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梭1853男表价格图片:中国瓷器出口的盛与衰

瓷器是中国带给世界和人类的一大贡献。
我国从商代开始掌握釉陶技术，发展到东汉末年完成了由陶器到瓷瓷器器的过渡。首先出现的是青瓷，因所含铁经还原焰烧成氧化亚铁而呈青色。主要有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方窑系。至隋代方出现白瓷，到唐代，形成了南青（越窑）北白（邢窑）两大系统，有很多名窑，还出现了著名的三彩瓷。宋代是制瓷技术的成熟期，出现了“定、汝、官、哥、均”五大名窑，技艺精良，产量也很大。到了元代，制瓷重心继南宋之后继续南移到景德镇，为景德镇瓷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并为其在明清两代成为全国制瓷业中心和饮誉世界的“瓷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西之间的贸易始于丝绸之路，当时中国外销的最主要产品就是丝绸和瓷器，中国也随之，先是被称为“丝国”，后又被称为“瓷国”。这一状况一直到了清代，茶叶才逐渐开始占据主要地位。
一、唐宋元三代的瓷器出口
真正的瓷器对外输出始于隋唐，输出的主要是越州窑的青瓷，邢窑和定窑的白瓷以及长沙窑彩绘瓷等等。主要输出到朝鲜、日本，东南亚地区，远到印度洋的斯里兰卡、印度、巴基斯坦到波斯湾，最远到非洲的埃及和苏丹，都有中国瓷器的影子。另外，唐代还有经新疆到波斯，由波斯商人转运抵叙利亚，以达地中海各国（如腓尼基、巴勒斯但等）商埠的陆上“丝绸之路”。
这一时期的高潮出现在宋初，到了宋元至明初，进入了对外贸易比较繁荣的阶段。宋代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陆上丝绸之路断绝，出现了广州、泉州、明州、杭州、密州等繁荣的贸易港。宋朝廷于开宝四年（971年）就开始在这些地方设置市舶司，专门管理进出口事务，而瓷器便是大宗外销商品。朱彧在《萍州可谈》中描述说：“舶船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贮货，人得数尺许；下以贮物，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中国瓷器就从这些港口运销南洋，并转运到波斯、印度西岸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宋朝廷在靖康以后，统治区域日益缩小，税源日益减少，因此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以增税收而助国用。据《宋会要辑稿》记载，高宗赵构多次下达“上谕”，说“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动以百万”（绍兴七年、 1137年），“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循旧法，以招徕远人阜货贿”（绍兴十六年、 1146年）等等。并且采取授与在外贸上有成绩的商人以官职的办法，进行鼓励。据南宋赵汝适《诸蕃志》记载，南宋嘉定十六年（1224年），仅与泉州有通商贸易关系的，就达五十六个国家和地区。瓷器的出口，也随着外贸的扩大而增长。
宋元时期中国航海的成就主要表现在印度洋航线上。一是可从波斯湾沿海岸向西行进而到达红海的吉达港，然后上岸陆行至麦加；也可以在苏丹边界的埃得哈布港上岸，驮行至尼罗河，再顺河而下到福斯塔特（古开罗）；还可以从红海口越曼德海峡到东非诸国。二是开辟了从马尔代夫马累港直达非洲东海岸的横渡印度洋的航线。
宋代出口的瓷器，主要是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和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沿海地区德化、同安诸窑的产品；也有广东湖安、广西西村、陕西耀州、河南临汝等地烧造的瓷器。由于景德镇的青白瓷与龙泉窑等地的青瓷大量输出国外，再加上窑工的南迁又带来了北方形成的新工艺，于是南方的青瓷白瓷的工艺水平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前进和发展，而形成了后来元朝瓷业中心南移的新局面。
元政府特别重视对外贸易，元在未建国前，早就与西域、阿拉伯国家有贸易往来。统一全国后，即设立泉州等处市舶司。至元廿一元年（1284年）以后，政府欲将海外贸易变为官办。由政府备船只，出资金，招人经营，所得官取十分之七，经营者得十分之三。禁民间私自贸易，但根本无法禁绝。因此终元一代，官营和民营的海外贸易都十分发达。外贸商品需要量的增加，必然会促使各类手工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元代的瓷器生产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元代的钧窑、磁州窑、霍窑、龙泉窑、德化窑等主要窑场，仍然继续烧造传统品种。元世祖忽必烈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元帝国在江西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最著名的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出口，受到广泛的欢迎。元代景德镇窑取得的各种成就，为明、清两朝制瓷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景德镇并因此在日后成为全国的制瓷中心，赢得了瓷都的桂冠。
二、明清是中国瓷器出口的最盛时期
明朝曾一度实行海禁，使外贸受到一定的影响，但瓷器的出口并没有停止，只是限制政府对外国的赠予。永乐年间以后瓷器输出的途径更多：政府的对外馈赠、入贡国使节的回程贸易、郑和的大规模远航贸易和民间的海外贸易等等。通过这些渠道，明朝的瓷器不仅继续畅销亚洲各国，而且也大量销售到欧洲。同时外商还根据本国的生活习俗和民族习俗，在造型、纹饰等方面提出要求，订购所需瓷器；我国许多窑场也适应西方市场的需要，生产专供外销的瓷器。明代瓷器不仅从海路输出，而且还从陆路对外销售。据万历年间刊刻的《野获编》记载，阿拉伯各国来我国进行贸易的商人，回去时所带的瓷器多达数十车。出口的瓷器，既有官窑的产品，也有民窑的产品。在品种上，不仅有青花瓷，也有釉上红绿黑三彩瓷。
明代的日用瓷器，除了宋元时期的大窑场如磁州、龙泉等地仍有烧造外，不同程度的粗、细陶瓷器生产遍及山西、河南、甘肃、江西、浙江、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其中，山西的法华器、德化的白瓷和江苏宜兴的紫砂器更是这一时期的特殊成就。
明代的郑和(1371～1435)下西洋其实是在继承宋元海外贸易航海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没有宋元的造船技术的积累和航海经验的传承，就没有郑和船队的辉煌。郑和航海的意义不在于其本身对贸易的贡献，而是由于他的活动，开辟了更多的航路，与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进一步促进了大中华（朝贡）贸易圈的形成和发展。
明代中晚期至清初的200余年是中国瓷器外销的黄金时期。输出的瓷器主要是景德镇青花瓷、彩瓷、广东石湾瓷、福建德化白瓷和青花瓷、安溪青花瓷等。其中较精致的外销瓷多是国外定烧产品，其造型和装饰图案多属西方色彩，还有些在纹饰中绘有家族、公司、团体、城市等图案标志，称为纹章瓷。这时期的外销瓷数量很大，17世纪每年输出约20万件，18世纪最多时每年约达百万件。输出的国家有东亚的朝鲜半岛和日本、东南亚及欧美诸国。运输路线一条是从中国福建、广东沿海港口西行达非洲，继而绕过好望角，沿非洲西海岸航行达西欧诸国；另一条是从福建漳州、厦门诸港至菲律宾马尼拉，然后越太平洋东行至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港，上岸后陆行，经墨西哥城达大西洋岸港口韦腊克鲁斯港，再上船东行达西欧诸国。这就是著名的“大帆船贸易”。近人考察，1602～1682年间荷兰东印度公司贩运的中国瓷器即有1600万件以上。在17和18世纪，中国瓷器通过海路行销全世界，成为世界性的商品，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明代在景德镇设置专为生产御器的官窑。又对民窑采取“官搭民烧”即“有命则供，无命则止”等手段，来为宫廷烧制瓷器，民窑得到普遍发展，景德镇成为全国瓷器的烧造中心。明代永乐、宣德时的青花瓷器，色调浓艳，具有元代青花的许多特征。明成化时，在釉下青花的瓷器上，再加上红、绿、黄、紫等彩，这就是著名的成化“斗彩”。明嘉靖、万历时，又兴起了“五彩”。清代也在景德镇设御瓷厂，但烧瓷主要都在民窑。清康熙时继承与发展了五彩，并创烧了“珐琅彩”。清雍正时期又烧制出“粉彩”。清乾隆时的突出成就是转心瓶的烧制，以及成功地仿烧漆、木、铜器物和各种果品等。清代瓷器，集历代烧瓷之大成并创造性地加以发展，达到了中国瓷器烧造的历史高峰。
三、中国瓷器在欧洲的盛行
中国的瓷器最初在西方是一种神秘的物品，因为与贝壳非常相似，欧洲人在很长时间内都以为是一种含有贝壳原料的制品。中国的瓷器不单是一种器皿，还是一种艺术品，激发了欧洲人的想象力，甚至于催生了洛可可艺术的时代，因为瓷器代表了一种纤细淡雅的情调。另一方面，瓷器除了作为餐具给西方人的生活带来根本变化的同时，也凭借器面的绘画，向西方介绍了中国的山川屋舍、人物服饰乃至于神话传说。这一切都使得西方人对东方文化无限的向往。使用中国瓷器，在欧洲已蔚然成风。不仅在上层社会以此为荣，在普通民众中也以此成为时髦。在王室贵族把拥有中国优质瓷器作为夸耀豪富的手段。甚至普鲁士皇帝选皇后，也不惜代价地用六百名撒克逊龙骑兵组成的四队近卫军与邻近的君主换取十二个巨大的中国瓷花瓶，为他的婚礼增辉。这就是所谓的“近卫花瓶”，现在还陈列在德累斯顿博物馆。一些国家喜庆典礼，也纷纷使用中国瓷。与此同时，在欧洲一些城市出现了经销中国瓷器的专门商号，仅在伦敦就有五十二家之多。
在贸易上，中国的三样支柱商品丝绸、茶叶和瓷器当中，瓷器又是远洋帆船最好的压舱货物，装在底舱，还可以防止茶叶和丝绸受潮，一举两得，简直是黄金搭档。
中国制瓷技术最早传播到朝鲜和日本。朝鲜在10世纪初即已仿造越窑、汝窑青瓷，日本在南宋和明初都曾派人来中国学习制瓷。11世纪中国陶瓷技术传到波斯，又从波斯传到阿拉伯，15世纪传到意大利及欧洲其他各国。14～15世纪中亚、欧洲所造陶瓷中常具有中国风格。但是一直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都没有制出真正的瓷器来。
大约在1575~1587年间，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陶工从葡萄牙人那里得到了有关中国瓷器原料成分的情报，以玻璃、水晶石粉、沙子、维琴察粘土、法恩扎白土等十几种原料，制出了一种软质瓷。其胎质、釉质都与中国瓷器相去甚远。1709年，德国的一位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制出了真正的硬胎瓷器。次年他在迈森开办了瓷厂。而此时，中国瓷器经由海路进入西方已近两个世纪。1713年，这个瓷厂的第一批产品出现在莱比锡博览会上。法国和英国直到18世纪60年代才掌握硬瓷的配方或者找到原料。但是此时的欧洲硬瓷生产才刚刚起步，产量小价格高，只能满足一部分人，大众的需要还是仰仗进口中国瓷器。
这一时期欧洲人采购中国瓷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大宗的普通瓷器，主要是向广州的瓷器商人购买。另一种是根据欧洲市场的需要定购，通常会以欧洲的意趣提供图样和订单，这一方式在18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1758年，荷兰从瓷器贸易中就获利达34519盾，利润率高达233%。当时的欧洲贵族流行在中国订购绘有自己家族纹章图案的纹章瓷，这一时期英国曾定购299套，瑞典也定购过300套以上纹章瓷。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景德镇等地大量定购白瓷，然后运到广州再按照从欧洲带来的图样加工绘制。18世纪60年代，除了釉上彩的烧制，广州的作坊还能够进行珐琅彩和斗彩的装饰。一位北美旅行家威廉·希基记载说：“在一间长厅里，约200人正在忙着在瓷器上描绘图案，施以油彩”。这样的工场有100多个，基本上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和产业化。而在广州河南地区也有很多农户在家庭中加工瓷器，卖给包买商，再转售海外。
四、英国制瓷业的发展和中国瓷器出口的衰落
中国瓷器的对西方出口的变化是在18世纪80年代开始的。
这一时期，有两个原因促使西方商人将中国瓷器的采购重点转向了比较低档的粗瓷。第一是东印度公司认为比较粗重的瓷器可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破损，而且在欧洲市场由于耐损耗的特点而需求量比较大。第二个原因却是当时的欧洲的制瓷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由于其更加迎合西方消费者的情趣，并且交货迅捷，在比较高档的瓷器上面尤其有竞争力。
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粗瓷的产量却在下降。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广州商人已经习惯了细瓷的加工，不重视粗瓷；二是当时中国粤海关的税则是粗细瓷均按重量抽税，使得粗重的瓷器反而税更多一些，影响了商人的积极性。
18世纪下半叶，英国出现了一位瓷业大王——乔赛亚·韦奇伍德，开创了英国乃至与欧洲陶瓷业的新局面。
韦奇伍德于1730年出生在英国斯塔福德郡的一个陶器世家。9岁由于父亲去世开始在陶器厂当学徒，24岁时成为一个陶器厂的合伙人，1759年他开设了自己的陶瓷厂。这时候他开始用新制的绿色和黄色釉制作奶油色陶瓷。据说为了改进这种白陶，他先后数年试验了1万多次，最后制出了一种“价格便宜，工艺简单，但外观新颖，无论了冷热均能保持色彩绚丽的陶器，”其中的一种仿制中国青花瓷的白地兰花瓷被称为“碧玉瓷”。为了便于原料和成品的运输，他还投资参与修凿运河和公路。韦奇伍德的第一台引擎旋床是他按照陶器生产的特殊需要在伯明翰的铸造厂改制的，1782年安装了第一台瓦特的蒸汽机，用在一些需要的工序上面。
韦奇伍德还是一个营销专家，为了推广他的奶油色陶瓷，先后在伦敦、巴思、都柏林等地开设了展厅和专卖店。1771年，他将自己的陶器包裹寄给了1000名德国贵族和上层人士，顾客可以选择按内附发票的价格买下商品，也可以退回包裹，结果大部分人买下了他的陶器。1763年，他将一套细陶餐具送给了乔治三世的夏洛特王后，两年后又为她生产了一套茶具，使他被任命为“王后特供陶工”，这样，他的陶器就有了“王后陶器”的美名。以上流社会认可引导市场的做法使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同时也打开了全欧洲乃至于世界的市场，到1783年，韦奇伍德陶瓷的出口率已占总销量的80%。179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停止购买中国瓷器。
但是这一时期，由于美国开始大量进口华瓷，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新的市场，使中国的瓷器出口市场逐渐由欧洲转向了北美。
这之后的中国瓷器出口就走上了下坡路，繁荣的顶峰已经过去，衰败似乎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历了英法等资本主义强国入侵和国内太平天国战争之后，官窑瓷器生产的数量和质量更趋低落，但民间日用粉彩瓷器却还有一定数量。
同治、光绪两朝，整个社会愈加动乱和衰败。在这一时期，景德镇的各制瓷窑厂，官窑虽然没有停止生产，但所制大多是一些宫廷婚喜、寿庆的应酬、赏赐之品。民窑所产，虽无特殊精致之作，但数量却仍是很大。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民窑中，制有一些比较好的仿古瓷，但这并不是当时制瓷业的主流。
随着欧洲瓷器的发展和日本瓷器的竞争，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国内制瓷业渐趋衰落。20世纪上半叶，制瓷业更加衰败。进入5O年代以后，瓷都景德镇才开始苏醒，一些名窑中断了一段时期后，也获得了新生。中国的瓷业又开始再度出现了比较繁荣的局面，但是重现17、18世纪出口的繁荣景象，估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