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20年民主历程 （一）

1993年10月6日，驻守在俄罗斯“白宫”外的叶利钦政府军

“执行命令吧”

早晨7时许，俄罗斯坎捷米罗夫师的10辆坦克开进莫斯科；与此同时，摩步师，到位；空降师，到位；特战旅，到位……接管了先前在此处围防的俄罗斯警察，对“白宫”（苏维埃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所在地）立体攻击链由此真正形成。

这场战斗的基本策略是这样的：坦克射击控制盘踞在“白宫”里的人，使其不能活动；然后上空降兵，为特战分队构建掩体；之后，特战队“阿尔法”和“文佩尔”实施最后打击。

1993年10月4日，持续两周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与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之间的冲突，到达最关键时刻，战争以及死亡，似乎不可避免。这天清晨5时，叶利钦颁布“关于保障莫斯科市紧急状态制度的紧急措施”，国防部队由此进入市区。

事实上，按照叶利钦的口头命令，国防部队应该更早一些进入攻击点。可是，过了10月4日凌晨，部队仍无移动迹象，小睡了一会的叶利钦，急了。在回忆录里，叶利钦记录这一时刻：“时间不久，但我足以明白，格拉乔夫（国防部长）那儿出了什么事。为什么部队，用他的话说，解奥斯坦基诺的围，包围白宫和准备攻击在两个小时之前就该开始了，而实际上连莫斯科还未进呢。大家，包括总统我和他，国防部长，也包括政府和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给人质一个美好的公式：军队不干预政治……”

军队不干预政治。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站起来，面对叶利钦，缓慢说道：“尼古拉耶维奇·鲍里斯（叶利钦），我同意参加攻占白宫的作战，但有一个条件，我手里得有您的手令。”军队向自己的人民代表开火，这不是军人可以担当的责任。由两位深入访问各个当事人的俄国作家完成的《叶利钦传》记录：“事态如此变化，谁也没料到。将军们都盯着总统。叶利钦眼里掠过一丝不怀好意的神色，他似乎在感召格拉乔夫。格拉乔夫同样也在凝视着他，但后者忍不住，将视线移开了。”随后，叶利钦签署了总统令。

签署完总统令，被赋予最后攻击任务的特种部队“阿尔法”与“文佩尔”军官要求叶利钦接见。叶利钦在回忆录里同样也记录了这一会见：

“很快就有人向我禀报，一些分队指挥员，总计约30人，聚集在三楼候见。我向他们走去，思绪中有着担忧、不安和无望的烦恼。我看了他们一眼，几乎全都眼睛瞅着地板。我不想扯皮，马上问道：‘你们准备好执行总统的命令了吗？’回答的是沉默，总统精干的部队说不清道不明地沉默着，令人感到可怕。过了一分钟，谁也不言语。我大声说道：‘那么，我请你们按另一种方式回答，你们拒绝执行总统的命令吗？’还是冷场。我环视大家一眼，有高大的，力气大的，也有长得精神的。没打招呼，我说了句：‘执行命令吧！’便向门口走去。”

总统令以军队的方式传递至每个士兵，在后来的调查里，众多当事人回忆：“可以认定，不留活口这个命令确实存在。至少这个命令是针对动乱领导人的。”

接近这天中午，坦克部队向“白宫”开炮了……战争与死亡，由此将不可逆？

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当戈尔巴乔夫晋升为苏共总书记之时，一般传记将其由边疆区往中央的仕途起点，论为1975年的一次偶遇。这年9月，当时的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由莫斯科去巴库，火车途经戈尔巴乔夫任第一书记的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在火车停靠点与当地领导人小小会晤一下，这是苏共中央的一贯传统。戈尔巴乔夫在火车站候着呢，已经清场的站台，最后只剩下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与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记录了这次会见。这四个人的见面，谈话的主角当然是勃列日涅夫，“长时间的冷场，更长时间的冷场”。实际上，勃列日涅夫只问了两个问题。“我觉得总书记有些超然物外，对旁边这几个人不大理睬。这个场面让人感到难堪……”停留时间结束了，勃列日涅夫站在车门口，抓住扶手，忽然问安德罗波夫：“讲话如何？”“很好，很好！”安德罗波夫答道。这下倒真轮到戈尔巴乔夫惊讶了，安德罗波夫解释说：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感到言语困难，所以他关心自己“讲话如何”。“病夫治国”以及勃列日涅夫之病，如何是当时一个边疆区的书记如戈尔巴乔夫可以知晓的呢？后来安德罗波夫告诉戈氏，说这次见面令人满意。

苏共政治，尤其是组织与人事运作，宛如黑箱，非身居权力核心层者，无可得窥。即使如戈尔巴乔夫这样一位“封疆大吏”，也如雾里看花。更多的“政治分析家”以及传记作者看到的是：在这次车站见面的四位苏共领导人，先后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那么，推测这次晤面系勃列日涅夫的一次考查，而且“满意”，便顺理成章。虽然，戈尔巴乔夫未必这么认为。他实际的接触，跟想象里的干部考查，实在相距太远。

在自己的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将自己通往莫斯科苏共中央之途，论为与安德罗波夫的相识与相知。在这次“车站会见”的稍早一些时间，他们两人有过一次见面。“你考虑不考虑国家的事情？”戈尔巴乔夫问得很直接，安德罗波夫很意外这个问题。“再有个三五年，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可都得走了。也就是陆续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已经时日不多。”当时年仅44岁的戈尔巴乔夫，向61岁的安德罗波夫——“年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出这样的问题，未必唐突。苏共领导人的现实是，戈氏用当年苏联流传极广的笑话描述：党的“二十七大”怎么个开幕法？请代表全部起立，政治局委员都是抬着进去的。似乎，安德罗波夫开始并没有被戈尔巴乔夫说服，但戈氏仍不退缩，他说：“您记得吗，民间有个说法，叫做：哪个林子下面不带小灌木丛？”“小灌木丛”打动了安德罗波夫。那么，是否安德罗波夫直接促成了稍后的“车站会见”？安德罗波夫逝世过快，未留下任何答案。

戈尔巴乔夫（摄于2009年）

“小灌木丛”，很精彩。问题是，做哪个林子、谁的“小灌木丛”呢？后来，戈尔巴乔夫的结论是：“我想安德罗波夫在我的提拔上是‘插手’了，不过他并未对我做任何暗示。”

“车站会见”后三年，大学毕业即回到家乡斯塔夫罗波夫、并且在这里干了25年的戈尔巴乔夫，终于由边疆进入莫斯科，他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当选会议的休息期间，安德罗波夫迎上来，对戈尔巴乔夫说：“祝贺您，‘小灌木丛’。”稍令戈氏意外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走过来说：“祝贺您当选，很高兴您成为我们中间的一员。”

苏共中央的权力游戏，戈尔巴乔夫当然敏感。在其自传里，他描述随后与安德罗波夫见面——在戈氏表达自己将不会为取悦谁而改变自己之后，安德罗波夫很高兴：“那太好了。因为我看到柯西金已经开始竭力讨好你了。要顶住。”戈尔巴乔夫问道：“请您原谅……至今我认为我们俩是朋友。现在有什么变化吗？”安德罗波夫回答：“没有。没有！此话不假，我们俩是朋友。”这当然是一个盟约。

在回忆录里，除去为自己辩护的部分，戈尔巴乔夫足够坦率。当选中央书记的会议结束后，回到饭店，“有人在等着我：您可以使用吉尔轿车，房间里高频电话已经安好。您将有一名值班军官，所有的差事都交给他办……亲眼所见使我信服了克格勃机关和中央办公厅办事之干净利落。”另一位后来从边疆区来到莫斯科中央的叶利钦，在身份转换之际，对待遇的敏感一如戈尔巴乔夫，他注意到：“特供商品中最好的东西是药物。这是在专门的车间制作的，并经过特殊的医学检验，有好几层包装，上面还有好几个医生的签名。”

叶利钦在1989年竞选苏联人大代表时，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自传，在这本自传里，他用相当大的篇幅描述了“克里姆林宫贡品”制度：“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是乘专机，伊尔-62或图-134。在乘机时，一个人身边有好几个保镖和服务员。有趣的是，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所有最好的东西——别墅、特供物品，与外界隔绝的特供场所——全部属于这一制度。这个制度可以将这些享受赐予你，也能从你手中再夺回来。”

虽然后来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彼此都指责对方如何享受这种特供制度，并且贪得无厌，但回到他们晋升之初，他们的震惊，以及力图改变这种制度的真诚，还是不可否认。

晋升中央书记之际，戈尔巴乔夫所关注的制度，更是属于政治尤其是党务部分：“苏维埃日益成为地方利益的代表者，人民委员部则成为部门立场的体现者。党开始充当捍卫‘全国利益’的整合力量。中央和地方的党委渐渐开始越权代行国家机关的职能。不仅具有极权性质的权力机构发生变化，党本身和党的职能也在发生变化。它已不是一般的社会政治组织，而是社会管理机构，是正在形成的官僚命令体制的承重结构。”

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叶利钦，在其回忆录里叙述各自的晋升中央之初，“小灌木丛”渴望改革国家之梦想，十分醒目，而且真诚。只是，他们选择的道路，并不完全相同。

1982年11月10日，勃列日涅夫辞世；安德罗波夫出任苏共总书记，15个月后，辞世。即使戈尔巴乔夫也不讳言，无论安德罗波夫的愿望，还是实力，此际应由他出任总书记。但是，总书记之位，由年老病重的契尔年科接任。幸好时间也仅一年，契尔年科辞世。

1985年3月，54岁的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

反对者叶利钦

虽然跟戈尔巴乔夫一样的年龄，但叶利钦的仕途远没有戈氏顺利。在戈尔巴乔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差不多一个月后，叶利钦才接到了从莫斯科打来的长途，苏共中央书记建议他到莫斯科工作，出任苏共中央建设部部长。

作为同样边疆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叶利钦描述边疆苏联人与莫斯科苏联人的关系：当时全国盛行一种莫斯科综合征，这种综合征表现独特。其一，人们对莫斯科人一方面感到反感，另一方面又非常渴望迁到莫斯科，并且希望自己也成为莫斯科人，这其中的原因和根源十分明确。不是因为莫斯科人好，而是因为在当时那种紧张的社会经济形势下首都还算不错，也有当时总想搞一些波将金（摆样子的假东西）那种装样子的村庄的原因。

但是，叶利钦拒绝出任建设部部长。

直率大体是叶利钦天生的性格。叶利钦解释自己的拒绝：我这个中央委员在州委干了9年半的第一书记，一下子把我抽调到莫斯科去做中央建设部的部长，这似乎不符常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生产在全国排第三位，先前州党委第一书记都是去做中央书记，这是传统，而凭什么却让我去做一个部长？

从建筑工地起步的叶利钦，性格火暴，而且他以此为傲。在自传里，他记录他当总工程师时与局长的关系：有时他（局长）来工地嚷嚷一番，但我如果认为自己的做法正确，就不听他的，我行我素。这使他气得发狂。有时，我同他坐在同一辆车里，如果同他顶上几句，他就将车在半路一停，说：“给我滚下去！”我说：“我就不下去，哪怕将我送到哪个汽车站也行。”我们就这样在车中面面相觑，甚至要僵持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他不止一次地向市委提出将我撤职。

虽则如此性格，但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任用命令，还是无法真正拒绝的。叶利钦之所以能够成为莫斯科人，实则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和作用甚大。只是，后来两人成为政治上的对手，这一节被轻轻放过。

当时有人指责叶利钦在莫斯科第一书记位置上，对下面区委书记撤换太多，叶利钦对此颇为不服：在我任职期间，有60%的区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可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有66%的州党委第一书记被撤换。所以，从这方面讲我和戈尔巴乔夫可以展开一场争论，是谁在干部问题上做得过了头。——换上自己认可的干部，这是苏共体制核心法宝之一。戈尔巴乔夫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不是没有挑战者。当时的莫斯科第一书记格里申被授权起草政治局成员名单，这份名单里竟然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名字。格里申想当党的首脑，这是苏共中央众多委员共同的推测。但显然，这个时候，谁也比不过戈尔巴乔夫有声望，他顺利当选。在戈尔巴乔夫计划换掉的66%的州委、市委第一书记名单里，格里申自然排名靠前。谁来接任呢？

答案很快揭晓。上任仅两个月，叶利钦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同年底，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莫斯科市委书记、《真理报》第一副主编回忆他跟戈尔巴乔夫的一次休息室见面，话题谈到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时，戈尔巴乔夫禁不住脱口说道：“唉，要是再有那么几个叶利钦，我们就会更快地推进改革喽！”

很遗憾，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蜜月期”仅两年时间。

看起来莫斯科的工作并不那么容易，在任市委第一书记接近两年后，1987年9月总结莫斯科的工作，没有完成计划的企业达到39个。而且33个区中也仅有5个区完成了任务。后来，在苏共会议上，戈尔巴乔夫理解的叶利钦所说的原因是：他表示关于必须在最近两三年内达到改善人民生活的提法值得怀疑。——站在历史的后点来看，这种判断，可称为洞见。

只是，当时叶利钦自己也未必意识到莫斯科工作不见起色的因素何在。在写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他将莫斯科工作不力的原因指向了更高级的领导：我开始在一些高级领导人的行动和语言中发现一些从前尚未发现的东西。从前，他们关心和支持我们莫斯科的事情以及我的工作，可现在这已被一种冷漠所取代，特别是个别政治局成员更是如此。……我请求解除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接到这封信后，戈尔巴乔夫及时安慰了叶利钦。但随后事件再起波澜。在讨论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政治局会议上，叶利钦毫不留情地向戈尔巴乔夫的报告提出了20多条意见。“戈尔巴乔夫坐不住了，打断了会议，气冲冲地疾步走出了会场。这时，政治局全体成员和中央的书记们一个个都呆坐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就这样，大家僵持了大约30分钟。后来，戈尔巴乔夫又回到会场，开始发表看法，不过，不是针对我提的建议的实质，而是针对我本人，并且采取的方式全然是批判的，近乎歇斯底里。”

苏联解体后，这一历史事件的各个当事人都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曾经讳莫如深的苏共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其冲突，终有接近事实的披露。

稍后苏共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叶利钦再次要求发言，这次发言，公正地说，叶利钦意识到了已经开始改革的苏联的症结，“以传统方式改造传统苏联难以成功”。他说：“代表大会谈到了2～3年内完成改革，两年已经过去了，或者正在过去，现在又重新说，还需要2～3年，这使人民不知所措，使党不知所措。我们曾不断提出少发文件，可下发的文件一直很多。这些文件在地方引起人们应付的态度，或者说不信任的态度。然而决议还是一个接一个地被制订出来了……”

叶利钦所述种种，确实是当年苏联变革艰难的原因之一。只是，很遗憾，叶利钦的表达方式，不是那种容易被接受，尤其是苏联最高领导层所能接受的方式。而且，在发言的最后，叶利钦公开、近乎挑战式地提出：解除他莫斯科第一书记与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

这次会议上，26位苏共中央委员上台批判叶利钦，叶利钦出局，不可逆转。

更令人遗憾的是，政见上的冲突，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之间，又演化为情感上的对抗关系。两次会议后，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里记录：“（1987年）11月9日，我得到报告，说莫斯科市委发生一起重大事故：在休息室里发现叶利钦满身是血。此刻正在抢救。很快事情明朗了。叶利钦用办公室的剪刀假装自杀，他的这种做法不可能有别的解释。”而在叶利钦的自传里，他强调两天后，戈尔巴乔夫即命令仍在住院的他去参加莫斯科市委全会。“对这个做法，我永远也不会明白。一定要把一个病人从医院里揪出来，以便解除他的职务。即使戈尔巴乔夫对我态度不好，但他那样做——那样不人道，不讲道德……也确实让我没料到。”

两个注定要改变历史的政治家，在情感上不再可能融洽。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两年后，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出现，虽然当时看上去微不足道。因为这对政治对手的极端冲突，苏联的制度变迁，若以民主制度建立为观察轴，有了罕见的戏剧性的传奇。只是，惯常，我们过于注意的是人事冲突，而忽略他们对制度变迁，特别是新制度建立过程中的强大推动力。

叶利钦被解除了莫斯科第一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但戈尔巴乔夫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对待政治对手——“斯大林是杀害，赫鲁晓夫是让他们退休，勃列日涅夫则将他们派往遥远的国家当大使。”叶利钦被戈尔巴乔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正部级待遇）。但戈尔巴乔夫在通告这一任命后，告诉叶利钦：“我不会再让你搞政治。”果真？

苏联改革，经济问题的政治解决方案

戈尔巴乔夫为何要选择改革？苏联又如何解体？——戈氏政治生命的起点与终点，相信将是一直讨论的议题。这两个疑问，曾经流行的解释是美国总统里根“挤压战略”的结果，尤其是“星球大战”计划拖垮了苏联，里根之后的继任总统布什即如此宣称。但是，这个答案让人着迷，却不真实。

里根确实采取了“挤压战略”，其一对苏联进行制裁，禁止西方向苏联出口技术；其二以“星球大战”计划为主，掀起新一轮军备竞赛。美国研究者对此战略基本的共识是：美国在对苏联进行经济“挤压”时，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仍然向苏联提供技术，澳大利亚、阿根廷和加拿大向苏联提供粮食，“美国战略没有直接导致苏联的改革”。同时，美国在武装“星球大战”之际，苏联的选项却是主动削减武器，完全不对称，何言“竞赛”。真正的“国际因素”，研究者考古斯认为：“1980年后损害苏联的不是美国施加的经济压力，而实际上是油价的下跌、货币贬值以及西方国家的银行家做出不再贷款给莫斯科的欠有债务的东欧盟友的这一决定。”苏联解体20年后，更从容地观察曾经的苏联，这几种因素，作用更彰，值得细说。

苏联内部的自身的因素，才是戈尔巴乔夫选择改革的关键所在。

按苏联方面统计，1985年，苏联人均GDP为3396美元，不仅落后于西方国家，甚至还落后于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国家。而其人均收入，则为西方国家的1/3左右。一般而言，像苏联这样一个封闭的国家，其民众在当时并不可能有国际比较的概念，所以单由统计数据而论苏联人之变革动力，未必有据。只是，苏联经济的短项，农业生产，长期落后却在此际引发连锁性反应。苏联把国家投资的27%（美国为5%）、劳动力的20%（美国为3%）用于农业，但农业劳动生产率却只有美国的1/7，因此每年要用宝贵的70多亿美元外汇进口粮食。而上世纪80年代，石油价格猛降50%，已经低于苏联石油开采的成本，这不仅使苏联为石油输出而投资的大量输油管线成为无效益的投入，也使依靠石油出口维持经济的计划成为泡影。其经济增长率在1981年甚至低至1.5%，危机出现。

这就是戈尔巴乔夫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面临的形势。

就任总书记的当年，戈尔巴乔夫针对苏联经济发展出现的“停滞”趋势，提出了“加速”经济发展的战略；第二年，戈尔巴乔夫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强调“加速国家社会性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同时指出，必须对苏联经济机制进行根本改革。但是，如此经济“加速”发展两年，其数据显示，苏联经济反而停滞更趋严重。政治强人叶利钦在莫斯科完成不了计划，而导致他与苏共中央冲突，即在这一背景下。

如何理解苏联经济这种越加速越后退？这得重新认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简单讲，苏联的现代化之道是选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它在苏联早期的电气化，新的煤矿开采，大坝、铁路、钢铁厂、重工业中心等建设上，是极其匹配的一种经济模式，但早期的重化工业，以追求经济数量的粗放式经济增长，在过渡到经济内涵集约性增长方式上，却再也力不从心。所以，越是“加速”，受体制约束，越可能经济增幅减缓。当石油价格下降，出口难以获益之时，这种经济结构性弱点便暴露无遗。

有意思的是，初读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真相与自白》，会相对疑惑，戈氏对政治变革的热情，远远大于经济改革。与提出经济“加速”同时，戈尔巴乔夫倡导“公开性”。他记录说，第一次提出“公开性”时，“我的讲话既无任何底稿，又未事前与同事们磋商，这给政治局出了个很大的难题”。戈尔巴乔夫的“首席思想家”与“左膀右臂”都支持他把这次提出公开性的讲话予以“公开”，苏联电视转播了他这次讲话的录像。即使后来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仍不免得意：“当时关心时事的人都应当还记得，这次转播在全国引起了何等热烈的反响。”

与这种得意相比，在回忆录里，关于经济部分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或者戈尔巴乔夫只是一位党务出身的官僚，只知政治，不懂经济？这令人疑惑。

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在苏联，比我们想象的要紧密得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的前任们，在上世纪60年代就尝试着改革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并重建经济，英国研究者卡瑟琳·丹克斯分析：“改革中央计划经济的逻辑必然要求有某种形式的决策非集中化，要求国家计划委员会和莫斯科的中央部委下放决策权力。而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的教训是：将中央决策权力下放，却迅速扩展为普遍的对更多政治自由的要求。1968年8月，‘布拉格之春’被华沙条约组织的军队碾得粉碎。对莫斯科的勃列日涅夫领导层而言，这一教训明显：对经济失去控制，会使共产党的统治甚至使苏联社会主义处于危险境地，从而使得改革也陷于危险之中。”

在这一逻辑里，真实的境况是：在苏联，经济问题，是政治问题。

那么，反过来，解决了政治问题，经济问题亦将由此解套。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思路。如此路径，非居苏共总书记之高位，难有此思考，更不可能有此决心。

1987年，戈尔巴乔夫全面阐述了他的经济改革战略：“三自一全”——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劳动集体自治、完全经济核算。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出“新思维”，将改革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性因素。苏联变革，政治改革主导模式，由此确立。

作为非苏联的研究者，而且是在历史发生之后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对戈尔巴乔夫“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基本判断是：要同时进行民主化和市场化，这完全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事实上，甚至是只要实现前面两个要素的平衡（不带有其他附加条件），这在历史上都将是史无前例的。

但是，回到戈尔巴乔夫的历史现场，在苏联独特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关系传统里，尤其苏联要维系一个庞大的意识形态集团这一现实，他有更多的选择吗？至少当时，在政治改革主导模式下，对应于苏联的国际关系调整，看上去收益匪浅。传统由苏联领导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集团，在军事上、政治上以华约组织缔结紧密关系，经济关系由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统一。其运行方式：苏联以远远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向这一组织的成员提供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的资助。作为回报，这些国家把它们质量最好的商品出口到西方以获取外汇，而把质量低劣的产品提供给苏联。这当然对苏联经济是巨大的消耗，戈尔巴乔夫改变了这一格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由此摆脱苏联控制而获独立，苏联也因此摆脱政治与经济的两重约束，可以专心进行自己国家的经济建设。看上去，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解套之策。

这当然让戈尔巴乔夫对未来充满信心。只是，戈尔巴乔夫此举解开的只是第一个“俄罗斯套娃”，苏联之于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关系，亦如俄罗斯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于苏联的关系；社会主义集团既然可以解体，循此逻辑，苏联为什么不可以解体呢？这就是潜在的危险。

任何制度变迁都有成本，只是苏联变革的成本之昂出乎设计者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