系列与国家相关的企业进行的），但真正的国内需求却是由中国14亿消费者说了算的。

2）中国企业的可信度有多高？

近来，许多西方投资者对在加拿大、美国或欧洲上市的中国企业存在的欺诈风险提高了警惕。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简称：SEC）对“反向并购”这种上市手法的谴责引发审计方辞职、会计不合规的指控以及市场出现卖空狂潮，并在这种情况下演变成了一系列上市公司被摘牌，股东提出诉讼以及监管机构展开调查的事件。其中有些公司可能纯粹是骗子公司。但对于其他很多公司来说，一种似乎有道理的说法是，这些公司是合法公司，但他们不得不将自己装扮成骗子公司，以适应中国令人窒息的监管环境。这种说法是对目前为止最有名的涉及在加拿大多伦多上市的嘉汉林业的丑闻的一种大度解读。该公司设立复杂的公司结构的初衷可能主要是为了保护在中国缺乏正常产权保护的林业资产。

花几分钟思考一下，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中国最具创业精神的公司为什么要在海外上市？他们为何无法在国内获得充足的资金？这些公司认为光明正大地经营竟如此困难，这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又意味着什么？在一个鼓励（甚至迫使）公司伪造账目的监管体系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是否可持续？

3）印尼又是什么情况？

2011年一个出人意料的主题是，投资者对印尼的兴趣持续增强。鉴于印尼6%的经济增长率和随着经济增长加速而逐渐显现的庞大潜在消费者基础，投资者青睐印尼并不足为奇。突然之间，投资者似乎不像过去那样因雅加达臭名远扬的交通拥堵和猖獗的腐败行为而踌躇不前了。随着投资者重新发现了中国之外亚洲其他地方，“印尼故事”只是一种更大趋势的一部分。泰国正在努力从洪灾中恢复之际，该国也将大力欢迎外国投资者的进入。低端制造商则开始转向柬埔寨。

印度今年的反腐行动揭示出公众对政府的日益不满，这可能推动政府有朝一日制定更加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外国企业正在等待进入印度的首个机会。如果日本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贸易协议为外国企业创造了新的机遇，即使是顽固守旧的日本可能也会很快成为外国企业重新考虑的对象。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中国不能再指望自己是唯一一个吸引人的希望之地了。

这些问题并不一定预示着2012年中国会硬着陆。不过，这些问题确实表明，在新的一年中，企业和投资者将以更具批判性的全新眼光看待中国。

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怎样才能经受住这样严格的审视？

在谈到中国的时候，人们有时过于关注经济方面的问题了。相对而言，自由市场的发展如果没有和自由思想的进程同步，那么经济的发展将是毫无意义的。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经济模式现在已经走到一条死路。中国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是日本、台湾、韩国等等都做过的事情，那就是一心想着要“赶上西方”。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之一是非常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显然，增长终究会到达一个瓶颈。有目标并不错，问题在于，如果一个国家一心只是想着要追赶某个目标，那么它永远只能居于第二、第三的位置，因为想要完全地追赶上设为目标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即使在经济数据层面看上去已经没有差别了，但在其他一些方面，例如创新，中国始终是落后于日本、美国等国。人们一直在期待中国给世人带来一些全新的东西，不是经济数据，而是美国、日本、欧洲所不曾创造出来的新事物。这种全新的创造不是简单模仿和拷贝就能复制出来的。

中国的经济发展的特征是资本的重复堆积。这种很陈旧的发展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不得不说，“重商主义”是很有助于国家和政府迅速积累力量，但是国家力量并不等于发展。这是两个概念。国家的力量会呈现为一种干预世界事务的能力，比如中国外交上对于非洲国家的影响，与美国的博弈等等，都在“力量”的范畴。但“发展”却是另一回事。在“力量”和“发展”的天枰上，中国是有些过于看重“力量”而没有充分理解什么是发展。

如果将“力量”置于比“发展”更重要的战略位置，那么人们会发现这个国家有将近一半的贫困人口似乎对经济增长没什么用处。中国现在正在遭受这种经济发展模式所带来的副作用，其显著表现之一就是贫穷。比如中国的西部农村，那些地方的贫穷，其程度甚至超过了印度的乡村。印度在他们以贫穷著称的乡村，虽然生活艰难，但是那里的人们却拥有宗教信仰的自由、表达意见的自由等等，总之，社区的共同生活在印度的穷乡僻壤也是不缺乏的，而这在中国却几乎不可能。中国的农村很贫穷，但除了贫穷，一无所有。人们的唯一理想是送子女到城市工作。印度农村虽然贫穷，但他们在非经济的方面，却颇为丰富。人们也可以说印度乡村的生活实际上更加多样，在那里寺庙林立，人们凭借信仰而活，因此即使贫穷的乡村，也并非全无活力。但这些方面，从经济数据上完全无法体现。中国的经济标准完全建立在金钱上，彻底不考虑非经济领域的因素。

这和印度的殖民历史有关。实际上，如果没有英国人的统治，那么印度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概念就根本不成立。历史上的印度并不是一个国家，而更像是散布的一些 “部落”。现代意义上独立的印度迟至1947年才开始它的历史。至今，印度各个邦所通行的语言各不相同，各个地区都拥有较多“自治权”。由于殖民统治的历史，现代印度政府继承了英国官僚体系的特征，因此中央权力比较小，政府力量很弱。这和中国不同，从古代开始，中国的中央政府机构就一直掌握着集中的权力。但印度政府权力弱小的结果，就是它所能做的事情也就越少。印度很多地方基础设施建设薄弱，那是因为人们不习惯把钱交给政府支配，政府也无力进行大规模的建设。这两个国家不同的历史造就了各自不同的发展历程或者说模式。这样的国家模式也造成了印度的商业模式是面向国内市场，以中小企业为主的“作坊”模式。

印度的“野心”也和中国不同，现在的印度政府，当然积聚了一定程度上的力量。但他们的“野心”其实仅限于成为在南亚地区的一股主导力量。而中国的传统导致了“大政府”伴随这个国家走过了漫长的历史，这种传统也会让中国具有比印度更大的国际力量和影响力，也可以说有更强烈的大国“野心”。如果和一位印度的学者或政客谈论建设印度“大国”，他们根本不感兴趣。如果看看印度和中国经济学家所关心的事情，就会发现二者明显的不同。有不少印度经济学者把他们的理论建立于对个人幸福和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阿玛蒂亚森就说过个人幸福先于GDP增长这样的话。幸福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还取决于诸如社区建设、言论自由、地区民主等等指标。因此，幸福程度，成为了印度的目标之一。这不是比较中印两国的模式优劣，而是比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

中国和印度的腐败并不相同。世界舆论将印度式的腐败称为“小规模腐败”，因为中央政府较弱的缘故，权力分散到地方，行贿者必须找到相应的地方官员进行贿赂。也就是说，即使得向官员们塞很多装着钱的信封，但每个信封都很小。和印度一样，中国的腐败情况也很糟糕，但中国的腐败更为集中，这和政府的形态有关。举个例子，假如一家西方企业想要进入印度市场，它也许得向上百个相关人行贿，而且这些人是否能起到作用还很难说。但在中国，如果有办法找到三四个“关键人物”，并对他们行贿，问题立刻迎刃而解。这也是为什么欧洲的公司更亲睐中国而不是印度，虽然行贿的总成本或许大致相当，但是中国的腐败显然更有效率。这是两种腐败最明显的不同。

确实在欧洲和美国有人是赞美“中国模式”的，但这当中有大部分是跨国企业的商人。他们甚至希望能在欧洲推广这种模式。这对他们的生意将更有利，因为这种模式更讲效率、主要人物更有决定权、任何计划都不用很长时间讨论、也不用考虑环境因素和麻烦的NGO监督。如果从纯商业盈利的角度来看，也能理解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吸引力不仅仅意味着商业成本的低廉，而更是体现为一种商业效率。如果一个生意人完全从效率的角度出发，中国当然是最佳选择，因为在这里除了生意你几乎不用考虑别的问题。

自从18世纪以来，“开明专制”一直是欧洲政治学中的一种思潮，但欧洲人民对此并不认同。与民主制度相比，开明专制或许在效率上会更有优势，民主制度实际上也不能帮人们解决所有问题。民主制或许没那么有效率，但如果考虑到人们的幸福感，就不得不说民主制会为此提供一个答案。比如印度，那里有不少穷人，但并不是都过得很不幸福。民主体制提供了那里的人们选择的自由。选择何种生活，说出自己的心声，甚至是想要生几个孩子这样的事都可以说是个人幸福的一部分。民主无疑提供了一个机会。所以说，人们对于中国模式的争执其实是看问题角度的区别，是效率还是个人幸福。

中国的经济学者樊纲曾经说，如果中国的发展模式延续现状而不进行任何改变的话，中国至少需要经过两代人的时间才能完全吸收占总数90%以上的农村人口进入工业部门，到那个时候，中国会拥有和现在的欧洲大致相同的人口结构，也就是说九成的人在城市工作，另外的少部分人在农村工作。当然这个设想很美好，但是中国农村的人口需要等待50年时间才能融入城市现代化的进程。而这是中国“人民”自己被选择的发展道路。

从GDP数据上看，中国似乎是“崛起”了。这也说明人们在关注经济数据的同时忽视了对于农村地区和贫穷问题的关注。数据当然重要，但数据并不能说明全部的问题。比如，“人均GDP100美元”这个数据，假设它分别出现在印度和中国，那么其对普通人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因此若选择往一些比较偏僻、贫穷的地方，包括中国和印度的农村，了解当地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尤其是经济生活之外的状态，那么数据在不同的地方其意义也不同。中国在理解贫穷的意义上还做得不够。人们知道，在美国，甚至是纽约，也存在很多穷人，但贫穷在那里的定义不是简单的说，一个人买不起车就叫贫穷，而是可支配收入没有达到一定的标准，这才叫贫穷。而当一个人处于贫穷的标准线之下，这就意味着他自动拥有了另一种权利，一种得到别人救助的权利。况且关于数据的可靠性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家茅于轼说过，其实政府发布的数据也并非完全不可靠，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包括通货膨胀数据也是这样。关于数据，一方面，政府会出台相关的数据，另外一方面，人们会对经济的情况有自我的体会。比如当蔬菜涨价了20%而政府宣称涨价幅度只有3%的时，数据已没法掩盖现实。现实的情况是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和难以预测使得商人们越来越希望在中国快速赚到一笔钱，随后可能会将资本撤离。人都很聪明，因此不会有大型、长期的资本进入中国。

中国目前是国强民弱。GDP增长这么高，GDP就是全国人的生产的财富总量，它的分配却不合理，政府拿多了，高收入的拿多了。所见所闻，确实看到财富的增加，然而民穷。当然中国人最穷的也改善了，但改善不多，贫富差距巨大。

重庆在高谈阔论分配的问题。但分配问题不是市场随时会造成贫富差距，而是中国大陆在市场又加了一个“特权”。人们仇恨的并不是市场造成的贫富差距，是仇恨“特权”所造成的贫富差距。

应该看到中国大陆虽然现在人们比过去好多了，但按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还有十分之九的路要走。比较这些发达国家，日本、美国和西欧这些国家，就是他们有一个好的市场，市场是最有配置资源的一个工具，所以人们要保护培育一个好的市场，倒不在乎哪个行业是增长点。

中国当然也有特别薄弱的，比如说金融业，还有一些服务业，特别的薄弱。但整个经济发展起来，应该是一个均衡发展，有的时候这个高一点，那个高一点，但是它一定会均衡发展。现在中国的金融危机就特别的差，服务业，金融业，还包括像铁路交通也比较落后，教育、医疗这些服务业都比较落后，这也是中国的增长点。但是反特权、反垄断，这是不管什么行业经济增长点。

茅于轼说，中国现在金融业就是垄断行业，还有石油、通讯等很多垄断行业，铁路都是垄断行业。所以，中国的十分之九的潜力在哪？就是在反对垄断，取消特权，建立一个平等有秩序的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