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年民主历程 （三）

1991年8月22日，群众在白宫外集会，叶利钦向集会者表示决不接受某些领导者发动的政变

“8·19”事件

至少在早期，戈尔巴乔夫对民族问题认识不足，尤其对苏共权力转移在事实上带来的国家认同减弱与民族主义上升没有给予充分重视。

1986年底，因为用一位俄罗斯族领导人出任哈萨克斯坦市委第一书记，取代原哈萨克族第一书记，引发群众骚乱，民众说：“我们哈萨克人为什么要俄罗斯人来领导？”紧接着，克里米亚鞑靼人围攻莫斯科，要求让他们返回祖居的家园克里米亚……曾经被强力控制的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此际纷纷出现。1988年，波罗的海三国“人民阵线”组织先后成立，要求废除1939年的苏德条约，提出“国家主权宣言”，意外的是，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全球瞩目的事件，没有在意。1990年，立陶宛宣布独立，此时戈尔巴乔夫动用了军队，但他失败了，结果是：原则上不反对立陶宛脱离苏联。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先例。

在这一系列背景之下，再来观察叶利钦的“保卫俄罗斯不受中央支配”的宣言，以及“俄罗斯优先”之下的主权伸张与独立要求，基本上可以认定，无论你多么不喜欢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但它的瓦解，必然的代价之一，就是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以及独立运动。

制度变迁，远非设立一个总统的新职位那么简单。

戈尔巴乔夫总结他的六年执政生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8年，包括1988年，是探索、试验和犯错误的时期；第二阶段，1988～1990年初，民主化时期；第三阶段，1990～1991年，社会力量、民族力量和政治力量放手进行斗争的时期。加盟共和国独立浪潮之下，苏联人数最多、面积最大的俄罗斯提出的主权主张，戈尔巴乔夫将如何应对？

显然，这个时候，戈尔巴乔夫需要应付的还不仅是激进的要求独立的加盟共和国，与这种激进力量对应，他还需要面对另外一种势力。戈氏描述这两种极端力量：“一是要搞垮苏联；二是要恢复高度集中的极权主义国家体制。”苏联要不要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戈尔巴乔夫的解决之策是：交给全体苏联人民决定，全民公决！

1991年3月17日，“你认为有必要保留一个由具有平等主权和共和国组成、任何民族的人权和自由都将得到充分保障的联盟式的新苏联吗？”——全苏联就此全民公决。有80%的选民参加了投票，结果有76.4%的公民投了赞成票。这是一个保留苏联联盟的全民选择。

苏联需要存在，那么，未来的苏联联盟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呢？苏联中央政府与各加盟共和国经过反复讨论，当年8月确定了新的联盟草案。最简单地概括这一联盟草案：联盟的成员身份是自愿性的，共和国的法律优于联盟的法律，而且征税权力也将移交到各共和国。苏联最高苏维埃将被解散，而中央部委要么被解散，要么仅仅变成一个各共和国之间的协调机构。——如果从苏共的角度看，这一草案与苏联解体无异。

这一草案最后的争议是：联盟税。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俄罗斯领导人一直不同意建立联盟税，而没有联盟税，联盟国家便无法存在，联盟机构被置于向各共和国乞讨的地位，难以发挥它们所肩负的职责。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妥协办法，叶利钦才撤销了最后一条反对意见。——通过固定的税率制定了统一的联盟税和征收法，该税率是在联盟支出条款的基础上和各共和国协商规定的。”这一草案将于当年8月20日签署。叶利钦仍然犹豫，戈尔巴乔夫搞定了最后一个细节：“起初他（叶利钦）对我建议将各共和国代表团就座的位置按字母顺序排列很不理解。经过解释，这样安排俄罗斯正好居于中心位置，他的顾虑打消了。”一切准备就绪，从草案到签字细节，苏联的新联盟呼之待出。

戈尔巴乔夫对苏共的评论一直不太正面，其中最著名的判断是，“先锋队倒退为后卫队”。在戈氏改革的路径里，过去的庞大的利益集团苏联共产党，是被削弱的利益集团，他们成为“后卫队”也是正常。但是，政治活动是无可抱怨的，政治家必须面对并且恰当地处理这一利益集团。朝着自己目标前进的戈尔巴乔夫，似乎没有足够理解并解决好这一利益集团的“利益善后”事宜。这一潜在危机源，随着苏联新的联盟草案签署，即将引爆。

1991年8月20日，人们在圣彼得堡伊萨克广场集会，表达对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以及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反对

1991年8月15日，在苏联的新联盟草案签署的前5天，《莫斯科新闻》周报公布了联盟条约草案，这一草案令人震惊，而先前是准备签署完毕再公之于众。这是引爆后来“8·19”事件的关键因素。而戈尔巴乔夫分析为什么会发生后来的“政变”：“溢出忍耐杯子里‘最后一滴水’，就是失去个人权力的担心。”

在完成联盟条约草案最后的讨论里，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讨论了干部问题：“谈到必须大力更新权力机构的上层领导班子——几位副总理，特别是要害部门的领导人。提出了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和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的具体问题——他们退休的问题。当时叶利钦很不自在，他好像觉得有什么人在一旁偷听。他甚至几次起身走到凉台去查看一下，这说明他确实感到有些不安。”叶利钦的直觉是正确的，“我们的谈话被录了音”。

结果，包括亚佐夫与克留奇科夫在内的苏联副总统、总理、内部部长等苏联高官决定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挽救并且捍卫苏联的统一。一直隐而未彰的苏共“保守派”开始发力，力求绝地反击。

1991年8月18日傍晚，国家紧急委员会成员去到戈尔巴乔夫休假的别墅，他们建议戈尔巴乔夫亲自签署紧急状态命令，被拒绝。戈尔巴乔夫记录下了这一过程：

“那您就授权给亚纳耶夫（副总统），‘脏活儿’我们来做，然后您再回来。”再拒绝。

“那么，您辞职也行。”

“别指望我辞职。你们是在犯罪，你们对自己的冒险行为是一定要负责任的！”戈尔巴乔夫非常愤怒他的苏共同僚们的作为。但他也由此失去自由，所有电话以及其他通讯方式被切断，被拘禁在福罗斯别墅。

第二天，苏联紧急状态委员会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史称“8·19”事件。

在宣布苏联进入紧急状态之时，叶利钦还在睡觉。前一天他在哈萨克喝了一顿大酒，后半夜才飞回莫斯科。他的小女儿叫醒了他：“快起来！莫斯科发生政变了！”“你们怎么，跟我开什么玩笑？”……叶利钦醒了。随后迅速起草了一份《告俄罗斯公民书》：我们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这种武力手段是不可取的。它在破坏苏联在世界面前的名誉，损坏我们在国际社会的威信，把我们拉回到“冷战”时代，在国际社会中把苏联孤立起来。所有这一切迫使我们宣布，取得政权的所谓委员会是非法的。与此相适应，我们宣布，该委员会的一切决定和命令都是非法的……

叶利钦迅速去到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白宫”，这天中午，叶利钦离开办公室，走向人群。这时，白宫周围已经聚集了将近1000人。叶利钦爬上塔曼坦克师110号坦克，对着苏联记者，更多的是西方记者的电视摄像机宣读了他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号召俄罗斯人民抵抗紧急状态委员会。莫斯科“政变”新闻，马上成为全球性突发事件，“站在坦克上的叶利钦”——叶利钦用这种抵抗者的形象，在第一时间里定义了这一事件。

叶利钦的卫队长很担心场面失控，美国人建议在突击发生时给叶利钦提供政治避难——美国驻苏联大使馆就在白宫附近。紧急状态第二天夜里，叶利钦正在医生房里打个小盹，枪响了！叶利钦的卫队人员叫醒叶利钦，下楼直奔车库，坐进车里，准备出发。叶利钦彻底清醒过来：“你们是要去哪儿？”“美国大使馆，200米就到！”叶利钦断然喝止住了他们：“返回去！”叶利钦上楼，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卫队人员实在无法，最后只能说服他去了地下室。

紧急状态第三天17时45分，戈尔巴乔夫别野里被切断的电话接通了，他重新恢复了自由。戈尔巴乔夫第一个电话打给了叶利钦……这天深夜，在叶利钦的人马陪同下，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参与“政变”的苏联高官迅速被捕。

1991年8月22日，恢复自由回到莫斯科的第二天，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的职务，建议中央委员会自行解散，让各个党组织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以后活动的问题。在解释自己“解散”苏共这一决定时，戈尔巴乔夫说：“如果说谁出卖了谁的话，那不是我出卖了党，而是党的领导和它的大部分的机构出卖了自己的领袖。”

苏联与俄罗斯

回到莫斯科重新去克里姆林宫上班的戈尔巴乔夫，在去办公室的路上，跟一位西方记者发出自己的感叹：“我从福罗斯（被拘禁之地）来到另一个国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我，而是另一个人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两个强人的对抗，结果出现：他输了。更令人感叹的是，是戈尔巴乔夫的同僚们，政治上的“保守派”，帮助激进派叶利钦完成了权力逆转。

在与叶利钦见面时，叶利钦的“命令”很直接：“我们有着痛苦的经验，8月使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因此，我请求您，从现在起，任何人事变动必须经过我的同意。”在自己第二本自传《总统笔记》里，记录这段命令之前，叶利钦还写道：“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明白我们之间关系的性质已发生很大变化。”戈尔巴乔夫很快就明白了这种变化。

回到莫斯科，戈尔巴乔夫签署叛乱后的第一批任命，重新任命国防部长与克格勃主席。这天深夜，叶利钦通过电视报道知道了这一任命，时间虽然非常晚了，但他仍然给戈尔巴乔夫打来电话，指责这一任命；戈尔巴乔夫申辩说：文件已经签署。这个理由没有打动叶利钦。“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驱车赶到戈尔巴乔夫的住处，我的第一个要求就是立即让新任命的国防部长辞职。戈尔巴乔夫尽管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却不得不承认犯了一个错误，他说：‘让我考虑考虑，看看怎么纠正过来。’‘不行，’我说，‘您不当着我的面处理完这个问题，我就不走，请您把国防部长直接叫到这儿来，让他辞职。’”

任命还不到一天的国防部长被叫来了，戈尔巴乔夫当着叶利钦的面，通知他：辞职，退休。新任克格勃主席，也是同样的命运。想想这一场景，情何以堪。

作为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还有自己最重要的使命，即被“政变”打断了的新联盟条约需要寻找重新签署。尽管戈尔巴乔夫虽然仍然是名义上的苏联总统，但总统这一职位所需要的权力资源，他已经丧失，对未来苏联走向的影响力与控制力也已消失。

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总统在明斯克的别洛韦日密林秘密签署了协议，宣布由三国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三国发表的协议声称：“制定新联盟条约的谈判陷入死胡同，共和国脱离苏联和建立独立国家的进程已成为现实。”“苏联作为国际法的一个主体和一种地缘政治现实已不复存在。”虽然这年3月有过一次全苏全民公决，赞成保留苏联，但这一全民公决没有阻止苏联的解体。

在先通知了美国总统布什之后，他们将这一决定告诉戈尔巴乔夫。

叶利钦记录签署这一协议的时刻：“我们真的要永远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放走’，用这份协议书给他们以牢固的、与俄罗斯同等的地位了。苏联帝国的丧钟敲响了。我知道有人会指责我，说我是报复戈尔巴乔夫，说单方面拟定的协议只不过是剥夺其权力的一种手段。我知道，现在这些指责将伴随我的一生。因此，这个决定尤为沉重。除了政治责任外，还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我清楚地记得：在那里，在别洛韦日密林，某种自由、轻松的心情会油然而生。签署了这份协议，俄罗斯就选择了另一条发展道路。问题不在于使100年前征服和兼并的部分脱离原来的帝国。文化、生活、经济和政治的一体化，或早或晚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些部分反正要留在共同协作地区。俄罗斯走上了和平、民主、非帝国的发展道路……”

一个庞大国家的解体，2亿多人民的分裂，除了沉思，任何感叹，都显菲薄。

带领苏联这艘大船，“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的戈尔巴乔夫，没有将国家带向他希望的彼岸，这艘船沉没了。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话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位。戈尔巴乔夫当然有些伤感，在辞去苏共总书记时，他没有获得任何问候；在辞去苏联总统之后，“任何欢送会也没有。独联体各国领导人没有一个人给我打过电话。无论是离职当天，还是离职以后，三年多时间里，从来没有谁给我打过电话”。

在辞去苏联总统的当晚，戈尔巴乔夫需要将最高统帅权力，特别是核按钮的“小提箱”移交给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这一切约定在克里姆林宫戈尔巴乔夫办公室里完成。移交时间过去了，叶利钦没来……稍后，叶利钦让人报告，他建议在“中立地点”——“叶卡捷琳娜大厅”完成仪式，这是一个通常和外国领导人进行会晤的地方。

苏联解体了，俄罗斯的生活还得继续。

独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实施的第一项政策，是拯救经济的“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用6年时间，以政治改革促进经济改革，并没有结出成功之果，叶利钦必须破解经济难题，以证明他更具领导力。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萨奇斯在为波兰经济转型提供的方案里，提出“休克疗法”，对同样由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俄罗斯而言，这个已经在波兰被证明有效的经济策略，既现成，也似乎经过了检验。简单而言，所谓休克疗法，首先建立在对渐进的方法批判基础之上，渐进方法被认为只可能建立一个不协调的混合经济，而在这个不协调的混合经济中，中央计划经济的残余将削弱和损害市场改革，并让传统共产主义精英保留太多的权力。萨奇斯建议：休克疗法应该从物价和贸易自由化开始，并确保控制货币供给为目标的宏观经济稳定。这一方案，当然跟“500天计划”同一思路。

休克疗法很轻易地破解了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时的“价格”难题，它的选择简单：放开物价！结果，逻辑论证里无比美好的休克疗法，当价格一经放开，第一个月，通胀即达到460%，而实施休克疗法的第一年，通胀竟达到了惊人的2600%。

休克疗法将导致物价上涨，这当然在设计者的预料之中，只是没有料到会通胀到如此程度。当然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可以救市的办法。萨奇斯的休克疗法必备的外部条件是：西方的经济援助、外债减免和新的贷款。波兰采取休克疗法时，它的所欠外债即被勾销。可是，当叶利钦1992年1月开始推行休克疗法时，俄罗斯继承下来的外债并没有得到减免。西方七国集团派出“讨债人”，结果俄罗斯同意承担苏联61%的外债，而这一债务，仅1992年一年要偿还的债务本金利息和利息的利息，就达123亿美元。即使美国人萨奇斯也指责这是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背叛”。后来，萨克斯统计：1990～1991年，俄罗斯得到了156亿美元的西方援助，但这笔贷款中的131亿美元被用来支付债务利息。其结果是：到达俄罗斯的西方援助中的大部分被用来偿还西方的债务，因而不能投资到俄罗斯的经济中去。

西方政治家的许诺与实际的行动，并不吻合。叶利钦领导的新俄罗斯，没有在苏联解体的结果里获得想象中的西方的援助。1992年底，高达2600%的通胀实在不是任何国家可以承担的，叶利钦决定放弃这一经济政策。

超级总统制

以政治改革促经济改革之道，行不通；用休克疗法拯救经济，仍然不通。其间实质，实则证明了亨廷顿的理论：转型国家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国家权力控制，转型不会成功，而是带来混乱。那么，赶走了戈尔巴乔夫，并赢得了俄罗斯独立的叶利钦果真就获得了绝对的权力，并走出了苏共瓦解后的权力真空期吗？没那么简单。

观察苏联以及俄罗斯，政治演变才是关键。同样，如果以民主制度建立为思考与分析路径，去除各种复杂因素之后的俄罗斯，更是好样本。

一般政治分析家研究“8·19”事件——使叶利钦获得空前声誉的事件，都很疑惑他为什么不趁此人气高涨之际，解决俄罗斯自身的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当时，他离开莫斯科去休假了，回来后，就宣布采取休克疗法。他很轻易地跳过了不完善的俄罗斯制度陷阱。但是，陷阱终究是跳不过去的。

简单地讲，戈尔巴乔夫瓦解了苏共中央的权力，将苏共中央的权力转移至苏联最高苏维埃，并设计出总统职位为行政首脑。俄罗斯也套用这一制度，但是，这一制度的权力关系并未厘清。先是“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然后又有“总统制”——问题就是：这种民主制度结构，究竟是“总统制”民主制度，还是“议会制”共和制度？苏联由于迅速解体，没有机会去解决这一问题，而俄罗斯必须解决“立法权”与“行政权”，谁才是最高国家权力。

显然，叶利钦会毫不迟疑地选择“总统制”，但他所选定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也会这样认同吗？当然不会。1992年底，休克疗法失败，成功的挑战者叶利钦，遇到了自己的挑战者哈斯布拉托夫。俄罗斯仍然处于最高国家权力未定的真空期。俄罗斯人，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有能力与智慧用民主的办法解决这一冲突吗？

最初是不协调，总统叶利钦要求的副手人选，在哈斯布拉托夫领导的“议会”竟然三次未能通过；然后是冲突，叶利钦提交的新宪法草案被拒绝，而且人民代表还要求：一切重要的政治和经济活动均要置于大会监督之下。事实上，这意味着叶利钦已失去权力。“那个晚上，我猛地冲进浴室，关上门，闭上双眼，仰面躺着。坦率地说，真可谓思绪万千，心情烦躁……甚至糟糕透顶。”这一结果让叶利钦极端愤怒，他被卫队长从浴室里“拯救”出来之后，想清楚了问题的症结：“人们今后是想同总统一起生活还是与代表一起生活？上帝在那天晚上给我的至亲们指点了迷津。”

叶利钦于是开始反击。他决定仿效戈尔巴乔夫，举行全民公决：决定是否采取总统制。很遗憾，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会议，拒绝批准举行全民公决。冲突开始。

叶利钦宣布特别行政法，决定举行全民公决和实行总统制。如此一来，意味着人民代表与最高苏维埃彻底失权。随后，俄罗斯宪法法院裁定：总统违宪。于是，人民代表启动弹劾总统程序——在法律的程序里，叶利钦面临危机，他的权力第一次需要面对重大的挑战。这是叶利钦可能失权的机会，也是俄罗斯民主制度可能会发生变化的关键时刻。叶利钦的卫队长后来回忆总统方面的准备：“一旦出现不利情况，断水、断电、停暖气，一切能停的都停……参与行动的军官事先知道，从什么地方把哪名代表制服，并带出大厅。街上有豪华大客车。”总统要制止可能的不利。叶利钦比所有人都先知道了结果：那颗子弹没有打中他，贴着太阳穴呼啸着飞过去了。第二天，哈斯布拉托夫宣布：“大多数代表……差点儿将总统弹劾掉。”

由此，叶利钦获得了全民公决的机会，他获得了票数上的信任。更严谨的分析是：“这次全民公决的结果并没有给叶利钦带来一个决定性的授权协议，而且也并没有解决总统和议会之间的僵局。”叶利钦开始迅速制定以总统制为基本结构的新宪法，但他仍然绕不开的问题是：这个宪法注定不可能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及其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如何破局？

1993年9月21日，叶利钦发布第1400号总统令：解散议会。双方摊牌了。宪法法院召开紧急会议，以9票对4票裁定叶利钦的命令违宪。由此，最高苏维埃也据宪法法院的裁定做出自己的结论：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职务自动撤销，权力自动移交副总统。然后，最高苏维埃的人民代表坚守他们的办公地点——白宫，曾经叶利钦在此向戈尔巴乔夫发动攻击之处。

1993年10月4日清晨，俄罗斯坎捷米罗夫师的10辆坦克开进莫斯科，最后的、武力的解决行动即将开始。叶利钦与哈斯布拉托夫谁也没有找到和平的、民主的解决冲突之道。

在最后攻击之前，叶利钦的人马已经从国家货币发行局支取了10亿卢布；之后，又支取了110亿卢布。这些钱有着奇怪的收款人，全部是参战的士兵。后来俄罗斯记者调查的结果颇匪夷所思：给予参加10月3～4日事件的俄联邦部队所有军人，其中包括包围和攻打俄罗斯苏维埃宫者支出经费：列兵一次性支10万卢布；军官，一次性支出20万～50万卢布。给予12名攻打苏维埃宫的坦克乘员——军官自愿者每人发500万卢布……这是一个漫长的名单。

用自己的军队攻打自己的人民代表，不可能有正义。当然，有金钱。

接近中午，坎捷米罗夫师的坦克开火了，战争与死亡似乎将不可逆。任何国家的历史，血腥冲突时刻，历史的旁观者总是渴望奇迹出现，但它总是不来。很意外，叶利钦的这次震惊世界的炮击白宫事件，结局却是一个逆转。俄联邦人民代表安德罗诺夫记录了这个过程：

下面，在二楼的缓步台上，再次出现了两名军官。其中一人手拿一块绑着白抹布的铁丝，另一个着绿色防弹衣有护肩的黑头发军官清晰地说道：我是“阿尔法”反恐特战组组长。我们奉命攻打白宫。命令我们以炮火消灭你们。也就是说，你们几乎全部都将被打死。因此，你们最好还是投降……离“阿尔法”开始攻击只剩20分钟了。

军官说：我们应当执行攻击你们的命令。我们“阿尔法”特战组在喀布尔攻打过阿明的总统府，几乎全部牺牲在那里。可是我们不想打死自己的同胞……可不管怎么说，就要对你们发起进攻了。将要用坦克开炮，用战斗直升机发射导弹。因此，我请求你们快点屈服。

白宫里的人民代表接受了“阿尔法”军官的建议，放弃抵抗。在白宫外的“阿尔法”军人通知所有军队：不许开火！否则将对所有火力点予以压制！

俄罗斯总检察院在其刑事案卷里确认：10月3～4日事件期间，直接伤亡情况，亡者不少于123人，伤者不少于348人。由于俄罗斯最精锐的特种部队“阿尔法”军官的个人努力，更多的死亡得以避免。这是历史肮脏处最为闪光的一瞬。它是真正传奇。

俄罗斯联邦新的议会，由450名代表构成国家杜马（下院），178名代表组成联邦委员会（上院），“总统制”宪法通过。即使最克制的政治分析家，也将如此表述这一俄罗斯新宪法：1993年宪法确立了一个严重失衡的权力分立体制。它建立了一个权力极为强大的总统职位，这不仅意味着俄罗斯是一个总统制的而非议会制的国家，还意味着它是一个超级总统制国家。

民主的进程不仅有争吵，还可能有死亡；其成本之昂，或许超过想象。

俄罗斯困局与普京上位

以武力确立了“超级总统制”，制度赋予俄罗斯总统这个职位强大的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叶利钦本人的强大。

简单地看，俄罗斯联邦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一如已经解体的苏联。虽然这里的俄罗斯族人占全部人口的83%，但仍然有其他125个民族。那么，既然苏联可以放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团，俄罗斯可以脱离苏联——如同“俄罗斯套娃”，那么俄罗斯联邦是否也可能再被打开第三个套娃呢？车臣似乎正是这即将被打开的第三个俄罗斯套娃。

俄罗斯至关重要的铁路和输油管道纵贯车臣，不仅如此，车臣对于俄罗斯极具地缘政治意义，如果车臣退出俄联邦，就意味着在充满爆炸性的高加索地区开了一个先例，这个地区其他共和国将无可避免效仿车臣。不幸的是，车臣要求独立，而且1991年宣布独立。要求从苏联独立的叶利钦，现在又受困于俄罗斯联邦内要求独立的车臣。1994年底，俄罗斯军队进入车臣，打了一场难言胜利的战争。双方签订和解协议，回避了车臣主权问题，叶利钦说：“双方同意将车臣共和国的地位问题推迟到2001年解决。”但车臣方面理解的则是与莫斯科签订的这一协议，给予他们独立国家的权利。这是俄罗斯的一个困局。

无论苏联政府，还是俄联邦政府，都没有真正复苏经济，但是，在这种无秩序的社会经济结构里，俄罗斯却迅速成长出控制经济的“新莫斯科人”——寡头。他们控制着俄罗斯经济中5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而且，更为特殊的是，他们与叶利钦领导的领导层有着共生性关系。在1996年俄联邦总统选举中，由于担心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获胜，并使他们失去财富，寡头们为叶利钦提供了经济支持。寡头们更认可这样的描述：他们是国王的缔造者。这是俄罗斯的另一个困局。

叶利钦在制度上建立了超级权力的总统制之后，实际权力却受制于各种利益集团，未见大，反而缩小。这真是悖论。

1996年，叶利钦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战胜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后，再次就任总统。但就在这个时候，被他解职的卫队长告诉媒体：俄罗斯必须学会和一个有病的老人相处。叶利钦访问美国后的回国途中，计划在香农机场短暂停留并会见爱尔兰总统和总理，飞机降落了，红地毯铺好了，舱门也打开了，最终却是由第一副总理走出来解释说叶利钦身体不适。这是一个颇失国体的行为。后来被解职的卫队长透露：当时叶利钦喝醉了，无法走出飞机。1999年，叶利钦总统任职的最后岁月，他再次面临国家杜马的弹劾。这是他自己的困局。所列五项罪名分别是：毁灭苏联，1993年非法破坏议会，派遣军队到车臣，暗中削弱武装力量，对俄罗斯人民的种族灭绝罪行。这基本上算是对他政治生涯的一次清算。结果，支持各项弹劾的票数全部超过一半，只是未达到通过要求的2/3，幸运逃脱。强人叶利钦，这时真成了病人。

叶利钦虽然宣称还要参加总统竞选，但选择自己接班人的工作已进入工作日程。从1998年3月开始，叶利钦先后极短暂地选择了三位总理：基里延科（1998.3～1998.8），普里马科夫（1998.9～1999.5），斯捷帕申（1999.5～1999.8）。最后终于选定普京出任总理。

克格勃出身的普京，1990年在圣彼得堡开始自己的政治生涯，为当时的民主派市长索布恰克做助手；1996年进入叶利钦的总统机构，出任俄总统事务管理局副局长，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描述他曾建议普京重新回到军人编制，取得将军军衔。但普京的回答出人意料：“现在我是一介平民，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强力机关应当由文人来领导。如果您允许，我还是保留预备役上校的军衔为好。”

开启普京政治生涯的索布恰克后来的命运不顺，他被发现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媒体却指责他有腐败行为，必须接受调查，不能出国治疗。这时已经在莫斯科工作的普京，帮助索布恰克离开俄国。叶利钦甚至非常详细地知道这一过程，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普京比任何人都了解索布恰克所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他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普京很快去了圣彼得堡，会见了医生小组成员，包括现任的卫生部长，他说想让生病的索布恰克去国外治疗。由于恰逢十月革命节，圣彼得堡的形势比较平静。普京动用了自己的关系网，联络了一家私人飞机公司，将索布恰克送到了芬兰。从那里，索布恰克转机到了巴黎。而当时一些调查人员警告索布恰克说，他应当留在圣彼得堡，哪儿也不能去。调查人员警惕性不高，他们认为没有人能在5分钟的时间内帮助被捕者。但是，这个人出现了。”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辞去总统之位，并任命普京为代总统。俄罗斯联邦由此进入普京时代。

在回忆录里，叶利钦解释他的选择：“普京不急于觊觎权力顶峰，但他比其他人更能感觉到处在顶峰位置上的危险，他总是这样提醒我。当我知道他把索布恰克‘偷运’出境后，我有一种非常复杂的反应。普京不止是自己在冒险。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他这种行为让我感到了深深的敬意……我明白让普里马科夫下台的必要性后，便经常痛苦地反问自己：谁会支持我呢？谁真正能站在我的身后呢？突然，我茅塞顿开——普京。”

超级总统与可控民主

叶利钦辞职几天后，普京颁发了一道总统令，特准叶利钦及其家人免于刑事或行政起诉，免于逮捕、搜查、审问或是对他进行的人身搜查。同时，他解除了叶利钦女儿的政府职务。

普京就任俄罗斯总理之际，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宣称成立车臣—达吉斯坦共和国，要从俄罗斯联邦独立出去。对这正在打开的“俄罗斯套娃”，普京没有叶利钦的历史包袱，却有着比他更强悍的决心。在这次车臣战争里，普京领导15万人的军队，其战略：不采取简单的驱逐战术，而是要将他们全部歼灭。作为俄罗斯总理以及代总统的普京，直到2000年3月，即将开始俄罗斯总统选举之前，才以军队统帅的身份正式亮相媒体。他说的是战争而非竞争总统：我们要彻底消灭恐怖分子。即使他们藏在马桶里，我们也要将他们冲掉。

没有意外，在总统选举第一轮里，普京即以得票52.77%胜出。

“国王的缔造者”——那些控制金融、工业与传媒集团的寡头们，在这次总统选举里，唯有寡头古辛斯基的“桥媒介”对两次车臣战争都持反对态度，他旗下的独立电视台，将普京描绘成“穿着苏联时期青年组织先锋队制服的人”。普京当选总统仅两个月，40名配备机枪、穿着马拉克拉瓦大衣和迷彩服的税警突然查抄了“桥媒介”，古辛斯基被捕。在大选期间动员自己控制的媒体支持普京的是寡头别列佐夫斯基。但在选举结果即将公布前夕，别列佐夫斯基做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兴动，他举行了一个记者早餐会，他告诉记者，他与普京有着良好的关系，每天进行一次电话交谈，但他又警告说，没有寡头们的支持，普京将不复存在。“就我个人而言，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寡头的作用将会上升。寡头一词仅仅是指俄罗斯的大资本家。而且大公司将在俄罗斯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威胁之后，别列佐夫斯基对未来很乐观。大选结束后的当年8月，税警又突然搜查了别列佐夫斯基的西伯利亚石油公司，稍后，因怀疑参与从国家民用航空总局诈骗10亿美元活动，俄罗斯向别列佐夫斯基发出通缉令。

普京开始实施大选前自己的许诺：寡头将不会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

车臣战争以及打击寡头，开始往超级总统制里的总统普京注入“超级权力”。有意思的是，尤其令西方人士感觉意外之处在于——大选前反对普京的“桥媒介”与古辛斯基，大选后即遭遇清算，这非常容易让人想象到普京对言论自由的控制。这是恶劣的破坏民主的行为。但全俄民意调查中心进行的一次调查发现：33%的调查对象对古辛斯基的被捕没有任何反应，25%的人说他们对此感到高兴，不到10%的人说这次被捕令人担忧，而仅有4%的人认为他的被捕是无端的、没有根据的。调查中心的社会学家解释这一令人意外的数据结果：普通的俄罗斯人相信，古辛斯基毕竟是一个寡头，因而可能是他犯了点什么罪。

言论自由与寡头之害，俄罗斯人感觉到的权重，与西方国家差别很大。

叶利钦提出的“俄罗斯优先”，到普京这里发展出“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第二次车臣战争时，普京明确表示：他不会容忍来自车臣、曾经困扰第一次车臣战争的批评性报道。在国营电视频道播出的有关车臣战争的报道，都要服从政府的战役方针，把它说成是一场勇敢地打击危险的伊斯兰叛乱分子的战争。当然，也有对抗者，独立电视台曾经采取了一种反战姿态，并试图继续它在第一次车臣战争期间开创的客观报道。但税务官很快就出其不意地对独立电视台进行了一次税务检查，不久又发现它的银行贷款问题。

普京越来越强悍，也越来越强大。不过，他表示：他并不打算在不远的将来去改变私有化的结果，也不想把上世纪90年代在一种可疑情况下实行了私有化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国家资产重新收回到政府手中。

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总统之后，迅速启用1917年被推翻的俄罗斯的三色国旗，表示自己领导的俄罗斯将接续那段历史。普京当选后宣布，俄罗斯将采用亚历山德罗夫的乐曲，并采用苏联国歌的修订本作为俄罗斯的国歌。他说：“俄罗斯的奥运选手和体育明星再也不会为有一首无人知道的国歌而感到难堪了。”普京要接续的历史当然非常明确。新的俄罗斯的国家认同，在承认历史的连续性过程中重新被塑造。

在普京的政治主张里，极其明确的是“俄罗斯国家利益优先”：“对于俄罗斯人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不是什么异已的怪物，不是要与之做斗争的东西，恰恰相反，它是秩序的源头和保障，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推动力。目前俄罗斯复兴和蓬勃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国家政治领域。俄罗斯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系，也应该拥有这样一个政权体系。”当然，普京也明确表示：这种国家观念与极权主义的国家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在这种政治原则之下，再来观察民主比如言论自由与国家利益的关系，当它们可能冲突时，孰重孰轻，便见分明。

俄罗斯学者解释普京的执政方式，定义为：可控民主。意即：被管理的民主。稍后，普京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主权民主。

无论可控民主，还是主权民主，都不是西方国家定义的“民主”标准。但是，民主的标准以及解释，是否可以被垄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