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年民主历程 （二）

1991年7月10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右）祝贺叶利钦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

政治变革与叶利钦的机会

公开性、民主化、多元论——这是戈尔巴乔夫苏联改革的核心原则。可是，党语言的正确性，传播的结果却是模糊性，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理解这三项原则，皆非易事。或许我们需要回归历史进程思考，苏联政治改革由何处破题？

细看戈尔巴乔夫逻辑，他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最初对苏联共产党控制模式的理解：“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这是他选择破题的关键点。戈尔巴乔夫论述他的政治改革：“如果想简要地说明政治改革的意思，它是怎样构思，又是怎样实施的，可以说，就是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这种国家控制权力的转移，戈氏当然明白，“改革的成败，尤其在初始阶段，完全取决于苏共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实际上苏共本应自动舍弃原来的独裁专制”。

简单讲，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路径，是将国家控制权力由苏联共产党，转移到宪法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最高苏维埃——对应西方概念，则为“议会”。所谓制度变迁，实则是权力来源以及发生方式的改变，最终它将再造权力中心，戈尔巴乔夫启动了这个目标为“民主化”的制度变革。戈尔巴乔夫后来颇为诗意地描述这一过程：“现在大家都已经意识到，我们国家这艘大船多年来一直系在同一个码头，如今已经起航，要去做一次未曾体验过的航行。”

从理念到具体的操作，按照戈氏逻辑，政治变革微观层面的变革，宪法规定的苏联最高权力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里的“人民代表”，则将需要“民主”选出。

政治永远不是静态的逻辑论述与结构安排，它是制度之下，各个强悍的个体，以自己的智慧与力量竞争而出的一个结果。“人民代表”的民主选举，给虽则是正部级，也是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实则为冷板凳的叶利钦带来了“政治机会”。他渴望在戈尔巴乔夫新设计的最高权力机关——最高苏维埃里重新获得权力。即使简单梳理苏联历史，这也是巨大变化。被苏共总书记罢黜的政治废人，此际有了另外一条获权路径——由选民以及选票授权。

研读苏联制度变迁，偶尔不免感叹，叶利钦因为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而有政治生命的新机会；从结果上看，戈尔巴乔夫的制度变革，却造就了最终打败他的政治对手叶利钦。单以冷酷的政治逻辑论，这甚至值得赞美；但回到当事人的情感状态呢？确实命运弄人。

叶利钦会毫无犹豫投身“人民代表”选举？叶利钦在自传里坦陈了他的迟疑。首先他已销声匿迹近一年，还会被认可吗？其次，如果他果真当选人民代表，按照规定，他将不能再担任部长职务。“情况再好，我也只能做一名无业的人民代表。据我所知，没有哪个部长愿意放弃自己的交椅。人民代表很多，而其中的部长却寥寥无几。”——政治当然不是纯粹的理想主义。不过，叶利钦选择了参选。

对于像叶利钦这样由建筑工地出身的政治强人而言，政治的战术选择才是他的强项。他决定选择莫斯科作为他的征场，虽则他曾任莫斯科第一书记，但这并不能担保选民将会把自己的选票投给他。他回到了家乡，曾在这里当过9年半第一书记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我告诉老乡们，不管怎样我也应当在莫斯科开展我的竞选斗争。我觉得他们最后还是理解了我。当然他们也说，如果万一（1989年）3月26日莫斯科的竞选遭到失败，先不要着急。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们都将会设法在这个选举日使所有的竞选人都落选，好让我有机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取胜，参加第二轮选举。”——叶利钦安排好了自己获胜的另外途径。

就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看，参加“人民代表”竞选是一个决定性转折，在他第一本自传里，将参加竞选的三个月作为叙述结构，极其充分地描述了他的政见和竞选行动。

作为苏联政府的一位部长，在人民代表竞选期间，叶利钦选择去区门诊部看病。“自脱离克格勃第4局关照后，我就自己照料自己了。我还记得办理挂号的那个上了年纪的妇女，她记下我的住址、年龄、工作单位什么的。当问到我的职务时，我回答说是部长。她听后，手中的笔差点没掉下来，然后嘟囔着：‘这辈子我还是头一次见到一个活着的部长到我们这个区门诊部来挂号。’”叶利钦走出门诊部，电视记者已经候在门外了。而且记者还要求叶利钦再重走一遍从外面进入门诊部的过程，好让他们可以补拍到这个镜头。

媒体是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最直接的受益人，人民代表选举之际，塑造政治英雄尤其是政治反对者，是大众传播的本能需求。组织传播与大众传播的变化，叶利钦迅速找到了在大众传播通道里成为政治明星的道路。

大众传播比单向度宣传式的组织传播逻辑复杂。部长候选人叶利钦“亲自”去区门诊看病，这是结构松动时苏联传播极广的新闻，它也成为竞选人电视辩论里的论题来源。主持人拿出一个群众的提问纸条：为什么您总是在群众中做工作？即便您只是去一下门诊部看病，后面为什么也跟着一帮记者和拍录像的……

即使是事后的回忆，叶利钦仍然对这位主持人的提问愤怒不已，他坚决拒绝承认自己在作秀，而将此事认定为“组织的人”对他的打压。所幸，这个故事有一个极有趣的结果。那个拍摄他去门诊部看病的摄制组，后来又去专门找到这个问题的提问人，叶利钦记录：“他们找到了这个人，但这个人没有给任何人打过电话，没有提过任何问题，而且，对什么门诊部的事也一无所知。总之，这个人仅仅请求转告：让叶利钦放心，我会投他一票的。伙伴们将这一切都摄进了录像带，并赠送给我。”

如此结果，似乎证明了叶利钦被“组织的人”迫害的“事实”，但同样，这一事实也强化了叶利钦作为政治反对者的角色身份。结果没有意外，叶利钦以89.6%的高票当选人民代表。

稍后，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有了最后一次可能合作的机会。戈尔巴乔夫找到叶利钦，会谈近一个小时，叶利钦记录：“我们交谈愈多，我们之间互不理解的壁垒就变得愈厚。戈尔巴乔夫降低调子，减小了压力问我今后的计划，问我准备干什么，打算投身到未来的哪类工作中去。我马上回答：大会将决定一切。戈尔巴乔夫很不喜欢这个回答，他仍然想从我这里得到某些保证……”很显然，一如曾经戈尔巴乔夫与安德罗波夫那样的政治结盟，在他与叶利钦之间，机会不复存在。

当选了人民代表，叶利钦辞去了部长之职。“大会将决定一切”，决定什么呢？简单看，人民代表大会只是每年一度的集会而已，而由它选举出来的最高苏维埃，才是权力中心。没有部长职位的叶利钦，当选人民代表是第一步，如果不能进入最高苏维埃，他仍将一事无成，没有任何政治空间。在最高苏维埃选举前，戈尔巴乔夫伸出了橄榄枝，而叶利钦拒绝了。

命运再次跌宕，叶利钦落选最高苏维埃。还是一个政治废人。

权力中心：再造或真空

1989年3月18日，俄罗斯议会选举期间，叶利钦出席由他的支持者举行的一场大型竞选集会

叶利钦的政治命运，综合来看，宛如过山车，从莫斯科第一书记与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仕途顶点，迅速滑向苏联建委第一副主席的低点；而未能进入最高苏维埃，又失去部长职位，仅仅只是一个“人民代表”，到达政治轨道的最低点。果真，“不会再让你搞政治”……两次深度探底，一般研究者描述：叶利钦的心脏病由此而来。

只是，意外才是政治活动的常态。

已经当选最高苏维埃成员的阿列克谢·卡赞尼克，向大会表示，他将放弃这一资格；而且，他要将这一资格转让给叶利钦。绝路逢生，莫过于此。已经探底的“叶利钦列车”，迅速反弹。稍后，他不仅被选为苏联最高苏维埃建筑委员会主席，还进入了苏维埃主席团。

此时，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获得挑战戈尔巴乔夫的资格与资源了吗？

叶利钦曾工作过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府大楼

戈尔巴乔夫将国家权力中心由苏共转移到苏联最高苏维埃——可以与西方的“议会”同义，按戈氏的解释是一条民主化的进程。在制度变迁里，作为一种目标的民主制度当然是一个闪亮的字眼，但是，制度变迁却远比想象复杂。苏共失权，结果是迅速完成权力中心再造，还是形成权力真空，未必可以轻易结论。这才是观察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演变的关键所在。

看起来，这种权力转移，戈尔巴乔夫胸有成竹，行动起来有条不紊。

戈尔巴乔夫一再将苏联最高苏维埃称为“议会”，这当然不只是为了向西方解释的方便，而是他民主化的制度选择。那么，这位苏共中央总书记与新的权力中心关系何在？在这次最高苏维埃主席选举中，戈尔巴乔夫以95.6%当选。苏共权力让渡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两种职位的和平转移，似乎象征着权力再造的顺利。

但是，按民主制度的一般分权设置，作为“议会”的最高苏维埃，究竟是行政中心还是立法中心？或者仍如苏共中央政治局，各项权力合并全给最高苏维埃？戈尔巴乔夫解决这一问题是设立苏联总统，行使行政权力，与立法、司法分权。1990年，戈尔巴乔夫当选第一任苏联总统。国家权力，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到最高苏维埃，再到分权的总统，戈尔巴乔夫凭借自己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权力与资源，顺利地完成了这一系列的过渡。

这个时候，仅仅只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之一的叶利钦，当然不可能是集苏共中央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以及总统于一身的戈尔巴乔夫的“政治对手”，彼此级差太大。但是，制度变迁，绝非设立种种职位那么简单，也断非拥有了这种种职位就意味着权力在握。

权力，有其自身逻辑。

列宁曾说：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在相当程度上，这是戈尔巴乔夫将苏共权力转移给最高苏维埃传统“合法性”的来源。所以，最初的权力转移，似乎波澜不惊。但是设立总统制呢？任何一项制度，它都需要“合法性”，亦即需要授权。戈尔巴乔夫需要求助最高权力机构——最高苏维埃的授权，这其间涉及的利益平衡是中央与地方。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由15个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组成。那么，当中央新生出“总统”的行政权力中心之时，15个加盟共和国，是否也应当设置同样的机构？

从戈尔巴乔夫的角度看，他很坦率：“我原来并不打算在各加盟共和国设总统职位。这样做会使我们为提高中央政权的威望已经赢得的成果失去一半的意义。”但是，如此一来，失去地方——加盟共和国的支持，宪法修正案可能得到足够通过的多数吗？总统制能够获得授权吗？戈氏感叹：“政治是把握可能性的一门艺术。各加盟共和国在同意给莫斯科更多的特权时，随即要求得到‘他们各自的那一份’。这有什么办法呢？”

制度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再造，其实质是此际需要在总统、人民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加盟共和国三者之间获得一个恰当的权力平衡。如果我们更深远一些来看待权力“合法性”问题，其间关键是，在什么样的“共识”之下，苏联总统向各加盟共和国总统行使权力，并使各加盟共和国在新的权力制度框架内，建立国家认同？

简单地看，苏联的建立，以两种认同构成了国家认同。其一，苏维埃认同，亦即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认同；其二，民族认同，15个加盟共和国，都由各自占支配地位的民族名字命名，虽然没有任何一个加盟共和国的民族构成上是单一的。苏联人的身份证，记录着每个人的两种身份，首先是他的苏联公民身份（即他们的国家认同），其次是他们民族身份。苏联何以解体？细研各种分析框架，唯有卡瑟琳·丹克斯的国家认同瓦解最具解释效力。以身份认同来看戈尔巴乔夫的苏共中央的国家权力转移，其隐含的代价则是，它让苏联人民对苏联社会主义忠诚和苏联的国家认同迅速削弱，结果，第二种认同——民族认同迅速上升，而这一认同则在挑战苏维埃中央政府合法性上，提供了一个动员因素和组织性基础。

苏共作为权力中心被瓦解后，实际上，苏联进入一个权力真空状态。最高苏维埃以及总统制，尤其总统，在加盟共和国权力上升之际，甚至仅仅只是名目上的权力中心而已。

苏共中央的权力让渡，以致权力瓦解，直接带来的是在当时未必为人所察觉国家的认同的削弱；在这个时候，各加盟共和国也获得选举各自地方（加盟共和国）总统的资格，那么，这些地方“总统”将会以什么样的名目，来诉求各自的“国家（实为地方）认同”呢？第二个俄罗斯套娃被打开了。

回顾一下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时代摆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集团的道义责任与经济负担——被打开的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诸国的关系，如果对应于俄罗斯与苏联其他14个加盟共和国，结构完全一样。俄罗斯每年向苏联其他共和国提供6700万卢布的纯补贴，还有其他三个共和国也跟俄罗斯一样提供纯补贴，但数目分别只有50万～200万卢布。深入的研究者描述说：俄罗斯人的真实感受是，在苏联内部，俄罗斯的经济、文化和社会都遭到了损害，在它与其他共和国的不利交易中，它把能源以很低的价格卖给其他共和国，而其他共和国却以很高的价格向俄罗斯提供消费品。但是，对于其他加盟共和国而言，他们的感受又完全相反，苏联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其实就是俄罗斯的文化、民族认同和民族利益。“俄罗斯人迅速回到了其专制民族的本来地位，在苏联全国上下控制着关键位置。”俄罗斯与其他加盟共和国，在苏联框架下，彼此并不满意各自所处地位。

1989年3月1日，在举行选举活动的卢日尼基体育场外，叶利钦的支持者集会呼吁改革和创新

苏联既然可以摆脱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循此逻辑，俄罗斯为什么不可以摆脱苏联？“俄罗斯套娃”的结构并无不同，逻辑一致。早在1989年的“议会”——苏联最高苏维埃选举之时，28位俄罗斯民族代表就已经提出了一个极为鲜明的口号：消除“反向歧视”（即苏联其他民族反对俄罗斯）。

1990年，叶利钦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后又当选俄罗斯第一任总统，他的竞选口号很明确：“俄罗斯优先”——号召俄罗斯人从苏联把自己解放出来。只是，如果只看他们的回忆录，不深入苏联与俄罗斯的深度关系结构，我们未必明白“俄罗斯优先”意味着什么。

权力争夺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1990年都是关键的一年。这年3月，戈尔巴乔夫当选苏联总统，5月，叶利钦成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看上去，这似乎并不是一种对等的权力关系，一方是国家总统，另一方面只是地方（加盟共和国）主席。但是，如果苏联瓦解，摆脱了苏联控制之后，谁将会是莫斯科新的、真正的控制者？

作为一个国家，苏联的各个权力机构已经就绪，首脑是戈尔巴乔夫。可是，如果苏联作为一个国家本身不复存在了呢？结构未定的这个时期，才是真正的权力真空期。

研究苏联以及后来俄罗斯的制度变迁，以民主制度建立的目标观察，它的特殊性在于，突出而关键人物的权力争夺——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较量，构成了制度生成的基础性动力。新制度的形成，以苏联解体为代价，代价是大是小？可能将一直争议。

叶利钦的攻击性直接而粗暴。在为谋求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竞选里，他的政纲明确针对戈尔巴乔夫：要求俄罗斯主权。在叶利钦阐述的独立原则里，包括：公民只能拥有一个加盟共和国的国籍（意味着只能民族身份认同）；建立土地、矿产、领空、森林、水和其他自然资源的共和国所有制；俄罗斯应独立制订对外贸易和货币金融政策；俄罗斯应拥有自己的国家银行……叶利钦告诉他的选民：“最近几个月，我事先与美国总统布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及几位日本政治活动家交换意见的情况表明，西方对直接与俄罗斯接触的可能性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我想，俄联邦外交部不做苏联外交部的预备演员，可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但这取决于俄罗斯宪法不做苏联宪法的预备演员。”

相比于“根正苗红”出身的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像叶利钦这样性格粗暴而直率的领导人，实在也并不多见，更为有趣的是，他经历的戏剧性。

在竞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前一个月，叶利钦出访英国与西班牙。他从英国飞往西班牙的六座飞机，升空后即发现故障——供电系统的故障，与地面失去联系，舱内没有降落伞，周围又全是悬崖，飞行员不知往哪里滑翔。最后关头，飞行员找到了一块平地，“飞机没有速度，轰隆一声摔在了水泥地面上。叶利钦坐在机尾，而机尾恰巧是主要撞击点”。西班牙总统卡洛宁知道发生了事故，派自己的飞机和警卫人员去接回叶利钦，虽然叶利钦身体状况极糟，但他拒绝救护，自己走下飞机……第二天一大早，叶利钦前往电台接受采访，失去知觉。医生诊断为脊柱损伤，建议他住院治疗，但叶利钦坚决拒绝，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正在争吵之际，叶利钦再次恶化，不得不被送往医院。检查结果是：剧烈的碰撞击碎了一个椎间盘，脊柱骨组织碎片一有轻微的运动就会损伤和压迫神经。醒过来的叶利钦仍然两次要求把他送回莫斯科，但医生拒绝了他的要求，在巴塞罗那完成了这场手术。手术很成功。

叶利钦的支持者马上宣布这是一起有预谋的飞机事故，指责特工机关要把他杀害在西班牙。这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但看这一事故的详细报道，叶利钦再三要求回莫斯科手术，或许从另外的方面证明他内心的恐惧，他是真的相信这起事故并非意外。

要求主权的俄罗斯果真独立，这将无可阻挡地瓦解苏联，并会给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予致命打击——国将不存，何来权力？戈尔巴乔夫自然会插手这次选举，只是他未必会采取叶利钦所恐惧的谋杀手段。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竞选发表自己的评论，他说叶利钦的主权讲话，“其实质就是瓦解苏联”——这是准确的评论。但当时的媒体分析：以戈尔巴乔夫的位置而言，他的这番“正确”的评论，对应着的是一种强弱关系，“证明”了叶利钦指责的苏联总统对他的打压，反而激发了叶利钦的支持率。更失误之处则是，戈尔巴乔夫召集俄联邦共产党员代表，指示他们投票反对叶利钦。

人算终不如天算。戈尔巴乔夫属意的候选人，在第三轮选举中，以3票之差败给叶利钦。

叶利钦获胜之日，出访在加拿大的戈尔巴乔夫获悉这一消息。媒体注意到，这位苏联总统没有按常规对获胜者表示正式祝贺。《泰晤士报》报道：“戈尔巴乔夫面前突然出现了对手。这位苏联总统在政治舞台上演出了5年。大家都说他没有对手。现在对手出现了，这就是59岁的叶利钦。”《叶利钦传》的作者还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叶利钦当选的第二天，莫斯科真的发生了地震，尽管没有损失，但人们都有震感。

竞争性的政治舞台，当然引人注意，但真实的生活，却离不开经济改革。1987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三年实践，结果如何？这个时期苏联经济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一如同一时期中国面临的挑战：价格是否“闯关”。如果企业不能制定反映产品真实生产成本的价格，那“三自”（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就都不可能实施；而如果放开价格，则将无可避免导致通货膨胀，从而削弱改革，并使社会不满。是否以及如何放开价格，是真正的挑战。1990年，苏联方面必须面对这一挑战了。

俄罗斯方面提出的破解之道被称为“500天计划”，即以激进的方式，迅速建立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经济；而苏联部长会议提供的则为渐进的、建立以多种所有制为基础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戈尔巴乔夫表示他“更欣赏”500天计划，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改革激进派已经抛弃了他，彼此在经济改革领域的合作，也将艰难。戈尔巴乔夫由此转向了渐进的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以此取悦被他称为苏共“保守派”的力量。

公正而言，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方案，需要强有力的控制者存在，才可能真正实施。而这个时候，正是苏联的权力真空期，这个渐进的美好的计划，并不可能适应苏联国情。

戈尔巴乔夫应对的失误，带来一连串反应。1990年西方七国集团为鼓励苏联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转变，曾达成一个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庄严协定”——西方国家答应在3年内提供450亿～600亿美元的援助，以巩固戈尔巴乔夫的权威并推动苏联向市场经济转型。但是，这一协定是与“500天计划”捆绑的，在戈尔巴乔夫为着政治上的平衡而选择渐进的可调节市场经济模式之后，“庄严协定”的基础即使没有完全消失，也明显动摇起来。

强悍的对手已经出现，而戈尔巴乔夫手里的底牌却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